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民防部队- 民防建设队

• 皓琦

（ 原文发布于2019年5月11日 / 联合早报/ 缤纷行业 ）

民防建设队属国民服役义务，建设队与当时已经建立的“民防队”相辅，是我国民防的两大支柱，可算是民防部队的雏形。

建设队学员得接受九个月的基本建设训练

8484对92个新加坡公民来说，应该有特别的意义。1984年4月8日是我国 “民防建设队” 的先锋军（第一届），完成全职国民服役义务，拿回红登记（身份证）的满役日，也就是过去俗称的ROD （Run-Out-Date）。

现在每年的2月15日是“全民防卫日”，当天下午6点20分，全国的空袭警报齐响，让国人不忘1942年2月15日当天，英军抛弃新加坡，向日本签下无条件投降条约的那一刻。

说到全民防卫（现称全面防卫），不能不提民防部队，提起民防部队，不能不说说我国特有的“建设队”。

成立“建设队”新闻发布稿 （国家文物局档案）

民防两大支柱

新加坡内政部于1981年9月9日，宣布成立民防建设队（ Construction Brigade），这“建设队”与当时已经建立的“民防队”相辅，成为我国民防的两大支柱，可算是目前的民防部队（SCDF）的雏形。

虽然被征召加入建设队也算是国民服役，不过它与传统的军训完全不同。被征召入建设队的适龄公民，先会接受三个月的基本民防训练，如纪律步操、健身操练、救护救援和救火等技能，接下来的九个月就会分批接受木工、髹漆、砌砖、铺砌地砖、扎铁、电线和水管装置等的训练。受训毕业后，继续加入建屋发展局的承包商建筑队伍18个月，前后两年半才算满役，然后被编入民防后备部队。

建设队纪念锦旗（新加坡民防局资料）

待遇优厚的工作

根据当时的统计数字，我国每年平均缺乏两万名建筑劳工，不过内政部重申，建设队并非要协助解决建筑劳工短缺的问题，完全基于民防建设所需，而建屋发展局则提供最好的训练环境。

与典型的国民服役比较起来，建设队的薪金待遇非常优厚。首12个月的受训期，薪金比一般国民服役部队的110元要多加250元，毕业后还有1000多元的奖励金存入公积金户头。接着下来在承包商服务的18个月，则随行情和表现，月薪也在1000元左右。在那个工艺学院毕业的技师的月薪也不过大约500元的时代，加入建设队可算是一份待遇优厚的就业选择。

建设队队员满役证书

2002年走入历史

从1984年10月开始，建设队每三个月就征召约300人入伍，到1987年已有超过6000人完成训练，编入后备部队有2700多人，不过满役后继续留在建筑行业的，却只约700人。

满役后的建设队员会得到“退役证书”和“技工第三级”证书，对要继续留在建筑业发展的技工，可是一种专业的认证。

建设队制度一直到2002年才完全走入历史。当时的建筑业不但辛苦，而且安全条件也不完善，所以建设队员在建国的路上的确也付出了血汗。

以另一种方式完成国民服役的做法不只是在新加坡而已。法国早年也同样有国民服役制度，当时为了鼓励国民到海外发展舒缓国内就业问题，适龄男性国民愿意到外国任职一年以上，可以豁免国民服役，这也算是尽了公民义务。

明年将是建屋发展局成立60周年，或许建设队这一段小插曲会重新被提起也说不定。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书和画

新加坡篇（二）香雪庄藏品

赵宝宗

    和袖海楼一样，香雪庄也是一个新加坡成功华商的收藏传奇。

    庄主陈之初博士（1911-1983），原署陈兆藩，1911年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潮安东风乡。四岁至17岁间在中国长大。1928年返回新加坡从学徒做起，创办“长丰”和“隆荣”两商号，经营胡椒甘密橡胶咖啡等土产贸易。朝鲜战争后凭胡椒贸易大获其利，享有“胡椒大王” 之美誉。

    陈氏有雅好，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就开始收藏中国艺术品，取“梅花之清香”之意“香雪庄”为自己的斋号。历时四十多年，发展成为新马区域时间最早、规模最大、藏品最精致的私人收藏。陈氏本身具备过人的艺术鉴赏能力，收藏中不断学习积累中西美术史、艺术潮流与流派、书画名家生平及创作技巧等系统翔实的知识，故每每慧眼识宝。加之经济实力雄厚，每遇佳作机缘，不论要价高低，总能当机立断纳而珍之。因之所藏数量品类不断扩大，声名远扬。香雪庄主要藏品一度多达七百件，包括书画、陶瓷、端砚，印章，青铜器、紫砂器、玉雕，竹刻等。其中，陈氏对水墨画最为钟爱，藏画自然就是香雪庄的收藏核心。这些藏品就收藏在陈氏大宅里（真大的大宅！）， Upper East Coast Road 311号（后来迁到的Bournemouth Road 70 号）。宅院里室内鱼池旁有饶宗颐（1917－2018）赠与主人的嵌名联：得有之人力振古，最宜初日此观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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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初在东海岸路上段的陈氏大宅建立香雪庄（1953年摄）

香雪庄书画藏品包罗宋元以来的名家作品，最大宗收藏是晚清著名画家任颐（伯年）（1840-1895）的作品。陈博士和比他年长四岁的上海大藏家钱镜塘(1907—1983年)一样，最钟情的画家是任伯年（据传钱镜塘最多时收藏有任伯年的大小作品2000来件，最出名的一件是《华祝三多图》），相信是受徐悲鸿对任伯年“500年第一人”的定位影响。陈博士从三十年代起与黄曼士（1890－1963）交好，通过黄氏结识徐悲鸿（1895－1953）。在徐悲鸿和黄曼士的介绍下，陈之初搜集了任伯年大量作品精品，据说超过百多幅，主要收录于1953年出版的《陈之初藏任伯年画集》。其中一套四屏《八仙图》，以简笔描绘了八仙独立超然的神态，是他绝少成套的人物画，陈氏视为珍宝。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 （1942年2月到1945年8月），为防画作遭到损坏，他把这套画作埋在他岳父的橡胶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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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颐《八仙图》∕1880年作品∕四条屏 水墨设色纸本/150 x 81.5cm

    香雪庄收藏陈氏最钟情的在世画家徐悲鸿作品更是数量多水平佳。徐悲鸿在新加坡完成的彩墨画《双马》，就曾挂在他的书房墙上。香雪庄多幅藏画上都有徐悲鸿致陈氏的亲笔题款。这种情景不限于徐悲鸿，黄宾虹，张大千、溥儒、赵少昂等都有亲笔题款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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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初博士在书房 （照片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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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双马》∕1940年作品∕ 水墨设色纸本/262 x 13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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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 《柳鹊》∕1939年作品∕ 水墨设色纸本/247 x 53cm

（作者题款：之初先生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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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宾虹《山水》∕1950年作品∕ 水墨设色纸本/141 x 21cm

（作者题款：北宋人多兼吴道子、王摩诘两家法，而变唐画刻划之迹，此甚进步。之初先生属）

    香雪庄的书法收藏也极为丰富，明万历探花张瑞图（1570 – 1644），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铁保（1752-1824），民国沈尹默（1883-1971）等名家大作。陈之初博士本人自幼对书法有浓厚兴趣，并努力钻研名家墨迹，从颜、柳，入手，继及行草，旁及明清各家，博采众长，所作“五色书”，“彩墨书”，自创蹊径。他多次参加本地和海外的艺术展览及日本国际书道展。 1979 年出版《陈之初书法》，1982 年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举办个展，并出版了《陈之初书法》( 二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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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图《五言诗》∕？年作品∕四条屏 水墨绢本/251 x 56 cm

    在收藏书绘画的同时，陈氏结识了不少新马当地和来自中国的画家。曾与于右任、徐悲鸿、张大千、何香凝、溥雪斋、赵少昂诸师交好，经常邀请海内外的文人雅士到家里雅聚，切磋指授，与本土藏家如“虚白斋”的刘作筹（1911－1993）、“袖海楼”的杨启霖（1917－1998）交情深厚。收藏家、研究者和字画商，也经常受邀到香雪庄做客，新加坡先驱书画家，都曾是陈博士的座上客。当年国内外书画名家以到香雪庄做客赏珍藏为荣，还有台湾画家组团来看画，陈氏甚至慷慨资助国外的艺术家朋友飞来新加坡看画。他自资刊印《任伯年画集》、《香雪庄藏印》上下册、《香雪庄书画选集》、《齐白石印谱》等，免费分赠海内外文化机构及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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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初博士于国泰酒楼宴请新加坡书画家和收藏家（摄于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左起：陈人浩，刘抗，？，杨启霖，？，陈之初博，陈景昭，王梅痴，？，陈文希，和陈宗瑞）

陈之初博士是一位慷慨的艺术赞助人，对新加坡当地的文化艺术贡献良多。在1972年他将30幅名家书画珍藏捐赠前南洋大学李光前文物馆。1977年，由著名史学家、地学家及教育家张其昀（1901年－1985）创办的台湾华冈中华学术院（1980年改为中国文化大学）特颁予名誉哲学博士学位，籍以表彰其对文化艺术事业超卓贡献。1977 年，陈先生慨捐新币五万元予新加坡艺术协会（Singapore Arts Association）设立“陈之初艺术基金”，作为进一步奖掖当地艺术后进，及促进当地艺术活动的一种工作与承担。随着陈氏家的不断捐赠，到2015年该基金累积至新币120万元。1979年命名为“陈之初博士美术奖”（Dr Tan Tsze Chor Awards），年度举办，是本地最长寿的美术奖和具指标性的美术竞赛。陈之初博士美术奖每年吸引约200份作品参赛，40年来默默培育不少美术人才，从1979年第一次美术家林欣欣，在新加坡文化奖的获奖者中，多位曾经得过陈之初博士美术奖书法水墨组奖。

2000-2002年陈氏家人将香雪庄的部分藏品中国近代书画、端砚、印章、陶瓷捐献给亚洲文明博物馆 。2002 年 6 月，亚洲文明博物馆举办了“陈之初书画作品珍藏展”。2006 年亚洲文明博物馆出版“香雪庄珍藏”，收录陈氏家族捐赠文物当中的一百三件作品。香雪庄部分藏品近年也通过内地艺术品拍卖市场回流大陆，凭借业界声望和引人注目的藏品，在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上海朵云轩、云南仁恒等众多拍卖公司出现，成交率非常高。

（除另有说明外，本文图片拍自‘陈之初香雪庄珍藏’）

参考书目

The Xiang Xue Zhuang Collection Donations to Asian Civilization Museum

The Art Book of Chinese Paintings  (by Ming Deng)

https://kknews.cc/zh-cn/history/x3mpgvg.html

Rediscovering Treasures：Ink Art from the Xiu Hai Lou Collection

Singapore through 19^th Century Prints & Paintings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mini-columns/story20180120-828515

大批珍贵书画捐赠后极少展出 陈之初之子陈玉仪： 太可惜

https://www.zaobao.com.sg/culture/arts/story20160517-617890

李伟南（1880 – 1964）参考资料

https://libportal.nus.edu.sg/media/lib_ch/sg-lee-wee-nam.pdf

新加坡四大书画收藏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58d6550100chiz.html

邂逅「香雪庄」

http://www.sgwritings.com/2276/viewspace_46108.html

“香雪庄”藏品风头健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50820/0432274070.shtml

名聯觀止: 下

梁羽生

https://books.google.com.sg/books?isbn=9578499248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书和画

