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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书和画

新加坡篇(二)香雪庄藏品

赵宝宗


    和袖海楼一样,香雪庄也是一个新加坡成功华商的收藏传奇。

    庄主陈之初博士(1911-1983),原署陈兆藩,1911年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潮安东风乡。四岁至17岁间在中国长大。1928年返回新加坡从学徒做起,创办“长丰”和“隆荣”两商号,经营胡椒甘密橡胶咖啡等土产贸易。朝鲜战争后凭胡椒贸易大获其利,享有“胡椒大王” 之美誉。

    陈氏有雅好,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就开始收藏中国艺术品,取“梅花之清香”之意“香雪庄”为自己的斋号。历时四十多年,发展成为新马区域时间最早、规模最大、藏品最精致的私人收藏。陈氏本身具备过人的艺术鉴赏能力,收藏中不断学习积累中西美术史、艺术潮流与流派、书画名家生平及创作技巧等系统翔实的知识,故每每慧眼识宝。加之经济实力雄厚,每遇佳作机缘,不论要价高低,总能当机立断纳而珍之。因之所藏数量品类不断扩大,声名远扬。香雪庄主要藏品一度多达七百件,包括书画、陶瓷、端砚,印章,青铜器、紫砂器、玉雕,竹刻等。其中,陈氏对水墨画最为钟爱,藏画自然就是香雪庄的收藏核心。这些藏品就收藏在陈氏大宅里(真大的大宅!), Upper East Coast Road 311号(后来迁到的Bournemouth Road 70 号)。宅院里室内鱼池旁有饶宗颐(1917-2018)赠与主人的嵌名联:得有人力振古,最宜日此观鱼 。 

陈之初在东海岸路上段的陈氏大宅建立香雪庄(1953年摄)

香雪庄书画藏品包罗宋元以来的名家作品,最大宗收藏是晚清著名画家任颐(伯年)(1840-1895)的作品。陈博士和比他年长四岁的上海大藏家钱镜塘(1907—1983年)一样,最钟情的画家是任伯年(据传钱镜塘最多时收藏有任伯年的大小作品2000来件,最出名的一件是《华祝三多图》),相信是受徐悲鸿对任伯年“500年第一人”的定位影响。陈博士从三十年代起与黄曼士(1890-1963)交好,通过黄氏结识徐悲鸿(1895-1953)。在徐悲鸿和黄曼士的介绍下,陈之初搜集了任伯年大量作品精品,据说超过百多幅,主要收录于1953年出版的《陈之初藏任伯年画集》。其中一套四屏《八仙图》,以简笔描绘了八仙独立超然的神态,是他绝少成套的人物画,陈氏视为珍宝。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 (1942年2月到1945年8月),为防画作遭到损坏,他把这套画作埋在他岳父的橡胶园里。

任颐《八仙图∕1880年作品∕四条屏 水墨设色纸本/150 x 81.5cm

    香雪庄收藏陈氏最钟情的在世画家徐悲鸿作品更是数量多水平佳。徐悲鸿在新加坡完成的彩墨画《双马》,就曾挂在他的书房墙上。香雪庄多幅藏画上都有徐悲鸿致陈氏的亲笔题款。这种情景不限于徐悲鸿,黄宾虹,张大千、溥儒、赵少昂等都有亲笔题款的精品。

陈之初博士在书房 (照片取自网络)

徐悲鸿《双马》∕1940年作品 水墨设色纸本/262 x 132cm

徐悲鸿 《柳鹊》∕1939年作品 水墨设色纸本/247 x 53cm

(作者题款:之初先生雅教)

                               黄宾虹《山水》∕1950年作品 水墨设色纸本/141 x 21cm

(作者题款:北宋人多兼吴道子、王摩诘两家法,而变唐画刻划之迹,此甚进步。之初先生属)

    香雪庄的书法收藏也极为丰富,明万历探花张瑞图(1570 – 1644),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铁保(1752-1824),民国沈尹默(1883-1971)等名家大作。陈之初博士本人自幼对书法有浓厚兴趣,并努力钻研名家墨迹,从颜、柳,入手,继及行草,旁及明清各家,博采众长,所作“五色书”,“彩墨书”,自创蹊径。他多次参加本地和海外的艺术展览及日本国际书道展。 1979 年出版《陈之初书法》,1982 年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举办个展,并出版了《陈之初书法》( 二集 )。

