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心情随笔

国庆操演的感动

谢丽平

(刊登于2016年9月8日《联合早报》,此为原稿)

国家博物馆的历史馆进行翻新之前,我最喜欢的其中一个角落就是历年来小红点庆祝国庆的剪辑。从黑白片段到彩色,从大草场到体育馆… 见证了国家的成长,也常是导览员和访客做总结的好地方。每回导览时站在这里和访客交流,都是感觉满满的骄傲和感动。

二战后的新加坡,政局动荡不安,反殖民主义此起彼伏,不同的政党也纷纷成立。1956年,第一任首席部长马绍尔带领了一支13人的代表团到伦敦向英国当局谈判争取新加坡自治。可惜谈判因为内部安全管制上无法达成协议而宣告失败。马绍尔辞职后,由林有福接任,并再次率领代表团于1957年和1958年到伦敦进行谈判。最终英国政府同意让新加坡在1959年5月的自治邦立法议会大选后自治。

1959年大选,李光耀先生当选第一任总理,除了组织各政府部门,我们的国旗、国歌和国徽也在成为自治邦后拟定。新月代表了我们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五颗星分别代表了公正、平等、民主、和平与进步。国徽上的老虎代表了本地动物,狮子则代表新加坡,马来语被选为国语。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加入了马来西亚。但是因种种原因如两地政治理念上的分歧,和还有来西亚和印尼对抗事件,最终导致新马分家,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正式宣布独立!

1966年,小红点在大草场庆祝了她的周岁生日。庆典在首位总统尤索夫上午9点莅临后开始。当时参加庆祝国庆的人数约23,000名,也包括了各种制服团体。国庆游行途经牛车水,当天的活动高潮是在福康宁山燃放了约90分钟的烟火。1975年,小红点庆祝10岁了!庆祝活动的地点增至13个,同时走进邻里如女皇镇。1976年,庆祝活动第一次在国家体育场进行。

从小到大,无论是排队取票或者上网申请,我从来就没有申请成功到庆祝地点观礼。终于在2014的那一年,我有机会亲临现场,不过却不是以观众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参加了国庆庆典!由于每年的国庆庆典都会邀请各公司企业的员工参与操演,以代表新加坡全民防卫的五根柱子之一的“经济防卫”(Economic Defence),我工作的公司也报名参加,就这样,连续三年我都报名参加了。

今年早从四月底开始,16个星期的训练便紧锣密鼓的开始了。教官都来自新加坡武装部队,有的幽默慈祥的、有的严厉苛刻,也不乏友善的,训练自是有苦有乐,大家每个星期六就赶到兵营报到,练步操,都朝着一个同样的目的前进,就是要把操演做得完美整齐。

能参与这三年的庆典是很开心的,也很幸运能体验在不同的地点参与盛况。记得2014年,我第一次到浮动舞台登场,唱完国歌之后,震耳欲聋的战斗机从我们身后飞过,因为没有心理准备,我和好多同伴都被吓了一大跳。!那一年,由于坊间流传了很多关于李光耀先生病危的消息,所以除了感觉忐忑,大家也希望他能过出席。果然他没让大家失望,虽然我在浮动舞台后头看不到观众席,但听到他的名字和从那儿传来的欢愉呼叫声,便已说明一切,大家心头的大石也就落下来了。

2015年的国庆最是让人难忘,除了小红点已独立50年,让人遗憾的是李光耀先生已无法与民同乐。2015年我们也再次看到了新航空姐、建屋局的队伍,这50年的庆祝活动回到政府大厦前的大操场举办绝对是意义非凡的,因为我国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在这里发生。

2016年,阔别了这么多年,我们回到了国家体育场参加操演,再次被激动人心的“加冷吼”感动着,当国歌响起,大家不分种族、言语、宗教一起唱国歌,那种满满的自豪感立刻涌上心头。

参加了三次的国庆操演,在三个充满不同意义的地点举行,相信没有多少个国人会和我一样幸运。好期待来年的正月,公司再发邀请函征求参加2017年国庆操演自愿者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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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餐厅

刘家明

(原稿刊登于2015年12月19日《早报–言论》)

早在我接触马斯洛(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之前,就明白了《汉书》里的“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国民服役时更被灌输了军粮对作战行军的重要性,知道饥饿是“众乱之源”。19世纪以前,新加坡社会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由于没有家室女眷,移民和劳工一日三餐都在街边食摊解决,间接促进了街头美食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移民在这里组织家庭,结婚生子,国人的饮食习惯才逐渐从街头转回到家里。

