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心情随笔

史立道记忆中的1942

李国樑

日战蔓延到新加坡的时候,已经是75年前的往事了。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策展的《永记1942》,追述了大战前的酝酿过程,以及一些当事者对战争的回忆。

由于时日已久,对那段昭南岁月有深刻记忆的人士已经不多。

90岁的史立道的个人回忆,可以补充那个时代的史料。由于史立道不是特展所访问的对象,因此他的回忆并没有收录在特展中。

多年来,史立道独自居住在大巴窑一巷的政府组屋。数年前身体还十分硬朗的时候,在国家博物馆担任义务中文导览员。由于他亲身经历过日战与建国的年代,由他娓娓道来,访客都听得津津有味。

回家

战前,本地热心教育的华侨领袖创办了华校。家境小康的学生,完成小学教育后纷纷回到“祖国”升学。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马来亚的华小毕业生回不了祖国,于是越过长堤,前来新加坡读书,史立道是其中一人。当时本地有民间创建的华侨中学、中正中学、南洋女子中学、静方女校等,开放给新马的适龄生。

1941年12月8日凌晨5时30分,日本军机飞越新加坡上空,猛烈轰炸这个“不可攻破的堡垒”,许多人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写了。

14岁的史立道正在中正中学念中二。学校宣布停课,宿舍也将关闭了。人心惶惶中,马来亚学生纷纷回到各自的家乡。

12月9日,史立道怀着忐忑的心情搭上班车,花了一天时间,回到关丹。

战事爆发后,许多马来亚人民跟着节节败退的英军逃到新加坡来,造成原来已经有77万人的新加坡难以负荷。虽然日据时期没有人口普查,但根据1947年的94万总人口,日据前后新加坡增加了17万人,显然其中多数来自长堤彼岸。

为何史立道背道而驰,不留在新加坡,反而往战区跑呢?

当时的新闻不像现在互联网时代,讯息分秒间传播开来。同学们并不晓得12月8日零时,日军已经在吉兰丹的哥打峇鲁海滩登陆。生逢乱世,一家人互相扶持是最理想的选择。谁知道日军就像电钻一样,沿着东海岸公路一直钻到新山,短短55天内全马沦陷。

日军在新山严谨部署后渡海进攻,亚当路(Adam Road)最后战役结束了一个星期的围城战,那一天是1942年2月15日,农历大年初一。从战争爆发到英军投降,前后仅仅70天。

日据时期的关丹

早在1942年元旦,关丹已经沦陷了。

日战前两年,关丹的市镇已经有日本侨居。日军甫入城,日本相馆的老板便跟当地商人组织了关丹维持会,由崑兴杂货店的老板担任会长,可见相馆老板是一名间谍,通过摄影技术来掩饰身份。当地的“汉奸”,过去在暗,如今在明,为侵略者服务。

日军进城后借搜索敌人为名,登门入室,开箱倒柜,到处搜刮金银珠宝,名表钢笔和现钞,还开口要“花姑娘”。关丹沦陷一两天后便成立了慰安所,村里姑娘被带走后,从此没再回来过。

新加坡沦陷后进入昭南时代,军政府委派日本宪兵入驻关丹,成立了华侨协会和日文学校。反正今日不知明日事,当地华人不提过去,不想未来,得过且过,读书与否已经不重要了。史立道宁可没有书读,也不去学日文。

对比新加坡和关丹的境况,当时新马遍布日本间谍,新加坡的现武夷士广场(Bugis Junction)地段是个“日本村”,商店、餐馆、妓院、药房、相馆应有尽有,又与共产党员众多的海南人为邻,成为理想的情报站,医生、妓女、会长、摄影师都可能是情报员。

辻政信在台湾设立“热带丛林作战方案”研究小组,对进攻新马做了充分的准备功夫,并根据所收集到的道路、河流、桥梁、军用设施等资料来为行军布局,一路修补了被英军破坏的桥梁,行军的速度快捷。地面部队使用汽车和自行车,由包括使用自行车在内的摩托部队担任登陆主力。

日军的自行车队又称“银轮部队”,是不消耗一滴汽油的“战车”。这种从日本直接运进来的MIYATA(宫田) “重量级”脚车结实坚固,奔驰一千公里亦等闲,经过改装后还可承载弹药军粮等重物。万一橡胶轮胎损坏了,可以在地补充,甚至置之不理。轮框跟地面摩擦所发出的嘎嘎声,就如坦克车逼近一样,使撤退中的联军更加心慌。

日本对东南亚虎视眈眈,主因是该区域的物产丰富,马来亚的橡胶和锡矿,婆罗洲和印尼的原油和农作物,都是战争时期的策略资源。1941年,马来亚的橡胶园面积不下三百万英亩,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锡矿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日本没想到估计只需打三个月的中国战场竟然越陷越深,于是通过掠夺东南亚的物资来维持内需。对于新加坡华侨支援中国抗日,日军更是怀恨在心,攻占新加坡后所进行的五万华人大屠杀,辻政信是参与者之一。

年少时期的关丹

史立道的童年在雅莫橡胶园度过,随后到关丹镇上念小学。雅莫由登嘉楼州甘马挽县管辖。

关丹最著名的是盛产锡矿的林明,由英资慕娘公司在当地成立的PCCL(Pahang Consolidated Company Limited)经营。公司的华族员工聚住在高山环抱的山谷中,打造了深山中的奇葩—林明镇。