张瑞图《五言诗》∕?年作品∕四条屏 水墨绢本/251 x 56 cm

    在收藏书绘画的同时,陈氏结识了不少新马当地和来自中国的画家。曾与于右任、徐悲鸿、张大千、何香凝、溥雪斋、赵少昂诸师交好,经常邀请海内外的文人雅士到家里雅聚,切磋指授,与本土藏家如“虚白斋”的刘作筹(1911-1993)、“袖海楼”的杨启霖(1917-1998)交情深厚。收藏家、研究者和字画商,也经常受邀到香雪庄做客,新加坡先驱书画家,都曾是陈博士的座上客。当年国内外书画名家以到香雪庄做客赏珍藏为荣,还有台湾画家组团来看画,陈氏甚至慷慨资助国外的艺术家朋友飞来新加坡看画。他自资刊印《任伯年画集》、《香雪庄藏印》上下册、《香雪庄书画选集》、《齐白石印谱》等,免费分赠海内外文化机构及人士。

陈之初博士于国泰酒楼宴请新加坡书画家和收藏家(摄于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左起:陈人浩,刘抗,?,杨启霖,?,陈之初博,陈景昭,王梅痴,?,陈文希,和陈宗瑞)

陈之初博士是一位慷慨的艺术赞助人,对新加坡当地的文化艺术贡献良多。在1972年他将30幅名家书画珍藏捐赠前南洋大学李光前文物馆。1977年,由著名史学家地学家教育家张其昀(1901年-1985)创办的台湾华冈中华学术院(1980年改为中国文化大学)特颁予名誉哲学博士学位,籍以表彰其对文化艺术事业超卓贡献。1977 年,陈先生慨捐新币五万元予新加坡艺术协会(Singapore Arts Association)设立“陈之初艺术基金”,作为进一步奖掖当地艺术后进,及促进当地艺术活动的一种工作与承担。随着陈氏家的不断捐赠,到2015年该基金累积至新币120万元。1979年命名为“陈之初博士美术奖”(Dr Tan Tsze Chor Awards),年度举办,是本地最长寿的美术奖和具指标性的美术竞赛。陈之初博士美术奖每年吸引约200份作品参赛,40年来默默培育不少美术人才,从1979年第一次美术家林欣欣,在新加坡文化奖的获奖者中,多位曾经得过陈之初博士美术奖书法水墨组奖。

2000-2002年陈氏家人将香雪庄的部分藏品中国近代书画、端砚、印章、陶瓷捐献给亚洲文明博物馆 。2002 年 6 月,亚洲文明博物馆举办了“陈之初书画作品珍藏展”。2006 年亚洲文明博物馆出版“香雪庄珍藏”,收录陈氏家族捐赠文物当中的一百三件作品。香雪庄部分藏品近年也通过内地艺术品拍卖市场回流大陆,凭借业界声望和引人注目的藏品,在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上海朵云轩、云南仁恒等众多拍卖公司出现,成交率非常高。


(除另有说明外,本文图片拍自‘陈之初香雪庄珍藏’)

参考书目

The Xiang Xue Zhuang Collection Donations to Asian Civilization Museum

The Art Book of Chinese Paintings  (by Ming Deng)

https://kknews.cc/zh-cn/history/x3mpgvg.html

Rediscovering Treasures:Ink Art from the Xiu Hai Lou Collection

Singapore through 19th Century Prints & Paintings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mini-columns/story20180120-828515

大批珍贵书画捐赠后极少展出 陈之初之子陈玉仪: 太可惜

https://www.zaobao.com.sg/culture/arts/story20160517-617890

李伟南(1880 – 1964)参考资料

https://libportal.nus.edu.sg/media/lib_ch/sg-lee-wee-nam.pdf

新加坡四大书画收藏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58d6550100chiz.html

邂逅「香雪庄」

http://www.sgwritings.com/2276/viewspace_46108.html

“香雪庄”藏品风头健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50820/0432274070.shtml

