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载灵老梅图题诗辨赏

文： 赵宝宗

（原文发表 在《源》146期（8月）艺术长廊栏目）

    因于对书画欣赏和收藏的爱好，不久前写过新加坡私人收藏家杨启霖的袖海楼和陈之初的香雪庄的珍藏。所以听说亚洲文明馆再次展出香雪庄藏品，欣然陪同书画家许梦丰老师和指画家欧彬生女士等同去观赏。虽然号称《水墨情:又逢香雪庄》大展，这次特展展品算不上多，展品说明只有英文没有华文，不过还是看到了一些特别书画精品。参观过程中，许梦丰老师在一副题诗画前多停留一刻，口中念出几个人的名字：黄载灵，郑光汉，吴得先等。这幅作品特别，画甚小而题跋甚多，密密麻麻于画芯内外，出自多人之手笔，字体以行书为多，风格迥异，大小差异悬殊。此后我们继续看画。当我们在看任伯年的巨幅松梅鸟图时，一位女士走过来询问梦丰老师关于那幅梅图上的题跋作者和题诗，并自我介绍是亚洲文明馆的英文导览员，她正在想如何整理这幅图的资料。许梦丰老师简短地回答了她的问题。显然她对梦丰老师口中讲出的人名完全陌生，问答也就以许梦丰老师“要完全弄清楚这些题诗不简单”结束了。于是乎，我赶紧把整幅画作横竖拍下。随后细细辨赏，发现题跋者均为日据时期和战后初期新加坡华文教育ˎ报业ˎ文坛的活跃人物，这幅老梅图竟是另一卷《兰花集》！

关于老梅图

     这幅老梅图是黄载灵（1895-1973）于1945年6-7月作于新加坡，当时还是日本占领下的昭南时期，他时年五十岁。画芯老干疏花，幅不盈尺，呈人字状。画芯左上是作者本人作画后首题四句四言诗。至1954年夏，先后有一十九位新马文人墨客在此画作上题诗。

黄载灵老梅图 (整幅）

黄载灵老梅图 (局部放大）

黄载灵老梅图 (局部放大）

黄载灵老梅图 (局部放大）

题跋作者辨识

       从画作作者首题，相继有其他19位题跋者，在画芯和外裱上面题诗，加上作者第二次题款，此幅作品上共有20人题款21处。画作作者首题二山居士，末题二山黄载灵，确认是南来新加坡任教的书法家黄载灵无疑。款题全名者有10人：李西浪，高冠天，蔡寰青，沈逸史，张明慈，吴得先，潘洁夫，谢云声，曾心影，胡超球。据题款字号确定全名9人：杜蘅香，郑光汉，欧阳澄，刘楚才（材），张瘦石，黄炎，黄少怀，张梦生，黄孟圭。以上20题跋者确认无疑，19位生平资料可查，唯黄炎身份资料尚不确定。题跋作者款题姓名字号及全名辨识见下表.

题跋时间和次序

     在21处题款中，有13处带年季/月，1处有年无季/月，7处无时间。黄载灵题乙酉仲夏，查旧历应为五月，对应公历6月10日至7月8日。虽然郑光汉题乙酉夏月，但其题诗后句“如今忽报春来到，大地风飘庆国花”明确无误地表明是在日本投降日即8月15日之后。李西浪和高冠天未落年月，原因可能是此二公身份更是诗作文人而非书画文人。从画面位置上看，此二公应该是在二山居士完成这幅老梅图后最早的题跋者（这与他俩当时的名气地位相符），题跋时间当在仲夏和季夏之间，早于郑光汉。那他们二位谁先上题？画面位置上难确定，但高冠天题诗中“喜得今朝松竹报，冒将风雪夜深来”内容应该解读为8月15日之后为之。李西浪乃当时南来作家诗家中气场大者，在日据时期多有诗作，收录在战后1946年出版的《劫灰集》里。以“西浪之豪情侠气，不谐流俗， 。。。辄闻西浪诃斥暴政，月旦浊世之声，慷慨激昂，不能自已。 虽在拘罗布，属垣有耳之下，西浪不顾也。”（傅无闷：《劫灰集》序）之性情，李公若在8月15日之后上题，绝不会停在“老干诗人骨”，“数点见精神”，言表之喜大概可以肯定超过郑光汉ˎ高冠天。据此判断，李西浪在此老梅图之题跋应在公历1945年8月15日之前。

        其他未落款年月者，根据题跋诗作内容及其在画面上的位置，大致确定题写时间次序，综合如下表。考据题跋时间统一为公历，列明供参考。

题跋诗句

    画作者本人首题四句四言诗：干老而劲，梢短比戟；含笑花稀，写我胸臆。题跋诗七言四句共12首为最多；五言四句5首；五言八句1首；和五言二句1首。除五言二句1首借东坡句外，其它19首（含画作者本人首题）均为自作诗。题诗虽属旧体，生僻字词鲜有，用典故有限，当是诗作者有当地生活经历，及对当地华文水平习俗相当了解。诗作多有咏梅冒寒傲雪冷香之精神，并言坚强不屈乐观豁达之未来。除高冠天ˎ郑光汉两首直接道出光复之庆，谢云声“曾经浩劫苦吟身，写出冰肌不染尘”也直接了到地写出当时南来文人在日据期间的劫苦。正如画作者本人在末题中所言，“乙酉夏星洲沦于暴日者经三年，荼毒惨苛，凤竄鸮残。顾余不善画，偶尔写此，籍以消忧。光复后装潢，至今十载。中先后得诸友留题者凡十又九人，词翰因缘，洵可宝之。”。

    二战结束后新加坡出版了三部关于日占时期的旧体诗集，即谢松山的《血海》，李西浪的《劫灰集》和郑光汉编的《兰花集》。《兰花集》收录郑光汉、胡浪漫、郑文通、李西浪、傅无闷、沈逸史、苏秋生、 李铁民、洪一炉、谢云声10位诗人的诗作共45 首。日据时期，郑光汉因其寓所思汉斋中盆兰7度开放，遂七次招集友人饮酒赏花，吟诗作赋，寄托家破国亡之恨，寄人篱下之辱，苟且贪生之无奈。“在与友朋互相酬赠的过程中，诗人们对光復的信念得以进一步巩固。彼此的志操， 亦获得了肯定和策励。诗歌由此成为了他们表彰节义、凝聚群体的有力工具。” （林立，劫灰与兰花：新加坡日据時期的两部旧体诗集）。黄载灵“余不善画，偶尔写此，籍以消忧”，何其相似也！有四位《兰花集》诗作者在老梅图上留题，即郑光汉，李西浪，沈逸史，谢云声。这幅老梅图岂不是另一卷《兰花集》哉！吟咏对象是画中之梅替代了盛开兰花，唱和方式是题跋替代饮酒赋诗。可喜之处在于老梅图成于黎明前的黑暗，”居士画梅墨犹湿，萧斋已见春光集”, 题跋多在光复之后，恨辱当一扫而空，尽管无奈可能还是有的。

    老梅图之全部诗题辨识列于下表。

致谢
前人书法作品辨识做到准确无误确非易事。非常感谢许梦丰老师的鼓励和对题诗的辨识，并示《微斋韵言》和多篇欧阳澄的诗作。感谢作家何华先生分享张朝慈的资料。谢谢新加坡国立大学林立老师提供的资料。感谢欧彬生女士，李炳梅医师，国家博物馆义工黄德兰，王东印提供照片

麻坡古来文史之旅

文：卜清山

图：黄德兰

国家博物馆中文导览组虽然不是第一次主办出游，这次能组团探访古城麻坡古来文史之旅，让人非常期待。过去麻坡给人的印象就是个小地方，除了美食，还有什么好玩好看的呢？

出发当天，晨风微微 ，天色渐亮，团员陆陆续续先后抵达，点算人数后，7.15时旅游巴士出发，朝第二通道大士关卡行驶。通关非常顺利，出了新加坡关卡再通过新山关卡，旅游团负责人萧开富先生和导游梁丽惠小姐已经在关卡出口处迎接。8.30时离开了新山关卡，前往振林山吃早餐。

振林山的早餐

振林山Gelang Patah 新镇的华记咖啡店，是当地的一家典型咖啡店。这个咖啡店所售卖的早餐是当地的口味；最吸引大家的味蕾的是猪肠粉/杂肉卷和板面；此外，咖啡和奶茶也是卖点，香醇美味古早的咖啡香和奶茶香，让人回味无穷（我是第二回品尝）。

9.25时，离开了振林山前往第一个观光点—玉射新村。路程大约两个小时，在车上，开富为大家介绍他的个人专业和从事的活动。并特别介绍了早期新加坡与柔佛州的甘蜜种植发展；还带来了甘蜜的树苗让大家观看。开富先生年纪不过30出头，已经出了几本书，令人钦佩。

玉射 Gersik新村-港主制度到庙宇文化

大约11.30时，第一站来到了玉射新村。玉射新村是建于1948年，是当时英殖民政府在马来亚施行紧急法令下的新村之一。它处在麻河中游终点及下游起点，河面宽度比新加坡河还要宽，黄泥色的河水缓缓的往下游流淌。河边停靠一些回返的渔船，在艳阳下静静躺在河面上。

玉射 Gersik新村的街景

开富特地邀请当地的乡民郑正和先生来介绍玉射新村的概况，让大家对这个素未谋面的“村落”有些许了解。这里的房屋不多，早期建造和后期所建盖的木屋相映成趣。新盖的楼房较大，也较高，建筑对比性很大。然而，呈现在眼前的新、旧建筑都让人感到很陈旧，或许是经过了日晒雨淋的结果。或更贴切的说，这里的屋子建盖后就入住，没有想到要维修和保养，更别说每隔几年进行粉刷。

郑先生很热情而健谈，侃侃而谈他对这个乡居的民情和风俗, 还请大家吃了一种当地的特色糕点–“大龟”。“大龟”类似新加坡所售卖的红龟粿。只是外皮是黄色，不像新加坡以红色为主。内馅就是绿豆沙, 外形扁平。“大龟”由一片芭蕉叶片垫着，表皮裹了一些油；目的是方便从芭蕉叶上拉上来。由于“大龟”如手掌般大，因此在吃的时候，还需要讲究点技巧。方法是先将扁平的“大龟”对半折，然后才一口一口吃，绿豆沙才不会撒落满地，不然会很狼狈哟！据说早期 “大龟” 曾用来作为祝寿用途。

当地的特色糕点–“大龟”

下一个站就是到玉射北帝庙。我们沿着马路步行，约5、6分钟就抵达。在即将抵达北帝庙前的一排住房外，路边摆放了几个刚采下来的油棕果实，吸引了大家围观和拍照，好奇！

油棕果实

北帝庙有两间，新和旧庙，但是距离不远。新的建立在地势较高的山坡上；靠近山脚的是旧庙；虽然是百年的古庙，在外貌上，因经过翻新保护，还是相当的新颖；很传统的华人庙宇格局。

建立在地势较高的山坡上的新北帝庙

庙前种了几颗甘蜜树，这几棵甘蜜树就是热心推广甘蜜种植的开富在此种植的。随着讲解甘蜜花的采摘、种植与提炼过程。甘蜜花外形像个圆球状，许多团友都是第一次看到甘蜜树和甘蜜花，都好奇的纷纷拍下甘蜜花留念。

甘蜜花

庙内供奉的主神是玄天上帝。古庙里有两件上百年文物, 分别是光绪二十五年的 “子孙樑” 和以黑底红字书写的“光绪二十七年”以及黑底金字书写的 “北极星辉” 牌匾。

“北极星辉” 牌匾

古庙右边曾经有一间大厝，是麻坡玉射港首任港主郭财源的住所；目前已经不存在了。 新的北帝庙是后期建造；有趣的是庙内所供奉的玄天大帝是当时从古庙奉请过来的。因为长期香火的熏染，整个神像被熏黑了。

关于港主制度和港脚，开富说天猛公伊布拉欣在柔佛州推行港主制度，让华人开发河流以推动经济发展。早期华人就在河流两岸开拓种植甘蜜园地，下游地方就是河流出口处，也是港口的所在地，俗称 “港脚” 。而 “港脚”由于在下游地势较低，在雨季到来时，就会造成泛滥，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

随后在郑先生的带领下，我们一行人跟随他进入义山，参观首任港主郭财源的坟墓。郭财源是潮州陇西人，早期对玉射港脚的发展不遗余力，做出巨大的贡献。郑先生说由于郭财源没有后人所以当年往生后，坟墓是村民为他建造的。历经岁月的风吹雨打和失修，旧坟墓严重破坏。为了保护他的坟墓，村民只能用木板为之遮盖减缓破坏。后来开富重访该地时，古庙理事曾咨询开富可否为郭财源重新建造坟墓，以回馈他生前所付出的贡献。经神明请示并获得允许，便展开重建。此次参观时，正巧重建工程已经步入尾声。让我们有机会见识了当地人对坟墓建造的技术和特色。

