粪桶，夜香，夜来香
李国樑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5年6月5日
公厕比一比
2013年，新加坡向联合国提呈建议，将11月19日定为世界厕所日，目的是为了推广公厕文化。记者曾经带路，穿横街过窄巷，让我们见识了少数美轮美奂的五星级女厕。咖啡店的厕所则多数不入流，被归纳为“勉强可以”、“紧急状况下才去”、甚至“死都别去”。
就我的观察，为势所逼下，男生还会无可奈何地掂起脚跟，越过重重陷阱；女生则修行到家，真的死都不越雷池半步。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第一级经济体，公厕文明则几乎原地踏步，愈发叫人怀念起日本。当地的马桶坐垫有温度调控，有自动化的洗屁股设施，还有热气烘干，弄脏了会有犯罪感，心里老是过意不去。
不太卫生的排污系统
话说上世纪60-70年代，我在新加坡河畔水仙门长大，对“故乡”始终念念不忘。涨潮的时候，新加坡河水色青绿，可以跳入河中游泳。退潮后，只有中间水道可以行船，河床上累积了附近店屋阴沟排出来的渣滓、船家废弃的柴油、船员的日常卫生作业等，发出阵阵恶臭。
周末，我跟着父亲“落坡”，一路走到牛车水。父亲跟朋友搓麻将，我跟玩伴们穿街走巷，各拥一片天。
在牛车水街边戏耍，尿急起来，也不管是男生女生，裤子一脱，排在沟渠里，十分便利。至于上“大号”并不是一屁股坐上马桶，如厕后抽水，眼不见为净这么简单。粪便囤积在粪桶里，每三两天由挑粪夫来清理。这些秽物有个标致的名堂，叫做“夜香”。
也有老百姓听了流行一时的“夜来香”之后，灵机一动，将这些秽物称为“夜来香”，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着夜来香。
（典型的传统厕所，粪桶在下面，承载“夜香”）
早晨，挑粪夫逐家逐户收集夜香，收到来已是中午时份。挑粪夫先用铁钩将粪桶勾出来，换上一个干净的。离开前用带来的铁桶盖将盛满夜香的粪桶盖上，防止过多异物流出来。他们用扁担，左右各挑一个粪桶，送到俗称“36门”的载粪车。到了粪便处理场，还必须一桶桶倒入粪池，加工处理。
（有些屋子有后巷，墙角下开个粪桶口，方便收集夜香。图片来源：NAS c.1952）
（在还没有粪车的年代，作业都是很“土”的。图片来源：NAS c.1950）
挑粪夫劳苦功高，是人工排污系统的大功臣。他们一旦缺勤，就会有夜香太多桶太小那种外泄之患，臭气熏天之余，青头苍蝇粪虫滋生，叫人作呕。
当时有些屋子有条后巷，墙角下开个洞口，方便收集夜香。这些后巷称为“屎巷”，除了有屎尿留下的痕迹外，异味也凝聚在空气中。
那个使用粪桶的年代，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个沥青的痰盂，一物多用，成为紧急情况下的另一个选择。
（俗称“36门”的粪车，我们看到的都是32门的，左右各16门。图片来源：NAS c.1980s）
走在乡野山林中
讲到夜香，乡野地方的趣事同样一萝萝。
在乌鲁三巴旺长大的东印表示他们只是在地上挖个泥坑，差不多填满了就埋起来，转移阵地。可能这就是厕所也叫“屎坑”的由来。
在樟宜十条石（Somapah Road）居住多年的金兰说，她的家本来使用粪桶，每天有专人来收夜香。后来为了省钱省事，干脆在鱼塘上建厕所，大小号全都排在池塘里。有时雨天水满，等待着美味佳肴的鱼儿在咫尺间虎视眈眈，成为乡村独特的风景线。
锦贤的老家在樟宜九条石半，后来发展成新加坡博览中心。她家后院有四间如意处，左边的露天粪池中央有两间祖父母专用的“小木屋”，远看就像池塘上搭建的凉亭，小桥流水，风景怡人。另外两间则是爸爸和叔叔们挖掘的两层楼高的粪井，地面舖上石灰，用木板围起来，全家二三十人就用这两间厕所。粪井大概在第一展厅的入口处。
袖宝的老家是今天的白沙购物中心的所在地。附近开采沙石后的深坑开发成鱼塘，如今座落在Pasir Ris Drive 1公园里。上世纪60年代，鱼塘主人到新加坡河畔收集夜香，回来后一股脑儿倒进池塘里，塘里的鲫鱼、松鱼、鲤鱼都长得肥肥大大。人们常说淡水鱼有泥味，可能还增添了鲜为人知的夜香味，印证了自然界再循环的道理。
当年服兵役，野外训练所使用的公厕就在最原始的天地间。走入丛林里，才发觉原来还有友军做着同一件正事。现在比较文明，军训的地方会安排流动厕所，不再破坏负离子。
新加坡河畔地标犹存的新天地
上世纪70年代，市区内的丝丝街、直落亚逸街、克拉码头等公厕同样使用粪桶。这一类公厕呈八角形，建筑风格独特，用途一目了然。人们上公厕时必须点燃香烟，不然便是猛擦风油万金油来掩盖臭味。公厕外就是路边摊，食物卫生可想而知。
