“20世纪初的新加坡食物包装故事”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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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07月 20 日, Saturday · 12:00 am

《埃尔金桥改名建议》

文:黎上增

(原文刊登于2019年5月18日/联合早报/交流站)


新加坡河上共有十二道桥,它们都建于二十世纪之前,见证了新加坡开埠到今日的政治与经济发展,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这些桥的命名大都与新加坡的地名, 如浮罗西贡(Pulau Saigon Bridge),或对新加坡发展有贡献人士, 如陈金声(Kim Seng Bridge)有关,克里门梭桥(Clemenceau Bridge)与埃尔金桥(Elgin Bridge)却是例外。

克里门梭桥纪念的是在1920年访问新加坡的法国总理,而埃尔金桥所纪念的却是一个臭名昭彰的英殖民时期印度总督——埃尔金伯爵八世(The 8th Earl of Elgin)。

埃尔金伯爵八世的原名是James Bruce。他出生于显赫的埃尔金伯爵家族,享有世袭的伯爵(Earl)头衔。埃尔金八世曾经派驻中国并曾率领大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侵略中国。在侵华时期,他让英法聯軍侵占及大肆破坏圆明园,然后放火将之焚毁,造成许多文物被掠夺,至今大家熟知的十二生肖兽首铜像及其他国宝级文物仍然四散各地或下落不明。他在当时下令焚烧圆明园确实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是所有爱惜文物者胸口永远的痛,他要是不犯错的话,我们今日可有多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让人参观。我在国家博物馆接待访客讲解新加坡历史时,常无法向游客解释为何新加坡人对埃尔金如此宽容,还在新加坡河上保留着他的名字。

埃尔金桥 (德兰摄)


埃尔金桥俗称水仙门吊桥,据说在新加坡开埠后不久,这里就已建造了一座简单的木桥方便两岸交通。历经数次改建及改名,这桥梁已在1862年改建成铁桥并以当时有赫赫战功的印度总督埃尔金伯爵命名。

新加坡在殖民地时代以印度总督为地标命名并非罕见,但是埃尔金在鸦片战争的负面形象已深入人心,况且,他的父亲埃尔金伯爵七世也曾在希腊雅典掠夺巴特农神殿的文物而让人不齿。著名作家雨果就看不过眼因此说过:“我们自称文明,说他们野蛮。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所做所为。” 我们要以历史为鉴,认识历史。

新加坡已经摆脱英国殖民者而独立,再怎么纪念一个英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已毫无意义了。今年为新加坡纪念英国人开埠两百周年,我认为我们可以借用这个良机把埃尔金桥改名为 Bicentennial Bridge(双百桥)。这可以改变新加坡纪念埃尔金家族的负面形象,也可以让后人知道埃尔金桥改名所赋予的历史教训。

(文章纯属个人意见)

相关文章:

李国樑《圆明园与新加坡》https://nmsmandarindocents.wordpress.com/2015/12/13/%E5%9C%86%E6%98%8E%E5%9B%AD%E4%B8%8E%E6%96%B0%E5%8A%A0%E5%9D%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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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民防部队- 民防建设队

  • 皓琦

( 原文发布于2019年5月11日 / 联合早报/ 缤纷行业 )

民防建设队属国民服役义务,建设队与当时已经建立的“民防队”相辅,是我国民防的两大支柱,可算是民防部队的雏形。

建设队学员得接受九个月的基本建设训练

8484对92个新加坡公民来说,应该有特别的意义。1984年4月8日是我国 “民防建设队” 的先锋军(第一届),完成全职国民服役义务,拿回红登记(身份证)的满役日,也就是过去俗称的ROD (Run-Out-Date)。

现在每年的2月15日是“全民防卫日”,当天下午6点20分,全国的空袭警报齐响,让国人不忘1942年2月15日当天,英军抛弃新加坡,向日本签下无条件投降条约的那一刻。

说到全民防卫(现称全面防卫),不能不提民防部队,提起民防部队,不能不说说我国特有的“建设队”。

成立“建设队”新闻发布稿 (国家文物局档案)

民防两大支柱

新加坡内政部于1981年9月9日,宣布成立民防建设队( Construction Brigade),这“建设队”与当时已经建立的“民防队”相辅,成为我国民防的两大支柱,可算是目前的民防部队(SCDF)的雏形。