风水轮流转,近年来由于经济的腾飞发展,家里成人终日都顾着在外打拼,几乎全国每个家庭的成员,每天至少都要在外头解决一餐。在这样一个依赖户外熟食的大环境下,小贩熟食的价格也就密切地影响着民生。近日为了缓和小贩熟食涨价,以及一些无理胡乱的涨价所引起的民怨,职总富食客(NTUC Foodfare)通过企业合作伙伴的力量,扩展旗下社区计划经营实惠杂菜饭的“禾园”(Rice Garden),这真有点“历史重演”的味道。

话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年间,由于德国潜水艇封锁英吉利海峡,极度依赖进口粮食的英国,国内物价节节飙升,民怨处处,社会开始不安定。英国的“粮食控制局”于是推行了“国家厨房”(National Kitchen)制度,为一般市民提供经济膳食。第一家“厨房”由玛丽女王于1917年开幕,当时的菜单一肉一菜一汤是6便士(寡妇每周的福利金是60便士)。每天每家“厨房”可提供约两千人的膳食;有趣的是有很多人居然碍于面子,而不愿进出“国家厨房”。这制度在战后的1919年才停止运作,不过相似的机制在二战时在英国又再被启用。

我们现在把“镜头”转回国内日本军战败投降后的年代。英国虽然以战胜国的姿态重回到新加坡,接管的却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殖民政府面对的是失业、贫困、卫生、住屋的问题。粮食白米供应短缺,人民大多营养不良,面黄肌瘦。为了让一般工人能以合理的价格,吃上一顿营养均衡的餐食,殖民政府故伎重施,在新加坡设立了“民众餐厅”(People’s Restaurant)的制度。第一家“民众餐厅”于1946年开幕,一饭二菜一肉的基本套餐是8分钱。当时一个书记的月薪大约100元,《海峡时报》每份一毛钱,相对的说,8分钱算是一般月薪五六十元的工人可以负担得起的。后来社会福利部还开设了食物供应中心,让有需要的孩童也能吃上一顿免费的营养餐饭。

借古论今,“国家厨房”“民众餐厅”等的机制,都是在“非常时期”才启动的,它有一定的局限、意义和作用。“禾园”两菜一肉一饭的标准价格是3元,乐龄人士、学生、国民服役人员和职总会员有五毛钱折扣,持社区关怀卡则有半价优待,锁定顾客群为方圆两公里的居民。今天职总“禾园”的建立,是否意味着我们已开始进入“非常时期”了呢?目前的基本症结是熟食的价格问题,由于通货膨胀、员工薪金、交通、水电、租金和食材价格每年增加,要小贩不涨价是不合理的。最要命的还是租金的暴涨,一般上摊位生意一好,更新租约时租金就会涨,要小贩如何保持食物的售价呢?

租金的上涨和小贩熟食甚至整个零售业价格的波动是个“恶性循环”,或许这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常规现象。如果租金不涨,房产投资信托基金等的投资就停滞,这又会间接影响经济,所以整个“经济链”不是有关当局的介入或简单的政策可以抑制的。或许鼓励食阁或高档的小贩租户投资该产业或相关项目,还能够抵消一些冲击。更多如“禾园”这类的大规模社会企业的进场,由于它的定位不直接与高档的熟食摊和食阁等竞争,必能为广大的顾客群提供一个较廉价和基本的选择,缓解一下中底层劳动阶级所面对的物价高涨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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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豹别墅的左邻右里

李国樑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5年12月19日)

依山而建的虎豹别墅原为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兴建的花园,日战时期被日军充作海上防卫肖站,修复后成为名噪一时的旅游胜地。

虎豹别墅通过栩栩如生的雕塑,将丰富的民间故事呈现在眼前。十殿阎罗的地狱场景警世意味格外鮮明,在教育不普遍的年代,巧妙地传达了华人的传统价值观。

虎豹别墅这么好玩又免付费,难怪许多家庭都扶老携幼,佳节游园,累积了数代老少温馨的记忆。虎豹别墅的左邻右里同样多姿多彩,深具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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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虎豹别墅街坊黄延达(左),民俗收藏家陈来华(中)游园。2015)