赵宝宗

 

引言

 虽然进程贬褒有异，但“一带一路”成为热搜确有几年矣。此“一路”乃丝绸之路也。“丝绸之路”是德国地貌学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年5月5日－1905年10月6日）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第一卷中首次提出，原指中西陆上通道，因为主要贸易是丝绸，故名。此名出现后，学术界又延伸出“海上丝绸之路“。在陆上丝绸之路之前，或已有了海上丝绸之路。最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是法国汉学家沙畹(本名爱德华·埃玛纽埃尔·沙瓦讷，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1865年10月5日－1918年1月29日)。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可以追溯远到秦汉时期，唐宋时已相当繁荣，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贸易航线之一。在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是丝绸，到了宋元时期，瓷器的出口渐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也称其“海上陶瓷之路”。还由于舶入的商品主要是香料，也称作“海上香料之路”。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明朝时郑和下西洋更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了极盛时期。南海丝绸之路从中国经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这横跨太平洋印度洋连接东西方的大路上，两千年来流通着丝绸陶瓷香料和银元，发生着喜剧悲剧和闹剧，有物流人流一定也有文化流。对了，书画！一定有中国书画流！我们来挖掘下这海上丝绸之路沿途留下的书和画。

新加坡篇（一）袖海楼藏品

中国书画的海外收藏哪里排第一？没有权威发布，欧美大牌老牌博物馆一定收有中国书画，特别是古字画纸本绢本刻本拓本。但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新加坡无疑是收藏中国书画第一名的首选，至少在非官方收藏近现代书画方面首屈一指。先来看袖海楼藏品。

“袖海楼”珍藏是新加坡迄今保存最久规模最大的中国书画私人收藏。由新加坡早期潮商领袖杨启霖（1917－1998）建立，自1950年代至1990年代，历经40多年的积极蒐藏，全盛时期拥有近千件藏品，与黄曼士（1890－1963）的“百扇斋”，刘作筹（1911－1993）的“虚白斋”，陈之初（1911－1983）的“香雪庄”被公认为新加坡的四大中国书画收藏。“袖海楼”之堂号来自杨氏的朋友兼艺术总监陈宗瑞（1910－1985），取意于北宋大文豪苏轼的诗句“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

一年前（2017）的联合早报上有介绍杨启霖和他独特的收藏方式的刊出。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在2017年举办《袖中有东海：袖海楼水墨藏珍》特展，首次公开展出大批珍藏画作，董其昌，陈洪绶、任熊、任薰、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陈文希及范昌乾等大家作品均有在列，既飨现代水墨画同好，又为本地大众开启一方艺术天地的大门。袖海楼大批珍藏由国家级展馆展出，尚属首次。

任熏《花香鸟语》∕1868年作品∕六条屏 水墨设色绢本/217 x 51.5cm/袖海楼收藏

    袖海楼收藏以画作为主，时间涵盖由明朝到现代长达500年。由传统到近现代各家各派书画风格云集，兼中国与南洋水墨创作，构成1990年代袖海楼收藏全盛时期的特色。集中体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期间现代中国水墨画风流变脉络，以及变革至今的艺术风貌。

在袖海楼藏画中，不但海上四任（任熊、任薰、任颐、任预）作品收集齐全，与新加坡因缘深厚的徐悲鸿作品，更为杨氏所喜爱，其中徐悲鸿在东南亚创作的代表性水墨人物巨画《六朝人诗意图》堪称袖海楼收藏的镇馆之宝。衣若芬老师还特别撰文分享她欣赏这幅画的观感。

徐悲鸿《六朝人诗意图》/1939年作品/横幅 水墨设色纸本/101x202cm/袖海楼收藏

除中国水墨作品，袖海楼也收藏有新加坡多位先驱书画家如陈文希、陈宗瑞、刘抗的作品，成为以中国近现代水墨为主的袖海楼藏画里一项独特的南洋风格收藏。

陈文希《长臂猿》∕1979年作品∕立轴 水墨设色纸本/66.5 x 132.5cm/袖海楼收藏

    袖海楼所藏书法则以清及民国为主，杨氏有传统藏家偏好大品的习惯，喜欢大中堂画作，收集不少六条屏甚至十二条屏的书法。

吴昌硕《石鼓文四条屏》/1911年作品∕四条屏 水墨纸本/176 x 47cm/袖海楼收藏

 袖海楼藏品从无到有的积累过程体现了中国大陆南来华人移民在战后新加坡社会与国家发展中的成功和贡献。杨启霖先生并非传统文人背景，最初收藏动机更多是商业考量而非爱好传统华族文化，但随之激发出的对中国历史和传统华族文化的仰慕之情，确是其持之以恒敢于大手笔投入的基础。只凭一时的爱好和收藏热情显然是难以企及如此宏大规模。虽然战后特别是新加坡独立后经济崛起为文化收藏提供了物质基础，但两段时间成为袖海楼收入大量藏品的契机。其一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陆闹文革，中国商品进出口公司一度将全国各地文物商店里的大量传统书画出售到新加坡，杨启霖敢敢整箱包下，是这些“出口货”的主要购买者。这些书画虽然水准不一，但均经过文物商店甄选，有一定水平，古今书画都有，数量庞大，构成其收藏的重要部分。其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纽约和香港开始拍卖中国书画，杨启霖又积极参与竞标，经常击败囊中羞涩的大陆客和钱多不识货的日本客，为袖海楼揽入大量高质量藏品。与民国上海大收藏家钱镜塘(1907-1983) 相似，杨启霖建立了一个独特而有效的品鉴方式，包括购藏前请当地画家陈宗瑞和藏家刘作筹等专家好友把关，以及购买后的“雅集品鉴”。已故“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杨仁恺（1915-2008）（与谢稚柳（1910-1997）、启功（1912-2005）、徐邦达（1911-2012）、刘九庵（1915-1999）大师合称为中国书画鉴定“五老”）曾应邀南来为袖海楼品鉴藏品。

 

参考书目

•  http://www.zaobao.com.sg/zlifestyle/culture/story20170326-740291
• https://www.nationalgallery.sg/see-do/programme-detail/454/rediscovering-treasures-ink-art-from-the-xiu-hai-lou-collection
• https://kknews.cc/zh-cn/history/x3mpgvg.html
• Rediscovering Treasures：Ink Art from the Xiu Hai Lou Collection
• Singapore through 19^th Century Prints & Paintings
•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mini-columns/story20180120-828515
• The Xiang Xue Zhuang Collection   Donations to Asian Civilization Museum
• The Art Book of Chinese Paintings  (by Ming Deng)
• http://www.sohu.com/a/216143016_697090
• http://wap.art.ifeng.com/?app=system&controller=artmobile&action=content&contentid=195568

 

《大眼鸡·越洋人》的时代精神

这是一个四海为家的时代，但也是一个寻根的时代。正因为交通与通讯的便利，大幅拉近了国与国以及人与人间的距离，但也更让有识之士醒觉了“寻根”的重要，正因为不知过去何以明未来，人只有在确知自己根源何处，方能站稳脚跟，更好的营建将来。

李国樑先生在这数年之中，以雷霆之势连续出版了诸如《广东妈姐》、《这是新加坡》、《奔向黎明》等数本关于民间历史的优秀作品。不同于市面上部分关于文史研究的作品，内容多专注于史料的列陈，在他的书中，你总可以品味出那份出于内心，对于属于自己“根源”的珍惜之情。

他在最新力作《大眼鸡·越洋人》中，立足于新加坡这个中国先民下南洋的集散地，借由近代新中两地大环境的变化与民间记忆，回顾这些乘坐“大眼鸡”来到狮城的“越洋人”，他们在新加坡所留下的印记，为新加坡历史所添增的色彩。诸如“下南洋”为何会是“卖猪仔”；“余仁生”曾是汇兑业中的一员；南来的女性移民族群中，除了为人熟知的“妈姐”、“三水妇女”还有“妹仔”、“阿姑”、“琵琶仔”。而来到狮城后的“越洋人”如何互助相携，除了联系乡情的会馆，尚有百年树人的华校私塾，疾者有养的留医院，亡魂有托的碧山亭。书中没有枯燥的史料堆砌，只有一个又一个生动的人物；一段又一段感人的故事，阐述着“越洋人”与狮城相融而成的精神文化。

虽然本书的内容以广东人为课题，但正如作者所言，文中所载写的自信与坚持的精神代表着十九世纪以来，敢驰骋于马来群岛和印度洋，挑战海洋的各族人士。更祈愿这份精神力量得以绵延发扬。

陈珀如于2018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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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洋人的缤纷乡情

水木作坊出版社，国家图书馆讲古同乐会 联办

《大眼鸡·越洋人》《乡情祠韵》

新书发布会

兼

戏剧小品《七家房客闹星洲》

2018年3月18日，下午3时至4.30时

国家图书馆16楼观景阁

节目

1. 新书发布仪式
2. 出版人辛羽讲话
3. 《大眼鸡·越洋人》作者李国樑讲话
4. 《乡情祠韵》作者洪毅翰讲话
5. 《七家房客》戏剧小品，国家图书馆讲古同乐会呈献。蔡美娥创作，刘健茂手风琴伴奏。
6. 茶点

简介

《大眼鸡·越洋人》

清朝雍正年间，规定各省的船只必须涂上不同颜色的漆料。自此，下南洋的福建船涂上青色，广东船（包括潮州）涂上红色，船头画上眼睛好认路回家。广东人称这些红头船为“大眼鸡”。

新加坡曾经是英国直辖殖民地，下南洋的集散地，也是这个区域最发达繁荣的海港城市。许多当代的研究报告与文艺创作通过中国的眼光来看过去的年代，《大眼鸡·越洋人》的着墨点则是通过新加坡的大环境与民间记忆来回眸来时路。本书相关内容已用于新创建的广惠肇留医院文物馆（任重道远馆）和广惠肇碧山亭文物馆。

本书为联合早报书选2017入选书籍之一。

作者李国樑，原为专业的特许船舶工程师，人到中年后告别任职多年的工程领域，投入民间文史工作，并通过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义务中文导览、博客、传统媒体等平台结交同好。出版的其他单行本有《广东妈姐》、《这里是新加坡》系列、《奔向黎明》。

《乡情祠韵》

位于芽笼17巷的万山福德祠外观朴素，乍看似一座地方小庙，殊不知它是加冷地区的一座历史地标，见证新加坡早年工业史的兴衰。由早年砖窑和窑工创设的福德祠，是以广东四邑人为主，早已淹没在历史洪流中的沙冈村的社区中心，在当地负起信仰、教育等社会功能。经历了百余年沧桑的万山福德祠依然岿然屹立，不过城市发展的脚步日渐逼近，庙宇能否在原址保留还是个未知数。《乡情祠韵》记录了福德祠这段渐渐被人忘却的历史、以及其宗教和民俗文化，如火龙表演，土地诞庆祝等活动，借此让更多人认识本土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作者洪毅瀚，正业是工程师，业余从事本土及东南亚华社历史与文化研究，范围包括本地庙宇、华社义山等；并参与庙宇和坟山的导览活动，曾在报章、会馆刊物和网上发表文章，并撰写与编辑数本书籍。

《七家房客》戏剧小品

约半个世纪前新加坡的某个角落，住着一群各籍贯的移民。他们同在屋檐下，以各种不同的语言沟通，虽然鸡同鸭讲，却是温情满人间。

《七家房客》由国家图书馆讲古同乐会呈献。

有兴趣出席的朋友， 请到国家图书馆的网址报名：https://www.nlb.gov.sg/golibrary2/e/event-76621385

 

