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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载灵老梅图题诗辨赏

文: 赵宝宗

(原文发表 在《源》146期(8月)艺术长廊栏目)

    因于对书画欣赏和收藏的爱好,不久前写过新加坡私人收藏家杨启霖的袖海楼和陈之初的香雪庄的珍藏。所以听说亚洲文明馆再次展出香雪庄藏品,欣然陪同书画家许梦丰老师和指画家欧彬生女士等同去观赏。虽然号称《水墨情:又逢香雪庄》大展,这次特展展品算不上多,展品说明只有英文没有华文,不过还是看到了一些特别书画精品。参观过程中,许梦丰老师在一副题诗画前多停留一刻,口中念出几个人的名字:黄载灵,郑光汉,吴得先等。这幅作品特别,画甚小而题跋甚多,密密麻麻于画芯内外,出自多人之手笔,字体以行书为多,风格迥异,大小差异悬殊。此后我们继续看画。当我们在看任伯年的巨幅松梅鸟图时,一位女士走过来询问梦丰老师关于那幅梅图上的题跋作者和题诗,并自我介绍是亚洲文明馆的英文导览员,她正在想如何整理这幅图的资料。许梦丰老师简短地回答了她的问题。显然她对梦丰老师口中讲出的人名完全陌生,问答也就以许梦丰老师“要完全弄清楚这些题诗不简单”结束了。于是乎,我赶紧把整幅画作横竖拍下。随后细细辨赏,发现题跋者均为日据时期和战后初期新加坡华文教育ˎ报业ˎ文坛的活跃人物,这幅老梅图竟是另一卷《兰花集》!

关于老梅图

     这幅老梅图是黄载灵(1895-1973)于1945年6-7月作于新加坡,当时还是日本占领下的昭南时期,他时年五十岁。画芯老干疏花,幅不盈尺,呈人字状。画芯左上是作者本人作画后首题四句四言诗。至1954年夏,先后有一十九位新马文人墨客在此画作上题诗。


黄载灵老梅图 (整幅)

黄载灵老梅图 (局部放大)

黄载灵老梅图 (局部放大)
黄载灵老梅图 (局部放大)

题跋作者辨识

       从画作作者首题,相继有其他19位题跋者,在画芯和外裱上面题诗,加上作者第二次题款,此幅作品上共有20人题款21处。画作作者首题二山居士,末题二山黄载灵,确认是南来新加坡任教的书法家黄载灵无疑。款题全名者有10人:李西浪,高冠天,蔡寰青,沈逸史,张明慈,吴得先,潘洁夫,谢云声,曾心影,胡超球。据题款字号确定全名9人:杜蘅香,郑光汉,欧阳澄,刘楚才(材),张瘦石,黄炎,黄少怀,张梦生,黄孟圭。以上20题跋者确认无疑,19位生平资料可查,唯黄炎身份资料尚不确定。题跋作者款题姓名字号及全名辨识见下表.

题跋时间和次序

     在21处题款中,有13处带年季/月,1处有年无季/月,7处无时间。黄载灵题乙酉仲夏,查旧历应为五月,对应公历6月10日至7月8日。虽然郑光汉题乙酉夏月,但其题诗后句“如今忽报春来到,大地风飘庆国花”明确无误地表明是在日本投降日即8月15日之后。李西浪和高冠天未落年月,原因可能是此二公身份更是诗作文人而非书画文人。从画面位置上看,此二公应该是在二山居士完成这幅老梅图后最早的题跋者(这与他俩当时的名气地位相符),题跋时间当在仲夏和季夏之间,早于郑光汉。那他们二位谁先上题?画面位置上难确定,但高冠天题诗中“喜得今朝松竹报,冒将风雪夜深来”内容应该解读为8月15日之后为之。李西浪乃当时南来作家诗家中气场大者,在日据时期多有诗作,收录在战后1946年出版的《劫灰集》里。以“西浪之豪情侠气,不谐流俗, 。。。辄闻西浪诃斥暴政,月旦浊世之声,慷慨激昂,不能自已。 虽在拘罗布,属垣有耳之下,西浪不顾也。”(傅无闷:《劫灰集》序)之性情,李公若在8月15日之后上题,绝不会停在“老干诗人骨”,“数点见精神”,言表之喜大概可以肯定超过郑光汉ˎ高冠天。据此判断,李西浪在此老梅图之题跋应在公历1945年8月15日之前。

        其他未落款年月者,根据题跋诗作内容及其在画面上的位置,大致确定题写时间次序,综合如下表。考据题跋时间统一为公历,列明供参考。

题跋诗句

    画作者本人首题四句四言诗:干老而劲,梢短比戟;含笑花稀,写我胸臆。题跋诗七言四句共12首为最多;五言四句5首;五言八句1首;和五言二句1首。除五言二句1首借东坡句外,其它19首(含画作者本人首题)均为自作诗。题诗虽属旧体,生僻字词鲜有,用典故有限,当是诗作者有当地生活经历,及对当地华文水平习俗相当了解。诗作多有咏梅冒寒傲雪冷香之精神,并言坚强不屈乐观豁达之未来。除高冠天ˎ郑光汉两首直接道出光复之庆,谢云声“曾经浩劫苦吟身,写出冰肌不染尘”也直接了到地写出当时南来文人在日据期间的劫苦。正如画作者本人在末题中所言,“乙酉夏星洲沦于暴日者经三年,荼毒惨苛,凤竄鸮残。顾余不善画,偶尔写此,籍以消忧。光复后装潢,至今十载。中先后得诸友留题者凡十又九人,词翰因缘,洵可宝之。”。

    二战结束后新加坡出版了三部关于日占时期的旧体诗集,即谢松山的《血海》,李西浪的《劫灰集》和郑光汉编的《兰花集》。《兰花集》收录郑光汉、胡浪漫、郑文通、李西浪、傅无闷、沈逸史、苏秋生、 李铁民、洪一炉、谢云声10位诗人的诗作共45 首。日据时期,郑光汉因其寓所思汉斋中盆兰7度开放,遂七次招集友人饮酒赏花,吟诗作赋,寄托家破国亡之恨,寄人篱下之辱,苟且贪生之无奈。“在与友朋互相酬赠的过程中,诗人们对光復的信念得以进一步巩固。彼此的志操, 亦获得了肯定和策励。诗歌由此成为了他们表彰节义、凝聚群体的有力工具。” (林立,劫灰与兰花:新加坡日据時期的两部旧体诗集)。黄载灵“余不善画,偶尔写此,籍以消忧”,何其相似也!有四位《兰花集》诗作者在老梅图上留题,即郑光汉,李西浪,沈逸史,谢云声。这幅老梅图岂不是另一卷《兰花集》哉!吟咏对象是画中之梅替代了盛开兰花,唱和方式是题跋替代饮酒赋诗。可喜之处在于老梅图成于黎明前的黑暗,”居士画梅墨犹湿,萧斋已见春光集”, 题跋多在光复之后,恨辱当一扫而空,尽管无奈可能还是有的。

    老梅图之全部诗题辨识列于下表。




致谢
前人书法作品辨识做到准确无误确非易事。非常感谢许梦丰老师的鼓励和对题诗的辨识,并示《微斋韵言》和多篇欧阳澄的诗作。感谢作家何华先生分享张朝慈的资料。谢谢新加坡国立大学林立老师提供的资料。感谢欧彬生女士,李炳梅医师,国家博物馆义工黄德兰,王东印提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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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书和画

新加坡篇(二)香雪庄藏品

赵宝宗


    和袖海楼一样,香雪庄也是一个新加坡成功华商的收藏传奇。

    庄主陈之初博士(1911-1983),原署陈兆藩,1911年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潮安东风乡。四岁至17岁间在中国长大。1928年返回新加坡从学徒做起,创办“长丰”和“隆荣”两商号,经营胡椒甘密橡胶咖啡等土产贸易。朝鲜战争后凭胡椒贸易大获其利,享有“胡椒大王” 之美誉。

    陈氏有雅好,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就开始收藏中国艺术品,取“梅花之清香”之意“香雪庄”为自己的斋号。历时四十多年,发展成为新马区域时间最早、规模最大、藏品最精致的私人收藏。陈氏本身具备过人的艺术鉴赏能力,收藏中不断学习积累中西美术史、艺术潮流与流派、书画名家生平及创作技巧等系统翔实的知识,故每每慧眼识宝。加之经济实力雄厚,每遇佳作机缘,不论要价高低,总能当机立断纳而珍之。因之所藏数量品类不断扩大,声名远扬。香雪庄主要藏品一度多达七百件,包括书画、陶瓷、端砚,印章,青铜器、紫砂器、玉雕,竹刻等。其中,陈氏对水墨画最为钟爱,藏画自然就是香雪庄的收藏核心。这些藏品就收藏在陈氏大宅里(真大的大宅!), Upper East Coast Road 311号(后来迁到的Bournemouth Road 70 号)。宅院里室内鱼池旁有饶宗颐(1917-2018)赠与主人的嵌名联:得有人力振古,最宜日此观鱼 。 