首任港主郭财源重建中的新坟墓

参观漳泉会馆

午餐后，我们经半小时的车程来到麻坡的一个重要会馆—漳泉公会。

麻坡-漳泉公会

我们受到会馆高规格的隆重接待，漳泉公会会长黄家华先生和主要理事们更亲自在会馆大门口迎接，我们也在公会的大门口拍了集体照。

黄会长还亲自为大家讲解会馆的成立、经历和令人可歌可泣的事迹。话说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当时麻坡的华人成立救国筹赈委员会，纷纷出钱出力为中国抗日作出积极的活动。 也因此被当时的日本间谍将有关的信息传递给日本军方。日军因受到海外侨胞大力支持中国抗战，无法在三个月占领中国。因此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军发动攻打马来半岛和新加坡。麻坡是马来半岛南方的重镇，英联军无法抵挡强大日军的攻击而败退。日军在占领麻坡后，就开始捕捉抗日积极分子。这导致许多麻坡华族先贤惨遭无辜杀害。当时时任漳泉公会的会长李天赐先生，全家遭受灭门；而李会长罹难时也就37岁，听了令人悲痛。

漳泉公会- – 二战馆展

黄会长说很庆幸会馆建筑的顶楼设计犹如清真寺的穹顶，日本军机在空中误以为是清真寺，因此炸弹没有落在会馆，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但四周的建筑屋却无法幸免，惨遭日军轰炸，到处都是残檐断瓦。会馆对面的中化小学更被日军当着杀害华人的屠杀场。

清真教的建筑风格 及 伊斯兰摩尔式的拱形门梁柱子

这段血泪般的悲惨历程，会馆都展出在二楼和三楼历史展厅。由当地文史专家郑昭贤先生协助收集和整理，展示和记载了这部永生难忘的二战历史；同时也包括公会的发展历程。展览厅内所有的文史资料都以中文展示，图文并茂，让我们观看时倍加亲切。

由于这栋建筑物的设计具有特色，在会长和理事们的带领下，我们也有幸参观顶楼，鸟瞰周边的风景。看到了葫芦形状的穹顶，还有伊斯兰摩尔式的拱形门梁柱子、地上还有以梅花造型的图案、欧洲风情的铁制栏栅。让我们感到有趣好奇的是一对石椅，上面印制了“Shanghai Sing Mee””42 Macpherson Road”。究竟是新加坡人所赠送的还是从新加坡定制的；公会理事说至今无法考究。公会的里面装潢和外部建筑设计，从天花板、窗户、门扇和地上的图案设计可说是多元性的，汇集了东西方的建筑艺术特色和装潢。让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梅花造型的图案

石椅，上面印制了“Shanghai Sing Mee””42 Macpherson Road”

临别依依，会长和理事们热情欢送，让我们倍感当地人不一样的朴实而真诚的情怀。

巴东渔港—美丽的渔人码头

离开了漳泉公会，我们向往当天的最后一个景点–巴东渔港。

旁晚时分，我们来到了有着百年历史的巴东渔港。抵达后，受到当地巴东渔业公会主席陈荣辉先生热情的迎接， 经简单的介绍巴东渔港后，便去参观一家木船的制造坊。

据陈会长说，一艘木船的制造需要2、3年的时间。走进制造坊时，迎接我们不是热情的员工，是一群凶狠的蚊子，几乎无人能幸免。有备而来的马上喷撒防蚊雾但也有团员选择不进入造船坊。

木船制造过程是相当令人深感兴趣的。应该是过去从来没有亲眼目睹。今天有这个机会，当然是兴致勃勃的想要了解是怎么一回事。船头的方向，是一个低洼的水道。此时是退潮时刻，干涸的河床暴露凹凸不平烂泥地，并传来阵阵的腥味。抬头望向远处非常宽广的天际线，那是马六甲海峡。造船坊在选择制作地点非常到位。船只在完工的下水礼，就是从此处出海，通往浩瀚的马六甲海峡。然后将船只交付给船主。据悉船主是新加坡人所制定的。工作坊负责人允许我们爬上船边观看拍照，当然是机不可失，团员纷纷轮流上去拍照留念，扮出不同的奇异形态表现一番

制造坊 及 当地原生土著的小女孩

在造船坊外有住着几户当地的原生土著，几个小女孩非常可爱，在屋外玩耍。从外貌长相，确实有别于马来人，皮肤比马来族黝黑，非常活泼，对我们这群从外地来到客人，没有羞涩或害怕的神态。可惜语言无法沟通，不然可以多了解这群土著的生活情况。

在渔港边，有一座古老的庙宇–翠美古庙。主神是清水祖师。话说古庙是由福建安溪人在这里建造。后因一场瘟疫，导致许多乡民死亡而纷纷离开。后来潮州人来到此地，延续了香火。这里还传扬了一则非常传奇和离奇的故事，令人不可思议。陈会长说以前有一位约12岁的小男孩，不小心跌落河里，村民四处寻找打捞，都没有见到小男孩踪影，小男孩父母是焦急万分。三天后的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父亲被清水祖师托梦，说小男孩会在河边出现。隔天，男孩父亲与乡民到河边，果然看到小男孩的浮尸；小男孩被捞起后才得以安葬。

翠美古庙并不大，只有前殿和后殿。古庙在翻新的时候，木匠师傅并没有使用铁钉，是根据传统的接榫方法，从庙的横梁结构可以看出。庙的两侧是以瓷砖镶嵌在墙上的四大天王神像。右边的解签架下方，看到了据说是早期新加坡人士所惠赠《星加坡陈岳泉敬赠》的牌。

陈会长带大家到庙外的一个石碑，碑上雕刻着“翠美宫清水祖师””民国三十四年乙酉七月十六日（后来查证为1945年8月23日）。石碑文字是以七言诗24句书写，表述了对当时沦陷时期的情况，英军的无能，盼望和平日子早日到来。他说题诗者是一个没有念书的人所写，能凭着自身的学习书写出七言诗，算是很了得的人士。

清水祖师的石碑

在翠美宫的左边有一座庙宇—天后宫，主神是妈祖，除外还有一个大戏台。在翠美宫的右边是翠美会堂，于1990年建造，作为当地人结婚注册处。

这里的渔民都是很有智慧的，在河边，我们看到一个个用铁丝建造的捕鱼大铁笼。大约是2米长的构造，笼子有一个尖斗型的进口处，外宽内窄。鱼儿可以游入，可是就无法出来。而这些大铁笼会置于海底约一个月，主要是捕捉大鱼而设计。铁笼是大约1英寸方的间距，因此大鱼在网中受困时，当小鱼游进笼内，就会被大鱼当食物所吞噬。而大鱼才能继续生存，等到渔民捞起来时，大鱼还是活生生的。

捕鱼大铁笼

在岸边的码头，看到当地居民悠哉闲哉的坐在长凳上吸烟闲聊，一副慵懒安详的神情，让人感到这是一个慢节奏的渔村。

巴东渔港

海滩上，有许多一根根笔直的树木被砍伐后，浸在水中。这些是准备用来制作奎笼。

黄昏时刻，夕阳无限好。此时的巴东渔港的天空和海面上，在妩媚的夕阳映照下，是如此的浪漫迷人。大家信步走向海边，观赏这幅大自然的美丽艺术画卷。

候鸟、红树林、沙滩、渔船归航、金色夕阳、云彩都是这幅画卷的主题，大家手上手机的焦距点，不停的捕捉这美丽的画面。身在异乡，扮演者出行者的角色，我相信都给大家留下美丽的回忆！

晚餐时间到了，还有不少的团员眷恋着迷人夜景，似乎很想把这美丽的一刻拥抱己有，依依不舍的走去餐馆。

餐馆就在岸边，新海星海鲜冷气餐馆，一间当地著名的海鲜餐馆。以新鲜、美味的海鲜的美食著称。主打招牌菜就是亚参鱼和魔鬼鱼和鲨鱼肉。好酒佳肴，高喊三声“饮胜”，痛快！

今晚入住当地很有特色的酒店。酒店的外形从高空鸟瞰下，是个三角形的建筑。原来前身是葡萄牙时期在原址所建造的一座城堡。城堡就坐落在麻河边，作为防御的城堡。

参观住宿酒店Muar 99

早晨，经开富与酒店负责人的安排下，我们可以到酒店的顶楼鸟瞰麻坡市360度全景。 同时还邀请当地导游给大家介绍了这座酒店和麻坡的历史。

令人感到最惊喜算是天际线，由麻河大桥、马六甲海峡与蓝天构成。从酒店往西的方向就是一座横跨麻河下游的麻河大桥。麻河大桥建于1963年，并不是很长，约1.2公里，呈半弧形。麻河往来船只不多，然桥上车流量却不少。还未建桥前，往来两岸的人们和车辆都是依靠渡轮通往。

麻河大桥

麻河在蓝天的映照下，河面一片水蓝蓝。河水缓缓的流入远方的马六甲海峡，逐渐汇成海天一线交界。金山若隐若现的矗立在远处，这就是一幅难得一睹的麻坡美丽的早晨美景。

河的两岸是两个不同地界，河的北岸是属于东甲县。属于麻坡地界的沿岸建筑高低错落，沿着麻河岸边平行的马路是大马路，是华族的会馆和庙宇最多的汇集处。整个麻坡市区的建筑景观，与新加坡的市区的建筑景观有相似之处。这里高楼大厦稀少，一眼望去，就是密密麻麻的楼房屋顶，各有不同的特色。

酒店的建筑格局就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这地方当被地人称为“三角坡”，非常奇特。葡萄牙人在这块地建造了一座城堡，以保护麻坡。在1615年河1616年期间，苏门达腊北部强国 – 亚齐苏丹王国军队两次进攻麻坡，摧毁了城堡。后来麻坡地方政府发展这块地为现有这座酒店。在建筑过程中进行挖掘，结果掘出了六百至一千多年前的出土文物，包括了陶器、瓷器、古钱币 等。跨越唐朝、元、明朝时期；也包括近代清朝、葡萄牙殖民地时期、荷兰殖民地时期和日据时期。以及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文物。最让我惊喜的是一枚《开元通宝》的古钱币 。让我联想起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历史馆内也展示了一枚《开元通宝》铜币。或许说明了这马六甲海峡是唐朝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古钱币的发现是否也意味着唐朝时期的商人已经来到此地？

“香妃城”是这里的一个独特名称。当时天猛公阿布巴卡娶了黄亚福的义妹 – 黄亚娇为妃子，非常深爱她。1877年阿布巴卡当上了苏丹。1884年8月12日在麻坡主持开埠大典，在此建立了一座皇宫，并赐封黄亚娇为皇后法蒂玛（Sultanah Fatimah）。麻坡正式命名为 Bandar Maharani，即皇后之城（香妃城）。大马路的马来名称是Jalan Maharani。

葡萄牙时期，马六甲和麻坡被称为“双子城”，麻坡为葡萄牙在占领马六甲时期的版图内。而马六甲有五角古堡，麻坡有三角古堡。酒店就是三角古堡的所在地。

离开了酒店，我们前往另外一个具有久远历史的河边 – 文打烟河， Sungei Bentayan – 麻坡河第一支流。

文打烟是麻河的河口的第一支流，过去在几位王朝的苏丹，如新加坡拉王朝的拜里米苏拉在新加坡战败北先逃到麻坡，以及马六甲王朝苏丹马末沙被葡萄牙军打败后，逃到麻坡都是先后在此上岸。

有趣的故事从拜里米苏拉开始，话说他来到此地后，在河口开拓河进行耕种。可是却受到当地的“原住民”- 蜥蜴（四脚蛇）的破坏和干扰。因为河口是蜥蜴的原生态生长地，既然被“入侵者”来干扰生活，就做出对抗反应，于是拜里米苏拉下令屠杀蜥蜴。被杀的蜥蜴数量太多，被弃之在河岸和河中，导致蜥蜴腐烂，尸体发出臭味，所以这里曾被称为“屠宰河”。过后拜里米苏拉没有在此地继续发展，北上马六甲，并在马六甲建立了马六甲王朝（这和我们所知道的新加坡拉王朝的第五代苏丹伊斯干达沙的历史有出入）。

马六甲王朝的最后一个苏丹马末沙被葡萄牙击败后，往南逃至麻坡。建立了木城堡，继续抵御葡萄牙的进攻。葡萄牙以火攻烧毁了木城堡，并在文打烟河一带展开激战。最终在1519年彻底消灭的马末沙的残余部队，为马六甲王朝的终结点。

文打烟河 及 河的“原住民”- 蜥蜴

在导游讲解中，我们看到文打烟河边正好有一只巨型蜥蜴长在吞噬一只死猫，蜥蜴慢条斯理的在撕开死猫的皮肉，这还是第一次见识，惨不忍睹的情景不宜多看久留。

壁画–姐妹情深

旅游巴士拐一个大弯，带我们来到了此地的另外道风景线，一幅巨型的壁画。画家是俄罗斯年青壁画女画家 Julia Volchkova的杰作，通过她的精湛写实派画工，将一对马来姐妹情深的画面展现给观画者的眼帘。画作高11.89米，9.75米宽。于2016年7月17日完成。姐妹俩的眼神，深深吸引了大家对这对姐妹的深厚感情流露。姐姐一束青丝的马尾，双手环抱着妹妹，脸颊贴着妹妹的头发边，嘴角边微微的露出笑容，一双明眸注视着远方。妹妹背靠着姐姐的胸前，脸上露出些许的腼腆样子。据悉这幅画价值马币15万。而且这幅画已经被记载入“Malaysia Book of Record”。成为全马最大的壁画。

俄罗斯年青壁画女画家 Julia Volchkova的杰作 – 姐妹

粤东古庙

粤东 – 顾名思义是指广东的东部 – 潮州。粤东古庙于1895年由当地潮州人士所创立。主神“玄天上帝”是港主陈裕源（在玉射新村港脚的北帝庙）特地从印尼丹戎槟榔（廖内）分灵请来麻坡的粤东古庙。是当地香火鼎旺的古庙之一。