名聯觀止: 下

梁羽生

https://books.google.com.sg/books?isbn=9578499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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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戏剧应使用标準語言

黄国全

去年四月华侨中学(高中部)同学呈现了一年一度的大型戏剧公演《黄城夜韵》得到不少赞赏之余,也同时引发了演员的对白是否应该使用标准华語(包括卷舌音,也称翹舌音)的争论。这样的争论令人费解。

舞台戏剧是一种严肃的舞台艺术。不像七月歌台和庆典时的余兴節目表演,身为高中部学生的戏剧演员,除了需要有一定的高水平演技外,语言的表达能力以及能否以标准语音(包括卷舌音)对白更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任何民族的戏剧表演都是以他们本身的标準发音作为戏剧語言,这本是无可厚非的。 

然而,就在演出过后不久,有些观众却认为《黄城夜韵》的演出缺乏本土特色,原因是演员的标準卷舌音令人感到“刺耳”。这样的观点受到不少或许是具有国粹思想,对外来人有排斥心理的国人的支持,他们觉得这样的戏剧表演只要观众听得懂就行了,使用字正腔圆的标准华语会失去本土特色。

至今,我还没听说过有人在争议英语戏剧是否会因使用标准英语的洋腔洋调而令听众刺耳 ,应采用Singlish 取代标準英語才有本地特色。

很久以前,教育部已决定采用汉语拼音在各中小学教导标准华语。标準华语的学习让国人能使用正确的汉语拼音在电脑或手机輸入中文,给大家带来了不少方便。大多数本地华人已听得懂标準华语。50年前那南腔北调的华语已难以听到。 

标准华语的使用,也让我国电视剧“雾锁南洋”得以打入中国影业市場,吸引了不少中国观众,风靡一时。不少国际华語明星也纷纷讲越來越标準漂亮的华语來为他们自己加分,争取粉丝。

其实,我并不反对在非正式与娱乐性的场合如七月歌台、社交团体的余兴節目,或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非标准的华语或新加坡英语(Singlish)。毕竟,语言是沟通的工具,口音并不重要,懂得对方的意思就得了,这就是新加坡的特色,让人有在家的感觉。在国外,听到讲Singlish的人必是来自獅城的。 

然而,从宏观角度和学习的观点来看,我们是否应过于强调这样的特色而让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学到一种只有獅城这小红点里的几百万人听得懂的局限性语言而忽略了全球数以亿万计的华人和洋人使用的华语和英語?走出这小红点,有多少人会听懂我们不纯正的华语,不纯正的英语,值得深思!

來自中国的学生,因口音的关系讲話时或有較强的卷舌音,让有些本地人听不习惯,但这毕竟是难以避免的。假以时日,相信他们也能融入本地社会,讲一口具有新加坡口音的标準华語。我们何不接受这样的事实,让這些同学也有在午台上表演的空间?毕竟,他们讲的是标準的华語,不妨礙覌众对剧情的欣赏与了解。在合格华语演员匱缺的今天,我们或许也可把这情况看成是新加坡华语戏剧的現狀。久而久之也自然形成本地的另一特色,为国人所接受。

戏剧的本土特色也不一定要从演員的语音上表现出来。以本地体裁,反映本地现实生活与事物的戏剧内容以及演员的装束和形体动作等也能呈现这种特色。

黄城夜韵已迈入了33年。在华文、华语的使用処於弱势的今天,华中同学还能本着自强不息的华中精神,以及五、六十年代华中戏剧研究会(后称华中戏剧会)的优良传统,坚强地保住这塊表演的平台,努力为我国华語戏剧这表演艺术的传承做出贡献.