摘录《大眼鸡·越洋人》

摘录自《大眼鸡·越洋人》李国樑著

经典美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加坡街头以路边摊居多，餐馆酒楼相对零落，传统茶楼也在午市转卖煮炒，办理喜席寿宴。这些餐馆以广东师傅掌厨的居多，中餐以粤菜为基础，其他籍贯人士必须学会广东话才能在厨房工作。周末上广东茶楼曾经是本地平常人家靓丽的生活风貌，大坡的茶楼林立，单单是摩士街（Mosque Street）就有颇具规模的大东酒楼和南唐酒楼，大家搭台“叹番一盅两件”（喝一壶茶吃两碟点心），翻翻报纸，美好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现在一些茶楼餐馆烹制猪脚醋，颇受食客垂青。猪脚醋（猪脚姜）是广东妇女坐月的补身食品，滋补生孩子后流失的钙质和关节液，又可以驱风暖胃，一举多得。

过去清明扫墓，我们都会买些白糖糕去拜祭先人，在生活不富裕的年代，甚至将一片白糖糕切开几份，一家人一起享用。数年前我在广东顺德吃了特产伦教糕，才明白伦教糕是本地的白糖糕的始祖，随着先民传入本地。

广东粥品讲究食材火候，其中一道“名粥”叫做“及第粥”，材料包括猪肝、猪腰、粉肠和猪肉。据说有个书生上京考试，途中进入一间小店吃粥充饥，店家煮了这碗粥给他享用。书生高中状元，衣锦回乡途中特地到小店，再吃一碗粥，并问店家粥的名称。店家也是有点墨水之人，见书生中了状元，联想到三元及第，于是说这是及第粥，及第粥从此成名了。

艇仔粥也是一道广东名粥，随着粤籍人士走入本地。以前的牛车水夜市有许多售卖艇仔粥的摊位，所使用的食材有花生、鱼片、鱿鱼和炸粉丝。艇仔粥源自广州西关荔枝湾，广州十三行带动了西关的富裕繁华，文人雅士喜欢游船吟唱，艇家看准商机，在小船上卖粥，久而久之这道粥品便成为艇仔粥。[9.4 广州西关富裕繁华，文人雅士喜欢游船吟唱，艇家看准商机，在小船上卖粥，久而久之成为驰名的艇仔粥]

过去，广东人正月初七人日捞鱼生，如今捞鱼生已经成为本地华人过年的“传统”，从过年前的收工宴捞到“新十五”（元宵）。捞鱼生这道佳肴源自江门，农夫将河塘里打捞起来的鯇鱼切成生鱼片，配上田地现成的蔬菜，吃起来特别鲜美。过后加上萝卜丝、花生碎和酱料，味道更加棒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广东人饮食界四大天王谭锐佳、冼良、许国威、刘育培改良了颜色单调的鱼生配料，在酒楼大力推广，成为本地独特的年菜。

李泰麟表示乡下的鯇鱼吃的都是天然的有机食物，河床的肥泥哺育着鱼群，加上没有什么化学污染的问题，所以因为吃生鱼片被细菌感染的个例不多。来到新加坡之后，从1950年的农历新年开始，一路来都有过年跟同事一起捞鱼生的习惯，所使用的主食材是鯇鱼。后来手头比较松动后，有时采用西刀鱼。西刀鱼骨多，鱼肉必须切得特别薄，相当考究刀工；鯇鱼在鱼塘生长，价格廉宜多了，而且吃起来富有家乡的滋味。

李泰麟的同事比他更早来到新加坡，有些甚至在新加坡经历过日据，正月初七人日吃鱼生这码事绝对比1950年早多了。

跟乡下捞鱼生的料理相比，本地使用了多一些配料如瓜因、荞头、萝卜丝、薄脆、花生碎、芝麻等，后来还用上酸梅酱和柚子，捞起来五颜六色一大盘，叫人垂涎三尺，胃口大增。

现代人老是觉得钱不够用，喜欢边捞边喊“huat ah”（发啊）！“huat ah”是福建人的叫法，是近十年来才兴起的。也许这是中文水平低落的后遗症，吉祥语已经说不出口，只好以简单迎合世俗的词汇来取代。至于传统华人家庭，捞鱼生时还会坚持使用正确的祝福语，如步步高升、鸿运当头、五福临门、大吉大利、万事如意、学业进步、一帆风顺、黄金满地等。

广东竹枝词写道：“冬至鱼生夏至狗，一年佳味几登筵。”叫人意想不到的是“团团站，捞鱼生”的习俗在新加坡发扬光大，在广东的发源地则已经淡化。道地的江门人陈生表示如今的江门已不盛行捞鱼生，主要是担心工业化排水影响了当地生鱼的品质。顺德画家罗耀强一家人请我吃了美妙的鯇鱼餐，让我找回童年的味蕾。言谈间才发觉以美食见称的顺德虽然还在吃鱼生，但都是各自选择自己的配料，自己捞自己吃，不像文革时代吃大锅饭，大家“同捞同煲”。

年年欢乐，欢乐年年

以其他过年的习俗与禁忌来说吧，各籍贯人士都有除夕夜吃团圆饭守岁的风俗。大年初一是个喜气洋洋的日子，见面都说些吉祥话，互相恭贺对方来年身体健康，称心如意。初一这一天，大家都不拿扫帚扫地，否则会倒霉倒上一整年。如果打破了碗碟，必须以“落地开花，富贵荣华”来补运。

广东人将年初二称为“开年”，从这天开始，一切都百无禁忌，可以打扫、洗衣、打骂孩子等。老人家曾经流行过“让我帮你开年”的俚语，也就是“年已经过了，让我好好地教训你”的意思。不过到了今天，只有老一辈的广东人会遵守开年的习俗，年轻一代可能已经不晓得开年这回事。

小时候，正月初二早上开年之前的扫地仪式一概由我负责。扫地前先在地上放两粒柑和一封红包，“意思意思”的将它们扫到门口，然后扫回头捡起来。这么一来，霉气便可以扫出家门，金银财气则留在家里。

年初二的开年饭也称为“开牙”，是新年最丰富的第一顿菜肴，跟除夕夜不相上下。以前，广东人外嫁的女儿初一必须留在夫家招呼客人，初二才可以开开心心地回娘家。父母爱女心切，特意准备丰盛的午餐来迎接女儿，让外嫁女跟家人团圆，一道品尝“家乡菜”。

新加坡地方小，出入方便，一年到头都可以回娘家，不需要等到年初二。虽然回娘家那种忐忑的心情已经不存在，不过开年饭有些好意头的菜式还是有必要的。数十年来，父亲必定特别准备发菜蠔豉、酱炒大虾和清蒸鲳鱼，寓意接下來的日子过得比往年好，发财好市，嘻哈大笑，国家昌盛，年年有余。

我小时候的开年饭，姜葱焖鲤鱼是必备的菜色，象征大吉大利。拜神的鲤鱼活生生的平放在盘子上，用一张润湿的红纸盖着鲤鱼头。说来奇怪，蒙着眼睛的鲤鱼竟然乖乖地躺在那儿，过后成为桌上佳肴。不过在乡下，拜过神后村民都会将鲤鱼放生，有时候鲤鱼还会在鱼塘里转圈圈后才离开。老人家看了特别高兴，说生意（鱼）有回头，来年必定顺顺利利，无虑无忧。

年初三“赤口日”，老人家认为容易招惹口舌是非，因此不去拜年，也不喜欢客人上门。年初四则是个吉日，华人商店多数在这一天开市，分发开工红包给员工，阔气的老板还会请吃一顿开工宴。

新年前腊月廿四是送灶神的日子，称为谢灶。谢灶免不了好吃的食品，让灶神吃得开开心心的，上天庭向玉皇大帝禀报时，多说些好话，以便新的一年玉皇大帝赐福人间。

腊月廿四也是“扫屋”，也就是大扫除的好日子，将过去不好的霉气都扫走，来年顺顺利利。多年前我居住在木板沙厘网隔间的店屋的时候，跟多户人家同在一个屋檐下，大家共用一层楼，扫屋不可能我行我素。灰尘满天飞，会影响到左邻右里，因此必须事先商量，选个黄道吉日，大家一起舞起“骨扫”（用椰叶茎做成的扫把，也称马来扫），作为迎春的前奏。

由于必须配合各家各户，扫屋这一天就未必是腊月廿四了。扫屋时顺便将旧的春联撕去，贴上新的春联，寓意“破旧立新”。楼梯口是“出入平安”，屋子里的春联则用一张红字，写上“迎春接福、心想事成、身强体健、财源广进”，米缸除了“常满”外，也会贴上由“招财进宝”组成的合体字。这些春联都是牛车水骑楼下的“写信佬”的杰作。

扫屋送灶后，我们还会动手炸煎堆、虾饼、油角等新春食品。如今担心三高，煎堆油角都免了，其余的买现成的，年已经少了自己动手的创意。

为了讨个口头上的吉利，广府话中一些不中听的食物名词都被更改过。例如“舌”与“蚀”、“肝”与“干”同音，“丝”乃“输”的谐音，见血也不吉利，因此“猪舌”必须成为“猪俐”、 “猪肝”与“鸡肝”都称为“猪润”与“鸡润”，“丝瓜”称为“胜瓜”、“猪血”称为“猪红”。这么一来除了有“利润”可图外，还可确保“常胜”，赚得“满堂红”。这些民间的创意充分表达了平民百姓对生活的期待。

金文泰新镇纪念谁？

文：黎上增                         照片：取自互联网

新加坡传统咖啡店有⼀种饮品的代号是“⾦文泰”。当咖啡店跑台（送茶⽔伙计）⽤闽南语拉长尾音地喊“金－文－泰－－”时，我非常好奇端出来的竟然是柠檬茶。我问缘由，得到的答案是柠檬茶(lemon tea)和金文泰(Clementi) 的英语发音相近，而跑台们英语发音不灵光，以其献丑不如藏拙，所以选择以新加坡人熟知的金文泰取代。这是新加坡人的草根创意!

