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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金桥改名建议》

文:黎上增

(原文刊登于2019年5月18日/联合早报/交流站)


新加坡河上共有十二道桥,它们都建于二十世纪之前,见证了新加坡开埠到今日的政治与经济发展,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这些桥的命名大都与新加坡的地名, 如浮罗西贡(Pulau Saigon Bridge),或对新加坡发展有贡献人士, 如陈金声(Kim Seng Bridge)有关,克里门梭桥(Clemenceau Bridge)与埃尔金桥(Elgin Bridge)却是例外。

克里门梭桥纪念的是在1920年访问新加坡的法国总理,而埃尔金桥所纪念的却是一个臭名昭彰的英殖民时期印度总督——埃尔金伯爵八世(The 8th Earl of Elgin)。

埃尔金伯爵八世的原名是James Bruce。他出生于显赫的埃尔金伯爵家族,享有世袭的伯爵(Earl)头衔。埃尔金八世曾经派驻中国并曾率领大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侵略中国。在侵华时期,他让英法聯軍侵占及大肆破坏圆明园,然后放火将之焚毁,造成许多文物被掠夺,至今大家熟知的十二生肖兽首铜像及其他国宝级文物仍然四散各地或下落不明。他在当时下令焚烧圆明园确实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是所有爱惜文物者胸口永远的痛,他要是不犯错的话,我们今日可有多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让人参观。我在国家博物馆接待访客讲解新加坡历史时,常无法向游客解释为何新加坡人对埃尔金如此宽容,还在新加坡河上保留着他的名字。

埃尔金桥 (德兰摄)


埃尔金桥俗称水仙门吊桥,据说在新加坡开埠后不久,这里就已建造了一座简单的木桥方便两岸交通。历经数次改建及改名,这桥梁已在1862年改建成铁桥并以当时有赫赫战功的印度总督埃尔金伯爵命名。

新加坡在殖民地时代以印度总督为地标命名并非罕见,但是埃尔金在鸦片战争的负面形象已深入人心,况且,他的父亲埃尔金伯爵七世也曾在希腊雅典掠夺巴特农神殿的文物而让人不齿。著名作家雨果就看不过眼因此说过:“我们自称文明,说他们野蛮。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所做所为。” 我们要以历史为鉴,认识历史。

新加坡已经摆脱英国殖民者而独立,再怎么纪念一个英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已毫无意义了。今年为新加坡纪念英国人开埠两百周年,我认为我们可以借用这个良机把埃尔金桥改名为 Bicentennial Bridge(双百桥)。这可以改变新加坡纪念埃尔金家族的负面形象,也可以让后人知道埃尔金桥改名所赋予的历史教训。

(文章纯属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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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樑《圆明园与新加坡》https://nmsmandarindocents.wordpress.com/2015/12/13/%E5%9C%86%E6%98%8E%E5%9B%AD%E4%B8%8E%E6%96%B0%E5%8A%A0%E5%9D%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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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百二十年春秋事

  • 刘家明

(原文刊登于2019年5月2日 / 联合早报 / 谈古论今)

1819年的某一天,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位爵士在新加坡河登陆,与本地马来王室苏丹签下一纸《友好联盟条约》。虽然接下来双方的关系和发展都不是真的那么友好,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联盟,但那总算是把新加坡推向另一段历史的过程,其历史价值不能就这样抹杀。

《友好联盟条约》每页分左右两边,左边写的是英文,右边写的是爪夷(Jawi)文,文件里说签约的日期是1819年2月6日,也就是回历(Hujira)的1234年,第四个月的11日。

如果去网络查看回历的换算,1819年的2月6­日是回历1234年的4月10日,没听说过这200年来回历有做过什么调整,所以怎么就差了一天?看来较合理的解释是时差,也就是说东南亚比阿拉伯地区早天亮。不过如果去翻阅文西·阿都拉的自传/回忆录《阿都拉传》,会发现里面至少有四个同时记录回历和公历(阳历)的事件,有相差一天的,也有相符合的,也有少了一天的,所以在缺少参考文献的情况下,要准确记录历史事件是不容易的。

