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消息: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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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消息:亚洲文明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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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01月 17 日, Tuesday · 11:05 pm

活动消息: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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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01月 10 日, Tuesday · 8:33 pm

活动消息: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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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以下网址报名:

https://www.eventbrite.sg/e/a-lighter-side-of-history-the-ghosts-of-orchard-roads-christmases-past-tickets-29881170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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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操演的感动

谢丽平

(刊登于2016年9月8日《联合早报》,此为原稿)

国家博物馆的历史馆进行翻新之前,我最喜欢的其中一个角落就是历年来小红点庆祝国庆的剪辑。从黑白片段到彩色,从大草场到体育馆… 见证了国家的成长,也常是导览员和访客做总结的好地方。每回导览时站在这里和访客交流,都是感觉满满的骄傲和感动。

二战后的新加坡,政局动荡不安,反殖民主义此起彼伏,不同的政党也纷纷成立。1956年,第一任首席部长马绍尔带领了一支13人的代表团到伦敦向英国当局谈判争取新加坡自治。可惜谈判因为内部安全管制上无法达成协议而宣告失败。马绍尔辞职后,由林有福接任,并再次率领代表团于1957年和1958年到伦敦进行谈判。最终英国政府同意让新加坡在1959年5月的自治邦立法议会大选后自治。

1959年大选,李光耀先生当选第一任总理,除了组织各政府部门,我们的国旗、国歌和国徽也在成为自治邦后拟定。新月代表了我们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五颗星分别代表了公正、平等、民主、和平与进步。国徽上的老虎代表了本地动物,狮子则代表新加坡,马来语被选为国语。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加入了马来西亚。但是因种种原因如两地政治理念上的分歧,和还有来西亚和印尼对抗事件,最终导致新马分家,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正式宣布独立!

1966年,小红点在大草场庆祝了她的周岁生日。庆典在首位总统尤索夫上午9点莅临后开始。当时参加庆祝国庆的人数约23,000名,也包括了各种制服团体。国庆游行途经牛车水,当天的活动高潮是在福康宁山燃放了约90分钟的烟火。1975年,小红点庆祝10岁了!庆祝活动的地点增至13个,同时走进邻里如女皇镇。1976年,庆祝活动第一次在国家体育场进行。

从小到大,无论是排队取票或者上网申请,我从来就没有申请成功到庆祝地点观礼。终于在2014的那一年,我有机会亲临现场,不过却不是以观众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参加了国庆庆典!由于每年的国庆庆典都会邀请各公司企业的员工参与操演,以代表新加坡全民防卫的五根柱子之一的“经济防卫”(Economic Defence),我工作的公司也报名参加,就这样,连续三年我都报名参加了。

今年早从四月底开始,16个星期的训练便紧锣密鼓的开始了。教官都来自新加坡武装部队,有的幽默慈祥的、有的严厉苛刻,也不乏友善的,训练自是有苦有乐,大家每个星期六就赶到兵营报到,练步操,都朝着一个同样的目的前进,就是要把操演做得完美整齐。

能参与这三年的庆典是很开心的,也很幸运能体验在不同的地点参与盛况。记得2014年,我第一次到浮动舞台登场,唱完国歌之后,震耳欲聋的战斗机从我们身后飞过,因为没有心理准备,我和好多同伴都被吓了一大跳。!那一年,由于坊间流传了很多关于李光耀先生病危的消息,所以除了感觉忐忑,大家也希望他能过出席。果然他没让大家失望,虽然我在浮动舞台后头看不到观众席,但听到他的名字和从那儿传来的欢愉呼叫声,便已说明一切,大家心头的大石也就落下来了。

2015年的国庆最是让人难忘,除了小红点已独立50年,让人遗憾的是李光耀先生已无法与民同乐。2015年我们也再次看到了新航空姐、建屋局的队伍,这50年的庆祝活动回到政府大厦前的大操场举办绝对是意义非凡的,因为我国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在这里发生。

2016年,阔别了这么多年,我们回到了国家体育场参加操演,再次被激动人心的“加冷吼”感动着,当国歌响起,大家不分种族、言语、宗教一起唱国歌,那种满满的自豪感立刻涌上心头。

参加了三次的国庆操演,在三个充满不同意义的地点举行,相信没有多少个国人会和我一样幸运。好期待来年的正月,公司再发邀请函征求参加2017年国庆操演自愿者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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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餐厅

刘家明

(原稿刊登于2015年12月19日《早报–言论》)

早在我接触马斯洛(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之前,就明白了《汉书》里的“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国民服役时更被灌输了军粮对作战行军的重要性,知道饥饿是“众乱之源”。19世纪以前,新加坡社会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由于没有家室女眷,移民和劳工一日三餐都在街边食摊解决,间接促进了街头美食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移民在这里组织家庭,结婚生子,国人的饮食习惯才逐渐从街头转回到家里。