粤东古庙也是潮籍人士的代表，甚至是在其他籍贯人士纷纷创立会馆时，作为潮州会馆的前身。过后在1988年才成立潮州会馆。

粤东古庙的占地非常大，其旁边的广东会馆的所在地也是属于粤东古庙的地。

每年粤东古庙会与潮州会馆联合主办两大项活动，即元宵节前夕 – 闹元宵和三月初三的“大老爷诞辰（玄天上帝）”也是麻坡最热闹的活动之一。庆祝元宵节时，还继续传承百年“标糖狮文化”。

开富还特地向大家再次介绍古庙庙前的两棵甘蜜树。不愧是甘蜜的中坚传承者。

当时港主制度在1916年结束，可是由潮州人所创立的义兴公司却继续作为主要控制当地经济的核心。义兴公司的总部是在新山，另外一个重要的地盘就是麻坡义兴公司。

广东会馆成立于1918年，包括了几个广东省内的地方籍贯人士：广东人、冈州人、海南人和客家人。

在古庙外还有棵“龙血树”（据悉龙血树是属于龙舌兰科，不知道是不是同名不同科属）；我看其样貌不像。据说树叶可以作药用，吸引不少旅客来到古庙膜拜，并捡几叶树叶作为“幸运之叶”。更令人神奇性的说法是二战时期，日军轰炸麻坡时，许多炸弹落地时，居然龙血树没有被炸中，炸弹纷纷落在附近的房屋。

麻驿–旅游资讯站 Muaryi –走访小巷中的壁画

有一群年轻人本着爱自己的家乡，通过导览和资讯让更多人能够深入了解和看到这个古老城市的传奇故事和人文美景。从历史到文化，行业到移民，美食到个华人籍贯的有趣事迹，成立了这个资讯站。

资讯站这座建筑是建于1928年，当地在发展旅游同时也将这个单位作为旅游资讯站。古来的建筑物进行翻新河装置后，展现了早期麻坡的人文风貌。这里有百年邮箱、邮差脚车、人力车、三轮车、老电影播放（回味早期电影时代的特色）等。

麻坡和谐文化街

穿过后门，就是后巷风光 – 麻坡和谐文化街（百年后巷）。后巷两边是店屋，墙上都画上不同的早期麻坡当地风情画面。

走完了后巷，大家是满头大汗，汗水也湿透的衣裳，汗水淋漓。导游带大家去喝当地一种饮料 – “莎梨水”。这水的味道很特别，带甜和酸；入口后全身感到非常清凉，在艳阳高照的大热天，“莎梨水”冷饮真的是救星啊！

潮利—棺材店

我们接着参观了当地的一个特有行业，棺材制造店。

这是一家潮州人经营的棺材店。一位老木工，架着老花眼镜，手中的刨刀正在刨木和削木，手艺非常熟练。木刨花和木屑随着他们的刨刀一来一往飞舞。他看到我们到来，经我们道明来意，就侃侃而谈关于制作棺材的经验。团里有几位潮州人和老木匠交流没有隔阂。

潮利—棺材店

店里深处有两个古式的棺木（供土葬用）。曾经在小时候看到这样的古棺木有着一股恐怖和惊怕感，因听太多鬼故事的原因。长大后已经“见怪不怪”了（2015年前，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历史馆内就曾经摆放一具棺木）。除外，还看到还未成型的棺木盖及棺木部件，林林总总的工具陈设在店里。靠手艺制作的棺木可说是一个没落的夕阳行业，现代人在往生后，所采用的棺木就是千篇一律的型款 – 长方形，加上喷上亮丽的漆，看到时就没有那种鸡皮疙瘩的感觉。

广肇会馆 – 壁画 – 杨门女将

来到麻坡，广肇会馆也是必到之一。这次也很荣幸的邀请到广肇会馆的理事 – 关锦生先生为我们介绍会馆的成立和发展。

广肇会馆成立于1907年，初期成为同乡会；位于麻坡丝丝街51号。会馆是华族从中国南下生活的一个联络和互助的重要地点。它承载了不同籍贯人士来到此地后，继续传承文化和传统精神。

广肇会馆有一个文物馆 – 麻坡广肇文物馆，是经历了三年的时间筹备成立。刚好是在今年正式开幕。

关先生还提起当时孙中山先生曾经到会馆，馆了就有一张“孙大总统道像”的画像。此外还有介绍柔佛王朝苏丹阿布巴卡建立香妃城到港主制度发展，二战事迹，南方学院发展史，各行业的介绍等。

文史馆里展示广东人士了许许多多的古文物，以广府十六县和肇府十六县的人、地与物为主。

参观广肇会馆后，走出会馆外，观看壁画画家黄仲纬在会馆墙上的一幅画工细腻的壁画 – 杨门女将 – 穆桂英。

广肇会馆 – 壁画 – 杨门女将

午餐

麻坡有条街道被称为“贪食街” Jalan Haji Abu，是麻坡具有历史性的饮食街道。主要的美食和小吃有乌打、沙爹、蚝煎、水粿、蚝煎、潮州粿、凉茶、卤鸭、五香和许多的道地美食和糕点。团员在这个时候都各自寻找自己的美食，大快朵颐，不亦乐乎。

中化中学

中化中学是一所华文独中（独立中学）学校。于1912年成立小学开始，在华社及校友热烈支持下，不断的发展。目前已经有五所小学和一所中学。二战结束后，中化中学由中华学校和华南女校（成立于1918年）合拼组成。

中化中学由第一任校长 – 陈人浩（著名书法家和画家，后受聘新加坡德明中学任校长）到现任（17任）校长蒋璁江。

抵达校园后，蒋校长亲自出来迎接，并让图书馆主任颜振蓉小姐为我们介绍学校的图书馆和关于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的处境和改变。图书馆共有四万多册各类书籍，除了购买外，还有来自捐献者的赠书，藏书量相当丰富。图书馆还开放给公众来阅读。

校史馆 – 龙合集团校史馆

蒋校长接着带领我们参观校史馆，了解学校的成立经过。当时由一群当地热心华文教育的先贤积极发动捐款和筹款，使这所学校得以不断发展至今，成立百年学校。可悲的是在二战期间，麻坡被日军占领，一些热心先贤因积极的支持中国抗战筹款，先后遭受到日军的杀害，可歌可泣！展览馆内还展示过去的课本和早期所使用的教学仪器和设施。

照片是最佳见证学校发展历程的好证明，看到照片，也看到了那个大时代的面貌。

接着我们也到展览厅 – 善心堂展览厅参观，展览厅里展示学生的画作、书法和艺术作品。作品的所展示的水准，堪称高水准。看到一群热爱艺术的学生是如何发挥自己的艺术才华，让好作品呈现给艺术爱好者。希望这群艺术的幼苗继续孜孜不倦，让艺术的花朵灿烂的开放。

学校还有演艺厅 – 哥伦亚友演艺厅，这是演艺厅还真大，共有680个座位。蒋校长说演艺厅的绝妙之处就是音响效果，在舞台上唱歌无需借助扩音效果。

透过两层楼的落地窗看中化中学的绿化的景观。

学校的华乐团是麻坡市的著名乐团之一。从华乐室内所展示的各类乐器，“十八般武器”样样俱全，可以说明这支华乐团的真实力。

除外，学校还有50多个学会，让学生自己选择所兴趣和喜爱的活动参加。

蒋校长还提起热心校友给与的支持和赞助让学校可以不断改进和提升学校的设施。特别是一位校友捐了150万马币建造太阳能板供应电力，可以让学校每年节省25万马币电费。

参观了中化中学，让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广大的校园面积，打造绿化的景观，教育先驱者的承先，传承者的启后。虽然受到教育体制的局限，但没有因此被淘汰，反而更加卖力的维护中文教育。每任校长都致力于推动教育和校务，不遗余力，精神可嘉。对这群大公无私的教育人士的无怨无悔的付出，可以理解这条路是任重道远，必须抱着“荆棘路上远征行，破除万难为教育”的精神，应该给这群默默耕耘的教育传承者给与无数个赞！

古来 – 富贵山庄 – 南侨二战抗日机工罹难同胞纪念碑

离开了中化中学，时间也不早了，旅游巴士南下直奔古来富贵山庄。

交通还算相当的顺畅，终于在六点钟前顺利抵达。开富带领大家到来南侨二战抗日机工罹难纪念碑。这个纪念碑是于2012年8月13日由古来华团探缅南侨机工史实筹委会建造的，高约6米。这是一个气势庄严的纪念碑。

古来富贵山庄-南侨机纪念碑

南侨机工队由陈嘉庚和侯西反等华侨先贤呼吁下成立的一支爱国救援队。三千多华侨积极的响应参加并经过严格的训练后，奋不顾身投奔到中国云南与缅甸交界的滇缅公路上，负责运输物资给抗日部队。有一千多人在负起任务时遭遇日军轰炸机炸死和机枪的袭击壮烈牺牲，万古流芳，这是当时华侨对祖国所付出的牺牲和贡献。

天色逐渐昏暗，离开了富贵山庄，旅游巴士载着大家前往古来99海鲜馆享用晚餐。饱尝佳肴后随着就是要结束这次麻坡古来文史之旅的行程。

(2019年11月中旬）

《埃尔金桥改名建议》

文：黎上增

（原文刊登于2019年5月18日/联合早报/交流站）

新加坡河上共有十二道桥，它们都建于二十世纪之前，见证了新加坡开埠到今日的政治与经济发展，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这些桥的命名大都与新加坡的地名, 如浮罗西贡(Pulau Saigon Bridge)，或对新加坡发展有贡献人士, 如陈金声(Kim Seng Bridge)有关，克里门梭桥(Clemenceau Bridge)与埃尔金桥(Elgin Bridge)却是例外。

克里门梭桥纪念的是在1920年访问新加坡的法国总理，而埃尔金桥所纪念的却是一个臭名昭彰的英殖民时期印度总督——埃尔金伯爵八世(The 8th Earl of Elgin)。

埃尔金伯爵八世的原名是James Bruce。他出生于显赫的埃尔金伯爵家族，享有世袭的伯爵(Earl)头衔。埃尔金八世曾经派驻中国并曾率领大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侵略中国。在侵华时期，他让英法聯軍侵占及大肆破坏圆明园，然后放火将之焚毁，造成许多文物被掠夺，至今大家熟知的十二生肖兽首铜像及其他国宝级文物仍然四散各地或下落不明。他在当时下令焚烧圆明园确实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是所有爱惜文物者胸口永远的痛，他要是不犯错的话，我们今日可有多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让人参观。我在国家博物馆接待访客讲解新加坡历史时，常无法向游客解释为何新加坡人对埃尔金如此宽容，还在新加坡河上保留着他的名字。

埃尔金桥 （德兰摄）

埃尔金桥俗称水仙门吊桥，据说在新加坡开埠后不久，这里就已建造了一座简单的木桥方便两岸交通。历经数次改建及改名，这桥梁已在1862年改建成铁桥并以当时有赫赫战功的印度总督埃尔金伯爵命名。

新加坡在殖民地时代以印度总督为地标命名并非罕见，但是埃尔金在鸦片战争的负面形象已深入人心，况且，他的父亲埃尔金伯爵七世也曾在希腊雅典掠夺巴特农神殿的文物而让人不齿。著名作家雨果就看不过眼因此说过：“我们自称文明，说他们野蛮。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所做所为。” 我们要以历史为鉴，认识历史。

新加坡已经摆脱英国殖民者而独立，再怎么纪念一个英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已毫无意义了。今年为新加坡纪念英国人开埠两百周年，我认为我们可以借用这个良机把埃尔金桥改名为 Bicentennial Bridge（双百桥）。这可以改变新加坡纪念埃尔金家族的负面形象，也可以让后人知道埃尔金桥改名所赋予的历史教训。

（文章纯属个人意见）

相关文章：

李国樑《圆明园与新加坡》https://nmsmandarindocents.wordpress.com/2015/12/13/%E5%9C%86%E6%98%8E%E5%9B%AD%E4%B8%8E%E6%96%B0%E5%8A%A0%E5%9D%A1/

最早的民防部队- 民防建设队

• 皓琦

（ 原文发布于2019年5月11日 / 联合早报/ 缤纷行业 ）

民防建设队属国民服役义务，建设队与当时已经建立的“民防队”相辅，是我国民防的两大支柱，可算是民防部队的雏形。

建设队学员得接受九个月的基本建设训练

8484对92个新加坡公民来说，应该有特别的意义。1984年4月8日是我国 “民防建设队” 的先锋军（第一届），完成全职国民服役义务，拿回红登记（身份证）的满役日，也就是过去俗称的ROD （Run-Out-Date）。

现在每年的2月15日是“全民防卫日”，当天下午6点20分，全国的空袭警报齐响，让国人不忘1942年2月15日当天，英军抛弃新加坡，向日本签下无条件投降条约的那一刻。

说到全民防卫（现称全面防卫），不能不提民防部队，提起民防部队，不能不说说我国特有的“建设队”。

成立“建设队”新闻发布稿 （国家文物局档案）

民防两大支柱

新加坡内政部于1981年9月9日，宣布成立民防建设队（ Construction Brigade），这“建设队”与当时已经建立的“民防队”相辅，成为我国民防的两大支柱，可算是目前的民防部队（SCDF）的雏形。