几十年来自小学到中学所学到的历史,都说小红点是由三佛齐时代的巨港王子桑尼拉乌他玛命名为“狮子城”新加坡拉。桑尼拉王子、新加坡拉、伤人的剑鱼、红山、大力士巴当等等的传说和故事,都说是源自《马来纪年》这部手抄流传下来的古籍。

后来从国家博物馆、网站等的资料得知,桑尼拉乌他玛王子登陆时是1299年。我们的历史可以在时间轴往前挪移不少当然很高兴,1299年到现在2019是整整720年了。不过,如果1819年的事都可能有一天的差别,那1299年是怎样推算出来的呢?

在有关新加坡的部分,《马来纪年》里基本上是没有记载绝对的年份和日期。一般上是某某王即位后,在位若干年后又由谁继位,事件的记录也是“有一天”或“几个月后”之类的,若要真正推算,又没有其他资料佐证,难度是天大的,还好这些事早就有历史学家去做了。

1948年2月26日,本地的《海峡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一篇由赖乐翰博士(Dr W. Linehan)刊登在《英国皇家亚洲协会马来亚分会会刊》(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标题为《新加坡14世纪的国王》的文章。赖乐翰博士从《马来纪年》出发,抽丝剥茧,结合了中国明朝的记录、葡萄牙的编年史及爪哇的文献和记录,推论出新加坡在14世纪的大约100年里的五个统治者的在位年份。

最重要的当然是关键的1299年了。文章也提出对新加坡拉末代王朝的灭亡、君王及马六甲建立的看法。从文章发表过后的反应和评语来看,新加坡拉于1299年建立的这件事,应该没有什么争议性了。因此,小红点的历史到现在(2019年)可以说至少有720年。

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历史相比,720年说长不长,而且我们还这么幸运处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应该好好尽量研究和挖掘更多资料,为后代记录我们的历史。目前的历史 “研究” ,尤其是从1299年到1819年间,数量不多,而且都散落在坊间专业和非专业以及学术界之间,没有一个较“统一”的版本。再加上网络信息泛滥,正史、野史真真假假,莫衷一是,以讹传讹,众说纷纭,令人无所适从。现在应该是有公信力的“有关当局”出手的时候了。

今年到处是一片回忆和纪念新加坡正式踏入世界政治舞台200年,或许这也是“有关当局”出手的最佳时刻,把到目前为止所收集到的、证实的资料,为小红点的历史建立一个官方的基本版本,“通告天下”我们共同认知的历史过去。从这个版本开始,日后继续研究和增添、传承,也可算是为后代留下“开埠200年”的一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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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个初吻

本地电影人陈子谦Royston Tan配合SG Heart Map Festival制作的短片50 First Kisses

(取自Youtube及陈子谦面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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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珠玑巷的后人—粤语方言群广东人的祖先

欧如柏

小时候曾听父亲说,我们的祖先是从南雄珠玑巷来的。1988年至1989年间,为撰写《百年前称霸中原的七家头》、《浪花淘尽七家头》以及《走过一个世纪的小七家头广祥泰》等篇收集资料之时,发现了广东新会的朱、罗两大姓都是从南雄珠玑巷来的。再从广东南海人康有为、新会人陈白沙、梁启超等的生平史料中发现,他们的祖先也是来自南雄珠玑巷。

这次在广州,访问了《魂牵珠玑巷》的编剧陈中秋,参阅了有关珠玑巷的历史资料之后,总算追本溯源,证实了我们是珠玑巷的后人。

现年四十岁的陈中秋,是现任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他在韶关市工作多年,常到韶关东北的南雄去。珠玑巷就在南雄城北约10公里的地方,巷内以红砖为墙,筑有城门式的小石楼,刻写着“珠玑古巷”。巷内有一座“贵妃塔”,以纪念胡贵妃,一座古色古香的凉亭环抱着贵妃塔,为它遮蔽风霜雨露,免受烈日煎熬。

