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书和画

赵宝宗

 

引言

 虽然进程贬褒有异,但“一带一路”成为热搜确有几年矣。此“一路”乃丝绸之路也。“丝绸之路”是德国地貌学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年5月5日-1905年10月6日)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第一卷中首次提出,原指中西陆上通道,因为主要贸易是丝绸,故名。此名出现后,学术界又延伸出“海上丝绸之路“。在陆上丝绸之路之前,或已有了海上丝绸之路。最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是法国汉学家沙畹(本名爱德华·埃玛纽埃尔·沙瓦讷,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1865年10月5日-1918年1月29日)。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可以追溯远到秦汉时期,唐宋时已相当繁荣,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贸易航线之一。在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是丝绸,到了宋元时期,瓷器的出口渐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也称其海上陶瓷之路。还由于舶入的商品主要是香料,也称作海上香料之路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明朝时郑和下西洋更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了极盛时期。南海丝绸之路从中国经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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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这横跨太平洋印度洋连接东西方的大路上,两千年来流通着丝绸陶瓷香料和银元,发生着喜剧悲剧和闹剧,有物流人流一定也有文化流。对了,书画!一定有中国书画流!我们来挖掘下这海上丝绸之路沿途留下的书和画。

新加坡篇(一)袖海楼藏品

中国书画的海外收藏哪里排第一?没有权威发布,欧美大牌老牌博物馆一定收有中国书画,特别是古字画纸本绢本刻本拓本。但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新加坡无疑是收藏中国书画第一名的首选,至少在非官方收藏近现代书画方面首屈一指。先来看袖海楼藏品。

“袖海楼”珍藏是新加坡迄今保存最久规模最大的中国书画私人收藏。由新加坡早期潮商领袖杨启霖(1917-1998)建立,自1950年代至1990年代,历经40多年的积极蒐藏,全盛时期拥有近千件藏品,与黄曼士(1890-1963)的“百扇斋”,刘作筹(1911-1993)的“虚白斋”,陈之初(1911-1983)的“香雪庄”被公认为新加坡的四大中国书画收藏。“袖海楼”之堂号来自杨氏的朋友兼艺术总监陈宗瑞(1910-1985),取意于北宋大文豪苏轼的诗句“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

一年前(2017)的联合早报上有介绍杨启霖和他独特的收藏方式的刊出。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在2017年举办《袖中有东海:袖海楼水墨藏珍》特展,首次公开展出大批珍藏画作,董其昌,陈洪绶、任熊、任薰、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陈文希及范昌乾等大家作品均有在列,既飨现代水墨画同好,又为本地大众开启一方艺术天地的大门。袖海楼大批珍藏由国家级展馆展出,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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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熏《花香鸟语》∕1868年作品∕六条屏 水墨设色绢本/217 x 51.5cm/袖海楼收藏

    袖海楼收藏以画作为主,时间涵盖由明朝到现代长达500年。由传统到近现代各家各派书画风格云集,兼中国与南洋水墨创作,构成1990年代袖海楼收藏全盛时期的特色。集中体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期间现代中国水墨画风流变脉络,以及变革至今的艺术风貌。

在袖海楼藏画中,不但海上四任(任熊、任薰、任颐、任预)作品收集齐全,与新加坡因缘深厚的徐悲鸿作品,更为杨氏所喜爱,其中徐悲鸿在东南亚创作的代表性水墨人物巨画《六朝人诗意图》堪称袖海楼收藏的镇馆之宝。衣若芬老师还特别撰文分享她欣赏这幅画的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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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六朝人诗意图》/1939年作品/横幅 水墨设色纸本/101x202cm/袖海楼收藏

除中国水墨作品,袖海楼也收藏有新加坡多位先驱书画家如陈文希、陈宗瑞、刘抗的作品,成为以中国近现代水墨为主的袖海楼藏画里一项独特的南洋风格收藏。

陈文希《长臂猿》

陈文希《长臂猿》∕1979年作品∕立轴 水墨设色纸本/66.5 x 132.5cm/袖海楼收藏

    袖海楼所藏书法则以清及民国为主,杨氏有传统藏家偏好大品的习惯,喜欢大中堂画作,收集不少六条屏甚至十二条屏的书法。

吴昌硕《石鼓文四条屏》

吴昌硕《石鼓文四条屏》/1911年作品∕四条屏 水墨纸本/176 x 47cm/袖海楼收藏

 袖海楼藏品从无到有的积累过程体现了中国大陆南来华人移民在战后新加坡社会与国家发展中的成功和贡献。杨启霖先生并非传统文人背景,最初收藏动机更多是商业考量而非爱好传统华族文化,但随之激发出的对中国历史和传统华族文化的仰慕之情,确是其持之以恒敢于大手笔投入的基础。只凭一时的爱好和收藏热情显然是难以企及如此宏大规模。虽然战后特别是新加坡独立后经济崛起为文化收藏提供了物质基础,但两段时间成为袖海楼收入大量藏品的契机。其一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陆闹文革,中国商品进出口公司一度将全国各地文物商店里的大量传统书画出售到新加坡,杨启霖敢敢整箱包下,是这些“出口货”的主要购买者。这些书画虽然水准不一,但均经过文物商店甄选,有一定水平,古今书画都有,数量庞大,构成其收藏的重要部分。其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纽约和香港开始拍卖中国书画,杨启霖又积极参与竞标,经常击败囊中羞涩的大陆客和钱多不识货的日本客,为袖海楼揽入大量高质量藏品。与民国上海大收藏家钱镜塘(1907-1983) 相似,杨启霖建立了一个独特而有效的品鉴方式,包括购藏前请当地画家陈宗瑞和藏家刘作筹等专家好友把关,以及购买后的“雅集品鉴”。已故“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杨仁恺(1915-2008)(与谢稚柳1910-1997、启功1912-2005、徐邦达1911-2012、刘九庵1915-1999大师合称为中国书画鉴定“五老”)曾应邀南来为袖海楼品鉴藏品。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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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眼鸡·越洋人》的时代精神

这是一个四海为家的时代,但也是一个寻根的时代。正因为交通与通讯的便利,大幅拉近了国与国以及人与人间的距离,但也更让有识之士醒觉了“寻根”的重要,正因为不知过去何以明未来,人只有在确知自己根源何处,方能站稳脚跟,更好的营建将来。