陈之初在东海岸路上段的陈氏大宅建立香雪庄(1953年摄)

香雪庄书画藏品包罗宋元以来的名家作品,最大宗收藏是晚清著名画家任颐(伯年)(1840-1895)的作品。陈博士和比他年长四岁的上海大藏家钱镜塘(1907—1983年)一样,最钟情的画家是任伯年(据传钱镜塘最多时收藏有任伯年的大小作品2000来件,最出名的一件是《华祝三多图》),相信是受徐悲鸿对任伯年“500年第一人”的定位影响。陈博士从三十年代起与黄曼士(1890-1963)交好,通过黄氏结识徐悲鸿(1895-1953)。在徐悲鸿和黄曼士的介绍下,陈之初搜集了任伯年大量作品精品,据说超过百多幅,主要收录于1953年出版的《陈之初藏任伯年画集》。其中一套四屏《八仙图》,以简笔描绘了八仙独立超然的神态,是他绝少成套的人物画,陈氏视为珍宝。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 (1942年2月到1945年8月),为防画作遭到损坏,他把这套画作埋在他岳父的橡胶园里。

任颐《八仙图∕1880年作品∕四条屏 水墨设色纸本/150 x 81.5cm

    香雪庄收藏陈氏最钟情的在世画家徐悲鸿作品更是数量多水平佳。徐悲鸿在新加坡完成的彩墨画《双马》,就曾挂在他的书房墙上。香雪庄多幅藏画上都有徐悲鸿致陈氏的亲笔题款。这种情景不限于徐悲鸿,黄宾虹,张大千、溥儒、赵少昂等都有亲笔题款的精品。

陈之初博士在书房 (照片取自网络)

徐悲鸿《双马》∕1940年作品 水墨设色纸本/262 x 132cm

徐悲鸿 《柳鹊》∕1939年作品 水墨设色纸本/247 x 53cm

(作者题款:之初先生雅教)

                               黄宾虹《山水》∕1950年作品 水墨设色纸本/141 x 21cm

(作者题款:北宋人多兼吴道子、王摩诘两家法,而变唐画刻划之迹,此甚进步。之初先生属)

    香雪庄的书法收藏也极为丰富,明万历探花张瑞图(1570 – 1644),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铁保(1752-1824),民国沈尹默(1883-1971)等名家大作。陈之初博士本人自幼对书法有浓厚兴趣,并努力钻研名家墨迹,从颜、柳,入手,继及行草,旁及明清各家,博采众长,所作“五色书”,“彩墨书”,自创蹊径。他多次参加本地和海外的艺术展览及日本国际书道展。 1979 年出版《陈之初书法》,1982 年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举办个展,并出版了《陈之初书法》( 二集 )。

张瑞图《五言诗》∕?年作品∕四条屏 水墨绢本/251 x 56 cm

    在收藏书绘画的同时,陈氏结识了不少新马当地和来自中国的画家。曾与于右任、徐悲鸿、张大千、何香凝、溥雪斋、赵少昂诸师交好,经常邀请海内外的文人雅士到家里雅聚,切磋指授,与本土藏家如“虚白斋”的刘作筹(1911-1993)、“袖海楼”的杨启霖(1917-1998)交情深厚。收藏家、研究者和字画商,也经常受邀到香雪庄做客,新加坡先驱书画家,都曾是陈博士的座上客。当年国内外书画名家以到香雪庄做客赏珍藏为荣,还有台湾画家组团来看画,陈氏甚至慷慨资助国外的艺术家朋友飞来新加坡看画。他自资刊印《任伯年画集》、《香雪庄藏印》上下册、《香雪庄书画选集》、《齐白石印谱》等,免费分赠海内外文化机构及人士。

陈之初博士于国泰酒楼宴请新加坡书画家和收藏家(摄于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左起:陈人浩,刘抗,?,杨启霖,?,陈之初博,陈景昭,王梅痴,?,陈文希,和陈宗瑞)

陈之初博士是一位慷慨的艺术赞助人,对新加坡当地的文化艺术贡献良多。在1972年他将30幅名家书画珍藏捐赠前南洋大学李光前文物馆。1977年,由著名史学家地学家教育家张其昀(1901年-1985)创办的台湾华冈中华学术院(1980年改为中国文化大学)特颁予名誉哲学博士学位,籍以表彰其对文化艺术事业超卓贡献。1977 年,陈先生慨捐新币五万元予新加坡艺术协会(Singapore Arts Association)设立“陈之初艺术基金”,作为进一步奖掖当地艺术后进,及促进当地艺术活动的一种工作与承担。随着陈氏家的不断捐赠,到2015年该基金累积至新币120万元。1979年命名为“陈之初博士美术奖”(Dr Tan Tsze Chor Awards),年度举办,是本地最长寿的美术奖和具指标性的美术竞赛。陈之初博士美术奖每年吸引约200份作品参赛,40年来默默培育不少美术人才,从1979年第一次美术家林欣欣,在新加坡文化奖的获奖者中,多位曾经得过陈之初博士美术奖书法水墨组奖。

2000-2002年陈氏家人将香雪庄的部分藏品中国近代书画、端砚、印章、陶瓷捐献给亚洲文明博物馆 。2002 年 6 月,亚洲文明博物馆举办了“陈之初书画作品珍藏展”。2006 年亚洲文明博物馆出版“香雪庄珍藏”,收录陈氏家族捐赠文物当中的一百三件作品。香雪庄部分藏品近年也通过内地艺术品拍卖市场回流大陆,凭借业界声望和引人注目的藏品,在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上海朵云轩、云南仁恒等众多拍卖公司出现,成交率非常高。


(除另有说明外,本文图片拍自‘陈之初香雪庄珍藏’)

参考书目

The Xiang Xue Zhuang Collection Donations to Asian Civilization Museum

The Art Book of Chinese Paintings  (by Ming Deng)

https://kknews.cc/zh-cn/history/x3mpgvg.html

Rediscovering Treasures:Ink Art from the Xiu Hai Lou Collection

Singapore through 19th Century Prints & Paintings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mini-columns/story20180120-828515

大批珍贵书画捐赠后极少展出 陈之初之子陈玉仪: 太可惜

https://www.zaobao.com.sg/culture/arts/story20160517-617890

李伟南(1880 – 1964)参考资料

https://libportal.nus.edu.sg/media/lib_ch/sg-lee-wee-nam.pdf

新加坡四大书画收藏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58d6550100chiz.html

邂逅「香雪庄」

http://www.sgwritings.com/2276/viewspace_46108.html

“香雪庄”藏品风头健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50820/0432274070.shtml

名聯觀止: 下

梁羽生

https://books.google.com.sg/books?isbn=9578499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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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戏剧应使用标準語言

黄国全

去年四月华侨中学(高中部)同学呈现了一年一度的大型戏剧公演《黄城夜韵》得到不少赞赏之余,也同时引发了演员的对白是否应该使用标准华語(包括卷舌音,也称翹舌音)的争论。这样的争论令人费解。

舞台戏剧是一种严肃的舞台艺术。不像七月歌台和庆典时的余兴節目表演,身为高中部学生的戏剧演员,除了需要有一定的高水平演技外,语言的表达能力以及能否以标准语音(包括卷舌音)对白更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任何民族的戏剧表演都是以他们本身的标準发音作为戏剧語言,这本是无可厚非的。 

然而,就在演出过后不久,有些观众却认为《黄城夜韵》的演出缺乏本土特色,原因是演员的标準卷舌音令人感到“刺耳”。这样的观点受到不少或许是具有国粹思想,对外来人有排斥心理的国人的支持,他们觉得这样的戏剧表演只要观众听得懂就行了,使用字正腔圆的标准华语会失去本土特色。

至今,我还没听说过有人在争议英语戏剧是否会因使用标准英语的洋腔洋调而令听众刺耳 ,应采用Singlish 取代标準英語才有本地特色。

很久以前,教育部已决定采用汉语拼音在各中小学教导标准华语。标準华语的学习让国人能使用正确的汉语拼音在电脑或手机輸入中文,给大家带来了不少方便。大多数本地华人已听得懂标準华语。50年前那南腔北调的华语已难以听到。 

标准华语的使用,也让我国电视剧“雾锁南洋”得以打入中国影业市場,吸引了不少中国观众,风靡一时。不少国际华語明星也纷纷讲越來越标準漂亮的华语來为他们自己加分,争取粉丝。

其实,我并不反对在非正式与娱乐性的场合如七月歌台、社交团体的余兴節目,或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非标准的华语或新加坡英语(Singlish)。毕竟,语言是沟通的工具,口音并不重要,懂得对方的意思就得了,这就是新加坡的特色,让人有在家的感觉。在国外,听到讲Singlish的人必是来自獅城的。 

然而,从宏观角度和学习的观点来看,我们是否应过于强调这样的特色而让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学到一种只有獅城这小红点里的几百万人听得懂的局限性语言而忽略了全球数以亿万计的华人和洋人使用的华语和英語?走出这小红点,有多少人会听懂我们不纯正的华语,不纯正的英语,值得深思!

