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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眼鸡·越洋人》的时代精神

这是一个四海为家的时代,但也是一个寻根的时代。正因为交通与通讯的便利,大幅拉近了国与国以及人与人间的距离,但也更让有识之士醒觉了“寻根”的重要,正因为不知过去何以明未来,人只有在确知自己根源何处,方能站稳脚跟,更好的营建将来。

李国樑先生在这数年之中,以雷霆之势连续出版了诸如《广东妈姐》、《这是新加坡》、《奔向黎明》等数本关于民间历史的优秀作品。不同于市面上部分关于文史研究的作品,内容多专注于史料的列陈,在他的书中,你总可以品味出那份出于内心,对于属于自己“根源”的珍惜之情。

他在最新力作《大眼鸡·越洋人》中,立足于新加坡这个中国先民下南洋的集散地,借由近代新中两地大环境的变化与民间记忆,回顾这些乘坐“大眼鸡”来到狮城的“越洋人”,他们在新加坡所留下的印记,为新加坡历史所添增的色彩。诸如“下南洋”为何会是“卖猪仔”;“余仁生”曾是汇兑业中的一员;南来的女性移民族群中,除了为人熟知的“妈姐”、“三水妇女”还有“妹仔”、“阿姑”、“琵琶仔”。而来到狮城后的“越洋人”如何互助相携,除了联系乡情的会馆,尚有百年树人的华校私塾,疾者有养的留医院,亡魂有托的碧山亭。书中没有枯燥的史料堆砌,只有一个又一个生动的人物;一段又一段感人的故事,阐述着“越洋人”与狮城相融而成的精神文化。

虽然本书的内容以广东人为课题,但正如作者所言,文中所载写的自信与坚持的精神代表着十九世纪以来,敢驰骋于马来群岛和印度洋,挑战海洋的各族人士。更祈愿这份精神力量得以绵延发扬。

陈珀如于2018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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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洋人的缤纷乡情

水木作坊出版社,国家图书馆讲古同乐会 联办

《大眼鸡·越洋人》《乡情祠韵》

新书发布会

戏剧小品《七家房客闹星洲》

2018年3月18日,下午3时至4.30时

国家图书馆16楼观景阁

节目

  1. 新书发布仪式
  2. 出版人辛羽讲话
  3. 《大眼鸡·越洋人》作者李国樑讲话
  4. 《乡情祠韵》作者洪毅翰讲话
  5. 《七家房客》戏剧小品,国家图书馆讲古同乐会呈献。蔡美娥创作,刘健茂手风琴伴奏。
  6. 茶点

简介

《大眼鸡·越洋人》

清朝雍正年间,规定各省的船只必须涂上不同颜色的漆料。自此,下南洋的福建船涂上青色,广东船(包括潮州)涂上红色,船头画上眼睛好认路回家。广东人称这些红头船为“大眼鸡”。

新加坡曾经是英国直辖殖民地,下南洋的集散地,也是这个区域最发达繁荣的海港城市。许多当代的研究报告与文艺创作通过中国的眼光来看过去的年代,《大眼鸡·越洋人》的着墨点则是通过新加坡的大环境与民间记忆来回眸来时路。本书相关内容已用于新创建的广惠肇留医院文物馆(任重道远馆)和广惠肇碧山亭文物馆。

本书为联合早报书选2017入选书籍之一。

作者李国樑,原为专业的特许船舶工程师,人到中年后告别任职多年的工程领域,投入民间文史工作,并通过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义务中文导览、博客、传统媒体等平台结交同好。出版的其他单行本有《广东妈姐》、《这里是新加坡》系列、《奔向黎明》。

《乡情祠韵》

位于芽笼17巷的万山福德祠外观朴素,乍看似一座地方小庙,殊不知它是加冷地区的一座历史地标,见证新加坡早年工业史的兴衰。由早年砖窑和窑工创设的福德祠,是以广东四邑人为主,早已淹没在历史洪流中的沙冈村的社区中心,在当地负起信仰、教育等社会功能。经历了百余年沧桑的万山福德祠依然岿然屹立,不过城市发展的脚步日渐逼近,庙宇能否在原址保留还是个未知数。《乡情祠韵》记录了福德祠这段渐渐被人忘却的历史、以及其宗教和民俗文化,如火龙表演,土地诞庆祝等活动,借此让更多人认识本土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作者洪毅瀚,正业是工程师,业余从事本土及东南亚华社历史与文化研究,范围包括本地庙宇、华社义山等;并参与庙宇和坟山的导览活动,曾在报章、会馆刊物和网上发表文章,并撰写与编辑数本书籍。

《七家房客》戏剧小品

约半个世纪前新加坡的某个角落,住着一群各籍贯的移民。他们同在屋檐下,以各种不同的语言沟通,虽然鸡同鸭讲,却是温情满人间。

《七家房客》由国家图书馆讲古同乐会呈献。

有兴趣出席的朋友, 请到国家图书馆的网址报名:https://www.nlb.gov.sg/golibrary2/e/event-7662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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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大眼鸡·越洋人》

摘录自《大眼鸡·越洋人》李国樑著

经典美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加坡街头以路边摊居多,餐馆酒楼相对零落,传统茶楼也在午市转卖煮炒,办理喜席寿宴。这些餐馆以广东师傅掌厨的居多,中餐以粤菜为基础,其他籍贯人士必须学会广东话才能在厨房工作。周末上广东茶楼曾经是本地平常人家靓丽的生活风貌,大坡的茶楼林立,单单是摩士街(Mosque Street)就有颇具规模的大东酒楼和南唐酒楼,大家搭台“叹番一盅两件”(喝一壶茶吃两碟点心),翻翻报纸,美好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现在一些茶楼餐馆烹制猪脚醋,颇受食客垂青。猪脚醋(猪脚姜)是广东妇女坐月的补身食品,滋补生孩子后流失的钙质和关节液,又可以驱风暖胃,一举多得。

过去清明扫墓,我们都会买些白糖糕去拜祭先人,在生活不富裕的年代,甚至将一片白糖糕切开几份,一家人一起享用。数年前我在广东顺德吃了特产伦教糕,才明白伦教糕是本地的白糖糕的始祖,随着先民传入本地。

广东粥品讲究食材火候,其中一道“名粥”叫做“及第粥”,材料包括猪肝、猪腰、粉肠和猪肉。据说有个书生上京考试,途中进入一间小店吃粥充饥,店家煮了这碗粥给他享用。书生高中状元,衣锦回乡途中特地到小店,再吃一碗粥,并问店家粥的名称。店家也是有点墨水之人,见书生中了状元,联想到三元及第,于是说这是及第粥,及第粥从此成名了。

艇仔粥也是一道广东名粥,随着粤籍人士走入本地。以前的牛车水夜市有许多售卖艇仔粥的摊位,所使用的食材有花生、鱼片、鱿鱼和炸粉丝。艇仔粥源自广州西关荔枝湾,广州十三行带动了西关的富裕繁华,文人雅士喜欢游船吟唱,艇家看准商机,在小船上卖粥,久而久之这道粥品便成为艇仔粥。[9.4 广州西关富裕繁华,文人雅士喜欢游船吟唱,艇家看准商机,在小船上卖粥,久而久之成为驰名的艇仔粥]

过去,广东人正月初七人日捞鱼生,如今捞鱼生已经成为本地华人过年的“传统”,从过年前的收工宴捞到“新十五”(元宵)。捞鱼生这道佳肴源自江门,农夫将河塘里打捞起来的鯇鱼切成生鱼片,配上田地现成的蔬菜,吃起来特别鲜美。过后加上萝卜丝、花生碎和酱料,味道更加棒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广东人饮食界四大天王谭锐佳、冼良、许国威、刘育培改良了颜色单调的鱼生配料,在酒楼大力推广,成为本地独特的年菜。

李泰麟表示乡下的鯇鱼吃的都是天然的有机食物,河床的肥泥哺育着鱼群,加上没有什么化学污染的问题,所以因为吃生鱼片被细菌感染的个例不多。来到新加坡之后,从1950年的农历新年开始,一路来都有过年跟同事一起捞鱼生的习惯,所使用的主食材是鯇鱼。后来手头比较松动后,有时采用西刀鱼。西刀鱼骨多,鱼肉必须切得特别薄,相当考究刀工;鯇鱼在鱼塘生长,价格廉宜多了,而且吃起来富有家乡的滋味。

李泰麟的同事比他更早来到新加坡,有些甚至在新加坡经历过日据,正月初七人日吃鱼生这码事绝对比1950年早多了。

跟乡下捞鱼生的料理相比,本地使用了多一些配料如瓜因、荞头、萝卜丝、薄脆、花生碎、芝麻等,后来还用上酸梅酱和柚子,捞起来五颜六色一大盘,叫人垂涎三尺,胃口大增。

现代人老是觉得钱不够用,喜欢边捞边喊“huat ah”(发啊)!“huat ah”是福建人的叫法,是近十年来才兴起的。也许这是中文水平低落的后遗症,吉祥语已经说不出口,只好以简单迎合世俗的词汇来取代。至于传统华人家庭,捞鱼生时还会坚持使用正确的祝福语,如步步高升、鸿运当头、五福临门、大吉大利、万事如意、学业进步、一帆风顺、黄金满地等。