在新加坡，金文泰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以它来命名的地标除了金文泰路，金文泰新镇外，还有金文泰中学，金文泰小学，金文泰体育中心，警署，邮局，公园，民众俱乐部，综合诊所，游乐场，兵营，商业园区，小贩中心，购物中心，还包括金文泰新镇内十七条⼤大⼩小的道路，这比新加坡开埠名人莱佛士还要威风。金文泰究竟是何方神圣？据报道，连他的子孙后代也到新加坡来高调瞻仰以他先人名字命名的新镇。

新加坡英殖民地时期共有两位总督的名字与金文泰有关。

第一位是丝丝·金文泰·史密斯 Cecil Clementi Smith，他在1878年来新担任辅政司（Colonial Secretary)，1887年升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在他任内，他以强硬的手段打击私会党著称，又在1889年设立女皇奖学金。

PORTRAIT OF SIR CECIL CLEMENTI SMITH C.G.M.G., 1887-1893 (Sourc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第二位就是丝丝·金文泰 Cecil Clementi，他也曾在1930到1934年间由香港调任海峡殖民地总督。他不但是丝丝·金文泰·史密斯的表侄，也因为名字与其表伯／叔相似而让人产生误会。

PORTRAIT PAINTING OF GOVERNOR SIR CECIL CLEMENTI K.C.M.G., 1930-1934 (Sourc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那么金文泰新镇纪念的是那一位金文泰总督？互联网页、出版资料以及官方的文宣几乎是一面倒的把这份殊荣给了丝丝·金文泰·史密斯，也就是说史密斯除了丝丝街、史密斯街外，还有一堆以金文泰命名的新镇、街道、商业中心、政府机关来纪念他。在众多的文章中，吴彦鸿在《新加坡街名由来》一书中的《闹双胞的总督－金文泰》篇章中指出“据一般的说法，金文泰路和丝丝街与史密斯街一样，都是纪念第一位金文泰总督。不过，也有人认为它应该是纪念第二位金文泰总督。”

本地文史工作者谢燕燕就在联合早报2016年11月6日新闻版中说到：“英殖民地政府在36年后又派来一位叫丝丝·金文泰的总督（任期从1929年至1934年）。这位姓“金文泰”的总督是“史密斯”的侄儿，金文泰镇和金文泰路相信就是纪念这一位金文泰总督。”

金文泰新镇在1975年开始发展，现有人口九万余人，属于一个中型成熟型组屋区，它因为金文泰路 Clementi Road 是这组屋区的主要公路而取名金文泰新镇。那金文泰路又是如何得名的呢？

图：Reformatory Main Gate 劳改所大门

金文泰路在1947年之前因为路上有一间劳改所因而叫 Reformatory Road劳改所路。路名的确不好听。根据 Singapore Free Press 在 1947年8月22日的报道，当时的 Rural Board 曾建议把 Reformatory Road 改名为Clifford Road 以纪念海峡殖民地前总督克里福特 （新加坡红灯码头Clifford Pier 就是纪念他的）。当时的报道对此事热忱十足：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22 August 1947 page 5)

Among other items discussed was the renaming of Reformatory Road.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road be called Clifford Road. (Rural Board) Members said that this proposal ought to find favour as the name would perpetuate the memory of Sir Hugh Clifford, a former Governor of Singapore. 《Singapore Free Press, page 5, 22/8/1947. 》

但是，到了十月份，情况有了变化。Singapore Free Press 在10月17日的新闻稿中宣布了 Rural Board 的最终决定是 Clementi Road，行文中看不到之前的热忱，也没有详加注明纪念的是那一位金文泰：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17 October 1947, Page 5）

Reformatory Road will be renamed Clementi Road. This decision was made by the Rural Board yesterday following Government’s move in changing the name of the Singapore Reformatory to that of Bukit Timah Home. 《Singapore Free Press, Page 5, 17/10/1947.》

Bukit Timah Home 指的就是当时的劳改所。

由于我找不到 Rural Board 当时的会议记录，新闻稿中也没有一个详细的注释，这金文泰路究竟是纪念那一个金文泰变成了一个大哉问了。既然没有文本作为研究基础，我只好在这里做一个逻辑推断。

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在赴新履职之前是香港总督，由于他工作效率高，处事手法果断，学术造诣非凡，是个中国通，外间对他的评价甚高。1929年，时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克里福特 Hugh Clifford 因病提早退休，金文泰临缺受命，转调新加坡，接替克里福特。

在新加坡期间，由于海峡殖民地权利过于集中，加上又身兼马来联邦最高专员，令金文泰深感工作繁重；时又逢世界经济大萧条，社会问题涌现，让他的工作压力百上加斤。这样拖了四年，在1934年初，金文泰被诊断罹患糖尿病，被劝提早退休，步他的前任的后尘。

1934年7月16日南洋商报有这样一则报道：

南洋商报 page 3, 1934年7月16日》

金文泰爵士患糖尿病!

医学专家力劝其勿返马来亚：本年十月将正式退任之海峡殖民地总督。及马来联邦监督金文泰爵士，最近曾致函怡保一友人述及其辞职理由，彼谓：余正患糖尿病，余在一医学专家疗养室曾极力被劝告勿再返马来亚任职。故余不得不接受其劝告。《南洋商报 page 3, 16 July 1934》

金文泰从此便在英国过其退休生活一直到1947年4月5日辞世。他的辞世也适逢 Rural Board 欲更改 Reformatory Road 路名的时候，两者的时机再巧合不过了。所以，我推测当 Rural Board 建议把路名改称 Clifford Road 时，一定遭到上级反对而后只好更改成 Clementi Road 来纪念这个刚辞世的前海峡殖民地总督。再说，克里福特已有红灯码头 Clifford Pier 来纪念他而金文泰则没有。

我把新加坡1867年成为英属直辖殖民地后到1947年丝丝·金文泰辞世期间的十六位总督、代总督列表做个比较。从这个列表，我们不难看出英国人纪念先人的行事风格。他们除了会立碑、立塑像外，也会以被纪念者自己的姓或名来为特定地标如：道路、桥梁，建筑等命名，以表彰他们的功绩。这十六人中，唯独 Charles Mitchell 没有纪念他的地标，原因待考，其余没有一人例外。

丝丝·金文泰·史密斯 Cecil Clementi Smith 姓史密斯，金文泰是他的母亲的姓（他的母亲是 Cecilia Clementi, 英国著名音乐家 Muzio Clementi之女），严格的说史密斯的姓名也可以写成 Cecil Smith。故英殖民地政府不太可能会破例以他母亲的姓氏来纪念他。以此推断，金文泰新镇纪念的应该是丝丝·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而不是丝丝·金文泰·史密斯 Cecil Clementi Smith。

后记：

丝丝·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在香港任职的时候，就给自己取了⼀一个非常祥瑞的华文名字——金文泰。他后来转调新加坡时也把这个华文名字给带了过来，这解释了为什么香港、新加坡两地都以同样的华文名字纪念他，例如两地都有金文泰中学，而香港的金文泰中学还曾培养出诺贝尔、菲历兹奖得主。除此之外，香港也有金文泰道，金督驰马径，还有纪念总督夫人的金夫人径或称金夫人驰马径 Lady Clementi’s Ride。

 

参考资料：

• 《新加坡街名由来》吴彦鸿

• Toponymics, A Study of Singapore Street Names by Victor R Savage & Brenda Yeoh

• Singapore Street Directory

• 《殖民与移民，史密斯、⾦金⽂文泰总督与新加坡华⼈人社团》陈哲维

• Wikipedia List of Governors of Singapore

• Infopedia Clementi New Town

• Singapore Free Press

• The Straits Times

• 南洋商报

 

 

冬虫夏草浅谈

陈美仪 (新加坡泰山药行)

内容摘要：冬虫夏草是一种珍贵的奇特药材，不过它没被收录在经典的《本草纲目》里。本文从其他古代药典探讨有关冬虫夏草的渊源，趣闻轶事，介绍冬虫夏草的生长、采集、炮制、药性、功能及用药方式等。

关键词：冬虫夏草，雅扎恭布，麦草菌，鳞翅目蝙蝠蛾，虫草酸，yartza gunbu，Cordyceps sinensis

冬虫夏草一般上被简称为“冬虫草”。但是就算翻遍了明朝李时珍于公元1578年所编纂的中药宝典《本草纲目》，也不可能找到关于它的记载。其实最早对冬虫草有较系统记录的文献是在公元1757年，由清朝吴仪洛所著的《本草从新》一书里。乾隆二十六年的进士檀萃在他流放云南时所写的旅游著作《黔囊》里则把它称为“夏草冬虫”。后来清朝唐宗海于他所撰的《本草问答》里，把冬虫草的药性对人体医疗的相互关系等再作了讨论之后，中、外才开始对冬虫草有较深入的认识。

那究竟冬虫草的“药历”是否就只有这250多年而已呢？其实冬虫夏草早在公元8世纪左右就出现在药界了。冬虫夏草的意思乃是翻译自藏语yartza gunbu (雅扎恭布)，逐字翻译就是“夏草冬虫”了。虫草本是生长在西藏高原、四川、甘肃等地，是藏族人民常用的藏药。据说在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入吐藩和亲时也带了中原的许多医籍药书和医疗人员同往。后来在他们与藏医等共同编译的《月王药诊》里就已收录了冬虫夏草这味药了。但是由于科学水平的局限，各药师对于它究竟是草还是虫都说不上来，所以为冬虫夏草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甚至到了1930年，赵琴石在他效仿蒲松龄而撰写的《聊斋志异外集》里，还为它写下了“冬虫夏草名符实，变化生成一气通，一物竞能兼动植，世间物理信无穷”。在吴仪洛的《本草从新》里，冬虫草是被归入山草类里。

根据上海科技出版社的《中华本草》的品种分类，冬虫夏草归菌类植物，拉丁学名是Cordyceps sinensis，它是麦角菌科，真菌冬虫夏草菌的子座及其寄生蝙蝠蛾科昆虫，虫草蝙蝠蛾的幼虫体（菌核）的复合体。冬虫夏草为兼性腐生菌，它以鳞翅目蝙蝠蛾科，虫草蝙蝠蛾的幼虫为寄生，染菌致病的幼虫冬季潜入土中，死亡后虫体上形成菌核，翌年春季在较温暖、潮湿的环境下，虫体头部生长出有柄棒状棕色的子实体，就形成了所谓的”冬虫夏草”了。[参见以下示意图]

冬虫草的炮制非常简单，采取原药材后，除去杂质，筛去泥土，人工烘干或晒干即成。虫草应贮存于干燥容器内，密封，置阴凉干燥处，防潮，防霉防虫蛀。不过野生虫草则应在夏至前后，当积雪尚未溶化而子座多露于雪面时采集为宜。因为过迟积雪溶化，杂草生长，就不容易寻找了；再者一旦土中的虫体枯萎，就不合药用了。

综合各经典药典，如《本草从新》，《药性考》，《现代实用中药》，《中国药用真菌》等，冬虫草的药性是“味甘、酸、后微辛；性温、平；气香；入肺、肾二经”。而在《本草再新》（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叶桂所编）里则多加了“有小毒”一项。

从冬虫夏草的药性，不难想到它有“保肺气，实腠理，补肾益精”的功能了。一般的药典都记载虫草主治“肺虚咳喘，劳嗽痰血，自汗，盗汗，肾亏阳痿，遗精，腰膝酸痛”等。如果套用《现代实用中药》的讲法，也就是说冬虫夏草适用在“肺结核，老人衰弱之慢性咳嗽气喘，咳血，盗汗，自汗等；又可用于贫血虚弱遗精，老人畏寒，涕多泪出等症”。

根据现代医学化学的鉴定，冬虫草主要含约25%的粗蛋白质，除了粗纤维，维生素，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外，还有非常多种对药理有明显影响和作用的各类有机化合物和水解物，如谷氨酸、苯丙氨酸、脯氨酸、组氨酸、丙氨酸等。同时，虫草也能分离出虫草酸、D甘露糖醇、甘露醇、半乳甘露聚糖和多种微量元素。

在药理的研究方面，已发现冬虫草对免疫功能，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和肾功能，平滑肌以及物质代谢的作用等都有直接正面的影响； 此外，冬虫草也有抗炎、抗惊厥、抗癌和镇静的功能。目前除了中国国内，世界各地也有不少对冬虫夏草的深入研究，并研发了不少各类的保健食品与药剂，都是因为发现了冬虫夏草的潜能。根据目前研究的发现，冬虫草的“毒性”非常低，对实验鼠没有产生任何明显差异。但是，由于目前各地发现的由兼性腐生菌寄生而产生的“虫草”有400多种，有些在外观上与属于蝙蝠蛾科幼虫而生成的冬虫夏草非常相似，它们不但没有如冬虫夏草的药用价值，有些“寄生虫”对人体甚至是有害的，所以在采购时就不得不小心了！