1923年新柔长堤落成,从新加坡搭夜班火车出发,第二天傍晚抵达关丹河渡口,人和车一起登上由人工操作的浮桥渡过彼岸,车行十五分钟就抵达关丹市区了。

如果嫌麻烦,可以选择海路,但必须注意船期。关丹河北岸是个适合停泊千吨邮轮的深水港,沿岸建立了两座码头。从新加坡上船,启航后在南中国海上度过一夜,睡醒后关丹景色就映入眼帘了。

实得力轮船公司(Straits Steamship Company)的轮船每星期从新加坡来回一趟,到达时先停泊在第一座码头(大码头),让搭客下船和卸货,货物在海关人员监督下搬进货倉,进行检查并征收关税。

轮船续驶向属于慕娘公司的另一座码头,俗称林明码头。由于英殖民地政府特许慕娘公司享有免税权,在这座码头卸下的货物不必纳税,PCCL的小轮船定期从林明运载锡矿石到码头,然后将其他货物载回林明。

轮船起载锡矿石后回到大码头,装载出口的橡胶烟花片、树桐、加工的木材、藤、咸鱼和土产。旅客们上船后,启航回来新加坡。

穿鞋吃穿屐,穿屐吃赤脚

“穿鞋吃穿屐,穿屐吃赤脚”,或许“自己人”比日军更可怕?

史立道的父亲栽种的第一丘橡胶园为关丹雅莫公路的终点。胶园北面有宽广的河流,河流两岸橡胶园主和胶工往返关丹,都在这儿候车下车。终点也是往返附近乡区的永和泰杂货店必经之路,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橡胶树栽种完工后,按例必须向县政府缴交地税并申请“牙兰”(地契)。当时由新客组成的华社,只会讲方言写中文,有些目不识丁;而殖民地政府的律法条例、公文档案都用英文,因此政府文件都通过受英文教育(主要是峇峇)的“打字人”(文书)。有些打字人也充当产业经纪的中介,一手赚取中介费,另一手勾结贪污的殖民地官员,榨取新客的钱财,当事人对这些“通番吃唐”的人士深感无奈。

父亲为了避开中介,将税款交给堂哥代办手续。堂哥见利忘义,竟然登记了自己的名字,将橡胶园占为己有。父亲少年时离开海南岛琼海县文子乡文山园村,告别了农村生活,在关丹克勤克俭地埋头苦干,多年的心血竟然被社会地位崇高的亲人占为己有!父亲当着众人面前怒言斥责,堂哥也不是省油的灯,凭着侨领的身份和手腕,巧妙地化解了难堪的局面。

在侨民社会,因社会地位悬殊而发生的欺诈掠夺事件早已司空见惯,堂哥贵为侨领,父亲则不过是个籍籍无名的新客,乡亲们都抱着事不关己,隔岸观火的态度。

父亲重新振作,沿着河流与外界隔绝的角落,开拓第二丘橡胶园。吸取了上次惨痛的教训后,这回父亲亲自到甘马挽办理手续。在远房亲戚的协助下,顺利地取得了橡胶园的地契。随着英国驻新加坡总督下令保护出洋的海南妇女,海南岛家乡越来越多亲戚携眷下南洋,关丹成为文子乡人的第二故乡。

日战蔓延到马来亚前,父亲将一个小园丘卖了,存了些钱。关丹一沦陷,两个熟人跟马来警长合作,绑架了三个橡胶园主,父亲是其中一人。他们将人质当作抗日分子般拷问、灌水、殴打,并上门索取一万七千元赎金,赎金到手之后却耍赖不放人,显然除了金钱,还有私人仇恨。更吊诡的是这笔赎金,竟然是变卖园丘的收入!

日本宪兵来到关丹之后,“绑匪”畏惧日军,才将人质放了。

和平无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终战”。和平后,1946年的第一个学期,19岁的史立道在关丹教书,第二个学期以超龄生的身份回到中正中学读中三。当时一学年为两个学期。

中学毕业后,史立道回到祖国(1947年),在陈嘉庚创建的集美水产航海学校(后来的厦门集美大学航海学院)上了一个学期的航海课后,决定回返马来亚。当时的中国壮丁都不准离境,移民厅官员刻意使用马来语问话,史立道以英语讲了中正中学的校址,官员对他的侨生身份感到满意,核准离境。

南中国海时而浪花朵朵,时而波涛汹涌。人隔万重山,“祖国”越行越远。史立道回到新加坡。

虽然战事已了,但遣返日军俘虏需要时间,史立道还见到一些俘虏在新加坡当苦力。这些日本兵跟许多新马华人一样,不想战争却被军国主义者卷入狼烟烽火中。

战争与和平,往往操纵在少数有绝对权力者手中,受害者永远是祈望安居乐业的平民百姓。

和平—-无价。

 

参考资料:

史立道口述,2017年4月24日,2017年9月27日

史立道,“我的故乡关丹”,2011年9月20日,http://www.sgwritings.com/1582/viewspace_43761.html. Accessed 2017年4月26日