 

这次《黄城亱韻》的演出不仅让覌众们享受了一顿丰富的文化盛宴,也因为听了这次演出中充分运用的标準华語而有所领悟和获益。深切地期望《黄城亱韻》能一如既往继续使用标准华語作为戏剧語言,即便是卷舌音或許会让一些人认为"刺耳"。


学校是培育新生代的重地,《黄城夜韵》是校园文艺重要的表演平台,演員讲标準华語,把标準华语传達给同学,有助于加强学生对这方面的掌握与认识。

期待华中同学们继续致力于創作更多具有地方色彩的本土戏剧,不断地推动我国华語戏剧的发展,为我国的多种族文化增添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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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冷的“大哥大”

刘家明

最近加冷的“大哥大”频上报,这“大哥大”说的不是在加冷经营巨无霸“第一代流动电话手机”的商店,也不是说加冷的”私会党”,它是加冷“达哥打”弯的谐音。不过如果有时间去看看加冷“达哥打”的过去,它的确有些“大哥大”的风范。

根据《新加坡历史原貌》,早在1819年开埠以前,就有一支名为“加冷”(Galang),人数约为500的原住民“海人”(Orang Luat)集居在那里,由于地势低洼,所以后来被称为“加冷盆地”。由于开埠后的新加坡的快速发展,当时的实里达军用机场已不敷应用,殖民政府总督金文泰在1931年提议在“最靠近市区的地方,兴建一座世界最大、最好、最先进,并能兼容海上飞机使用的民用飞机场”。于是在77年前的1937年6月12日,被誉为“大英帝国最好的机场”的“加冷机场”就开幕了。不过第一趟降落在加冷飞机场的,却是早在3月时,一架因为恶劣天气从实里达机场转降的飞机。

兴建加冷机场是本土第一个特大规模的填土工程,当时的跑道是草地,直达海边,跑道通水性佳,机场搭客大厦和控制塔设计摩登有现代感,设备先进,很快就超越了槟城而成为了全东南亚最繁忙的飞机场。世界首名独自飞越大西洋的女飞行员爱梅丽雅•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曾在加冷机场起降,她对机场的设施赞不绝口,说“加冷机场是东方航空的奇葩”。从开幕到机场终止服务的18年里,机场一共发生了2次意外。最严重的一宗是发生在1954年,当时一架澳洲昆达士客机在降陆时撞毁,全机32人全部罹难。现场狼藉不堪,当时海峡时报记者所拍得的照片还得到了“1955年世界自由新闻摄影”首奖。不过最早的意外则是在1946年6月29日,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达哥打”型(Dakota)飞机在降落时发生爆炸,20名仕官全部殉职。意外发生后机场关闭,其他的Dakota飞机就停泊在现在的“达哥打弯”附近,该弯道也就此而得名。其实所谓的“达哥打”型飞机跟美国的“南、北达哥打州”完全没关系,因为当时世界上最通用的运输机是美国的“道格拉斯D-3C”型机(Douglas D3-C),英国航空界把它的长名Douglas Aircraft Company Transport Aircraft缩称为“DaCota”后再改为“Dakota”罢了。

由于新加坡的航空发展实在太快了,加冷机场在启用不到12年就已有不足应付之态,于是英国殖民政府决定在巴耶利巴再建一新机场。巴耶利巴机场在1955年由当时的首席部长马绍尔开幕后,加冷机场正式走入历史。由于加冷机场靠近市区,地方空旷,所以是举行大型政治活动的地点。1956年3月18日,马绍尔在加冷机场举行2万人的“独立群众大会”时情况失控演变成暴动,造成50多警民受伤;后来殖民政府就以这次事作为马绍尔没有能力控制新加坡的藉口,不让新加坡独立。

加冷机场虽然已走入历史,它的搭客大厦却被保存下来为其他用途,例如公用事业局,中央人力局,人协总部等,2008年才被列为国家保护建筑物。机场空地则已重新发展成我们期待已久的国家体育馆,不久后就可能在那儿再次听到“加冷狮吼”了。现在该说说加冷的“达哥打”弯了。目前在那儿的17座租赁组屋早在1958年就由殖民政府的“改良信托局”所建。弯里的中药店、理发店和杂货店见证了“达哥打”46年来的兴衰。数十年没变的还有那地标“大胖鸽”儿童游乐场。虽是个租赁邻里,但居民守望相助,在90年代中就数度赢得“马林百列区最干净组屋奖”。曾几何时,这些“大哥大”租赁组屋也到了“曲终人散”落幕的时候了,所有租户必须在2016年底前搬离,腾出空间来“发展高层住宅项目,以优化土地使用”云。