虎豹别墅的左邻

老街坊黄延达是虎豹别墅的左邻,在这块背山面海的福地成长。二战后父亲和大伯以800元合资买下他居住的木屋,上世纪70年代末屋子被祝融吞噬后,才搬到武吉巴督的组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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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豹别墅旁的地形。图片根据1969年新加坡街道图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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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坊的吃风厝。照片提供:黄延达)

那个年代的虎豹别墅前晚风伴斜阳,白浪逐沙滩,坐在绵长的海边吃马来沙爹,有说不出的浪漫快活。

沙滩的地势低,涨潮时海水将沙地覆盖过。每逢八月十五,潮水还会涌上陆地,路面变成汪洋,成为中秋佳节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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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豹别墅前的沙滩。NAS 1950s)

虎豹别墅旁的地铁站出口处曾经是“妈祖宫与祖师公宫联合庙”的所在地,供奉圣母娘娘和丹道始祖二尊真人,二尊指的是撰写《参同契》和《悟真篇》的两位道长。

跟本地许多华人庙宇一样,每年的三月廿三妈祖诞和八月初十祖师纪念日,沙滩上都会搭起戏台演酬神戏,答谢神灵庇佑,祈求合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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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车旁的联合庙。图片来源:NAS 1950s)

浪尖逐梦的咖啡店

老街坊对联合庙附近那两层楼的“琼泉兴咖啡店”记忆良深。琼泉兴汇集了三教九流,既是街坊的情感联络站,火灾后发放捐款的救济站,各路人马的“交通站”(情报站),也是偷渡客的落脚站。

在《浪尖逐梦》这份前马共领袖余柱业的口述历史档案中,余柱业提起从廖内偷渡回新的经历,第一次的心情格外紧张,以后则习以为常。他在“旧Pasir Panjang那边上岸,靠近虎豹别墅旁门,靠近海边有一个咖啡店,经常都有一些这样的来往者。”

《浪尖逐梦》所提及的咖啡店,就是琼泉兴。

名流故居

琼泉兴二楼住着一位名叫殷碧霞的华族妇人,街坊尊称她为先师嫲。先师嫲口操流利的英语和闽南话,家里挂着基督的肖像。上世纪60年代搬来后,由黄延达的母亲为她打理三餐。黄女士擅长家乡菜,先师嫲吃得开心,体质日渐改善,发薪时经常额外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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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时任总理李光耀先生到巴西班让访问,村民夹道欢迎。NAS 1963)

先师嫲来头不小,她是本地先贤林文庆医生续弦,儿子林炳汉是赫赫有名的赛车手,常驾着跑车来探望老人家。村民中有不少赛车迷,轻易的跟名人打成一片。

先师嫲的女儿熟知西欧游客寻幽探胜、尽享异族风情的口味,在琼泉兴旁所经营的狮子城夜总会,以“马来西亚本土色彩的舞池与冷气餐厅”为卖点。

1964年夜总会开幕时,邀请新加坡旅游协会的事务主任剪彩。事务主任说“新加坡是个游客的天堂,只是缺少热带风情的消闲场所,狮子城夜总会正好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如果不是因为特殊的社会地位,真难想象夜总会开幕都可以由官方剪彩并且上报。

巴西班让也吸引过其他社会名流前来落户。19世纪的章芳林是这里的产业大亨,我们曾经在附近挖掘出章芳林家族遗留下来的界石,捐献给文物局。20世纪中叶,还有其他名人如上海书局的创办人陈岳书入住。

我向陈老先生的后人陈蒙志先生提起此事。陈蒙志表示和平后,父亲带着他们一家人从印尼回来,在海边的浮脚屋度过了他的童年。他风趣地说屋子就建在水面上,从木板缝隙间往下望,小鱼儿在脚下游来游去,感觉非常新奇,因此记忆格外深刻。

右里的日战遗迹

如果虎豹别墅的左邻是个人文之地,它的右里则是一段血的记忆。

新加坡沦陷前,街坊看到一群形容疲惫,衣衫不整,还带着斑斑血迹的澳洲军沿着巴西班让路走向市区,大家都心里有数。

巴西班让除了是进入市区的最后一道防线外,也面对海战的威胁,因此英军曾在虎豹别墅前的海滩上兴建碉堡。1967年在沙滩上兴建一个供渔民使用的小平台时,建筑公司面对着这个弹痕累累的日战遗物显得不知所措,只好派员工“驻守”了一段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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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豹别墅前的沙滩上,曾经有一尊日战碉堡。图片来源:NLB 1950s)

