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心情随笔

《克兰芝二战阵亡战士公墓之旅》

文/图: 姚耀光

今年1月13日我和15位华文义工参加了国家博物馆中文导览组主办的“克兰芝二战之旅”,全程由资深导览员清山大哥主讲,由于当天我只参加了前面部分的活动,所以这里就只记录克兰芝二战阵亡战士公墓的部分。

wwII - 1新加坡二战背景

 

1941年12月8日,日军成功登陆马来亚的哥打峇鲁及泰国南部的宋卡和北大年,并将英军的海岸防线逼退50公里。同一天日本海军轰炸机和零式战斗机(zero fighter)空袭新加坡的市区、实里达和登加空军机场,并取得制空权。这次空袭造成63名平民丧命。

12月10日英军的“击退号”和“威尔斯太子号”两艘主力舰被日军攻击后相继沉没。12月12日日军攻下英军在北马的重要阵地日得拉(Jilta)。山下奉文下令他的军队继续前进到吡叻河南岸。12月30日,日军将英军防线逼退到关丹。1942年1月15日晚上麻坡沦陷。白思华下令把3万名英军撤退到新加坡,31日英军完全撤离马来亚,过后英军炸断新柔长堤,形成一个60码宽的缺口,企图阻挡日军进攻新加坡。

1942年2月1日英军第18师防守长堤以东至樟宜码头的整条北部海岸线。从长堤至裕廊河的西海岸线,则由澳州第8师、澳洲第2和第4机关枪兵团及印度44步兵旅负责防守。2月7日日军占领了乌敏岛,借此将英军注意力转移到新加坡东部,接着日军从西北部进攻,避开了英军第18师。2月9日日军第5 和第18师在巴西拉巴(Pasir Laba) 以北登陆,并迅速地占领了登加机场。虽然英军极力地防御克兰芝和裕廊这条防线,却阻挡不了日军的进攻。

2 月9日山下奉文随日军坦克部队跨过修复好的长堤进入新加坡,并直接朝武吉知马进逼。开始时澳洲22和地27旅仓促撤退,日军快速地攻下克兰芝及裕廊这条防线。虽然英军和星华义勇军在武吉知马抵抗,但在2月11日凌晨时分失守。日军占领了武吉知马,并控制了克兰芝的一个粮仓和弹药库。2月11日日军用飞机向英军散发招降书。15日英军在前福特车厂向日军投降。

wwII - 2克兰芝阵亡战士纪念碑(Kranji War Memorial)

 

克兰芝阵亡战士纪念碑位于兀兰路的一个小山坡上,距离市中心22公里,四周环境宁静。我们当天抵达时,正下着濛濛细雨,现场气氛是庄严、安详、让人有点微微忧伤的感觉。

这纪念碑是为了缅怀二战期间英勇献身的联军烈士而建,这些勇士来自英国、澳洲、加拿大、斯里兰卡、印度、马来西亚、荷兰和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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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9年,这里是个军营,当日军入侵后,将它作为弹药军火库。1942年2月8日日军越过柔佛海峡,进攻离开这里两英里的克兰芝河口。2月9日日军炮轰长堤和克兰芝河之间。进过几天的激烈战斗,日军战胜。日本拿下新加坡岛之后,在克兰芝建立一个战俘集中营,并在附近的兀兰设立一间医院。

日军投降后,联军在克兰芝设立了一个小型陵园。后来军方陵墓服务处( Army Graves Service) 将之改为永久的阵亡战士公墓。1946年樟宜的坟墓也移到这里,之后 Buona Vista 和其他地方的战士坟墓也移到这里。一共有4461 名英联邦的二战战士埋葬于此,其中有850名的死者身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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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芝阵亡战士纪念碑的设计融入了英国三军结合的力量:象征海军的指挥塔、空军的机翼和陆军整齐队伍的笔直墙壁。纪念碑中间最高点有24米高,最上端是一颗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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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座纪念碑上刻有2万4346名盟军士兵和飞行员的名字,他们在东南亚战死沙场,却不知葬身何处。唯有名字完整地留存在公墓的登记簿里,就摆放在入口处供人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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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人纪念碑的部分(编号44),有69名华族成员,他们都是英联邦的部队成员,在1942年2月日军入侵时被日军杀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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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克兰芝阵亡战士纪念碑毗邻的,是克兰芝军人公墓,建立于1975年,这片非二战遗址墓地葬有 1422 名军人与家人。