珠玑古巷的建筑物

珠玑巷内的建筑物都是古老的砖屋,一片古朴之情,这里就是中原民族向广东省迁徙的必经之地。自南宋以来,大批中原的士民为避战乱而向南粤迁徙,途中便在珠玑巷落户。然而,南下的人越来越多了,珠玑巷容纳不了过度膨胀的人口,他们的子孙只好南下到珠江三角洲。

接下来珠玑巷的子孙又因不堪战争、饥饿的压迫而远度重洋,散居五湖四海。据说有两万名散居世界各地的人士向中国汇报,他们是珠玑巷的后人。

在中原士民经过珠玑巷向南迁徙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其中最动人的一则故事是陈中秋与潘邦榛两位编剧家,根据历史资料而编写的《魂牵珠玑巷》。

南宋度宗成淳年间(公元l265年至1274年),胡贵妃被奸相贾似道迫害出逃,贾似道令尚书张钦率兵追捕。胡贵妃在江边被广东南雄珠玑人黄贮万与刘壮搭救,她隐瞒身份,随船到珠玑巷。

数月后,胡贵妃与黄贮万互生爱意,就在他们结合之际,传来官兵追捕胡贵妃的消息,胡贵妃道出真情,黄贮万表示不怕灾难,愿生死与共。

为了逃避官兵血洗珠玑巷的灾祸,贡生罗贵祖、黄贮万等密议,决心保护胡贵妃和乡亲,于是全体珠玑巷村民乘木筏沿着浈江,往南方向珠江三角洲迁徙。

在迁徙途中,贵妃不愿殃及珠玑巷的乡亲,独自返回珠玑巷向官兵招认自己身份,好让乡亲远走。黄贮万随后赶至,胡贵妃将黄贮万锁入空屋,自己投井自尽。黄贮万发狂冲出,怒斥官兵,以头撞井而身亡。

一场暴风雨过后,风停雨止,胡贵妃与黄贮万在云间翩翩起舞,向奔向远方的乡亲祝福,一刹那,胡贵妃化为一座石塔,就是现在南雄县珠玑巷的贵妃塔。

《魂牵珠玑巷》的剧情

这是陈中秋与潘邦榛根据他们在珠玑巷所搜集到的历史资料与口述传说而编撰的《魂牵珠玑巷》的剧情。

与中街七家头的朱广兰、广恒、朱有兰、同德、朱富兰同属朱氏家族的广祥泰酱园(硕果仅存在的小七家头),东主朱锡湛保存的《朱氏族谱》是这样记载的。朱氏先辈是来自福建兴化府仙游县林井村。《朱氏族谱》又说,所有的广东朱姓都是同一祖宗,他们的始祖是朱伯璇,他于宋朝在福建开族。

朱伯璇在福建古田县任吏部给事(官名),死后与妻子黄氏合葬于福建兴化府仙游县太平山。

朱氏家族传到第六世,恰是宋度宗统治即将灭亡的南宋王朝的时候,奸臣贾似道当权,朱氏家族六世祖三房的朱文焕是一名进士,他官拜大理事评事。由于官职的关系,对于朝廷的事情必须提出批评。可是,贾似道当权,敢于进谏的官员往往惹来杀身之祸或贬官他处。 不仅朱文焕得罪了贾似道,他的身为贵妃的妹妹,也因忠言进谏而令贾似道不悦。于是朱文焕被贬到广东南雄珠玑巷,那是宋度宗成淳二年(公元1272年)的事。连夜带着妻子乘竹筏顺流而下,抵达南雄府保昌县沙水村珠玑巷的朱文焕便成为朱氏始祖。

朱文焕夫妇生下三个儿子,长子人龙、次子人虎、三子人凤。三个儿子长大后各自迁徙,人龙居住新宁县,人虎居住南海县,人凤也移居新宁县。

后来人凤的这一支脉的子孙又从新宁县搬到新会县(旧称古冈州)丹灶乡草园里。过后又有子孙迁移到恒星里。从此,朱氏家族又再四处迁徙,以致广州府、肇庆府的各县都有朱氏族人。