虽然被征召加入建设队也算是国民服役，不过它与传统的军训完全不同。被征召入建设队的适龄公民，先会接受三个月的基本民防训练，如纪律步操、健身操练、救护救援和救火等技能，接下来的九个月就会分批接受木工、髹漆、砌砖、铺砌地砖、扎铁、电线和水管装置等的训练。受训毕业后，继续加入建屋发展局的承包商建筑队伍18个月，前后两年半才算满役，然后被编入民防后备部队。

建设队纪念锦旗（新加坡民防局资料）

待遇优厚的工作

根据当时的统计数字，我国每年平均缺乏两万名建筑劳工，不过内政部重申，建设队并非要协助解决建筑劳工短缺的问题，完全基于民防建设所需，而建屋发展局则提供最好的训练环境。

与典型的国民服役比较起来，建设队的薪金待遇非常优厚。首12个月的受训期，薪金比一般国民服役部队的110元要多加250元，毕业后还有1000多元的奖励金存入公积金户头。接着下来在承包商服务的18个月，则随行情和表现，月薪也在1000元左右。在那个工艺学院毕业的技师的月薪也不过大约500元的时代，加入建设队可算是一份待遇优厚的就业选择。

建设队队员满役证书

2002年走入历史

从1984年10月开始，建设队每三个月就征召约300人入伍，到1987年已有超过6000人完成训练，编入后备部队有2700多人，不过满役后继续留在建筑行业的，却只约700人。

满役后的建设队员会得到“退役证书”和“技工第三级”证书，对要继续留在建筑业发展的技工，可是一种专业的认证。

建设队制度一直到2002年才完全走入历史。当时的建筑业不但辛苦，而且安全条件也不完善，所以建设队员在建国的路上的确也付出了血汗。

以另一种方式完成国民服役的做法不只是在新加坡而已。法国早年也同样有国民服役制度，当时为了鼓励国民到海外发展舒缓国内就业问题，适龄男性国民愿意到外国任职一年以上，可以豁免国民服役，这也算是尽了公民义务。

明年将是建屋发展局成立60周年，或许建设队这一段小插曲会重新被提起也说不定。

七百二十年春秋事

• 刘家明

（原文刊登于2019年5月2日 / 联合早报 / 谈古论今）

1819年的某一天，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位爵士在新加坡河登陆，与本地马来王室苏丹签下一纸《友好联盟条约》。虽然接下来双方的关系和发展都不是真的那么友好，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联盟，但那总算是把新加坡推向另一段历史的过程，其历史价值不能就这样抹杀。

《友好联盟条约》每页分左右两边，左边写的是英文，右边写的是爪夷（Jawi）文，文件里说签约的日期是1819年2月6日，也就是回历（Hujira）的1234年，第四个月的11日。

如果去网络查看回历的换算，1819年的2月6­日是回历1234年的4月10日，没听说过这200年来回历有做过什么调整，所以怎么就差了一天？看来较合理的解释是时差，也就是说东南亚比阿拉伯地区早天亮。不过如果去翻阅文西·阿都拉的自传／回忆录《阿都拉传》，会发现里面至少有四个同时记录回历和公历（阳历）的事件，有相差一天的，也有相符合的，也有少了一天的，所以在缺少参考文献的情况下，要准确记录历史事件是不容易的。

几十年来自小学到中学所学到的历史，都说小红点是由三佛齐时代的巨港王子桑尼拉乌他玛命名为“狮子城”新加坡拉。桑尼拉王子、新加坡拉、伤人的剑鱼、红山、大力士巴当等等的传说和故事，都说是源自《马来纪年》这部手抄流传下来的古籍。

后来从国家博物馆、网站等的资料得知，桑尼拉乌他玛王子登陆时是1299年。我们的历史可以在时间轴往前挪移不少当然很高兴，1299年到现在2019是整整720年了。不过，如果1819年的事都可能有一天的差别，那1299年是怎样推算出来的呢？

在有关新加坡的部分，《马来纪年》里基本上是没有记载绝对的年份和日期。一般上是某某王即位后，在位若干年后又由谁继位，事件的记录也是“有一天”或“几个月后”之类的，若要真正推算，又没有其他资料佐证，难度是天大的，还好这些事早就有历史学家去做了。

1948年2月26日，本地的《海峡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一篇由赖乐翰博士（Dr W. Linehan）刊登在《英国皇家亚洲协会马来亚分会会刊》（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标题为《新加坡14世纪的国王》的文章。赖乐翰博士从《马来纪年》出发，抽丝剥茧，结合了中国明朝的记录、葡萄牙的编年史及爪哇的文献和记录，推论出新加坡在14世纪的大约100年里的五个统治者的在位年份。

最重要的当然是关键的1299年了。文章也提出对新加坡拉末代王朝的灭亡、君王及马六甲建立的看法。从文章发表过后的反应和评语来看，新加坡拉于1299年建立的这件事，应该没有什么争议性了。因此，小红点的历史到现在（2019年）可以说至少有720年。

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历史相比，720年说长不长，而且我们还这么幸运处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应该好好尽量研究和挖掘更多资料，为后代记录我们的历史。目前的历史 “研究” ,尤其是从1299年到1819年间，数量不多，而且都散落在坊间专业和非专业以及学术界之间，没有一个较“统一”的版本。再加上网络信息泛滥，正史、野史真真假假，莫衷一是，以讹传讹，众说纷纭，令人无所适从。现在应该是有公信力的“有关当局”出手的时候了。

今年到处是一片回忆和纪念新加坡正式踏入世界政治舞台200年，或许这也是“有关当局”出手的最佳时刻，把到目前为止所收集到的、证实的资料，为小红点的历史建立一个官方的基本版本，“通告天下”我们共同认知的历史过去。从这个版本开始，日后继续研究和增添、传承，也可算是为后代留下“开埠200年”的一份礼物。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书和画

新加坡篇（二）香雪庄藏品

赵宝宗

    和袖海楼一样，香雪庄也是一个新加坡成功华商的收藏传奇。

    庄主陈之初博士（1911-1983），原署陈兆藩，1911年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潮安东风乡。四岁至17岁间在中国长大。1928年返回新加坡从学徒做起，创办“长丰”和“隆荣”两商号，经营胡椒甘密橡胶咖啡等土产贸易。朝鲜战争后凭胡椒贸易大获其利，享有“胡椒大王” 之美誉。

    陈氏有雅好，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就开始收藏中国艺术品，取“梅花之清香”之意“香雪庄”为自己的斋号。历时四十多年，发展成为新马区域时间最早、规模最大、藏品最精致的私人收藏。陈氏本身具备过人的艺术鉴赏能力，收藏中不断学习积累中西美术史、艺术潮流与流派、书画名家生平及创作技巧等系统翔实的知识，故每每慧眼识宝。加之经济实力雄厚，每遇佳作机缘，不论要价高低，总能当机立断纳而珍之。因之所藏数量品类不断扩大，声名远扬。香雪庄主要藏品一度多达七百件，包括书画、陶瓷、端砚，印章，青铜器、紫砂器、玉雕，竹刻等。其中，陈氏对水墨画最为钟爱，藏画自然就是香雪庄的收藏核心。这些藏品就收藏在陈氏大宅里（真大的大宅！）， Upper East Coast Road 311号（后来迁到的Bournemouth Road 70 号）。宅院里室内鱼池旁有饶宗颐（1917－2018）赠与主人的嵌名联：得有之人力振古，最宜初日此观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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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初在东海岸路上段的陈氏大宅建立香雪庄（1953年摄）

香雪庄书画藏品包罗宋元以来的名家作品，最大宗收藏是晚清著名画家任颐（伯年）（1840-1895）的作品。陈博士和比他年长四岁的上海大藏家钱镜塘(1907—1983年)一样，最钟情的画家是任伯年（据传钱镜塘最多时收藏有任伯年的大小作品2000来件，最出名的一件是《华祝三多图》），相信是受徐悲鸿对任伯年“500年第一人”的定位影响。陈博士从三十年代起与黄曼士（1890－1963）交好，通过黄氏结识徐悲鸿（1895－1953）。在徐悲鸿和黄曼士的介绍下，陈之初搜集了任伯年大量作品精品，据说超过百多幅，主要收录于1953年出版的《陈之初藏任伯年画集》。其中一套四屏《八仙图》，以简笔描绘了八仙独立超然的神态，是他绝少成套的人物画，陈氏视为珍宝。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 （1942年2月到1945年8月），为防画作遭到损坏，他把这套画作埋在他岳父的橡胶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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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颐《八仙图》∕1880年作品∕四条屏 水墨设色纸本/150 x 81.5cm

    香雪庄收藏陈氏最钟情的在世画家徐悲鸿作品更是数量多水平佳。徐悲鸿在新加坡完成的彩墨画《双马》，就曾挂在他的书房墙上。香雪庄多幅藏画上都有徐悲鸿致陈氏的亲笔题款。这种情景不限于徐悲鸿，黄宾虹，张大千、溥儒、赵少昂等都有亲笔题款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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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初博士在书房 （照片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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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双马》∕1940年作品∕ 水墨设色纸本/262 x 13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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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 《柳鹊》∕1939年作品∕ 水墨设色纸本/247 x 53cm

（作者题款：之初先生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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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宾虹《山水》∕1950年作品∕ 水墨设色纸本/141 x 21cm

（作者题款：北宋人多兼吴道子、王摩诘两家法，而变唐画刻划之迹，此甚进步。之初先生属）

    香雪庄的书法收藏也极为丰富，明万历探花张瑞图（1570 – 1644），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铁保（1752-1824），民国沈尹默（1883-1971）等名家大作。陈之初博士本人自幼对书法有浓厚兴趣，并努力钻研名家墨迹，从颜、柳，入手，继及行草，旁及明清各家，博采众长，所作“五色书”，“彩墨书”，自创蹊径。他多次参加本地和海外的艺术展览及日本国际书道展。 1979 年出版《陈之初书法》，1982 年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举办个展，并出版了《陈之初书法》( 二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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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图《五言诗》∕？年作品∕四条屏 水墨绢本/251 x 56 cm

    在收藏书绘画的同时，陈氏结识了不少新马当地和来自中国的画家。曾与于右任、徐悲鸿、张大千、何香凝、溥雪斋、赵少昂诸师交好，经常邀请海内外的文人雅士到家里雅聚，切磋指授，与本土藏家如“虚白斋”的刘作筹（1911－1993）、“袖海楼”的杨启霖（1917－1998）交情深厚。收藏家、研究者和字画商，也经常受邀到香雪庄做客，新加坡先驱书画家，都曾是陈博士的座上客。当年国内外书画名家以到香雪庄做客赏珍藏为荣，还有台湾画家组团来看画，陈氏甚至慷慨资助国外的艺术家朋友飞来新加坡看画。他自资刊印《任伯年画集》、《香雪庄藏印》上下册、《香雪庄书画选集》、《齐白石印谱》等，免费分赠海内外文化机构及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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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初博士于国泰酒楼宴请新加坡书画家和收藏家（摄于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左起：陈人浩，刘抗，？，杨启霖，？，陈之初博，陈景昭，王梅痴，？，陈文希，和陈宗瑞）

陈之初博士是一位慷慨的艺术赞助人，对新加坡当地的文化艺术贡献良多。在1972年他将30幅名家书画珍藏捐赠前南洋大学李光前文物馆。1977年，由著名史学家、地学家及教育家张其昀（1901年－1985）创办的台湾华冈中华学术院（1980年改为中国文化大学）特颁予名誉哲学博士学位，籍以表彰其对文化艺术事业超卓贡献。1977 年，陈先生慨捐新币五万元予新加坡艺术协会（Singapore Arts Association）设立“陈之初艺术基金”，作为进一步奖掖当地艺术后进，及促进当地艺术活动的一种工作与承担。随着陈氏家的不断捐赠，到2015年该基金累积至新币120万元。1979年命名为“陈之初博士美术奖”（Dr Tan Tsze Chor Awards），年度举办，是本地最长寿的美术奖和具指标性的美术竞赛。陈之初博士美术奖每年吸引约200份作品参赛，40年来默默培育不少美术人才，从1979年第一次美术家林欣欣，在新加坡文化奖的获奖者中，多位曾经得过陈之初博士美术奖书法水墨组奖。

2000-2002年陈氏家人将香雪庄的部分藏品中国近代书画、端砚、印章、陶瓷捐献给亚洲文明博物馆 。2002 年 6 月，亚洲文明博物馆举办了“陈之初书画作品珍藏展”。2006 年亚洲文明博物馆出版“香雪庄珍藏”，收录陈氏家族捐赠文物当中的一百三件作品。香雪庄部分藏品近年也通过内地艺术品拍卖市场回流大陆，凭借业界声望和引人注目的藏品，在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上海朵云轩、云南仁恒等众多拍卖公司出现，成交率非常高。

（除另有说明外，本文图片拍自‘陈之初香雪庄珍藏’）

参考书目

The Xiang Xue Zhuang Collection Donations to Asian Civilization Museum

The Art Book of Chinese Paintings  (by Ming Deng)

https://kknews.cc/zh-cn/history/x3mpgvg.html

Rediscovering Treasures：Ink Art from the Xiu Hai Lou Collection

Singapore through 19^th Century Prints & Paintings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mini-columns/story20180120-828515