 

新加坡国家公墓也在此处,有两位前总统长眠于此。新加坡的第一任总统尤索夫·伊萨 (Encik Yusof Ishak) ,任期 1965年8月至1970年11月,他于1970年11月23日去世。

 

wwII - 14尤索夫·伊萨 公墓

 

新加坡第二任总统本杰明·薛尔思医生 (Dr Benjamin Henry Sheares),于 1971年1月2日接总统,1981年5月12日去世,也长眠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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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薛尔思医生 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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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接近 11 月 11 日的星期天,是阵亡战士纪念日 (Remembrance Day),这里会举行纪念活动,悼念那些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烈士。

新加坡独立后,于 1967年推行了 “国民服役” 政策。从此, 保家卫国的责任就落在国民身上。这趟 《克兰芝二战阵亡战士公墓之旅》, 提醒我们要居安思危, 重视国民教育及全面防卫的重要性。

 

参考资料:
– 昭南时代 – 新加坡沦陷三年零八个月展览图集,新加坡档案馆与昭南福特车厂纪念馆。
– Syonan – Singapore Under the Japanese 1942-1945, Lee Geok Boi.
– National Library Board :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83_2004-12-27.html
– Commonwealth War Graces Commission:
https://www.cwgc.org/find-a-cemetery/cemetery/2004200/kranji-war-ceme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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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泰新镇纪念谁?

文:黎上增                         照片:取自互联网

新加坡传统咖啡店有⼀种饮品的代号是“⾦文泰”。当咖啡店跑台(送茶⽔伙计)⽤闽南语拉长尾音地喊“金-文-泰--”时,我非常好奇端出来的竟然是柠檬茶。我问缘由,得到的答案是柠檬茶(lemon tea)和金文泰(Clementi) 的英语发音相近,而跑台们英语发音不灵光,以其献丑不如藏拙,所以选择以新加坡人熟知的金文泰取代。这是新加坡人的草根创意!

在新加坡,金文泰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以它来命名的地标除了金文泰路,金文泰新镇外,还有金文泰中学,金文泰小学,金文泰体育中心,警署,邮局,公园,民众俱乐部,综合诊所,游乐场,兵营,商业园区,小贩中心,购物中心,还包括金文泰新镇内十七条⼤大⼩小的道路,这比新加坡开埠名人莱佛士还要威风。金文泰究竟是何方神圣?据报道,连他的子孙后代也到新加坡来高调瞻仰以他先人名字命名的新镇。

新加坡英殖民地时期共有两位总督的名字与金文泰有关。

第一位是丝丝·金文泰·史密斯 Cecil Clementi Smith,他在1878年来新担任辅政司(Colonial Secretary),1887年升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在他任内,他以强硬的手段打击私会党著称,又在1889年设立女皇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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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IT OF SIR CECIL CLEMENTI SMITH C.G.M.G., 1887-1893 (Sourc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第二位就是丝丝·金文泰 Cecil Clementi,他也曾在1930到1934年间由香港调任海峡殖民地总督。他不但是丝丝·金文泰·史密斯的表侄,也因为名字与其表伯/叔相似而让人产生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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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IT PAINTING OF GOVERNOR SIR CECIL CLEMENTI K.C.M.G., 1930-1934 (Sourc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那么金文泰新镇纪念的是那一位金文泰总督?互联网页、出版资料以及官方的文宣几乎是一面倒的把这份殊荣给了丝丝·金文泰·史密斯,也就是说史密斯除了丝丝街、史密斯街外,还有一堆以金文泰命名的新镇、街道、商业中心、政府机关来纪念他。在众多的文章中,吴彦鸿在《新加坡街名由来》一书中的《闹双胞的总督-金文泰》篇章中指出“据一般的说法,金文泰路和丝丝街与史密斯街一样,都是纪念第一位金文泰总督。不过,也有人认为它应该是纪念第二位金文泰总督。”