我们对比了旧地图后,在巴西班让路边的草地上找到一小片洋灰地,两旁的大树根都绕道而过,可见有些异物埋在地底。老街坊相当肯定地底下就是儿时戏耍的碉堡残骸。

沿着巴西班让路,距离虎豹别墅不远处的第二科学园路口有另一尊碉堡,可能是马来军团在最后保卫战时所使用的。发完最后一颗子弹后,敌对双方进行惨烈的白刃战,鲜血染红了鸦片山。日军在巴西班让战役伤亡惨重,恼羞成恨,冲进亚历山大医院肆意杀戮,超过200名医疗人士与伤兵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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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科学园入口处的英军碉堡)

箱运码头

同样是1967年,国家发展部长动议将巴西班让发展为箱运码头。由于大规模的填土将严重打击渔民的生计,时任总理李光耀亲自向村民晓以大义:这个海面好比小面包,只能养活一个小渔村;如果发展成海港,可以养活全新加坡人。

十年后,巴西班让沙滩被西海岸公路和批发中心覆盖过。箱运码头随着新加坡的经济腾飞,迅速发展成为顶尖的海港。

原来的讨海人家放弃了捕鱼生涯,而李光耀并没有令他们失望,兑现了“全民共享大面包”的承诺。

如今回想起这段往事,岁月就像虎豹别墅斑驳的雕塑,老街坊清晰的经历都成了昔日风采。花开花落中,一代人会延续着前人的故事,继续谱写新篇章。不过,我们都希望会是些美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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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大宝森节

黄坤浩

(原文刊登于2015年2月14日联合早报之《缤纷》版)

说起大宝森节,60年前的余悸至今依然深藏心间。那时我家住在登路的一排老房子,右边是母校端蒙小学,左边较远处就是兴都庙。这座至今已有百多年历史的古庙创立于1859年,也同一年启动了大宝森节的游行仪式。我那时念小学低年级,大宝森节时,学校必停课。第一次看到游行者的狰狞装扮,闪避都来不及。庙前大草地本来是母校的运动场,那天却成了游客与信徒的游乐园。我就在那里受到两次惊吓。先看到眼镜蛇猛咬印度耍蛇人的手背,接着,又看到印度魔术师在地上扭断人头的表演。虽然有一块白布覆盖着,已经把我吓得魂飞魄散!从此,我远远避开大宝森节的游行者,以及那些儿童不宜的场面。

2015年的大宝森节是在2月3日(农历12月15日),跟往年一样,这节日必须是一个月圆的日子。我特意来到了登路的印度庙,庙比以前更巍峨壮观,足球大的运动场缩小了一大半。 旅游书说大宝森节在印度已销声匿迹,世界上仅有大马与新加坡两地,仍保存着这种神秘的庆典。还说这个一年一度的淡米尔族群的宗教庆典越搞越热闹,非印度教徒或华人也在游行中抬着沉重的拱架(kavadi),从实龙岗路兴都庙步行至登路。他们的脸颊与舌尖,穿针挂刺,胸前背后也用鱼钩挂着一个个青柠檬。参与仪式的信徒们,约48天前就必须进行斋戒。在“法师”们的祈祷下,才可以挂钩与刺针。听说事后都没有人喊痛,肌肤也不留伤痕。妇女们头顶着装有牛奶的银罐,也跟着赤脚徒步游行。但在烈日下赤脚步行4公里,实在不简单。没有虔诚的奉献精神,恐怕会中途出乱子,所以,警方规定,参与者必须有一个伴行者,并书面保证参加游行的信徒行为良好。

早上11时30分,看到登路印度庙附近街道的行人大多数是印籍男女,都穿着深黄或浅黄的衣裤,衣角随风飘逸,而且赤足上下巴士,一片祥和的气氛。我直奔庙宇入口处,已出现几排的长龙,静静地推挤着要进去正殿祈祷、买纪念品和饮料。一想到进正殿要赤足踏着温热的路面,我宁可到别处去猎奇。

这时候,参加游行的信徒一个个走进“卸妆”的帐棚,那是卸下拱架与装饰的指定地区。伴行与护送者簇拥着他们心中的英雄走进来。后面有家人、朋友与轮椅上老奶奶的全程支持下,路旁的救护人员大概没有用武的空间吧。