就不知道当局届时会不会在那儿的某个地方立一个“故事板”之类的东西来记录这些“大哥大”的小城故事,也或许这一切历史往事,美食风情,都将随着清风细雨,从加冷河漂入大海。

《早报-言论》 2014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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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弄街道路,巷弯台惹兰

刘家明

如果翻开一本中文的新加坡街道指南,一定会发现我们对街道的有趣分类,这在某一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街道命名的特色。

最常看到的“路”,是英文road的直译。新加坡的街道里“路”的出现也最多,大家不妨略算一下(Mighty Minds 2013版),我国大大小小的路,连那些没有Road字但也被译为路的,以及把Link也译做“连路”的一共有1160条左右;接着则应该轮到那571条“惹兰”了。“惹兰”是马来语Jalan的惯用音译,同样是道路的意思。

Boulevard 在法语是指两旁种满有荫大树的路,本地译为林荫道。到目前为止,我国共有14条林荫道,但可惜道的两旁抢眼的是高高的大厦和建筑物,没能真正感觉到“林荫”。还有一条叫“化学特产林荫道”的,听起来反而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倒是那段约半公里长的“牛奶场路”,路中央种了一排浓密像是杉树的“屏风”,每次开车经过,真有点像拿破仑在林荫道上驱车去“枫丹百露”王宫会情妇的感觉。

Avenue 原指侧有建筑物或树木的康庄大道,如巴黎的凯旋门就建在12条康庄大道的交汇处。我们把Avenue译为“道”,一算就有440多条的“道”了。“道”在本地还有几个分类:如Way是大道,Drive是通道,Farmway乃农道,Track是乡道而Loop则是环道,还有一条好创新的叫淡滨尼“宏道”(Tampines Grande)的,所以Way有时好像大过Avenue,有时又偏僻无比!把Street 译成“街”算是较传统的译法,444条“街”都清楚分明,没有别家。讲完“大街”应该是说“小巷”了,我国约有200多条被译为“巷”的Lane,不过应加上158条“罗弄”。“罗弄”是马来语的Lorong,有小巷、后巷的意思。我记得Close过去是叫做“区”而现在则是“弄”,因为我曾在红山区(Red Hill close)住了32年,不过现在将近90个“区”都被“弄”掉了!

Crescent是形如新月的弯路,我们的弯路算起来也有130多条,还有一条叫“康埔桦弓形路”(Compassvale Bow)的,其路形确实如弓。我们也应该再加上11条叫“麟谷”和“麟光”的,因为马来语的Lengkok和 Lengkong都有弯曲小路之意。比较挑战我们想象力的应是Terrace(台)了,谁会想到我国100多个所谓的“台”其实都是平路一条呢?最令人避忌的或许是小径(Path),全国除了植物园里的红砖小径外,其余79条小径都在坟场,还有一条慕莱小径(Murai Path)也离坟场不到1公里。与“小径”差之毫厘的“径”,也就是英文的Walk却有152条,它们都是普通街道,与Walk的原意即“人行道”已不一样了。

我们还会发现如坊Place,广场Square等其实也都是路而不是如欧洲国家的那类大广场。不过把Canberra Square 叫做“圈路”却是很合适的,因为那的确是一条边长约300米和600米的长方形路。“圈”也用以翻译Circle,它事实上是“环形路”。一般街道指南也把交通圈Circus简译成“圈”, 所以与Circle有点儿混淆,目前全国只剩下不到7个交通圈,最出名的当然是“纽顿交通圈”了。

没到过实龙岗的朋友可以翻翻街道指南,在一个方圆半径不到150米叫做“泉”(Chuan)的地方,我们可以找到泉弄、泉花园、泉通道、泉道、泉巷、泉连路、泉坊、泉台、泉景、泉径,还有罗弄泉,几乎用尽了所有的“路族”!类似的地方还有如义顺的“春叶”和盛港的“康埔桦”地带呢!所以本地街道的分类基本上与地形是没什么关系的,尤其是现代新镇林立,街道星罗棋布,命名也只好创新求胜,因此才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新“路族”如:坪Plain、坡Rise、埔Green、林Grove / Wood、景View / Vista,域(或场) Field、谷 Vale、坂Bank、总汇Concourse 等等,应有尽有;但那些马来语“路族”如惹兰、罗弄、麟谷、甘榜、达曼(花园)、丹戎(海角)、直落(海湾)等多不会再被用了。