本地文史工作者谢燕燕就在联合早报2016年11月6日新闻版中说到:“英殖民地政府在36年后又派来一位叫丝丝·金文泰的总督(任期从1929年至1934年)。这位姓“金文泰”的总督是“史密斯”的侄儿,金文泰镇和金文泰路相信就是纪念这一位金文泰总督。”

金文泰新镇在1975年开始发展,现有人口九万余人,属于一个中型成熟型组屋区,它因为金文泰路 Clementi Road 是这组屋区的主要公路而取名金文泰新镇。那金文泰路又是如何得名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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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Reformatory Main Gate 劳改所大门

金文泰路在1947年之前因为路上有一间劳改所因而叫 Reformatory Road劳改所路。路名的确不好听。根据 Singapore Free Press 在 1947年8月22日的报道,当时的 Rural Board 曾建议把 Reformatory Road 改名为Clifford Road 以纪念海峡殖民地前总督克里福特 (新加坡红灯码头Clifford Pier 就是纪念他的)。当时的报道对此事热忱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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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22 August 1947 page 5)

Among other items discussed was the renaming of Reformatory Road.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road be called Clifford Road. (Rural Board) Members said that this proposal ought to find favour as the name would perpetuate the memory of Sir Hugh Clifford, a former Governor of Singapore. 《Singapore Free Press, page 5, 22/8/1947. 》

但是,到了十月份,情况有了变化。Singapore Free Press 在10月17日的新闻稿中宣布了 Rural Board 的最终决定是 Clementi Road,行文中看不到之前的热忱,也没有详加注明纪念的是那一位金文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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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17 October 1947, Page 5)

Reformatory Road will be renamed Clementi Road. This decision was made by the Rural Board yesterday following Government’s move in changing the name of the Singapore Reformatory to that of Bukit Timah Home. 《Singapore Free Press, Page 5, 17/10/1947.》

Bukit Timah Home 指的就是当时的劳改所。

由于我找不到 Rural Board 当时的会议记录,新闻稿中也没有一个详细的注释,这金文泰路究竟是纪念那一个金文泰变成了一个大哉问了。既然没有文本作为研究基础,我只好在这里做一个逻辑推断。

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在赴新履职之前是香港总督,由于他工作效率高,处事手法果断,学术造诣非凡,是个中国通,外间对他的评价甚高。1929年,时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克里福特 Hugh Clifford 因病提早退休,金文泰临缺受命,转调新加坡,接替克里福特。

在新加坡期间,由于海峡殖民地权利过于集中,加上又身兼马来联邦最高专员,令金文泰深感工作繁重;时又逢世界经济大萧条,社会问题涌现,让他的工作压力百上加斤。这样拖了四年,在1934年初,金文泰被诊断罹患糖尿病,被劝提早退休,步他的前任的后尘。

1934年7月16日南洋商报有这样一则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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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商报 page 3, 1934年7月16日》

金文泰爵士患糖尿病!

医学专家力劝其勿返马来亚:本年十月将正式退任之海峡殖民地总督。及马来联邦监督金文泰爵士,最近曾致函怡保一友人述及其辞职理由,彼谓:余正患糖尿病,余在一医学专家疗养室曾极力被劝告勿再返马来亚任职。故余不得不接受其劝告。《南洋商报 page 3, 16 July 1934》

金文泰从此便在英国过其退休生活一直到1947年4月5日辞世。他的辞世也适逢 Rural Board 欲更改 Reformatory Road 路名的时候,两者的时机再巧合不过了。所以,我推测当 Rural Board 建议把路名改称 Clifford Road 时,一定遭到上级反对而后只好更改成 Clementi Road 来纪念这个刚辞世的前海峡殖民地总督。再说,克里福特已有红灯码头 Clifford Pier 来纪念他而金文泰则没有。