有一女的身穿橙黄色长袍,只见一银针从上到下穿过她的舌尖,另一银针从左嘴角打横穿过右嘴角。看她毫无倦态,走到一年轻汉子身边,欣赏他卸妆的过程。他的的确较复杂,在朋友的协助下,身上的鱼钩、针刺逐一拆下来。令人不忍注视的,是抽出他腰部肌肉上的四根支柱。这四根支柱一端插入腰间皮肉,另一端托住头上的“弧形拱架”。其他人的支柱是插入腰间的一块帆布上,他的却是尖端透过皮肉。所以抽出支柱时须靠专人指点。一,不能用力伤及皮肉。二,四根支柱同时抽出的当儿,即刻用帆布包住腰部。当然抽出支柱之前,得解除上面一层层的孔雀羽毛,接着移去两肩上的拱架。最紧张的时刻到了,男女亲友大声“念经”,师傅们开始拔出游行者舌尖与嘴角的银针。随即在伤口敷上白色的粉末。汉子面不改色,舌尖不见血。旁边几个洋妞紧张地摄像和拍照。我奇怪为何新加坡人对这种奇异的宗教仪式好像毫不兴趣。

我回头问那位刚“卸妆”的女信徒感觉如何,她说,很累,肚子饿,因只能喝水。我赞她很勇敢。她来不及回答,突然软绵绵地瘫倒在地上,我大声喊叫“Help! Help!” 她的亲友却阻止我。有人给她喝口水。果然一下子就醒了。有人喂她吃一小口panjamirtham,。那是杨桃、香蕉、芒果、豆豆等加蜜糖煮成的一种甜品,据说吃后能获神明保佑。我这才发现随行护送的亲友们,都提着一小锅自家烹制的这类甜品。

接下来我找几位参与者聊天。明白参加游行者是为了赎罪或许愿或还愿而来的。完成了游行后,有一种满足感。由于神明的降临,一路跟他们同行,心里上觉得很圣洁,信心满满。有一位先生一边收拾各种装饰与道具,一边说明年还会再来参加。他的道具是从印度订制的。一共花了两千元左右。除了道具的制作费,参加游行仪式得预先向有关的兴都庙购票,大宝森节当天才能得到有关庙宇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平均每人得付五六百元。每年的大宝森节参与扛拱的有上千人。今年的游行2月3日凌晨12时5分,可从实龙岗兴都庙开始出发,直至下午5时,过后则停止出游。

有个印度少女好奇地问我,为何向他男朋友询问了那么多问题。我说;“在我眼里,他是我的英雄。”少女追问道理“Why?”我说“他胜利完成游行仪式,就像你们崇拜的神明慕鲁干登基时,用长矛消灭魔鬼的英勇行为,给人间带来和平。”少女莞尔一笑,请我吃panjamirtham,我婉拒了。

这时听到印度庙正门鼓乐与诵经声响起了。在人群簇拥中,一个个扛着拱架的信徒,摇晃着头顶上的孔雀尾,正在轮番入庙朝拜。围观人群中有印度人与洋人。其中有两个日本少妇,各背着一个沉睡的娃娃,她们也跟着我“犯规”越过铁栅栏,进入禁区,近距离观赏与照相。现在快轮到一个扛拱架的少年进庙。他走了4公里,仍旧一脸神采奕奕。迎面而来的大概是他的啦啦队首领,他手握一个去了外壳的小椰子,毛茸茸的椰壳须毛被点燃了。首领念念有词,把小椰子往少年脚下的地上一扔。果实落地裂开,椰汁飞溅,诵经声起。诵经人当中有一个华族青年,手里还捧着一本书呢。随着激烈的鼓声与呼喊声,少年有节奏地前后左右摆动着、舞蹈着。到了最后,竟然来个大旋转,好比一个陀螺,越转越快。看他肩膀扛着那些沉重的装饰,我担心他会支撑不住骤然跌倒。可他仍旧转呀转呀,如有神助。他头上摇晃的孔雀毛中有几幅神像,大概是慕鲁干神明吧。哦?其中还有两幅神像我认得,是中国式的孙悟空画像!

