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心情随笔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书和画

赵宝宗

 

引言

 虽然进程贬褒有异,但“一带一路”成为热搜确有几年矣。此“一路”乃丝绸之路也。“丝绸之路”是德国地貌学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年5月5日-1905年10月6日)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第一卷中首次提出,原指中西陆上通道,因为主要贸易是丝绸,故名。此名出现后,学术界又延伸出“海上丝绸之路“。在陆上丝绸之路之前,或已有了海上丝绸之路。最早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是法国汉学家沙畹(本名爱德华·埃玛纽埃尔·沙瓦讷,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1865年10月5日-1918年1月29日)。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可以追溯远到秦汉时期,唐宋时已相当繁荣,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贸易航线之一。在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是丝绸,到了宋元时期,瓷器的出口渐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也称其海上陶瓷之路。还由于舶入的商品主要是香料,也称作海上香料之路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明朝时郑和下西洋更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了极盛时期。南海丝绸之路从中国经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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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这横跨太平洋印度洋连接东西方的大路上,两千年来流通着丝绸陶瓷香料和银元,发生着喜剧悲剧和闹剧,有物流人流一定也有文化流。对了,书画!一定有中国书画流!我们来挖掘下这海上丝绸之路沿途留下的书和画。

新加坡篇(一)袖海楼藏品

中国书画的海外收藏哪里排第一?没有权威发布,欧美大牌老牌博物馆一定收有中国书画,特别是古字画纸本绢本刻本拓本。但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新加坡无疑是收藏中国书画第一名的首选,至少在非官方收藏近现代书画方面首屈一指。先来看袖海楼藏品。

“袖海楼”珍藏是新加坡迄今保存最久规模最大的中国书画私人收藏。由新加坡早期潮商领袖杨启霖(1917-1998)建立,自1950年代至1990年代,历经40多年的积极蒐藏,全盛时期拥有近千件藏品,与黄曼士(1890-1963)的“百扇斋”,刘作筹(1911-1993)的“虚白斋”,陈之初(1911-1983)的“香雪庄”被公认为新加坡的四大中国书画收藏。“袖海楼”之堂号来自杨氏的朋友兼艺术总监陈宗瑞(1910-1985),取意于北宋大文豪苏轼的诗句“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

一年前(2017)的联合早报上有介绍杨启霖和他独特的收藏方式的刊出。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在2017年举办《袖中有东海:袖海楼水墨藏珍》特展,首次公开展出大批珍藏画作,董其昌,陈洪绶、任熊、任薰、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陈文希及范昌乾等大家作品均有在列,既飨现代水墨画同好,又为本地大众开启一方艺术天地的大门。袖海楼大批珍藏由国家级展馆展出,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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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熏《花香鸟语》∕1868年作品∕六条屏 水墨设色绢本/217 x 51.5cm/袖海楼收藏

    袖海楼收藏以画作为主,时间涵盖由明朝到现代长达500年。由传统到近现代各家各派书画风格云集,兼中国与南洋水墨创作,构成1990年代袖海楼收藏全盛时期的特色。集中体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期间现代中国水墨画风流变脉络,以及变革至今的艺术风貌。

在袖海楼藏画中,不但海上四任(任熊、任薰、任颐、任预)作品收集齐全,与新加坡因缘深厚的徐悲鸿作品,更为杨氏所喜爱,其中徐悲鸿在东南亚创作的代表性水墨人物巨画《六朝人诗意图》堪称袖海楼收藏的镇馆之宝。衣若芬老师还特别撰文分享她欣赏这幅画的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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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六朝人诗意图》/1939年作品/横幅 水墨设色纸本/101x202cm/袖海楼收藏

除中国水墨作品,袖海楼也收藏有新加坡多位先驱书画家如陈文希、陈宗瑞、刘抗的作品,成为以中国近现代水墨为主的袖海楼藏画里一项独特的南洋风格收藏。

陈文希《长臂猿》

陈文希《长臂猿》∕1979年作品∕立轴 水墨设色纸本/66.5 x 132.5cm/袖海楼收藏

    袖海楼所藏书法则以清及民国为主,杨氏有传统藏家偏好大品的习惯,喜欢大中堂画作,收集不少六条屏甚至十二条屏的书法。

吴昌硕《石鼓文四条屏》

吴昌硕《石鼓文四条屏》/1911年作品∕四条屏 水墨纸本/176 x 47cm/袖海楼收藏

 袖海楼藏品从无到有的积累过程体现了中国大陆南来华人移民在战后新加坡社会与国家发展中的成功和贡献。杨启霖先生并非传统文人背景,最初收藏动机更多是商业考量而非爱好传统华族文化,但随之激发出的对中国历史和传统华族文化的仰慕之情,确是其持之以恒敢于大手笔投入的基础。只凭一时的爱好和收藏热情显然是难以企及如此宏大规模。虽然战后特别是新加坡独立后经济崛起为文化收藏提供了物质基础,但两段时间成为袖海楼收入大量藏品的契机。其一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陆闹文革,中国商品进出口公司一度将全国各地文物商店里的大量传统书画出售到新加坡,杨启霖敢敢整箱包下,是这些“出口货”的主要购买者。这些书画虽然水准不一,但均经过文物商店甄选,有一定水平,古今书画都有,数量庞大,构成其收藏的重要部分。其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纽约和香港开始拍卖中国书画,杨启霖又积极参与竞标,经常击败囊中羞涩的大陆客和钱多不识货的日本客,为袖海楼揽入大量高质量藏品。与民国上海大收藏家钱镜塘(1907-1983) 相似,杨启霖建立了一个独特而有效的品鉴方式,包括购藏前请当地画家陈宗瑞和藏家刘作筹等专家好友把关,以及购买后的“雅集品鉴”。已故“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杨仁恺(1915-2008)(与谢稚柳1910-1997、启功1912-2005、徐邦达1911-2012、刘九庵1915-1999大师合称为中国书画鉴定“五老”)曾应邀南来为袖海楼品鉴藏品。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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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1819会面