來自中国的学生,因口音的关系讲話时或有較强的卷舌音,让有些本地人听不习惯,但这毕竟是难以避免的。假以时日,相信他们也能融入本地社会,讲一口具有新加坡口音的标準华語。我们何不接受这样的事实,让這些同学也有在午台上表演的空间?毕竟,他们讲的是标準的华語,不妨礙覌众对剧情的欣赏与了解。在合格华语演员匱缺的今天,我们或许也可把这情况看成是新加坡华语戏剧的現狀。久而久之也自然形成本地的另一特色,为国人所接受。

戏剧的本土特色也不一定要从演員的语音上表现出来。以本地体裁,反映本地现实生活与事物的戏剧内容以及演员的装束和形体动作等也能呈现这种特色。

黄城夜韵已迈入了33年。在华文、华语的使用処於弱势的今天,华中同学还能本着自强不息的华中精神,以及五、六十年代华中戏剧研究会(后称华中戏剧会)的优良传统,坚强地保住这塊表演的平台,努力为我国华語戏剧这表演艺术的传承做出贡献.

 

这次《黄城亱韻》的演出不仅让覌众们享受了一顿丰富的文化盛宴,也因为听了这次演出中充分运用的标準华語而有所领悟和获益。深切地期望《黄城亱韻》能一如既往继续使用标准华語作为戏剧語言,即便是卷舌音或許会让一些人认为"刺耳"。


学校是培育新生代的重地,《黄城夜韵》是校园文艺重要的表演平台,演員讲标準华語,把标準华语传達给同学,有助于加强学生对这方面的掌握与认识。

期待华中同学们继续致力于創作更多具有地方色彩的本土戏剧,不断地推动我国华語戏剧的发展,为我国的多种族文化增添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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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冷的“大哥大”

刘家明

最近加冷的“大哥大”频上报,这“大哥大”说的不是在加冷经营巨无霸“第一代流动电话手机”的商店,也不是说加冷的”私会党”,它是加冷“达哥打”弯的谐音。不过如果有时间去看看加冷“达哥打”的过去,它的确有些“大哥大”的风范。

根据《新加坡历史原貌》,早在1819年开埠以前,就有一支名为“加冷”(Galang),人数约为500的原住民“海人”(Orang Luat)集居在那里,由于地势低洼,所以后来被称为“加冷盆地”。由于开埠后的新加坡的快速发展,当时的实里达军用机场已不敷应用,殖民政府总督金文泰在1931年提议在“最靠近市区的地方,兴建一座世界最大、最好、最先进,并能兼容海上飞机使用的民用飞机场”。于是在77年前的1937年6月12日,被誉为“大英帝国最好的机场”的“加冷机场”就开幕了。不过第一趟降落在加冷飞机场的,却是早在3月时,一架因为恶劣天气从实里达机场转降的飞机。

兴建加冷机场是本土第一个特大规模的填土工程,当时的跑道是草地,直达海边,跑道通水性佳,机场搭客大厦和控制塔设计摩登有现代感,设备先进,很快就超越了槟城而成为了全东南亚最繁忙的飞机场。世界首名独自飞越大西洋的女飞行员爱梅丽雅•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曾在加冷机场起降,她对机场的设施赞不绝口,说“加冷机场是东方航空的奇葩”。从开幕到机场终止服务的18年里,机场一共发生了2次意外。最严重的一宗是发生在1954年,当时一架澳洲昆达士客机在降陆时撞毁,全机32人全部罹难。现场狼藉不堪,当时海峡时报记者所拍得的照片还得到了“1955年世界自由新闻摄影”首奖。不过最早的意外则是在1946年6月29日,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达哥打”型(Dakota)飞机在降落时发生爆炸,20名仕官全部殉职。意外发生后机场关闭,其他的Dakota飞机就停泊在现在的“达哥打弯”附近,该弯道也就此而得名。其实所谓的“达哥打”型飞机跟美国的“南、北达哥打州”完全没关系,因为当时世界上最通用的运输机是美国的“道格拉斯D-3C”型机(Douglas D3-C),英国航空界把它的长名Douglas Aircraft Company Transport Aircraft缩称为“DaCota”后再改为“Dakota”罢了。

由于新加坡的航空发展实在太快了,加冷机场在启用不到12年就已有不足应付之态,于是英国殖民政府决定在巴耶利巴再建一新机场。巴耶利巴机场在1955年由当时的首席部长马绍尔开幕后,加冷机场正式走入历史。由于加冷机场靠近市区,地方空旷,所以是举行大型政治活动的地点。1956年3月18日,马绍尔在加冷机场举行2万人的“独立群众大会”时情况失控演变成暴动,造成50多警民受伤;后来殖民政府就以这次事作为马绍尔没有能力控制新加坡的藉口,不让新加坡独立。

加冷机场虽然已走入历史,它的搭客大厦却被保存下来为其他用途,例如公用事业局,中央人力局,人协总部等,2008年才被列为国家保护建筑物。机场空地则已重新发展成我们期待已久的国家体育馆,不久后就可能在那儿再次听到“加冷狮吼”了。现在该说说加冷的“达哥打”弯了。目前在那儿的17座租赁组屋早在1958年就由殖民政府的“改良信托局”所建。弯里的中药店、理发店和杂货店见证了“达哥打”46年来的兴衰。数十年没变的还有那地标“大胖鸽”儿童游乐场。虽是个租赁邻里,但居民守望相助,在90年代中就数度赢得“马林百列区最干净组屋奖”。曾几何时,这些“大哥大”租赁组屋也到了“曲终人散”落幕的时候了,所有租户必须在2016年底前搬离,腾出空间来“发展高层住宅项目,以优化土地使用”云。

就不知道当局届时会不会在那儿的某个地方立一个“故事板”之类的东西来记录这些“大哥大”的小城故事,也或许这一切历史往事,美食风情,都将随着清风细雨,从加冷河漂入大海。

《早报-言论》 2014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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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弄街道路,巷弯台惹兰

刘家明

如果翻开一本中文的新加坡街道指南,一定会发现我们对街道的有趣分类,这在某一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街道命名的特色。

最常看到的“路”,是英文road的直译。新加坡的街道里“路”的出现也最多,大家不妨略算一下(Mighty Minds 2013版),我国大大小小的路,连那些没有Road字但也被译为路的,以及把Link也译做“连路”的一共有1160条左右;接着则应该轮到那571条“惹兰”了。“惹兰”是马来语Jalan的惯用音译,同样是道路的意思。

Boulevard 在法语是指两旁种满有荫大树的路,本地译为林荫道。到目前为止,我国共有14条林荫道,但可惜道的两旁抢眼的是高高的大厦和建筑物,没能真正感觉到“林荫”。还有一条叫“化学特产林荫道”的,听起来反而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倒是那段约半公里长的“牛奶场路”,路中央种了一排浓密像是杉树的“屏风”,每次开车经过,真有点像拿破仑在林荫道上驱车去“枫丹百露”王宫会情妇的感觉。

Avenue 原指侧有建筑物或树木的康庄大道,如巴黎的凯旋门就建在12条康庄大道的交汇处。我们把Avenue译为“道”,一算就有440多条的“道”了。“道”在本地还有几个分类:如Way是大道,Drive是通道,Farmway乃农道,Track是乡道而Loop则是环道,还有一条好创新的叫淡滨尼“宏道”(Tampines Grande)的,所以Way有时好像大过Avenue,有时又偏僻无比!把Street 译成“街”算是较传统的译法,444条“街”都清楚分明,没有别家。讲完“大街”应该是说“小巷”了,我国约有200多条被译为“巷”的Lane,不过应加上158条“罗弄”。“罗弄”是马来语的Lorong,有小巷、后巷的意思。我记得Close过去是叫做“区”而现在则是“弄”,因为我曾在红山区(Red Hill close)住了32年,不过现在将近90个“区”都被“弄”掉了!