史立道,“我从那里来:世传周太史 代续汉平侯”,2009年11月10日,http://www.sgwritings.com/1582/viewspace_28159.html. Accessed 2017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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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印度文化之旅

姚耀光

莱佛士于1819年开埠新加坡之后,于1828出炉了城市规划(The Jackson Plan) ,将不同族群分开安顿在市区的各处。当时华族多被安顿在新加坡河西南面的牛车水区,马来人则多在武吉士区 (Bugis),阿拉伯商人则聚居在甘榜格南(Kampong Glam)一带。在莱佛士的规划中并没有小印度这地方,印度人最先是落户在新加坡河的上游,后来逐渐扩大到实龙岗(Serangoon)一带,在1970-80年代间有了小印度这名称。

今年10月18日,适逢屠妖节 (Deepavali) 假日,国家博物馆中文导览组的执委会主办了一次“小印度文化之旅”。四位国家博物馆的资深义务导览员美莲、矜频、孟珠与国樑带领大家走了一趟精彩的文化旅程,这里是我当天在匆匆行程中记下的一些点点滴滴,算是个简录吧!

我们的行程是早上9时30分从跑马埔路 (Race Course Road)的小印度地铁站出发。这里曾经是欧亚族活动的跑马场地。1924年跑马埔移到武吉知马。不远处是竹脚医院旧址(现为陆路交通管理局),1900年代是一间重要的综合医院,现在已经被建在过条马路的竹脚妇幼医院取代。

在地铁站的后面是竹脚中心(Tekka Centre),集巴剎和熟食一处的中心。这一带以前是一片竹林,福建人称之为 tek kah, 也就是今天“竹脚”名称的来源。早在1930年,Tekka 巴剎就已经很出名,这里贩卖着各种各样的蔬菜、肉类和海产。当时 Tekka 巴剎被马来人称为 Kandang Kerbau Market,kangdan kerbau 是水牛棚之意,也就是说这里是印度人养乳牛之地。

从跑马埔路走进加宝路(Kerbau Road),眼眺远处似乎可以看到一个“ET”(外星人)。其实这是新加坡现在唯一的北印度神寺庙的寺尖顶。这寺庙名为拉萨米那兴都庙(Shree Lakshminarayan Temple) 。早期前来新加坡的印度族群多来自南印度的劳工,后来也有许多北印度的白领阶级来到这里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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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间外墙有这明显红白图案的寺庙是在1960年奠基的,靠着当时一万多名各阶层的北印度兴都教徒的捐款,寺庙终于在1969年4月24日完工开幕,为这充满南印度色彩的小印度增添多元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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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加宝路平行的隔条马路是巴弗罗路(Buffalo Road),在这一带的养乳牛的印度人不吃牛肉,所以将牛仔卖给欧亚族人。附近的一条路名为德斯加路(Desker Road)就是以一位名为亨利德斯加(Henry Desker)的欧亚肉类供应商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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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走我们来到一间色彩斑斓、非常抢眼的中式别墅前面。这是福建“头家”陈东岭的故居。早期陈在实龙岗路有好几家以甘蔗制作糖制品的工厂,他于1900年建了这间有8间房间的屋子。现在我们看到的是80年代经过修复过的面貌。原来大门刻有“秀丽景色,松柏操持”,有一种讲法说这屋子是为陈为太太而建的,“秀松”指的就是他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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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都教是印度同胞的主要宗教,它是历史悠久、信仰多神、多教义的宗教。兴都教相信万神殿由三大主神统治,梵天(Braham)是创造神,毗湿奴(Vishnu) 是维护神,毗湿(Shiva) 是破坏神,但兼具生殖与毁灭、创造与破坏的双重性格。我们在一商店旁看到一尊被供养的吉祥女财神 (Lakshmi),据说她是毗湿奴维护神的太太。在女财神前面有个水池,似乎与华族“水为财”的寓意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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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实龙岗路,我们来到了南洛街(Dunlop Street)的阿督卡夫回教堂(Masjid Abdul Gafoor)。这里是1859年南来的印度回教徒以木材建了一间小回教堂的原址。1907年在原地重建了现在这间融合了阿拉伯、摩尔人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建筑风格,是本地最具有独特设计的回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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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几条街,我们来到了真光堂(Church of The True Light)。这是1911年英国传教士为居住在这里的福州人和兴化人而设立的,教堂向这里的劳动大众提供免费的诊所服务,吸引他们来教堂听道,接受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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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多远处有另外一间成立于1890年的甘榜加卡卫理教堂(Kampong Kapor Methodist Church),其建筑风格与真光堂迥然不同,因为它的主要信徒是土生华人。教堂的创建人是苏菲雅修女(Sophia Blackmore)。这里经过多次发展与扩建,到了1952年已成为新加坡第二大的英语卫理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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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拉玛卡里安曼庙(Sri Veeramakaliamman Temple)就在实质龙岗路上,建于1881年,19081930寺庙经过两次大修复。寺庙的塔门上,有着精美多彩的雕像,蕴含着兴都教丰富的神话与传说。这庙的主神是卡莉女神(Kali),她是破坏神毗湿(Shiva) 的太太。兴都教徒相信她是保护信徒和维持世界秩序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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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趟的最后一站是印族传统文化馆(India Heritage Centre)。2015年8月开放,这里展示了不少印度教和佛教的雕像,呈现了南亚跟东南亚之间的历史渊源。后面的展区则呈现了印度同胞对现当代政治与社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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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完了一个上午的小印度文化之旅,大家相聚在一间印度餐馆享用午餐,渡过了一个充满欢乐与丰富的学习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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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文:刘家明      图:吴绳绪