百余年前随着朱箕孟、朱箕尧等人南下南洋,在新加坡中街创设朱广兰、朱有兰等酱园杂货之后,大批朱氏族人到新加坡来。

五言绝句相传的排列

朱氏家族始祖“德业开世泽,英良启裔昌,箕求由自远,沛国家祯祥”五言绝句作为班派相传的排列。广恒老板娘陈福棣(朱志浩夫人)说,她到欧洲、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等探亲兼旅游之时,常常因这首五百绝句的排列而认识了失散多年的朱氏族人,由此可见,来自珠玑巷的朱氏族人已遍布五湖四海。

据中街七家头当中的罗奇生、罗致生的创办人罗兆龄、罗兆贵兄弟的后人说,他们的祖籍南雄珠玑巷,后来移居新会县良溪乡。从他们的祖先罗贵祖开始定居新会,而成为新会人,他们这一代已经是第二十三代了。

罗氏族人也象朱氏族人一样,由于百余年前,他们的先辈在新加坡中街建立了罗致生酱园杂货王国,还在马来西亚从事园丘种植。于是大批罗氏族人从广东南来新、马,当中街七家头式微之后,又有许多罗氏族人移民到欧、美、澳、纽等地。

《平阳区氏家谱》记载:“远祖区雄,娶妻甘氏,生二子:区洁、区杰。区雄终年八十七岁,与甘氏夫人葬于广东南雄。”

区洁娶妻吕氏,区杰娶妻萧氏。区杰夫妇生四子:区远、区迟、区逊、区迈,与始祖区雄同居于广东省南雄府保昌县沙水村珠玑巷。因宋代咸淳九年胡妃逃至之故,于十月甲午夜全境而迁于古冈州(即新会县)。

元一公(即区远)。嫡孙区同迁住南海汀州萼步。元二公(即区迟)迁居顺德。元三公(区逊)迁往高明阮冲石壁村。元四公(即区迈)与始祖竹溪公(即区杰)居住新会潮连乡,区杰终年八十六岁,萧氏太夫人终年八十三岁。后来,区氏族人又向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美洲、澳洲、新西兰等地移民。

从《平阳区氏家谱》可以看出,宋度宗成淳九年,因胡贵妃从京城逃来珠玑巷,以致珠玑巷发生灾难,区氏家族与各姓乡亲连夜逃亡,区氏家族逃到了珠江三角洲的新会县。

《珠玑巷史事》的考证和校对

在广州期间,陈中秋先生惠赠了一份《珠玑巷史事》的影印资料给我,这份资料是从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收藏的《求实集》影印过来的。

《珠玑巷史事》,是根据中山黄慈博所辑的《珠玑巷民族南迁记》遗稿而撰写的。遗稿从收集各种诗文集、四十多种家谱、族谱中,摘录出来有关珠玑巷的记载几百段,并且作了一些考证和校对工作。

黄慈博在遗稿中以三个家谱、族谱《东莞英村罗氏族谱》、《新会泷水都莲边里麦氏族谱》和《番禺市桥谢氏族谱》,互相对校。而以罗氏作底本,叙述一段宋朝末年珠玑巷三十三姓,九十七户居民南迁的故事。

宋度宗咸淳九年癸丑,有宫人苏氏失调雅乐,皇上大怒,打下冷宫。苏妃潜逃而至关口市下湾,恰遇南雄府保昌县牛田坊人黄贮万在口泊船备三牲酬神。

黄贮万见苏妃貌美,邀请下船,两人谈话投机,苏妃愿下嫁黄贮万,当时黄贮万不知道眼前美人原是皇上的妃子。

后来皇上免赦苏妃,将她从冷宫迁回妃嫔居住的地方,才发现苏妃已逃潜,便下令兵部尚书张钦行文各省,缉访一年仍无结果。张钦已获准不再追究,然而,有一天黄贮万的仆人刘壮因与主人有过节,出走来到京都,泄漏苏妃的秘密。张钦恐怕皇上查询真相,便捏造珠玑巷有贼作乱,企图消灭珠玑巷以掩盖苏妃匿身珠玑巷之事。珠玑巷居民商议对策,罗贵祖建议大家向南方地广人稀的地方迁徙。于是大家伐树串成木筏,随浈江飘流而下。