广东竹枝词写道:“冬至鱼生夏至狗,一年佳味几登筵。”叫人意想不到的是“团团站,捞鱼生”的习俗在新加坡发扬光大,在广东的发源地则已经淡化。道地的江门人陈生表示如今的江门已不盛行捞鱼生,主要是担心工业化排水影响了当地生鱼的品质。顺德画家罗耀强一家人请我吃了美妙的鯇鱼餐,让我找回童年的味蕾。言谈间才发觉以美食见称的顺德虽然还在吃鱼生,但都是各自选择自己的配料,自己捞自己吃,不像文革时代吃大锅饭,大家“同捞同煲”。

年年欢乐,欢乐年年

以其他过年的习俗与禁忌来说吧,各籍贯人士都有除夕夜吃团圆饭守岁的风俗。大年初一是个喜气洋洋的日子,见面都说些吉祥话,互相恭贺对方来年身体健康,称心如意。初一这一天,大家都不拿扫帚扫地,否则会倒霉倒上一整年。如果打破了碗碟,必须以“落地开花,富贵荣华”来补运。

广东人将年初二称为“开年”,从这天开始,一切都百无禁忌,可以打扫、洗衣、打骂孩子等。老人家曾经流行过“让我帮你开年”的俚语,也就是“年已经过了,让我好好地教训你”的意思。不过到了今天,只有老一辈的广东人会遵守开年的习俗,年轻一代可能已经不晓得开年这回事。

小时候,正月初二早上开年之前的扫地仪式一概由我负责。扫地前先在地上放两粒柑和一封红包,“意思意思”的将它们扫到门口,然后扫回头捡起来。这么一来,霉气便可以扫出家门,金银财气则留在家里。

年初二的开年饭也称为“开牙”,是新年最丰富的第一顿菜肴,跟除夕夜不相上下。以前,广东人外嫁的女儿初一必须留在夫家招呼客人,初二才可以开开心心地回娘家。父母爱女心切,特意准备丰盛的午餐来迎接女儿,让外嫁女跟家人团圆,一道品尝“家乡菜”。

新加坡地方小,出入方便,一年到头都可以回娘家,不需要等到年初二。虽然回娘家那种忐忑的心情已经不存在,不过开年饭有些好意头的菜式还是有必要的。数十年来,父亲必定特别准备发菜蠔豉、酱炒大虾和清蒸鲳鱼,寓意接下來的日子过得比往年好,发财好市,嘻哈大笑,国家昌盛,年年有余。

我小时候的开年饭,姜葱焖鲤鱼是必备的菜色,象征大吉大利。拜神的鲤鱼活生生的平放在盘子上,用一张润湿的红纸盖着鲤鱼头。说来奇怪,蒙着眼睛的鲤鱼竟然乖乖地躺在那儿,过后成为桌上佳肴。不过在乡下,拜过神后村民都会将鲤鱼放生,有时候鲤鱼还会在鱼塘里转圈圈后才离开。老人家看了特别高兴,说生意(鱼)有回头,来年必定顺顺利利,无虑无忧。

年初三“赤口日”,老人家认为容易招惹口舌是非,因此不去拜年,也不喜欢客人上门。年初四则是个吉日,华人商店多数在这一天开市,分发开工红包给员工,阔气的老板还会请吃一顿开工宴。

新年前腊月廿四是送灶神的日子,称为谢灶。谢灶免不了好吃的食品,让灶神吃得开开心心的,上天庭向玉皇大帝禀报时,多说些好话,以便新的一年玉皇大帝赐福人间。

腊月廿四也是“扫屋”,也就是大扫除的好日子,将过去不好的霉气都扫走,来年顺顺利利。多年前我居住在木板沙厘网隔间的店屋的时候,跟多户人家同在一个屋檐下,大家共用一层楼,扫屋不可能我行我素。灰尘满天飞,会影响到左邻右里,因此必须事先商量,选个黄道吉日,大家一起舞起“骨扫”(用椰叶茎做成的扫把,也称马来扫),作为迎春的前奏。

由于必须配合各家各户,扫屋这一天就未必是腊月廿四了。扫屋时顺便将旧的春联撕去,贴上新的春联,寓意“破旧立新”。楼梯口是“出入平安”,屋子里的春联则用一张红字,写上“迎春接福、心想事成、身强体健、财源广进”,米缸除了“常满”外,也会贴上由“招财进宝”组成的合体字。这些春联都是牛车水骑楼下的“写信佬”的杰作。

扫屋送灶后,我们还会动手炸煎堆、虾饼、油角等新春食品。如今担心三高,煎堆油角都免了,其余的买现成的,年已经少了自己动手的创意。

为了讨个口头上的吉利,广府话中一些不中听的食物名词都被更改过。例如“舌”与“蚀”、“肝”与“干”同音,“丝”乃“输”的谐音,见血也不吉利,因此“猪舌”必须成为“猪俐”、 “猪肝”与“鸡肝”都称为“猪润”与“鸡润”,“丝瓜”称为“胜瓜”、“猪血”称为“猪红”。这么一来除了有“利润”可图外,还可确保“常胜”,赚得“满堂红”。这些民间的创意充分表达了平民百姓对生活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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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泰新镇纪念谁?

文:黎上增                         照片:取自互联网

新加坡传统咖啡店有⼀种饮品的代号是“⾦文泰”。当咖啡店跑台(送茶⽔伙计)⽤闽南语拉长尾音地喊“金-文-泰--”时,我非常好奇端出来的竟然是柠檬茶。我问缘由,得到的答案是柠檬茶(lemon tea)和金文泰(Clementi) 的英语发音相近,而跑台们英语发音不灵光,以其献丑不如藏拙,所以选择以新加坡人熟知的金文泰取代。这是新加坡人的草根创意!

在新加坡,金文泰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以它来命名的地标除了金文泰路,金文泰新镇外,还有金文泰中学,金文泰小学,金文泰体育中心,警署,邮局,公园,民众俱乐部,综合诊所,游乐场,兵营,商业园区,小贩中心,购物中心,还包括金文泰新镇内十七条⼤大⼩小的道路,这比新加坡开埠名人莱佛士还要威风。金文泰究竟是何方神圣?据报道,连他的子孙后代也到新加坡来高调瞻仰以他先人名字命名的新镇。

新加坡英殖民地时期共有两位总督的名字与金文泰有关。

第一位是丝丝·金文泰·史密斯 Cecil Clementi Smith,他在1878年来新担任辅政司(Colonial Secretary),1887年升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在他任内,他以强硬的手段打击私会党著称,又在1889年设立女皇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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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IT OF SIR CECIL CLEMENTI SMITH C.G.M.G., 1887-1893 (Sourc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第二位就是丝丝·金文泰 Cecil Clementi,他也曾在1930到1934年间由香港调任海峡殖民地总督。他不但是丝丝·金文泰·史密斯的表侄,也因为名字与其表伯/叔相似而让人产生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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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IT PAINTING OF GOVERNOR SIR CECIL CLEMENTI K.C.M.G., 1930-1934 (Sourc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那么金文泰新镇纪念的是那一位金文泰总督?互联网页、出版资料以及官方的文宣几乎是一面倒的把这份殊荣给了丝丝·金文泰·史密斯,也就是说史密斯除了丝丝街、史密斯街外,还有一堆以金文泰命名的新镇、街道、商业中心、政府机关来纪念他。在众多的文章中,吴彦鸿在《新加坡街名由来》一书中的《闹双胞的总督-金文泰》篇章中指出“据一般的说法,金文泰路和丝丝街与史密斯街一样,都是纪念第一位金文泰总督。不过,也有人认为它应该是纪念第二位金文泰总督。”

本地文史工作者谢燕燕就在联合早报2016年11月6日新闻版中说到:“英殖民地政府在36年后又派来一位叫丝丝·金文泰的总督(任期从1929年至1934年)。这位姓“金文泰”的总督是“史密斯”的侄儿,金文泰镇和金文泰路相信就是纪念这一位金文泰总督。”

金文泰新镇在1975年开始发展,现有人口九万余人,属于一个中型成熟型组屋区,它因为金文泰路 Clementi Road 是这组屋区的主要公路而取名金文泰新镇。那金文泰路又是如何得名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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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Reformatory Main Gate 劳改所大门

金文泰路在1947年之前因为路上有一间劳改所因而叫 Reformatory Road劳改所路。路名的确不好听。根据 Singapore Free Press 在 1947年8月22日的报道,当时的 Rural Board 曾建议把 Reformatory Road 改名为Clifford Road 以纪念海峡殖民地前总督克里福特 (新加坡红灯码头Clifford Pier 就是纪念他的)。当时的报道对此事热忱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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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22 August 1947 page 5)

Among other items discussed was the renaming of Reformatory Road.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road be called Clifford Road. (Rural Board) Members said that this proposal ought to find favour as the name would perpetuate the memory of Sir Hugh Clifford, a former Governor of Singapore. 《Singapore Free Press, page 5, 22/8/1947. 》

但是,到了十月份,情况有了变化。Singapore Free Press 在10月17日的新闻稿中宣布了 Rural Board 的最终决定是 Clementi Road,行文中看不到之前的热忱,也没有详加注明纪念的是那一位金文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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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17 October 1947, Page 5)

Reformatory Road will be renamed Clementi Road. This decision was made by the Rural Board yesterday following Government’s move in changing the name of the Singapore Reformatory to that of Bukit Timah Home. 《Singapore Free Press, Page 5, 17/10/1947.》

Bukit Timah Home 指的就是当时的劳改所。

由于我找不到 Rural Board 当时的会议记录,新闻稿中也没有一个详细的注释,这金文泰路究竟是纪念那一个金文泰变成了一个大哉问了。既然没有文本作为研究基础,我只好在这里做一个逻辑推断。

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在赴新履职之前是香港总督,由于他工作效率高,处事手法果断,学术造诣非凡,是个中国通,外间对他的评价甚高。1929年,时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克里福特 Hugh Clifford 因病提早退休,金文泰临缺受命,转调新加坡,接替克里福特。

在新加坡期间,由于海峡殖民地权利过于集中,加上又身兼马来联邦最高专员,令金文泰深感工作繁重;时又逢世界经济大萧条,社会问题涌现,让他的工作压力百上加斤。这样拖了四年,在1934年初,金文泰被诊断罹患糖尿病,被劝提早退休,步他的前任的后尘。

1934年7月16日南洋商报有这样一则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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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商报 page 3, 1934年7月16日》

金文泰爵士患糖尿病!