“准吗,真的有这么老旧咩?”经过史丹福路国家博物馆前的人,看到那个最近才竖起的“纪念建馆130周年”的雕饰时,都不禁会相视而问。

是的,就在1887年10月12日星期天下午5时,莱佛士图书馆及博物馆(也就是在现址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由当时的海峡殖民地总督华尔德爵士(Sir Frederick Weld)开幕。这场盛事也赶上了庆祝当时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皇登基50年金禧纪念,所以在当时也算是件大事情。在19世纪80年代的小红点已是东南亚的经济、商业、政治甚至文化中心,在这里建图书博物馆也就是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了。

博物馆的出现其实是一种机缘,19世纪是个自然科学主义在世界兴起的年代,欧洲各国对远东的风土民情,自然生物都感到无比好奇。当时许多知名自然科学家如华莱士(Wallace)和达尔文等到处收集动植物标本研究,以支持其“自然选择”、进化“天演论”等各种自然历史理论,所以标本的收集、交换和买卖自有其市场。莱佛士图书博物馆也就因为天时、地利、人和,成为了东南亚最大的自然博物馆了。

博物馆的建筑基本上受了19世纪流行的帕拉第奥建筑(Palladian Architecture)风格的影响。整体外形讲求平稳和谐,有主楼副楼,极具富丽雅致的古典之美。博物馆多年来经过了数次内、外装修,一直都没有改变它原有的做为博物馆的使命功能。在2006年扩建后,这座殖民地代的古典建筑与大型现代建筑并肩而立,相互映衬,在热闹繁忙的城市里彰显出一派古韵新貌的英姿。

一座130年的“古堡”在都市中心,静静地看着和感受着人间的悲欢离合,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与国人一起经历了悲惨的二战的洗礼,所以其间一树一草,一石一柱都睹尽了人事铅华,都有着它自己的故事。步入国家博物馆,犹如回到了希腊罗马古城,每个门廊、柱廊、柱式、望柱、山花,无一不想向你倾诉130年来的辛酸。

 

国家博物馆简史

1819年:新加坡开埠

1823年:成立“新加坡学院”(Singapore Institute),内设图书馆

1849年:殖民当局在图书馆展示天猛公赠送的亚齐金币受欢迎,萌起建博物馆念头

1874年:“图书和博物馆”搬迁到政府大楼(Town Hall),即维多利亚纪念堂现址

1887年:现址的“莱佛士图书馆与博物馆”正式开幕。

1907年:扩建后展示于1892年在马六甲外滩搁浅的鲸鱼骨标本

1921年:改名为“莱佛士博物馆与图书馆”,显示了它的未来定位

1942年到45年:日治期间被日军接管,不开放

1957年:改名为“莱佛士博物馆”,因为李光前已于1953 捐款另外建立了公共图书馆

1960年:正式命名为“国家博物馆”

1972年:博物馆全部标本迁移到新加坡大学,博物馆不再展示自然科学标本

1993年:博物馆再次改名为“新加坡历史博物馆”

2006年:经过大规模装修扩建,重新命名为“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并于12月7日正式开幕

1_博物馆庆祝建馆130年博物馆庆祝建馆130年

2_仲夏夜灯光下的博物馆-1.JPG仲夏夜空灯光下的博物馆

3_重温早年博物馆外的夜生活-1重温早年博物馆外的夜生活

4_灯光下充满诡异气氛的博物馆-1灯光下充满诡异气氛的博物馆

5_新旧融合的博物馆(内部)-1新旧融合的博物馆(内部)

6_夜深无人的博物馆夜深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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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操演的感动

谢丽平

(刊登于2016年9月8日《联合早报》,此为原稿)

国家博物馆的历史馆进行翻新之前,我最喜欢的其中一个角落就是历年来小红点庆祝国庆的剪辑。从黑白片段到彩色,从大草场到体育馆… 见证了国家的成长,也常是导览员和访客做总结的好地方。每回导览时站在这里和访客交流,都是感觉满满的骄傲和感动。

二战后的新加坡,政局动荡不安,反殖民主义此起彼伏,不同的政党也纷纷成立。1956年,第一任首席部长马绍尔带领了一支13人的代表团到伦敦向英国当局谈判争取新加坡自治。可惜谈判因为内部安全管制上无法达成协议而宣告失败。马绍尔辞职后,由林有福接任,并再次率领代表团于1957年和1958年到伦敦进行谈判。最终英国政府同意让新加坡在1959年5月的自治邦立法议会大选后自治。

1959年大选,李光耀先生当选第一任总理,除了组织各政府部门,我们的国旗、国歌和国徽也在成为自治邦后拟定。新月代表了我们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五颗星分别代表了公正、平等、民主、和平与进步。国徽上的老虎代表了本地动物,狮子则代表新加坡,马来语被选为国语。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加入了马来西亚。但是因种种原因如两地政治理念上的分歧,和还有来西亚和印尼对抗事件,最终导致新马分家,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正式宣布独立!