大批珍贵书画捐赠后极少展出 陈之初之子陈玉仪： 太可惜

https://www.zaobao.com.sg/culture/arts/story20160517-617890

李伟南（1880 – 1964）参考资料

https://libportal.nus.edu.sg/media/lib_ch/sg-lee-wee-nam.pdf

新加坡四大书画收藏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58d6550100chiz.html

邂逅「香雪庄」

http://www.sgwritings.com/2276/viewspace_46108.html

“香雪庄”藏品风头健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50820/0432274070.shtml

名聯觀止: 下

梁羽生

https://books.google.com.sg/books?isbn=9578499248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书和画

赵宝宗

 

引言

 虽然进程贬褒有异，但“一带一路”成为热搜确有几年矣。此“一路”乃丝绸之路也。“丝绸之路”是德国地貌学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年5月5日－1905年10月6日）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第一卷中首次提出，原指中西陆上通道，因为主要贸易是丝绸，故名。此名出现后，学术界又延伸出“海上丝绸之路“。在陆上丝绸之路之前，或已有了海上丝绸之路。最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是法国汉学家沙畹(本名爱德华·埃玛纽埃尔·沙瓦讷，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1865年10月5日－1918年1月29日)。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可以追溯远到秦汉时期，唐宋时已相当繁荣，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贸易航线之一。在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是丝绸，到了宋元时期，瓷器的出口渐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也称其“海上陶瓷之路”。还由于舶入的商品主要是香料，也称作“海上香料之路”。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明朝时郑和下西洋更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了极盛时期。南海丝绸之路从中国经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

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这横跨太平洋印度洋连接东西方的大路上，两千年来流通着丝绸陶瓷香料和银元，发生着喜剧悲剧和闹剧，有物流人流一定也有文化流。对了，书画！一定有中国书画流！我们来挖掘下这海上丝绸之路沿途留下的书和画。

新加坡篇（一）袖海楼藏品

中国书画的海外收藏哪里排第一？没有权威发布，欧美大牌老牌博物馆一定收有中国书画，特别是古字画纸本绢本刻本拓本。但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新加坡无疑是收藏中国书画第一名的首选，至少在非官方收藏近现代书画方面首屈一指。先来看袖海楼藏品。

“袖海楼”珍藏是新加坡迄今保存最久规模最大的中国书画私人收藏。由新加坡早期潮商领袖杨启霖（1917－1998）建立，自1950年代至1990年代，历经40多年的积极蒐藏，全盛时期拥有近千件藏品，与黄曼士（1890－1963）的“百扇斋”，刘作筹（1911－1993）的“虚白斋”，陈之初（1911－1983）的“香雪庄”被公认为新加坡的四大中国书画收藏。“袖海楼”之堂号来自杨氏的朋友兼艺术总监陈宗瑞（1910－1985），取意于北宋大文豪苏轼的诗句“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

一年前（2017）的联合早报上有介绍杨启霖和他独特的收藏方式的刊出。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在2017年举办《袖中有东海：袖海楼水墨藏珍》特展，首次公开展出大批珍藏画作，董其昌，陈洪绶、任熊、任薰、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陈文希及范昌乾等大家作品均有在列，既飨现代水墨画同好，又为本地大众开启一方艺术天地的大门。袖海楼大批珍藏由国家级展馆展出，尚属首次。

任熏《花香鸟语》∕1868年作品∕六条屏 水墨设色绢本/217 x 51.5cm/袖海楼收藏

    袖海楼收藏以画作为主，时间涵盖由明朝到现代长达500年。由传统到近现代各家各派书画风格云集，兼中国与南洋水墨创作，构成1990年代袖海楼收藏全盛时期的特色。集中体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期间现代中国水墨画风流变脉络，以及变革至今的艺术风貌。

在袖海楼藏画中，不但海上四任（任熊、任薰、任颐、任预）作品收集齐全，与新加坡因缘深厚的徐悲鸿作品，更为杨氏所喜爱，其中徐悲鸿在东南亚创作的代表性水墨人物巨画《六朝人诗意图》堪称袖海楼收藏的镇馆之宝。衣若芬老师还特别撰文分享她欣赏这幅画的观感。

徐悲鸿《六朝人诗意图》/1939年作品/横幅 水墨设色纸本/101x202cm/袖海楼收藏

除中国水墨作品，袖海楼也收藏有新加坡多位先驱书画家如陈文希、陈宗瑞、刘抗的作品，成为以中国近现代水墨为主的袖海楼藏画里一项独特的南洋风格收藏。

陈文希《长臂猿》∕1979年作品∕立轴 水墨设色纸本/66.5 x 132.5cm/袖海楼收藏

    袖海楼所藏书法则以清及民国为主，杨氏有传统藏家偏好大品的习惯，喜欢大中堂画作，收集不少六条屏甚至十二条屏的书法。

吴昌硕《石鼓文四条屏》/1911年作品∕四条屏 水墨纸本/176 x 47cm/袖海楼收藏

 袖海楼藏品从无到有的积累过程体现了中国大陆南来华人移民在战后新加坡社会与国家发展中的成功和贡献。杨启霖先生并非传统文人背景，最初收藏动机更多是商业考量而非爱好传统华族文化，但随之激发出的对中国历史和传统华族文化的仰慕之情，确是其持之以恒敢于大手笔投入的基础。只凭一时的爱好和收藏热情显然是难以企及如此宏大规模。虽然战后特别是新加坡独立后经济崛起为文化收藏提供了物质基础，但两段时间成为袖海楼收入大量藏品的契机。其一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陆闹文革，中国商品进出口公司一度将全国各地文物商店里的大量传统书画出售到新加坡，杨启霖敢敢整箱包下，是这些“出口货”的主要购买者。这些书画虽然水准不一，但均经过文物商店甄选，有一定水平，古今书画都有，数量庞大，构成其收藏的重要部分。其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纽约和香港开始拍卖中国书画，杨启霖又积极参与竞标，经常击败囊中羞涩的大陆客和钱多不识货的日本客，为袖海楼揽入大量高质量藏品。与民国上海大收藏家钱镜塘(1907-1983) 相似，杨启霖建立了一个独特而有效的品鉴方式，包括购藏前请当地画家陈宗瑞和藏家刘作筹等专家好友把关，以及购买后的“雅集品鉴”。已故“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杨仁恺（1915-2008）（与谢稚柳（1910-1997）、启功（1912-2005）、徐邦达（1911-2012）、刘九庵（1915-1999）大师合称为中国书画鉴定“五老”）曾应邀南来为袖海楼品鉴藏品。

 

参考书目

•  http://www.zaobao.com.sg/zlifestyle/culture/story20170326-740291
• https://www.nationalgallery.sg/see-do/programme-detail/454/rediscovering-treasures-ink-art-from-the-xiu-hai-lou-collection
• https://kknews.cc/zh-cn/history/x3mpgvg.html
• Rediscovering Treasures：Ink Art from the Xiu Hai Lou Collection
• Singapore through 19^th Century Prints & Paintings
•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mini-columns/story20180120-828515
• The Xiang Xue Zhuang Collection   Donations to Asian Civilization Museum
• The Art Book of Chinese Paintings  (by Ming Deng)
• http://www.sohu.com/a/216143016_697090
• http://wap.art.ifeng.com/?app=system&controller=artmobile&action=content&contentid=195568

 

跟1819会面

李国樑

（原刊登于2018年3月1日《联合早报》）

半个世纪前上小学历史课，认识了莱佛士这个名字。原来1819年，莱佛士在新加坡河口登陆，掀开了本地近代史的篇章。

莱佛士前后只在新加坡逗留了十个月，但芳名无处不在，学校、酒店、广场、商场、博物馆、图书馆都以他命名；莱佛士塑像甚至闹双胞，矗立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和新加坡河畔。他的妻子与妹夫也有纪念性的苏菲雅山和Flint street。

莱佛士肖像，桌子上的佛雕乃在爪哇的收藏

苏菲雅山上的殖民地时代建筑

几乎被遗忘的是“战友”威廉·法夸尔。法夸尔在本地市容销声匿迹，中央医院的所在地法夸尔山易名了，陈桂兰街与梧槽路之间的法夸尔街在兴建武吉士地铁站的时候也消失了。不过，可在国家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看到他的一些收藏品。

奠基者的争议

成王败寇乃游戏规则。但对于法夸尔被“除名”，我始终有些好奇。

法夸尔接受莱佛士的聘约，从代替荷兰管辖了15年的马六甲来到新加坡当驻扎官。莱佛士理想中的新加坡是个以道德持家的自由港，不准许鸦片、赌博与奴隶交易。法夸尔在任那四年，人口增长了10倍，造桥建路都用到钱，却得不到东家的资助，只好通过“非法”交易来筹集资金。

威廉·法夸尔肖像

莱佛士回到新加坡，觉得市容乱糟糟，保留给政府行政机关的地段竟然出现民宅与货仓。两人的关系每况愈下，最终以法夸尔跟当地人交往过度密切为由，炒了法夸尔鱿鱼。

《阿都拉传》通过马来文官的双眼，认为莱佛士和法夸尔两个大好人摆在同一个平面上，竟然会正正得负，或许是莱佛士的性格所使然。

1824年，法夸尔回到苏格兰后，写了一份自辩书给东印度公司，指明设立新加坡这个基地是他的建议，新加坡也是在他的管理下日趋成熟的，董事部应该尊重他开辟新加坡的热忱。

莱佛士反驳，认为法夸尔 “完全无法负起管理新加坡的重要责任”。最后，东印度公司将开辟新加坡的功绩归于莱佛士。

不过，东印度公司对小小新加坡似乎并不怎么在乎，列出多年来的财务清单，向被脑瘤缠身的莱佛士追讨连本带利共两万多英镑。莱佛士回到英国两年后（1826年）便逝世了，遗孀苏菲雅最终跟东印度公司一人一半，结束这场宾主关系。

探寻莱佛士与法夸尔

莱佛士于1824年4月乘帆船回英国，8月在西南部的普利茅斯（Plymouth）靠岸。莱佛士的纪念碑（1832年立）则安置在伦敦西敏寺教堂内，跟英国王族、牛顿、达尔文、狄更斯等三千多名杰出人士排排坐。铭文肯定了他创建新加坡贸易站，以及较早前管理爪哇和苏门答腊地区的贡献。

英国西南部普利茅斯港湾，莱佛士回国时在此地登陆

参观过西敏寺后，我从伦敦乘坐高速火车，3个多小时后抵达普利茅斯这座怡人的海港城市。

建在石灰岩上红白相间的灯塔是海港的老地标之一。两个世纪前的导航系统并不发达，漫漫长夜中灯塔的一点亮光，为船员带来几许信心与勇气。尤其是在茫茫大海中川行多时，终于踏上故乡的土地，着陆的心情不言而喻。

法夸尔的墓碑则安置在苏格兰东北部的伯斯（Perth），名为“Greyfraiars Burial Ground”的古老墓园里。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出发，车程约一个小时。

镶在墙壁上的法夸尔墓碑，位于苏格兰伯斯

1839年法夸尔入土为安，墓志铭写道：“他生命中富有价值的20年期间，被任命为印度政府的高级官员。除了执行军事任务外，他亦受委为马六甲和新加坡的驻扎官。由他奠基的新加坡后来发展为殖民地。”可见多年来，“新加坡奠基者”始终是法夸尔放不下的憾事。

卡里门与新加坡

新加坡是谁的乳酪？

我虽然没经历过十九世纪初那场老死不相往来的纷争，但穿梭于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眼前仿佛出现一幕幕昔日幻景，心头免不了一阵触动。

莱佛士开拓贸易站之前，法夸尔已经向长官建议在“新加坡海峡入口处附近”设立一个新的基地。他心仪的是卡里门。有航海记录以来，卡里门已经是海上坐标，它不仅地处马六甲海峡南端的正中央，是来往马六甲海峡与穿越新加坡海峡的咽喉，也是控制廖内群岛航道的要塞。卡里门于1956年归印尼所有，总面积约新加坡的一半。

卡里门的地理位置

莱佛士则借鉴于前人的记载，锁定了新加坡这颗昔日明珠。的确，短短数年间，新加坡已经超越了另一个英国殖民地槟城，迅速发展成为皇冠上耀眼的宝石。

毋容置疑的，英国开拓新加坡的目的是为了在荷兰垄断的马来群岛中找到缺口，扩充自身的势力，并不是为了独立建国或造福原住民。但是，若当时新加坡没有英国的国际经验，复兴这个古老的海港谈何容易。

新加坡发展起来，除了促成与中国清朝之间的商贸之外，亦成为清末广东福建两大省先民下南洋，赚钱后回馈祖国的主要线路。这也算是多年以后的一带一路的前奏吧？

两个世纪来，新加坡从1000名居民发展到500多万常住人口，出现过投入时代洪流的知名人士，以及不曾留下姓名的无名英雄，相信是莱佛士与法夸尔无法想象的。这些历史过客都确保了这块土地江山不老，绿水长流。他们都为现代新加坡奠下了稳固的根基。

 

《克兰芝二战阵亡战士公墓之旅》

文/图： 姚耀光

今年1月13日我和15位华文义工参加了国家博物馆中文导览组主办的“克兰芝二战之旅”，全程由资深导览员清山大哥主讲，由于当天我只参加了前面部分的活动，所以这里就只记录克兰芝二战阵亡战士公墓的部分。

新加坡二战背景

 