李国樑

(原刊登于2018年3月1日《联合早报》)

半个世纪前上小学历史课,认识了莱佛士这个名字。原来1819年,莱佛士在新加坡河口登陆,掀开了本地近代史的篇章。

莱佛士前后只在新加坡逗留了十个月,但芳名无处不在,学校、酒店、广场、商场、博物馆、图书馆都以他命名;莱佛士塑像甚至闹双胞,矗立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和新加坡河畔。他的妻子与妹夫也有纪念性的苏菲雅山和Flint street。

1. 莱佛士肖像,桌子上的佛雕乃在爪哇的收藏

莱佛士肖像,桌子上的佛雕乃在爪哇的收藏

3. 苏菲雅山上的受保留殖民地时代建筑.jpg

苏菲雅山上的殖民地时代建筑

几乎被遗忘的是“战友”威廉·法夸尔。法夸尔在本地市容销声匿迹,中央医院的所在地法夸尔山易名了,陈桂兰街与梧槽路之间的法夸尔街在兴建武吉士地铁站的时候也消失了。不过,可在国家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看到他的一些收藏品。

奠基者的争议

成王败寇乃游戏规则。但对于法夸尔被“除名”,我始终有些好奇。

法夸尔接受莱佛士的聘约,从代替荷兰管辖了15年的马六甲来到新加坡当驻扎官。莱佛士理想中的新加坡是个以道德持家的自由港,不准许鸦片、赌博与奴隶交易。法夸尔在任那四年,人口增长了10倍,造桥建路都用到钱,却得不到东家的资助,只好通过“非法”交易来筹集资金。

2. 威廉·法夸尔肖像

威廉·法夸尔肖像

莱佛士回到新加坡,觉得市容乱糟糟,保留给政府行政机关的地段竟然出现民宅与货仓。两人的关系每况愈下,最终以法夸尔跟当地人交往过度密切为由,炒了法夸尔鱿鱼。

《阿都拉传》通过马来文官的双眼,认为莱佛士和法夸尔两个大好人摆在同一个平面上,竟然会正正得负,或许是莱佛士的性格所使然。

1824年,法夸尔回到苏格兰后,写了一份自辩书给东印度公司,指明设立新加坡这个基地是他的建议,新加坡也是在他的管理下日趋成熟的,董事部应该尊重他开辟新加坡的热忱。

莱佛士反驳,认为法夸尔 “完全无法负起管理新加坡的重要责任”。最后,东印度公司将开辟新加坡的功绩归于莱佛士。

不过,东印度公司对小小新加坡似乎并不怎么在乎,列出多年来的财务清单,向被脑瘤缠身的莱佛士追讨连本带利共两万多英镑。莱佛士回到英国两年后(1826年)便逝世了,遗孀苏菲雅最终跟东印度公司一人一半,结束这场宾主关系。

探寻莱佛士与法夸尔

莱佛士于1824年4月乘帆船回英国,8月在西南部的普利茅斯(Plymouth)靠岸。莱佛士的纪念碑(1832年立)则安置在伦敦西敏寺教堂内,跟英国王族、牛顿、达尔文、狄更斯等三千多名杰出人士排排坐。铭文肯定了他创建新加坡贸易站,以及较早前管理爪哇和苏门答腊地区的贡献。

4. 英国西南部普利茅斯港湾,莱佛士回国时在此地登陆.jpg

英国西南部普利茅斯港湾,莱佛士回国时在此地登陆

参观过西敏寺后,我从伦敦乘坐高速火车,3个多小时后抵达普利茅斯这座怡人的海港城市。

建在石灰岩上红白相间的灯塔是海港的老地标之一。两个世纪前的导航系统并不发达,漫漫长夜中灯塔的一点亮光,为船员带来几许信心与勇气。尤其是在茫茫大海中川行多时,终于踏上故乡的土地,着陆的心情不言而喻。

法夸尔的墓碑则安置在苏格兰东北部的伯斯(Perth),名为“Greyfraiars Burial Ground”的古老墓园里。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出发,车程约一个小时。

5. 镶在墙壁上的法夸尔墓碑,位于苏格兰伯斯.jpg

镶在墙壁上的法夸尔墓碑,位于苏格兰伯斯

1839年法夸尔入土为安,墓志铭写道:“他生命中富有价值的20年期间,被任命为印度政府的高级官员。除了执行军事任务外,他亦受委为马六甲和新加坡的驻扎官。由他奠基的新加坡后来发展为殖民地。”可见多年来,“新加坡奠基者”始终是法夸尔放不下的憾事。

卡里门与新加坡

新加坡是谁的乳酪?

我虽然没经历过十九世纪初那场老死不相往来的纷争,但穿梭于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眼前仿佛出现一幕幕昔日幻景,心头免不了一阵触动。

莱佛士开拓贸易站之前,法夸尔已经向长官建议在“新加坡海峡入口处附近”设立一个新的基地。他心仪的是卡里门。有航海记录以来,卡里门已经是海上坐标,它不仅地处马六甲海峡南端的正中央,是来往马六甲海峡与穿越新加坡海峡的咽喉,也是控制廖内群岛航道的要塞。卡里门于1956年归印尼所有,总面积约新加坡的一半。

6. 卡里门的地理位置

卡里门的地理位置

莱佛士则借鉴于前人的记载,锁定了新加坡这颗昔日明珠。的确,短短数年间,新加坡已经超越了另一个英国殖民地槟城,迅速发展成为皇冠上耀眼的宝石。

毋容置疑的,英国开拓新加坡的目的是为了在荷兰垄断的马来群岛中找到缺口,扩充自身的势力,并不是为了独立建国或造福原住民。但是,若当时新加坡没有英国的国际经验,复兴这个古老的海港谈何容易。

新加坡发展起来,除了促成与中国清朝之间的商贸之外,亦成为清末广东福建两大省先民下南洋,赚钱后回馈祖国的主要线路。这也算是多年以后的一带一路的前奏吧?