医学专家力劝其勿返马来亚:本年十月将正式退任之海峡殖民地总督。及马来联邦监督金文泰爵士,最近曾致函怡保一友人述及其辞职理由,彼谓:余正患糖尿病,余在一医学专家疗养室曾极力被劝告勿再返马来亚任职。故余不得不接受其劝告。《南洋商报 page 3, 16 July 1934》

金文泰从此便在英国过其退休生活一直到1947年4月5日辞世。他的辞世也适逢 Rural Board 欲更改 Reformatory Road 路名的时候,两者的时机再巧合不过了。所以,我推测当 Rural Board 建议把路名改称 Clifford Road 时,一定遭到上级反对而后只好更改成 Clementi Road 来纪念这个刚辞世的前海峡殖民地总督。再说,克里福特已有红灯码头 Clifford Pier 来纪念他而金文泰则没有。

我把新加坡1867年成为英属直辖殖民地后到1947年丝丝·金文泰辞世期间的十六位总督、代总督列表做个比较。从这个列表,我们不难看出英国人纪念先人的行事风格。他们除了会立碑、立塑像外,也会以被纪念者自己的姓或名来为特定地标如:道路、桥梁,建筑等命名,以表彰他们的功绩。这十六人中,唯独 Charles Mitchell 没有纪念他的地标,原因待考,其余没有一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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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丝·金文泰·史密斯 Cecil Clementi Smith 姓史密斯,金文泰是他的母亲的姓(他的母亲是 Cecilia Clementi, 英国著名音乐家 Muzio Clementi之女),严格的说史密斯的姓名也可以写成 Cecil Smith。故英殖民地政府不太可能会破例以他母亲的姓氏来纪念他。以此推断,金文泰新镇纪念的应该是丝丝·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而不是丝丝·金文泰·史密斯 Cecil Clementi Smith。

后记:

丝丝·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在香港任职的时候,就给自己取了⼀一个非常祥瑞的华文名字——金文泰。他后来转调新加坡时也把这个华文名字给带了过来,这解释了为什么香港、新加坡两地都以同样的华文名字纪念他,例如两地都有金文泰中学,而香港的金文泰中学还曾培养出诺贝尔、菲历兹奖得主。除此之外,香港也有金文泰道,金督驰马径,还有纪念总督夫人的金夫人径或称金夫人驰马径 Lady Clementi’s Ride。

 

参考资料:
  • 《新加坡街名由来》吴彦鸿
  • Toponymics, A Study of Singapore Street Names by Victor R Savage & Brenda Yeoh
  • Singapore Street Directory
  • 《殖民与移民,史密斯、⾦金⽂文泰总督与新加坡华⼈人社团》陈哲维
  • Wikipedia List of Governors of Singapore
  • Infopedia Clementi New Town
  • Singapore Free Press
  • The Straits Times
  • 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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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豹别墅的左邻右里

李国樑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5年12月19日)

依山而建的虎豹别墅原为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兴建的花园,日战时期被日军充作海上防卫肖站,修复后成为名噪一时的旅游胜地。

虎豹别墅通过栩栩如生的雕塑,将丰富的民间故事呈现在眼前。十殿阎罗的地狱场景警世意味格外鮮明,在教育不普遍的年代,巧妙地传达了华人的传统价值观。

虎豹别墅这么好玩又免付费,难怪许多家庭都扶老携幼,佳节游园,累积了数代老少温馨的记忆。虎豹别墅的左邻右里同样多姿多彩,深具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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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虎豹别墅街坊黄延达(左),民俗收藏家陈来华(中)游园。2015)

虎豹别墅的左邻

老街坊黄延达是虎豹别墅的左邻,在这块背山面海的福地成长。二战后父亲和大伯以800元合资买下他居住的木屋,上世纪70年代末屋子被祝融吞噬后,才搬到武吉巴督的组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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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豹别墅旁的地形。图片根据1969年新加坡街道图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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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坊的吃风厝。照片提供:黄延达)

那个年代的虎豹别墅前晚风伴斜阳,白浪逐沙滩,坐在绵长的海边吃马来沙爹,有说不出的浪漫快活。

沙滩的地势低,涨潮时海水将沙地覆盖过。每逢八月十五,潮水还会涌上陆地,路面变成汪洋,成为中秋佳节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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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豹别墅前的沙滩。NAS 1950s)

虎豹别墅旁的地铁站出口处曾经是“妈祖宫与祖师公宫联合庙”的所在地,供奉圣母娘娘和丹道始祖二尊真人,二尊指的是撰写《参同契》和《悟真篇》的两位道长。

跟本地许多华人庙宇一样,每年的三月廿三妈祖诞和八月初十祖师纪念日,沙滩上都会搭起戏台演酬神戏,答谢神灵庇佑,祈求合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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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车旁的联合庙。图片来源:NAS 1950s)

浪尖逐梦的咖啡店

老街坊对联合庙附近那两层楼的“琼泉兴咖啡店”记忆良深。琼泉兴汇集了三教九流,既是街坊的情感联络站,火灾后发放捐款的救济站,各路人马的“交通站”(情报站),也是偷渡客的落脚站。

在《浪尖逐梦》这份前马共领袖余柱业的口述历史档案中,余柱业提起从廖内偷渡回新的经历,第一次的心情格外紧张,以后则习以为常。他在“旧Pasir Panjang那边上岸,靠近虎豹别墅旁门,靠近海边有一个咖啡店,经常都有一些这样的来往者。”

《浪尖逐梦》所提及的咖啡店,就是琼泉兴。

名流故居

琼泉兴二楼住着一位名叫殷碧霞的华族妇人,街坊尊称她为先师嫲。先师嫲口操流利的英语和闽南话,家里挂着基督的肖像。上世纪60年代搬来后,由黄延达的母亲为她打理三餐。黄女士擅长家乡菜,先师嫲吃得开心,体质日渐改善,发薪时经常额外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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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时任总理李光耀先生到巴西班让访问,村民夹道欢迎。NAS 1963)

先师嫲来头不小,她是本地先贤林文庆医生续弦,儿子林炳汉是赫赫有名的赛车手,常驾着跑车来探望老人家。村民中有不少赛车迷,轻易的跟名人打成一片。

先师嫲的女儿熟知西欧游客寻幽探胜、尽享异族风情的口味,在琼泉兴旁所经营的狮子城夜总会,以“马来西亚本土色彩的舞池与冷气餐厅”为卖点。

1964年夜总会开幕时,邀请新加坡旅游协会的事务主任剪彩。事务主任说“新加坡是个游客的天堂,只是缺少热带风情的消闲场所,狮子城夜总会正好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如果不是因为特殊的社会地位,真难想象夜总会开幕都可以由官方剪彩并且上报。

巴西班让也吸引过其他社会名流前来落户。19世纪的章芳林是这里的产业大亨,我们曾经在附近挖掘出章芳林家族遗留下来的界石,捐献给文物局。20世纪中叶,还有其他名人如上海书局的创办人陈岳书入住。

我向陈老先生的后人陈蒙志先生提起此事。陈蒙志表示和平后,父亲带着他们一家人从印尼回来,在海边的浮脚屋度过了他的童年。他风趣地说屋子就建在水面上,从木板缝隙间往下望,小鱼儿在脚下游来游去,感觉非常新奇,因此记忆格外深刻。

右里的日战遗迹

如果虎豹别墅的左邻是个人文之地,它的右里则是一段血的记忆。

新加坡沦陷前,街坊看到一群形容疲惫,衣衫不整,还带着斑斑血迹的澳洲军沿着巴西班让路走向市区,大家都心里有数。

巴西班让除了是进入市区的最后一道防线外,也面对海战的威胁,因此英军曾在虎豹别墅前的海滩上兴建碉堡。1967年在沙滩上兴建一个供渔民使用的小平台时,建筑公司面对着这个弹痕累累的日战遗物显得不知所措,只好派员工“驻守”了一段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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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豹别墅前的沙滩上,曾经有一尊日战碉堡。图片来源:NLB 1950s)