1941年12月8日，日军成功登陆马来亚的哥打峇鲁及泰国南部的宋卡和北大年，并将英军的海岸防线逼退50公里。同一天日本海军轰炸机和零式战斗机（zero fighter）空袭新加坡的市区、实里达和登加空军机场，并取得制空权。这次空袭造成63名平民丧命。

12月10日英军的“击退号”和“威尔斯太子号”两艘主力舰被日军攻击后相继沉没。12月12日日军攻下英军在北马的重要阵地日得拉（Jilta）。山下奉文下令他的军队继续前进到吡叻河南岸。12月30日，日军将英军防线逼退到关丹。1942年1月15日晚上麻坡沦陷。白思华下令把3万名英军撤退到新加坡，31日英军完全撤离马来亚，过后英军炸断新柔长堤，形成一个60码宽的缺口，企图阻挡日军进攻新加坡。

1942年2月1日英军第18师防守长堤以东至樟宜码头的整条北部海岸线。从长堤至裕廊河的西海岸线，则由澳州第8师、澳洲第2和第4机关枪兵团及印度44步兵旅负责防守。2月7日日军占领了乌敏岛，借此将英军注意力转移到新加坡东部，接着日军从西北部进攻，避开了英军第18师。2月9日日军第5 和第18师在巴西拉巴(Pasir Laba) 以北登陆，并迅速地占领了登加机场。虽然英军极力地防御克兰芝和裕廊这条防线，却阻挡不了日军的进攻。

2 月9日山下奉文随日军坦克部队跨过修复好的长堤进入新加坡，并直接朝武吉知马进逼。开始时澳洲22和地27旅仓促撤退，日军快速地攻下克兰芝及裕廊这条防线。虽然英军和星华义勇军在武吉知马抵抗，但在2月11日凌晨时分失守。日军占领了武吉知马，并控制了克兰芝的一个粮仓和弹药库。2月11日日军用飞机向英军散发招降书。15日英军在前福特车厂向日军投降。

克兰芝阵亡战士纪念碑（Kranji War Memorial）

 

克兰芝阵亡战士纪念碑位于兀兰路的一个小山坡上，距离市中心22公里，四周环境宁静。我们当天抵达时，正下着濛濛细雨，现场气氛是庄严、安详、让人有点微微忧伤的感觉。

这纪念碑是为了缅怀二战期间英勇献身的联军烈士而建，这些勇士来自英国、澳洲、加拿大、斯里兰卡、印度、马来西亚、荷兰和新西兰。

早在1939年，这里是个军营，当日军入侵后，将它作为弹药军火库。1942年2月8日日军越过柔佛海峡，进攻离开这里两英里的克兰芝河口。2月9日日军炮轰长堤和克兰芝河之间。进过几天的激烈战斗，日军战胜。日本拿下新加坡岛之后，在克兰芝建立一个战俘集中营，并在附近的兀兰设立一间医院。

日军投降后，联军在克兰芝设立了一个小型陵园。后来军方陵墓服务处（ Army Graves Service） 将之改为永久的阵亡战士公墓。1946年樟宜的坟墓也移到这里，之后 Buona Vista 和其他地方的战士坟墓也移到这里。一共有4461 名英联邦的二战战士埋葬于此，其中有850名的死者身份不明。

 

 

克兰芝阵亡战士纪念碑的设计融入了英国三军结合的力量：象征海军的指挥塔、空军的机翼和陆军整齐队伍的笔直墙壁。纪念碑中间最高点有24米高，最上端是一颗星星。

 

现在这座纪念碑上刻有2万4346名盟军士兵和飞行员的名字，他们在东南亚战死沙场，却不知葬身何处。唯有名字完整地留存在公墓的登记簿里，就摆放在入口处供人凭吊。

 

在华人纪念碑的部分（编号44），有69名华族成员，他们都是英联邦的部队成员，在1942年2月日军入侵时被日军杀死的。

与克兰芝阵亡战士纪念碑毗邻的，是克兰芝军人公墓，建立于1975年，这片非二战遗址墓地葬有 1422 名军人与家人。

 

新加坡国家公墓也在此处，有两位前总统长眠于此。新加坡的第一任总统尤索夫·伊萨 (Encik Yusof Ishak) ，任期 1965年8月至1970年11月，他于1970年11月23日去世。

 

尤索夫·伊萨 公墓

 

新加坡第二任总统本杰明·薛尔思医生 (Dr Benjamin Henry Sheares），于 1971年1月2日接总统，1981年5月12日去世，也长眠于此。

本杰明·薛尔思医生 公墓

 

每年接近 11 月 11 日的星期天，是阵亡战士纪念日 (Remembrance Day)，这里会举行纪念活动，悼念那些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烈士。

新加坡独立后，于 1967年推行了 “国民服役” 政策。从此, 保家卫国的责任就落在国民身上。这趟 《克兰芝二战阵亡战士公墓之旅》, 提醒我们要居安思危, 重视国民教育及全面防卫的重要性。

 

参考资料：

– 昭南时代 – 新加坡沦陷三年零八个月展览图集，新加坡档案馆与昭南福特车厂纪念馆。

– Syonan – Singapore Under the Japanese 1942-1945, Lee Geok Boi.

– National Library Board :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83_2004-12-27.html

– Commonwealth War Graces Commission:

https://www.cwgc.org/find-a-cemetery/cemetery/2004200/kranji-war-cemetery/

 

金文泰新镇纪念谁？

文：黎上增                         照片：取自互联网

新加坡传统咖啡店有⼀种饮品的代号是“⾦文泰”。当咖啡店跑台（送茶⽔伙计）⽤闽南语拉长尾音地喊“金－文－泰－－”时，我非常好奇端出来的竟然是柠檬茶。我问缘由，得到的答案是柠檬茶(lemon tea)和金文泰(Clementi) 的英语发音相近，而跑台们英语发音不灵光，以其献丑不如藏拙，所以选择以新加坡人熟知的金文泰取代。这是新加坡人的草根创意!

在新加坡，金文泰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以它来命名的地标除了金文泰路，金文泰新镇外，还有金文泰中学，金文泰小学，金文泰体育中心，警署，邮局，公园，民众俱乐部，综合诊所，游乐场，兵营，商业园区，小贩中心，购物中心，还包括金文泰新镇内十七条⼤大⼩小的道路，这比新加坡开埠名人莱佛士还要威风。金文泰究竟是何方神圣？据报道，连他的子孙后代也到新加坡来高调瞻仰以他先人名字命名的新镇。

新加坡英殖民地时期共有两位总督的名字与金文泰有关。

第一位是丝丝·金文泰·史密斯 Cecil Clementi Smith，他在1878年来新担任辅政司（Colonial Secretary)，1887年升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在他任内，他以强硬的手段打击私会党著称，又在1889年设立女皇奖学金。

PORTRAIT OF SIR CECIL CLEMENTI SMITH C.G.M.G., 1887-1893 (Sourc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第二位就是丝丝·金文泰 Cecil Clementi，他也曾在1930到1934年间由香港调任海峡殖民地总督。他不但是丝丝·金文泰·史密斯的表侄，也因为名字与其表伯／叔相似而让人产生误会。

PORTRAIT PAINTING OF GOVERNOR SIR CECIL CLEMENTI K.C.M.G., 1930-1934 (Sourc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那么金文泰新镇纪念的是那一位金文泰总督？互联网页、出版资料以及官方的文宣几乎是一面倒的把这份殊荣给了丝丝·金文泰·史密斯，也就是说史密斯除了丝丝街、史密斯街外，还有一堆以金文泰命名的新镇、街道、商业中心、政府机关来纪念他。在众多的文章中，吴彦鸿在《新加坡街名由来》一书中的《闹双胞的总督－金文泰》篇章中指出“据一般的说法，金文泰路和丝丝街与史密斯街一样，都是纪念第一位金文泰总督。不过，也有人认为它应该是纪念第二位金文泰总督。”

本地文史工作者谢燕燕就在联合早报2016年11月6日新闻版中说到：“英殖民地政府在36年后又派来一位叫丝丝·金文泰的总督（任期从1929年至1934年）。这位姓“金文泰”的总督是“史密斯”的侄儿，金文泰镇和金文泰路相信就是纪念这一位金文泰总督。”

金文泰新镇在1975年开始发展，现有人口九万余人，属于一个中型成熟型组屋区，它因为金文泰路 Clementi Road 是这组屋区的主要公路而取名金文泰新镇。那金文泰路又是如何得名的呢？

图：Reformatory Main Gate 劳改所大门

金文泰路在1947年之前因为路上有一间劳改所因而叫 Reformatory Road劳改所路。路名的确不好听。根据 Singapore Free Press 在 1947年8月22日的报道，当时的 Rural Board 曾建议把 Reformatory Road 改名为Clifford Road 以纪念海峡殖民地前总督克里福特 （新加坡红灯码头Clifford Pier 就是纪念他的）。当时的报道对此事热忱十足：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22 August 1947 page 5)

Among other items discussed was the renaming of Reformatory Road.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road be called Clifford Road. (Rural Board) Members said that this proposal ought to find favour as the name would perpetuate the memory of Sir Hugh Clifford, a former Governor of Singapore. 《Singapore Free Press, page 5, 22/8/1947. 》

但是，到了十月份，情况有了变化。Singapore Free Press 在10月17日的新闻稿中宣布了 Rural Board 的最终决定是 Clementi Road，行文中看不到之前的热忱，也没有详加注明纪念的是那一位金文泰：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17 October 1947, Page 5）

Reformatory Road will be renamed Clementi Road. This decision was made by the Rural Board yesterday following Government’s move in changing the name of the Singapore Reformatory to that of Bukit Timah Home. 《Singapore Free Press, Page 5, 17/10/1947.》

Bukit Timah Home 指的就是当时的劳改所。

由于我找不到 Rural Board 当时的会议记录，新闻稿中也没有一个详细的注释，这金文泰路究竟是纪念那一个金文泰变成了一个大哉问了。既然没有文本作为研究基础，我只好在这里做一个逻辑推断。

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在赴新履职之前是香港总督，由于他工作效率高，处事手法果断，学术造诣非凡，是个中国通，外间对他的评价甚高。1929年，时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克里福特 Hugh Clifford 因病提早退休，金文泰临缺受命，转调新加坡，接替克里福特。

在新加坡期间，由于海峡殖民地权利过于集中，加上又身兼马来联邦最高专员，令金文泰深感工作繁重；时又逢世界经济大萧条，社会问题涌现，让他的工作压力百上加斤。这样拖了四年，在1934年初，金文泰被诊断罹患糖尿病，被劝提早退休，步他的前任的后尘。

1934年7月16日南洋商报有这样一则报道：

南洋商报 page 3, 1934年7月16日》

金文泰爵士患糖尿病!

医学专家力劝其勿返马来亚：本年十月将正式退任之海峡殖民地总督。及马来联邦监督金文泰爵士，最近曾致函怡保一友人述及其辞职理由，彼谓：余正患糖尿病，余在一医学专家疗养室曾极力被劝告勿再返马来亚任职。故余不得不接受其劝告。《南洋商报 page 3, 16 July 1934》

金文泰从此便在英国过其退休生活一直到1947年4月5日辞世。他的辞世也适逢 Rural Board 欲更改 Reformatory Road 路名的时候，两者的时机再巧合不过了。所以，我推测当 Rural Board 建议把路名改称 Clifford Road 时，一定遭到上级反对而后只好更改成 Clementi Road 来纪念这个刚辞世的前海峡殖民地总督。再说，克里福特已有红灯码头 Clifford Pier 来纪念他而金文泰则没有。

我把新加坡1867年成为英属直辖殖民地后到1947年丝丝·金文泰辞世期间的十六位总督、代总督列表做个比较。从这个列表，我们不难看出英国人纪念先人的行事风格。他们除了会立碑、立塑像外，也会以被纪念者自己的姓或名来为特定地标如：道路、桥梁，建筑等命名，以表彰他们的功绩。这十六人中，唯独 Charles Mitchell 没有纪念他的地标，原因待考，其余没有一人例外。

丝丝·金文泰·史密斯 Cecil Clementi Smith 姓史密斯，金文泰是他的母亲的姓（他的母亲是 Cecilia Clementi, 英国著名音乐家 Muzio Clementi之女），严格的说史密斯的姓名也可以写成 Cecil Smith。故英殖民地政府不太可能会破例以他母亲的姓氏来纪念他。以此推断，金文泰新镇纪念的应该是丝丝·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而不是丝丝·金文泰·史密斯 Cecil Clementi Smith。

后记：

丝丝·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在香港任职的时候，就给自己取了⼀一个非常祥瑞的华文名字——金文泰。他后来转调新加坡时也把这个华文名字给带了过来，这解释了为什么香港、新加坡两地都以同样的华文名字纪念他，例如两地都有金文泰中学，而香港的金文泰中学还曾培养出诺贝尔、菲历兹奖得主。除此之外，香港也有金文泰道，金督驰马径，还有纪念总督夫人的金夫人径或称金夫人驰马径 Lady Clementi’s Ride。

 

参考资料：

• 《新加坡街名由来》吴彦鸿

• Toponymics, A Study of Singapore Street Names by Victor R Savage & Brenda Yeoh

• Singapore Street Directory

• 《殖民与移民，史密斯、⾦金⽂文泰总督与新加坡华⼈人社团》陈哲维

• Wikipedia List of Governors of Singapore

• Infopedia Clementi New Town

• Singapore Free Press

• The Straits Times

• 南洋商报

 

 