围观中的一位从印度特地来看大宝森节的朋友说,他们南印度今天也举行同样的宗教仪式。他说,摔破椰子这个习俗表示:参与者已经落实了誓约,身心纯洁如晶莹透明的椰汁,火烧椰壳的须毛则表示除去了晦气,可以登堂入室见神明了。

那天,我发现印度教的习俗与华人的道教信仰原来是那么接近。60年来心中对大宝森节的余悸与神秘感,终于豁然开朗,甚至可以放下偏见,诚恳地探索他们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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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诡奇的历史巧合

刘家明

(原文刊登于《早报-言论》2015年07月06日)

自从2002年以来,我国每年都会举行“香格里拉对话”,讨论安全问题。今年的热门议题无疑是南中国海纠纷,以及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领海、领土”争议。

美国的加入和近日同中国战机在南中国海的近距离“擦身”而过事件,更为事件增添了变数,让大局显得异常复杂。李显龙总理在致词中指出,中美如果持续博弈的话,只会引发更多冲突,后果将不堪设想,危害整个东南亚的发展。东南亚多国部长也提议,通过谈判制订行为准则,以和平与双赢的方式,解决主权问题。

这不禁使我想起历史上的第一个海洋公约的讨论,它和新加坡脱离不了关系,所以这次“香格里拉对话”,可说是历史上的一个诡奇巧合。

在17世纪,南中国海和东南亚的海域和香料贸易,完全由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大欧洲殖民国所垄断。由于还有一条名存实亡的“教皇子午线”的协议,两个海洋大国基本上还没有大的纠纷,倒是后起的荷兰为了要分一杯羹,就不得不耍点手段了。1603年2月25日,荷兰人通过柔佛王朝的暗中协助,在新加坡外海截获了葡萄牙商船“圣塔·卡塔尼娜”号(Santa Catarina),这也是新加坡第一次在西方历史记载里出现。

这商船里的瓷器,香料等货物的价值,据说几乎是整个荷兰东印度公司总值的一半以上,所以整个掠夺行动也受到荷兰国王的包庇。葡萄牙向教皇皇庭申诉不得直,于是动用海军和船队封锁柔佛海峡和新加坡海域,一直到了当年的10月,荷兰海军才开始突围。

根据特欧多·德·布里(Theodore de Bry)所刻制的地图和记录,葡、荷在10月初开战,第三战也是最后一战在1603年10月10日的樟宜外海、白礁和峇淡岛之间的海域发生,最后以葡萄牙海军战败为终。记录里也在几处提到柔佛苏丹的间接参与,否则刚到东南亚而人“海”生疏的荷兰海军,肯定占不了葡萄牙海军的便宜。毕竟葡萄牙早在1511年就占领马六甲,且在东南亚海域活动了近100年,对此地区的海域非常熟悉,占尽天机。

这场海战在西方航海历史里称为“樟宜海战”(Naval Battle of Changi),是一场非常重要和有历史意义的海战。德·布里为这海战刻画了地图,在图里标出了各个地名,Sinca Pora在地图里出现。这也说明了新加坡在17世纪就开始在这里的海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只不过那主要是航海的需要,所以只详细记录沿海的地标而没有内陆的叙述。

经过了“樟宜海战”,欧洲各国的政治界和商界开始注意海上贸易所引起的各类利益上的争议和诉讼,于是促成了各种所谓海洋法或公约的讨论和制订,并以欧洲殖民者的价值观和利益瓜分世界。这些公约、法则在当时虽然没有达成共识,不过却影响深远,有许多当时的原则和理论,都成为几百年后的今天《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础。

没想到400多年后的今天,新加坡又再“卷入”一场国际性的海洋纠纷里。我国在南中国海没有主权声索,不过南中国海的安全和稳定,却大大影响着我国的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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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桶,夜香,夜来香

李国樑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5年6月5日

公厕比一比

2013年,新加坡向联合国提呈建议,将11月19日定为世界厕所日,目的是为了推广公厕文化。记者曾经带路,穿横街过窄巷,让我们见识了少数美轮美奂的五星级女厕。咖啡店的厕所则多数不入流,被归纳为“勉强可以”、“紧急状况下才去”、甚至“死都别去”。

就我的观察,为势所逼下,男生还会无可奈何地掂起脚跟,越过重重陷阱;女生则修行到家,真的死都不越雷池半步。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第一级经济体,公厕文明则几乎原地踏步,愈发叫人怀念起日本。当地的马桶坐垫有温度调控,有自动化的洗屁股设施,还有热气烘干,弄脏了会有犯罪感,心里老是过意不去。