风水轮流转,近年来由于经济的腾飞发展,家里成人终日都顾着在外打拼,几乎全国每个家庭的成员,每天至少都要在外头解决一餐。在这样一个依赖户外熟食的大环境下,小贩熟食的价格也就密切地影响着民生。近日为了缓和小贩熟食涨价,以及一些无理胡乱的涨价所引起的民怨,职总富食客(NTUC Foodfare)通过企业合作伙伴的力量,扩展旗下社区计划经营实惠杂菜饭的“禾园”(Rice Garden),这真有点“历史重演”的味道。

话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年间,由于德国潜水艇封锁英吉利海峡,极度依赖进口粮食的英国,国内物价节节飙升,民怨处处,社会开始不安定。英国的“粮食控制局”于是推行了“国家厨房”(National Kitchen)制度,为一般市民提供经济膳食。第一家“厨房”由玛丽女王于1917年开幕,当时的菜单一肉一菜一汤是6便士(寡妇每周的福利金是60便士)。每天每家“厨房”可提供约两千人的膳食;有趣的是有很多人居然碍于面子,而不愿进出“国家厨房”。这制度在战后的1919年才停止运作,不过相似的机制在二战时在英国又再被启用。

我们现在把“镜头”转回国内日本军战败投降后的年代。英国虽然以战胜国的姿态重回到新加坡,接管的却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殖民政府面对的是失业、贫困、卫生、住屋的问题。粮食白米供应短缺,人民大多营养不良,面黄肌瘦。为了让一般工人能以合理的价格,吃上一顿营养均衡的餐食,殖民政府故伎重施,在新加坡设立了“民众餐厅”(People’s Restaurant)的制度。第一家“民众餐厅”于1946年开幕,一饭二菜一肉的基本套餐是8分钱。当时一个书记的月薪大约100元,《海峡时报》每份一毛钱,相对的说,8分钱算是一般月薪五六十元的工人可以负担得起的。后来社会福利部还开设了食物供应中心,让有需要的孩童也能吃上一顿免费的营养餐饭。

借古论今,“国家厨房”“民众餐厅”等的机制,都是在“非常时期”才启动的,它有一定的局限、意义和作用。“禾园”两菜一肉一饭的标准价格是3元,乐龄人士、学生、国民服役人员和职总会员有五毛钱折扣,持社区关怀卡则有半价优待,锁定顾客群为方圆两公里的居民。今天职总“禾园”的建立,是否意味着我们已开始进入“非常时期”了呢?目前的基本症结是熟食的价格问题,由于通货膨胀、员工薪金、交通、水电、租金和食材价格每年增加,要小贩不涨价是不合理的。最要命的还是租金的暴涨,一般上摊位生意一好,更新租约时租金就会涨,要小贩如何保持食物的售价呢?

租金的上涨和小贩熟食甚至整个零售业价格的波动是个“恶性循环”,或许这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常规现象。如果租金不涨,房产投资信托基金等的投资就停滞,这又会间接影响经济,所以整个“经济链”不是有关当局的介入或简单的政策可以抑制的。或许鼓励食阁或高档的小贩租户投资该产业或相关项目,还能够抵消一些冲击。更多如“禾园”这类的大规模社会企业的进场,由于它的定位不直接与高档的熟食摊和食阁等竞争,必能为广大的顾客群提供一个较廉价和基本的选择,缓解一下中底层劳动阶级所面对的物价高涨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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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豹别墅的左邻右里

李国樑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5年12月19日)

依山而建的虎豹别墅原为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兴建的花园,日战时期被日军充作海上防卫肖站,修复后成为名噪一时的旅游胜地。

虎豹别墅通过栩栩如生的雕塑,将丰富的民间故事呈现在眼前。十殿阎罗的地狱场景警世意味格外鮮明,在教育不普遍的年代,巧妙地传达了华人的传统价值观。

虎豹别墅这么好玩又免付费,难怪许多家庭都扶老携幼,佳节游园,累积了数代老少温馨的记忆。虎豹别墅的左邻右里同样多姿多彩,深具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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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虎豹别墅街坊黄延达(左),民俗收藏家陈来华(中)游园。2015)

虎豹别墅的左邻

老街坊黄延达是虎豹别墅的左邻,在这块背山面海的福地成长。二战后父亲和大伯以800元合资买下他居住的木屋,上世纪70年代末屋子被祝融吞噬后,才搬到武吉巴督的组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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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豹别墅旁的地形。图片根据1969年新加坡街道图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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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坊的吃风厝。照片提供:黄延达)

那个年代的虎豹别墅前晚风伴斜阳,白浪逐沙滩,坐在绵长的海边吃马来沙爹,有说不出的浪漫快活。

沙滩的地势低,涨潮时海水将沙地覆盖过。每逢八月十五,潮水还会涌上陆地,路面变成汪洋,成为中秋佳节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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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豹别墅前的沙滩。NAS 1950s)

虎豹别墅旁的地铁站出口处曾经是“妈祖宫与祖师公宫联合庙”的所在地,供奉圣母娘娘和丹道始祖二尊真人,二尊指的是撰写《参同契》和《悟真篇》的两位道长。

跟本地许多华人庙宇一样,每年的三月廿三妈祖诞和八月初十祖师纪念日,沙滩上都会搭起戏台演酬神戏,答谢神灵庇佑,祈求合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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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车旁的联合庙。图片来源:NAS 1950s)