史立道记忆中的1942

李国樑

日战蔓延到新加坡的时候，已经是75年前的往事了。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策展的《永记1942》，追述了大战前的酝酿过程，以及一些当事者对战争的回忆。

由于时日已久，对那段昭南岁月有深刻记忆的人士已经不多。

90岁的史立道的个人回忆，可以补充那个时代的史料。由于史立道不是特展所访问的对象，因此他的回忆并没有收录在特展中。

多年来，史立道独自居住在大巴窑一巷的政府组屋。数年前身体还十分硬朗的时候，在国家博物馆担任义务中文导览员。由于他亲身经历过日战与建国的年代，由他娓娓道来，访客都听得津津有味。

回家

战前，本地热心教育的华侨领袖创办了华校。家境小康的学生，完成小学教育后纷纷回到“祖国”升学。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马来亚的华小毕业生回不了祖国，于是越过长堤，前来新加坡读书，史立道是其中一人。当时本地有民间创建的华侨中学、中正中学、南洋女子中学、静方女校等，开放给新马的适龄生。

1941年12月8日凌晨5时30分，日本军机飞越新加坡上空，猛烈轰炸这个“不可攻破的堡垒”，许多人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写了。

14岁的史立道正在中正中学念中二。学校宣布停课，宿舍也将关闭了。人心惶惶中，马来亚学生纷纷回到各自的家乡。

12月9日，史立道怀着忐忑的心情搭上班车，花了一天时间，回到关丹。

战事爆发后，许多马来亚人民跟着节节败退的英军逃到新加坡来，造成原来已经有77万人的新加坡难以负荷。虽然日据时期没有人口普查，但根据1947年的94万总人口，日据前后新加坡增加了17万人，显然其中多数来自长堤彼岸。

为何史立道背道而驰，不留在新加坡，反而往战区跑呢？

当时的新闻不像现在互联网时代，讯息分秒间传播开来。同学们并不晓得12月8日零时，日军已经在吉兰丹的哥打峇鲁海滩登陆。生逢乱世，一家人互相扶持是最理想的选择。谁知道日军就像电钻一样，沿着东海岸公路一直钻到新山，短短55天内全马沦陷。

日军在新山严谨部署后渡海进攻，亚当路（Adam Road）最后战役结束了一个星期的围城战，那一天是1942年2月15日，农历大年初一。从战争爆发到英军投降，前后仅仅70天。

日据时期的关丹

早在1942年元旦，关丹已经沦陷了。

日战前两年，关丹的市镇已经有日本侨居。日军甫入城，日本相馆的老板便跟当地商人组织了关丹维持会，由崑兴杂货店的老板担任会长，可见相馆老板是一名间谍，通过摄影技术来掩饰身份。当地的“汉奸”，过去在暗，如今在明，为侵略者服务。

日军进城后借搜索敌人为名，登门入室，开箱倒柜，到处搜刮金银珠宝，名表钢笔和现钞，还开口要“花姑娘”。关丹沦陷一两天后便成立了慰安所，村里姑娘被带走后，从此没再回来过。

新加坡沦陷后进入昭南时代，军政府委派日本宪兵入驻关丹，成立了华侨协会和日文学校。反正今日不知明日事，当地华人不提过去，不想未来，得过且过，读书与否已经不重要了。史立道宁可没有书读，也不去学日文。

对比新加坡和关丹的境况，当时新马遍布日本间谍，新加坡的现武夷士广场（Bugis Junction）地段是个“日本村”，商店、餐馆、妓院、药房、相馆应有尽有，又与共产党员众多的海南人为邻，成为理想的情报站，医生、妓女、会长、摄影师都可能是情报员。

辻政信在台湾设立“热带丛林作战方案”研究小组，对进攻新马做了充分的准备功夫，并根据所收集到的道路、河流、桥梁、军用设施等资料来为行军布局，一路修补了被英军破坏的桥梁，行军的速度快捷。地面部队使用汽车和自行车，由包括使用自行车在内的摩托部队担任登陆主力。

日军的自行车队又称“银轮部队”，是不消耗一滴汽油的“战车”。这种从日本直接运进来的MIYATA（宫田） “重量级”脚车结实坚固，奔驰一千公里亦等闲，经过改装后还可承载弹药军粮等重物。万一橡胶轮胎损坏了，可以在地补充，甚至置之不理。轮框跟地面摩擦所发出的嘎嘎声，就如坦克车逼近一样，使撤退中的联军更加心慌。

日本对东南亚虎视眈眈，主因是该区域的物产丰富，马来亚的橡胶和锡矿，婆罗洲和印尼的原油和农作物，都是战争时期的策略资源。1941年，马来亚的橡胶园面积不下三百万英亩，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锡矿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日本没想到估计只需打三个月的中国战场竟然越陷越深，于是通过掠夺东南亚的物资来维持内需。对于新加坡华侨支援中国抗日，日军更是怀恨在心，攻占新加坡后所进行的五万华人大屠杀，辻政信是参与者之一。

年少时期的关丹

史立道的童年在雅莫橡胶园度过，随后到关丹镇上念小学。雅莫由登嘉楼州甘马挽县管辖。

关丹最著名的是盛产锡矿的林明，由英资慕娘公司在当地成立的PCCL（Pahang Consolidated Company Limited）经营。公司的华族员工聚住在高山环抱的山谷中，打造了深山中的奇葩—林明镇。

1923年新柔长堤落成，从新加坡搭夜班火车出发，第二天傍晚抵达关丹河渡口，人和车一起登上由人工操作的浮桥渡过彼岸，车行十五分钟就抵达关丹市区了。

如果嫌麻烦，可以选择海路，但必须注意船期。关丹河北岸是个适合停泊千吨邮轮的深水港，沿岸建立了两座码头。从新加坡上船，启航后在南中国海上度过一夜，睡醒后关丹景色就映入眼帘了。

实得力轮船公司（Straits Steamship Company）的轮船每星期从新加坡来回一趟，到达时先停泊在第一座码头（大码头），让搭客下船和卸货，货物在海关人员监督下搬进货倉，进行检查并征收关税。

轮船续驶向属于慕娘公司的另一座码头，俗称林明码头。由于英殖民地政府特许慕娘公司享有免税权，在这座码头卸下的货物不必纳税，PCCL的小轮船定期从林明运载锡矿石到码头，然后将其他货物载回林明。

轮船起载锡矿石后回到大码头，装载出口的橡胶烟花片、树桐、加工的木材、藤、咸鱼和土产。旅客们上船后，启航回来新加坡。

穿鞋吃穿屐，穿屐吃赤脚

“穿鞋吃穿屐，穿屐吃赤脚”，或许“自己人”比日军更可怕？

史立道的父亲栽种的第一丘橡胶园为关丹雅莫公路的终点。胶园北面有宽广的河流，河流两岸橡胶园主和胶工往返关丹，都在这儿候车下车。终点也是往返附近乡区的永和泰杂货店必经之路，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橡胶树栽种完工后，按例必须向县政府缴交地税并申请“牙兰”（地契）。当时由新客组成的华社，只会讲方言写中文，有些目不识丁；而殖民地政府的律法条例、公文档案都用英文，因此政府文件都通过受英文教育（主要是峇峇）的“打字人”（文书）。有些打字人也充当产业经纪的中介，一手赚取中介费，另一手勾结贪污的殖民地官员，榨取新客的钱财，当事人对这些“通番吃唐”的人士深感无奈。

父亲为了避开中介，将税款交给堂哥代办手续。堂哥见利忘义，竟然登记了自己的名字，将橡胶园占为己有。父亲少年时离开海南岛琼海县文子乡文山园村，告别了农村生活，在关丹克勤克俭地埋头苦干，多年的心血竟然被社会地位崇高的亲人占为己有！父亲当着众人面前怒言斥责，堂哥也不是省油的灯，凭着侨领的身份和手腕，巧妙地化解了难堪的局面。

在侨民社会，因社会地位悬殊而发生的欺诈掠夺事件早已司空见惯，堂哥贵为侨领，父亲则不过是个籍籍无名的新客，乡亲们都抱着事不关己，隔岸观火的态度。

父亲重新振作，沿着河流与外界隔绝的角落，开拓第二丘橡胶园。吸取了上次惨痛的教训后，这回父亲亲自到甘马挽办理手续。在远房亲戚的协助下，顺利地取得了橡胶园的地契。随着英国驻新加坡总督下令保护出洋的海南妇女，海南岛家乡越来越多亲戚携眷下南洋，关丹成为文子乡人的第二故乡。

日战蔓延到马来亚前，父亲将一个小园丘卖了，存了些钱。关丹一沦陷，两个熟人跟马来警长合作，绑架了三个橡胶园主，父亲是其中一人。他们将人质当作抗日分子般拷问、灌水、殴打，并上门索取一万七千元赎金。第一批赎金到手之后却耍赖不放人，显然除了金钱，还有私人仇恨。

日本宪兵来到关丹之后，“绑匪”畏惧日军，拼命求饶，绑票才终止了。

和平无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终战”。和平后，1946年的第一个学期，19岁的史立道在关丹教书，第二个学期以超龄生的身份回到中正中学读中三。当时一学年为两个学期。

中学毕业后，史立道回到祖国（1947年），在陈嘉庚创建的集美水产航海学校（后来的厦门集美大学航海学院）上了一个学期的航海课后，决定回返马来亚。当时的中国壮丁都不准离境，移民厅官员刻意使用马来语问话，史立道以英语讲了中正中学的校址，官员对他的侨生身份感到满意，核准离境。

南中国海时而浪花朵朵，时而波涛汹涌。人隔万重山，“祖国”越行越远。史立道回到新加坡。

虽然战事已了，但遣返日军俘虏需要时间，史立道还见到一些俘虏在新加坡当苦力。这些日本兵跟许多新马华人一样，不想战争却被军国主义者卷入狼烟烽火中。

战争与和平，往往操纵在少数有绝对权力者手中，受害者永远是祈望安居乐业的平民百姓。

和平—-无价。

参考资料：

史立道口述，2017年4月24日，2017年9月27日

史立道，“我的故乡关丹”，2011年9月20日，http://www.sgwritings.com/1582/viewspace_43761.html. Accessed 2017年4月26日

史立道，“我从那里来：世传周太史 代续汉平侯”，2009年11月10日，http://www.sgwritings.com/1582/viewspace_28159.html. Accessed 2017年4月26日

小印度文化之旅

姚耀光

莱佛士于1819年开埠新加坡之后，于1828出炉了城市规划（The Jackson Plan) ，将不同族群分开安顿在市区的各处。当时华族多被安顿在新加坡河西南面的牛车水区，马来人则多在武吉士区 (Bugis)，阿拉伯商人则聚居在甘榜格南（Kampong Glam）一带。在莱佛士的规划中并没有小印度这地方，印度人最先是落户在新加坡河的上游，后来逐渐扩大到实龙岗（Serangoon）一带，在1970-80年代间有了小印度这名称。

今年10月18日，适逢屠妖节 (Deepavali) 假日，国家博物馆中文导览组的执委会主办了一次“小印度文化之旅”。四位国家博物馆的资深义务导览员美莲、矜频、孟珠与国樑带领大家走了一趟精彩的文化旅程，这里是我当天在匆匆行程中记下的一些点点滴滴，算是个简录吧！

我们的行程是早上9时30分从跑马埔路 (Race Course Road)的小印度地铁站出发。这里曾经是欧亚族活动的跑马场地。1924年跑马埔移到武吉知马。不远处是竹脚医院旧址（现为陆路交通管理局），1900年代是一间重要的综合医院，现在已经被建在过条马路的竹脚妇幼医院取代。

在地铁站的后面是竹脚中心（Tekka Centre），集巴剎和熟食一处的中心。这一带以前是一片竹林，福建人称之为 tek kah, 也就是今天“竹脚”名称的来源。早在1930年，Tekka 巴剎就已经很出名，这里贩卖着各种各样的蔬菜、肉类和海产。当时 Tekka 巴剎被马来人称为 Kandang Kerbau Market，kangdan kerbau 是水牛棚之意，也就是说这里是印度人养乳牛之地。

从跑马埔路走进加宝路（Kerbau Road），眼眺远处似乎可以看到一个“ET”（外星人）。其实这是新加坡现在唯一的北印度神寺庙的寺尖顶。这寺庙名为拉萨米那兴都庙（Shree Lakshminarayan Temple） 。早期前来新加坡的印度族群多来自南印度的劳工，后来也有许多北印度的白领阶级来到这里落户。

这间外墙有这明显红白图案的寺庙是在1960年奠基的，靠着当时一万多名各阶层的北印度兴都教徒的捐款，寺庙终于在1969年4月24日完工开幕，为这充满南印度色彩的小印度增添多元的景观。

与加宝路平行的隔条马路是巴弗罗路（Buffalo Road），在这一带的养乳牛的印度人不吃牛肉，所以将牛仔卖给欧亚族人。附近的一条路名为德斯加路（Desker Road）就是以一位名为亨利德斯加（Henry Desker）的欧亚肉类供应商命名的。

往前走我们来到一间色彩斑斓、非常抢眼的中式别墅前面。这是福建“头家”陈东岭的故居。早期陈在实龙岗路有好几家以甘蔗制作糖制品的工厂，他于1900年建了这间有8间房间的屋子。现在我们看到的是80年代经过修复过的面貌。原来大门刻有“秀丽景色，松柏操持”，有一种讲法说这屋子是为陈为太太而建的，“秀松”指的就是他太太。