除了治病，由于其味甘性温，冬虫夏草在坊间早已是一味高档珍贵的滋补品了，故它也有“补虚圣药”，“药中黄金”的美誉。虫草入膳也由来已久，清代文学家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23回里就有这么一段：“。。。奉过酒，头一碗上的冬虫夏草。万密斋请诸位吃着说到，像这样东西，也是外方来的。。。”。

目前相当流行的药膳“虫草全鸭”，据说还是武则天的御膳呢！相传这道菜是由武则天的一个姓康的御厨，根据他的家乡食谱而改进以治疗武则天的慢性咳嗽病的。这个传说或许会有一点点根据，因为“康”是甘肃的大姓，而甘肃也盛产冬虫夏草，所以“康师傅”是很有可能会知道冬虫草的功能和疗效的。

冬虫草入药膳传统上都与肉类同炖食，而常用的禽类多是鸭，相信是因为鸭肉“性冷”故与冬虫草配伍较适宜。较有名的药膳如：《本草纲目拾遗》里的“虫草炖老鸭”，《柑园小识》里的“虫草雄鸭”，甘肃的 “虫草焖鸭”以及北京的“虫草扒鸭”等等。

冬虫草除了入膳，也有其他的服用法。据《柑园小识》里说“以酒浸数枚啖之，可治腰膝间痛楚，有益肾之功”，虫草也可以入丸、散以服之。近年来医学进步，冬虫草还被提炼成口服胶囊以治慢性肝炎，慢性肾功能衰歇和高血压等，甚至还有冲剂以治疗变应性鼻炎。

由于冬虫夏草的价格越来越高，世面上许多无良商贾为了牟利，不惜造假。就曾见过有商人在虫草里暗加铅条、竹签等以加重，或用化学药物染色、上色，甚至用树根，模具压制的面粉、石膏仿制冬虫草；更有较高明的还用其他类似的僵虫寄生成的“虫草”当成正规的冬虫草充数，令人防不胜防。所以购买时要加倍小心，才不会买到假虫草，否则除了破财，还会损害健康呢！

兹以清代医学家“水北老人”王学权的《医学随笔》（后改名为《重庆堂随笔》）对冬虫夏草的的一段经典评论为结论：“冬虫夏草，具温和平补之性，为虚疟、虚痞、虚胀、虚痛之圣药，功胜九香虫。凡阴虚阳亢而为喘逆痰嗽者，投之悉效，不但调经种子有专能也。”

参考文献：
[1] 檀萃. 《黔囊》 [M]，黔南丛书第五集第二册，小方壶斋校印版，第十八页
[2] 唐宗海.《本草问答》 [M] ，1893，问曰：药有以天时名者。。。又如冬虫夏草，《本草》不载。。。
[3] 吴仪洛.《本草从新》 [M] ，1757，卷一，草部
[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 [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164-169
[5] 王焕华.《中药趣话》 [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159-162
[6] 谭兴贵.《中医药膳学》 [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 369
[7] 雷载权.《中药学》 [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299
[8] 张丰荣.《中医中药青草药》 [M]，台北.国丰文化出版社，1991，84

铁金刚“洞洞拐”

刘家明

朋友知道我喜欢与数字打交道，所以传给我一则笑话：

士兵：“报告排长，我刚逮到一个敌人。”
排长：“确定，是七个敌人吗？”
士兵：“不，是一个敌人！”
排长：“好！是十一个敌人吗！”
士兵：“不，就是一个敌人！”
排长：“干得好！加油！”
排长：“报告将军，我的一个士兵逮到九十一个敌人！”
将军：“好！快颁给他一个奖章！”

于是，从1 到7，到11（是一）、41（是十一），到91（就是一），一个“人民英雄”就这样诞生了！

在军队里，最怕就是遇到这样的“通讯问题”了。由于在战地没有新电讯、M1这样方便的服务，军队靠的是军用无线电收发机传送讯息或以“对讲机”对话。为了减少占用频率以让更多人有通讯的机会，通话都尽量简捷，同时也用很多代号和译码，来增加通话的“隐秘性”。军事训练的其中一个课程就是“通话程序”（voice procedure），除此还要了解“对讲机”的特性，才能确保讯息传送的正确无误。世界各国的军队都有他们自己的通话系统，不过在联合作战或演习的时候就要预先协调好，才不会产生混淆。目前国际军队通用的是北大西洋公约（NATO）系统，各国的军队都可用这系统在战地互相“沟通”。国际民航组织（ICAO）也采用了与NATO一样的系统通话，于是全球的飞机师才不会有“鸡同鸭讲”的情况出现。

英文字母在NATO通讯系统里都有一个特别且不易引起混淆的读法，例如：“A”读成“阿尔法”（Alpha），“C”是“查理”（Charlie），“G”是“高尔夫”（Golf），而“Z”则是“侏儒”（Zulu）等。数字方面就与英文没什么大分别，只是有时“9”会被读成“奈乐”（niner）。如果遇到英文发音比较相近的数字，好像英文的“十五”（fifteen）和“五十”（fifty），我们就直接用“一五”或“五零”来报告，这样就不会发生像文章开头所写的那种情况了。

法国军队当然也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系统，在数字报告方面与一般法国会话没有不同，不过每个字母都用一个通用的法国姓名来代表。例如：“A”是“安奈杜乐”（Anatole），“H”是“亨利”（Henri），“L”是“路易斯”（Louis）等。由于“对讲机”的操作是要先按钮才可通话，为了保证全部通话内容能够清楚传达，通话前都要冠以如“hello”的“话头”，讲完后则以“over”结尾，这样“有头有尾”，就会大大减少讯息误差了。

还记得以前看过的中国战争电影，其实中国军队也有自己的一套通讯程序。由于中国地广，大江南北军人口音相差很大，所以更有统一数字发音的必要。记得当时听过从0到9的读法是“洞、么、两、三、四、五、六、拐、鳖、勾”，读起来蛮俏皮有趣的，目前解放军用的读法就不得而知了！台湾的朋友也曾告诉过我，早期在台湾打电话召唤德士时，就有听过服务小姐用类似的读法通过无线电与德士司机对话。

用“洞么两三四五六拐鳖勾”来对话虽然有其实际用途，但是拗口。还好由于无线通讯科技的进步，目前手机通讯没有频宽的限制，影视清晰度高，故民间再也不需要采用这种方法通讯了。不然的话，我们在路上就可能会听到有人要到电影院去看“铁金刚、洞洞拐”的电影这类的对话了！

蒲罗中是十八世纪前的新加坡？

李国樑

2013年7月2日联合早报黄绢推荐中国学者编撰的《东南亚古代史》，作者之一的陈志明教授提起新加坡早在公元3世纪已经出现在中国的古籍，叫做‘蒲罗中’，这主要是根据前南大许云樵教授的说法。许教授的《马来亚史》（1961）提出‘蒲罗中国是1700年前的新加坡古名’，除了历史论著与各类新加坡史参考书外，新加坡政府的《新加坡年鉴》（1999-2005）也以‘蒲罗中’作为新加坡历史的引言。

联合早报的报道使我们重燃对蒲罗中的兴趣，翻阅了1970年元旦至9月13日陆续发表在南洋商报星期刊的笔论，当时由新大饶宗颐教授发起，认为不能一语断定蒲罗中就是古代新加坡，南洋历史学者陈育菘先生支持此论点，许教授则独排众议，大家引经据典，事隔40余年后，后辈还是获益良深。为了找寻更多的佐证，我们也参考了新的学术资料如马来学者与英国地理学家学会的研究报告，以及托勒密（Ptolemy）地图等。

蒲罗中与古代新加坡有关的三段文字出自三国东吴，当时孙权委派朱应、康泰等人出使扶南（古柬埔寨），扩展海运，康泰等人的见闻记载在已经失传的《扶南土俗传》，今天所能阅读到的是《太平御览》、《水经注》、《通典》等书籍，在转抄《扶南土俗传》的条文时，是否有疏漏或作者自行‘更正’，就不得而知了。此三段文字包括：

1. 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一年余到天竺江口。
2. 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海边有人居，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罗中国，其俗食人。
3. 拘利东有蒲罗中人，人皆有尾，长五六寸，其俗食人，按其地并西南蒲罗，盖尾濮之地名。

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y，公元2世纪）的东南亚地图有两个登嘉楼的港口：Perimula和 Kole，一般相信Perimula是登嘉楼河口（Kuala Terengganu），而Kole则是现在的朱盖（Cukai），是甘马挽镇（Kemaman）重要的水陆交通点。今天的朱盖码头已不复当年商船在此起货卸货的繁忙面貌，但仍然可以看到停泊的渔船，可见拘利是个重要的地标。

托勒密东南亚地图中的黄金半岛

拘利的北方泰国境内的克拉地峡，是古代衔接暹罗湾和安德曼海的捷径；拘利的南方则有另一‘彭麻’古航道，同样出现在托勒密地图中，奥杜曼帝国的学者Katib Celebi编撰的世界地图（Cihannuma，1732）还以特别放大的方式来呈现这条古航道。彭麻古航道由皇城北根（Pekan）的彭亨河入口，转入色丁河（Serting），到了马口镇（Bahau）附近，登陆走过一条300米左右的拖曳道（Jalan Penarikan），由纤夫把船拉过色丁河，继续航行到麻坡河口。以前的马来半岛叫做‘黄金半岛’，彭亨是金矿区，吸引‘西方’人沿着麻坡河直上彭亨与暹罗，除了发财也带动商贸，因此彭麻古航道可能在公元1世纪时已经受到重用，直至1930年代，英殖民地政府在Jalan Penarikan建铁路后才逐渐被后世遗忘。

奥杜曼帝国的学者Katib Celebi编撰的世界地图（Cihannuma，1732）还以特别放大的方式来呈现彭麻古航道

由于拘利同时出现在《扶南土俗传》和托勒密地图，学者才进一步认定拘利就是朱盖，可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托勒密地图是在16世纪发行的，在托勒密往生后的1400年间，许多拜占庭的学者都修订更新过原图，因此Kole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图中还是一个不解之谜。

依据许教授的说法，拘利口指的是马来半岛西岸麻坡河的出口，因此若‘从扶南发，投拘利口’，最顺理成章的情形就是扶南因某种原因，放弃克拉地峡不用，取道彭麻古航道，转入马六甲海峡，继续往印度之路。不过这条航线不经新加坡，扶南人如何知道距离彭亨380公里之外有个新加坡（蒲罗中）？

马来半岛古国图-马来亚丛谈，许云樵

蒲罗中国在拘利‘极崎头’处，许教授推断‘极崎头’指的是马来半岛的尽头，蒲罗中则是Pulau Ujong的对音，所以在马来半岛尽头的岛屿非新加坡莫属。但是叫我们百思不解的是‘拘利正东行’的方位‘东’，新加坡位于拘利南方400多公里外，跟东方扯不上关系，为何‘拘利正东行’会来到新加坡呢？

陈育菘认为‘极’这个字有商榷的空间，极未必指末端，任何一个陆地的尽头，都可以是‘地极’；至于‘崎’指的是高地，例如厦门集美村的对岸有个高崎码头。从谷歌地图可以清楚看到朱盖与高崎形似之处，因此古人说的‘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所指的也可能是拘利附近东部的地区，比方说朱盖正东的岛屿，是否可能是当年的Pulau Ujong？