1966年,小红点在大草场庆祝了她的周岁生日。庆典在首位总统尤索夫上午9点莅临后开始。当时参加庆祝国庆的人数约23,000名,也包括了各种制服团体。国庆游行途经牛车水,当天的活动高潮是在福康宁山燃放了约90分钟的烟火。1975年,小红点庆祝10岁了!庆祝活动的地点增至13个,同时走进邻里如女皇镇。1976年,庆祝活动第一次在国家体育场进行。

从小到大,无论是排队取票或者上网申请,我从来就没有申请成功到庆祝地点观礼。终于在2014的那一年,我有机会亲临现场,不过却不是以观众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参加了国庆庆典!由于每年的国庆庆典都会邀请各公司企业的员工参与操演,以代表新加坡全民防卫的五根柱子之一的“经济防卫”(Economic Defence),我工作的公司也报名参加,就这样,连续三年我都报名参加了。

今年早从四月底开始,16个星期的训练便紧锣密鼓的开始了。教官都来自新加坡武装部队,有的幽默慈祥的、有的严厉苛刻,也不乏友善的,训练自是有苦有乐,大家每个星期六就赶到兵营报到,练步操,都朝着一个同样的目的前进,就是要把操演做得完美整齐。

能参与这三年的庆典是很开心的,也很幸运能体验在不同的地点参与盛况。记得2014年,我第一次到浮动舞台登场,唱完国歌之后,震耳欲聋的战斗机从我们身后飞过,因为没有心理准备,我和好多同伴都被吓了一大跳。!那一年,由于坊间流传了很多关于李光耀先生病危的消息,所以除了感觉忐忑,大家也希望他能过出席。果然他没让大家失望,虽然我在浮动舞台后头看不到观众席,但听到他的名字和从那儿传来的欢愉呼叫声,便已说明一切,大家心头的大石也就落下来了。

2015年的国庆最是让人难忘,除了小红点已独立50年,让人遗憾的是李光耀先生已无法与民同乐。2015年我们也再次看到了新航空姐、建屋局的队伍,这50年的庆祝活动回到政府大厦前的大操场举办绝对是意义非凡的,因为我国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在这里发生。

2016年,阔别了这么多年,我们回到了国家体育场参加操演,再次被激动人心的“加冷吼”感动着,当国歌响起,大家不分种族、言语、宗教一起唱国歌,那种满满的自豪感立刻涌上心头。

参加了三次的国庆操演,在三个充满不同意义的地点举行,相信没有多少个国人会和我一样幸运。好期待来年的正月,公司再发邀请函征求参加2017年国庆操演自愿者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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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餐厅

刘家明

(原稿刊登于2015年12月19日《早报–言论》)

早在我接触马斯洛(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之前,就明白了《汉书》里的“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国民服役时更被灌输了军粮对作战行军的重要性,知道饥饿是“众乱之源”。19世纪以前,新加坡社会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由于没有家室女眷,移民和劳工一日三餐都在街边食摊解决,间接促进了街头美食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移民在这里组织家庭,结婚生子,国人的饮食习惯才逐渐从街头转回到家里。

风水轮流转,近年来由于经济的腾飞发展,家里成人终日都顾着在外打拼,几乎全国每个家庭的成员,每天至少都要在外头解决一餐。在这样一个依赖户外熟食的大环境下,小贩熟食的价格也就密切地影响着民生。近日为了缓和小贩熟食涨价,以及一些无理胡乱的涨价所引起的民怨,职总富食客(NTUC Foodfare)通过企业合作伙伴的力量,扩展旗下社区计划经营实惠杂菜饭的“禾园”(Rice Garden),这真有点“历史重演”的味道。

话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年间,由于德国潜水艇封锁英吉利海峡,极度依赖进口粮食的英国,国内物价节节飙升,民怨处处,社会开始不安定。英国的“粮食控制局”于是推行了“国家厨房”(National Kitchen)制度,为一般市民提供经济膳食。第一家“厨房”由玛丽女王于1917年开幕,当时的菜单一肉一菜一汤是6便士(寡妇每周的福利金是60便士)。每天每家“厨房”可提供约两千人的膳食;有趣的是有很多人居然碍于面子,而不愿进出“国家厨房”。这制度在战后的1919年才停止运作,不过相似的机制在二战时在英国又再被启用。

我们现在把“镜头”转回国内日本军战败投降后的年代。英国虽然以战胜国的姿态重回到新加坡,接管的却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殖民政府面对的是失业、贫困、卫生、住屋的问题。粮食白米供应短缺,人民大多营养不良,面黄肌瘦。为了让一般工人能以合理的价格,吃上一顿营养均衡的餐食,殖民政府故伎重施,在新加坡设立了“民众餐厅”(People’s Restaurant)的制度。第一家“民众餐厅”于1946年开幕,一饭二菜一肉的基本套餐是8分钱。当时一个书记的月薪大约100元,《海峡时报》每份一毛钱,相对的说,8分钱算是一般月薪五六十元的工人可以负担得起的。后来社会福利部还开设了食物供应中心,让有需要的孩童也能吃上一顿免费的营养餐饭。