两个世纪来,新加坡从1000名居民发展到500多万常住人口,出现过投入时代洪流的知名人士,以及不曾留下姓名的无名英雄,相信是莱佛士与法夸尔无法想象的。这些历史过客都确保了这块土地江山不老,绿水长流。他们都为现代新加坡奠下了稳固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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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芝二战阵亡战士公墓之旅》

文/图: 姚耀光

今年1月13日我和15位华文义工参加了国家博物馆中文导览组主办的“克兰芝二战之旅”,全程由资深导览员清山大哥主讲,由于当天我只参加了前面部分的活动,所以这里就只记录克兰芝二战阵亡战士公墓的部分。

wwII - 1新加坡二战背景

 

1941年12月8日,日军成功登陆马来亚的哥打峇鲁及泰国南部的宋卡和北大年,并将英军的海岸防线逼退50公里。同一天日本海军轰炸机和零式战斗机(zero fighter)空袭新加坡的市区、实里达和登加空军机场,并取得制空权。这次空袭造成63名平民丧命。

12月10日英军的“击退号”和“威尔斯太子号”两艘主力舰被日军攻击后相继沉没。12月12日日军攻下英军在北马的重要阵地日得拉(Jilta)。山下奉文下令他的军队继续前进到吡叻河南岸。12月30日,日军将英军防线逼退到关丹。1942年1月15日晚上麻坡沦陷。白思华下令把3万名英军撤退到新加坡,31日英军完全撤离马来亚,过后英军炸断新柔长堤,形成一个60码宽的缺口,企图阻挡日军进攻新加坡。

1942年2月1日英军第18师防守长堤以东至樟宜码头的整条北部海岸线。从长堤至裕廊河的西海岸线,则由澳州第8师、澳洲第2和第4机关枪兵团及印度44步兵旅负责防守。2月7日日军占领了乌敏岛,借此将英军注意力转移到新加坡东部,接着日军从西北部进攻,避开了英军第18师。2月9日日军第5 和第18师在巴西拉巴(Pasir Laba) 以北登陆,并迅速地占领了登加机场。虽然英军极力地防御克兰芝和裕廊这条防线,却阻挡不了日军的进攻。

2 月9日山下奉文随日军坦克部队跨过修复好的长堤进入新加坡,并直接朝武吉知马进逼。开始时澳洲22和地27旅仓促撤退,日军快速地攻下克兰芝及裕廊这条防线。虽然英军和星华义勇军在武吉知马抵抗,但在2月11日凌晨时分失守。日军占领了武吉知马,并控制了克兰芝的一个粮仓和弹药库。2月11日日军用飞机向英军散发招降书。15日英军在前福特车厂向日军投降。

wwII - 2克兰芝阵亡战士纪念碑(Kranji War Memorial)

 

克兰芝阵亡战士纪念碑位于兀兰路的一个小山坡上,距离市中心22公里,四周环境宁静。我们当天抵达时,正下着濛濛细雨,现场气氛是庄严、安详、让人有点微微忧伤的感觉。

这纪念碑是为了缅怀二战期间英勇献身的联军烈士而建,这些勇士来自英国、澳洲、加拿大、斯里兰卡、印度、马来西亚、荷兰和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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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9年,这里是个军营,当日军入侵后,将它作为弹药军火库。1942年2月8日日军越过柔佛海峡,进攻离开这里两英里的克兰芝河口。2月9日日军炮轰长堤和克兰芝河之间。进过几天的激烈战斗,日军战胜。日本拿下新加坡岛之后,在克兰芝建立一个战俘集中营,并在附近的兀兰设立一间医院。

日军投降后,联军在克兰芝设立了一个小型陵园。后来军方陵墓服务处( Army Graves Service) 将之改为永久的阵亡战士公墓。1946年樟宜的坟墓也移到这里,之后 Buona Vista 和其他地方的战士坟墓也移到这里。一共有4461 名英联邦的二战战士埋葬于此,其中有850名的死者身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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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芝阵亡战士纪念碑的设计融入了英国三军结合的力量:象征海军的指挥塔、空军的机翼和陆军整齐队伍的笔直墙壁。纪念碑中间最高点有24米高,最上端是一颗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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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座纪念碑上刻有2万4346名盟军士兵和飞行员的名字,他们在东南亚战死沙场,却不知葬身何处。唯有名字完整地留存在公墓的登记簿里,就摆放在入口处供人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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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人纪念碑的部分(编号44),有69名华族成员,他们都是英联邦的部队成员,在1942年2月日军入侵时被日军杀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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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克兰芝阵亡战士纪念碑毗邻的,是克兰芝军人公墓,建立于1975年,这片非二战遗址墓地葬有 1422 名军人与家人。

 

新加坡国家公墓也在此处,有两位前总统长眠于此。新加坡的第一任总统尤索夫·伊萨 (Encik Yusof Ishak) ,任期 1965年8月至1970年11月,他于1970年11月23日去世。

 

wwII - 14尤索夫·伊萨 公墓

 

新加坡第二任总统本杰明·薛尔思医生 (Dr Benjamin Henry Sheares),于 1971年1月2日接总统,1981年5月12日去世,也长眠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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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薛尔思医生 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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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接近 11 月 11 日的星期天,是阵亡战士纪念日 (Remembrance Day),这里会举行纪念活动,悼念那些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烈士。

新加坡独立后,于 1967年推行了 “国民服役” 政策。从此, 保家卫国的责任就落在国民身上。这趟 《克兰芝二战阵亡战士公墓之旅》, 提醒我们要居安思危, 重视国民教育及全面防卫的重要性。

 

参考资料:
– 昭南时代 – 新加坡沦陷三年零八个月展览图集,新加坡档案馆与昭南福特车厂纪念馆。
– Syonan – Singapore Under the Japanese 1942-1945, Lee Geok Boi.
– National Library Board :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83_2004-12-27.html
– Commonwealth War Graces Commission:
https://www.cwgc.org/find-a-cemetery/cemetery/2004200/kranji-war-ceme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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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泰新镇纪念谁?