‘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所指的也可能是拘利附近东部的地区，比方说朱盖正东的岛屿，是否可能是当年的Pulau Ujong？

同样的，‘拘利东有蒲罗中人’，许教授认为蒲罗中人和蒲罗中国是一样的，所没有解释的还是关键性的‘东’的方位。有一点可以补充的是登嘉楼有一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人类的骨骸，朱盖的所在地甘马挽很早已经有原住民居住了，如果无法反证说朱盖正东的岛屿并非当年的Pulau Ujong，那么蒲罗中是不是古新加坡就有存疑之处了。

托勒密地图也显示在马来半岛的尽头有一个叫做Sabara的贸易站，另一个贸易站是马来半岛西岸，靠近克拉地峡的Takola，曾经被西方学者误认为是《扶南土俗传》的‘投拘利’。当年许教授力排众议，认为‘投’是个动词，终于还拘利一个清白。如果Sabara是古新加坡，就可以证明新加坡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远古时代已经是个东西交汇的商贸中心。若是如此，扶南可能早就知道新加坡的存在，只是交代得不够仔细，连累康泰等人以蒲罗中向皇上交差，但也让我们尽情享受考古之乐。

托勒密的世界地图显示马来半岛南端有个Sabara贸易区，是不是指新加坡？

从前的银信局

李国樑

在我的童年时代，大坡小坡还可见到“信局”、“民信局”、“批信局”、“银信局”、“批局”、“汇庄”、“侨信局”、“侨批局”等商号。走过大坡二马路（New Bridge Road）和戏馆街（Carpenter Street）角头还看到再和成伟记信局。这些批局与信局，是为本地华人寄家书汇款（Remittance）到中国的私营行业，潮州福建话都称信为“批”，所以有信也有“批”。如果以当今的通俗华文来统一这些名称，可以称为“汇庄”或“汇兑局”。

大坡二马路33 South Bridge Road 的再和成伟记信局，属于百年老店。NLB

在没有民信局之前，“番客”接济家乡的汇款靠的是回国的同乡亲戚，更大程度是通过往来中国与南洋之间的水客。1847年帆船时代，新加坡约有1000名水客，他们是从事海内外贸易的商贩，从中国带些丝绸茶叶等到国外出售，再从国外带些香料回国。水客同时以寄宿的客栈作为收集银信侨批的据点，顺便做些汇款生意。十九世纪中期，番客人数少，跑新马印的水客一年往还家乡二至四帮次已经足以应付市场需求。

水客带款有不少缺陷，除了水客回乡的期限不固定，往返时间长外，还发生不良水客携卷私逃，或者“滥用公款”，使华侨、侨眷都蒙受损失。此外，由于水客的经营方式原始，个人收汇、派送能力有限，业务受到很大局限。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后，下南洋的南方新客越来越多，汇款回乡的需求也跟着增加，水客逐渐不胜负荷。在大时局的驱使下，汇兑业应时而生，水客则找到另一条出路，成为汇兑局的“侨批员”。

父亲说当年他的父亲在新加坡汇钱回乡，三个渠道都用上了，一是通过水客，在广东也称“巡城马”，将钱带到乡下；二是通过银信局，将钱汇到村口的杂货店；至于“小钱”，则将钞票夹在信中，通过一般书信邮寄的方式寄回乡下，还没有碰过遗失的情形。后来父亲来到新加坡，通常是通过汇兑商，将钱“寄”到乡下。当时在单边街（North Canal Road）南顺会馆旁有一间商店，店内有个名叫“均沅”的柜台，就像现在购物中心内的钱币兑换商，颇受他们这些广东客工、妈姐和三水婆的欢迎。这主要是均沅的老板来自江门，是广东四邑的集中地，将钱交给均沅，老板拨一通长途电话回江门，不到两天钱就送到乡下家眷手中了。快递的手法，颇像今天的DHL和Federal Express。

当时一般的广东人汇庄，早上八点左右便开门做生意，到晚上八九点才收工，星期日或公共假期，照样有人办公。这么长的开放时间，主要是方便客户，尤其是一般打工仔，白天忙着做工，只有利用休息日或下班时间去汇款。这种方便，银行是绝对办不到的。此外，通过民信局汇款，可以普及到各乡村，对乡下的侨眷来说，十分方便；不像银行，只在城市设分行，住在乡下的侨眷，必须出城，既费时又麻烦。当然对一般收入少又不识字的侨民来说，汇庄的人情味是银行所无法比拟的，除了代写家书外，汇款人遇到手头紧而家乡又急着等钱用，还可以向汇庄赊账，移民为移民服务，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父亲也提起大坡的余仁生、永昌金铺和华侨银行都有特别的柜台做汇兑，不过对来自广东四邑一带的广府人而言，这些商号的吸引力都比不上单边街均沅。余仁生和永昌金铺是“大招牌”，永昌金铺和马来亚加影埠明街45号的利昌隆金铺可能是联号，跟四邑一带的汇兑商如佛山福昌号、鹤山汇昌押、沙坪汇昌银号、江门嘉祥银号、台山孚昌号、单水口富业号等组成“集团”，规模颇大。这些大商家的缺点是分层赚润，价钱高，速度慢，往往要三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将钱汇到乡下；当时乡下使用的国币又不断贬值，几个月下来亏损很大，因此给一般人的感觉是这些商号在兑换率中大捞一笔。至于华侨银行虽然信誉好，但公事公办，缺少了私人汇庄的贴身服务、灵活性与人情味。

余仁生的汇兑部。NAS c.1950s

追源朔流，新加坡的华人汇兑业创立于19世纪。1845年，新加坡与香港之间有定期的邮船，每月来往一次，为银信侨批带来商机。1876年，新加坡殖民地政府针对不断增加的华侨汇款，于马真街（Merchant Street）81号开设了一个“华人小邮政局”，初期被华人误会为抢饭碗，是剥削华侨的新法门，在开幕当天（1876年12月15日）还因此发生暴动，邮局被砸毁，警察被殴打，数人在暴动中丧生。

到了1887年，新加坡已有49家银信侨批局，其中潮帮34家，闽帮12家，客帮2家，及广帮1家。侨批寄邮的统计，1886年是18万封，1889年28万封，汇款数额每年约100万元。到了20世纪初期，新加坡的银信侨批局有200多家。

二战结束后1945至1948年间是新加坡民信业的黄金时代，主要是东南亚与中国一度中断的通讯终于恢复，亲属急于发信并汇款回国，救济亲人。1946年，在东南亚的潮属侨批局中，新加坡有80家，约18％。

战后新马的侨汇（叻币）。资料来源：《源》杂志第87期，2010

新加坡海南人的汇庄，1950年代有20多家，集中在小坡三条海南街一带，其中海南二街可算是＂汇兑街＂，由海南人经营的汇庄有12家。

银信局属于私人经营，也有因经营不当而倒闭，致使华侨的家用汇款被吞噬的例子。例如，有因侨批员被杀而倒闭的，有因滥发山票、周转不灵而倒闭的，有因从事汇水买卖投机失败而倒闭的。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为了保证劳工的汇款的安全，华民护卫司要求各帮的富人出来负责设立信局，比如福建帮的富商林秉祥设立了和丰信局（跟和丰银行挂钩），潮帮的富商李伟南设立了再和成信局（New Bridge Road，大坡二马路33号，跟四海通银行挂钩），漳州角尾人郭有品在1880年设立天一信局等。以天一信局为例，郭有品人缘好，讲信用，委托他传送银信的侨客渐多，于是就办起了批信局，业务蒸蒸日上。但郭有品去世后，他的儿子因汇水买空卖空失利而一败涂地，1932年天一信局倒闭，海内外数以千计的员工全部失业，华侨汇款也血本无归，震动了东南亚。

新加坡中华汇业公会成立典礼。NAS 1946

老牌信局倒闭事件影响深远，除了华侨将大额款项经由银行转汇外，一些没有转汇能力的小信局， 也将侨款集中到华侨银行汇款。1937年林树彦在新加坡开办侨通行（Telok Ayer Street，直落亚逸街，也称源顺街，53号）， 1939 年得到汇丰银行的帮忙 ，在伦敦开了一个中国户口进行转汇，于是许多小信局通过侨通行转汇，侨通行业务发展很快。当然，出于生意上的利益与竞争考量，信局对于如何获得转汇的途径是保密的。

到了1960年代，很多当年汇款回中国的“番客”，已成为本地公民，他们在中国的家眷，也大多数已经南来，接济家用的汇款逐年减少，汇兑业开始走下坡。到了1970年代，新加坡仅剩60家银信局。

根据1987年6月4日海峡时报的报道，当时新加坡还有约30家汇兑局。大坡的永昌金铺（广府人）从1950年代每个月50万至100万元的汇款，降到1987年的5万元。打铁街（Upper Circular Road）的Buan Yak Seng Chop（潮州人，万业成号？）在高峰期每个月接待2000名顾客，如今不到200人。至于厦门汇庄（福建人，Amoy Exchange Company）的合伙人Mr Ng 则提醒大家别因亲情而轻易被蒙蔽，中国的亲戚以为新加坡是金矿，以前接济基本生活，如今他们要彩色电视、雪柜、洗衣机、音响器材等，有些还要Rolex手表，我们怎样满足这种无止境的欲求？Mr Ng 还听说过一个洗衣妇，为了汇款回乡让不孝子赌博，就这样洗衣洗了一辈子。

1930年代大坡大马路South Bridge Road的永昌金铺。图片来源：何乃强医生

1987年6月4日的海峡时报 The Straits Times刊登了几位汇兑业者的感想

父亲回忆起1980年代还有许多中国亲戚要钱建屋子，每座三个房间的屋子约5000至10000元，当时许多妈姐还会掏出一辈子的积蓄寄回唐山，让他们好吃好住。妈姐离开因缫丝业没落的家乡，结果丝丝蚕也丝丝缠，这就是亲情、乡情、宿命。

童年的再和成伟记至今（1910-）仍照常营业，接收少量批信，服务性地经银行替转到国内侨眷家中，目的是让受雇用的员工继续有工作，情义值千金，成为唯一的百年批信局。

1990年大坡的祥隆金铺汇庄 （233 South Bridge Road），显示当时某些金铺还有兼营银信业。NAS 1990

《论语》的孝悌文化与吴氏的渊源（文章转载）

《印尼·星洲日报》2013-01-09
印尼中华国学研究社、雅加达

今年11月28日是泗水延陵吴氏宗亲会祭祖活动，缘於吴氏先祖泰伯、仲雍、季扎公是孔子所推崇的具备传承远古中华民族的“孝敬父母、兄弟礼让”的崇高风尚！因此我们有必要討论《论语》第八章泰伯篇的其中几段。

孔子为了记录中华民族儒家文化的传承，首先他崇尚3千400年前的周朝周公奠定的礼仪文化！后来又有看到周朝泰伯、仲雍和600年后的季札，顺从父亲的意愿都能做到孝敬父母，兄弟礼让，推崇贤能的崇高品德，令孔子十分感动，可能就因此就诞生了中华民族“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阳光万代的《至诚之道》的精神文化文明！

现在让我们討论孔子在《论语》泰伯第八篇的几段名句吧！

1.《论语》泰伯第八篇第一段，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意思是说：“泰伯可以称得上是品德最高尚的人，他善解父愿，孝敬父亲，兄弟礼让，推重贤才，三次以天下相让！以“孝悌”的崇高精神的文化文明传承而展现了中华民族渊源流长的风尚，人民真不知该怎样称讚他！”