我们对比了旧地图后,在巴西班让路边的草地上找到一小片洋灰地,两旁的大树根都绕道而过,可见有些异物埋在地底。老街坊相当肯定地底下就是儿时戏耍的碉堡残骸。

沿着巴西班让路,距离虎豹别墅不远处的第二科学园路口有另一尊碉堡,可能是马来军团在最后保卫战时所使用的。发完最后一颗子弹后,敌对双方进行惨烈的白刃战,鲜血染红了鸦片山。日军在巴西班让战役伤亡惨重,恼羞成恨,冲进亚历山大医院肆意杀戮,超过200名医疗人士与伤兵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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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科学园入口处的英军碉堡)

箱运码头

同样是1967年,国家发展部长动议将巴西班让发展为箱运码头。由于大规模的填土将严重打击渔民的生计,时任总理李光耀亲自向村民晓以大义:这个海面好比小面包,只能养活一个小渔村;如果发展成海港,可以养活全新加坡人。

十年后,巴西班让沙滩被西海岸公路和批发中心覆盖过。箱运码头随着新加坡的经济腾飞,迅速发展成为顶尖的海港。

原来的讨海人家放弃了捕鱼生涯,而李光耀并没有令他们失望,兑现了“全民共享大面包”的承诺。

如今回想起这段往事,岁月就像虎豹别墅斑驳的雕塑,老街坊清晰的经历都成了昔日风采。花开花落中,一代人会延续着前人的故事,继续谱写新篇章。不过,我们都希望会是些美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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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生界止 – 章芳琳

刘家明
《早报 – 言论》 11 May 2013

被大坡新桥、桥南、北干拿和必麒麟上段四条大街所围成的“芳林公园”是我国许多人的集体记忆之一。那个后台呈半圆形的露天舞台,细草如茵的大草场,儿童游乐设施,都是我们儿时的最爱。小时候住在“山芭”的我们要到芳林公园可是件大事,我们要提前吃晚饭,然后乘搭“福利”巴士车到“山仔顶”(现在的朱烈街Chulia Street 附近),再步行到公园。大人们席地而坐,小猢狲们就肆无忌惮地到处嬉笑玩闹。我们最爱捡起大片的干枯棕榈叶在草地上“扫地”,用“悉悉索索”的噪声打断情侣的“窃窃私语”(罪过!),总要到精疲力歇才兴尽列队搭车回家。

一晃五十多年,曾几何时,芳林公园已成了“演说角落”的代名词。记得今年二月初在欧洲时,我每晚都看CNN,十多天里唯一提到新加坡的新闻竟是芳林公园的反“人口白皮书”的聚会,想不到芳林公园居然就这样上了国际新闻网。芳林公园取名自章芳琳。章芳琳,通称芳林,1825年生于新加坡,1876年独资捐款在市中心建立公园,也就是现在的芳林公园;他同时也负责日后两个管理公园的园丁的费用,算起来公园至今已有137年的历史了。

章芳琳的父亲章三潮经营的是烟酒生意,章芳琳继承了父业以及大笔财富,以“苑生”为商号。章芳琳为人豪爽,不拘小节,乐善好施,行善不落人后。他为华社在合乐路兴建“玉皇殿”,捐建学堂,如女修道院学校,章苑生英文学堂,章壬宪学堂等。他也为渔夫和摊贩建了一个“芳琳市场”,后因经营失败结束营业,他也没向摊贩和渔夫追讨贷款。章芳琳还组织消防队,捐巨款给新加坡义勇军炮兵队,他的慈善事业甚至远及越南。由于他积极参与公共建设和担任了多年保良局的委员,所以被海峡殖民政府封为太平局绅,此外,他还得到法国政府因他在西贡的慈善贡献而颁发的勋章。过去新加坡用章氏及其后人命名的地标、街道、建筑等非常的多,但有一些已被改名(如驳船码头),很多也都因城市规划而消失了。目前除了芳林公园,就只有章芳林坊而已。

如果大家现在上网谷歌地图街道,还可以看到在南波那维斯达路“无骨鸭饭店”的左侧对面马路边,斜插着一个上面刻着“苑生界止”的石碑;在这石碑的右侧对面马路边的小丘上,也平躺了一块刻有“苑生(全记)界止”的断碑。“全记”是章芳琳儿子章壬全的“商号”,“界止(址)”是当时用以标明产业范围的标志,那难道这里也是章氏的产业吗?至少从一点可见端倪:根据海峡报章的报道,1872年5月21日,章芳琳的弟弟上法庭控告哥哥伪造遗嘱夺家产败诉,章芳琳在巴西班让大排宴席和“开演华人地方戏”庆祝。另外还有一点,章氏经营的“烟”业, 可不是“万宝路”(Marlboro)或 “登喜路”(Dunhill)香烟,而是鸦片烟!当然在当时买卖鸦片是有执照,正当合法的。这两个“界止”的所在地就是在著名的“鸦片山”(Bukit Chandu)的附近,鸦片山也是因为当时山上那间全东南亚最大的鸦片提炼工厂而得名,所以那儿有章氏的产业也就不稀奇了。

除了在本地和越南,章芳琳也常捐巨款给满清朝廷,他不但自己赈捐救济灾民,同时也带动和鼓励各商贾大量捐款。所捐的款项究竟有多少真的到了灾民手中,又多少入了清廷官吏的口袋就不得而知了。当时捐款也就等于捐官,根据《星马华族史论集》的统计,章芳琳就为自己与家人和亲友捐了不少过30多个“官位”。1892年,章芳琳病逝,以“一品衔顶戴”入殓,葬于武吉布朗咖啡山。目前初步统计,章氏家族一共有30人都葬在咖啡山。

也许就是因为章家经营鸦片致富的这个有争议性的背景,所以章芳琳的慈善事迹以及好人好事一向来都比较少人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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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怀旧篇‧走进老街看小坡(文章转载)

《印尼星洲日报》2013-01-31
文/图:红方

路过小坡,於我倍增亲切感和温馨,甚至时而驻足呆望几条都隱藏多少具有歷史和文化的老街陋巷都被翻新重建而失去了昔日的光采,总是带著几分伤感,嘆息物换星移之变化,以致故人旧事一涌而至脑际不休…故至今难以忘怀。尤其是美芝律(海墘路)对面的分叉直通大马路的连城街(原是富豪次子佘连城而命名),印象颇为深刻,因是我少时经常出入的地方,而那街此巷都有海南人的“咕哩间(公司房)”皆为海南人之维生寻活棲息地。因我早期“免费投资”拥有IC绿卡,长居於此而引以为“荣”。

新加坡小坡美芝律通往大马路横街的连城街:楼下过去的咖啡店、餐馆酒吧,现改为家庭用品店,而楼上是海南人的“咕哩间(公司房)”(是笔者住过的成顺行船馆)。(图:印尼星洲日报)

新加坡小坡美芝律通往大马路横街的连城街:楼下过去的咖啡店、餐馆酒吧,现改为家庭用品店,而楼上是海南人的“咕哩间(公司房)”(是笔者住过的成顺行船馆)。(图:印尼星洲日报)

那时候,住在这些地方都很方便,对面就是美芝律“马打厝﹝警察局)”所以治安良好,“三牲仔(私会党徒)”哪敢在太岁头上动“武”或在这一带出没。而且两间戏院相连的“新娱乐”和“曼务罗”可惜皆被拆平重建成为“邵氏大厦(商场另设太子、翡翠戏院)以及海南街口和美芝律背后近海一带昔日称为”海南公司”(船员上下的渡头),尚有那些港湾里千帆百桅的岛际小轮船都巳消失或迁往红灯码头防波堤內海上。令人失去杯旧的空间大失所望,而且面对ˉ一切旧街新景,既使老屋仍然健在;但有些呈现“人去楼空景依旧”之惨状,不禁感慨万千,徒嘆奈何,此言向谁说?

尤为甚者,我少时常到连城街隔街陈桂兰巷早市买菜的临时巴杀,如今也巳消声匿跡不知迁往何处,甚至只留下一行列的商店住户和七层楼老旅馆,而同街对面的建筑包括落成林茶楼也被拆平化为公共花园,拜“除旧立新”城市建设的发展之赐,如今演变成为夜间灯火辉煌的世界之“消金窝”(走廊酒吧歌厅),甚至延续至美芝律一带走廊,专为老外游客尤其是海员而设,更可怜的是对面街的百年歷史也曾被日军飞机轰炸过的铁架构成的“铁巴杀”,与二十间、碗店口老杂货店屋以及峇厘巷口、梧槽海边一带专售印尼土產的老店厝皆己被拆除重建,而一跃成为连接加东的“东海岸高速公路大桥”,以及平地升起的雄伟壮观之“黄金大商厦”,幸好由莱佛士花五千元交东印度公司所建的百年高龄的苏丹回教堂乃屹立不动,以及其周围如阿拉伯街工艺品、宝石店尚暂被政府格外“开恩”而保持原状,由於地契期限99年,迟早逾期老店屋都会轮到遭受“无妄之灾”哪能逃得了?