虽然被征召加入建设队也算是国民服役,不过它与传统的军训完全不同。被征召入建设队的适龄公民,先会接受三个月的基本民防训练,如纪律步操、健身操练、救护救援和救火等技能,接下来的九个月就会分批接受木工、髹漆、砌砖、铺砌地砖、扎铁、电线和水管装置等的训练。受训毕业后,继续加入建屋发展局的承包商建筑队伍18个月,前后两年半才算满役,然后被编入民防后备部队。

建设队纪念锦旗(新加坡民防局资料)

待遇优厚的工作

根据当时的统计数字,我国每年平均缺乏两万名建筑劳工,不过内政部重申,建设队并非要协助解决建筑劳工短缺的问题,完全基于民防建设所需,而建屋发展局则提供最好的训练环境。

与典型的国民服役比较起来,建设队的薪金待遇非常优厚。首12个月的受训期,薪金比一般国民服役部队的110元要多加250元,毕业后还有1000多元的奖励金存入公积金户头。接着下来在承包商服务的18个月,则随行情和表现,月薪也在1000元左右。在那个工艺学院毕业的技师的月薪也不过大约500元的时代,加入建设队可算是一份待遇优厚的就业选择。

建设队队员满役证书

2002年走入历史

从1984年10月开始,建设队每三个月就征召约300人入伍,到1987年已有超过6000人完成训练,编入后备部队有2700多人,不过满役后继续留在建筑行业的,却只约700人。

满役后的建设队员会得到“退役证书”和“技工第三级”证书,对要继续留在建筑业发展的技工,可是一种专业的认证。

建设队制度一直到2002年才完全走入历史。当时的建筑业不但辛苦,而且安全条件也不完善,所以建设队员在建国的路上的确也付出了血汗。

以另一种方式完成国民服役的做法不只是在新加坡而已。法国早年也同样有国民服役制度,当时为了鼓励国民到海外发展舒缓国内就业问题,适龄男性国民愿意到外国任职一年以上,可以豁免国民服役,这也算是尽了公民义务。

明年将是建屋发展局成立60周年,或许建设队这一段小插曲会重新被提起也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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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百二十年春秋事

  • 刘家明

(原文刊登于2019年5月2日 / 联合早报 / 谈古论今)

1819年的某一天,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位爵士在新加坡河登陆,与本地马来王室苏丹签下一纸《友好联盟条约》。虽然接下来双方的关系和发展都不是真的那么友好,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联盟,但那总算是把新加坡推向另一段历史的过程,其历史价值不能就这样抹杀。

《友好联盟条约》每页分左右两边,左边写的是英文,右边写的是爪夷(Jawi)文,文件里说签约的日期是1819年2月6日,也就是回历(Hujira)的1234年,第四个月的11日。

如果去网络查看回历的换算,1819年的2月6­日是回历1234年的4月10日,没听说过这200年来回历有做过什么调整,所以怎么就差了一天?看来较合理的解释是时差,也就是说东南亚比阿拉伯地区早天亮。不过如果去翻阅文西·阿都拉的自传/回忆录《阿都拉传》,会发现里面至少有四个同时记录回历和公历(阳历)的事件,有相差一天的,也有相符合的,也有少了一天的,所以在缺少参考文献的情况下,要准确记录历史事件是不容易的。

几十年来自小学到中学所学到的历史,都说小红点是由三佛齐时代的巨港王子桑尼拉乌他玛命名为“狮子城”新加坡拉。桑尼拉王子、新加坡拉、伤人的剑鱼、红山、大力士巴当等等的传说和故事,都说是源自《马来纪年》这部手抄流传下来的古籍。

后来从国家博物馆、网站等的资料得知,桑尼拉乌他玛王子登陆时是1299年。我们的历史可以在时间轴往前挪移不少当然很高兴,1299年到现在2019是整整720年了。不过,如果1819年的事都可能有一天的差别,那1299年是怎样推算出来的呢?