浪尖逐梦的咖啡店

老街坊对联合庙附近那两层楼的“琼泉兴咖啡店”记忆良深。琼泉兴汇集了三教九流,既是街坊的情感联络站,火灾后发放捐款的救济站,各路人马的“交通站”(情报站),也是偷渡客的落脚站。

在《浪尖逐梦》这份前马共领袖余柱业的口述历史档案中,余柱业提起从廖内偷渡回新的经历,第一次的心情格外紧张,以后则习以为常。他在“旧Pasir Panjang那边上岸,靠近虎豹别墅旁门,靠近海边有一个咖啡店,经常都有一些这样的来往者。”

《浪尖逐梦》所提及的咖啡店,就是琼泉兴。

名流故居

琼泉兴二楼住着一位名叫殷碧霞的华族妇人,街坊尊称她为先师嫲。先师嫲口操流利的英语和闽南话,家里挂着基督的肖像。上世纪60年代搬来后,由黄延达的母亲为她打理三餐。黄女士擅长家乡菜,先师嫲吃得开心,体质日渐改善,发薪时经常额外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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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时任总理李光耀先生到巴西班让访问,村民夹道欢迎。NAS 1963)

先师嫲来头不小,她是本地先贤林文庆医生续弦,儿子林炳汉是赫赫有名的赛车手,常驾着跑车来探望老人家。村民中有不少赛车迷,轻易的跟名人打成一片。

先师嫲的女儿熟知西欧游客寻幽探胜、尽享异族风情的口味,在琼泉兴旁所经营的狮子城夜总会,以“马来西亚本土色彩的舞池与冷气餐厅”为卖点。

1964年夜总会开幕时,邀请新加坡旅游协会的事务主任剪彩。事务主任说“新加坡是个游客的天堂,只是缺少热带风情的消闲场所,狮子城夜总会正好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如果不是因为特殊的社会地位,真难想象夜总会开幕都可以由官方剪彩并且上报。

巴西班让也吸引过其他社会名流前来落户。19世纪的章芳林是这里的产业大亨,我们曾经在附近挖掘出章芳林家族遗留下来的界石,捐献给文物局。20世纪中叶,还有其他名人如上海书局的创办人陈岳书入住。

我向陈老先生的后人陈蒙志先生提起此事。陈蒙志表示和平后,父亲带着他们一家人从印尼回来,在海边的浮脚屋度过了他的童年。他风趣地说屋子就建在水面上,从木板缝隙间往下望,小鱼儿在脚下游来游去,感觉非常新奇,因此记忆格外深刻。

右里的日战遗迹

如果虎豹别墅的左邻是个人文之地,它的右里则是一段血的记忆。

新加坡沦陷前,街坊看到一群形容疲惫,衣衫不整,还带着斑斑血迹的澳洲军沿着巴西班让路走向市区,大家都心里有数。

巴西班让除了是进入市区的最后一道防线外,也面对海战的威胁,因此英军曾在虎豹别墅前的海滩上兴建碉堡。1967年在沙滩上兴建一个供渔民使用的小平台时,建筑公司面对着这个弹痕累累的日战遗物显得不知所措,只好派员工“驻守”了一段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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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豹别墅前的沙滩上,曾经有一尊日战碉堡。图片来源:NLB 1950s)

我们对比了旧地图后,在巴西班让路边的草地上找到一小片洋灰地,两旁的大树根都绕道而过,可见有些异物埋在地底。老街坊相当肯定地底下就是儿时戏耍的碉堡残骸。

沿着巴西班让路,距离虎豹别墅不远处的第二科学园路口有另一尊碉堡,可能是马来军团在最后保卫战时所使用的。发完最后一颗子弹后,敌对双方进行惨烈的白刃战,鲜血染红了鸦片山。日军在巴西班让战役伤亡惨重,恼羞成恨,冲进亚历山大医院肆意杀戮,超过200名医疗人士与伤兵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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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科学园入口处的英军碉堡)

箱运码头

同样是1967年,国家发展部长动议将巴西班让发展为箱运码头。由于大规模的填土将严重打击渔民的生计,时任总理李光耀亲自向村民晓以大义:这个海面好比小面包,只能养活一个小渔村;如果发展成海港,可以养活全新加坡人。

十年后,巴西班让沙滩被西海岸公路和批发中心覆盖过。箱运码头随着新加坡的经济腾飞,迅速发展成为顶尖的海港。

原来的讨海人家放弃了捕鱼生涯,而李光耀并没有令他们失望,兑现了“全民共享大面包”的承诺。

如今回想起这段往事,岁月就像虎豹别墅斑驳的雕塑,老街坊清晰的经历都成了昔日风采。花开花落中,一代人会延续着前人的故事,继续谱写新篇章。不过,我们都希望会是些美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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