李国樑先生在这数年之中,以雷霆之势连续出版了诸如《广东妈姐》、《这是新加坡》、《奔向黎明》等数本关于民间历史的优秀作品。不同于市面上部分关于文史研究的作品,内容多专注于史料的列陈,在他的书中,你总可以品味出那份出于内心,对于属于自己“根源”的珍惜之情。

他在最新力作《大眼鸡·越洋人》中,立足于新加坡这个中国先民下南洋的集散地,借由近代新中两地大环境的变化与民间记忆,回顾这些乘坐“大眼鸡”来到狮城的“越洋人”,他们在新加坡所留下的印记,为新加坡历史所添增的色彩。诸如“下南洋”为何会是“卖猪仔”;“余仁生”曾是汇兑业中的一员;南来的女性移民族群中,除了为人熟知的“妈姐”、“三水妇女”还有“妹仔”、“阿姑”、“琵琶仔”。而来到狮城后的“越洋人”如何互助相携,除了联系乡情的会馆,尚有百年树人的华校私塾,疾者有养的留医院,亡魂有托的碧山亭。书中没有枯燥的史料堆砌,只有一个又一个生动的人物;一段又一段感人的故事,阐述着“越洋人”与狮城相融而成的精神文化。

虽然本书的内容以广东人为课题,但正如作者所言,文中所载写的自信与坚持的精神代表着十九世纪以来,敢驰骋于马来群岛和印度洋,挑战海洋的各族人士。更祈愿这份精神力量得以绵延发扬。

陈珀如于2018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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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洋人的缤纷乡情

水木作坊出版社,国家图书馆讲古同乐会 联办

《大眼鸡·越洋人》《乡情祠韵》

新书发布会

戏剧小品《七家房客闹星洲》

2018年3月18日,下午3时至4.30时

国家图书馆16楼观景阁

节目

  1. 新书发布仪式
  2. 出版人辛羽讲话
  3. 《大眼鸡·越洋人》作者李国樑讲话
  4. 《乡情祠韵》作者洪毅翰讲话
  5. 《七家房客》戏剧小品,国家图书馆讲古同乐会呈献。蔡美娥创作,刘健茂手风琴伴奏。
  6. 茶点

简介

《大眼鸡·越洋人》

清朝雍正年间,规定各省的船只必须涂上不同颜色的漆料。自此,下南洋的福建船涂上青色,广东船(包括潮州)涂上红色,船头画上眼睛好认路回家。广东人称这些红头船为“大眼鸡”。

新加坡曾经是英国直辖殖民地,下南洋的集散地,也是这个区域最发达繁荣的海港城市。许多当代的研究报告与文艺创作通过中国的眼光来看过去的年代,《大眼鸡·越洋人》的着墨点则是通过新加坡的大环境与民间记忆来回眸来时路。本书相关内容已用于新创建的广惠肇留医院文物馆(任重道远馆)和广惠肇碧山亭文物馆。

本书为联合早报书选2017入选书籍之一。

作者李国樑,原为专业的特许船舶工程师,人到中年后告别任职多年的工程领域,投入民间文史工作,并通过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义务中文导览、博客、传统媒体等平台结交同好。出版的其他单行本有《广东妈姐》、《这里是新加坡》系列、《奔向黎明》。

《乡情祠韵》

位于芽笼17巷的万山福德祠外观朴素,乍看似一座地方小庙,殊不知它是加冷地区的一座历史地标,见证新加坡早年工业史的兴衰。由早年砖窑和窑工创设的福德祠,是以广东四邑人为主,早已淹没在历史洪流中的沙冈村的社区中心,在当地负起信仰、教育等社会功能。经历了百余年沧桑的万山福德祠依然岿然屹立,不过城市发展的脚步日渐逼近,庙宇能否在原址保留还是个未知数。《乡情祠韵》记录了福德祠这段渐渐被人忘却的历史、以及其宗教和民俗文化,如火龙表演,土地诞庆祝等活动,借此让更多人认识本土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作者洪毅瀚,正业是工程师,业余从事本土及东南亚华社历史与文化研究,范围包括本地庙宇、华社义山等;并参与庙宇和坟山的导览活动,曾在报章、会馆刊物和网上发表文章,并撰写与编辑数本书籍。

《七家房客》戏剧小品

约半个世纪前新加坡的某个角落,住着一群各籍贯的移民。他们同在屋檐下,以各种不同的语言沟通,虽然鸡同鸭讲,却是温情满人间。

《七家房客》由国家图书馆讲古同乐会呈献。

有兴趣出席的朋友, 请到国家图书馆的网址报名:https://www.nlb.gov.sg/golibrary2/e/event-7662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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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1819会面

李国樑

(原刊登于2018年3月1日《联合早报》)

半个世纪前上小学历史课,认识了莱佛士这个名字。原来1819年,莱佛士在新加坡河口登陆,掀开了本地近代史的篇章。

莱佛士前后只在新加坡逗留了十个月,但芳名无处不在,学校、酒店、广场、商场、博物馆、图书馆都以他命名;莱佛士塑像甚至闹双胞,矗立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和新加坡河畔。他的妻子与妹夫也有纪念性的苏菲雅山和Flint street。

1. 莱佛士肖像,桌子上的佛雕乃在爪哇的收藏

莱佛士肖像,桌子上的佛雕乃在爪哇的收藏

3. 苏菲雅山上的受保留殖民地时代建筑.jpg

苏菲雅山上的殖民地时代建筑

几乎被遗忘的是“战友”威廉·法夸尔。法夸尔在本地市容销声匿迹,中央医院的所在地法夸尔山易名了,陈桂兰街与梧槽路之间的法夸尔街在兴建武吉士地铁站的时候也消失了。不过,可在国家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看到他的一些收藏品。

奠基者的争议

成王败寇乃游戏规则。但对于法夸尔被“除名”,我始终有些好奇。

法夸尔接受莱佛士的聘约,从代替荷兰管辖了15年的马六甲来到新加坡当驻扎官。莱佛士理想中的新加坡是个以道德持家的自由港,不准许鸦片、赌博与奴隶交易。法夸尔在任那四年,人口增长了10倍,造桥建路都用到钱,却得不到东家的资助,只好通过“非法”交易来筹集资金。