文:黎上增                         照片:取自互联网

新加坡传统咖啡店有⼀种饮品的代号是“⾦文泰”。当咖啡店跑台(送茶⽔伙计)⽤闽南语拉长尾音地喊“金-文-泰--”时,我非常好奇端出来的竟然是柠檬茶。我问缘由,得到的答案是柠檬茶(lemon tea)和金文泰(Clementi) 的英语发音相近,而跑台们英语发音不灵光,以其献丑不如藏拙,所以选择以新加坡人熟知的金文泰取代。这是新加坡人的草根创意!

在新加坡,金文泰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以它来命名的地标除了金文泰路,金文泰新镇外,还有金文泰中学,金文泰小学,金文泰体育中心,警署,邮局,公园,民众俱乐部,综合诊所,游乐场,兵营,商业园区,小贩中心,购物中心,还包括金文泰新镇内十七条⼤大⼩小的道路,这比新加坡开埠名人莱佛士还要威风。金文泰究竟是何方神圣?据报道,连他的子孙后代也到新加坡来高调瞻仰以他先人名字命名的新镇。

新加坡英殖民地时期共有两位总督的名字与金文泰有关。

第一位是丝丝·金文泰·史密斯 Cecil Clementi Smith,他在1878年来新担任辅政司(Colonial Secretary),1887年升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在他任内,他以强硬的手段打击私会党著称,又在1889年设立女皇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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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IT OF SIR CECIL CLEMENTI SMITH C.G.M.G., 1887-1893 (Sourc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第二位就是丝丝·金文泰 Cecil Clementi,他也曾在1930到1934年间由香港调任海峡殖民地总督。他不但是丝丝·金文泰·史密斯的表侄,也因为名字与其表伯/叔相似而让人产生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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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IT PAINTING OF GOVERNOR SIR CECIL CLEMENTI K.C.M.G., 1930-1934 (Sourc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那么金文泰新镇纪念的是那一位金文泰总督?互联网页、出版资料以及官方的文宣几乎是一面倒的把这份殊荣给了丝丝·金文泰·史密斯,也就是说史密斯除了丝丝街、史密斯街外,还有一堆以金文泰命名的新镇、街道、商业中心、政府机关来纪念他。在众多的文章中,吴彦鸿在《新加坡街名由来》一书中的《闹双胞的总督-金文泰》篇章中指出“据一般的说法,金文泰路和丝丝街与史密斯街一样,都是纪念第一位金文泰总督。不过,也有人认为它应该是纪念第二位金文泰总督。”

本地文史工作者谢燕燕就在联合早报2016年11月6日新闻版中说到:“英殖民地政府在36年后又派来一位叫丝丝·金文泰的总督(任期从1929年至1934年)。这位姓“金文泰”的总督是“史密斯”的侄儿,金文泰镇和金文泰路相信就是纪念这一位金文泰总督。”

金文泰新镇在1975年开始发展,现有人口九万余人,属于一个中型成熟型组屋区,它因为金文泰路 Clementi Road 是这组屋区的主要公路而取名金文泰新镇。那金文泰路又是如何得名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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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Reformatory Main Gate 劳改所大门

金文泰路在1947年之前因为路上有一间劳改所因而叫 Reformatory Road劳改所路。路名的确不好听。根据 Singapore Free Press 在 1947年8月22日的报道,当时的 Rural Board 曾建议把 Reformatory Road 改名为Clifford Road 以纪念海峡殖民地前总督克里福特 (新加坡红灯码头Clifford Pier 就是纪念他的)。当时的报道对此事热忱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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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22 August 1947 page 5)

Among other items discussed was the renaming of Reformatory Road.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road be called Clifford Road. (Rural Board) Members said that this proposal ought to find favour as the name would perpetuate the memory of Sir Hugh Clifford, a former Governor of Singapore. 《Singapore Free Press, page 5, 22/8/1947. 》

但是,到了十月份,情况有了变化。Singapore Free Press 在10月17日的新闻稿中宣布了 Rural Board 的最终决定是 Clementi Road,行文中看不到之前的热忱,也没有详加注明纪念的是那一位金文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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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17 October 1947, Page 5)

Reformatory Road will be renamed Clementi Road. This decision was made by the Rural Board yesterday following Government’s move in changing the name of the Singapore Reformatory to that of Bukit Timah Home. 《Singapore Free Press, Page 5, 17/10/1947.》

Bukit Timah Home 指的就是当时的劳改所。

由于我找不到 Rural Board 当时的会议记录,新闻稿中也没有一个详细的注释,这金文泰路究竟是纪念那一个金文泰变成了一个大哉问了。既然没有文本作为研究基础,我只好在这里做一个逻辑推断。

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在赴新履职之前是香港总督,由于他工作效率高,处事手法果断,学术造诣非凡,是个中国通,外间对他的评价甚高。1929年,时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克里福特 Hugh Clifford 因病提早退休,金文泰临缺受命,转调新加坡,接替克里福特。

在新加坡期间,由于海峡殖民地权利过于集中,加上又身兼马来联邦最高专员,令金文泰深感工作繁重;时又逢世界经济大萧条,社会问题涌现,让他的工作压力百上加斤。这样拖了四年,在1934年初,金文泰被诊断罹患糖尿病,被劝提早退休,步他的前任的后尘。

1934年7月16日南洋商报有这样一则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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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商报 page 3, 1934年7月16日》

金文泰爵士患糖尿病!