泰伯是三千多年前周朝部族的领袖古公亶父的长子，有弟仲雍、季歷。古周王想把君位传给季歷，季歷因自己是老三，故不愿接受。泰伯见此乃顺父愿，携仲雍以去衡山採药为名，悄悄离开国都，出走到江南荆越江苏浙江之地。由此，泰伯表现出孝敬父亲、谦虚礼让、重视贤才的崇高品德！

2.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意思是说：“有道德有智慧的人不可以不心胸开阔，发挥坚强的意志，展现远大的理想！因为肩负ˉ自己、社会、民族和国家的重大责任，虽然道路遥远，却必须敢於承担和担当！把实现仁道看作是自己的责任，不也是很重大吗！奋斗至死方休，不也是长远而必须努力吗！”（泰伯篇8.7）

3.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意思是说：“我们要天天学习，还要常常担心学问赶不上，又担心失去所曾经学到的本领！人生学无止境，时时刻刻都要勤奋，学习不能鬆懈！”（泰伯篇8.17）

4.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意思是说：“一个人即便有周公那样好的聪明才智，只要骄傲而且吝嗇，其余的也不值得一谈了！”古人说：骄傲断道！一个骄傲吝嗇的人一定不会被社会所尊重而经常碰壁蒙羞！（泰伯篇8.11）

5.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意思是说：“多么崇高伟大啊，舜、禹得到了天下，佔有天下而不谋私利！”孔子认为打天下而成王者，就不可以佔有天下而谋私利！为自己的利益，就可以任意支配天下！我们必须学习舜禹的崇高品德！不谋私利，而为天下百姓谋福祉！（泰伯篇8.18）

希望吴氏后裔和泗水贤达能够明白和传承儒家文化的这些警句名言，让我们可以展现人生无穷的才学魅力和风采！

苑生界止 – 章芳琳

刘家明
《早报 – 言论》 11 May 2013

被大坡新桥、桥南、北干拿和必麒麟上段四条大街所围成的“芳林公园”是我国许多人的集体记忆之一。那个后台呈半圆形的露天舞台，细草如茵的大草场，儿童游乐设施，都是我们儿时的最爱。小时候住在“山芭”的我们要到芳林公园可是件大事，我们要提前吃晚饭，然后乘搭“福利”巴士车到“山仔顶”（现在的朱烈街Chulia Street 附近），再步行到公园。大人们席地而坐，小猢狲们就肆无忌惮地到处嬉笑玩闹。我们最爱捡起大片的干枯棕榈叶在草地上“扫地”，用“悉悉索索”的噪声打断情侣的“窃窃私语”（罪过！），总要到精疲力歇才兴尽列队搭车回家。

一晃五十多年，曾几何时，芳林公园已成了“演说角落”的代名词。记得今年二月初在欧洲时，我每晚都看CNN，十多天里唯一提到新加坡的新闻竟是芳林公园的反“人口白皮书”的聚会，想不到芳林公园居然就这样上了国际新闻网。芳林公园取名自章芳琳。章芳琳，通称芳林，1825年生于新加坡，1876年独资捐款在市中心建立公园，也就是现在的芳林公园；他同时也负责日后两个管理公园的园丁的费用，算起来公园至今已有137年的历史了。

章芳琳的父亲章三潮经营的是烟酒生意，章芳琳继承了父业以及大笔财富，以“苑生”为商号。章芳琳为人豪爽，不拘小节，乐善好施，行善不落人后。他为华社在合乐路兴建“玉皇殿”，捐建学堂，如女修道院学校，章苑生英文学堂，章壬宪学堂等。他也为渔夫和摊贩建了一个“芳琳市场”，后因经营失败结束营业，他也没向摊贩和渔夫追讨贷款。章芳琳还组织消防队，捐巨款给新加坡义勇军炮兵队，他的慈善事业甚至远及越南。由于他积极参与公共建设和担任了多年保良局的委员，所以被海峡殖民政府封为太平局绅，此外，他还得到法国政府因他在西贡的慈善贡献而颁发的勋章。过去新加坡用章氏及其后人命名的地标、街道、建筑等非常的多，但有一些已被改名（如驳船码头），很多也都因城市规划而消失了。目前除了芳林公园，就只有章芳林坊而已。

如果大家现在上网谷歌地图街道，还可以看到在南波那维斯达路“无骨鸭饭店”的左侧对面马路边，斜插着一个上面刻着“苑生界止”的石碑；在这石碑的右侧对面马路边的小丘上，也平躺了一块刻有“苑生（全记）界止”的断碑。“全记”是章芳琳儿子章壬全的“商号”，“界止（址）”是当时用以标明产业范围的标志，那难道这里也是章氏的产业吗？至少从一点可见端倪：根据海峡报章的报道，1872年5月21日，章芳琳的弟弟上法庭控告哥哥伪造遗嘱夺家产败诉，章芳琳在巴西班让大排宴席和“开演华人地方戏”庆祝。另外还有一点，章氏经营的“烟”业， 可不是“万宝路”（Marlboro）或 “登喜路”（Dunhill）香烟，而是鸦片烟！当然在当时买卖鸦片是有执照，正当合法的。这两个“界止”的所在地就是在著名的“鸦片山”（Bukit Chandu）的附近，鸦片山也是因为当时山上那间全东南亚最大的鸦片提炼工厂而得名，所以那儿有章氏的产业也就不稀奇了。

除了在本地和越南，章芳琳也常捐巨款给满清朝廷，他不但自己赈捐救济灾民，同时也带动和鼓励各商贾大量捐款。所捐的款项究竟有多少真的到了灾民手中，又多少入了清廷官吏的口袋就不得而知了。当时捐款也就等于捐官，根据《星马华族史论集》的统计，章芳琳就为自己与家人和亲友捐了不少过30多个“官位”。1892年，章芳琳病逝，以“一品衔顶戴”入殓，葬于武吉布朗咖啡山。目前初步统计，章氏家族一共有30人都葬在咖啡山。

也许就是因为章家经营鸦片致富的这个有争议性的背景，所以章芳琳的慈善事迹以及好人好事一向来都比较少人提起。

莱佛士与婆罗浮屠

李国樑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有一幀莱佛士的画像，它是一件复制品，原件收藏在英国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除了所展现的画中人那份书卷气与自信外，值得注意的是桌上的佛教文物，那些文物是莱佛士当爪哇总督期间，考究当地的文史民情的收藏品。

莱佛士的画像，注意桌上的佛教文物

莱佛士对爪哇的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穿越爪哇岛，记录和当地居民的交流，收集爪哇的古文物。1814年在巡视三宝垄（Semarang）途中，当地人告诉他在Bumisegoro村庄附近丛林的深处沉睡着一座叫做婆罗浮屠（Borobodor，爪哇语拼写）的大佛塔。莱佛士本人没有发现这座佛塔，但基于对印尼这个自然与人文同在、年轻与古老并存的热带岛国的好奇心促使他相信当地土著所言，派遣荷兰工程师科尼（H. C. Cornellius）前往勘察。

科尼的勘察队找到一座“大山”，其实是被火山灰覆盖着的婆罗浮屠。为了避免佛寺继续受到侵蚀，莱佛士在爪哇展开第一项欧洲式的文物保护项目，科尼率领两百人，花了两个月清理整个环境，在丛林中开辟出一条通往婆罗浮屠的小路，沉睡了整千年的古佛塔终于重见天日。

当时科尼的工程团队没有经验，也没有能力修复随时可能坍塌的佛寺，只能点到为止，足以让信徒爬上第十层参拜。从一张1844年的照片可以看出荷兰殖民地政府允许当地人在佛塔最高层搭起凉棚卖茶水。1896年暹罗国王（Chulalongkorn）访问爪哇，还带了八车婆罗浮屠的雕刻品回国。直到1907年，荷兰开始重修婆罗浮屠，人们才真正重新认识这座千年建筑。

婆罗浮屠大佛塔上竟然建了卖茶水的凉亭。Photo source – Borobudur, Periplus Editions HK Ltd. 1990

几乎被火山灰湮没的婆罗浮屠的确和“火龙”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印尼是个饱受自然灾害的国家，五百多座火山分布在各个岛屿，单单爪哇便有超过二十座活火山。大家记忆犹新的2004年大海啸摧毁了班达亚齐（Banda Aceh），2010年印尼最活跃的莫拉皮火山（Mount Merapi）爆发，三十多万人受影响，莫拉皮火山就在婆罗浮屠三十公里外。估计在1006年，爪哇发生大地震，引起莫拉皮火山爆发，火山的熔岩覆盖了四周的村落，婆罗浮屠也不得幸免。

這一起不幸的事件却让婆罗浮屠躲过了随后八百年可能受到人为破坏这一劫，因为不久后，爪哇的佛教逐渐式微，印度教再度兴起，然后伊斯兰教势力维持至今。爪哇的佛教建筑已难得一见了。

萊佛士在《爪哇史》中简单地提到婆罗浮屠，他认为Boro是附近一个村落的名字，Bodor则有古代的含义，因此Borobodor应该是指本地的古物。由于印尼和新加坡一样，没有古代历史记载，只是根据类似神话故事的传说，莱佛士可能是参考了1365年爪哇的游吟诗人所记载的《爪哇史颂》以及当地人的解说。值得注意的是1365年伊斯兰教已经传入印尼，换句话说，印尼已经经历过印度教与佛教古文明，进入回教的时代。

也有学者认为婆罗浮屠既然是一个古印度的宗教建筑，它的名称应该跟古老的梵文有关，梵文中的婆罗指的是婆罗门教（Brahma），浮屠指的是佛塔（Stupa），所以婆罗浮屠指的是婆罗门的佛塔。

发现婆罗浮屠证明了远在爪哇伊斯兰教化之前，古印度文明已经传入印尼，跟中国史书中所记载的中国僧人到印尼学梵文学佛学等不谋而合。公元五世纪初，东晋著名的僧人法显到印度学佛，从海路回国，途中遇到风暴，漂流到耶婆提（印尼苏门答腊或爪哇），法显记载“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

到了公元七世纪，唐朝高僧义静前往印度取经时，在室利佛逝（Sri Vijaya，又称三佛齐，印尼苏门答腊）停留六个月，后来回国时他又路经佛教发展兴旺，各国往来僧人众多的室利佛逝，向佛逝国名僧请学。后来他又带领几位助手回到室利佛逝，抄写翻译佛经，并完成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两本撰写国外亲身经历的著作。

义静对室利佛逝国的记载：“南海诸州，咸多敬信，人王国主，崇福为怀，此佛逝廓下，僧众千余，学问为怀，并多行钵，所有寻读，乃与中国不殊，沙门轨仪，悉皆无别。”可见当时处于中印交通线上的印尼大国佛教已经十分发达，统治者也信仰佛教、提倡佛教。义静记载到过佛逝国的唐朝高僧还有交州僧人运期、高昌法师彼岸、智岸，晋州善行师者、洛阳智弘法师、荆州江陵无行阐师、襄州襄阳僧人法郎、以及僧人孟怀业、道宏、贞固等。