在有关新加坡的部分,《马来纪年》里基本上是没有记载绝对的年份和日期。一般上是某某王即位后,在位若干年后又由谁继位,事件的记录也是“有一天”或“几个月后”之类的,若要真正推算,又没有其他资料佐证,难度是天大的,还好这些事早就有历史学家去做了。

1948年2月26日,本地的《海峡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一篇由赖乐翰博士(Dr W. Linehan)刊登在《英国皇家亚洲协会马来亚分会会刊》(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标题为《新加坡14世纪的国王》的文章。赖乐翰博士从《马来纪年》出发,抽丝剥茧,结合了中国明朝的记录、葡萄牙的编年史及爪哇的文献和记录,推论出新加坡在14世纪的大约100年里的五个统治者的在位年份。

最重要的当然是关键的1299年了。文章也提出对新加坡拉末代王朝的灭亡、君王及马六甲建立的看法。从文章发表过后的反应和评语来看,新加坡拉于1299年建立的这件事,应该没有什么争议性了。因此,小红点的历史到现在(2019年)可以说至少有720年。

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历史相比,720年说长不长,而且我们还这么幸运处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应该好好尽量研究和挖掘更多资料,为后代记录我们的历史。目前的历史 “研究” ,尤其是从1299年到1819年间,数量不多,而且都散落在坊间专业和非专业以及学术界之间,没有一个较“统一”的版本。再加上网络信息泛滥,正史、野史真真假假,莫衷一是,以讹传讹,众说纷纭,令人无所适从。现在应该是有公信力的“有关当局”出手的时候了。

今年到处是一片回忆和纪念新加坡正式踏入世界政治舞台200年,或许这也是“有关当局”出手的最佳时刻,把到目前为止所收集到的、证实的资料,为小红点的历史建立一个官方的基本版本,“通告天下”我们共同认知的历史过去。从这个版本开始,日后继续研究和增添、传承,也可算是为后代留下“开埠200年”的一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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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书和画

新加坡篇(二)香雪庄藏品

赵宝宗


    和袖海楼一样,香雪庄也是一个新加坡成功华商的收藏传奇。

    庄主陈之初博士(1911-1983),原署陈兆藩,1911年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潮安东风乡。四岁至17岁间在中国长大。1928年返回新加坡从学徒做起,创办“长丰”和“隆荣”两商号,经营胡椒甘密橡胶咖啡等土产贸易。朝鲜战争后凭胡椒贸易大获其利,享有“胡椒大王” 之美誉。

    陈氏有雅好,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就开始收藏中国艺术品,取“梅花之清香”之意“香雪庄”为自己的斋号。历时四十多年,发展成为新马区域时间最早、规模最大、藏品最精致的私人收藏。陈氏本身具备过人的艺术鉴赏能力,收藏中不断学习积累中西美术史、艺术潮流与流派、书画名家生平及创作技巧等系统翔实的知识,故每每慧眼识宝。加之经济实力雄厚,每遇佳作机缘,不论要价高低,总能当机立断纳而珍之。因之所藏数量品类不断扩大,声名远扬。香雪庄主要藏品一度多达七百件,包括书画、陶瓷、端砚,印章,青铜器、紫砂器、玉雕,竹刻等。其中,陈氏对水墨画最为钟爱,藏画自然就是香雪庄的收藏核心。这些藏品就收藏在陈氏大宅里(真大的大宅!), Upper East Coast Road 311号(后来迁到的Bournemouth Road 70 号)。宅院里室内鱼池旁有饶宗颐(1917-2018)赠与主人的嵌名联:得有人力振古,最宜日此观鱼 。 

陈之初在东海岸路上段的陈氏大宅建立香雪庄(1953年摄)

香雪庄书画藏品包罗宋元以来的名家作品,最大宗收藏是晚清著名画家任颐(伯年)(1840-1895)的作品。陈博士和比他年长四岁的上海大藏家钱镜塘(1907—1983年)一样,最钟情的画家是任伯年(据传钱镜塘最多时收藏有任伯年的大小作品2000来件,最出名的一件是《华祝三多图》),相信是受徐悲鸿对任伯年“500年第一人”的定位影响。陈博士从三十年代起与黄曼士(1890-1963)交好,通过黄氏结识徐悲鸿(1895-1953)。在徐悲鸿和黄曼士的介绍下,陈之初搜集了任伯年大量作品精品,据说超过百多幅,主要收录于1953年出版的《陈之初藏任伯年画集》。其中一套四屏《八仙图》,以简笔描绘了八仙独立超然的神态,是他绝少成套的人物画,陈氏视为珍宝。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 (1942年2月到1945年8月),为防画作遭到损坏,他把这套画作埋在他岳父的橡胶园里。