2. 威廉·法夸尔肖像

威廉·法夸尔肖像

莱佛士回到新加坡,觉得市容乱糟糟,保留给政府行政机关的地段竟然出现民宅与货仓。两人的关系每况愈下,最终以法夸尔跟当地人交往过度密切为由,炒了法夸尔鱿鱼。

《阿都拉传》通过马来文官的双眼,认为莱佛士和法夸尔两个大好人摆在同一个平面上,竟然会正正得负,或许是莱佛士的性格所使然。

1824年,法夸尔回到苏格兰后,写了一份自辩书给东印度公司,指明设立新加坡这个基地是他的建议,新加坡也是在他的管理下日趋成熟的,董事部应该尊重他开辟新加坡的热忱。

莱佛士反驳,认为法夸尔 “完全无法负起管理新加坡的重要责任”。最后,东印度公司将开辟新加坡的功绩归于莱佛士。

不过,东印度公司对小小新加坡似乎并不怎么在乎,列出多年来的财务清单,向被脑瘤缠身的莱佛士追讨连本带利共两万多英镑。莱佛士回到英国两年后(1826年)便逝世了,遗孀苏菲雅最终跟东印度公司一人一半,结束这场宾主关系。

探寻莱佛士与法夸尔

莱佛士于1824年4月乘帆船回英国,8月在西南部的普利茅斯(Plymouth)靠岸。莱佛士的纪念碑(1832年立)则安置在伦敦西敏寺教堂内,跟英国王族、牛顿、达尔文、狄更斯等三千多名杰出人士排排坐。铭文肯定了他创建新加坡贸易站,以及较早前管理爪哇和苏门答腊地区的贡献。

4. 英国西南部普利茅斯港湾,莱佛士回国时在此地登陆.jpg

英国西南部普利茅斯港湾,莱佛士回国时在此地登陆

参观过西敏寺后,我从伦敦乘坐高速火车,3个多小时后抵达普利茅斯这座怡人的海港城市。

建在石灰岩上红白相间的灯塔是海港的老地标之一。两个世纪前的导航系统并不发达,漫漫长夜中灯塔的一点亮光,为船员带来几许信心与勇气。尤其是在茫茫大海中川行多时,终于踏上故乡的土地,着陆的心情不言而喻。

法夸尔的墓碑则安置在苏格兰东北部的伯斯(Perth),名为“Greyfraiars Burial Ground”的古老墓园里。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出发,车程约一个小时。

5. 镶在墙壁上的法夸尔墓碑,位于苏格兰伯斯.jpg

镶在墙壁上的法夸尔墓碑,位于苏格兰伯斯

1839年法夸尔入土为安,墓志铭写道:“他生命中富有价值的20年期间,被任命为印度政府的高级官员。除了执行军事任务外,他亦受委为马六甲和新加坡的驻扎官。由他奠基的新加坡后来发展为殖民地。”可见多年来,“新加坡奠基者”始终是法夸尔放不下的憾事。

卡里门与新加坡

新加坡是谁的乳酪?

我虽然没经历过十九世纪初那场老死不相往来的纷争,但穿梭于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眼前仿佛出现一幕幕昔日幻景,心头免不了一阵触动。

莱佛士开拓贸易站之前,法夸尔已经向长官建议在“新加坡海峡入口处附近”设立一个新的基地。他心仪的是卡里门。有航海记录以来,卡里门已经是海上坐标,它不仅地处马六甲海峡南端的正中央,是来往马六甲海峡与穿越新加坡海峡的咽喉,也是控制廖内群岛航道的要塞。卡里门于1956年归印尼所有,总面积约新加坡的一半。

6. 卡里门的地理位置

卡里门的地理位置

莱佛士则借鉴于前人的记载,锁定了新加坡这颗昔日明珠。的确,短短数年间,新加坡已经超越了另一个英国殖民地槟城,迅速发展成为皇冠上耀眼的宝石。

毋容置疑的,英国开拓新加坡的目的是为了在荷兰垄断的马来群岛中找到缺口,扩充自身的势力,并不是为了独立建国或造福原住民。但是,若当时新加坡没有英国的国际经验,复兴这个古老的海港谈何容易。

新加坡发展起来,除了促成与中国清朝之间的商贸之外,亦成为清末广东福建两大省先民下南洋,赚钱后回馈祖国的主要线路。这也算是多年以后的一带一路的前奏吧?

两个世纪来,新加坡从1000名居民发展到500多万常住人口,出现过投入时代洪流的知名人士,以及不曾留下姓名的无名英雄,相信是莱佛士与法夸尔无法想象的。这些历史过客都确保了这块土地江山不老,绿水长流。他们都为现代新加坡奠下了稳固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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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大眼鸡·越洋人》

摘录自《大眼鸡·越洋人》李国樑著

经典美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加坡街头以路边摊居多,餐馆酒楼相对零落,传统茶楼也在午市转卖煮炒,办理喜席寿宴。这些餐馆以广东师傅掌厨的居多,中餐以粤菜为基础,其他籍贯人士必须学会广东话才能在厨房工作。周末上广东茶楼曾经是本地平常人家靓丽的生活风貌,大坡的茶楼林立,单单是摩士街(Mosque Street)就有颇具规模的大东酒楼和南唐酒楼,大家搭台“叹番一盅两件”(喝一壶茶吃两碟点心),翻翻报纸,美好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现在一些茶楼餐馆烹制猪脚醋,颇受食客垂青。猪脚醋(猪脚姜)是广东妇女坐月的补身食品,滋补生孩子后流失的钙质和关节液,又可以驱风暖胃,一举多得。

过去清明扫墓,我们都会买些白糖糕去拜祭先人,在生活不富裕的年代,甚至将一片白糖糕切开几份,一家人一起享用。数年前我在广东顺德吃了特产伦教糕,才明白伦教糕是本地的白糖糕的始祖,随着先民传入本地。

广东粥品讲究食材火候,其中一道“名粥”叫做“及第粥”,材料包括猪肝、猪腰、粉肠和猪肉。据说有个书生上京考试,途中进入一间小店吃粥充饥,店家煮了这碗粥给他享用。书生高中状元,衣锦回乡途中特地到小店,再吃一碗粥,并问店家粥的名称。店家也是有点墨水之人,见书生中了状元,联想到三元及第,于是说这是及第粥,及第粥从此成名了。