Crescent是形如新月的弯路,我们的弯路算起来也有130多条,还有一条叫“康埔桦弓形路”(Compassvale Bow)的,其路形确实如弓。我们也应该再加上11条叫“麟谷”和“麟光”的,因为马来语的Lengkok和 Lengkong都有弯曲小路之意。比较挑战我们想象力的应是Terrace(台)了,谁会想到我国100多个所谓的“台”其实都是平路一条呢?最令人避忌的或许是小径(Path),全国除了植物园里的红砖小径外,其余79条小径都在坟场,还有一条慕莱小径(Murai Path)也离坟场不到1公里。与“小径”差之毫厘的“径”,也就是英文的Walk却有152条,它们都是普通街道,与Walk的原意即“人行道”已不一样了。

我们还会发现如坊Place,广场Square等其实也都是路而不是如欧洲国家的那类大广场。不过把Canberra Square 叫做“圈路”却是很合适的,因为那的确是一条边长约300米和600米的长方形路。“圈”也用以翻译Circle,它事实上是“环形路”。一般街道指南也把交通圈Circus简译成“圈”, 所以与Circle有点儿混淆,目前全国只剩下不到7个交通圈,最出名的当然是“纽顿交通圈”了。

没到过实龙岗的朋友可以翻翻街道指南,在一个方圆半径不到150米叫做“泉”(Chuan)的地方,我们可以找到泉弄、泉花园、泉通道、泉道、泉巷、泉连路、泉坊、泉台、泉景、泉径,还有罗弄泉,几乎用尽了所有的“路族”!类似的地方还有如义顺的“春叶”和盛港的“康埔桦”地带呢!所以本地街道的分类基本上与地形是没什么关系的,尤其是现代新镇林立,街道星罗棋布,命名也只好创新求胜,因此才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新“路族”如:坪Plain、坡Rise、埔Green、林Grove / Wood、景View / Vista,域(或场) Field、谷 Vale、坂Bank、总汇Concourse 等等,应有尽有;但那些马来语“路族”如惹兰、罗弄、麟谷、甘榜、达曼(花园)、丹戎(海角)、直落(海湾)等多不会再被用了。

《早报言论》 2014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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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公务员

刘家明
《早报 – 言论》2013年07月20日

儿时邻居的爸爸是吃“皇家饭”的“财副”,每天“白衫白裤”,傍晚5点15分准时到家。我们在楼梯口玩耍时总会叫他一声“安哥”(uncle),印象中从没听过他与我们答话,最多也只是“嗯”的一声罢了。吃“皇家饭”对我们这班“朝不保夕”,有一餐没一餐的穷孩子来说还是挺羡慕的。后来有幸得到奖学金,毕业后被派到所谓的“专业服务”邻域上班,就这样我也“糊里糊涂”地吃起“皇家饭”,成为公务员了。

记得那时细读委任公函,公务员要身体健康、守纪律,除了日常公务外,必要时也要执行总统临时颁下的任务等。看到这里,忽然间就充满了“使命感”,公务员的确是“有点身份”的。日后陆续还看到世界各地对小红点的公共服务的好评,虽然我的服务领域不一定在得到好评的领域中,不过也可沾一沾光,私底下高兴自豪一下。

我的工作不必直接与公众接触,少曝光也就少了很多压力。不少前辈,尤其是要面对公众的都曾对我吐过苦水:(做)公务员最“冇划”(划不来),做得好的话被认为是应该的本分,一点点不让人满意就被投诉。还好当时资讯不发达,没有那么多渠道给人投诉,也就不必花太多宝贵的时间,大事小事都要调查、报告、回应、检讨等等,更尤其很多时候都是“独立个案”,不是系统或制度上出的问题。

没有人每天给我们说教,要我们遵从“公务员操行手册”,我好像也没真正看过这本小册子。因为有了“使命感”,我们都自动自律,以常理、常规从事,自警自勉,默默在幕后“耕耘”。一些常识如不利用办公时间进行赌博,不滥用公物,不参加任何政党活动,洁身自爱,在外要以身作则等,不言而喻。记得前辈还循循善诱,不能滥用职权,要谨记“财戒”和“色戒”,因为那是“死罪”!其实这些都是职业和专业道德,无论是公务员与否,都应该是我们的职业操守。

那个年代公务员办事好像比现在容易得多,我觉得这或许是当时人们对整个公共服务系统的“信赖度”高;一方面人民自己要顾着为生活打拼,于是就放心把“大事”交给政府照顾好了。那时一切都好像很简单,就算是跨部门的事项,只要把功课做好,把对各方影响的情况衡量和考虑清楚,一两回的会议就有结果了。现在的情况就复杂得多了,各部门的工作和权限分得仔细,各自又属于不同的管理层,被KPI(重要政绩指标)绑死死,在各部门的沟通上也就增加了不少不必要的障碍。

我和大约3000名同事在2000年一夜间被“公共服务委员会”全体裁退了,我不再是公务员,而只是在“法定机构”从事“公共服务”的职员。随着越来越多“法定机构”的成立,政府公务员的数目大量减少,整个公共服务也被“瘦身”。“法定机构”在行政上更灵活,也有更大自主权,所以在某些服务的效率是提高了。不过在跨领域的“大事”上,由于每个“法定机构”有它自己的“价值系统”,对同一问题不一定有共识,沟通问题难免会发生。现在要真正推行大计划已不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动辄就要惊动部长来个跨部门委员会来解决“大问题”。

上个星期六《联合早报》刊登总理的演讲稿,那是他在“行政服务”晚宴的讲话。“行政服务”人员可不是一般的“公务员”,他们是公务员“金字塔”里最高层的精英分子,是各种影响着我们生活作息的制度、系统的“决策人”。当然,讲稿的内容也同样可用以激励一般的公务员,因为各级公务员虽各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和使命——为人民服务,改善人民的生活。“人民公仆”加油!愿与公务员同仁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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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金刚“洞洞拐”

刘家明

朋友知道我喜欢与数字打交道,所以传给我一则笑话:

士兵:“报告排长,我刚逮到一个敌人。”
排长:“确定,是七个敌人吗?”
士兵:“不,是一个敌人!”
排长:“好!是十一个敌人吗!”
士兵:“不,就是一个敌人!”
排长:“干得好!加油!”
排长:“报告将军,我的一个士兵逮到九十一个敌人!”
将军:“好!快颁给他一个奖章!”

于是,从1 到7,到11(是一)、41(是十一),到91(就是一),一个“人民英雄”就这样诞生了!

在军队里,最怕就是遇到这样的“通讯问题”了。由于在战地没有新电讯、M1这样方便的服务,军队靠的是军用无线电收发机传送讯息或以“对讲机”对话。为了减少占用频率以让更多人有通讯的机会,通话都尽量简捷,同时也用很多代号和译码,来增加通话的“隐秘性”。军事训练的其中一个课程就是“通话程序”(voice procedure),除此还要了解“对讲机”的特性,才能确保讯息传送的正确无误。世界各国的军队都有他们自己的通话系统,不过在联合作战或演习的时候就要预先协调好,才不会产生混淆。目前国际军队通用的是北大西洋公约(NATO)系统,各国的军队都可用这系统在战地互相“沟通”。国际民航组织(ICAO)也采用了与NATO一样的系统通话,于是全球的飞机师才不会有“鸡同鸭讲”的情况出现。

英文字母在NATO通讯系统里都有一个特别且不易引起混淆的读法,例如:“A”读成“阿尔法”(Alpha),“C”是“查理”(Charlie),“G”是“高尔夫”(Golf),而“Z”则是“侏儒”(Zulu)等。数字方面就与英文没什么大分别,只是有时“9”会被读成“奈乐”(niner)。如果遇到英文发音比较相近的数字,好像英文的“十五”(fifteen)和“五十”(fifty),我们就直接用“一五”或“五零”来报告,这样就不会发生像文章开头所写的那种情况了。

法国军队当然也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系统,在数字报告方面与一般法国会话没有不同,不过每个字母都用一个通用的法国姓名来代表。例如:“A”是“安奈杜乐”(Anatole),“H”是“亨利”(Henri),“L”是“路易斯”(Louis)等。由于“对讲机”的操作是要先按钮才可通话,为了保证全部通话内容能够清楚传达,通话前都要冠以如“hello”的“话头”,讲完后则以“over”结尾,这样“有头有尾”,就会大大减少讯息误差了。

还记得以前看过的中国战争电影,其实中国军队也有自己的一套通讯程序。由于中国地广,大江南北军人口音相差很大,所以更有统一数字发音的必要。记得当时听过从0到9的读法是“洞、么、两、三、四、五、六、拐、鳖、勾”,读起来蛮俏皮有趣的,目前解放军用的读法就不得而知了!台湾的朋友也曾告诉过我,早期在台湾打电话召唤德士时,就有听过服务小姐用类似的读法通过无线电与德士司机对话。

用“洞么两三四五六拐鳖勾”来对话虽然有其实际用途,但是拗口。还好由于无线通讯科技的进步,目前手机通讯没有频宽的限制,影视清晰度高,故民间再也不需要采用这种方法通讯了。不然的话,我们在路上就可能会听到有人要到电影院去看“铁金刚、洞洞拐”的电影这类的对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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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解国忧

刘家明
《早报-言论》 6 Jul 2013

人在国外,陆陆续续收到家人和同事传来PSI的讯息,心里的确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记得建国初期,国家“血气未定”,内忧外患,为“存亡”而奔命。“及其壮也”,为了“戒之在斗”,以“大智慧、大本钱”投资水源的研究,终于让我们摆脱了食水这个“紧箍咒”。但是近年来,我们对危机感好像已“解除警报”;我们每天关心的,不外是“房”事屋价,交通拥挤,排队抢猫的事;结果被伊蚊以及烟霾问题搞得灰头灰脸,束手无策。国家就快过50大寿,难道我们就真的要“五十知天命”,要认命不抗拒而顺其而然了吗?