至於小坡战前与大坡牛车水最热闹夜市分庭抗礼的“白沙浮(武夷士街)夜市”因以物价低廉及餐饮业繁盛为闻名,加上入夜有许多“阿官”(阴阳人)出现街头,故吸引不少老外游客蜂涌而至此“猎奇”。如今此情此景早巳走入歷史,而演变成为白沙浮厂场(Bugis Juction)和地铁站,为小坡追回昔日光采!

堪值一提的是大马路具有歷史意义的几间老戏院:如原名中国戏院;日治时期被日军改为“兴亚”的光华和战前中华公学原址关闭后改为奥迪安戏院;尚有鉆石、同乐、首都等戏院,甚至曾於一世战德国战败被政府没收拍卖的150年歷史之德国神农药房也皆隨之荡然无存了,人们真不明白,他们老是拿像传家宝的古代建筑开刀、而不让人怀旧珍惜。只有战前最高而居高临下的陆运涛所建之国泰大厦(日治时期改名大东亚戏院)、曾成为日治时期日军司令部大本营,如今巳披上新装赶上时尚了。

再说新加坡往昔最出名的结霜廊(结霜厂而得名)的贼货市场;今为Sungei Road(港墘街),但己化整为零分散到梧槽中心公园里摆摊,而专售旧货的当票、钟表、收音机、钢笔、军鞋、旧钱幣等,如今巳被克拉码头夜市中心所取代称为旧货市场,而且规模较大但只限於礼拜天开业。只有餐饮业酒吧照常招徠顾客。

至於战前所遗留下来的三大游乐场:日治时期曾为英军俘虏营的快乐世界、尚有那时仍旧开放营业的新世界以及现在改为世界城的曾为日军营房的大世界也都被时代所淘汰了。

如今在新加坡,所有的百年高龄老街或老店屋,经过时代之修饰刷新后,老街景致尚存,但面貌巳换然一新,导至老街当年的魅力巳一去不返,老街的歷史也消失在时代的洪流中,真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步入暮年,总会对昔日住过的地方產生感情的持续,而掀起寻根忆旧情怀,虽则“寻根需趁有根时”,但我毕竟是个过客,哪能像本地人那样闲情逸致地、澈底追根寻源把一串串隱藏在时光坠道的陈年往事,毫无保留地神奇地掏出画面,这是我一生最感觉遗憾不过的;可是,歷史回眸,沧桑如烟消失,如果时光能倒流该多好,我愿再次投入小坡的怀抱重续前缘过著少时流浪的生活,这是我对留住记忆之往昔的石叻坡(新加坡旧称)、念念不忘的热衷与感受!小坡故事多,要说也说不完!我是会再去跟她敘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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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是很久以前的记忆(46)

大坡大马路(桥南路,South Bridge Road)曾经是金铺一条街,遍地是黄金。看看1948年的桥南路,自可一目了然。

1948年的大坡大马路,金铺林立

1948年的大坡大马路,金铺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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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咖啡店

李国樑

在水仙门度过了童年的少年的19个春秋岁月,我的家在骑楼上,楼下是个好地方,50米外有两家咖啡店,一家叫芳园,是琼籍人士开的,镶着金牙穿着汗衫睡裤的肥老板掌管铺面,坐在门口柜台后面,中气十足,跟算钱的伙计一唱一和。

肥老板也负责一整个的面包和糕点的门市生意,收钱后用回那双沾满铜臭味的双手拿面包切面包,我们就这样吃着面包长大,肥老板就这样衰老。祖母爱喝咖啡乌,我就提着咖啡唛(容器)走到咖啡店后面的厨房,跟头手买了一毛钱苦咖啡,回家自己加糖,够我们两人喝了。后来芳园在竞争压力下求变,租了五分一的店面给海南鸡饭摊,黄澄澄带油的海南鸡飘出诱人的芬香,也带旺了传统咖啡店。

另外一家叫大华的咖啡店刚好就在新加坡河边,大华肉挫面和郑金泉潮州卤鸭是两大亮点,午餐时间人头涌涌。大华的老板本是琼州人,但因赌马而倾家荡产,将咖啡店卖了给人,新老板是琼州人还是后来取代海南人咖啡店的福州人就不得而知了,但至少我们还记得大华是唯一的一间让街坊借电话的商店,在那个电话号码还是五位数,电话还不普遍的年代打造了一丝丝的人情味。

大华茶室著名的郑金泉潮州卤鸭和旁边的大华肉挫面。NAS c.1970s

大华茶室著名的郑金泉潮州卤鸭和旁边的大华肉挫面。NAS c.1970s

至于郑金泉潮州卤鸭,父亲记得当年他还在附近印刷馆当学徒,跟几位师傅一起用餐,卤鸭是贵货,他们吃不起,有时卤鸭摊的老板还会斩几块免费鸭肉给他们加料。今天的大华肉挫面还闹双胞,叔侄俩为了大华的金字招牌甚至对簿公堂。

咖啡店是中下层人民工余会友的地方,下班后跟一班老朋友围在一起,海阔天空,咖啡结家宝锚标黑狗啤,互相交换情报,从天下风云到东家长西家短,已经不是阿嫂的专利。坐落一个黄昏后,咖啡店也打烊了。咖啡店没有特别营造的灯光,也没有怀旧的音乐,有的是呀呀的吊扇声,但对普罗大众来说却具备了悠闲的格调,吃喝是形式,联谊是内涵,拍拖都可以拍到咖啡店里头去,是个典型的情感联络站。

传统咖啡店多数使用大理石圆桌和花梨木椅子,香浓的咖啡是自家烘焙的咖啡籽泡出来的,类似私房菜那般,家家的口味都不一样,各花入各眼。

在面对过江龙如Starbuck,Coffee Bean等深受年轻人欢迎的美式咖啡屋的竞争下,传统咖啡店必须求变才能生存,最基本的策略就是从新包装,以复古作为装潢,贩卖怀旧感,然后以本地式冲泡的咖啡和茶、烤面包、独门秘方的咖椰醬和半生熟鸡蛋来应战。亚坤和Killiney咖啡店就是传统咖啡店出身,随着时代潮流演变出来的佼佼者。

1690年左右咖啡已经由荷兰人传入爪哇栽种,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咖啡传入新加坡,成为日常饮料。今天因为开路而生人抢死地,引起注意的Bukit Brown,中文咖啡山,就是英国人Mr Brown在19世纪买下来种植咖啡的地方。

20世纪初,经营咖啡店和鸡饭店是新加坡海南人独特的传统行业。1985年12月琼州咖啡茶业前辈吴可仕先生接受《联合晚报》记者韩山元的访问,他说打从1931年就租下陈桂兰街2号楼下的店面开了“怡和”咖啡店,当时美芝路(Beach Road)及海南一街、二街、三街(Middle Road, Purvis Street, Seah Street)是海南人的集居地,已经有不少琼籍同乡经营的咖啡店和咖啡摊了。

1930年代是琼籍人士开咖啡店的高潮。那时发生全球性经济大萧条,胶锡价格暴跌,新马的经济蒙受严重的打击。日本人在小坡经营的商店陆续顶让给本地华人,接手的多半是海南商人。由于咖啡店的开业资本不高,海南人在这行业占尽优势。

二战后咖啡店业起了变化,有些琼州人士觉得新加坡不是久留之地,把自己的生意结束后,返回中国,店铺由福州人接手。据1949年的统计,全新加坡共有1400家领取政府营业执照的咖啡店,至于三大游艺场(新世界,大世界,快乐世界)中的茶座,街边及后巷的咖啡茶档,估计也有上千个。以咖啡店而言,福州人开设的有664家、琼州人开设的有467家,印籍人开设的约200家,马来人的则有20多家。

喝传统咖啡少不了陶瓷制作的咖啡杯和咖啡碟子,从前商家还通过咖啡杯来打广告,喝咖啡吃早餐之余,还获得新产品的信息。咖啡碟子是用来吃半生熟鸡蛋用的,以黑酱油和胡椒粉来调味,吃过鸡蛋后,把咖啡倒在吃完生熟蛋的瓷碟中,一来容易散热,二来连鸡蛋的残渍都不错过,鸡蛋的余香和咖啡一起喝进肚子里。销魂!