艇仔粥也是一道广东名粥,随着粤籍人士走入本地。以前的牛车水夜市有许多售卖艇仔粥的摊位,所使用的食材有花生、鱼片、鱿鱼和炸粉丝。艇仔粥源自广州西关荔枝湾,广州十三行带动了西关的富裕繁华,文人雅士喜欢游船吟唱,艇家看准商机,在小船上卖粥,久而久之这道粥品便成为艇仔粥。[9.4 广州西关富裕繁华,文人雅士喜欢游船吟唱,艇家看准商机,在小船上卖粥,久而久之成为驰名的艇仔粥]

过去,广东人正月初七人日捞鱼生,如今捞鱼生已经成为本地华人过年的“传统”,从过年前的收工宴捞到“新十五”(元宵)。捞鱼生这道佳肴源自江门,农夫将河塘里打捞起来的鯇鱼切成生鱼片,配上田地现成的蔬菜,吃起来特别鲜美。过后加上萝卜丝、花生碎和酱料,味道更加棒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广东人饮食界四大天王谭锐佳、冼良、许国威、刘育培改良了颜色单调的鱼生配料,在酒楼大力推广,成为本地独特的年菜。

李泰麟表示乡下的鯇鱼吃的都是天然的有机食物,河床的肥泥哺育着鱼群,加上没有什么化学污染的问题,所以因为吃生鱼片被细菌感染的个例不多。来到新加坡之后,从1950年的农历新年开始,一路来都有过年跟同事一起捞鱼生的习惯,所使用的主食材是鯇鱼。后来手头比较松动后,有时采用西刀鱼。西刀鱼骨多,鱼肉必须切得特别薄,相当考究刀工;鯇鱼在鱼塘生长,价格廉宜多了,而且吃起来富有家乡的滋味。

李泰麟的同事比他更早来到新加坡,有些甚至在新加坡经历过日据,正月初七人日吃鱼生这码事绝对比1950年早多了。

跟乡下捞鱼生的料理相比,本地使用了多一些配料如瓜因、荞头、萝卜丝、薄脆、花生碎、芝麻等,后来还用上酸梅酱和柚子,捞起来五颜六色一大盘,叫人垂涎三尺,胃口大增。

现代人老是觉得钱不够用,喜欢边捞边喊“huat ah”(发啊)!“huat ah”是福建人的叫法,是近十年来才兴起的。也许这是中文水平低落的后遗症,吉祥语已经说不出口,只好以简单迎合世俗的词汇来取代。至于传统华人家庭,捞鱼生时还会坚持使用正确的祝福语,如步步高升、鸿运当头、五福临门、大吉大利、万事如意、学业进步、一帆风顺、黄金满地等。

广东竹枝词写道:“冬至鱼生夏至狗,一年佳味几登筵。”叫人意想不到的是“团团站,捞鱼生”的习俗在新加坡发扬光大,在广东的发源地则已经淡化。道地的江门人陈生表示如今的江门已不盛行捞鱼生,主要是担心工业化排水影响了当地生鱼的品质。顺德画家罗耀强一家人请我吃了美妙的鯇鱼餐,让我找回童年的味蕾。言谈间才发觉以美食见称的顺德虽然还在吃鱼生,但都是各自选择自己的配料,自己捞自己吃,不像文革时代吃大锅饭,大家“同捞同煲”。

年年欢乐,欢乐年年

以其他过年的习俗与禁忌来说吧,各籍贯人士都有除夕夜吃团圆饭守岁的风俗。大年初一是个喜气洋洋的日子,见面都说些吉祥话,互相恭贺对方来年身体健康,称心如意。初一这一天,大家都不拿扫帚扫地,否则会倒霉倒上一整年。如果打破了碗碟,必须以“落地开花,富贵荣华”来补运。

广东人将年初二称为“开年”,从这天开始,一切都百无禁忌,可以打扫、洗衣、打骂孩子等。老人家曾经流行过“让我帮你开年”的俚语,也就是“年已经过了,让我好好地教训你”的意思。不过到了今天,只有老一辈的广东人会遵守开年的习俗,年轻一代可能已经不晓得开年这回事。

小时候,正月初二早上开年之前的扫地仪式一概由我负责。扫地前先在地上放两粒柑和一封红包,“意思意思”的将它们扫到门口,然后扫回头捡起来。这么一来,霉气便可以扫出家门,金银财气则留在家里。

年初二的开年饭也称为“开牙”,是新年最丰富的第一顿菜肴,跟除夕夜不相上下。以前,广东人外嫁的女儿初一必须留在夫家招呼客人,初二才可以开开心心地回娘家。父母爱女心切,特意准备丰盛的午餐来迎接女儿,让外嫁女跟家人团圆,一道品尝“家乡菜”。

新加坡地方小,出入方便,一年到头都可以回娘家,不需要等到年初二。虽然回娘家那种忐忑的心情已经不存在,不过开年饭有些好意头的菜式还是有必要的。数十年来,父亲必定特别准备发菜蠔豉、酱炒大虾和清蒸鲳鱼,寓意接下來的日子过得比往年好,发财好市,嘻哈大笑,国家昌盛,年年有余。

我小时候的开年饭,姜葱焖鲤鱼是必备的菜色,象征大吉大利。拜神的鲤鱼活生生的平放在盘子上,用一张润湿的红纸盖着鲤鱼头。说来奇怪,蒙着眼睛的鲤鱼竟然乖乖地躺在那儿,过后成为桌上佳肴。不过在乡下,拜过神后村民都会将鲤鱼放生,有时候鲤鱼还会在鱼塘里转圈圈后才离开。老人家看了特别高兴,说生意(鱼)有回头,来年必定顺顺利利,无虑无忧。

年初三“赤口日”,老人家认为容易招惹口舌是非,因此不去拜年,也不喜欢客人上门。年初四则是个吉日,华人商店多数在这一天开市,分发开工红包给员工,阔气的老板还会请吃一顿开工宴。

新年前腊月廿四是送灶神的日子,称为谢灶。谢灶免不了好吃的食品,让灶神吃得开开心心的,上天庭向玉皇大帝禀报时,多说些好话,以便新的一年玉皇大帝赐福人间。

腊月廿四也是“扫屋”,也就是大扫除的好日子,将过去不好的霉气都扫走,来年顺顺利利。多年前我居住在木板沙厘网隔间的店屋的时候,跟多户人家同在一个屋檐下,大家共用一层楼,扫屋不可能我行我素。灰尘满天飞,会影响到左邻右里,因此必须事先商量,选个黄道吉日,大家一起舞起“骨扫”(用椰叶茎做成的扫把,也称马来扫),作为迎春的前奏。