借古论今,“国家厨房”“民众餐厅”等的机制,都是在“非常时期”才启动的,它有一定的局限、意义和作用。“禾园”两菜一肉一饭的标准价格是3元,乐龄人士、学生、国民服役人员和职总会员有五毛钱折扣,持社区关怀卡则有半价优待,锁定顾客群为方圆两公里的居民。今天职总“禾园”的建立,是否意味着我们已开始进入“非常时期”了呢?目前的基本症结是熟食的价格问题,由于通货膨胀、员工薪金、交通、水电、租金和食材价格每年增加,要小贩不涨价是不合理的。最要命的还是租金的暴涨,一般上摊位生意一好,更新租约时租金就会涨,要小贩如何保持食物的售价呢?

租金的上涨和小贩熟食甚至整个零售业价格的波动是个“恶性循环”,或许这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常规现象。如果租金不涨,房产投资信托基金等的投资就停滞,这又会间接影响经济,所以整个“经济链”不是有关当局的介入或简单的政策可以抑制的。或许鼓励食阁或高档的小贩租户投资该产业或相关项目,还能够抵消一些冲击。更多如“禾园”这类的大规模社会企业的进场,由于它的定位不直接与高档的熟食摊和食阁等竞争,必能为广大的顾客群提供一个较廉价和基本的选择,缓解一下中底层劳动阶级所面对的物价高涨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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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豹别墅的左邻右里

李国樑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5年12月19日)

依山而建的虎豹别墅原为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兴建的花园,日战时期被日军充作海上防卫肖站,修复后成为名噪一时的旅游胜地。

虎豹别墅通过栩栩如生的雕塑,将丰富的民间故事呈现在眼前。十殿阎罗的地狱场景警世意味格外鮮明,在教育不普遍的年代,巧妙地传达了华人的传统价值观。

虎豹别墅这么好玩又免付费,难怪许多家庭都扶老携幼,佳节游园,累积了数代老少温馨的记忆。虎豹别墅的左邻右里同样多姿多彩,深具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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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虎豹别墅街坊黄延达(左),民俗收藏家陈来华(中)游园。2015)

虎豹别墅的左邻

老街坊黄延达是虎豹别墅的左邻,在这块背山面海的福地成长。二战后父亲和大伯以800元合资买下他居住的木屋,上世纪70年代末屋子被祝融吞噬后,才搬到武吉巴督的组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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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豹别墅旁的地形。图片根据1969年新加坡街道图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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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坊的吃风厝。照片提供:黄延达)

那个年代的虎豹别墅前晚风伴斜阳,白浪逐沙滩,坐在绵长的海边吃马来沙爹,有说不出的浪漫快活。

沙滩的地势低,涨潮时海水将沙地覆盖过。每逢八月十五,潮水还会涌上陆地,路面变成汪洋,成为中秋佳节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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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豹别墅前的沙滩。NAS 1950s)

虎豹别墅旁的地铁站出口处曾经是“妈祖宫与祖师公宫联合庙”的所在地,供奉圣母娘娘和丹道始祖二尊真人,二尊指的是撰写《参同契》和《悟真篇》的两位道长。

跟本地许多华人庙宇一样,每年的三月廿三妈祖诞和八月初十祖师纪念日,沙滩上都会搭起戏台演酬神戏,答谢神灵庇佑,祈求合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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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车旁的联合庙。图片来源:NAS 1950s)

浪尖逐梦的咖啡店

老街坊对联合庙附近那两层楼的“琼泉兴咖啡店”记忆良深。琼泉兴汇集了三教九流,既是街坊的情感联络站,火灾后发放捐款的救济站,各路人马的“交通站”(情报站),也是偷渡客的落脚站。

在《浪尖逐梦》这份前马共领袖余柱业的口述历史档案中,余柱业提起从廖内偷渡回新的经历,第一次的心情格外紧张,以后则习以为常。他在“旧Pasir Panjang那边上岸,靠近虎豹别墅旁门,靠近海边有一个咖啡店,经常都有一些这样的来往者。”

《浪尖逐梦》所提及的咖啡店,就是琼泉兴。

名流故居

琼泉兴二楼住着一位名叫殷碧霞的华族妇人,街坊尊称她为先师嫲。先师嫲口操流利的英语和闽南话,家里挂着基督的肖像。上世纪60年代搬来后,由黄延达的母亲为她打理三餐。黄女士擅长家乡菜,先师嫲吃得开心,体质日渐改善,发薪时经常额外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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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时任总理李光耀先生到巴西班让访问,村民夹道欢迎。NAS 1963)

先师嫲来头不小,她是本地先贤林文庆医生续弦,儿子林炳汉是赫赫有名的赛车手,常驾着跑车来探望老人家。村民中有不少赛车迷,轻易的跟名人打成一片。

先师嫲的女儿熟知西欧游客寻幽探胜、尽享异族风情的口味,在琼泉兴旁所经营的狮子城夜总会,以“马来西亚本土色彩的舞池与冷气餐厅”为卖点。

1964年夜总会开幕时,邀请新加坡旅游协会的事务主任剪彩。事务主任说“新加坡是个游客的天堂,只是缺少热带风情的消闲场所,狮子城夜总会正好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如果不是因为特殊的社会地位,真难想象夜总会开幕都可以由官方剪彩并且上报。