关于烟霾,目前最直接的“驱烟大法”是人造雨,不过这不只是雇架飞机,撒包化学盐就能搞定的事,尤其在我国这个弹丸小岛,要真正“操纵”这技术还得要经过多重研究才行。首先我们要能了解气候、准确估计风速和风向;我们得研究“云种”、“云质”、“云量”和“湿度”;才能把“雨”准确无误地在指定的时间,把“甘露”降在指定的地方。我们也要选择对水源、动植物都无害的“雨种”。最后,我们还要研究一个最经济和有效的“播雨”系统,才能算解决了这个烟害问题。

如果大家上网“谷歌“一下,就会发现我国的新科宇航已研发成功的无人遥控飞机“天刃4型”(Skyblade-4),它可以在2万尺高空,云层之上翱翔。因此上个星期六《言论版》林任君先生提出的“天幕”在科技上是绝对可行的。我国大可把“天刃”研发成破解Sword of Damocles的“天剑”,就可把国人从烟霾里解放出来了。只可惜这些研究虽能造福社会,但都是没有瞬息“投资回报”的“赔钱货”,管钱的大爷是不会轻易核准的。当然,在一个不乏风雨的小岛研究“人造雨”是有点“匪夷所思”的,更何况这是个科研界还没有正视过的高风险“系统项目”;但就如“新生水”的例子,这正是我国遇到的特别的危机和契机。

研究气候和“混沌”理论(Chaos)的朋友就常用“蝴蝶效应”来解释非线性系统:在巴西的蝴蝶扇动翅膀,可能会在美国引起一场龙卷风!如果我国真的也加入“混沌”学的研究队伍,以后可以多调养一些蝴蝶,除了能帮助造雨解烟霾,还能为植物园多添特色哩!(一笑)

我们再来看一看另一个“国忧”,据说我国不久后将采用世界第一个“卫星导航(GPS)电子交通收费系统”以解交通之困境。正如我国采取的其他交通管理措施和系统,这全国性的系统可能真的会是另一个世界首创。不过笔者则认为这系统在国家“颜面“上会有点问题。无可否认的,GPS是目前最准确、普遍、便宜和由美国国防部提供的免费导航系统。撇开了GPS的技术局限不谈,美国没有义务也没有承诺将永远提供这项免费服务,尤有甚者,美国可以根据他的军事考虑随时调整GPS的精确度。试想想,一个国家将引以为傲的交通系统却要“受制”于他国的科技,是否会觉得有点儿“损国体”呢?

难道我们就没“法度”了吗?非也!其实我国有一个全世界都还没有的优厚条件。我国目前第四代流动通讯(4G-LTE)的涵盖率已趋95%,这可是个4G-LTE导航系统发展的特大良机。目前4G-LTE 导航的准确度还不比GPS,但是它的潜能无限,只不过是因为GPS的存在而局限了它的研发空间。如果我们注入基金重点研发4G-LTE定位 ,笔者估计不出四年,我们将会有一个能与GPS媲美的导航系统适合应用在交通控管上了。这不但能“为国争光”,这科技也可以“外销”,我相信世界上会有好多希望有“独立”而不必靠外国科技的系统的地方。

记得1995年,我的工作小组向上司提呈研发太阳能源的提议时,批回来的评语是“不合适宜,空搞噱头”,因为当时每桶原油不到16美金,也没听说有什么环保运动。不然的话,或许我国在太阳能的研发上就也可分得一杯羹了。

我说“五十而知天命”,应该被解释为“到了50岁,我们更了解未来生存之道”。我们未来生存的三大挑战将是水、空气、能源。目前水源大致上的研发方向已定了,但洁净空气和无污染能源的重点基础研发却还没见端倪。我国的局限和国情与世界其他国家大不同,这正好为我们制造了特殊和有利的研发条件。当然,这些能造福大众未来的科研是高风险而且也没有明显短期回报率的,所以别指望会得到私人企业的青睐。或许我国政府在大量拨款给国家研究基金(NRF)时,除了水源、数码和生命科学外,也不妨考虑一些其他区域,让更多的科研项目有共解国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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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速度

刘家明
《联合早报-言论》 13 Apr 13

“有好料,给你慢慢欣赏!”同事明耀刚好在清理办公室时看到我,便顺手抛了一本书给我,原来是史蒂芬•柯维(Stephen Covey) 在2006年出版的《信任的速度》(The Speed Of Trust)。史蒂芬是当代著名的管理学理论大师,他的著作非常多,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他在1989年写的《高效人士的七个习惯》(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在他于去年病逝时,纽约时报做了个统计,该书共有38种不同语文译本,卖出了近2500万本。在现今这个金融危机处处,企业丑闻日日新,公司服务素质被质疑,政治选举口水战激烈的时候,重看这本书应该别有一番感受。

根据史蒂芬的理论,对个人、企业、机关、政府甚至国家的“信任度”大幅度地影响着各项作业进行的“速度”,并直接影响着其“成本”。如果“信任度”高,“速度”会被提高,“成本”则会下降;反之亦然。举个最简单直接的例子,由于恐怖份子的猖獗,机场与旅客之间的“信任”互失,机场不得不引进各种安检措施,除了增加机场运作成本,也增加了对大家的不便,旅客更要提前到机场,无形中拖长了整个旅程的时间(减低了速度),大大影响了“生产力”,也间接地增加了旅游的“成本”。如果大家再细心想想,在我们生活中应该还有不少这样的例子的。

史蒂芬认为从个人到机构的信誉和“信托度”,可以由五个层面来培建和提升。个人(尤其是领导)的信誉取决于他的品行和办事能力,信誉一旦从个人建立起来后,很快就能蔓延开来到众人、社会,因此第一层面是“个人信誉”。个人信誉可以通过诚实和言行一致,办事真诚无私心、以实力尽力助己助人,以及对作业的成绩负责。接着是第二层面的建立“互信关系”,而这是最费时费力的步骤。史蒂芬一共提出了13个行为准则,例如待人以诚,互敬互重,开诚布公,处事透明,知错快改,忠诚,务实,负责,不固执,实践问责等等,这其实有点老生常谈,是伦理课里待人基本操守的延伸。接下来的三个层面说的分别是如何建立顾客(服务对象)、市场和社会对你(公司)的信任度。最后史蒂芬也提到要推展“信任度”,要如果分析和承受一些风险以增加机构里“可被信任”的员工,加强整个“信任工程”的团队。我觉得全书的智慧是在结尾,那是讨论公司或机构在失去顾客的信任后,应该如何尽快地重获甚至加强顾客的信心,这样才能重拾整个系统的速度,减少成本的流失,让整个企业重新再站起来。

其实史蒂芬•柯维还曾经提出过一个“90/10 原则”,那是说:我们一生中其实只有10%的事是真正发生的,而90%的事取决于我们在事发之后的反应和处理。目前社会生活复杂,世事浩如烟海,人类智能有限,我们根本不可能确保一切系统、体系永远正常完美操作,“意外事件”的发生是必然的,不过最重要的是在“事件”发生后的处理,如何再与系统建立“互信”是很重要的环节。但是机制的信誉不是说要有就有的,从系统和体系的领导人开始,要走完史蒂芬•柯维的五个层面来与服务对象建立互信可不是像40公里的步操那样能在一天一夜里完成的,“信托度”是要逐步去“赢”回来的。最近我国好像到处都有火种,问题频频发生,在快速灭火后,看来大家要好好静思,看看受影响的双方要如何重建互信,在小红点再建立一个我们大家都曾经拥有并引以为荣的各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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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左走,向右走

刘家明
《早报-言论》 23 May 2013

今年劳动节《早报》的大标题是“今年工资涨幅料达3%左右”,孩子看了后忽然问我,究竟左是多过3%呢,还是右才是多过3%?这“无厘头”的问题确实把我难倒了。如果根据一般的习惯如“大小”、“多寡”、“加减”等的次序来说的话,“左”应该是指超过3%而“右”则是少过3%了。但是有上过数学课的人都还应该记得,“数轴”是从左向右画过去的,所以3的左边的数比3小,3的右边的数就比3大;所以数学在这里就与日常生活习惯语言有点出入了!