任颐《八仙图∕1880年作品∕四条屏 水墨设色纸本/150 x 81.5cm

    香雪庄收藏陈氏最钟情的在世画家徐悲鸿作品更是数量多水平佳。徐悲鸿在新加坡完成的彩墨画《双马》,就曾挂在他的书房墙上。香雪庄多幅藏画上都有徐悲鸿致陈氏的亲笔题款。这种情景不限于徐悲鸿,黄宾虹,张大千、溥儒、赵少昂等都有亲笔题款的精品。

陈之初博士在书房 (照片取自网络)

徐悲鸿《双马》∕1940年作品 水墨设色纸本/262 x 132cm

徐悲鸿 《柳鹊》∕1939年作品 水墨设色纸本/247 x 53cm

(作者题款:之初先生雅教)

                               黄宾虹《山水》∕1950年作品 水墨设色纸本/141 x 21cm

(作者题款:北宋人多兼吴道子、王摩诘两家法,而变唐画刻划之迹,此甚进步。之初先生属)

    香雪庄的书法收藏也极为丰富,明万历探花张瑞图(1570 – 1644),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铁保(1752-1824),民国沈尹默(1883-1971)等名家大作。陈之初博士本人自幼对书法有浓厚兴趣,并努力钻研名家墨迹,从颜、柳,入手,继及行草,旁及明清各家,博采众长,所作“五色书”,“彩墨书”,自创蹊径。他多次参加本地和海外的艺术展览及日本国际书道展。 1979 年出版《陈之初书法》,1982 年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举办个展,并出版了《陈之初书法》( 二集 )。

张瑞图《五言诗》∕?年作品∕四条屏 水墨绢本/251 x 56 cm

    在收藏书绘画的同时,陈氏结识了不少新马当地和来自中国的画家。曾与于右任、徐悲鸿、张大千、何香凝、溥雪斋、赵少昂诸师交好,经常邀请海内外的文人雅士到家里雅聚,切磋指授,与本土藏家如“虚白斋”的刘作筹(1911-1993)、“袖海楼”的杨启霖(1917-1998)交情深厚。收藏家、研究者和字画商,也经常受邀到香雪庄做客,新加坡先驱书画家,都曾是陈博士的座上客。当年国内外书画名家以到香雪庄做客赏珍藏为荣,还有台湾画家组团来看画,陈氏甚至慷慨资助国外的艺术家朋友飞来新加坡看画。他自资刊印《任伯年画集》、《香雪庄藏印》上下册、《香雪庄书画选集》、《齐白石印谱》等,免费分赠海内外文化机构及人士。

陈之初博士于国泰酒楼宴请新加坡书画家和收藏家(摄于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左起:陈人浩,刘抗,?,杨启霖,?,陈之初博,陈景昭,王梅痴,?,陈文希,和陈宗瑞)

陈之初博士是一位慷慨的艺术赞助人,对新加坡当地的文化艺术贡献良多。在1972年他将30幅名家书画珍藏捐赠前南洋大学李光前文物馆。1977年,由著名史学家地学家教育家张其昀(1901年-1985)创办的台湾华冈中华学术院(1980年改为中国文化大学)特颁予名誉哲学博士学位,籍以表彰其对文化艺术事业超卓贡献。1977 年,陈先生慨捐新币五万元予新加坡艺术协会(Singapore Arts Association)设立“陈之初艺术基金”,作为进一步奖掖当地艺术后进,及促进当地艺术活动的一种工作与承担。随着陈氏家的不断捐赠,到2015年该基金累积至新币120万元。1979年命名为“陈之初博士美术奖”(Dr Tan Tsze Chor Awards),年度举办,是本地最长寿的美术奖和具指标性的美术竞赛。陈之初博士美术奖每年吸引约200份作品参赛,40年来默默培育不少美术人才,从1979年第一次美术家林欣欣,在新加坡文化奖的获奖者中,多位曾经得过陈之初博士美术奖书法水墨组奖。