大厨帽子三百褶,鸡蛋吃法三百种,煮生熟蛋可考功夫呢!水量热量时间都得控制得恰恰好,过生过熟的鸡蛋都缺乏润滑性。与生熟蛋以不同形式出现的是荷包蛋,蛋黄五分生,蛋白八分熟,口感特佳。

至于那杯传统早餐少不了的香浓咖啡,北方人喝咖啡,广东人不喝却‘饮’咖啡,潮州福建海南人不喝不饮却‘吃’咖啡。不论是喝是饮是吃,目的都是一样,让那杯咖啡流入胃里,齿颊留芳。

咖啡杯中有一款是以大红花图案来装饰的。大红花也叫木槿花(Hibiscus),是马来西亚的国花,但在马来亚(1963年新马合并后才易名马来西亚)的年代,新马人民互相往来,大红花的咖啡杯在新马共用,沿用至今,咖啡杯所保留的正是新马一家的历史。

此外,新加坡华人咖啡摊,还反映了融合各种语言的民间创意。比如:

-咖啡加奶:Kopi
-咖啡加糖: Kopi-O(O就是乌,福建话)
-浓咖啡加糖:Kopi-O-Gao(Gao就是厚,福建话)
-咖啡加少量的糖: Kopi-O-Xiu-Dai(Xiu-Dai就是少糖,福州话)
-咖啡加淡奶:Kopi-C(C就是Carnation Milk,老字号“三花淡奶”)
-咖啡不要奶和糖:Kopi-O-Kosong(Kosong就是什么都没有,马来话)
-近来还在小贩中心看到由cappuccino转型的Kopicino,咖啡加热奶。

在本地喝传统咖啡竟然有那个多花样,请问你会不会“buay tahan”?(马来话: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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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海合併双贏‧商务迁址留苏丹街(文章转载)

《马·光明日报》2013年7月7日
文:梁盈秀

因为苏丹街的捷运发展计划,而导致商务印书馆被逼搬迁;因为上海书局负责人年事已高,而被逼要把上海书局结业;这两家同样位於吉隆坡苏丹街的老书店,就因为这样巧妙的缘份而合併,原本两家书店都位於同一条街上。距离也只有几步之遥,如今更合二为一,令广大书迷放下心头大石。

商务上海书局合併后正式开幕当天,公务繁忙的香港商务印书馆董事总经理兼总编辑陆国燊博士,特地从香港飞过来马来西亚,为商务上海书局主持开幕典礼。

商务印书馆原址让位给发展,上海书局无人接手而被逼结业,两家老书店一拍即合,合併成商务上海书局,缔造双贏局面。照片来源:马·光明日报

商务印书馆原址让位给发展,上海书局无人接手而被逼结业,两家老书店一拍即合,合併成商务上海书局,缔造双贏局面。照片来源:马·光明日报

陆博士爱书如命,却不是一个书呆子,出生长大於香港,1971年远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尔后曾到日本短居后再回美国,离开香港20年后,终於在1991年回流香港,在这数十年的光阴中,陆博士没有虚掷青春,但要把他的过去功绩都写出来,恐怕得写成数十篇的系列访问了。

专访陆国燊博士,是临时做的决定,在开幕典礼结束后,把握机会问他能否在隔天接受访问,谁知他回答隔天就要离开吉隆坡返回香港,但却笑著说:“我等下有一个访问,那个访问结束后,直接让你专访好吗?”不需秘书的提醒,清楚自己行程的大忙人,陆国燊算是少有的一个。

陆国燊获奖学金入读哈佛

在极短的时间內翻阅陆国燊的资料,才知道这名文化出版界的老大来头不小:中六时以自修生身份考上香港大学新亚书院,想修读歷史系,但面试时发现歷史系已经满额,而转修非首选的英文系,翌年即转回歷史系,直到毕业后获得每年只选2人的雅礼奖学金,远赴美国哈佛大学,选修4个学术范围:近代中国、近代日本、国际关係和英国史,用一年的时间读了四五百本书,取得B+的成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锁定清末的中日关係研究,尔后申请资助到日本搜集资料,在日本居住一年多,学会了日语。

“那时候在日本,因为钱都花光了,所以一定要回哈佛继续唸书,那个时代哪有互联网这个东西,哪有可能用电脑打出关键字就有一堆的资料任君选择,那时候找资料很辛苦,而且复印费很贵,我要回美国的时候,买了一个大大的行李袋,揹著这些得来不易的资料,整个人很紧张,因为万一出甚么状况,我就要跟这些珍贵的资料同归於尽了!”

取得博士学位后,他曾经想过要回香港从事教职工作,但因面对许多不確定的因素,他选择到美国研究图书馆工作兼在出了不少诺贝尔得奖者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教书,却因为不愿意成为传统学院派,他干脆离开教职,一头栽进他从来不熟悉的银行业,整整11年每天埋头於数字游戏之中,但在银行的日子,並没有磨掉他对书本的热爱,反而看书的范围更加广泛了。

难融入同事圈子
弃商从文

“1989年,因为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很多人都很担心而要离开香港,我的兄弟姐妹也有这样的打算,只是家里的老人家说甚么也不肯走,捨不得香港老家嘛!我当时已经准备回港,接受了日本银行的邀请加入大力亚洲事务,当时我想,我走了20年,兄弟姐妹就代我尽孝了20年,现在他们想离开,也该轮到我来尽孝了。”

就这样,陆国燊博士回到香港,但在银行的工作並不愉快,人事上的调动让他根本无法融入日本同事的圈子,在银行事业上遇到了瓶颈;恰巧他的老友,即当时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万雄博士力邀他加入商务担任副总经理一职,陆国燊因已厌倦了银行工作,就毅然弃商转文,开始了他文化出版事业的生涯。

电子书趋势
传统书店难生存

网络世界蓬勃以后,不同的行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於书局来说,这也是这个时代他们最需要面对的挑战。

陆国燊则表示,不同的书种会面对不同程度的衝击,尤其是专业的工具书,他举例:“英国出版法律书籍的出版社只有3家,而这些书籍的来源主要是国会议案、法官判词和著名律师或法官的言论等等,一年只出版约20本书。一开始我还以为律师都很注重形象,就如我们常见的带著一大堆书上庭,但原来这一套在这几年已不流行了,大家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取得资料,就算要购买,也会购买电子书了。”

这一种趋向,在七八年前就开始了,而主要受衝击的包括法律、医药等专业书籍,而这些都是传统书店无法去竞爭的,毕竟浩瀚的互联网世界可广纳百川,存在著无限可能,是传统书籍无法做到了。

买医药电子书附送手术实录

“购买医药的电子书,甚至能够附送手术实录,只要上网键入密码,就能够看到英国手术室里正在做的手术,这是传统书籍所做不到的;但不是每一种书籍都適合用电子书来看,尤其是中文书,首先是因为盗版猖獗,因此极少出版社会把中文书放到网站卖,因为根本收不到钱,所以在电子书的世界,中文书籍都是一些过期的旧书,另外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软件应用条件,没有一个统一的软件可以同时看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中文书,这无形中也保护了传统书店。”

他笑言,曾经有一段时间,有数十家公司办起电子书,却因没有统一的阅读软件,不到一年的时间,大多数公司都不再提起电子书这回事。

但他强调,电子书趋势在未来肯定会在出版业佔一席位,从2011年开始,电子书佔一间书局8%的总收入、2012年则佔了15%,他估计2013年,电子书將佔书店总收入的25%。

诚品进军香港打对台
不受影响

2012年,台湾诚品书店登录香港,总店设立在商务印书馆港岛区旗舰店对面,总面积超过4万平方尺,名副其实的打对台,关於这点,陆国燊一点都不曾担心,耸耸肩淡然的说:“一开始就不怕竞爭,如今诚品在香港开业超过半年,对商务印书馆並没有造成很大的困扰啊!”

各做各的
百花齐放

话虽如此,当诚品於2012年8月正式在香港铜锣湾营业之前,香港商务印书馆为了庆祝成立115週年,同时也为了给读者提供更优质的文化服务,商务印书局港岛区旗舰店铜锣湾图书中心进行了全面的扩充,於7月31日才以焕然一新的形象重新开业。

对此,陆国燊笑言:“真的影响不大,当然我们也要做一些对策,我说的就只是打对台的旗舰店,我们把原本的教科书区搬到对面其中一层,那一边就完全只卖教科书和文具,而旗舰店的楼层扩充到4层,各层设有不同的主题馆,如新书区、人文馆、外文馆、时尚生活馆及Blooming Club儿童书专区等等。”

对陆国燊来说,诚品做书本生意是走生活式(Lifestyle),但商务做书本生意就是要卖书,找人才认真地在全世界採购书本,要快也要便宜,人人负担得起,就人人都会爱上看书,诚品的到来,只会让商务印书馆更加努力的去做得更好。

诚品在香港依然只卖台湾书,而商务印书馆的台湾书籍只有30%,即使诚品进军香港,也不会导致整个商务印书局受到很大的影响,他总结说了一句:“大家各有各做,让文化书业百花齐放不是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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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是很久以前的记忆(42)

衔接新马的铁路穿梭着百年记忆。1903年登路(Tank Road)-兀兰(Woodlands)铁路通车,1923年长堤落成,铁路衔接登路与槟城,开创新马交通新纪元。

2011年6月30日晚,最后一趟火车开入丹戎百葛火车站,标志着新马关系走向新的里程碑。

2011年7月10日,我们走了一趟火车轨道。

2011年7月10日,我们走了一趟火车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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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缅甸寺庙:玉佛寺Maha Sasana Ramsi Burmese Buddhist Temple

李国樑

“缅”表示遥远,“甸”是郊外地方,以古文演绎,“缅甸”是“遥远的郊外”。今天的缅甸是亚细安成员国中的一员,加上现任总统登盛与翁山淑枝合作,走向民主改革开放的道路,相信假以时日,会是继越南之后,另一个充满商机的亚细安国家。

虽然Burma易名Myanmar,由于Burmese是全国最大的族群(三分之二),我那几位当工程师,勤劳优秀的缅甸同事还是称他们自己为Burmese而非Myanmese,他们甚至说根本没有Myanmese 这个字眼。至于他们的的名字(严格说起来缅甸人是有名无姓)如Swar Tun,Min Tun,Aung Tun,Yar Tun等,都以Tun相称。Tun是成功的意思。