（巴刹的公厕（左方）。图片来源：NAS c.1960s）
（克拉码头的八角形公厕。图片来源：NAS c.1970s）
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俗称柴船头的李德桥附近还可见到八角形的公厕。为了一圆那段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记忆，我特地从国家档案馆找了一张旧图片，到原地“回味”。
图片所提供的线索是那栋座落在克拉街与李德街交界处，富有中国南方建筑特色的货仓，现在署名为“涟漪轩”的饮食场所。涟漪轩前供小孩玩乐的喷泉，就是当年八角形公厕的所在地。
（克拉码头涟漪轩前的喷泉就是当年八角形公厕的所在地）
¼个世纪前喊停的百年作业
华人在一百多年前已经逐家逐户买夜香，作为种植的肥料。后来新加坡人口激增，夜香过剩，变成必须付费给专人收粪。有些家庭不愿意支付清理费，索性将夜香倒入门口的沟渠。
19世纪末，政府接管收粪作业，一部分夜香用作肥料，其余的都埋到地底。由于当时的木粪桶容易腐坏，夜香漏满一地，殖民地政府甚至立法规定，必须使用从英国入口的铁桶。
上世纪70年代的国会开会时，就新加坡这个花园城市使用粪桶一事，环境部被轰得体无完肤。接下来全岛大刀阔斧，除了整顿新加坡河与加冷河外，还关闭了猪鸭农场。到了1987年，设在Lorong Halus的最后一个粪便处理场停止运作，挑粪夫这个熟悉的身影消失在新加坡街头，粪桶的百年气味成为一段没人愿意还原的往事。
（新加坡河畔的挑粪夫。图片来源：NAS c.1980s）
（挑粪夫也在粪便处理场负责处理粪便的工作。图片来源：NAS c.1980s）
50个初吻
本地电影人陈子谦Royston Tan配合SG Heart Map Festival制作的短片50 First Kisses
（取自Youtube及陈子谦面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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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着魔的众神出銮
黄坤浩
原文刊登于本地文艺刊物《热带》2013年5月份
从新山参观古庙游神回来后，闭起眼睛就看到浮游在人海中的小神轿，耳边厢仍萦绕着厦语发音的“发呀发呀发呀！”。
每年的农历正月二十一、二，是新山百年古庙连同五帮会馆举行五大神仙出游的节日。那两天是新山各籍贯华族同胞共同祈福与友好团结的象征。对老年人来说那是烧高香求神明最灵的日子；对青年男女，那是释放青春活力的体育嘉年华；对游客而言，那是四五万人同时在街上互动、呐喊、舞龙、敲锣打鼓的“妆艺”大游行。
今年3月2日是游神的第一天。下午五点半，冒着大雨之后的缠绵，人潮已经出现在朝向“行宫”的方向前进。三公里的步行，摩肩接踵的人群，也吓不倒阿公阿婆。如果说整个新山城那一夜都动起来了，你信不？
将近七点时分，行宫前面的广场人头晃动，水泄不通，各龙、狮、大头娃娃等团队一一参拜众神之后，五大帝开始离开行宫了。五大帝就是海南会馆奉祀的赵大帅，广肇会馆的华光大帝，客家会馆的感天大帝，福建会馆的洪仙大帝以及潮州八邑会馆的元天大帝。每位大帝离开行宫的那一刹那，信徒们都一阵骚动，头上的高香都趋前拜拜，在主持人的领导下，群众发出的“发呀发呀发呀”一声比一声高，精壮有力的肩抬神轿的年轻人，似乎着了迷，随着此起彼落的呼喊声，神轿左右摇摆颠簸得越来越激烈。就这样，群众与抬轿人的热烈互动，连七十老翁的我也跟着喊起来。身边有个看似害羞的姑娘也“发呀发呀发啊”地喊着，也许有个抬轿的小伙子正是她的爱人呢。
看了一夜的游神会，发现五大帝出巡的作风是不同的。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感天大帝和洪仙大帝，摇起轿子来如狂风暴雨，抬轿人与群众的互动声浪震天动地；而元天大帝的抬轿人与群众不喊“发呀”，却以潮语喊“兴啊兴啊兴啊！”小轿子也不左右摆动，而是随着声浪上下起伏，直至高潮时，小轿子已在人海中高高升起，撑起来的是一片“兴啊兴啊兴啊”的声浪与无数的翻天手掌。
百多年来，来自中国原乡的神来到了南洋，生活在不同社群中，孕育出不同文化底蕴，表现出游神队伍的不同风格。他们虽野但不乱，急救车来了也会让路。即便是粗放旷野的“发”，还是外柔内刚的“兴”，都是原生态的，古远的呼声，令人着迷，但这不是神迹，是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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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巧合