巴西班让也吸引过其他社会名流前来落户。19世纪的章芳林是这里的产业大亨,我们曾经在附近挖掘出章芳林家族遗留下来的界石,捐献给文物局。20世纪中叶,还有其他名人如上海书局的创办人陈岳书入住。

我向陈老先生的后人陈蒙志先生提起此事。陈蒙志表示和平后,父亲带着他们一家人从印尼回来,在海边的浮脚屋度过了他的童年。他风趣地说屋子就建在水面上,从木板缝隙间往下望,小鱼儿在脚下游来游去,感觉非常新奇,因此记忆格外深刻。

右里的日战遗迹

如果虎豹别墅的左邻是个人文之地,它的右里则是一段血的记忆。

新加坡沦陷前,街坊看到一群形容疲惫,衣衫不整,还带着斑斑血迹的澳洲军沿着巴西班让路走向市区,大家都心里有数。

巴西班让除了是进入市区的最后一道防线外,也面对海战的威胁,因此英军曾在虎豹别墅前的海滩上兴建碉堡。1967年在沙滩上兴建一个供渔民使用的小平台时,建筑公司面对着这个弹痕累累的日战遗物显得不知所措,只好派员工“驻守”了一段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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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豹别墅前的沙滩上,曾经有一尊日战碉堡。图片来源:NLB 1950s)

我们对比了旧地图后,在巴西班让路边的草地上找到一小片洋灰地,两旁的大树根都绕道而过,可见有些异物埋在地底。老街坊相当肯定地底下就是儿时戏耍的碉堡残骸。

沿着巴西班让路,距离虎豹别墅不远处的第二科学园路口有另一尊碉堡,可能是马来军团在最后保卫战时所使用的。发完最后一颗子弹后,敌对双方进行惨烈的白刃战,鲜血染红了鸦片山。日军在巴西班让战役伤亡惨重,恼羞成恨,冲进亚历山大医院肆意杀戮,超过200名医疗人士与伤兵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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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科学园入口处的英军碉堡)

箱运码头

同样是1967年,国家发展部长动议将巴西班让发展为箱运码头。由于大规模的填土将严重打击渔民的生计,时任总理李光耀亲自向村民晓以大义:这个海面好比小面包,只能养活一个小渔村;如果发展成海港,可以养活全新加坡人。

十年后,巴西班让沙滩被西海岸公路和批发中心覆盖过。箱运码头随着新加坡的经济腾飞,迅速发展成为顶尖的海港。

原来的讨海人家放弃了捕鱼生涯,而李光耀并没有令他们失望,兑现了“全民共享大面包”的承诺。

如今回想起这段往事,岁月就像虎豹别墅斑驳的雕塑,老街坊清晰的经历都成了昔日风采。花开花落中,一代人会延续着前人的故事,继续谱写新篇章。不过,我们都希望会是些美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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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大宝森节

黄坤浩

(原文刊登于2015年2月14日联合早报之《缤纷》版)

说起大宝森节,60年前的余悸至今依然深藏心间。那时我家住在登路的一排老房子,右边是母校端蒙小学,左边较远处就是兴都庙。这座至今已有百多年历史的古庙创立于1859年,也同一年启动了大宝森节的游行仪式。我那时念小学低年级,大宝森节时,学校必停课。第一次看到游行者的狰狞装扮,闪避都来不及。庙前大草地本来是母校的运动场,那天却成了游客与信徒的游乐园。我就在那里受到两次惊吓。先看到眼镜蛇猛咬印度耍蛇人的手背,接着,又看到印度魔术师在地上扭断人头的表演。虽然有一块白布覆盖着,已经把我吓得魂飞魄散!从此,我远远避开大宝森节的游行者,以及那些儿童不宜的场面。

2015年的大宝森节是在2月3日(农历12月15日),跟往年一样,这节日必须是一个月圆的日子。我特意来到了登路的印度庙,庙比以前更巍峨壮观,足球大的运动场缩小了一大半。 旅游书说大宝森节在印度已销声匿迹,世界上仅有大马与新加坡两地,仍保存着这种神秘的庆典。还说这个一年一度的淡米尔族群的宗教庆典越搞越热闹,非印度教徒或华人也在游行中抬着沉重的拱架(kavadi),从实龙岗路兴都庙步行至登路。他们的脸颊与舌尖,穿针挂刺,胸前背后也用鱼钩挂着一个个青柠檬。参与仪式的信徒们,约48天前就必须进行斋戒。在“法师”们的祈祷下,才可以挂钩与刺针。听说事后都没有人喊痛,肌肤也不留伤痕。妇女们头顶着装有牛奶的银罐,也跟着赤脚徒步游行。但在烈日下赤脚步行4公里,实在不简单。没有虔诚的奉献精神,恐怕会中途出乱子,所以,警方规定,参与者必须有一个伴行者,并书面保证参加游行的信徒行为良好。