医学专家力劝其勿返马来亚:本年十月将正式退任之海峡殖民地总督。及马来联邦监督金文泰爵士,最近曾致函怡保一友人述及其辞职理由,彼谓:余正患糖尿病,余在一医学专家疗养室曾极力被劝告勿再返马来亚任职。故余不得不接受其劝告。《南洋商报 page 3, 16 July 1934》

金文泰从此便在英国过其退休生活一直到1947年4月5日辞世。他的辞世也适逢 Rural Board 欲更改 Reformatory Road 路名的时候,两者的时机再巧合不过了。所以,我推测当 Rural Board 建议把路名改称 Clifford Road 时,一定遭到上级反对而后只好更改成 Clementi Road 来纪念这个刚辞世的前海峡殖民地总督。再说,克里福特已有红灯码头 Clifford Pier 来纪念他而金文泰则没有。

我把新加坡1867年成为英属直辖殖民地后到1947年丝丝·金文泰辞世期间的十六位总督、代总督列表做个比较。从这个列表,我们不难看出英国人纪念先人的行事风格。他们除了会立碑、立塑像外,也会以被纪念者自己的姓或名来为特定地标如:道路、桥梁,建筑等命名,以表彰他们的功绩。这十六人中,唯独 Charles Mitchell 没有纪念他的地标,原因待考,其余没有一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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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丝·金文泰·史密斯 Cecil Clementi Smith 姓史密斯,金文泰是他的母亲的姓(他的母亲是 Cecilia Clementi, 英国著名音乐家 Muzio Clementi之女),严格的说史密斯的姓名也可以写成 Cecil Smith。故英殖民地政府不太可能会破例以他母亲的姓氏来纪念他。以此推断,金文泰新镇纪念的应该是丝丝·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而不是丝丝·金文泰·史密斯 Cecil Clementi Smith。

后记:

丝丝·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在香港任职的时候,就给自己取了⼀一个非常祥瑞的华文名字——金文泰。他后来转调新加坡时也把这个华文名字给带了过来,这解释了为什么香港、新加坡两地都以同样的华文名字纪念他,例如两地都有金文泰中学,而香港的金文泰中学还曾培养出诺贝尔、菲历兹奖得主。除此之外,香港也有金文泰道,金督驰马径,还有纪念总督夫人的金夫人径或称金夫人驰马径 Lady Clementi’s Ride。

 

参考资料:
  • 《新加坡街名由来》吴彦鸿
  • Toponymics, A Study of Singapore Street Names by Victor R Savage & Brenda Yeoh
  • Singapore Street Directory
  • 《殖民与移民,史密斯、⾦金⽂文泰总督与新加坡华⼈人社团》陈哲维
  • Wikipedia List of Governors of Singapore
  • Infopedia Clementi New Town
  • Singapore Free Press
  • The Straits Times
  • 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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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立道记忆中的1942

李国樑

日战蔓延到新加坡的时候,已经是75年前的往事了。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策展的《永记1942》,追述了大战前的酝酿过程,以及一些当事者对战争的回忆。

由于时日已久,对那段昭南岁月有深刻记忆的人士已经不多。

90岁的史立道的个人回忆,可以补充那个时代的史料。由于史立道不是特展所访问的对象,因此他的回忆并没有收录在特展中。

多年来,史立道独自居住在大巴窑一巷的政府组屋。数年前身体还十分硬朗的时候,在国家博物馆担任义务中文导览员。由于他亲身经历过日战与建国的年代,由他娓娓道来,访客都听得津津有味。

回家

战前,本地热心教育的华侨领袖创办了华校。家境小康的学生,完成小学教育后纷纷回到“祖国”升学。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马来亚的华小毕业生回不了祖国,于是越过长堤,前来新加坡读书,史立道是其中一人。当时本地有民间创建的华侨中学、中正中学、南洋女子中学、静方女校等,开放给新马的适龄生。

1941年12月8日凌晨5时30分,日本军机飞越新加坡上空,猛烈轰炸这个“不可攻破的堡垒”,许多人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写了。

14岁的史立道正在中正中学念中二。学校宣布停课,宿舍也将关闭了。人心惶惶中,马来亚学生纷纷回到各自的家乡。

12月9日,史立道怀着忐忑的心情搭上班车,花了一天时间,回到关丹。

战事爆发后,许多马来亚人民跟着节节败退的英军逃到新加坡来,造成原来已经有77万人的新加坡难以负荷。虽然日据时期没有人口普查,但根据1947年的94万总人口,日据前后新加坡增加了17万人,显然其中多数来自长堤彼岸。

为何史立道背道而驰,不留在新加坡,反而往战区跑呢?