《番禺市桥谢族谱》还附有《珠玑村三十三姓九十七人流徙铭》,铭文如下: “珠玑流徙,罗、湛、郑、张、尹、文、苏、陈、谢、麦、卢、汤、温、胡、赵、伍、曹、区、李、梁、吴、冯、谭、蔡、阮、郭、廖、黄、周、黎、柯、陆、高发其祥。”九十七人开辟烟瘴。三十三姓永镇南方。子孙万代,为国栋梁。文经武纬,愈远愈昌。

广州市有一条路名“珠玑巷”

各家谱、族谱所记载的珠玑巷居民南迁的原因虽然不一定确实,不过,中国历史的记载可以确定是北宋末年,高宗怆惶南渡。在战乱中,中原士民一部分随高宗向东南迁徙,到太湖流域一带,另一部分则随隆祜太后到赣(江西)南去。隆祐太后自赣南回返临安后,士民在动乱中又翻越大庾岭,抵达广东北部的南雄。

这支从中原南迁,越过大庾岭而在畔雄栖身的士民,经过一段时期,人口愈来愈多了,生活愈来愈困难,他们的子孙不得不顺着浈江(南雄在浈江上游)南下,迁徙到珠江三角洲,以求生存。

到了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入侵,特别是德祜二年(1276年),元将吕师夔攻陷南雄,韶州(韶关)守将曾逢龙、熊飞先后战死,南雄居民,尤其是那些从中原及江南迁徙到南雄居民子孙,不得不往更南的地方迁徙。他们在迁徙的过程中,为了互相照应,一批一批地结伴同行。我们的祖先,在元军攻陷南雄前后沿着浈江到韶州,又从韶州沿着珠江中的北江南到广州,再从广州逐渐迁到珠江三角洲各地。他们在途中历尽千辛万苦,饱尝妻离子散的辛酸。如《麦氏家谱》记载:“遇风箪散,溺死男女多人等不幸事故”。

根据黄慈博遗稿收藏到的家谱、族谱所记载的姓氏,除了《谢氏族谱流徙铭》所提到的三十三姓外,还有庞、康、唐、邝、丁、雷、孔、邓、孙、司徙、邵、任、朱、魏、程、侯、鲍、缪、房、容、潘、冼、祁、袁、姚、蓝、萧、韩、甘、林、杨、梅、吕、严、刘、关、屈、余等四十姓,合计七十多姓,这七十多姓的族人都散居在珠江三角洲的范围内。

广州市有一条路名叫:“珠玑巷”,这显然是饮水思源。为了纪念先辈来自南雄珠玑巷,因为他们从北江南下,大多数是先到广州,然后散居各县或定居广州。

从七十多姓族人散居珠江三角洲的史实看来,大部分粤语方言群的广东人都是珠玑巷的后人。又随着近代史上的多次移民浪潮,珠玑巷的后人更跨出中国大陆的版图,越过南中国海,越过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走向到世界各地去。

若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广东人能够遍布世界各地,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来自珠玑巷。他们的血液中有着先民为求生存,不惜离开故土,而向外拓荒的因子。

又从粤语方言群的七十多个姓氏来自珠玑巷的记载来看,今天珠玑巷的后人不只两万人,而是几千万人。珠玑巷人从珠玑巷走向珠江三角洲,几百年间又从珠江三角洲走向全世界,这大概是先辈所料不到的事。

(摘自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三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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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埠旧事—胡文虎和胡文豹

来 源: 《汕头日报》2012-05-06  

作 者: 鄞镇凯

     “胡文虎”和“胡文豹” 