我把新加坡1867年成为英属直辖殖民地后到1947年丝丝·金文泰辞世期间的十六位总督、代总督列表做个比较。从这个列表,我们不难看出英国人纪念先人的行事风格。他们除了会立碑、立塑像外,也会以被纪念者自己的姓或名来为特定地标如:道路、桥梁,建筑等命名,以表彰他们的功绩。这十六人中,唯独 Charles Mitchell 没有纪念他的地标,原因待考,其余没有一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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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丝·金文泰·史密斯 Cecil Clementi Smith 姓史密斯,金文泰是他的母亲的姓(他的母亲是 Cecilia Clementi, 英国著名音乐家 Muzio Clementi之女),严格的说史密斯的姓名也可以写成 Cecil Smith。故英殖民地政府不太可能会破例以他母亲的姓氏来纪念他。以此推断,金文泰新镇纪念的应该是丝丝·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而不是丝丝·金文泰·史密斯 Cecil Clementi Smith。

后记:

丝丝·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在香港任职的时候,就给自己取了⼀一个非常祥瑞的华文名字——金文泰。他后来转调新加坡时也把这个华文名字给带了过来,这解释了为什么香港、新加坡两地都以同样的华文名字纪念他,例如两地都有金文泰中学,而香港的金文泰中学还曾培养出诺贝尔、菲历兹奖得主。除此之外,香港也有金文泰道,金督驰马径,还有纪念总督夫人的金夫人径或称金夫人驰马径 Lady Clementi’s Ride。

 

参考资料:
  • 《新加坡街名由来》吴彦鸿
  • Toponymics, A Study of Singapore Street Names by Victor R Savage & Brenda Yeoh
  • Singapore Street Directory
  • 《殖民与移民,史密斯、⾦金⽂文泰总督与新加坡华⼈人社团》陈哲维
  • Wikipedia List of Governors of Singapore
  • Infopedia Clementi New Town
  • Singapore Free Press
  • The Straits Times
  • 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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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立道记忆中的1942

李国樑

日战蔓延到新加坡的时候,已经是75年前的往事了。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策展的《永记1942》,追述了大战前的酝酿过程,以及一些当事者对战争的回忆。

由于时日已久,对那段昭南岁月有深刻记忆的人士已经不多。

90岁的史立道的个人回忆,可以补充那个时代的史料。由于史立道不是特展所访问的对象,因此他的回忆并没有收录在特展中。

多年来,史立道独自居住在大巴窑一巷的政府组屋。数年前身体还十分硬朗的时候,在国家博物馆担任义务中文导览员。由于他亲身经历过日战与建国的年代,由他娓娓道来,访客都听得津津有味。

回家

战前,本地热心教育的华侨领袖创办了华校。家境小康的学生,完成小学教育后纷纷回到“祖国”升学。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马来亚的华小毕业生回不了祖国,于是越过长堤,前来新加坡读书,史立道是其中一人。当时本地有民间创建的华侨中学、中正中学、南洋女子中学、静方女校等,开放给新马的适龄生。

1941年12月8日凌晨5时30分,日本军机飞越新加坡上空,猛烈轰炸这个“不可攻破的堡垒”,许多人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写了。

14岁的史立道正在中正中学念中二。学校宣布停课,宿舍也将关闭了。人心惶惶中,马来亚学生纷纷回到各自的家乡。

12月9日,史立道怀着忐忑的心情搭上班车,花了一天时间,回到关丹。

战事爆发后,许多马来亚人民跟着节节败退的英军逃到新加坡来,造成原来已经有77万人的新加坡难以负荷。虽然日据时期没有人口普查,但根据1947年的94万总人口,日据前后新加坡增加了17万人,显然其中多数来自长堤彼岸。

为何史立道背道而驰,不留在新加坡,反而往战区跑呢?

当时的新闻不像现在互联网时代,讯息分秒间传播开来。同学们并不晓得12月8日零时,日军已经在吉兰丹的哥打峇鲁海滩登陆。生逢乱世,一家人互相扶持是最理想的选择。谁知道日军就像电钻一样,沿着东海岸公路一直钻到新山,短短55天内全马沦陷。

日军在新山严谨部署后渡海进攻,亚当路(Adam Road)最后战役结束了一个星期的围城战,那一天是1942年2月15日,农历大年初一。从战争爆发到英军投降,前后仅仅70天。

日据时期的关丹

早在1942年元旦,关丹已经沦陷了。

日战前两年,关丹的市镇已经有日本侨居。日军甫入城,日本相馆的老板便跟当地商人组织了关丹维持会,由崑兴杂货店的老板担任会长,可见相馆老板是一名间谍,通过摄影技术来掩饰身份。当地的“汉奸”,过去在暗,如今在明,为侵略者服务。