当时的新闻不像现在互联网时代,讯息分秒间传播开来。同学们并不晓得12月8日零时,日军已经在吉兰丹的哥打峇鲁海滩登陆。生逢乱世,一家人互相扶持是最理想的选择。谁知道日军就像电钻一样,沿着东海岸公路一直钻到新山,短短55天内全马沦陷。

日军在新山严谨部署后渡海进攻,亚当路(Adam Road)最后战役结束了一个星期的围城战,那一天是1942年2月15日,农历大年初一。从战争爆发到英军投降,前后仅仅70天。

日据时期的关丹

早在1942年元旦,关丹已经沦陷了。

日战前两年,关丹的市镇已经有日本侨居。日军甫入城,日本相馆的老板便跟当地商人组织了关丹维持会,由崑兴杂货店的老板担任会长,可见相馆老板是一名间谍,通过摄影技术来掩饰身份。当地的“汉奸”,过去在暗,如今在明,为侵略者服务。

日军进城后借搜索敌人为名,登门入室,开箱倒柜,到处搜刮金银珠宝,名表钢笔和现钞,还开口要“花姑娘”。关丹沦陷一两天后便成立了慰安所,村里姑娘被带走后,从此没再回来过。

新加坡沦陷后进入昭南时代,军政府委派日本宪兵入驻关丹,成立了华侨协会和日文学校。反正今日不知明日事,当地华人不提过去,不想未来,得过且过,读书与否已经不重要了。史立道宁可没有书读,也不去学日文。

对比新加坡和关丹的境况,当时新马遍布日本间谍,新加坡的现武夷士广场(Bugis Junction)地段是个“日本村”,商店、餐馆、妓院、药房、相馆应有尽有,又与共产党员众多的海南人为邻,成为理想的情报站,医生、妓女、会长、摄影师都可能是情报员。

辻政信在台湾设立“热带丛林作战方案”研究小组,对进攻新马做了充分的准备功夫,并根据所收集到的道路、河流、桥梁、军用设施等资料来为行军布局,一路修补了被英军破坏的桥梁,行军的速度快捷。地面部队使用汽车和自行车,由包括使用自行车在内的摩托部队担任登陆主力。

日军的自行车队又称“银轮部队”,是不消耗一滴汽油的“战车”。这种从日本直接运进来的MIYATA(宫田) “重量级”脚车结实坚固,奔驰一千公里亦等闲,经过改装后还可承载弹药军粮等重物。万一橡胶轮胎损坏了,可以在地补充,甚至置之不理。轮框跟地面摩擦所发出的嘎嘎声,就如坦克车逼近一样,使撤退中的联军更加心慌。

日本对东南亚虎视眈眈,主因是该区域的物产丰富,马来亚的橡胶和锡矿,婆罗洲和印尼的原油和农作物,都是战争时期的策略资源。1941年,马来亚的橡胶园面积不下三百万英亩,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锡矿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日本没想到估计只需打三个月的中国战场竟然越陷越深,于是通过掠夺东南亚的物资来维持内需。对于新加坡华侨支援中国抗日,日军更是怀恨在心,攻占新加坡后所进行的五万华人大屠杀,辻政信是参与者之一。

年少时期的关丹

史立道的童年在雅莫橡胶园度过,随后到关丹镇上念小学。雅莫由登嘉楼州甘马挽县管辖。

关丹最著名的是盛产锡矿的林明,由英资慕娘公司在当地成立的PCCL(Pahang Consolidated Company Limited)经营。公司的华族员工聚住在高山环抱的山谷中,打造了深山中的奇葩—林明镇。

1923年新柔长堤落成,从新加坡搭夜班火车出发,第二天傍晚抵达关丹河渡口,人和车一起登上由人工操作的浮桥渡过彼岸,车行十五分钟就抵达关丹市区了。

如果嫌麻烦,可以选择海路,但必须注意船期。关丹河北岸是个适合停泊千吨邮轮的深水港,沿岸建立了两座码头。从新加坡上船,启航后在南中国海上度过一夜,睡醒后关丹景色就映入眼帘了。

实得力轮船公司(Straits Steamship Company)的轮船每星期从新加坡来回一趟,到达时先停泊在第一座码头(大码头),让搭客下船和卸货,货物在海关人员监督下搬进货倉,进行检查并征收关税。

轮船续驶向属于慕娘公司的另一座码头,俗称林明码头。由于英殖民地政府特许慕娘公司享有免税权,在这座码头卸下的货物不必纳税,PCCL的小轮船定期从林明运载锡矿石到码头,然后将其他货物载回林明。

轮船起载锡矿石后回到大码头,装载出口的橡胶烟花片、树桐、加工的木材、藤、咸鱼和土产。旅客们上船后,启航回来新加坡。

穿鞋吃穿屐,穿屐吃赤脚

“穿鞋吃穿屐,穿屐吃赤脚”,或许“自己人”比日军更可怕?

史立道的父亲栽种的第一丘橡胶园为关丹雅莫公路的终点。胶园北面有宽广的河流,河流两岸橡胶园主和胶工往返关丹,都在这儿候车下车。终点也是往返附近乡区的永和泰杂货店必经之路,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橡胶树栽种完工后,按例必须向县政府缴交地税并申请“牙兰”(地契)。当时由新客组成的华社,只会讲方言写中文,有些目不识丁;而殖民地政府的律法条例、公文档案都用英文,因此政府文件都通过受英文教育(主要是峇峇)的“打字人”(文书)。有些打字人也充当产业经纪的中介,一手赚取中介费,另一手勾结贪污的殖民地官员,榨取新客的钱财,当事人对这些“通番吃唐”的人士深感无奈。

父亲为了避开中介,将税款交给堂哥代办手续。堂哥见利忘义,竟然登记了自己的名字,将橡胶园占为己有。父亲少年时离开海南岛琼海县文子乡文山园村,告别了农村生活,在关丹克勤克俭地埋头苦干,多年的心血竟然被社会地位崇高的亲人占为己有!父亲当着众人面前怒言斥责,堂哥也不是省油的灯,凭着侨领的身份和手腕,巧妙地化解了难堪的局面。