由于必须配合各家各户,扫屋这一天就未必是腊月廿四了。扫屋时顺便将旧的春联撕去,贴上新的春联,寓意“破旧立新”。楼梯口是“出入平安”,屋子里的春联则用一张红字,写上“迎春接福、心想事成、身强体健、财源广进”,米缸除了“常满”外,也会贴上由“招财进宝”组成的合体字。这些春联都是牛车水骑楼下的“写信佬”的杰作。

扫屋送灶后,我们还会动手炸煎堆、虾饼、油角等新春食品。如今担心三高,煎堆油角都免了,其余的买现成的,年已经少了自己动手的创意。

为了讨个口头上的吉利,广府话中一些不中听的食物名词都被更改过。例如“舌”与“蚀”、“肝”与“干”同音,“丝”乃“输”的谐音,见血也不吉利,因此“猪舌”必须成为“猪俐”、 “猪肝”与“鸡肝”都称为“猪润”与“鸡润”,“丝瓜”称为“胜瓜”、“猪血”称为“猪红”。这么一来除了有“利润”可图外,还可确保“常胜”,赚得“满堂红”。这些民间的创意充分表达了平民百姓对生活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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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芝二战阵亡战士公墓之旅》

文/图: 姚耀光

今年1月13日我和15位华文义工参加了国家博物馆中文导览组主办的“克兰芝二战之旅”,全程由资深导览员清山大哥主讲,由于当天我只参加了前面部分的活动,所以这里就只记录克兰芝二战阵亡战士公墓的部分。

wwII - 1新加坡二战背景

 

1941年12月8日,日军成功登陆马来亚的哥打峇鲁及泰国南部的宋卡和北大年,并将英军的海岸防线逼退50公里。同一天日本海军轰炸机和零式战斗机(zero fighter)空袭新加坡的市区、实里达和登加空军机场,并取得制空权。这次空袭造成63名平民丧命。

12月10日英军的“击退号”和“威尔斯太子号”两艘主力舰被日军攻击后相继沉没。12月12日日军攻下英军在北马的重要阵地日得拉(Jilta)。山下奉文下令他的军队继续前进到吡叻河南岸。12月30日,日军将英军防线逼退到关丹。1942年1月15日晚上麻坡沦陷。白思华下令把3万名英军撤退到新加坡,31日英军完全撤离马来亚,过后英军炸断新柔长堤,形成一个60码宽的缺口,企图阻挡日军进攻新加坡。

1942年2月1日英军第18师防守长堤以东至樟宜码头的整条北部海岸线。从长堤至裕廊河的西海岸线,则由澳州第8师、澳洲第2和第4机关枪兵团及印度44步兵旅负责防守。2月7日日军占领了乌敏岛,借此将英军注意力转移到新加坡东部,接着日军从西北部进攻,避开了英军第18师。2月9日日军第5 和第18师在巴西拉巴(Pasir Laba) 以北登陆,并迅速地占领了登加机场。虽然英军极力地防御克兰芝和裕廊这条防线,却阻挡不了日军的进攻。

2 月9日山下奉文随日军坦克部队跨过修复好的长堤进入新加坡,并直接朝武吉知马进逼。开始时澳洲22和地27旅仓促撤退,日军快速地攻下克兰芝及裕廊这条防线。虽然英军和星华义勇军在武吉知马抵抗,但在2月11日凌晨时分失守。日军占领了武吉知马,并控制了克兰芝的一个粮仓和弹药库。2月11日日军用飞机向英军散发招降书。15日英军在前福特车厂向日军投降。

wwII - 2克兰芝阵亡战士纪念碑(Kranji War Memorial)

 

克兰芝阵亡战士纪念碑位于兀兰路的一个小山坡上,距离市中心22公里,四周环境宁静。我们当天抵达时,正下着濛濛细雨,现场气氛是庄严、安详、让人有点微微忧伤的感觉。

这纪念碑是为了缅怀二战期间英勇献身的联军烈士而建,这些勇士来自英国、澳洲、加拿大、斯里兰卡、印度、马来西亚、荷兰和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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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9年,这里是个军营,当日军入侵后,将它作为弹药军火库。1942年2月8日日军越过柔佛海峡,进攻离开这里两英里的克兰芝河口。2月9日日军炮轰长堤和克兰芝河之间。进过几天的激烈战斗,日军战胜。日本拿下新加坡岛之后,在克兰芝建立一个战俘集中营,并在附近的兀兰设立一间医院。

日军投降后,联军在克兰芝设立了一个小型陵园。后来军方陵墓服务处( Army Graves Service) 将之改为永久的阵亡战士公墓。1946年樟宜的坟墓也移到这里,之后 Buona Vista 和其他地方的战士坟墓也移到这里。一共有4461 名英联邦的二战战士埋葬于此,其中有850名的死者身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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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芝阵亡战士纪念碑的设计融入了英国三军结合的力量:象征海军的指挥塔、空军的机翼和陆军整齐队伍的笔直墙壁。纪念碑中间最高点有24米高,最上端是一颗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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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座纪念碑上刻有2万4346名盟军士兵和飞行员的名字,他们在东南亚战死沙场,却不知葬身何处。唯有名字完整地留存在公墓的登记簿里,就摆放在入口处供人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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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人纪念碑的部分(编号44),有69名华族成员,他们都是英联邦的部队成员,在1942年2月日军入侵时被日军杀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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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克兰芝阵亡战士纪念碑毗邻的,是克兰芝军人公墓,建立于1975年,这片非二战遗址墓地葬有 1422 名军人与家人。

 

新加坡国家公墓也在此处,有两位前总统长眠于此。新加坡的第一任总统尤索夫·伊萨 (Encik Yusof Ishak) ,任期 1965年8月至1970年11月,他于1970年11月23日去世。

 

wwII - 14尤索夫·伊萨 公墓

 

新加坡第二任总统本杰明·薛尔思医生 (Dr Benjamin Henry Sheares),于 1971年1月2日接总统,1981年5月12日去世,也长眠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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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薛尔思医生 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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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接近 11 月 11 日的星期天,是阵亡战士纪念日 (Remembrance Day),这里会举行纪念活动,悼念那些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烈士。

新加坡独立后,于 1967年推行了 “国民服役” 政策。从此, 保家卫国的责任就落在国民身上。这趟 《克兰芝二战阵亡战士公墓之旅》, 提醒我们要居安思危, 重视国民教育及全面防卫的重要性。

 

参考资料:
– 昭南时代 – 新加坡沦陷三年零八个月展览图集,新加坡档案馆与昭南福特车厂纪念馆。
– Syonan – Singapore Under the Japanese 1942-1945, Lee Geok Boi.
– National Library Board :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83_2004-12-27.html
– Commonwealth War Graces Commission:
https://www.cwgc.org/find-a-cemetery/cemetery/2004200/kranji-war-ceme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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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泰新镇纪念谁?