日军进城后借搜索敌人为名,登门入室,开箱倒柜,到处搜刮金银珠宝,名表钢笔和现钞,还开口要“花姑娘”。关丹沦陷一两天后便成立了慰安所,村里姑娘被带走后,从此没再回来过。

新加坡沦陷后进入昭南时代,军政府委派日本宪兵入驻关丹,成立了华侨协会和日文学校。反正今日不知明日事,当地华人不提过去,不想未来,得过且过,读书与否已经不重要了。史立道宁可没有书读,也不去学日文。

对比新加坡和关丹的境况,当时新马遍布日本间谍,新加坡的现武夷士广场(Bugis Junction)地段是个“日本村”,商店、餐馆、妓院、药房、相馆应有尽有,又与共产党员众多的海南人为邻,成为理想的情报站,医生、妓女、会长、摄影师都可能是情报员。

辻政信在台湾设立“热带丛林作战方案”研究小组,对进攻新马做了充分的准备功夫,并根据所收集到的道路、河流、桥梁、军用设施等资料来为行军布局,一路修补了被英军破坏的桥梁,行军的速度快捷。地面部队使用汽车和自行车,由包括使用自行车在内的摩托部队担任登陆主力。

日军的自行车队又称“银轮部队”,是不消耗一滴汽油的“战车”。这种从日本直接运进来的MIYATA(宫田) “重量级”脚车结实坚固,奔驰一千公里亦等闲,经过改装后还可承载弹药军粮等重物。万一橡胶轮胎损坏了,可以在地补充,甚至置之不理。轮框跟地面摩擦所发出的嘎嘎声,就如坦克车逼近一样,使撤退中的联军更加心慌。

日本对东南亚虎视眈眈,主因是该区域的物产丰富,马来亚的橡胶和锡矿,婆罗洲和印尼的原油和农作物,都是战争时期的策略资源。1941年,马来亚的橡胶园面积不下三百万英亩,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锡矿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日本没想到估计只需打三个月的中国战场竟然越陷越深,于是通过掠夺东南亚的物资来维持内需。对于新加坡华侨支援中国抗日,日军更是怀恨在心,攻占新加坡后所进行的五万华人大屠杀,辻政信是参与者之一。

年少时期的关丹

史立道的童年在雅莫橡胶园度过,随后到关丹镇上念小学。雅莫由登嘉楼州甘马挽县管辖。

关丹最著名的是盛产锡矿的林明,由英资慕娘公司在当地成立的PCCL(Pahang Consolidated Company Limited)经营。公司的华族员工聚住在高山环抱的山谷中,打造了深山中的奇葩—林明镇。

1923年新柔长堤落成,从新加坡搭夜班火车出发,第二天傍晚抵达关丹河渡口,人和车一起登上由人工操作的浮桥渡过彼岸,车行十五分钟就抵达关丹市区了。

如果嫌麻烦,可以选择海路,但必须注意船期。关丹河北岸是个适合停泊千吨邮轮的深水港,沿岸建立了两座码头。从新加坡上船,启航后在南中国海上度过一夜,睡醒后关丹景色就映入眼帘了。

实得力轮船公司(Straits Steamship Company)的轮船每星期从新加坡来回一趟,到达时先停泊在第一座码头(大码头),让搭客下船和卸货,货物在海关人员监督下搬进货倉,进行检查并征收关税。

轮船续驶向属于慕娘公司的另一座码头,俗称林明码头。由于英殖民地政府特许慕娘公司享有免税权,在这座码头卸下的货物不必纳税,PCCL的小轮船定期从林明运载锡矿石到码头,然后将其他货物载回林明。

轮船起载锡矿石后回到大码头,装载出口的橡胶烟花片、树桐、加工的木材、藤、咸鱼和土产。旅客们上船后,启航回来新加坡。

穿鞋吃穿屐,穿屐吃赤脚

“穿鞋吃穿屐,穿屐吃赤脚”,或许“自己人”比日军更可怕?