2000-2002年陈氏家人将香雪庄的部分藏品中国近代书画、端砚、印章、陶瓷捐献给亚洲文明博物馆 。2002 年 6 月,亚洲文明博物馆举办了“陈之初书画作品珍藏展”。2006 年亚洲文明博物馆出版“香雪庄珍藏”,收录陈氏家族捐赠文物当中的一百三件作品。香雪庄部分藏品近年也通过内地艺术品拍卖市场回流大陆,凭借业界声望和引人注目的藏品,在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上海朵云轩、云南仁恒等众多拍卖公司出现,成交率非常高。


(除另有说明外,本文图片拍自‘陈之初香雪庄珍藏’)

参考书目

The Xiang Xue Zhuang Collection Donations to Asian Civilization Museum

The Art Book of Chinese Paintings  (by Ming Deng)

https://kknews.cc/zh-cn/history/x3mpgvg.html

Rediscovering Treasures:Ink Art from the Xiu Hai Lou Collection

Singapore through 19th Century Prints & Paintings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mini-columns/story20180120-828515

大批珍贵书画捐赠后极少展出 陈之初之子陈玉仪: 太可惜

https://www.zaobao.com.sg/culture/arts/story20160517-617890

李伟南(1880 – 1964)参考资料

https://libportal.nus.edu.sg/media/lib_ch/sg-lee-wee-nam.pdf

新加坡四大书画收藏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58d6550100chiz.html

邂逅「香雪庄」

http://www.sgwritings.com/2276/viewspace_46108.html

“香雪庄”藏品风头健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50820/0432274070.shtml

名聯觀止: 下

梁羽生

https://books.google.com.sg/books?isbn=9578499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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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书和画

赵宝宗

 

引言

 虽然进程贬褒有异,但“一带一路”成为热搜确有几年矣。此“一路”乃丝绸之路也。“丝绸之路”是德国地貌学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年5月5日-1905年10月6日)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第一卷中首次提出,原指中西陆上通道,因为主要贸易是丝绸,故名。此名出现后,学术界又延伸出“海上丝绸之路“。在陆上丝绸之路之前,或已有了海上丝绸之路。最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是法国汉学家沙畹(本名爱德华·埃玛纽埃尔·沙瓦讷,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1865年10月5日-1918年1月29日)。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可以追溯远到秦汉时期,唐宋时已相当繁荣,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贸易航线之一。在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是丝绸,到了宋元时期,瓷器的出口渐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也称其海上陶瓷之路。还由于舶入的商品主要是香料,也称作海上香料之路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明朝时郑和下西洋更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了极盛时期。南海丝绸之路从中国经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

sea silk road

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这横跨太平洋印度洋连接东西方的大路上,两千年来流通着丝绸陶瓷香料和银元,发生着喜剧悲剧和闹剧,有物流人流一定也有文化流。对了,书画!一定有中国书画流!我们来挖掘下这海上丝绸之路沿途留下的书和画。

新加坡篇(一)袖海楼藏品

中国书画的海外收藏哪里排第一?没有权威发布,欧美大牌老牌博物馆一定收有中国书画,特别是古字画纸本绢本刻本拓本。但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新加坡无疑是收藏中国书画第一名的首选,至少在非官方收藏近现代书画方面首屈一指。先来看袖海楼藏品。

“袖海楼”珍藏是新加坡迄今保存最久规模最大的中国书画私人收藏。由新加坡早期潮商领袖杨启霖(1917-1998)建立,自1950年代至1990年代,历经40多年的积极蒐藏,全盛时期拥有近千件藏品,与黄曼士(1890-1963)的“百扇斋”,刘作筹(1911-1993)的“虚白斋”,陈之初(1911-1983)的“香雪庄”被公认为新加坡的四大中国书画收藏。“袖海楼”之堂号来自杨氏的朋友兼艺术总监陈宗瑞(1910-1985),取意于北宋大文豪苏轼的诗句“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

一年前(2017)的联合早报上有介绍杨启霖和他独特的收藏方式的刊出。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在2017年举办《袖中有东海:袖海楼水墨藏珍》特展,首次公开展出大批珍藏画作,董其昌,陈洪绶、任熊、任薰、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陈文希及范昌乾等大家作品均有在列,既飨现代水墨画同好,又为本地大众开启一方艺术天地的大门。袖海楼大批珍藏由国家级展馆展出,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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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熏《花香鸟语》∕1868年作品∕六条屏 水墨设色绢本/217 x 51.5cm/袖海楼收藏