在侨民社会,因社会地位悬殊而发生的欺诈掠夺事件早已司空见惯,堂哥贵为侨领,父亲则不过是个籍籍无名的新客,乡亲们都抱着事不关己,隔岸观火的态度。

父亲重新振作,沿着河流与外界隔绝的角落,开拓第二丘橡胶园。吸取了上次惨痛的教训后,这回父亲亲自到甘马挽办理手续。在远房亲戚的协助下,顺利地取得了橡胶园的地契。随着英国驻新加坡总督下令保护出洋的海南妇女,海南岛家乡越来越多亲戚携眷下南洋,关丹成为文子乡人的第二故乡。

日战蔓延到马来亚前,父亲将一个小园丘卖了,存了些钱。关丹一沦陷,两个熟人跟马来警长合作,绑架了三个橡胶园主,父亲是其中一人。他们将人质当作抗日分子般拷问、灌水、殴打,并上门索取一万七千元赎金。第一批赎金到手之后却耍赖不放人,显然除了金钱,还有私人仇恨。

日本宪兵来到关丹之后,“绑匪”畏惧日军,拼命求饶,绑票才终止了。

和平无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终战”。和平后,1946年的第一个学期,19岁的史立道在关丹教书,第二个学期以超龄生的身份回到中正中学读中三。当时一学年为两个学期。

中学毕业后,史立道回到祖国(1947年),在陈嘉庚创建的集美水产航海学校(后来的厦门集美大学航海学院)上了一个学期的航海课后,决定回返马来亚。当时的中国壮丁都不准离境,移民厅官员刻意使用马来语问话,史立道以英语讲了中正中学的校址,官员对他的侨生身份感到满意,核准离境。

南中国海时而浪花朵朵,时而波涛汹涌。人隔万重山,“祖国”越行越远。史立道回到新加坡。

虽然战事已了,但遣返日军俘虏需要时间,史立道还见到一些俘虏在新加坡当苦力。这些日本兵跟许多新马华人一样,不想战争却被军国主义者卷入狼烟烽火中。

战争与和平,往往操纵在少数有绝对权力者手中,受害者永远是祈望安居乐业的平民百姓。

和平—-无价。

参考资料:

史立道口述,2017年4月24日,2017年9月27日

史立道,“我的故乡关丹”,2011年9月20日,http://www.sgwritings.com/1582/viewspace_43761.html. Accessed 2017年4月26日

史立道,“我从那里来:世传周太史 代续汉平侯”,2009年11月10日,http://www.sgwritings.com/1582/viewspace_28159.html. Accessed 2017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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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印度文化之旅

姚耀光

莱佛士于1819年开埠新加坡之后,于1828出炉了城市规划(The Jackson Plan) ,将不同族群分开安顿在市区的各处。当时华族多被安顿在新加坡河西南面的牛车水区,马来人则多在武吉士区 (Bugis),阿拉伯商人则聚居在甘榜格南(Kampong Glam)一带。在莱佛士的规划中并没有小印度这地方,印度人最先是落户在新加坡河的上游,后来逐渐扩大到实龙岗(Serangoon)一带,在1970-80年代间有了小印度这名称。

今年10月18日,适逢屠妖节 (Deepavali) 假日,国家博物馆中文导览组的执委会主办了一次“小印度文化之旅”。四位国家博物馆的资深义务导览员美莲、矜频、孟珠与国樑带领大家走了一趟精彩的文化旅程,这里是我当天在匆匆行程中记下的一些点点滴滴,算是个简录吧!

我们的行程是早上9时30分从跑马埔路 (Race Course Road)的小印度地铁站出发。这里曾经是欧亚族活动的跑马场地。1924年跑马埔移到武吉知马。不远处是竹脚医院旧址(现为陆路交通管理局),1900年代是一间重要的综合医院,现在已经被建在过条马路的竹脚妇幼医院取代。

在地铁站的后面是竹脚中心(Tekka Centre),集巴剎和熟食一处的中心。这一带以前是一片竹林,福建人称之为 tek kah, 也就是今天“竹脚”名称的来源。早在1930年,Tekka 巴剎就已经很出名,这里贩卖着各种各样的蔬菜、肉类和海产。当时 Tekka 巴剎被马来人称为 Kandang Kerbau Market,kangdan kerbau 是水牛棚之意,也就是说这里是印度人养乳牛之地。