不太卫生的排污系统

话说上世纪60-70年代,我在新加坡河畔水仙门长大,对“故乡”始终念念不忘。涨潮的时候,新加坡河水色青绿,可以跳入河中游泳。退潮后,只有中间水道可以行船,河床上累积了附近店屋阴沟排出来的渣滓、船家废弃的柴油、船员的日常卫生作业等,发出阵阵恶臭。

周末,我跟着父亲“落坡”,一路走到牛车水。父亲跟朋友搓麻将,我跟玩伴们穿街走巷,各拥一片天。

在牛车水街边戏耍,尿急起来,也不管是男生女生,裤子一脱,排在沟渠里,十分便利。至于上“大号”并不是一屁股坐上马桶,如厕后抽水,眼不见为净这么简单。粪便囤积在粪桶里,每三两天由挑粪夫来清理。这些秽物有个标致的名堂,叫做“夜香”。

也有老百姓听了流行一时的“夜来香”之后,灵机一动,将这些秽物称为“夜来香”,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着夜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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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传统厕所,粪桶在下面,承载“夜香”)

早晨,挑粪夫逐家逐户收集夜香,收到来已是中午时份。挑粪夫先用铁钩将粪桶勾出来,换上一个干净的。离开前用带来的铁桶盖将盛满夜香的粪桶盖上,防止过多异物流出来。他们用扁担,左右各挑一个粪桶,送到俗称“36门”的载粪车。到了粪便处理场,还必须一桶桶倒入粪池,加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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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屋子有后巷,墙角下开个粪桶口,方便收集夜香。图片来源:NAS c.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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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还没有粪车的年代,作业都是很“土”的。图片来源:NAS c.1950)

挑粪夫劳苦功高,是人工排污系统的大功臣。他们一旦缺勤,就会有夜香太多桶太小那种外泄之患,臭气熏天之余,青头苍蝇粪虫滋生,叫人作呕。

当时有些屋子有条后巷,墙角下开个洞口,方便收集夜香。这些后巷称为“屎巷”,除了有屎尿留下的痕迹外,异味也凝聚在空气中。

那个使用粪桶的年代,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个沥青的痰盂,一物多用,成为紧急情况下的另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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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称“36门”的粪车,我们看到的都是32门的,左右各16门。图片来源:NAS c.1980s)

走在乡野山林中

讲到夜香,乡野地方的趣事同样一萝萝。

在乌鲁三巴旺长大的东印表示他们只是在地上挖个泥坑,差不多填满了就埋起来,转移阵地。可能这就是厕所也叫“屎坑”的由来。

在樟宜十条石(Somapah Road)居住多年的金兰说,她的家本来使用粪桶,每天有专人来收夜香。后来为了省钱省事,干脆在鱼塘上建厕所,大小号全都排在池塘里。有时雨天水满,等待着美味佳肴的鱼儿在咫尺间虎视眈眈,成为乡村独特的风景线。

锦贤的老家在樟宜九条石半,后来发展成新加坡博览中心。她家后院有四间如意处,左边的露天粪池中央有两间祖父母专用的“小木屋”,远看就像池塘上搭建的凉亭,小桥流水,风景怡人。另外两间则是爸爸和叔叔们挖掘的两层楼高的粪井,地面舖上石灰,用木板围起来,全家二三十人就用这两间厕所。粪井大概在第一展厅的入口处。

袖宝的老家是今天的白沙购物中心的所在地。附近开采沙石后的深坑开发成鱼塘,如今座落在Pasir Ris Drive 1公园里。上世纪60年代,鱼塘主人到新加坡河畔收集夜香,回来后一股脑儿倒进池塘里,塘里的鲫鱼、松鱼、鲤鱼都长得肥肥大大。人们常说淡水鱼有泥味,可能还增添了鲜为人知的夜香味,印证了自然界再循环的道理。

当年服兵役,野外训练所使用的公厕就在最原始的天地间。走入丛林里,才发觉原来还有友军做着同一件正事。现在比较文明,军训的地方会安排流动厕所,不再破坏负离子。

新加坡河畔地标犹存的新天地

上世纪70年代,市区内的丝丝街、直落亚逸街、克拉码头等公厕同样使用粪桶。这一类公厕呈八角形,建筑风格独特,用途一目了然。人们上公厕时必须点燃香烟,不然便是猛擦风油万金油来掩盖臭味。公厕外就是路边摊,食物卫生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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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刹的公厕(左方)。图片来源:NAS c.19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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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码头的八角形公厕。图片来源:NAS c.1970s)