《早报言论》 2014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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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公务员

刘家明
《早报 – 言论》2013年07月20日

儿时邻居的爸爸是吃“皇家饭”的“财副”,每天“白衫白裤”,傍晚5点15分准时到家。我们在楼梯口玩耍时总会叫他一声“安哥”(uncle),印象中从没听过他与我们答话,最多也只是“嗯”的一声罢了。吃“皇家饭”对我们这班“朝不保夕”,有一餐没一餐的穷孩子来说还是挺羡慕的。后来有幸得到奖学金,毕业后被派到所谓的“专业服务”邻域上班,就这样我也“糊里糊涂”地吃起“皇家饭”,成为公务员了。

记得那时细读委任公函,公务员要身体健康、守纪律,除了日常公务外,必要时也要执行总统临时颁下的任务等。看到这里,忽然间就充满了“使命感”,公务员的确是“有点身份”的。日后陆续还看到世界各地对小红点的公共服务的好评,虽然我的服务领域不一定在得到好评的领域中,不过也可沾一沾光,私底下高兴自豪一下。

我的工作不必直接与公众接触,少曝光也就少了很多压力。不少前辈,尤其是要面对公众的都曾对我吐过苦水:(做)公务员最“冇划”(划不来),做得好的话被认为是应该的本分,一点点不让人满意就被投诉。还好当时资讯不发达,没有那么多渠道给人投诉,也就不必花太多宝贵的时间,大事小事都要调查、报告、回应、检讨等等,更尤其很多时候都是“独立个案”,不是系统或制度上出的问题。

没有人每天给我们说教,要我们遵从“公务员操行手册”,我好像也没真正看过这本小册子。因为有了“使命感”,我们都自动自律,以常理、常规从事,自警自勉,默默在幕后“耕耘”。一些常识如不利用办公时间进行赌博,不滥用公物,不参加任何政党活动,洁身自爱,在外要以身作则等,不言而喻。记得前辈还循循善诱,不能滥用职权,要谨记“财戒”和“色戒”,因为那是“死罪”!其实这些都是职业和专业道德,无论是公务员与否,都应该是我们的职业操守。

那个年代公务员办事好像比现在容易得多,我觉得这或许是当时人们对整个公共服务系统的“信赖度”高;一方面人民自己要顾着为生活打拼,于是就放心把“大事”交给政府照顾好了。那时一切都好像很简单,就算是跨部门的事项,只要把功课做好,把对各方影响的情况衡量和考虑清楚,一两回的会议就有结果了。现在的情况就复杂得多了,各部门的工作和权限分得仔细,各自又属于不同的管理层,被KPI(重要政绩指标)绑死死,在各部门的沟通上也就增加了不少不必要的障碍。

我和大约3000名同事在2000年一夜间被“公共服务委员会”全体裁退了,我不再是公务员,而只是在“法定机构”从事“公共服务”的职员。随着越来越多“法定机构”的成立,政府公务员的数目大量减少,整个公共服务也被“瘦身”。“法定机构”在行政上更灵活,也有更大自主权,所以在某些服务的效率是提高了。不过在跨领域的“大事”上,由于每个“法定机构”有它自己的“价值系统”,对同一问题不一定有共识,沟通问题难免会发生。现在要真正推行大计划已不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动辄就要惊动部长来个跨部门委员会来解决“大问题”。

上个星期六《联合早报》刊登总理的演讲稿,那是他在“行政服务”晚宴的讲话。“行政服务”人员可不是一般的“公务员”,他们是公务员“金字塔”里最高层的精英分子,是各种影响着我们生活作息的制度、系统的“决策人”。当然,讲稿的内容也同样可用以激励一般的公务员,因为各级公务员虽各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和使命——为人民服务,改善人民的生活。“人民公仆”加油!愿与公务员同仁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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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金刚“洞洞拐”

刘家明

朋友知道我喜欢与数字打交道,所以传给我一则笑话:

士兵:“报告排长,我刚逮到一个敌人。”
排长:“确定,是七个敌人吗?”
士兵:“不,是一个敌人!”
排长:“好!是十一个敌人吗!”
士兵:“不,就是一个敌人!”
排长:“干得好!加油!”
排长:“报告将军,我的一个士兵逮到九十一个敌人!”
将军:“好!快颁给他一个奖章!”