史立道的父亲栽种的第一丘橡胶园为关丹雅莫公路的终点。胶园北面有宽广的河流,河流两岸橡胶园主和胶工往返关丹,都在这儿候车下车。终点也是往返附近乡区的永和泰杂货店必经之路,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橡胶树栽种完工后,按例必须向县政府缴交地税并申请“牙兰”(地契)。当时由新客组成的华社,只会讲方言写中文,有些目不识丁;而殖民地政府的律法条例、公文档案都用英文,因此政府文件都通过受英文教育(主要是峇峇)的“打字人”(文书)。有些打字人也充当产业经纪的中介,一手赚取中介费,另一手勾结贪污的殖民地官员,榨取新客的钱财,当事人对这些“通番吃唐”的人士深感无奈。

父亲为了避开中介,将税款交给堂哥代办手续。堂哥见利忘义,竟然登记了自己的名字,将橡胶园占为己有。父亲少年时离开海南岛琼海县文子乡文山园村,告别了农村生活,在关丹克勤克俭地埋头苦干,多年的心血竟然被社会地位崇高的亲人占为己有!父亲当着众人面前怒言斥责,堂哥也不是省油的灯,凭着侨领的身份和手腕,巧妙地化解了难堪的局面。

在侨民社会,因社会地位悬殊而发生的欺诈掠夺事件早已司空见惯,堂哥贵为侨领,父亲则不过是个籍籍无名的新客,乡亲们都抱着事不关己,隔岸观火的态度。

父亲重新振作,沿着河流与外界隔绝的角落,开拓第二丘橡胶园。吸取了上次惨痛的教训后,这回父亲亲自到甘马挽办理手续。在远房亲戚的协助下,顺利地取得了橡胶园的地契。随着英国驻新加坡总督下令保护出洋的海南妇女,海南岛家乡越来越多亲戚携眷下南洋,关丹成为文子乡人的第二故乡。

日战蔓延到马来亚前,父亲将一个小园丘卖了,存了些钱。关丹一沦陷,两个熟人跟马来警长合作,绑架了三个橡胶园主,父亲是其中一人。他们将人质当作抗日分子般拷问、灌水、殴打,并上门索取一万七千元赎金,赎金到手之后却耍赖不放人,显然除了金钱,还有私人仇恨。更吊诡的是这笔赎金,竟然是变卖园丘的收入!

日本宪兵来到关丹之后,“绑匪”畏惧日军,才将人质放了。

和平无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终战”。和平后,1946年的第一个学期,19岁的史立道在关丹教书,第二个学期以超龄生的身份回到中正中学读中三。当时一学年为两个学期。

中学毕业后,史立道回到祖国(1947年),在陈嘉庚创建的集美水产航海学校(后来的厦门集美大学航海学院)上了一个学期的航海课后,决定回返马来亚。当时的中国壮丁都不准离境,移民厅官员刻意使用马来语问话,史立道以英语讲了中正中学的校址,官员对他的侨生身份感到满意,核准离境。

南中国海时而浪花朵朵,时而波涛汹涌。人隔万重山,“祖国”越行越远。史立道回到新加坡。

虽然战事已了,但遣返日军俘虏需要时间,史立道还见到一些俘虏在新加坡当苦力。这些日本兵跟许多新马华人一样,不想战争却被军国主义者卷入狼烟烽火中。

战争与和平,往往操纵在少数有绝对权力者手中,受害者永远是祈望安居乐业的平民百姓。

和平—-无价。

 

参考资料:

史立道口述,2017年4月24日,2017年9月27日

史立道,“我的故乡关丹”,2011年9月20日,http://www.sgwritings.com/1582/viewspace_43761.html. Accessed 2017年4月26日

史立道,“我从那里来:世传周太史 代续汉平侯”,2009年11月10日,http://www.sgwritings.com/1582/viewspace_28159.html. Accessed 2017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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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印度文化之旅

姚耀光

莱佛士于1819年开埠新加坡之后,于1828出炉了城市规划(The Jackson Plan) ,将不同族群分开安顿在市区的各处。当时华族多被安顿在新加坡河西南面的牛车水区,马来人则多在武吉士区 (Bugis),阿拉伯商人则聚居在甘榜格南(Kampong Glam)一带。在莱佛士的规划中并没有小印度这地方,印度人最先是落户在新加坡河的上游,后来逐渐扩大到实龙岗(Serangoon)一带,在1970-80年代间有了小印度这名称。

今年10月18日,适逢屠妖节 (Deepavali) 假日,国家博物馆中文导览组的执委会主办了一次“小印度文化之旅”。四位国家博物馆的资深义务导览员美莲、矜频、孟珠与国樑带领大家走了一趟精彩的文化旅程,这里是我当天在匆匆行程中记下的一些点点滴滴,算是个简录吧!