其实最近这“左右”的“见报率”还蛮高的,先有尚达曼部长在访谈中提到我国目前的政策已慢慢“由中间向左移”;无独有偶,《早报星期天》的采编主任何雪芬小姐在她的文章《水珠与海啸》里也提到她孩子说“看福克斯新闻台很右翼”。看来应该是好好了解一下这“左、右”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用法才是了。

一般上各界都同意这“左、右”的说法缘起于1789年的法国革命之后的国会,当时法国的国会里有两大主要党派,开会时“保皇党”都坐在国王的右边,“革命党”则坐在国王的左边。慢慢地延伸下来,于是在西方的国会或政治体系里,“左派”就被冠上“革命,激进,改变”的隐意;而“右派”则代表“保守,温和,稳定”。所以大体上狭义地说,“左翼”是社会主义,“右翼”是资本主义就容易明白了。

在资本主义的国家如美国,其“左、右”之分跟着时代的改变又略有点不同了。在民主和共和两党制的美国,目前一般上的“左翼”泛指的是“民主党”,因为其“党旨”大体上是以照顾中低层选民为主(有点“社会主义”的味儿)。从社会和经济角度来看,“左翼”的民主党支持最低工资以协助贫穷的劳工阶级,反对石油业减税,主张建立一个“负担得起而高品质的保健制度”等。反观共和党,在1854年建党时可是极端反奴隶,提倡个人自由和国家团结的大“左派”;曾几何时,目前则被视为保守(家庭、经济、财政)主义,强硬外交,倾向富人和支持反恐的“右派”,所以看“福克斯”这类财经报导一般上才会被看成“右倾”。

重看尚达曼部长的访谈,他说过去内阁成员多走中间路线,少数靠右一点,一些靠左一点,而目前重心则偏左移动。还好他继续解释这代表政府将更注重社会平等,在提供社会福利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会向弱势群体与年长者倾斜。不然的话,如果误会为“激进,改变,革命”的那种“左倾”,再来个什么“新加坡之春”那样的大事件就不大妙了!

在生理上,我们的大脑也同样有左右之分。科学家一致上都同意人类的左脑主逻辑、文字、语言、分析、数学等理性的思维;而右脑负责颜色、音乐、图形、想象等感性的活动。如果说右脑代表随兴,自由,热忱的话,左脑就有点严谨,古板和保守了,所以左脑就是个典型的保守“右派“了!

我其实已忘了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全部剧情,不过印象中帅哥金城武好像习惯向右走,而美女梁詠琪则习惯向左走,住在同一栋楼的他们却总遇不上,最后要在塌楼发生时才终于相遇了,幸好这还是个“完美结局”。地球是圆的,“左右有相逢”,但是如果一直坚持己见走极端,一切要等到发生大“灾难”时才醒悟就太迟了。或许我们做事、立策、做选择时,也不该太坚持原则,向左走时也要望望右,向右走时也该顾一顾左才好,这样做可能会比别人慢了一步,但总比一路上失去的许多机会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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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三宝

刘家明
《早报-言论》,27 Apr 2013

2011年是我国的一个“多事之秋”,我们经过了“乌节大水”、大选、总统选举、收回丹戎巴葛火车站、地铁大瘫痪等令国际关注的大事,可幸其中也有一件曾经是可构成“开战卫国”的事,能够在“谈笑间而灰飞烟灭”般解决了。那就是当年8月31日,在我国与邻国签订的五十年“水供协约”到期后,双方圆满完成协议。水源一向来是小国生存的战略命脉,是过去50年来威胁着我们的阴影。还好经过政治、经济和科研三方努力,我们成功研发“新生水”、开发蓄水池、建滨海堤坝蓄水池等,才把大家从这“茧”里解放出来,让双方能够放下历史和政治包袱,向未来合作发展迈步。

水是宝贵的,尤其是行军训练的时候。我在国民服役入伍的第一天就分到一个铝制水瓶,有点二战时的设计的感觉。水瓶的盖子总是关不紧,要在瓶口加一层塑料纸,行军跑步时水才不会漏出来;一直到了80年代,才换成与现在相似的硬塑胶水瓶。平时受训时可以在兵营里装满了水瓶才出发,就可以享用到净水,但到野外露营或受森林野战训练时就不一样了。我们在提取了溪水或河水后,要先加入一粒“氯丸”消毒,再让水“暴露”在空气流通的地方(越久越好!)消除一点氯味后才饮用,要不是情不得已,相信没多少人喜欢喝这种“重味的泳池水”!在野战训练时也有学习找水源,例如有动物足迹在溪边的水会较安全(无毒)、敌人不可能在流动的水里下毒、棕榈科树的叶茎里会藏水,还有如何用树叶收集露水饮用等等的“求水”技能。最记得教官教我们的省水怪招:喝一大口水漱口后吐在手掌中再用来洗脸,现在都排不上用场了!

拿破仑说过:胜军无饿兵(An army marches on its stomach),所以除了食水,军粮也是行军的必要物资。服过役的朋友一定忘不了那可令人咬断门牙的干硬“狗饼”了。吃了“狗饼”再加上那片超高能量的巧克力,要是少喝两口水的话,包你会便秘3天!那些数十年如一日的笨重罐头茄汁豆,沙丁鱼和焖鸡,如今已被轻便又易加热的鸡饭、糯米饭、加厘鸡、甚至斋鸡斋菜和意大利面取代了。唯一数十年来军粮里都没有改变的一项就是“狗饼”,但比起当年,现在的阿兵哥可算是有“口福”了。

今日的摩登战场也是个电子与通讯的世界,战场通讯可以左右战役,电子与通讯设备更是第三代武装部队(3G Army)不能少的配件。最基本的电子器材如通话器,卫星导航,激光瞄准器,手电筒、电脑和视屏等都要靠电池发电。可恨每种器材的电池耗电量不一,各种电池多数不能“兼容、互用”,电池电量管理系统、充电、和补给等问题,是现代先进军队的梦魇和不容忽视的问题。兵士要水和军粮补充能量,军备的电池也同样要补充能量。与拿破仑时代相比,过去的“万里行军靠肚皮”已不足够应付当代战役,现代可得要“行军三宝”:净水、军粮、干电池才行呢!看战争小说或电影时都常会看到两军交锋,惯用的战略都是劫对方的粮车或烧其粮草,这种战略中外古今都没大突破,除非我们进入了“无人机械战”时代,那时只要有能量就能占尽先机了。

其实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行军,“水、粮、电”都是国家和国民重要的基本生存条件。如果有了足够的能量,我们可以淡化海水,淡水可以生产粮食,能量当然也可以为电器充电,所以就直接或间接地解决了三大问题。就曾有军事专家预言,未来的世界大战将是“能源之战”。我国完全没有天然能源,发展太阳能是唯一的途径。但是如果像世界各地一样,一味以经济效益为出发点的话,只要有低价的传统能源的存在,国家就不会有积极开发太阳能的原动力。我国可不能像他国,因为我们什么资源都没有,所以真希望我国能用“大智慧”来解决这未来能源的问题。我们现在就应该加快对太阳能的开发和研究,就如“新生水”一样,再来一次创新的突破,解决国内“能源自给”的问题外,科技也能外输以造福世界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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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撇开歧视 跨性別者生活会更好(文章转载)

他们是生活在男人与女人之间的边缘人,您能接受他们吗?

《马·光明日报》文:克里斯‧2013.06.27

我们可以自由选择今天自己所想要穿的衣服,譬如说男人一件白色衬衫配上简单的牛仔长裤,梳著猫王头走復古路线;女人身著一套小礼服,嘴唇抹上深红色的口號,踩著高跟鞋。当一个男变女跨性人穿上礼服,刷上睫毛膏踩上高跟鞋时,反弹声却处处响起,真是令人矛盾。

根据讚研本土跨性別者有超过10年经验的学者郑懿君博士的研究显示,大马跨性別者人数约20,000人,比起十多年前,社会看待跨性別者的情况稍微改善了一些。对於跨性別者的形成,许多人误认为她们从小受到身边家人朋友的影响,使得对自己的性別感到困惑。其实,跨性別者和我们所有人一样,只是想要做回自己,在这多元的社会里,我们应学著如何彼此包容。

世界各地都有跨性別者存在,不同的国家有各自独特的名称,比如说印度的海吉拉斯(Hijras),泰国的卡托伊(Kathoeys),印尼的瓦里阿斯(Warias)以及缅甸的阿考特(Accault)。

郑懿君博士(Dr. Teh Yik Koon)在大马男变女跨性別者方面具有超过十年的研究经验。走进郑博士的办公室,只见书架上放满社会学和罪案研究,她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从她所阅读的书籍里可以窥见一二。

郑博士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特別关注,她认为享有基本人权是每个人的权利。於是,她带著一颗好奇和想要帮助弱势群体的心態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好让社会人士对他们有更深层的瞭解。

她於2002年写了一本跨性社群的书本《The Mak Nyahs:Malaysian Male to Female Transsexual》,总共访问了大马507个跨性別者。她的报告是目前大马男变女跨性人唯一的定量研究。

跨性別社群存在於所有乡村城市,在我国的每一个州属皆可以见到她们的踪影。“很庆幸的,自2002年开始,这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被报导以后,他们引起社会的关注,情况有稍微的获得改善。