于是,从1 到7,到11(是一)、41(是十一),到91(就是一),一个“人民英雄”就这样诞生了!

在军队里,最怕就是遇到这样的“通讯问题”了。由于在战地没有新电讯、M1这样方便的服务,军队靠的是军用无线电收发机传送讯息或以“对讲机”对话。为了减少占用频率以让更多人有通讯的机会,通话都尽量简捷,同时也用很多代号和译码,来增加通话的“隐秘性”。军事训练的其中一个课程就是“通话程序”(voice procedure),除此还要了解“对讲机”的特性,才能确保讯息传送的正确无误。世界各国的军队都有他们自己的通话系统,不过在联合作战或演习的时候就要预先协调好,才不会产生混淆。目前国际军队通用的是北大西洋公约(NATO)系统,各国的军队都可用这系统在战地互相“沟通”。国际民航组织(ICAO)也采用了与NATO一样的系统通话,于是全球的飞机师才不会有“鸡同鸭讲”的情况出现。

英文字母在NATO通讯系统里都有一个特别且不易引起混淆的读法,例如:“A”读成“阿尔法”(Alpha),“C”是“查理”(Charlie),“G”是“高尔夫”(Golf),而“Z”则是“侏儒”(Zulu)等。数字方面就与英文没什么大分别,只是有时“9”会被读成“奈乐”(niner)。如果遇到英文发音比较相近的数字,好像英文的“十五”(fifteen)和“五十”(fifty),我们就直接用“一五”或“五零”来报告,这样就不会发生像文章开头所写的那种情况了。

法国军队当然也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系统,在数字报告方面与一般法国会话没有不同,不过每个字母都用一个通用的法国姓名来代表。例如:“A”是“安奈杜乐”(Anatole),“H”是“亨利”(Henri),“L”是“路易斯”(Louis)等。由于“对讲机”的操作是要先按钮才可通话,为了保证全部通话内容能够清楚传达,通话前都要冠以如“hello”的“话头”,讲完后则以“over”结尾,这样“有头有尾”,就会大大减少讯息误差了。

还记得以前看过的中国战争电影,其实中国军队也有自己的一套通讯程序。由于中国地广,大江南北军人口音相差很大,所以更有统一数字发音的必要。记得当时听过从0到9的读法是“洞、么、两、三、四、五、六、拐、鳖、勾”,读起来蛮俏皮有趣的,目前解放军用的读法就不得而知了!台湾的朋友也曾告诉过我,早期在台湾打电话召唤德士时,就有听过服务小姐用类似的读法通过无线电与德士司机对话。

用“洞么两三四五六拐鳖勾”来对话虽然有其实际用途,但是拗口。还好由于无线通讯科技的进步,目前手机通讯没有频宽的限制,影视清晰度高,故民间再也不需要采用这种方法通讯了。不然的话,我们在路上就可能会听到有人要到电影院去看“铁金刚、洞洞拐”的电影这类的对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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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解国忧

刘家明
《早报-言论》 6 Jul 2013

人在国外,陆陆续续收到家人和同事传来PSI的讯息,心里的确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记得建国初期,国家“血气未定”,内忧外患,为“存亡”而奔命。“及其壮也”,为了“戒之在斗”,以“大智慧、大本钱”投资水源的研究,终于让我们摆脱了食水这个“紧箍咒”。但是近年来,我们对危机感好像已“解除警报”;我们每天关心的,不外是“房”事屋价,交通拥挤,排队抢猫的事;结果被伊蚊以及烟霾问题搞得灰头灰脸,束手无策。国家就快过50大寿,难道我们就真的要“五十知天命”,要认命不抗拒而顺其而然了吗?