刘家明
原文刊登于《早报-言论》 2015年01月31日
本地2015年的头条邻里新闻，应该是归“武吉巴督的鼠辈肆虐”莫属了。其实就在不很久以前，新加坡也面临同样的挑战。
根据莱佛士爵士的马来语通译员文西·阿都拉所著的《阿都拉传》所述，1819年的新加坡老鼠为患，有的老鼠体大如猫，不怕人、狗，甚至会围攻猫只，晚上更肆无忌惮地在屋里屋外进出觅食。当时新加坡的第一任驻扎官威廉·法夸尔灵机一动，立刻颁布了法令，每只老鼠（不管死活）悬赏两分半钱。于是岛民全都出尽法宝，用药、饵、陷阱、徒手打洞等方法灭鼠。每日捕到的老鼠从百到千，七天后由于捕到的老鼠实在太多了，悬赏降为两分半钱两只，结果鼠患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我们不妨约略估计一下，法夸尔在短短两个星期，花了大约200块银元，就消灭了约一万只老鼠。当时英国租下新加坡港口的费用，每年是8000元（3000元给天猛公，5000元给苏丹），所以200元也算是个大数目，不过总算有效地解决了全岛市民的卫生问题。接下来是大蜈蚣为患，法夸尔故技重施，也同样很快地解决了问题。想当年重赏之下有勇夫，今时却要靠灭鼠灭虫公司的高科技，希望武吉巴督的鼠患也会彻底解决才好。
据说当年莱佛士在签下了租约几天后，只留下一些城市和港口的规划建议，以及一些管理指导原则给驻扎官，就回去苏门答腊的明古连了。建设新加坡港，灭鼠灭蜈蚣，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没有钱是完全不可能进行的；在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威廉·法夸尔于是再开先河，把贩卖鸦片和赌博合法化，在新加坡售卖鸦片和开赌场的执照。这样一来，不但让英方有足够的资金发展新加坡的商业和防卫，也带动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流动和发展。
三年后莱佛士再回到新加坡，他对赌博深痛恶绝并立刻颁布了“禁赌法令”，同时也以这件事，作为解除法夸尔职务的原因之一。不过在莱佛士翌年走后，第二任驻扎官哥罗福也学法夸尔的做法，毕竟来自赌博的收入，占了当时全年税收的近半以上。大约在1829年正式禁赌后，赌场转入地下，继续营业。
从我国建金沙和圣淘沙赌场的收益，还有目前世界许多大城市也争先建赌场，以推动经济的浪潮看来，当时的法夸尔也算是蛮有远见的。不过正如1月15日《联合早报·傅来兴专栏》的观察，目前寒风已开始吹袭全球赌场，开赌场或许已不是缓解经济的万灵药了，希望“有关当局”已开始为这情况做好准备工作，以免到时措手不及。
鸦片的命运则好得多，开始时主要是外销。殖民时代的新加坡还有设厂提炼鸦片，有名的一间工厂就是二战抗日战争的最后一个据点鸦片山。鸦片也成就了不少商贾，如果没有鸦片，也就不会有纪念靠鸦片发迹的章芳林的芳林公园了。根据统计，当年在禁赌后的每年税收，有49%来自鸦片。后来鸦片在“苦力”和劳工间流行起来，开始慢慢荼毒岛民。迟至大约1943年（日治时期），新加坡才有禁止非药用鸦片的法令，可惜走私和吸食其他毒品如大麻、可卡因、迷幻药等，早已随着世界浪潮侵袭了这个文明社会。1973年我国立法以死刑处决毒贩后，情形才开始有所改善。
近日美国许多州已受不了经济利益的诱惑，就连《纽约时报》的社论也呼吁美国政府让大麻合法化。美国西部的华盛顿州和科罗拉多州已开始让大麻合法化了。去年10月，英国的经济学家居然提议，把花在买卖毒品和买春卖淫的收入，也算入“国内生产总值”（GDP）里以提高GDP的数字。最近还有报道说，缅甸鸦片的种植死灰复燃，规模甚至更胜以往，寂静了好多年的金三角又开始活跃了。这种种新闻不禁让我们反省，难道这社会真的倒退回200年前了吗？人类是否已开始在自取灭亡了？所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这样下去的话，真不敢想象人类还会有未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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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爱好者寻获130年划地界石 章芳林巴西班让拥地多少添新线索
许翔宇 报道