我们的行程是早上9时30分从跑马埔路 (Race Course Road)的小印度地铁站出发。这里曾经是欧亚族活动的跑马场地。1924年跑马埔移到武吉知马。不远处是竹脚医院旧址(现为陆路交通管理局),1900年代是一间重要的综合医院,现在已经被建在过条马路的竹脚妇幼医院取代。

在地铁站的后面是竹脚中心(Tekka Centre),集巴剎和熟食一处的中心。这一带以前是一片竹林,福建人称之为 tek kah, 也就是今天“竹脚”名称的来源。早在1930年,Tekka 巴剎就已经很出名,这里贩卖着各种各样的蔬菜、肉类和海产。当时 Tekka 巴剎被马来人称为 Kandang Kerbau Market,kangdan kerbau 是水牛棚之意,也就是说这里是印度人养乳牛之地。

从跑马埔路走进加宝路(Kerbau Road),眼眺远处似乎可以看到一个“ET”(外星人)。其实这是新加坡现在唯一的北印度神寺庙的寺尖顶。这寺庙名为拉萨米那兴都庙(Shree Lakshminarayan Temple) 。早期前来新加坡的印度族群多来自南印度的劳工,后来也有许多北印度的白领阶级来到这里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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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间外墙有这明显红白图案的寺庙是在1960年奠基的,靠着当时一万多名各阶层的北印度兴都教徒的捐款,寺庙终于在1969年4月24日完工开幕,为这充满南印度色彩的小印度增添多元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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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加宝路平行的隔条马路是巴弗罗路(Buffalo Road),在这一带的养乳牛的印度人不吃牛肉,所以将牛仔卖给欧亚族人。附近的一条路名为德斯加路(Desker Road)就是以一位名为亨利德斯加(Henry Desker)的欧亚肉类供应商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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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走我们来到一间色彩斑斓、非常抢眼的中式别墅前面。这是福建“头家”陈东岭的故居。早期陈在实龙岗路有好几家以甘蔗制作糖制品的工厂,他于1900年建了这间有8间房间的屋子。现在我们看到的是80年代经过修复过的面貌。原来大门刻有“秀丽景色,松柏操持”,有一种讲法说这屋子是为陈为太太而建的,“秀松”指的就是他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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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都教是印度同胞的主要宗教,它是历史悠久、信仰多神、多教义的宗教。兴都教相信万神殿由三大主神统治,梵天(Braham)是创造神,毗湿奴(Vishnu) 是维护神,毗湿(Shiva) 是破坏神,但兼具生殖与毁灭、创造与破坏的双重性格。我们在一商店旁看到一尊被供养的吉祥女财神 (Lakshmi),据说她是毗湿奴维护神的太太。在女财神前面有个水池,似乎与华族“水为财”的寓意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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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实龙岗路,我们来到了南洛街(Dunlop Street)的阿督卡夫回教堂(Masjid Abdul Gafoor)。这里是1859年南来的印度回教徒以木材建了一间小回教堂的原址。1907年在原地重建了现在这间融合了阿拉伯、摩尔人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建筑风格,是本地最具有独特设计的回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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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几条街,我们来到了真光堂(Church of The True Light)。这是1911年英国传教士为居住在这里的福州人和兴化人而设立的,教堂向这里的劳动大众提供免费的诊所服务,吸引他们来教堂听道,接受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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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多远处有另外一间成立于1890年的甘榜加卡卫理教堂(Kampong Kapor Methodist Church),其建筑风格与真光堂迥然不同,因为它的主要信徒是土生华人。教堂的创建人是苏菲雅修女(Sophia Blackmore)。这里经过多次发展与扩建,到了1952年已成为新加坡第二大的英语卫理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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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拉玛卡里安曼庙(Sri Veeramakaliamman Temple)就在实质龙岗路上,建于1881年,19081930寺庙经过两次大修复。寺庙的塔门上,有着精美多彩的雕像,蕴含着兴都教丰富的神话与传说。这庙的主神是卡莉女神(Kali),她是破坏神毗湿(Shiva) 的太太。兴都教徒相信她是保护信徒和维持世界秩序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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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趟的最后一站是印族传统文化馆(India Heritage Centre)。2015年8月开放,这里展示了不少印度教和佛教的雕像,呈现了南亚跟东南亚之间的历史渊源。后面的展区则呈现了印度同胞对现当代政治与社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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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完了一个上午的小印度文化之旅,大家相聚在一间印度餐馆享用午餐,渡过了一个充满欢乐与丰富的学习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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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文:刘家明      图:吴绳绪