文:黎上增                         照片:取自互联网

新加坡传统咖啡店有⼀种饮品的代号是“⾦文泰”。当咖啡店跑台(送茶⽔伙计)⽤闽南语拉长尾音地喊“金-文-泰--”时,我非常好奇端出来的竟然是柠檬茶。我问缘由,得到的答案是柠檬茶(lemon tea)和金文泰(Clementi) 的英语发音相近,而跑台们英语发音不灵光,以其献丑不如藏拙,所以选择以新加坡人熟知的金文泰取代。这是新加坡人的草根创意!

在新加坡,金文泰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以它来命名的地标除了金文泰路,金文泰新镇外,还有金文泰中学,金文泰小学,金文泰体育中心,警署,邮局,公园,民众俱乐部,综合诊所,游乐场,兵营,商业园区,小贩中心,购物中心,还包括金文泰新镇内十七条⼤大⼩小的道路,这比新加坡开埠名人莱佛士还要威风。金文泰究竟是何方神圣?据报道,连他的子孙后代也到新加坡来高调瞻仰以他先人名字命名的新镇。

新加坡英殖民地时期共有两位总督的名字与金文泰有关。

第一位是丝丝·金文泰·史密斯 Cecil Clementi Smith,他在1878年来新担任辅政司(Colonial Secretary),1887年升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在他任内,他以强硬的手段打击私会党著称,又在1889年设立女皇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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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IT OF SIR CECIL CLEMENTI SMITH C.G.M.G., 1887-1893 (Sourc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第二位就是丝丝·金文泰 Cecil Clementi,他也曾在1930到1934年间由香港调任海峡殖民地总督。他不但是丝丝·金文泰·史密斯的表侄,也因为名字与其表伯/叔相似而让人产生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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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IT PAINTING OF GOVERNOR SIR CECIL CLEMENTI K.C.M.G., 1930-1934 (Sourc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那么金文泰新镇纪念的是那一位金文泰总督?互联网页、出版资料以及官方的文宣几乎是一面倒的把这份殊荣给了丝丝·金文泰·史密斯,也就是说史密斯除了丝丝街、史密斯街外,还有一堆以金文泰命名的新镇、街道、商业中心、政府机关来纪念他。在众多的文章中,吴彦鸿在《新加坡街名由来》一书中的《闹双胞的总督-金文泰》篇章中指出“据一般的说法,金文泰路和丝丝街与史密斯街一样,都是纪念第一位金文泰总督。不过,也有人认为它应该是纪念第二位金文泰总督。”

本地文史工作者谢燕燕就在联合早报2016年11月6日新闻版中说到:“英殖民地政府在36年后又派来一位叫丝丝·金文泰的总督(任期从1929年至1934年)。这位姓“金文泰”的总督是“史密斯”的侄儿,金文泰镇和金文泰路相信就是纪念这一位金文泰总督。”

金文泰新镇在1975年开始发展,现有人口九万余人,属于一个中型成熟型组屋区,它因为金文泰路 Clementi Road 是这组屋区的主要公路而取名金文泰新镇。那金文泰路又是如何得名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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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Reformatory Main Gate 劳改所大门

金文泰路在1947年之前因为路上有一间劳改所因而叫 Reformatory Road劳改所路。路名的确不好听。根据 Singapore Free Press 在 1947年8月22日的报道,当时的 Rural Board 曾建议把 Reformatory Road 改名为Clifford Road 以纪念海峡殖民地前总督克里福特 (新加坡红灯码头Clifford Pier 就是纪念他的)。当时的报道对此事热忱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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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22 August 1947 page 5)

Among other items discussed was the renaming of Reformatory Road.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road be called Clifford Road. (Rural Board) Members said that this proposal ought to find favour as the name would perpetuate the memory of Sir Hugh Clifford, a former Governor of Singapore. 《Singapore Free Press, page 5, 22/8/1947. 》

但是,到了十月份,情况有了变化。Singapore Free Press 在10月17日的新闻稿中宣布了 Rural Board 的最终决定是 Clementi Road,行文中看不到之前的热忱,也没有详加注明纪念的是那一位金文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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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17 October 1947, Page 5)

Reformatory Road will be renamed Clementi Road. This decision was made by the Rural Board yesterday following Government’s move in changing the name of the Singapore Reformatory to that of Bukit Timah Home. 《Singapore Free Press, Page 5, 17/10/1947.》

Bukit Timah Home 指的就是当时的劳改所。

由于我找不到 Rural Board 当时的会议记录,新闻稿中也没有一个详细的注释,这金文泰路究竟是纪念那一个金文泰变成了一个大哉问了。既然没有文本作为研究基础,我只好在这里做一个逻辑推断。

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在赴新履职之前是香港总督,由于他工作效率高,处事手法果断,学术造诣非凡,是个中国通,外间对他的评价甚高。1929年,时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克里福特 Hugh Clifford 因病提早退休,金文泰临缺受命,转调新加坡,接替克里福特。

在新加坡期间,由于海峡殖民地权利过于集中,加上又身兼马来联邦最高专员,令金文泰深感工作繁重;时又逢世界经济大萧条,社会问题涌现,让他的工作压力百上加斤。这样拖了四年,在1934年初,金文泰被诊断罹患糖尿病,被劝提早退休,步他的前任的后尘。

1934年7月16日南洋商报有这样一则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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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商报 page 3, 1934年7月16日》

金文泰爵士患糖尿病!