原文刊于《联合早报》2015年9月28日
一群文史爱好者前年在南波那维斯达路寻获两块曾经用来标明章芳林父子房地产范围的界石，对研究章芳林家族史和他的业务规模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本地华社先贤章芳林及其家族当年拥有的房地产范围多大，如今或许难以确定，但一群文史爱好者前年在南波那维斯达路寻获一对曾用来标志章芳林父子产业分界的界石，为章芳林及他的家族史相关的研究，增添新线索。
出生于新加坡的章芳林（1825年－1893年），继承父亲章三潮的烟酒生意及大笔财富。他生前乐善好施，曾独资组织消防队，拨款兴建孤儿院，出资支持及兴建庙宇、学堂等。
由于章芳林对社会做出许多贡献，获海峡殖民政府封为太平局绅。他出钱在市中心建立公园，也就是现在的芳林公园。
刻有章芳林商号“苑生”
其中一块历尽岁月沧桑的石碑，刻上“苑生界止”四个字。“苑生”是章芳林的商号，这块界石，约一米高，估计有近130年历史，近300公斤重，相信曾用来标明章芳林产业的界线。今年5月起，“苑生界止”石碑在土生文化馆展示，放置在“高山仰止－50位土生社群先驱的非凡人生”展览中介绍章芳林的展区内。该展览将举办至明年4月。
刻有“苑生（全记）界止”字样的石碑，相信曾是标记章芳林的儿子章壬全产业范围的界石。（李国樑提供）
另一块已断了一大截的石碑则刻有“苑生（全记）界止”，约50公斤重，相信是标明章芳林的儿子章壬全产业范围的界石，目前储存于裕廊西的文物保管中心。章壬全于1940年逝世。
两块界石从近乎被遗忘到受保护，过程曲折，充满机缘巧合，也反映本地文史爱好者对抢救文物的热心与坚持。
在国家博物馆担任义务导览员的李国樑（53岁，特许工程师）、刘家明（60岁，电子工程师）和目前已退休黎上增（65岁），以及文史研究员吴庆辉（55岁），在寻获两块界石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
寻获两块曾用来标志章芳林父子产业分界的界石，（左起）刘家明、吴庆辉、李国樑和黎上增，扮演关键角色。图中的“苑生界止”石碑是在南波那维斯达路一带寻获，目前在土生文化馆展示。（萧紫薇摄）
寻碑过程曲折离奇
曾住在南波那维斯达路附近的黎上增，早在12年前就无意间发现“苑生界止”石碑的位置。黎上增说：“界石处在一所幼儿园篱笆外和马路之间的地方。当年它布满青苔，看不出字样。直到2003年某天，界石上的青苔消失了，上面浮现‘苑生界止’四个字。”
他拍下石碑的照片，询问当时在国家博物馆任职的吴庆辉。吴庆辉请教时任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副馆长的林源福，确认界石与章芳林的关联。由于不确定界石所处位置是由哪个政府部门负责，黎上增与吴庆辉决定让界石留在原地，日后再决定是否进行搬运。
黎上增后来搬了家。“我是提心吊胆的，毕竟那一带要兴建新住宅，我担心界石会被移动或破坏。”
2013年，李国樑从黎上增那里获知界石的存在，决定亲自去探看。李国樑说：“那天是清明节，我根据黎上增描述的位置去找，却看不到界石，一度以为找不到了。可是，我仿佛‘鬼使神差’地走向马路斜对面，突然在一道小山坡上，发现了另一块断碑。它仿佛是被遗弃在那里，上面似乎刻有字，但当时看不出端倪。”
章氏家族经营鸦片生意
一周后，李国樑同刘家明一起重返山坡，在断碑上撒爽身粉，“苑生（全记）界止”字样才浮现。两人也在一堆树丛下找到“苑生界止”石碑。两块石碑被寻获时，位置相隔100米。
李国樑说：“冥冥中似乎注定，我们必须先找到（章芳林）儿子的界石，才找到父亲的界石。”
由于那一带的发展项目越来越多，这群文史爱好者担心两块石碑会被丢弃或遭破坏。李国樑、刘家明、吴庆辉及另三名义务导览员前年7月13日，决定将石碑搬运到国家博物馆储存。
由花岗岩制成的“苑生界止”石碑不易搬动，幸好当天有数名热心客工的帮忙，任务才顺利完成。
史料记载，章芳林在振瑞路（Chin Swee Road）和合乐路有许多房地产。
刘家明说，南波那维斯达路就在巴西班让，属于富人住宅区，章芳林家族在那里有房地产也不稀奇。何况，章氏家族经营鸦片烟生意，两块界石被寻获的地点不远处就是“鸦片山”（Bukit Chandu），即当年属于殖民地政府的全东南亚最大的鸦片提炼工厂所在地，而章氏也可能为经营鸦片业务而在该处置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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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与新加坡