    袖海楼收藏以画作为主,时间涵盖由明朝到现代长达500年。由传统到近现代各家各派书画风格云集,兼中国与南洋水墨创作,构成1990年代袖海楼收藏全盛时期的特色。集中体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期间现代中国水墨画风流变脉络,以及变革至今的艺术风貌。

在袖海楼藏画中,不但海上四任(任熊、任薰、任颐、任预)作品收集齐全,与新加坡因缘深厚的徐悲鸿作品,更为杨氏所喜爱,其中徐悲鸿在东南亚创作的代表性水墨人物巨画《六朝人诗意图》堪称袖海楼收藏的镇馆之宝。衣若芬老师还特别撰文分享她欣赏这幅画的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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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六朝人诗意图》/1939年作品/横幅 水墨设色纸本/101x202cm/袖海楼收藏

除中国水墨作品,袖海楼也收藏有新加坡多位先驱书画家如陈文希、陈宗瑞、刘抗的作品,成为以中国近现代水墨为主的袖海楼藏画里一项独特的南洋风格收藏。

陈文希《长臂猿》

陈文希《长臂猿》∕1979年作品∕立轴 水墨设色纸本/66.5 x 132.5cm/袖海楼收藏

    袖海楼所藏书法则以清及民国为主,杨氏有传统藏家偏好大品的习惯,喜欢大中堂画作,收集不少六条屏甚至十二条屏的书法。

吴昌硕《石鼓文四条屏》

吴昌硕《石鼓文四条屏》/1911年作品∕四条屏 水墨纸本/176 x 47cm/袖海楼收藏

 袖海楼藏品从无到有的积累过程体现了中国大陆南来华人移民在战后新加坡社会与国家发展中的成功和贡献。杨启霖先生并非传统文人背景,最初收藏动机更多是商业考量而非爱好传统华族文化,但随之激发出的对中国历史和传统华族文化的仰慕之情,确是其持之以恒敢于大手笔投入的基础。只凭一时的爱好和收藏热情显然是难以企及如此宏大规模。虽然战后特别是新加坡独立后经济崛起为文化收藏提供了物质基础,但两段时间成为袖海楼收入大量藏品的契机。其一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陆闹文革,中国商品进出口公司一度将全国各地文物商店里的大量传统书画出售到新加坡,杨启霖敢敢整箱包下,是这些“出口货”的主要购买者。这些书画虽然水准不一,但均经过文物商店甄选,有一定水平,古今书画都有,数量庞大,构成其收藏的重要部分。其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纽约和香港开始拍卖中国书画,杨启霖又积极参与竞标,经常击败囊中羞涩的大陆客和钱多不识货的日本客,为袖海楼揽入大量高质量藏品。与民国上海大收藏家钱镜塘(1907-1983) 相似,杨启霖建立了一个独特而有效的品鉴方式,包括购藏前请当地画家陈宗瑞和藏家刘作筹等专家好友把关,以及购买后的“雅集品鉴”。已故“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杨仁恺(1915-2008)(与谢稚柳1910-1997、启功1912-2005、徐邦达1911-2012、刘九庵1915-1999大师合称为中国书画鉴定“五老”)曾应邀南来为袖海楼品鉴藏品。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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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眼鸡·越洋人》的时代精神

这是一个四海为家的时代,但也是一个寻根的时代。正因为交通与通讯的便利,大幅拉近了国与国以及人与人间的距离,但也更让有识之士醒觉了“寻根”的重要,正因为不知过去何以明未来,人只有在确知自己根源何处,方能站稳脚跟,更好的营建将来。

李国樑先生在这数年之中,以雷霆之势连续出版了诸如《广东妈姐》、《这是新加坡》、《奔向黎明》等数本关于民间历史的优秀作品。不同于市面上部分关于文史研究的作品,内容多专注于史料的列陈,在他的书中,你总可以品味出那份出于内心,对于属于自己“根源”的珍惜之情。