    昔年,俗称“胡文虎”的永安堂制药厂和俗称“胡文豹”的虎豹印务公司两座建筑物,以中西合璧的新颖造型和恢弘壮观的气势闻名遐迩,是旧汕头埠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这两座建筑物的后面,还有一些故事。

    上世纪70年代以前,汕头市民绝大多数知道“胡文虎”和“胡文豹”却鲜有人知道永安堂制药厂和虎豹印务公司。现今,知道“胡文虎”和“胡文豹”的市民越来越少了,至于永安堂制药厂和虎豹印务公司多数市民更是闻所未闻了。历史,被忘记的真多真快,特别是在当代。

 

    “胡文虎”,就是永安堂制药厂;“胡文豹”,就是虎豹印务公司。

    “胡文虎”和“胡文豹”的由来

    1927年,侨居缅甸的胡文虎和胡文豹兄弟把汕头定为创业基地之一,在洄澜新溪南岸选址兴建了“永安堂制药厂”(现位于民族路149号),这是胡氏开创的第一座制药厂,家喻户晓的虎标万金油包装盒背面图案正是这座药厂大楼,由此可见这座大楼在胡氏兄弟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这座“楼叠楼”有6层,是当时全市的最高建筑物。

    1934年,胡文虎和胡文豹兄弟又在永安制药厂大楼东侧原“红灯区”的地方盖了一座6层楼,作为“虎豹印务公司”的用地(现位于民权路2号),1931年在汕头创办的《星华日报》报址也迁到这座楼。

    胡文虎和胡文豹兄弟情深,携手共同创业,家产没有分割,但为何两座大楼却分为彼此呢?原来,永安堂大楼上有一具虎的雕塑,而虎豹印务公司大楼上有一具豹的雕塑,市民就以这两具雕塑模型来称呼这两座建筑物,倒也易叫易记易认,成为地标物。不过,对于虎豹不辨的人来说,倒是麻烦了。我小时候听邻居永兴老婶说,有一次她侄儿从乡下来汕找她,事先她写信告诉他,在约定时间让他在“胡文虎”门前等待,由他表兄去接他。到了约定时间,他表兄老是等不到他。幸亏他表兄机灵,跑到“胡文豹”一看,果然碰见望眼欲穿的表弟。

    “胡文虎”永安堂制药厂于1950年歇业,其场地先后作为潮汕地区运输公司、汕头地区交通局、汕头地区民间运输公司、汕头汽车运输公司的办公址,现为危楼。

    “胡文豹”虎豹印务公司兼《星华日报》社址,1939年6月21日汕头沦陷后,被日寇侵占,用作伪《粤东报》社址。《星华日报》迁往大埔。1945年9月汕头复员后,《星华日报》回迁,虎豹印务公司重新开张。1951年,《星华日报》关闭,印务公司歇业。“胡文豹”大楼用作《汕头工人报》社址。1954年以后用作“汕头市印刷厂”厂房,现在仍在使用。

  1950年代初,“胡文虎”和“胡文豹”的虎豹雕塑被拆,因此市民渐不知这两座建筑物称呼由来。

胡氏兄弟为何选择汕头

  胡氏兄弟祖籍福建省永定县人,其父是侨居缅甸仰光的中医师。胡氏兄弟都在仰光出生,但他们特别是胡文虎为何对汕头情有独钟,把汕头择定为创业和行善的重要地方呢?按照一般的思维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当时的汕头是一个新兴的活跃的港口城市,是一个适宜创业的城市。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此外,在汕头埠民间还有传说——

    胡文虎的母亲是潮安人。姑娘时代的胡母曾与几个“同寅姐妹”结伴到汕头埠游玩。时当夏天,胡母中暑昏厥,倒在街边,正当同行姐妹惊慌失措之时,邻近几家铺户,纷纷跑出人来,把她扶到阴凉处,有人给喂“阴阳水”,有人给敷“井心水毛巾”,一个卖青草的小贩,从自己的青草担上取了一小撮青草捣烂,药汁滴进她嘴里,药渣贴在她的太阳穴上。不多久,她就慢慢清醒过来。姑娘们千恩万谢要离开的时候,店家们还不放心,派了一个伙计护送她们到码头,直到船开走。