李国樑
原文：2013年2月8日
修订版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5年2月7日
从电影谈起
30多年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电影跟随着新现实主义文学的步伐，拍了大量的伤痕电影。大时代的悲情之余，留着一条光明的尾巴，让人看到希望。
那时中国市场逐日开放，促进香港和内地电影工作者联手，拍摄了好些具有代表性的优秀电影。1983年，追看了香港导演李翰祥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合作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揭示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所遭受的屈辱。
《火烧圆明园》最后一幕，李翰祥以一把大火，将在明十三陵附近搭建的圆明园场景完全烧毁，不留包袱。当年圆明园狂烧三天三夜的情景彷佛重现，在心头留下强烈的震撼。
（油画：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图片来源：中国油画学会）
“圆明园”这个占地约16万平方米的皇家园林由康熙命名，他的王儿雍正解释“圆明”二字的含义：“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意思是说，“圆”指个人品德圆满无缺，超越常人；“明”指政治业绩明光普照，完美明智。这可以说是封建时代明君贤相的理想标准。
第一次鸦片战争
火烧圆明园可以追溯到184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参与战争的英军抵达新加坡，在现在的政府大厦前的大草埔扎营休息，当时的华人并没有采取敌视的态度。
1819年，莱佛士看好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可以成为英国与中国经贸的中途站，于是签下新加坡租约。莱佛士在本地设定的第一套律法，全面禁烟、禁娼、禁赌、禁人口贩卖，可是新加坡竟然成为英国战舰的补给中心，支援鸦片战争，或许是莱佛士所意想不及的。
清朝战败后，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美国、法国也分别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除了强行索赔，并赋予列强的领事特权和最惠国待遇之外，还命令清朝五口通商，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码头。
英国以为通过不平等条约就可以把大量商品倾销到中国，纠正贸易逆差，结果事与愿违。
火烧圆明园
1856年10月初，中国商船“亚罗号”在黄浦停泊。亚罗号曾被海盗夺走，为了方便走私，在英国政府管辖的香港重新注册，成为英国船。10月8日，广东水师上船逮捕了窝藏在船上的两名中国海盗和有嫌疑的中国水手。英国驻广州领事认为这是艘英国船，中国水师擅自上船，还扯下英国旗，侮辱了英国，因此要求两广总督立即释放所有人犯，并向英国政府道歉。两个星期后，两广总督将12人全部送还，但英国领事拒收。隔天，英国战舰闯入虎门海口，持续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1860年10月6日凌晨，英法联军在海淀“无一兵一骑出而御之”的情况下，占据圆明园，与土匪一起大肆掠劫。10月18日，联军纵火烧毁圆明园，来不及逃走的太监、宫女、工匠等都不幸葬身火海。
紧接着，战情急转直下。一星期后，清政府分别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其中一项条款是“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
第二次火烧圆明园发生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当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里残存的13处皇家宫殿建筑在混乱中遭到附近驻军和土匪劫掠，沦为废墟。
鸦片战争打开了下南洋的渠道