但是令人比较遗憾的是,我国政府並未去重视这个群体,没有给予具体的改善措施。政府和社会对这一群人的生活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缺一不可。”她说。

根据郑博士所做出的研究,71%的男变女跨性別者自小便认为自己是女孩。81%的回应者来自於超过三个小孩的家庭,而且男女都有,他们身处於完整家庭,有父母做她们的楷模,並非是家里女人的缘故促成跨性倾向。

1983年以前变性属合法

根据美国精神科和泌尿科医生威廉惹诺尔(William Reiner)所说,人类最重要的性器官是脑部,这比起人类身体的其他器官更为重要,因为它操控著我们的思想和情绪。他也曾经说过:“我们总是认为我们可以设置他人的身份。但事实上我们比谁都更瞭解自己,环境给了我们既有的定位,无论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更不能够去改变一个人对自己设下的標籤。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能够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亦没有人可以局限你应该怎么去走自己的路。”

女变男脑细胞和男人同等大小

荷兰的迪克苏阿(Dick Swaab)教授的研究显示,男变女的脑细胞和其他女人一样大小,女变男的脑细胞也和男人同等大小。

“1983年以前,大马的变性手术是属於合法的,跨性人实行了变性手术后可以在他们的身份证上更改性別。不幸的是,1983年政府下了通令,所有变装、注射荷尔蒙、变性手术对於穆斯林来说是非法的。该通令直接影响了本地的非穆斯林跨性別者,他们从此无法在身份证上更改性別,直到现在。”郑博士说道。

长期受压力对学业失兴趣

我们可以把跨性別者面对的歧视和压迫减到最低,尝试去理解他们的处境和立场。

郑博士说:“跨性別者常常被標籤为性工作者,这种標籤应该被拿掉。大马跨性人绝大多数只完成了中学的教育,仅4巴仙拥有高等教育文凭。她们自小因为过於女性化的举止,在学校遭到同学们的欺压和嘲笑,被看作是另类或是‘Lelaki Lembut’。即使是一个聪明好学的学生,长期处在这种压力下,肯定对学业失去了兴趣,她们在学校的出现变成是一个笑柄,这击垮了脆弱的心灵。对一个学生来说,留下的阴影是无法磨灭的。”有者则误认为许多跨性別者选择从事性工作是因为她们性饥渴,然而事实上她们是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走投无路才踏上这条路。

许多跨性別者的家人无法接受孩子的“与眾不同”,在这些特殊孩子尚未拥有稳定的经济能力之前,便將她们赶出家门。如果是有所选择,几乎所有跨性別者都表示不会选择投身性工作。当然並非所有跨性別者都从事性工作,社会上杰出的跨性別者可不少呢!

跨性別者没有伤害性

“我也发现85巴仙的跨性別朋友是从美满的家庭里长大,剩余的来自破碎家庭。他们自小玩女孩的玩具,喜欢帮家人做家务,在青春时期变开始尝试作女性打扮。研究显示非常少数的跨性人在年幼时期被家人精神上支持他们身穿女性的衣服。所以很显然,传说`跨性人家人鼓励他们穿异性的服饰’是毫无根据的。”郑博士试著釐清大眾对跨性別者的误解。

我国人民对於跨性別群体的瞭解不多,所有常常会出现多种对於跨性別者的猜测,说了一堆促成跨性倾向的后天因素。可事实上跨性者心理和思想是浑然天成的,她们的倾向自出生以来就开始,並不是受到身边环境影响的。跨性別朋友们內心最深处的剖白是做回自己。社会人士要做的是跳出框框,跨性別者是没有伤害性的,他们和你我一样只是想要做回自己。

穆斯林跨性別者死后性別不变

郑博士说了一个让人值得深思的事情,她说:“在大马,一个男穆斯林去世后,会有其他的男信徒帮他们清洁遗体;女穆斯林的遗体则由女穆斯林清洗。但跨性人不被承认在任何性別当中,所以他们去世以后只能由其他的跨性朋友帮他们清洁、埋葬。一些跨性別者(男变女)在年迈时期开始穿回男性的服装,好在离世后可以被好好地安葬。他们始终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始终相信造世主的存在,却也始终確定她在心理上是一个女人,从出生到离世,始终不变。”

而常常让她们痛心的是,一些自以为是的路人在街上对他们指指点点,甚至当眾起一些不文雅的绰號取笑他们。被宗教警察取缔对他们而言是常常发生的,有者甚至还趁机性骚扰,向他们索贿。

跨性人不是罪不应被取缔

身为大马子民,我们能够做的並不少,最基本的是给予跨性者和他人同样的人权,他/她们和我们一样都有著肉流著血。倘若一个人有著学问,有著孜孜不倦的学习態度,和一颗善良的心,无论是甚么性別甚么身份,他们始终是好人,对身边的人並没有构成伤害。

郑博士认为:“更重要的是给予跨性人较为合理和自由的法规。穿女装,姿势和女人一模一样,她们就是女人,那並不是一个罪,不应该被取缔!”

做回自己不过份

郑博士最后补充说:“社会和政府应当去接受她们,男变女,或女变男,每一个人都只是要做回自己,这样的自由要求一点都不过份。政府应当作出改变,除去对跨性別者的歧视和错误观念,允许跨性別者进行变性手术和更改身份证上的性別,那是一种对当事人非常重要的肯定。更重要的是废除`Decent Crossdressing’的法令,好让无辜的跨性別者不会无端端地走在街上被警方取缔。另外,跨性別者多属於低收入群,卫生部也应该给予正確的保健知识让她们得以和所有人一样享有健康福利。”

玛丽洋助伊朗跨性人变性受承认

在伊朗,政府批准跨性別者进行变性手术,並且可以接受手术后更改身份证上的性別。这事件上功不可没的是玛丽洋(Maryam Hatoon Molkara),一个伊朗籍男变女跨性人。她在1979年伊朗革命后,和其他的伊朗跨性人一样,受到多方面的歧视和侮辱。她被迫穿上男装,被迫服食男性荷尔蒙药物,甚至被送进精神病院。

1983年,她千方百计去见伊朗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柯梅尼,但是被柯梅尼的保鏢打得头破血流。来到柯梅尼的面前时,她满身鲜血,最终柯梅尼批准伊朗的变性手术医生Fereydoon为她做变性手术。从此之后,伊朗的其他跨性別者得以合法地进行变性手术,並且可以和男人註册结婚。

同性恋者要合法在一起另一方须变性

同性恋和跨性別者常常被人们混淆。举个例子,伊朗实施的措施仍然出现矛盾,美裔伊朗导演塔纳伊沙坚(Tanaz Eshaghian)拍摄的《Be Like Others》道出了他们的矛盾。

同性恋在伊朗是不被允许的,若是被发现的话,罪行是死刑。同性恋情侣若是想要合法的在一起,必须忍痛让一方去变性,即使他们百般不愿意。当然这些群体和大马跨性人的情况不同,前者在跨性人和同性恋者之间出现了不解;后者仍不肯承认跨性人的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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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味道(文章转载)

《马·星洲日报》文:刘秀梅‧2013.03.21

一个週日,我跟女儿运动后回家,为了儘快让咕咕叫的胃“闭嘴”,我便煮了两包快熟干捞麵,顺便煎了两粒荷包蛋,然后一边吃一边提醒她:“蛋黄不要吃,胆固醇很高。”

哪知道等我狼吞虎咽吃完后,定睛一看,女儿的盘里已经美人照镜,光溜溜的甚么都不剩!

“喂!我叫你不要吃蛋黄,你怎么吃个精光?”她做了个很无奈的表情:“没办法啊,谁叫你煎的蛋这么好吃!”

我睁大双眼,奇怪了,我的煎蛋跟別人的煎蛋有甚么不同呢?

但,那不是我第一次看到她脸上这种满足的表情,也就白了她一眼,笑了。

或许有人会以为我是个厨艺高手,连煎粒荷包蛋都比人美味,事实上我是个煮来煮去就只会那三两样的厨房“低能儿”!

犹记得十多年前,当女儿还是小学生时,有一年儿童节,她央求我当天炒米粉让她带去学校请老师和同学吃,我经不起她一再的要求而答应,但心中可嘀咕著:“我炒的米粉如何出得了厅堂?”

结果,我一大清早爬起身,弄个满头大汗的“杰作”,她拿回了三分之二。她说:“他们都不会欣赏,也好,我可以吃多一点!”噢噢!真谢谢女儿的捧场。除了丈夫,她的確是我笨拙厨艺的另一个忠实“吃”者,很多时候她都很满意的边吃边说:“真好吃!”现在更多了一句:“真幸福!”

每一年的端午节,我妈总会裹粽子给我们吃,她一直都记得我爱吃花生粽,而女儿每次咬著外婆的粽子总会说:“就喜欢外婆的粽子,真好吃!”