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俗称柴船头的李德桥附近还可见到八角形的公厕。为了一圆那段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记忆,我特地从国家档案馆找了一张旧图片,到原地“回味”。

图片所提供的线索是那栋座落在克拉街与李德街交界处,富有中国南方建筑特色的货仓,现在署名为“涟漪轩”的饮食场所。涟漪轩前供小孩玩乐的喷泉,就是当年八角形公厕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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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码头涟漪轩前的喷泉就是当年八角形公厕的所在地)

¼个世纪前喊停的百年作业

华人在一百多年前已经逐家逐户买夜香,作为种植的肥料。后来新加坡人口激增,夜香过剩,变成必须付费给专人收粪。有些家庭不愿意支付清理费,索性将夜香倒入门口的沟渠。

19世纪末,政府接管收粪作业,一部分夜香用作肥料,其余的都埋到地底。由于当时的木粪桶容易腐坏,夜香漏满一地,殖民地政府甚至立法规定,必须使用从英国入口的铁桶。

上世纪70年代的国会开会时,就新加坡这个花园城市使用粪桶一事,环境部被轰得体无完肤。接下来全岛大刀阔斧,除了整顿新加坡河与加冷河外,还关闭了猪鸭农场。到了1987年,设在Lorong Halus的最后一个粪便处理场停止运作,挑粪夫这个熟悉的身影消失在新加坡街头,粪桶的百年气味成为一段没人愿意还原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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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河畔的挑粪夫。图片来源:NAS c.198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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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粪夫也在粪便处理场负责处理粪便的工作。图片来源:NAS c.198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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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着魔的众神出銮

黄坤浩

原文刊登于本地文艺刊物《热带》2013年5月份

 

从新山参观古庙游神回来后,闭起眼睛就看到浮游在人海中的小神轿,耳边厢仍萦绕着厦语发音的“发呀发呀发呀!”。

每年的农历正月二十一、二,是新山百年古庙连同五帮会馆举行五大神仙出游的节日。那两天是新山各籍贯华族同胞共同祈福与友好团结的象征。对老年人来说那是烧高香求神明最灵的日子;对青年男女,那是释放青春活力的体育嘉年华;对游客而言,那是四五万人同时在街上互动、呐喊、舞龙、敲锣打鼓的“妆艺”大游行。

今年3月2日是游神的第一天。下午五点半,冒着大雨之后的缠绵,人潮已经出现在朝向“行宫”的方向前进。三公里的步行,摩肩接踵的人群,也吓不倒阿公阿婆。如果说整个新山城那一夜都动起来了,你信不?

将近七点时分,行宫前面的广场人头晃动,水泄不通,各龙、狮、大头娃娃等团队一一参拜众神之后,五大帝开始离开行宫了。五大帝就是海南会馆奉祀的赵大帅,广肇会馆的华光大帝,客家会馆的感天大帝,福建会馆的洪仙大帝以及潮州八邑会馆的元天大帝。每位大帝离开行宫的那一刹那,信徒们都一阵骚动,头上的高香都趋前拜拜,在主持人的领导下,群众发出的“发呀发呀发呀”一声比一声高,精壮有力的肩抬神轿的年轻人,似乎着了迷,随着此起彼落的呼喊声,神轿左右摇摆颠簸得越来越激烈。就这样,群众与抬轿人的热烈互动,连七十老翁的我也跟着喊起来。身边有个看似害羞的姑娘也“发呀发呀发啊”地喊着,也许有个抬轿的小伙子正是她的爱人呢。

看了一夜的游神会,发现五大帝出巡的作风是不同的。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感天大帝和洪仙大帝,摇起轿子来如狂风暴雨,抬轿人与群众的互动声浪震天动地;而元天大帝的抬轿人与群众不喊“发呀”,却以潮语喊“兴啊兴啊兴啊!”小轿子也不左右摆动,而是随着声浪上下起伏,直至高潮时,小轿子已在人海中高高升起,撑起来的是一片“兴啊兴啊兴啊”的声浪与无数的翻天手掌。

百多年来,来自中国原乡的神来到了南洋,生活在不同社群中,孕育出不同文化底蕴,表现出游神队伍的不同风格。他们虽野但不乱,急救车来了也会让路。即便是粗放旷野的“发”,还是外柔内刚的“兴”,都是原生态的,古远的呼声,令人着迷,但这不是神迹,是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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