  胡文虎的母亲永远感恩汕头埠。胡文虎发愿替母亲回报这座善良的城市。他也从母亲“汕头埠之行”的经历中得到启发:如果能发明一种能随身携带的防暑便药,祖国南方一带以及东南亚国家一带中暑、感冒的常见病多发病便可得到有效防治,这种药物的问世,也能带来财源,前景看好。胡文虎的父亲有一剂治暑热的秘方,叫“玉树神散”,有一定疗效,但尚存在着携带不便、用药区域性效应等诸多问题。深懂药理的胡文虎,重金聘能人,组成一支科技攻坚团队,亲自率领,以“玉树神散”为基础,博采中医、缅医和中药、缅药之所长,经过近千次失败的试验,最后终于成功打造出“虎标万金油”、“虎标八卦丹”、“虎标去痛水”等系列药物。抱着“感恩汕头”的宗旨,他们兄弟把首个制药厂定在汕头。从此,胡文虎经常在汕头驻足,为汕头做了不少慈善事业,“汕头医院”、“中山公园假山”、“市立一中图书馆”等都是胡文虎捐建的。

    胡文虎的钱来得并不容易。听老辈人说过,汕头永安制药厂创建初期,胡文虎常常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份到车间参加劳动,从生产第一线了解有益的信息。产品出来了,还没有人知道它的功效,胡文虎亲自走村串乡推销产品。40多年前,我到粤东山区当农民,当地一位叫阿瑞的老农民告诉我,他认识胡文虎,胡文虎当年到这山村推销产品,背着“市篮”挨家挨户派送万金油和八卦丹。少年的阿瑞助人为乐,见胡文虎很辛苦,就主动帮助他。

    胡文虎的创业史,至今仍有教育意义。

    “胡文虎”为何楼叠楼

    胡文虎大楼的建筑造型独特:底层临街处形成骑楼,环状三层楼,三楼上是天面,天面中部突兀一筒形小楼,分成三层,汕头市民称之为“楼叠楼”。这“楼叠楼”的来由有几种传说:一说是因地基不坚实,为减负抗震;另一说是风水的需要,这楼呈圆形属土格,可能胡文虎“八字”缺土以此作弥补;也有说“天圆地方”,这圆筒小楼象征通天之柱,寄寓事业蒸蒸日上之瑞兆。还有一说(吴锦文先生很倾向此说,说他曾听过当事人的介绍):当年营造厂(现在称作建筑公司),接收这项工程,估价不准,很吃亏,吃亏了也得干,这是当时汕头以诚信为基准的市场规则。作为工程委托方,也是厚道的,知道承建方吃亏,就想了一个追加工程的做法,加盖了这座圆筒楼,让承建方追加预算,借机把原先亏本的缺口补上。

    “起座胡文虎赔座胡文豹”

    曾经,汕头流传着“起座胡文虎赔座胡文豹”的俗语。喻义是做了吃亏的事。譬如:某甲到某工地打短工,干了半个月,非但领不到一分钱,还欠下老板二百块钱。原来,某甲违规操作损坏了机器,按规定要赔偿。某甲自叹倒霉,说:“想不到起座胡文虎赔座胡文豹。”这句俗语的典源是:据说胡文虎大楼交付使用几年后,业主发现质量不尽人意,未能达到要求,其中尤其经典的是:那具虎的雕塑,不多久虎尾巴便折断了,这显然是师傅故意偷工减料造成的,其影响很坏,时人笑说:“胡文虎的虎——无尾。”胡文虎手下的人找到承建的营造厂。营造厂的老板心中有数:只因当时与师傅在薪酬上有些纠结未处理好,师傅使坏。为了企业的信誉,营造厂的老板二话不说,当即道歉,答应重建一座新楼来赔偿。这座新楼,就是“胡文豹大楼”。