室利佛逝鼎盛数百年，在公元8至10世纪时达到巅峰，在唐宋年间常到中国进贡，后来被满者伯夷王朝取代。公元760年至830年是中爪哇夏连特拉王国（Shailendra）的鼎盛时期，都城就设在日惹，夏连特拉王国受到强大的邻国室利佛逝的影响而信仰佛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史学家估计婆罗浮屠建造于夏连特拉王国年间，当时夏连特拉王国经历过一场从婆罗门教改信佛教的宗教革命，使得婆罗浮屠这个历时数十年才建成的宗教建筑与附近的古印度神庙巴兰班南有许多相似之处，最明显的是高平台与覆钵，似乎是佛教与婆罗门教的结合体。覆钵上的塔尖就像铁钉一样将覆钵牢牢扎在地面，可能象征君主永远统治着这块领土的意愿。

婆罗浮屠的佛塔。2012

不可忽略的是极具爪哇风格的“狮面守护神”（Kala），常见于公元8至14世纪的爪哇寺庙的入口处，不论是古印度神庙巴兰班南还是佛教建筑婆罗浮屠都有狮面守护神的踪迹。1926年在新加坡福康宁山建造蓄水池所出土的文物中，有一条属于满者伯夷王朝年代的黄金臂饰，臂饰上的狮面守护神凸纹面相造型，跟狮面守护神十分相似，印证了新加坡拉王朝和印尼王子之间的古老传说。

1907至1911年间，荷兰工程师范艾乐（Theodor Van Erp）督导婆罗浮屠的部分修复工作。由于婆罗浮屠是采用火山熔岩堆砌而成，石头表层有许多气孔，石头与石头之间又没有水泥衔接，石质不够坚硬，容易倒塌，范艾乐集中在修复覆钵以及那些结构有明显缺陷的石块。二战以后，印尼政府在联合国的支援下，十五年内筹资2250万美元进行大规模维修工程（Save Borobudur）。IBM Indonesia也加入修复工程，将130万块石头的资料输入电脑，经过电脑分析与重新组合，同时加入排水系统，才顺利的在1983年恢复婆罗浮屠的旧貌。

1908年荷兰工程师范艾乐（Theodor Van Erp）督导婆罗浮屠的部分修复工作前。Photo source – Borobudur, Periplus Editions HK Ltd. 1990

婆罗浮屠由十层巨石砌成金字塔形状

经历过这一场大规模的修复工作，专家们对婆罗浮屠的建筑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他们估计当年兴建时曾经动用了三万名石头切工，一万五千名搬运工，还有许多雕刻家，历时长达八十年。这些劳工很可能是来自附近村落的农民和兼职的艺术家，为了宗教而奉献了他们的劳力。所以婆罗浮屠之所以伟大并不只局限于它的体积，而是在某一个久远的年代，爪哇有广大的人力资源与富有才华、勇于创新的人才。婆罗浮屠给我们讲述的古爪哇文明史远远超过爪哇历史能告诉我们关于婆罗浮屠的故事。

唯有“赢”者留其名

“这是约两百年前画的本地狸猫的英姿，最近国大的自然学会在麦里芝蓄水池装置的夜间摄影机也拍到牠的影像。狸猫本是肉食动物，但是为了要适应在高度发展的城市国家里生存，牠们已改吃昆虫和野果谋生了。下面的一幅就是牠们爱吃的咖啡豆……”。国家博物馆吴声梓展廊的策展员丹涅尔还在兴致勃勃为我们介绍时，我的脑袋却忽然浮现了包青天的“狸猫换太子”以及香喷喷的“猫屎咖啡”。等到丹涅尔提到“要不是威廉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这些已快有两百多岁的动植物的美丽绘图了”，才把我再拉回到了博物馆。威廉法夸尔是何方神圣呢？根据历史资料，1819年，莱佛士在威廉法夸尔的协助下，与苏丹胡欣签下了新加坡的租约后，便委任了威廉法夸尔为第一任驻扎官，几天后就回去明古连了。

法夸尔生于1774年，原籍苏格兰。21岁时跟随英国远征部队从荷兰人的手中夺取了马六甲海峡，29岁就开始执行和处理马六甲的军事和民事，37岁才被正式委任为马六甲的驻扎官。法夸尔在马六甲娶了一个有法国血统的马来裔女子克莱蔓（Clemaine）为妻，育有六名子女。他讲得一口流利的马来语，在马六甲深得民心；当地人都称他为“拉惹”（Rajah, 有“土王”之意）。就如当时许多受了“启蒙运动”影响的殖民官一样，法夸尔对自然历史有极浓厚的兴趣。他还在住家里设立了一个小动物园，收养了一些珍禽如：花豹、箭猪、火鸡、不同品种的猴子，甚至老虎等。在17年的任期内，法夸尔聘请了不少华人画工，为稀有的花卉、动、植物绘图作记录，一共有477幅。他在1827年把全部绘图捐赠给伦敦皇家亚洲学会。 1995年，本地股票经纪吴玉钦把整套绘图买下来，并于1996年以他父亲吴声梓的名誉捐赠给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其实据说莱佛士也同样收集了上千幅绘图，可惜在他回国途中，因大船失火而全被毁了。

身为驻扎官，法夸尔在早期的新加坡的行政和管理上的贡献与影响应该比莱佛士来得显著。当时新加坡还是个没有资源的贫瘠渔港，就连日常用品和食物的供应都有问题。法夸尔带领居民有效地消灭了肆虐多年的鼠患，清理和发展新加坡河东北岸的平原，并以极有限的管理经费设法吸引商人和移民定居下来，进行各种物流的贸易，使新加坡迅速地成为繁荣的海港。目前大英博物馆还收藏了一些他鼓励马六甲各界商贾把物资、人员运到新加坡以助新加坡发展的书信。为了提高税收，法夸尔也采取了一些务实的措施，如允许赌博以及拍卖如鸦片和烈酒等的牌照等，因而埋下了与莱佛士关系破裂的导火线。终于在1823年5月1日，莱佛士以法夸尔没依命建设防御新加坡的工事为由，撤销了法夸尔的驻扎官的职务。

根据文西•阿都拉的纪录，法夸尔在新加坡广受爱戴，他回英国时有数百名商人和居民为他送行，并在送别晚宴上捐赠三千卢比给他。法夸尔途径马六甲，槟城和加尔各答才回到英国，在一路上各港口，都受到非常隆重的招待，甚至发礼炮向他致敬。法夸尔回到英国后与莱佛士展开激烈的争论，他向东印度公司上诉要求恢复他在新加坡的管理权，并要求承认是他最先要求在新加坡建立贸易港，所以是他而非莱佛士才是发现新加坡的人，不过上诉失败了。1826年底，52岁的法夸尔移居苏格兰的柏斯，两年后娶了第二任妻子玛格丽特•洛班，婚后再育有6个孩子。1839年5月11日逝世，享年66岁。在法夸尔的墓碑上刻着：马六甲以及后来由他发现建立的新加坡的驻扎官“。

“发现新加坡县案”就这样定论了，不过胜诉的莱佛士也没得到什么好处。当时已被病魔缠身的莱佛士被东印度公司追讨他在新加坡和明古连等地运作所欠下的债款，他无法清还而宣告破产！还好莱佛士病逝后有贤妻苏菲亚为他写回忆录还债和继续“正名”，强调莱佛士的贡献和业绩，所以现在到处，甚至中国上海都可见到“莱佛士城”。反而法夸尔目前在新加坡没有留下任何纪念他的路标，过去位于甘榜格南附近桥北路与美芝路之间的法夸尔街，也因为城市发展和重新规划而在1994年被撤除了。正所谓：一生功过难为知，唯有“赢”者留其名！

潮州茶配（文章转载）

林金城
《马·星洲日报／文化空间》 2013.06.16

潮州人称配饭、送糜（粥）或下酒的菜餚为“物配”，正餐以外的零食则一律叫成“物食”。

在诸多“物食”中，又以適合配茶的小点给称做“茶配”，將方言转写成中文，就是大家熟悉的茶食或茶点了。潮州人喜欢吃茶，潮式工夫茶自成茶文化里的一片天空，於是应运而生的茶配种类自然精巧繁多，令人目不暇给；这些“茶配”都有个特色，就是甜。

有说是因为茶浓伤胃，所以用甜滋滋的“茶配”来化解。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大江南北同样品茗吃茶，怎么別处的茶点茶食都表现得甜咸混搭，而潮汕地区却万变不离其宗的以甜食为主呢？在今年初的一篇〈话说潮州甜〉（刊登於2013.01.27）里，我就曾举出一些潮州人嗜甜的食俗例子，在此就不再重复了，倒是针对末段提出的疑问，即“话说潮州甜，为何潮州人会如此喜爱甜食呢？在潮食文化里，无所不在的糖又象徵甚么？”来做些阐明。

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还得先来瞭解“潮州茶配”究竟包括了甚么？

根据潮食学者张新民的说法，“茶配”大致可分为糖饼和凉果两大类。凉果就是蜜饯，一提起潮汕蜜饯，总会让我联想起最具代表的糖柑饼（桔饼）和冬瓜册（冬瓜糖），这些都是製作潮式饼食如朥饼、老婆饼的特色潮州味；此外如佛手老香黄、老药桔和五味薑等，皆可列为潮汕蜜饯的极品。

至於糖饼，又可分为潮州糖和饼食两类。由於这些“物食”与潮州传统礼俗密不可分，所以对老一辈的潮州人应该不会感到陌生。潮州糖多采多姿，有如明糖、豆贡（贡糖）、鸭颈糖、花生糖、芝麻糖、束砂（天公豆）、糖葱、朥糕和书册糕（云片糕）等，单看名字，年轻一代或许不知为何，看过附图后，想必就会恍然大悟；而饼食则不外乎大家熟悉的老婆饼、腐乳饼、朥饼、白皮饼和绿豆饼（豆沙饼）等。如果將明糖、鸭颈糖、花生糖和豆沙饼给组合一起，喜气自然洋溢，这可是潮州人传统的“嫁女饼”啊！

鴨頸糖

貢糖

花生糖

芝麻糖

束砂（天公豆）

明糖

回过头来，为何潮州人会如此喜爱甜食呢？

这当然与歷史有关，在岁月长河的岸上，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影响饮食这流动古蹟的面向。

摊开中国歷史，蔗糖的出现，始於《新唐书》，其中提到贞观廿二年（西元648年），摩揭陀国（中印度古国）遣使入覲，贡品中就带来蔗糖，唐太宗李世民隨即派人跟使者返回摩揭陀国学习煮糖法，於是蔗糖正式传入中国。不过当时所谓的蔗糖，只是粗糙的黄糖罢了，到了明朝一位福建南安人发明白糖製法后，才又將白糖传回印度，因此在印度的兴都话里，白糖就称为Cini，即“中国的”。

根据潮食学者张新民的考究，在元明两朝，福建闽南是当时中国、也是全世界的蔗糖生產中心，到了清朝则因大量闽南人移居潮州，以及发现潮州更拥有广泛种植甘蔗的有利环境，於是便將中心转移到潮州，缔造了潮州蔗糖业“后来居上，独领风骚”的光辉两百多年；直到20世纪初，由於外糖倾销才一落千丈。进而推论，潮食文化里一再突显的甜滋味，即可从过去几个世纪辉煌的潮汕蔗糖史中看出端倪，找到合理的答案。

於是“甜”便理所当然的化身为潮食世界的味觉图腾，世世代代都鏤刻在潮州人的传统文化与风土民俗当中，形成无法割捨的味觉自信与满足。一晃神，彷彿每样茶配都在遥远的年代张开口：奢侈，是別人的事，我们白糖多得很，来喝杯凤凰单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