早上11时30分,看到登路印度庙附近街道的行人大多数是印籍男女,都穿着深黄或浅黄的衣裤,衣角随风飘逸,而且赤足上下巴士,一片祥和的气氛。我直奔庙宇入口处,已出现几排的长龙,静静地推挤着要进去正殿祈祷、买纪念品和饮料。一想到进正殿要赤足踏着温热的路面,我宁可到别处去猎奇。

这时候,参加游行的信徒一个个走进“卸妆”的帐棚,那是卸下拱架与装饰的指定地区。伴行与护送者簇拥着他们心中的英雄走进来。后面有家人、朋友与轮椅上老奶奶的全程支持下,路旁的救护人员大概没有用武的空间吧。

有一女的身穿橙黄色长袍,只见一银针从上到下穿过她的舌尖,另一银针从左嘴角打横穿过右嘴角。看她毫无倦态,走到一年轻汉子身边,欣赏他卸妆的过程。他的的确较复杂,在朋友的协助下,身上的鱼钩、针刺逐一拆下来。令人不忍注视的,是抽出他腰部肌肉上的四根支柱。这四根支柱一端插入腰间皮肉,另一端托住头上的“弧形拱架”。其他人的支柱是插入腰间的一块帆布上,他的却是尖端透过皮肉。所以抽出支柱时须靠专人指点。一,不能用力伤及皮肉。二,四根支柱同时抽出的当儿,即刻用帆布包住腰部。当然抽出支柱之前,得解除上面一层层的孔雀羽毛,接着移去两肩上的拱架。最紧张的时刻到了,男女亲友大声“念经”,师傅们开始拔出游行者舌尖与嘴角的银针。随即在伤口敷上白色的粉末。汉子面不改色,舌尖不见血。旁边几个洋妞紧张地摄像和拍照。我奇怪为何新加坡人对这种奇异的宗教仪式好像毫不兴趣。

我回头问那位刚“卸妆”的女信徒感觉如何,她说,很累,肚子饿,因只能喝水。我赞她很勇敢。她来不及回答,突然软绵绵地瘫倒在地上,我大声喊叫“Help! Help!” 她的亲友却阻止我。有人给她喝口水。果然一下子就醒了。有人喂她吃一小口panjamirtham,。那是杨桃、香蕉、芒果、豆豆等加蜜糖煮成的一种甜品,据说吃后能获神明保佑。我这才发现随行护送的亲友们,都提着一小锅自家烹制的这类甜品。

接下来我找几位参与者聊天。明白参加游行者是为了赎罪或许愿或还愿而来的。完成了游行后,有一种满足感。由于神明的降临,一路跟他们同行,心里上觉得很圣洁,信心满满。有一位先生一边收拾各种装饰与道具,一边说明年还会再来参加。他的道具是从印度订制的。一共花了两千元左右。除了道具的制作费,参加游行仪式得预先向有关的兴都庙购票,大宝森节当天才能得到有关庙宇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平均每人得付五六百元。每年的大宝森节参与扛拱的有上千人。今年的游行2月3日凌晨12时5分,可从实龙岗兴都庙开始出发,直至下午5时,过后则停止出游。

有个印度少女好奇地问我,为何向他男朋友询问了那么多问题。我说;“在我眼里,他是我的英雄。”少女追问道理“Why?”我说“他胜利完成游行仪式,就像你们崇拜的神明慕鲁干登基时,用长矛消灭魔鬼的英勇行为,给人间带来和平。”少女莞尔一笑,请我吃panjamirtham,我婉拒了。

这时听到印度庙正门鼓乐与诵经声响起了。在人群簇拥中,一个个扛着拱架的信徒,摇晃着头顶上的孔雀尾,正在轮番入庙朝拜。围观人群中有印度人与洋人。其中有两个日本少妇,各背着一个沉睡的娃娃,她们也跟着我“犯规”越过铁栅栏,进入禁区,近距离观赏与照相。现在快轮到一个扛拱架的少年进庙。他走了4公里,仍旧一脸神采奕奕。迎面而来的大概是他的啦啦队首领,他手握一个去了外壳的小椰子,毛茸茸的椰壳须毛被点燃了。首领念念有词,把小椰子往少年脚下的地上一扔。果实落地裂开,椰汁飞溅,诵经声起。诵经人当中有一个华族青年,手里还捧着一本书呢。随着激烈的鼓声与呼喊声,少年有节奏地前后左右摆动着、舞蹈着。到了最后,竟然来个大旋转,好比一个陀螺,越转越快。看他肩膀扛着那些沉重的装饰,我担心他会支撑不住骤然跌倒。可他仍旧转呀转呀,如有神助。他头上摇晃的孔雀毛中有几幅神像,大概是慕鲁干神明吧。哦?其中还有两幅神像我认得,是中国式的孙悟空画像!

围观中的一位从印度特地来看大宝森节的朋友说,他们南印度今天也举行同样的宗教仪式。他说,摔破椰子这个习俗表示:参与者已经落实了誓约,身心纯洁如晶莹透明的椰汁,火烧椰壳的须毛则表示除去了晦气,可以登堂入室见神明了。

那天,我发现印度教的习俗与华人的道教信仰原来是那么接近。60年来心中对大宝森节的余悸与神秘感,终于豁然开朗,甚至可以放下偏见,诚恳地探索他们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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