    微评:胡文虎大楼和胡文豹大楼是汕头旧城区为数不多的幸存旧建筑中的兄弟楼,这几年来对其呼救的声音很多,但至今仍未见实际行动。救救它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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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阿公的路-余东璇

余东璇是一名慈善家也是个非常成功的橡胶和锡矿商人,业务遍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他也把父亲余广(余光)创办的余仁生 (意即“仁泽众生”)发扬光大。此纪录片早前在电视播出,通过余东璇的孙子等让大家了解他生前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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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2月 3 日, Tuesday · 12:00 am

余东璇传

《余东璇传》透露余东璇精彩人生

摘录自 2009年7月23日 联合早报网:

有11妻妾 财产要50年才算清

今天是余仁生国际集团成立130周年纪念,该集团昨天推出这本书,为庆祝活动打响

第一炮。

相信你对牛车水一带的余东璇街一点儿也不陌生,但对于余东璇这个人物,你知道多少?

余东璇于1877年在马来西亚槟城出世,风流倜傥的他在一生中娶了11名妻妾,

育有13个儿子和11个女儿。他于1941年去世时,堪称亚洲首富,会计师花了50年的

时间,才理清他的资产。

余东璇64年的精彩生平事迹,如今收录在《余东璇传记》(Path of the Righteous

Crane-the life and legacy of Eu Tong Sen)一书中。

今天是余仁生国际集团成立130周年纪念,该集团昨天推出这本书,为庆祝活动

打响第一炮。

集团总裁余义明(61岁)在国家图书馆举行的推介会上说,早在16年前,他和

堂弟余义驹就打算记载祖父的故事。当时,他们请香港学者杨慈爱搜集关于余东璇

的生平故事,她花了10年的时间从英国、中国和新加坡等地的博物馆及图书馆采集

资料,并通过和余家后代的访问,整理出长达18万字的草稿。后来余家请伊尔萨夏

普(Ilsa Sharp)改写成书,又花了三年时间。

伊尔萨夏普受访时说,余东璇在她眼里是个复杂的人物。

她说:“他保有华人传统的价值观,同时受到西方文化熏陶,崇尚科技,可说

是走在那个时代尖端的人。”

余东璇是余广的独生子。余广在马来亚开发锡矿,1879年7月23日,即余东璇两

岁生日当天,余广在霹雳州开设了首家“余仁生”药铺,为助矿工摆脱鸦片的毒害。

余东璇5岁被送回中国广东佛山由祖父看顾,接受传统儒家教育,15岁回到马来亚接

受正统英文教育。

余广在余东璇13岁时去世,锡矿和药铺的业务交由余东璇的继母打理。他的继

母被毒害后,生意就转交叔叔们管理,但他们却挥霍无度,以致余东璇在21岁那年

接手时,锡矿和药铺生意都面临危机。

于是,余东璇花了3年时间在森林里探矿,结果陆续找到十多个锡矿,聘请工人

多达1万2000人。他因此致富,还被称为“锡矿大王”。

除了锡矿,他后来也投入橡胶培植事业,还进军房地产和金融界。  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余东璇捐赠坦克车和飞机给英军,还在坦克车上画上一双眼睛,象

征“胜利在望”。据说直到今天,英军仍有一些画上眼睛的坦克车。

也许是因为他在战争中对英军的支持,英殖民地政府才会将一条街道以他命名。

但另一说法指余东璇对那一带的文化和经济作出不少贡献。

受过中西方教育的余东璇东西融会贯通,他在新、马和香港的超过12栋别墅地

理位置风水讲究,但装潢却带有浓浓的欧洲风格。他也喜欢养马、养狗和“养”车。

《余东璇传记》以英文撰写,预料下月起,在余仁生零售店出售。集团预计在

明年初推出中文译本。

此外,从今天起至9月18日,国家图书馆8楼将展出“余东璇生平事迹”中英文

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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