医学专家力劝其勿返马来亚:本年十月将正式退任之海峡殖民地总督。及马来联邦监督金文泰爵士,最近曾致函怡保一友人述及其辞职理由,彼谓:余正患糖尿病,余在一医学专家疗养室曾极力被劝告勿再返马来亚任职。故余不得不接受其劝告。《南洋商报 page 3, 16 July 1934》

金文泰从此便在英国过其退休生活一直到1947年4月5日辞世。他的辞世也适逢 Rural Board 欲更改 Reformatory Road 路名的时候,两者的时机再巧合不过了。所以,我推测当 Rural Board 建议把路名改称 Clifford Road 时,一定遭到上级反对而后只好更改成 Clementi Road 来纪念这个刚辞世的前海峡殖民地总督。再说,克里福特已有红灯码头 Clifford Pier 来纪念他而金文泰则没有。

我把新加坡1867年成为英属直辖殖民地后到1947年丝丝·金文泰辞世期间的十六位总督、代总督列表做个比较。从这个列表,我们不难看出英国人纪念先人的行事风格。他们除了会立碑、立塑像外,也会以被纪念者自己的姓或名来为特定地标如:道路、桥梁,建筑等命名,以表彰他们的功绩。这十六人中,唯独 Charles Mitchell 没有纪念他的地标,原因待考,其余没有一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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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丝·金文泰·史密斯 Cecil Clementi Smith 姓史密斯,金文泰是他的母亲的姓(他的母亲是 Cecilia Clementi, 英国著名音乐家 Muzio Clementi之女),严格的说史密斯的姓名也可以写成 Cecil Smith。故英殖民地政府不太可能会破例以他母亲的姓氏来纪念他。以此推断,金文泰新镇纪念的应该是丝丝·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而不是丝丝·金文泰·史密斯 Cecil Clementi Smith。

后记:

丝丝·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在香港任职的时候,就给自己取了⼀一个非常祥瑞的华文名字——金文泰。他后来转调新加坡时也把这个华文名字给带了过来,这解释了为什么香港、新加坡两地都以同样的华文名字纪念他,例如两地都有金文泰中学,而香港的金文泰中学还曾培养出诺贝尔、菲历兹奖得主。除此之外,香港也有金文泰道,金督驰马径,还有纪念总督夫人的金夫人径或称金夫人驰马径 Lady Clementi’s Ride。

 

参考资料:
  • 《新加坡街名由来》吴彦鸿
  • Toponymics, A Study of Singapore Street Names by Victor R Savage & Brenda Yeoh
  • Singapore Street Directory
  • 《殖民与移民,史密斯、⾦金⽂文泰总督与新加坡华⼈人社团》陈哲维
  • Wikipedia List of Governors of Singapore
  • Infopedia Clementi New Town
  • Singapore Free Press
  • The Straits Times
  • 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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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立道记忆中的1942

李国樑

日战蔓延到新加坡的时候,已经是75年前的往事了。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策展的《永记1942》,追述了大战前的酝酿过程,以及一些当事者对战争的回忆。

由于时日已久,对那段昭南岁月有深刻记忆的人士已经不多。

90岁的史立道的个人回忆,可以补充那个时代的史料。由于史立道不是特展所访问的对象,因此他的回忆并没有收录在特展中。

多年来,史立道独自居住在大巴窑一巷的政府组屋。数年前身体还十分硬朗的时候,在国家博物馆担任义务中文导览员。由于他亲身经历过日战与建国的年代,由他娓娓道来,访客都听得津津有味。

回家

战前,本地热心教育的华侨领袖创办了华校。家境小康的学生,完成小学教育后纷纷回到“祖国”升学。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马来亚的华小毕业生回不了祖国,于是越过长堤,前来新加坡读书,史立道是其中一人。当时本地有民间创建的华侨中学、中正中学、南洋女子中学、静方女校等,开放给新马的适龄生。

1941年12月8日凌晨5时30分,日本军机飞越新加坡上空,猛烈轰炸这个“不可攻破的堡垒”,许多人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写了。

14岁的史立道正在中正中学念中二。学校宣布停课,宿舍也将关闭了。人心惶惶中,马来亚学生纷纷回到各自的家乡。

12月9日,史立道怀着忐忑的心情搭上班车,花了一天时间,回到关丹。

战事爆发后,许多马来亚人民跟着节节败退的英军逃到新加坡来,造成原来已经有77万人的新加坡难以负荷。虽然日据时期没有人口普查,但根据1947年的94万总人口,日据前后新加坡增加了17万人,显然其中多数来自长堤彼岸。

为何史立道背道而驰,不留在新加坡,反而往战区跑呢?

当时的新闻不像现在互联网时代,讯息分秒间传播开来。同学们并不晓得12月8日零时,日军已经在吉兰丹的哥打峇鲁海滩登陆。生逢乱世,一家人互相扶持是最理想的选择。谁知道日军就像电钻一样,沿着东海岸公路一直钻到新山,短短55天内全马沦陷。

日军在新山严谨部署后渡海进攻,亚当路(Adam Road)最后战役结束了一个星期的围城战,那一天是1942年2月15日,农历大年初一。从战争爆发到英军投降,前后仅仅70天。

日据时期的关丹

早在1942年元旦,关丹已经沦陷了。

日战前两年,关丹的市镇已经有日本侨居。日军甫入城,日本相馆的老板便跟当地商人组织了关丹维持会,由崑兴杂货店的老板担任会长,可见相馆老板是一名间谍,通过摄影技术来掩饰身份。当地的“汉奸”,过去在暗,如今在明,为侵略者服务。

日军进城后借搜索敌人为名,登门入室,开箱倒柜,到处搜刮金银珠宝,名表钢笔和现钞,还开口要“花姑娘”。关丹沦陷一两天后便成立了慰安所,村里姑娘被带走后,从此没再回来过。

新加坡沦陷后进入昭南时代,军政府委派日本宪兵入驻关丹,成立了华侨协会和日文学校。反正今日不知明日事,当地华人不提过去,不想未来,得过且过,读书与否已经不重要了。史立道宁可没有书读,也不去学日文。

对比新加坡和关丹的境况,当时新马遍布日本间谍,新加坡的现武夷士广场(Bugis Junction)地段是个“日本村”,商店、餐馆、妓院、药房、相馆应有尽有,又与共产党员众多的海南人为邻,成为理想的情报站,医生、妓女、会长、摄影师都可能是情报员。

辻政信在台湾设立“热带丛林作战方案”研究小组,对进攻新马做了充分的准备功夫,并根据所收集到的道路、河流、桥梁、军用设施等资料来为行军布局,一路修补了被英军破坏的桥梁,行军的速度快捷。地面部队使用汽车和自行车,由包括使用自行车在内的摩托部队担任登陆主力。