在新加坡,相信早在20世纪初已经有一个“小缅甸”,缅甸人的玉佛寺建于1921年,如果当时没有足够的缅甸侨民,又怎么会出资建寺呢?此外,由花拉公园(Farrer Park)、汤申路(Thomson Road)与马里士他路(Balastier Road)组成的社区,有许多以缅甸地方命名的街道,彷佛是一个“小缅甸”。最著名的主要公路摩绵路/摩绵坡(Moulmein Road,Moulmein Rise)出自毛淡棉(Mawlamyine),是缅甸南部大港,英殖民地时代的首都;因不卖前港督曾荫权的账而驰名的黄亚细肉骨茶位于仰光路(Rangoon Road,和平之城),仰光是缅甸的前首都(1948-2005,2005年首都迁至内比都Nay Pyi Taw),也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与文化中心(Yangon,Rangoon)。

对新加坡人来说,曾经以“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打招牌的“虎标万金油”是大家熟悉的新加坡老字号。靠虎标万金油起家的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发迹后,还在Pasir Panjang 建了一座对外开放的虎豹别墅。在1930年代至1970年代间,虎豹别墅是新加坡著名的旅游胜地,是两代人的共同记忆。不过,知道虎豹兄弟来自缅甸的人应该不太多。如果当年不是已经有可观的缅甸侨民在新加坡定居,虎豹兄弟也许不会在1926年将他们的永安堂(虎标万金油)和制药厂从缅甸的首府仰光迁移到新加坡来。

大人路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旁的缅甸玉佛寺在现代建筑的基础上体现了缅甸传统建筑风格之美,玉佛寺的天花板和柱子上的花饰是缅甸艺术的另一种体现;寺内二楼的栏杆来头也不小,据说栏杆的样式是仿照缅甸文化古城曼德勒的皇宫建造的。此外,缅甸境内的佛寺建筑多数是平房,新加坡的玉佛寺则有四层楼高;在缅甸境外的佛寺几乎都是由其他建筑物改建而成,玉佛寺则是一砖一瓦从零开始,是缅甸境外最雄伟的缅甸寺庙。提起玉佛寺,新加坡的缅甸社群会感到自豪。

缅甸玉佛寺在现代建筑的基础上体现了缅甸传统建筑风格之美

缅甸玉佛寺在现代建筑的基础上体现了缅甸传统建筑风格之美

据说玉佛寺内二楼的栏杆的样式是仿照缅甸文化古城曼德勒的皇宫建造的,2012

据说玉佛寺内二楼的栏杆的样式是仿照缅甸文化古城曼德勒的皇宫建造的,2012

缅甸人几乎都是佛教徒,佛寺是他们的生活重心,宗教已经融入他们的生活当中。佛寺不仅是他们的精神殿堂,也是社群的核心。玉佛寺是本地唯一的缅甸佛寺,很自然的便成了本地缅甸人的宗教及社群活动中心。每年的缅历新年(泼水节),都有好多缅甸人到玉佛寺来,在佛寺里以传统方式迎接新年,品尝佛寺为他们准备的家乡菜。身在异乡解乡愁,玉佛寺便成了这些异乡人心情的停泊站。

佛寺是缅甸人的精神殿堂。2012

佛寺是缅甸人的精神殿堂。2012

跟缅甸同事谈起在Balastier的玉佛寺,他们一脸茫然。驾车在PIE路过,彼此指着隔着大水沟的玉佛寺,我们才一块儿恍然大悟。他们解释说缅甸人一般都认为玉佛寺在大巴窑,却不知道Balastier只是咫尺天涯。对他们来说,到玉佛寺去最简便的方式是乘地铁到大巴窑站,然后经大巴窑公园,再过行人天桥就到了,所以就顺理成章的“大巴窑玉佛寺”了。

根据维基的资料,早在1875年,缅甸人U Thar Hnin (又名 Tang Sooay Chin)已经在17 Kinta Road (off Serangoon Road)设立缅甸佛教寺庙。1878年,他将原址捐献给缅甸医师U Kyaw Gaung。在缅甸语中,U是一个尊称,有“先生”或“叔叔”的含义。

医师U Kyaw Gaung (又名 Khoo Teogou)来自曼德勒(Mandalay),是缅甸的文化与佛学中心。医师的宏愿是将缅甸的上座部佛教(Theravāda Buddhists)介绍给新加坡。

1907年,医师成为寺庙的委托人,他一直希望在庙中供奉一尊在缅甸常见的大佛像,后来他终于看上曼德勒以北约50公里的实概山(Sagyin Hill)的白色大理石,1918年在曼德勒完成雕刻后,在“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资助下,经过2500公里的陆路和水路,终于在1921年运抵新加坡落户,并于1925年安装在Kinta Road的缅甸佛寺,开放给信徒参拜。这尊高约3米,重10吨的佛像据说是缅甸境外佛寺最大的坐佛。

在 Kinta Road 年代的缅甸大理石坐佛。NAS 1960s

在 Kinta Road 年代的缅甸大理石坐佛。NAS 1960s

1981年,Kinta Road的缅甸佛教寺庙被URA征用,医师U Kyaw Gaung的后人接受政府的献议,1988年将玉佛寺搬迁到大人路现址,1991年正式开幕。

高约3米,重10吨的佛像据说是缅甸境外佛寺最大的坐佛。2012

高约3米,重10吨的佛像据说是缅甸境外佛寺最大的坐佛。2012

关于上座部佛教,我们都知道佛教起源于印度,后来向外传播,分成两大派系:北传佛教(大乘佛教)经过中亚转到中国及西藏,再传到韩国、日本、越南等地;南传佛教则传到斯里兰卡,然后再传到东南亚的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及中国云南傣族等地区。南传佛教比较固守释迦牟尼佛的言传身教,认为佛陀出现于世间的目的是为了令众生解脱痛苦,止息轮回;人的解脱在于自我修行,最终达到涅槃,由此脱离轮回,解脱痛苦。

有人曾沿用历史上的“小乘佛教”来称谓南传上座部佛教,小乘自度,大乘度人,但因为“小乘”一词含有贬义,不被上座部佛教徒所接受。现在多数佛教徒都认识到,虽然佛教各派的学术思想有所不同,但都是本着释迦牟尼的言教而各自发展起来的,所以都乐意互相往来,相互尊重,因此不宜采用“大乘”和“小乘”这些可能引起误会的名词,而称为上座部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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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是很久以前的记忆(41)

沙爹是道地的本地美食,团团围在矮桌旁抢吃,各得其乐,过去的年代似乎很容易满足。

对国家博物馆的华文义工来说,您对这个地方应该很熟悉吧?是的,它就是1961年,52年前的国家博物馆。

国家博物馆外的沙爹摊。NAS c. 1961

国家博物馆外的沙爹摊。NAS c.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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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到南洋

章星虹
联合早报 22/04/2013

商务印书馆是本地第一间具现代意义的华文书局,总店在上海。1915-16年间,本地华文报章上出现的三则广告,说了一段商务落脚新加坡的故事。

第一则广告:特约发行所

翻阅1910年代的本地报纸,发现那时的商业广告不但数量多,而且篇幅大,文字部分相比之下反倒像是陪衬。

在那些商业广告里,书局广告可说是凤毛麟角。民国四年(1915年)11月。在《叻报》、《振南报》等本地华文报章上,出现了一则少见的书局广告,格外引人注目。

原来,刚满20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要在新加坡设立一家”特约发行所”。这是商务落户新加坡的第一站。

特约发行所设在一家名为”曹万丰国货公司”的商号里,地址是”新加坡大马路94号”。曹万丰国货公司名不见经传,倒是上世纪一位不知名摄影师的镜头,不经意间留下了它的影像——在鳞次栉比的商店招牌中,有一个上面写着”上海曹万丰国货公司”,它的对面正是大坡大马路百年地标詹美回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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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想一下,这整排店屋百年不拆,身上就叠积起多层的记忆——1910年代是曹万丰国货公司、战后是华侨银行(OCBC)行址,今天则开着一家名叫”The Vault”酒吧餐厅。

那天,对照着新旧门牌,我们来到桥南路237-239的”The Vault”酒吧餐厅,跟门口柜台后面的金发洋女聊了起来。见到我们手上拿着的”曹万丰国货公司”的老照片,她吃了一惊:”照片里的店屋,正是在我们酒吧的位置吔!你看,我们也正对着印度庙!”临走时,见她仍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可能一下子回不过神来吧。

第二则广告:筹备期间的事务所

民国五年(1916年)2月,商务馆特约所的广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则新广告。
  
原来,此时商务馆已跟曹万丰解除特约发行约定,正筹备设立一家”完全自设”的分馆。不过,筹备”尚未就绪”而远近学校已”纷纷函购”,因此有必要设立一家事务所,先行处理业务。

从广告上看,当年位于”丹戎巴葛67号”的事务所,开设的时间不长,却也标志了商务落脚南洋的第二站。

为了看看67号今天的模样,那天我们来到丹戎巴葛——只见早年那一整片店屋已不复存在,矗立在同一地址的是安国酒店(Amara Hotel)。据说那里的店屋拆迁时,不少被影响的居民就搬入对面的三座组屋。 