坦白说,我妈的粽子也很“普通”,我吃过別人送来的粽子,內馅可比我妈的丰富得多,可是我们就是觉得她裹的粽子真美味。不只是粽子,就连她用家里能用的材料所“隨便”炒出来的米粉,也让我们吃不罢口。她煮的酱油香菇更是我的最爱,她煮的菜、熬的汤、烘的花生饼……都让我们用食指猛按“赞”!

吃妈妈煮的菜,真幸福!

当年新婚嫁人后,便和家公家婆一起住,家婆可是个煮客家擂茶的高手,而我这个菜鸟媳妇由於有个福建妈妈,对客家菜便毫无认识。如此一来,只好每个週末没上班时,在家婆身边转来转去,帮忙洗切,然后趁家婆下手时,在旁偷师、观摩。日子久了,以为我“行”了,便大展身手,有样学样照著煮煮,也的確“可以”把家婆的擂茶菜给端上台面去。可是,当叔伯来了,只吃那么一口,便揭穿真相:“今天的茶菜是你煮的吧?”

一直到好久以后,我才想通,不是我太差劲,煮出来的东西进不了口,而是他们的妈妈煮的擂茶和菜,是从小吃到大的,又怎么会不知道那天“走味”了呢?是我煮不出他家的“妈妈味道”啊!

相同的道理,我妈煮的东西虽然没外面酒楼的水准,可是我们从小吃到大,我们习惯了“妈妈的味道”,那是外面无论如何都吃不到的味道。而我女儿,从小就习惯了我这个笨手妈妈煮的菜,习惯了我这个“妈妈的味道”,以致简单如煎一粒荷包蛋,她也觉得很好吃!(虽然,她小时候也曾很不给脸的只扒了两口饭后,便直嚷:我饱了,你们吃吧!)

妈妈的味道,才真是有钱也吃不到的美食呢!所以,当你今天还在吃著“妈妈的味道”时,不要嫌弃她不懂得变换菜式,应该学我女儿般讲一句:“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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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敌人

刘家明
《早报言论》,23 Mar 2013

《易传》有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自此万物衍生,分阴分阳,相生相克;所以天地各物都有“天敌”。在职场如果知道了自己的“敌人”(工作指标),就有了“ 战斗”的目标,奋斗起来也会得心应手,就是《孙子兵法》里所谓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所以在军队的训练里,“模拟敌人”便是少不了的一个“兵种”了。

目前最有规模和组织的“模拟敌人”要算是美国的“反军”(OPFOR,即Opposing Force)了。“反军”会陪着美军进行攻、守的训练,“反军”的服装、武器和作战的战略都尽量模仿美军的假想敌人。在美、苏冷战时期,整个“反军”营地的建筑和生活作息都几乎与苏联一样,军士甚至要用俄语交谈哩!我在国民服役的时候正是越战后期,“骨牌效应”理论倡行之际。我们的假想敌人是越共,上课的时候,一批教官打扮成各种越共可能出现的形象,拿着AK47冲锋枪冲入课室,让我们印象蛮深的。

军官结业后我被派到战斗步兵营当排长,与新兵一起演习各种基本作战技巧。不论是巡逻、埋伏、抢山、进攻和防御等等,为了增加真实感,都需要用到“模拟敌人”。这些“敌人”都是自己营里的军官、教官、书记和非作战人员经过“特别”指示后临时上阵的。例如在兵士执行巡逻任务时,有些“敌人”会扮成在衣服里藏武器的村民以测试兵士的警觉性,因为据说那是越共最常用的伎俩。当兵士执行埋伏时,如果留下可寻的痕迹,“敌人”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避开了我方的埋伏的话,我们任务失败,周末就要重新练习,不能早回家!记得有一次在马西岭围山“剿越共”演习,我军花了近6个钟头搜遍了那小山丘都找不到“敌人”,只好重振旗鼓再次带着疲惫的兵士“色目拉”(马来语Semula,重头再来)。不过再次上山不到40分钟就成功完成任务了,原来躲在山上的“敌人”受不了蚊子的攻击,故意露馅发出声响让我们逮捕。

在森林野战训练的时候,我很“幸运”在一项演习中被选为“坏人”头目,带着一排“杂牌军”与我方军队对抗,那时才真正感受到在森林里当“坏人”的苦。在演习的5、6天里,我们要东闯西逃,还被我方军队埋伏、追捕、围剿,晚上睡得提心吊胆(是防野猪闯营,不是怕军队!),一早又要拔营转移阵地,劳心劳力,看来当好人正规军可好多了。

科技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现在武装部队的“模拟敌人”也已与高科技挂钩,今非昔比矣。现在军训有先进的激光系统,敌我两方可以互相“交火”,哪一个部位被“击伤”都能探测得指来,就连遇到陷阱,踩到地雷等都能模拟出来并发出讯号为证,再不必像从前那样得与教官讨价还价和争论“谁生谁死”了。由于我国已没有多余的土地练兵,模拟科技也已用到战场的虚拟上,目前就有各种不同的室内(冷气?)模拟/虚拟战地,适合训练兵士进行各类不同的任务。如果我是程序编写员,在兵士执行埋伏任务时,我一定要等到兵士疲倦到要盖下眼皮时才让“虚拟敌人”出现,增加挑战性(一笑)!

模拟和虚拟科技目前也进展到了“智能虚拟敌人”(Computer Generated Forces)的地步,也就是说,“虚拟敌人”能够根据它的原有资料库以及兵士的行动,战地情况等做出反应,它也能跟进学习和提升自己,以更加接近真实的“敌人”。不过在战争上电脑和科技总不能战胜人类,尤其是在911过后,全世界受到的是新的“恐怖主义”的威胁, 恐怖份子不像常规军,战略无迹可寻,他们不遵守日内瓦条约,也不按牌理出牌,看来想要模拟一个这样的“敌人”来训练军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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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在“东南亚”(文章转载)

潘婉明
《马·东方日报》2013年5月28日

某日我坐计程车到政治大学,此行是去主持一场在国关中心举办的「2013马来西亚大选与东南亚政治民主化的展望」座谈会,途中接到几通电话,几位与谈人来电跟我確认地点。结束讲话后,司机突然回头:你是越南来的吗?

我回答说不是。他不信,坚持我是越南人,问我是来工作的吗?我再三说不是,他用一种「你怎么否认也没用」的语气坚称他一听就知道我是越南来的。这让我感到不舒服,只好为自己正名,说我是马来西亚人。但马来西亚人显然没有为我扳回一局,因为在他心目中,马来西亚並没有比越南更胜一筹。他得意地说:我一听就知道!

近日有台湾渔船遭菲律宾公务船扫射,造成一渔民惨死。台湾政府要求菲律宾道歉、赔偿、缉凶,但菲律宾作出的回应和措词,不符台北期待,因而祭出对菲制裁,导致台菲外交关係紧张,也激起国內群情愤怒。国民认为马政府表现软弱,民间于是以各种形式的歧视和暴力,將对菲的仇恨转嫁到在台菲籍人士身上,其中闹得沸沸扬扬的,即真假难辨的「便当文」事件。

我经常光顾的麵店,向来知道我是住在新加坡的马来西亚人。但此事发生后,他可能除了我以外,不认识其他来自「东南亚」的人,于是一见面便问:你不是菲律宾的吧!我反问,如果我是菲律宾人,你还卖便当给我吗?他不吭声,我们转移话题。

我其实没什么把握,倘若我是菲律宾人,或他日台马发生紧张,他还卖便当给我。接连发生的两件事,当时淡然,事后却在我心里发酵。后来我跟台湾朋友討论,提及台湾对东南亚的认识不足,偏偏对新加坡有错误的想像。他的一席话令我茅塞顿开,原来问题出在「东南亚」。

他说,某次他与朋友谈到「东南亚」时提起新加坡,对方隨即问他:新加坡也算「东南亚」吗?原来,在一些台湾人的认/知识里,「东南亚」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一个区分先进/落后、文明/野蛮、富裕/穷困、秩序/混乱的概念。于是一提到「东南亚」,便立即连结到发展中的、不民主的、输出劳力和女性的、社会失序无状的、选举还玩停电的邻近国家。她们的名字叫「东南亚」。

我还记得十多年前我在气氛恐怖的政大行政大楼工读,某职员惊闻马幣对台幣比例是1:10时,他瞪大眼睛看我久久不敢相信不能接受的样子。经过了经济起飞的80年代,台湾人从脱贫和发展的过程中找到了得以安身立命的尊严与骄傲,对被拋在后头的或不进则退的区域內国家產生优越,也衍生怜悯。怎奈这些自负和同情,未必都有可靠的支撑,而仅仅是集体的感觉良好。

台湾「对外」(其实是对「东南亚」)的狭隘让我很失望,在情感上也不太能接受。台湾对我来说,是知识、见识、价值观和人格养成之所在,我在台湾的学习和生活,是生命最重要最美好的阶段。我如果称得上是智性、包容、正直又坚持正义的人,那是台湾就造的。

那么眼前这种荒谬,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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