从跑马埔路走进加宝路(Kerbau Road),眼眺远处似乎可以看到一个“ET”(外星人)。其实这是新加坡现在唯一的北印度神寺庙的寺尖顶。这寺庙名为拉萨米那兴都庙(Shree Lakshminarayan Temple) 。早期前来新加坡的印度族群多来自南印度的劳工,后来也有许多北印度的白领阶级来到这里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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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间外墙有这明显红白图案的寺庙是在1960年奠基的,靠着当时一万多名各阶层的北印度兴都教徒的捐款,寺庙终于在1969年4月24日完工开幕,为这充满南印度色彩的小印度增添多元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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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加宝路平行的隔条马路是巴弗罗路(Buffalo Road),在这一带的养乳牛的印度人不吃牛肉,所以将牛仔卖给欧亚族人。附近的一条路名为德斯加路(Desker Road)就是以一位名为亨利德斯加(Henry Desker)的欧亚肉类供应商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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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走我们来到一间色彩斑斓、非常抢眼的中式别墅前面。这是福建“头家”陈东岭的故居。早期陈在实龙岗路有好几家以甘蔗制作糖制品的工厂,他于1900年建了这间有8间房间的屋子。现在我们看到的是80年代经过修复过的面貌。原来大门刻有“秀丽景色,松柏操持”,有一种讲法说这屋子是为陈为太太而建的,“秀松”指的就是他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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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都教是印度同胞的主要宗教,它是历史悠久、信仰多神、多教义的宗教。兴都教相信万神殿由三大主神统治,梵天(Braham)是创造神,毗湿奴(Vishnu) 是维护神,毗湿(Shiva) 是破坏神,但兼具生殖与毁灭、创造与破坏的双重性格。我们在一商店旁看到一尊被供养的吉祥女财神 (Lakshmi),据说她是毗湿奴维护神的太太。在女财神前面有个水池,似乎与华族“水为财”的寓意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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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实龙岗路,我们来到了南洛街(Dunlop Street)的阿督卡夫回教堂(Masjid Abdul Gafoor)。这里是1859年南来的印度回教徒以木材建了一间小回教堂的原址。1907年在原地重建了现在这间融合了阿拉伯、摩尔人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建筑风格,是本地最具有独特设计的回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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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几条街,我们来到了真光堂(Church of The True Light)。这是1911年英国传教士为居住在这里的福州人和兴化人而设立的,教堂向这里的劳动大众提供免费的诊所服务,吸引他们来教堂听道,接受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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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多远处有另外一间成立于1890年的甘榜加卡卫理教堂(Kampong Kapor Methodist Church),其建筑风格与真光堂迥然不同,因为它的主要信徒是土生华人。教堂的创建人是苏菲雅修女(Sophia Blackmore)。这里经过多次发展与扩建,到了1952年已成为新加坡第二大的英语卫理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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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拉玛卡里安曼庙(Sri Veeramakaliamman Temple)就在实质龙岗路上,建于1881年,19081930寺庙经过两次大修复。寺庙的塔门上,有着精美多彩的雕像,蕴含着兴都教丰富的神话与传说。这庙的主神是卡莉女神(Kali),她是破坏神毗湿(Shiva) 的太太。兴都教徒相信她是保护信徒和维持世界秩序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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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趟的最后一站是印族传统文化馆(India Heritage Centre)。2015年8月开放,这里展示了不少印度教和佛教的雕像,呈现了南亚跟东南亚之间的历史渊源。后面的展区则呈现了印度同胞对现当代政治与社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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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完了一个上午的小印度文化之旅,大家相聚在一间印度餐馆享用午餐,渡过了一个充满欢乐与丰富的学习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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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文:刘家明      图:吴绳绪

“准吗,真的有这么老旧咩?”经过史丹福路国家博物馆前的人,看到那个最近才竖起的“纪念建馆130周年”的雕饰时,都不禁会相视而问。

是的,就在1887年10月12日星期天下午5时,莱佛士图书馆及博物馆(也就是在现址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由当时的海峡殖民地总督华尔德爵士(Sir Frederick Weld)开幕。这场盛事也赶上了庆祝当时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皇登基50年金禧纪念,所以在当时也算是件大事情。在19世纪80年代的小红点已是东南亚的经济、商业、政治甚至文化中心,在这里建图书博物馆也就是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了。

博物馆的出现其实是一种机缘,19世纪是个自然科学主义在世界兴起的年代,欧洲各国对远东的风土民情,自然生物都感到无比好奇。当时许多知名自然科学家如华莱士(Wallace)和达尔文等到处收集动植物标本研究,以支持其“自然选择”、进化“天演论”等各种自然历史理论,所以标本的收集、交换和买卖自有其市场。莱佛士图书博物馆也就因为天时、地利、人和,成为了东南亚最大的自然博物馆了。

博物馆的建筑基本上受了19世纪流行的帕拉第奥建筑(Palladian Architecture)风格的影响。整体外形讲求平稳和谐,有主楼副楼,极具富丽雅致的古典之美。博物馆多年来经过了数次内、外装修,一直都没有改变它原有的做为博物馆的使命功能。在2006年扩建后,这座殖民地代的古典建筑与大型现代建筑并肩而立,相互映衬,在热闹繁忙的城市里彰显出一派古韵新貌的英姿。

一座130年的“古堡”在都市中心,静静地看着和感受着人间的悲欢离合,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与国人一起经历了悲惨的二战的洗礼,所以其间一树一草,一石一柱都睹尽了人事铅华,都有着它自己的故事。步入国家博物馆,犹如回到了希腊罗马古城,每个门廊、柱廊、柱式、望柱、山花,无一不想向你倾诉130年来的辛酸。

 

国家博物馆简史

1819年:新加坡开埠

1823年:成立“新加坡学院”(Singapore Institute),内设图书馆

1849年:殖民当局在图书馆展示天猛公赠送的亚齐金币受欢迎,萌起建博物馆念头

1874年:“图书和博物馆”搬迁到政府大楼(Town Hall),即维多利亚纪念堂现址

1887年:现址的“莱佛士图书馆与博物馆”正式开幕。

1907年:扩建后展示于1892年在马六甲外滩搁浅的鲸鱼骨标本

1921年:改名为“莱佛士博物馆与图书馆”,显示了它的未来定位

1942年到45年:日治期间被日军接管,不开放

1957年:改名为“莱佛士博物馆”,因为李光前已于1953 捐款另外建立了公共图书馆

1960年:正式命名为“国家博物馆”

1972年:博物馆全部标本迁移到新加坡大学,博物馆不再展示自然科学标本

1993年:博物馆再次改名为“新加坡历史博物馆”

2006年:经过大规模装修扩建,重新命名为“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并于12月7日正式开幕

1_博物馆庆祝建馆130年博物馆庆祝建馆130年

2_仲夏夜灯光下的博物馆-1.JPG仲夏夜空灯光下的博物馆

3_重温早年博物馆外的夜生活-1重温早年博物馆外的夜生活

4_灯光下充满诡异气氛的博物馆-1灯光下充满诡异气氛的博物馆

5_新旧融合的博物馆(内部)-1新旧融合的博物馆(内部)

6_夜深无人的博物馆夜深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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