第三则广告:新加坡商务印书分馆

民国五年(1916年)3月20日,报上又见第三则广告。这回是新加坡商务分馆的正式开幕启示——”新加坡大马路吉宁庙右首172号门牌”,标志着商务落户南洋的第三站。

初到南洋的商务,正是年轻,走在时代的潮尖。看看当年商务馆对自己的评价:

”完全华商,优美国货 ;创立二十年,祖国最大书林; 外洋第一分馆,补助教育之机关,输送文明之媒介”;

1915-16年间,本地新式华文教育正进入第一个10年,应新、崇正(养正)、启发、端蒙、道南、育英、爱同、广福等华文学堂自1905年起纷纷设立。多所学校既立,对新式教材教具的需求之大可想而知。商务到南洋,就是看准了世纪初海外华人社群推进新式教育的潮向:

”今者因南洋等处华侨子弟之向学者,日增月盛,学校林立,几及千数。……”

新加坡的”适中”地理位置,更令其成为商务设立”外洋第一分馆”的不二选择:

”此地(新加坡)为亚东与欧美诸国往来之孔道,又为南洋群岛适中之地点,特与此设立分馆,以期诸君自采取之便利”;

那么,百年前的商务分馆,又带了哪些出品到南洋?广告里说:

”所有本馆出版之国民、高小、女学、中学、商学各种教科;华人适用之英文读本、文法、会话、华英字典等书,以及儿童用书、辞典、字典、尺牍、杂志、小说等,……无不一律齐备。”

末了,广告还带了这么一句:”将来本分馆二楼尚拟特设阅书室,聊备清茗为各界诸君浏览休息之所。”

这百年前茗清书香的承诺,不知后来可有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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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是很久以前的记忆(40)

2012年4月6日,我们一同出游,参观在Jalan Bahar的陶光龙窑。龙窑始于战国时期,已有2200年以上的历史,早期分布在中国南方的潮州、福州、大浦、石湾等地区。

新加坡的龙窑可追溯到19世纪初,先民多数来自潮州枫溪,他们多数分布在裕廊,因为这一带有丰富的陶土。陶光的龙窑顺着山坡地形,烧窑时间约24小时,温度可达1200度。烧窑时远望有如火龙,因此称为龙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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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芭点燃南洋华人词汇(文章转载)

“烧芭”是南洋华人特有的词汇。先民在开荒时沿用当地土著刀耕火种时代就形成的放火烧林的方法,一方面省时省力,一方面火烧后的土地也较肥沃,适合耕种,这种“开芭”方式称为“烧芭”。

《联合早报》2013年07月07日
文⊙河洛郎

印度尼西亚每年都闹“烧芭”,屡劝不改,今年“玩火”玩得更大,害得新加坡这个小国受不了而“大喊大叫”。

“火烧森林”不到位

因为印尼的“玩火烧芭”,“烧芭”这个既“南洋”又“土气”的南洋华人特有词汇,进入大中华地区华人的视野。最近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和香港的凤凰卫视,“烧芭”在新闻报道中频频出现,央视的新闻字幕上“烧芭”这个词特别加上引号,凤凰卫视则在“烧芭”这个词后面加上括号说明是“火烧森林”。不过,对于熟知这个词的南洋华人来说,这种解释还是不到位。

在华语(中国称为汉语)里头,根据《汉语大词典》,“芭”字单词只有“香草名”一义,另外只能和其他语素构成诸如“芭蕉”、“芭篱”以及音译英文的“芭蕾舞”等词。可见,“芭”在主流华语词汇中,只有上述的释义,和南洋一带流行的用法毫无词义相通之处。

南洋的“芭”这个词,原来是南洋闽南语“芭窑”一词在长期应用当中分解出来的单词,“芭窑”则出自于马来语“Paya”的音译,原义指生满灌木林的沼泽地带。“芭窑”在南洋华人社会通行日久,变成一个十足华化的词语,与马来语的亲属关系逐渐模糊。南洋华人先民在书写这个音译词时,选择草字头的“芭”而不是“巴”,充分显示了先民造词的智慧,应用“会意”的功能让“芭窑”充满灌木林沼泽地的意象。

华化后的“芭窑”,在华语单字单义的构词特点下,其中一个语素“芭”,逐渐在应用中形成独立的涵义,而且随着与其他汉语语素结合,构成诸多派生词,涵义也不断地扩大延伸,形成与原来专指沼泽地带不同的含义,不过,“芭窑”的含义还是没有产生变化,仍旧保持“沼泽地带”的意思。

“山芭”是南洋乡村

“芭”字在其后与其他华语语素结合而成的新词中,较常见并广泛应用至今的就是“山芭”,“山芭”一词在二战后的华文报章出现率极高,笔者粗粗涉猎战前 华文报章则尚未发现。

“山芭”指的就是乡村,它和另一个南洋华人词语“山顶”也可交替使用,意思完全一样。“山顶”在主流华语里意思完全不同,请勿混淆。

早期新加坡还没有完全都市化之前,我们把位于乡村或郊区的学校称为“山芭学校”;出身于乡村的子弟就自称为“山芭小孩”;住在乡村的居民就说“我住在山芭”或“我住在芭内”。

“山芭“这个词在应用中还继续与其他名词结合,衍生出诸如“山芭佬”、“山芭榴梿”、“山芭鸡”等名词,这些名词的产生,使到“山芭”的意思进一步延伸。“山芭佬”的意思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山芭榴梿”和“山芭鸡”在今天还经常出现在一些商家的广告上以广招徕,“山芭榴梿”指的是野生榴梿;“山芭鸡”也称“甘榜鸡”,说的是粗放饲养的土鸡,可见“山芭”一词的意思在这些词汇中已经产生变化。

“开芭”成聚落叫“山芭”

回头去看“芭”字在与其他语素构成的一些南洋词语如“开芭”“烧芭”“做芭”“芭地”时,就可以一窥“山芭”形成乡村这个意涵的脉络轨迹。

早期华人先民,一般是到靠近河流或海岸的陆地开发居住,这些地带在南洋一带多数是长满灌木林的沼泽地带,也就是当地土著称为“Paya”,华人先民根据音译称之为“芭窑”的地方,因此在这些地方开荒种地就被称为“开芭”,意思是开发“芭窑”;先民在开荒时沿用当地土著刀耕火种时代就形成的放火烧林(灌木林)的方法,一方面省时省力,一方面火烧后的土地也较肥沃,适合耕种,这种“开芭”的方式就称为“烧芭”,它指的是烧林使之成为可耕种的土地这个过程,而不是单指烧林这个行为。

“开芭”和“烧芭”之后产生的这块可垦殖的土地就是“芭地”;在“芭地”从事垦殖和以种植为生就叫作“做芭”。顺理成章的这些在“芭地”就近而居的地方就称为“芭内”,以后人口增加形成聚落,这些聚落因为一般离城市较远,因而被叫作“山芭”,“山”在方言里头含有偏僻的意思。

Paya Lebar就是“大芭窑” 很巧的是新加坡有两个地名与“芭”相关,一个是“大芭窑”(现作“大巴窑”),另一个就是巴耶利峇(Paya Lebar),Paya Lebar这个马来地名的意思就是“大芭窑”,在开埠初期的新加坡,这两个地名的所在是一片毗连的沼泽地带。

这里想用三幅早期的新加坡地图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保留旧地名对我们追溯文化传统十分重要。第一幅是1839年的地图,在今天大巴窑和巴耶利峇所在的地段被标示为Mangrove Marsh,意思是红树林沼泽地,当年新加坡开埠不久,这里还是人烟稀少,英国人就根据地貌以英文来标示这个沼泽地段;第二幅是1858年的地图,这个地段已经改称为Toah Payoh(这是早年的英文拼写),显然的开始有华人在这里开芭居住,因此根据华人“大芭窑”的称呼来标示;第三幅是1885年的地图,这个地段以两个不同的地名标示,靠近中部的地段标示为Toa Payoh,靠近东部的部分标示为Paya Lebar,马来地名的出现,显示东部部分已经形成马来居民的聚落,因为这里紧挨着甘榜尤诺士(Kampong Eunos)和甘榜芽笼士乃(Kampong Geylang Serai),都是马来人聚居的地方。

1858年的地图里,中部红树林沼泽地已经有Toah Payoh存在,显然的已有华人在这里开芭居住,因此根据华人“大芭窑”的称呼来标示。

1858年的地图里,中部红树林沼泽地已经有Toah Payoh存在,显然的已有华人在这里开芭居住,因此根据华人“大芭窑”的称呼来标示。图片来源:联合早报

1858年的地图里,中部红树林沼泽地已经有Toah Payoh存在,显然的已有华人在这里开芭居住,因此根据华人“大芭窑”的称呼来标示。

1858年的地图里,中部红树林沼泽地已经有Toah Payoh存在,显然的已有华人在这里开芭居住,因此根据华人“大芭窑”的称呼来标示。图片来源:联合早报

随着新加坡都市化的进程,今天的大巴窑已经发展成为成熟的卫星镇巴耶利峇则一部分成为住宅区,另一部分成为民用机场并在以后转变为军用机场,当年的沼泽地貌不复再见,幸运的是大巴(芭)窑和Paya Lebar这两个地名没有被时间淘汰,让我们能说明这两个词语的血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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