日军的自行车队又称“银轮部队”,是不消耗一滴汽油的“战车”。这种从日本直接运进来的MIYATA(宫田) “重量级”脚车结实坚固,奔驰一千公里亦等闲,经过改装后还可承载弹药军粮等重物。万一橡胶轮胎损坏了,可以在地补充,甚至置之不理。轮框跟地面摩擦所发出的嘎嘎声,就如坦克车逼近一样,使撤退中的联军更加心慌。

日本对东南亚虎视眈眈,主因是该区域的物产丰富,马来亚的橡胶和锡矿,婆罗洲和印尼的原油和农作物,都是战争时期的策略资源。1941年,马来亚的橡胶园面积不下三百万英亩,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锡矿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日本没想到估计只需打三个月的中国战场竟然越陷越深,于是通过掠夺东南亚的物资来维持内需。对于新加坡华侨支援中国抗日,日军更是怀恨在心,攻占新加坡后所进行的五万华人大屠杀,辻政信是参与者之一。

年少时期的关丹

史立道的童年在雅莫橡胶园度过,随后到关丹镇上念小学。雅莫由登嘉楼州甘马挽县管辖。

关丹最著名的是盛产锡矿的林明,由英资慕娘公司在当地成立的PCCL(Pahang Consolidated Company Limited)经营。公司的华族员工聚住在高山环抱的山谷中,打造了深山中的奇葩—林明镇。

1923年新柔长堤落成,从新加坡搭夜班火车出发,第二天傍晚抵达关丹河渡口,人和车一起登上由人工操作的浮桥渡过彼岸,车行十五分钟就抵达关丹市区了。

如果嫌麻烦,可以选择海路,但必须注意船期。关丹河北岸是个适合停泊千吨邮轮的深水港,沿岸建立了两座码头。从新加坡上船,启航后在南中国海上度过一夜,睡醒后关丹景色就映入眼帘了。

实得力轮船公司(Straits Steamship Company)的轮船每星期从新加坡来回一趟,到达时先停泊在第一座码头(大码头),让搭客下船和卸货,货物在海关人员监督下搬进货倉,进行检查并征收关税。

轮船续驶向属于慕娘公司的另一座码头,俗称林明码头。由于英殖民地政府特许慕娘公司享有免税权,在这座码头卸下的货物不必纳税,PCCL的小轮船定期从林明运载锡矿石到码头,然后将其他货物载回林明。

轮船起载锡矿石后回到大码头,装载出口的橡胶烟花片、树桐、加工的木材、藤、咸鱼和土产。旅客们上船后,启航回来新加坡。

穿鞋吃穿屐,穿屐吃赤脚

“穿鞋吃穿屐,穿屐吃赤脚”,或许“自己人”比日军更可怕?

史立道的父亲栽种的第一丘橡胶园为关丹雅莫公路的终点。胶园北面有宽广的河流,河流两岸橡胶园主和胶工往返关丹,都在这儿候车下车。终点也是往返附近乡区的永和泰杂货店必经之路,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橡胶树栽种完工后,按例必须向县政府缴交地税并申请“牙兰”(地契)。当时由新客组成的华社,只会讲方言写中文,有些目不识丁;而殖民地政府的律法条例、公文档案都用英文,因此政府文件都通过受英文教育(主要是峇峇)的“打字人”(文书)。有些打字人也充当产业经纪的中介,一手赚取中介费,另一手勾结贪污的殖民地官员,榨取新客的钱财,当事人对这些“通番吃唐”的人士深感无奈。

父亲为了避开中介,将税款交给堂哥代办手续。堂哥见利忘义,竟然登记了自己的名字,将橡胶园占为己有。父亲少年时离开海南岛琼海县文子乡文山园村,告别了农村生活,在关丹克勤克俭地埋头苦干,多年的心血竟然被社会地位崇高的亲人占为己有!父亲当着众人面前怒言斥责,堂哥也不是省油的灯,凭着侨领的身份和手腕,巧妙地化解了难堪的局面。

在侨民社会,因社会地位悬殊而发生的欺诈掠夺事件早已司空见惯,堂哥贵为侨领,父亲则不过是个籍籍无名的新客,乡亲们都抱着事不关己,隔岸观火的态度。

父亲重新振作,沿着河流与外界隔绝的角落,开拓第二丘橡胶园。吸取了上次惨痛的教训后,这回父亲亲自到甘马挽办理手续。在远房亲戚的协助下,顺利地取得了橡胶园的地契。随着英国驻新加坡总督下令保护出洋的海南妇女,海南岛家乡越来越多亲戚携眷下南洋,关丹成为文子乡人的第二故乡。

日战蔓延到马来亚前,父亲将一个小园丘卖了,存了些钱。关丹一沦陷,两个熟人跟马来警长合作,绑架了三个橡胶园主,父亲是其中一人。他们将人质当作抗日分子般拷问、灌水、殴打,并上门索取一万七千元赎金。第一批赎金到手之后却耍赖不放人,显然除了金钱,还有私人仇恨。

日本宪兵来到关丹之后,“绑匪”畏惧日军,拼命求饶,绑票才终止了。

和平无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终战”。和平后,1946年的第一个学期,19岁的史立道在关丹教书,第二个学期以超龄生的身份回到中正中学读中三。当时一学年为两个学期。

中学毕业后,史立道回到祖国(1947年),在陈嘉庚创建的集美水产航海学校(后来的厦门集美大学航海学院)上了一个学期的航海课后,决定回返马来亚。当时的中国壮丁都不准离境,移民厅官员刻意使用马来语问话,史立道以英语讲了中正中学的校址,官员对他的侨生身份感到满意,核准离境。

南中国海时而浪花朵朵,时而波涛汹涌。人隔万重山,“祖国”越行越远。史立道回到新加坡。

虽然战事已了,但遣返日军俘虏需要时间,史立道还见到一些俘虏在新加坡当苦力。这些日本兵跟许多新马华人一样,不想战争却被军国主义者卷入狼烟烽火中。

战争与和平,往往操纵在少数有绝对权力者手中,受害者永远是祈望安居乐业的平民百姓。

和平—-无价。

参考资料:

史立道口述,2017年4月24日,2017年9月27日

史立道,“我的故乡关丹”,2011年9月20日,http://www.sgwritings.com/1582/viewspace_43761.html. Accessed 2017年4月26日

史立道,“我从那里来:世传周太史 代续汉平侯”,2009年11月10日,http://www.sgwritings.com/1582/viewspace_28159.html. Accessed 2017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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