他在最新力作《大眼鸡·越洋人》中,立足于新加坡这个中国先民下南洋的集散地,借由近代新中两地大环境的变化与民间记忆,回顾这些乘坐“大眼鸡”来到狮城的“越洋人”,他们在新加坡所留下的印记,为新加坡历史所添增的色彩。诸如“下南洋”为何会是“卖猪仔”;“余仁生”曾是汇兑业中的一员;南来的女性移民族群中,除了为人熟知的“妈姐”、“三水妇女”还有“妹仔”、“阿姑”、“琵琶仔”。而来到狮城后的“越洋人”如何互助相携,除了联系乡情的会馆,尚有百年树人的华校私塾,疾者有养的留医院,亡魂有托的碧山亭。书中没有枯燥的史料堆砌,只有一个又一个生动的人物;一段又一段感人的故事,阐述着“越洋人”与狮城相融而成的精神文化。

虽然本书的内容以广东人为课题,但正如作者所言,文中所载写的自信与坚持的精神代表着十九世纪以来,敢驰骋于马来群岛和印度洋,挑战海洋的各族人士。更祈愿这份精神力量得以绵延发扬。

陈珀如于2018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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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洋人的缤纷乡情

水木作坊出版社,国家图书馆讲古同乐会 联办

《大眼鸡·越洋人》《乡情祠韵》

新书发布会

戏剧小品《七家房客闹星洲》

2018年3月18日,下午3时至4.30时

国家图书馆16楼观景阁

节目

  1. 新书发布仪式
  2. 出版人辛羽讲话
  3. 《大眼鸡·越洋人》作者李国樑讲话
  4. 《乡情祠韵》作者洪毅翰讲话
  5. 《七家房客》戏剧小品,国家图书馆讲古同乐会呈献。蔡美娥创作,刘健茂手风琴伴奏。
  6. 茶点

简介

《大眼鸡·越洋人》

清朝雍正年间,规定各省的船只必须涂上不同颜色的漆料。自此,下南洋的福建船涂上青色,广东船(包括潮州)涂上红色,船头画上眼睛好认路回家。广东人称这些红头船为“大眼鸡”。

新加坡曾经是英国直辖殖民地,下南洋的集散地,也是这个区域最发达繁荣的海港城市。许多当代的研究报告与文艺创作通过中国的眼光来看过去的年代,《大眼鸡·越洋人》的着墨点则是通过新加坡的大环境与民间记忆来回眸来时路。本书相关内容已用于新创建的广惠肇留医院文物馆(任重道远馆)和广惠肇碧山亭文物馆。

本书为联合早报书选2017入选书籍之一。

作者李国樑,原为专业的特许船舶工程师,人到中年后告别任职多年的工程领域,投入民间文史工作,并通过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义务中文导览、博客、传统媒体等平台结交同好。出版的其他单行本有《广东妈姐》、《这里是新加坡》系列、《奔向黎明》。

《乡情祠韵》

位于芽笼17巷的万山福德祠外观朴素,乍看似一座地方小庙,殊不知它是加冷地区的一座历史地标,见证新加坡早年工业史的兴衰。由早年砖窑和窑工创设的福德祠,是以广东四邑人为主,早已淹没在历史洪流中的沙冈村的社区中心,在当地负起信仰、教育等社会功能。经历了百余年沧桑的万山福德祠依然岿然屹立,不过城市发展的脚步日渐逼近,庙宇能否在原址保留还是个未知数。《乡情祠韵》记录了福德祠这段渐渐被人忘却的历史、以及其宗教和民俗文化,如火龙表演,土地诞庆祝等活动,借此让更多人认识本土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作者洪毅瀚,正业是工程师,业余从事本土及东南亚华社历史与文化研究,范围包括本地庙宇、华社义山等;并参与庙宇和坟山的导览活动,曾在报章、会馆刊物和网上发表文章,并撰写与编辑数本书籍。

《七家房客》戏剧小品

约半个世纪前新加坡的某个角落,住着一群各籍贯的移民。他们同在屋檐下,以各种不同的语言沟通,虽然鸡同鸭讲,却是温情满人间。

《七家房客》由国家图书馆讲古同乐会呈献。

有兴趣出席的朋友, 请到国家图书馆的网址报名:https://www.nlb.gov.sg/golibrary2/e/event-7662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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