兴都教是印度同胞的主要宗教，它是历史悠久、信仰多神、多教义的宗教。兴都教相信万神殿由三大主神统治，梵天（Braham）是创造神，毗湿奴(Vishnu) 是维护神，毗湿(Shiva) 是破坏神，但兼具生殖与毁灭、创造与破坏的双重性格。我们在一商店旁看到一尊被供养的吉祥女财神 (Lakshmi)，据说她是毗湿奴维护神的太太。在女财神前面有个水池，似乎与华族“水为财”的寓意有异曲同工之妙。

走过实龙岗路，我们来到了南洛街（Dunlop Street）的阿督卡夫回教堂（Masjid Abdul Gafoor）。这里是1859年南来的印度回教徒以木材建了一间小回教堂的原址。1907年在原地重建了现在这间融合了阿拉伯、摩尔人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建筑风格，是本地最具有独特设计的回教堂。

走过几条街，我们来到了真光堂(Church of The True Light)。这是1911年英国传教士为居住在这里的福州人和兴化人而设立的，教堂向这里的劳动大众提供免费的诊所服务，吸引他们来教堂听道，接受洗礼。

在没多远处有另外一间成立于1890年的甘榜加卡卫理教堂（Kampong Kapor Methodist Church），其建筑风格与真光堂迥然不同，因为它的主要信徒是土生华人。教堂的创建人是苏菲雅修女（Sophia Blackmore）。这里经过多次发展与扩建，到了1952年已成为新加坡第二大的英语卫理教堂。

维拉玛卡里安曼庙(Sri Veeramakaliamman Temple)就在实质龙岗路上，建于1881年，1908与1930寺庙经过两次大修复。寺庙的塔门上，有着精美多彩的雕像，蕴含着兴都教丰富的神话与传说。这庙的主神是卡莉女神（Kali），她是破坏神毗湿(Shiva) 的太太。兴都教徒相信她是保护信徒和维持世界秩序之神。

我们这一趟的最后一站是印族传统文化馆（India Heritage Centre）。2015年8月开放，这里展示了不少印度教和佛教的雕像，呈现了南亚跟东南亚之间的历史渊源。后面的展区则呈现了印度同胞对现当代政治与社会的贡献。

走完了一个上午的小印度文化之旅，大家相聚在一间印度餐馆享用午餐，渡过了一个充满欢乐与丰富的学习之旅。

130!

文：刘家明      图：吴绳绪

“准吗，真的有这么老旧咩？”经过史丹福路国家博物馆前的人，看到那个最近才竖起的“纪念建馆130周年”的雕饰时，都不禁会相视而问。

是的，就在1887年10月12日星期天下午5时，莱佛士图书馆及博物馆（也就是在现址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由当时的海峡殖民地总督华尔德爵士（Sir Frederick Weld）开幕。这场盛事也赶上了庆祝当时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皇登基50年金禧纪念，所以在当时也算是件大事情。在19世纪80年代的小红点已是东南亚的经济、商业、政治甚至文化中心，在这里建图书博物馆也就是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了。

博物馆的出现其实是一种机缘，19世纪是个自然科学主义在世界兴起的年代，欧洲各国对远东的风土民情，自然生物都感到无比好奇。当时许多知名自然科学家如华莱士（Wallace）和达尔文等到处收集动植物标本研究，以支持其“自然选择”、进化“天演论”等各种自然历史理论，所以标本的收集、交换和买卖自有其市场。莱佛士图书博物馆也就因为天时、地利、人和，成为了东南亚最大的自然博物馆了。

博物馆的建筑基本上受了19世纪流行的帕拉第奥建筑（Palladian Architecture）风格的影响。整体外形讲求平稳和谐，有主楼副楼，极具富丽雅致的古典之美。博物馆多年来经过了数次内、外装修，一直都没有改变它原有的做为博物馆的使命功能。在2006年扩建后，这座殖民地代的古典建筑与大型现代建筑并肩而立，相互映衬，在热闹繁忙的城市里彰显出一派古韵新貌的英姿。

一座130年的“古堡”在都市中心，静静地看着和感受着人间的悲欢离合，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与国人一起经历了悲惨的二战的洗礼，所以其间一树一草，一石一柱都睹尽了人事铅华，都有着它自己的故事。步入国家博物馆，犹如回到了希腊罗马古城，每个门廊、柱廊、柱式、望柱、山花，无一不想向你倾诉130年来的辛酸。

 

国家博物馆简史

1819年：新加坡开埠

1823年：成立“新加坡学院”（Singapore Institute），内设图书馆

1849年：殖民当局在图书馆展示天猛公赠送的亚齐金币受欢迎，萌起建博物馆念头

1874年：“图书和博物馆”搬迁到政府大楼（Town Hall），即维多利亚纪念堂现址

1887年：现址的“莱佛士图书馆与博物馆”正式开幕。

1907年：扩建后展示于1892年在马六甲外滩搁浅的鲸鱼骨标本

1921年：改名为“莱佛士博物馆与图书馆”，显示了它的未来定位

1942年到45年：日治期间被日军接管，不开放

1957年：改名为“莱佛士博物馆”，因为李光前已于1953 捐款另外建立了公共图书馆

1960年：正式命名为“国家博物馆”

1972年：博物馆全部标本迁移到新加坡大学，博物馆不再展示自然科学标本

1993年：博物馆再次改名为“新加坡历史博物馆”

2006年：经过大规模装修扩建，重新命名为“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并于12月7日正式开幕

博物馆庆祝建馆130年

仲夏夜空灯光下的博物馆

重温早年博物馆外的夜生活

灯光下充满诡异气氛的博物馆

新旧融合的博物馆（内部）

夜深的博物馆

国庆操演的感动

谢丽平

（刊登于2016年9月8日《联合早报》，此为原稿）

国家博物馆的历史馆进行翻新之前，我最喜欢的其中一个角落就是历年来小红点庆祝国庆的剪辑。从黑白片段到彩色，从大草场到体育馆… 见证了国家的成长，也常是导览员和访客做总结的好地方。每回导览时站在这里和访客交流，都是感觉满满的骄傲和感动。

二战后的新加坡，政局动荡不安，反殖民主义此起彼伏，不同的政党也纷纷成立。1956年，第一任首席部长马绍尔带领了一支13人的代表团到伦敦向英国当局谈判争取新加坡自治。可惜谈判因为内部安全管制上无法达成协议而宣告失败。马绍尔辞职后，由林有福接任，并再次率领代表团于1957年和1958年到伦敦进行谈判。最终英国政府同意让新加坡在1959年5月的自治邦立法议会大选后自治。

1959年大选，李光耀先生当选第一任总理，除了组织各政府部门，我们的国旗、国歌和国徽也在成为自治邦后拟定。新月代表了我们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五颗星分别代表了公正、平等、民主、和平与进步。国徽上的老虎代表了本地动物，狮子则代表新加坡，马来语被选为国语。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加入了马来西亚。但是因种种原因如两地政治理念上的分歧，和还有来西亚和印尼对抗事件，最终导致新马分家，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正式宣布独立！

1966年，小红点在大草场庆祝了她的周岁生日。庆典在首位总统尤索夫上午9点莅临后开始。当时参加庆祝国庆的人数约23,000名，也包括了各种制服团体。国庆游行途经牛车水，当天的活动高潮是在福康宁山燃放了约90分钟的烟火。1975年，小红点庆祝10岁了！庆祝活动的地点增至13个，同时走进邻里如女皇镇。1976年，庆祝活动第一次在国家体育场进行。

从小到大，无论是排队取票或者上网申请，我从来就没有申请成功到庆祝地点观礼。终于在2014的那一年，我有机会亲临现场，不过却不是以观众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参加了国庆庆典！由于每年的国庆庆典都会邀请各公司企业的员工参与操演，以代表新加坡全民防卫的五根柱子之一的“经济防卫”（Economic Defence），我工作的公司也报名参加，就这样，连续三年我都报名参加了。

今年早从四月底开始，16个星期的训练便紧锣密鼓的开始了。教官都来自新加坡武装部队，有的幽默慈祥的、有的严厉苛刻，也不乏友善的，训练自是有苦有乐，大家每个星期六就赶到兵营报到，练步操，都朝着一个同样的目的前进，就是要把操演做得完美整齐。

能参与这三年的庆典是很开心的，也很幸运能体验在不同的地点参与盛况。记得2014年，我第一次到浮动舞台登场，唱完国歌之后，震耳欲聋的战斗机从我们身后飞过，因为没有心理准备，我和好多同伴都被吓了一大跳。！那一年，由于坊间流传了很多关于李光耀先生病危的消息，所以除了感觉忐忑，大家也希望他能过出席。果然他没让大家失望，虽然我在浮动舞台后头看不到观众席，但听到他的名字和从那儿传来的欢愉呼叫声，便已说明一切，大家心头的大石也就落下来了。

2015年的国庆最是让人难忘，除了小红点已独立50年，让人遗憾的是李光耀先生已无法与民同乐。2015年我们也再次看到了新航空姐、建屋局的队伍，这50年的庆祝活动回到政府大厦前的大操场举办绝对是意义非凡的，因为我国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在这里发生。

2016年，阔别了这么多年，我们回到了国家体育场参加操演，再次被激动人心的“加冷吼”感动着，当国歌响起，大家不分种族、言语、宗教一起唱国歌，那种满满的自豪感立刻涌上心头。

参加了三次的国庆操演，在三个充满不同意义的地点举行，相信没有多少个国人会和我一样幸运。好期待来年的正月，公司再发邀请函征求参加2017年国庆操演自愿者的那一刻！

民众餐厅

刘家明

（原稿刊登于2015年12月19日《早报–言论》）

早在我接触马斯洛（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之前，就明白了《汉书》里的“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国民服役时更被灌输了军粮对作战行军的重要性，知道饥饿是“众乱之源”。19世纪以前，新加坡社会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由于没有家室女眷，移民和劳工一日三餐都在街边食摊解决，间接促进了街头美食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移民在这里组织家庭，结婚生子，国人的饮食习惯才逐渐从街头转回到家里。

风水轮流转，近年来由于经济的腾飞发展，家里成人终日都顾着在外打拼，几乎全国每个家庭的成员，每天至少都要在外头解决一餐。在这样一个依赖户外熟食的大环境下，小贩熟食的价格也就密切地影响着民生。近日为了缓和小贩熟食涨价，以及一些无理胡乱的涨价所引起的民怨，职总富食客（NTUC Foodfare）通过企业合作伙伴的力量，扩展旗下社区计划经营实惠杂菜饭的“禾园”（Rice Garden），这真有点“历史重演”的味道。

话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年间，由于德国潜水艇封锁英吉利海峡，极度依赖进口粮食的英国，国内物价节节飙升，民怨处处，社会开始不安定。英国的“粮食控制局”于是推行了“国家厨房”（National Kitchen）制度，为一般市民提供经济膳食。第一家“厨房”由玛丽女王于1917年开幕，当时的菜单一肉一菜一汤是6便士（寡妇每周的福利金是60便士）。每天每家“厨房”可提供约两千人的膳食；有趣的是有很多人居然碍于面子，而不愿进出“国家厨房”。这制度在战后的1919年才停止运作，不过相似的机制在二战时在英国又再被启用。

我们现在把“镜头”转回国内日本军战败投降后的年代。英国虽然以战胜国的姿态重回到新加坡，接管的却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殖民政府面对的是失业、贫困、卫生、住屋的问题。粮食白米供应短缺，人民大多营养不良，面黄肌瘦。为了让一般工人能以合理的价格，吃上一顿营养均衡的餐食，殖民政府故伎重施，在新加坡设立了“民众餐厅”（People’s Restaurant）的制度。第一家“民众餐厅”于1946年开幕，一饭二菜一肉的基本套餐是8分钱。当时一个书记的月薪大约100元，《海峡时报》每份一毛钱，相对的说，8分钱算是一般月薪五六十元的工人可以负担得起的。后来社会福利部还开设了食物供应中心，让有需要的孩童也能吃上一顿免费的营养餐饭。

借古论今，“国家厨房”“民众餐厅”等的机制，都是在“非常时期”才启动的，它有一定的局限、意义和作用。“禾园”两菜一肉一饭的标准价格是3元，乐龄人士、学生、国民服役人员和职总会员有五毛钱折扣，持社区关怀卡则有半价优待，锁定顾客群为方圆两公里的居民。今天职总“禾园”的建立，是否意味着我们已开始进入“非常时期”了呢？目前的基本症结是熟食的价格问题，由于通货膨胀、员工薪金、交通、水电、租金和食材价格每年增加，要小贩不涨价是不合理的。最要命的还是租金的暴涨，一般上摊位生意一好，更新租约时租金就会涨，要小贩如何保持食物的售价呢？

租金的上涨和小贩熟食甚至整个零售业价格的波动是个“恶性循环”，或许这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常规现象。如果租金不涨，房产投资信托基金等的投资就停滞，这又会间接影响经济，所以整个“经济链”不是有关当局的介入或简单的政策可以抑制的。或许鼓励食阁或高档的小贩租户投资该产业或相关项目，还能够抵消一些冲击。更多如“禾园”这类的大规模社会企业的进场，由于它的定位不直接与高档的熟食摊和食阁等竞争，必能为广大的顾客群提供一个较廉价和基本的选择，缓解一下中底层劳动阶级所面对的物价高涨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