鸦片战争的年代，新加坡还是属于英国殖民地，五口通商无疑打通了中国侨民出洋的线路。北京条约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使到更多中国南方的农民离乡背井到南洋寻出路。新加坡作为一个自由港，吸引了许多商人和劳工，掀开了下南洋的拓荒史，到新加坡的过番客源源不绝，从此打开了移民的渠道。
早期过番下南洋的多数是男性移民，他们冒着天险，以“猪仔”、赊单工或自由身来到南洋。每个到新加坡谋生的过番客各有各的经历，不过都怀着相同的梦想，希望能够在新加坡发财，让家乡的亲人过更好的日子。
鸦片税一路来都是殖民地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往往占总收入的四、五成以上。英国人除了立法管制新加坡的鸦片贸易外，也以新加坡为转口加工基地，在鸦片山下（Bukit Chandu）建立鸦片加工厂，将包装好的鸦片输送到东南亚各地以及中国，连清朝皇帝都迷上它。
许多新加坡华商同样靠经营鸦片发迹。他们除了做鸦片生意之外，一般上还从事其他商业活动，招聘大量华工。有些华工迷上鸦片，由于付不起高价，转而抽吸所谓的“烟屎”，也就是别人抽过的二手烟，对健康的影响更甚。这些大“头家”一方面为南来的华工提供就业机会，让他们赚钱回乡，另一方面经营鸦片来荼毒工人，使他们回不了家。可能在那个年代，他们对鸦片的危害所知亦不多。
新加坡跟中国在地理形势上虽然相隔千里之外，但却为贫困的南方农民提供寻找新生活的动力。到了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已经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形成了这一百年来人口分布的格局。这条下南洋的脉络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阵营冷战期间，才暂时打上休止符。
大马路的爱琴桥（埃尔金桥）
新加坡河上衔接大坡大马路(South Bridge Road)和小坡大马路（North Bridge Road）那座别具风格，没有桥墩的桥梁称为埃尔金桥（Elgin Bridge），它曾经有个优雅的中文名叫做爱琴桥，也曾经有个符合道德规范的中文名，叫做爱仁桥。对比之下，“爱琴”更符合吊桥的美感。
（大马路的埃尔金桥，爱琴桥的译名更符合设计的美感）
Elgin（埃尔金）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国的最高统帅和谈判代表，当年就是他下令一把大火烧毁圆明园。战争结束后，埃尔金出任印度总督。英国人更换了新加坡河上的旧桥，新桥以埃尔金命名，以纪念他们心目中一举击败清朝皇帝的大功臣。
爱琴桥的两岸居住着离乡背景的华人先民。他们主要来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以福建人、潮州人和广东人为主。殖民地政府将他们安置在不同的社区，减少族群间的磨擦。例如直落亚逸和厦门街是福建人的集居地，潮州人则在新加坡河畔安身，广东人住在牛车水，客家人住在海山街。由于大坡已经被其他族群“占领”，迟来的海南人只好转移阵地，跟日本人一起在小坡安身。
（从前的爱琴桥。图片来源：NAS c.1910）
再见圆明园
1993年初到北京，参观了圆明园西洋楼废墟，隐约中还感染到王者的霸气。不过，更霸气的是守园的小帅哥，对游人呼呼喝喝，怎么也看不出一个古国该有的文明。
在那个时候，我们身为中国移民的后代，身上还流着一半中国的血液，多少带着寻根归故里的心理踏上神州大地，亲身感受正处于变革中的中国。情感与怅惘、美丽与烟尘，大都的历史和当下的文化是强烈对立的矛盾。
（再见圆明园。1993）
一堆废墟证明了英国人配不上口头上的正人君子（gentleman），“日不落帝国”在世界各地智取强夺，到头来无非为了自身的利益与财富。可是，放下民族的自尊，圆明园不仅毁于侵略者的蛮横与疯狂，更大程度上毁于清朝的腐败与唯我独尊，毁于国际外交与人文的落后无知。
自古以来，中国各个朝代皆因中原的历史条件而以天朝自居，将其它地区视为蛮夷番邦，了解不深。一旦碰到列强不留情面，各自维护自以为是的真理下，真正遭殃的是人民。
儒家的核心思想为“仁”，仁者爱人，老有所依，少有所靠，天经地义。孟子将“仁”的思想推展为“仁政”，提出欲强国，必行王道，行王道，必重民生。政治与权力本来就包含了“圆明”下，为民争取快乐幸福的理想。
放下过去的包袱，不论是远在北京的圆明园，或是近在新加坡河上的爱琴桥，都传达了相同的理念。
博物馆华文义工：研习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