关于烟霾,目前最直接的“驱烟大法”是人造雨,不过这不只是雇架飞机,撒包化学盐就能搞定的事,尤其在我国这个弹丸小岛,要真正“操纵”这技术还得要经过多重研究才行。首先我们要能了解气候、准确估计风速和风向;我们得研究“云种”、“云质”、“云量”和“湿度”;才能把“雨”准确无误地在指定的时间,把“甘露”降在指定的地方。我们也要选择对水源、动植物都无害的“雨种”。最后,我们还要研究一个最经济和有效的“播雨”系统,才能算解决了这个烟害问题。

如果大家上网“谷歌“一下,就会发现我国的新科宇航已研发成功的无人遥控飞机“天刃4型”(Skyblade-4),它可以在2万尺高空,云层之上翱翔。因此上个星期六《言论版》林任君先生提出的“天幕”在科技上是绝对可行的。我国大可把“天刃”研发成破解Sword of Damocles的“天剑”,就可把国人从烟霾里解放出来了。只可惜这些研究虽能造福社会,但都是没有瞬息“投资回报”的“赔钱货”,管钱的大爷是不会轻易核准的。当然,在一个不乏风雨的小岛研究“人造雨”是有点“匪夷所思”的,更何况这是个科研界还没有正视过的高风险“系统项目”;但就如“新生水”的例子,这正是我国遇到的特别的危机和契机。

研究气候和“混沌”理论(Chaos)的朋友就常用“蝴蝶效应”来解释非线性系统:在巴西的蝴蝶扇动翅膀,可能会在美国引起一场龙卷风!如果我国真的也加入“混沌”学的研究队伍,以后可以多调养一些蝴蝶,除了能帮助造雨解烟霾,还能为植物园多添特色哩!(一笑)

我们再来看一看另一个“国忧”,据说我国不久后将采用世界第一个“卫星导航(GPS)电子交通收费系统”以解交通之困境。正如我国采取的其他交通管理措施和系统,这全国性的系统可能真的会是另一个世界首创。不过笔者则认为这系统在国家“颜面“上会有点问题。无可否认的,GPS是目前最准确、普遍、便宜和由美国国防部提供的免费导航系统。撇开了GPS的技术局限不谈,美国没有义务也没有承诺将永远提供这项免费服务,尤有甚者,美国可以根据他的军事考虑随时调整GPS的精确度。试想想,一个国家将引以为傲的交通系统却要“受制”于他国的科技,是否会觉得有点儿“损国体”呢?

难道我们就没“法度”了吗?非也!其实我国有一个全世界都还没有的优厚条件。我国目前第四代流动通讯(4G-LTE)的涵盖率已趋95%,这可是个4G-LTE导航系统发展的特大良机。目前4G-LTE 导航的准确度还不比GPS,但是它的潜能无限,只不过是因为GPS的存在而局限了它的研发空间。如果我们注入基金重点研发4G-LTE定位 ,笔者估计不出四年,我们将会有一个能与GPS媲美的导航系统适合应用在交通控管上了。这不但能“为国争光”,这科技也可以“外销”,我相信世界上会有好多希望有“独立”而不必靠外国科技的系统的地方。

记得1995年,我的工作小组向上司提呈研发太阳能源的提议时,批回来的评语是“不合适宜,空搞噱头”,因为当时每桶原油不到16美金,也没听说有什么环保运动。不然的话,或许我国在太阳能的研发上就也可分得一杯羹了。

我说“五十而知天命”,应该被解释为“到了50岁,我们更了解未来生存之道”。我们未来生存的三大挑战将是水、空气、能源。目前水源大致上的研发方向已定了,但洁净空气和无污染能源的重点基础研发却还没见端倪。我国的局限和国情与世界其他国家大不同,这正好为我们制造了特殊和有利的研发条件。当然,这些能造福大众未来的科研是高风险而且也没有明显短期回报率的,所以别指望会得到私人企业的青睐。或许我国政府在大量拨款给国家研究基金(NRF)时,除了水源、数码和生命科学外,也不妨考虑一些其他区域,让更多的科研项目有共解国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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