“准吗,真的有这么老旧咩?”经过史丹福路国家博物馆前的人,看到那个最近才竖起的“纪念建馆130周年”的雕饰时,都不禁会相视而问。

是的,就在1887年10月12日星期天下午5时,莱佛士图书馆及博物馆(也就是在现址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由当时的海峡殖民地总督华尔德爵士(Sir Frederick Weld)开幕。这场盛事也赶上了庆祝当时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皇登基50年金禧纪念,所以在当时也算是件大事情。在19世纪80年代的小红点已是东南亚的经济、商业、政治甚至文化中心,在这里建图书博物馆也就是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了。

博物馆的出现其实是一种机缘,19世纪是个自然科学主义在世界兴起的年代,欧洲各国对远东的风土民情,自然生物都感到无比好奇。当时许多知名自然科学家如华莱士(Wallace)和达尔文等到处收集动植物标本研究,以支持其“自然选择”、进化“天演论”等各种自然历史理论,所以标本的收集、交换和买卖自有其市场。莱佛士图书博物馆也就因为天时、地利、人和,成为了东南亚最大的自然博物馆了。

博物馆的建筑基本上受了19世纪流行的帕拉第奥建筑(Palladian Architecture)风格的影响。整体外形讲求平稳和谐,有主楼副楼,极具富丽雅致的古典之美。博物馆多年来经过了数次内、外装修,一直都没有改变它原有的做为博物馆的使命功能。在2006年扩建后,这座殖民地代的古典建筑与大型现代建筑并肩而立,相互映衬,在热闹繁忙的城市里彰显出一派古韵新貌的英姿。

一座130年的“古堡”在都市中心,静静地看着和感受着人间的悲欢离合,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与国人一起经历了悲惨的二战的洗礼,所以其间一树一草,一石一柱都睹尽了人事铅华,都有着它自己的故事。步入国家博物馆,犹如回到了希腊罗马古城,每个门廊、柱廊、柱式、望柱、山花,无一不想向你倾诉130年来的辛酸。

 

国家博物馆简史

1819年:新加坡开埠

1823年:成立“新加坡学院”(Singapore Institute),内设图书馆

1849年:殖民当局在图书馆展示天猛公赠送的亚齐金币受欢迎,萌起建博物馆念头

1874年:“图书和博物馆”搬迁到政府大楼(Town Hall),即维多利亚纪念堂现址

1887年:现址的“莱佛士图书馆与博物馆”正式开幕。

1907年:扩建后展示于1892年在马六甲外滩搁浅的鲸鱼骨标本

1921年:改名为“莱佛士博物馆与图书馆”,显示了它的未来定位

1942年到45年:日治期间被日军接管,不开放

1957年:改名为“莱佛士博物馆”,因为李光前已于1953 捐款另外建立了公共图书馆

1960年:正式命名为“国家博物馆”

1972年:博物馆全部标本迁移到新加坡大学,博物馆不再展示自然科学标本

1993年:博物馆再次改名为“新加坡历史博物馆”

2006年:经过大规模装修扩建,重新命名为“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并于12月7日正式开幕

1_博物馆庆祝建馆130年博物馆庆祝建馆130年

2_仲夏夜灯光下的博物馆-1.JPG仲夏夜空灯光下的博物馆

3_重温早年博物馆外的夜生活-1重温早年博物馆外的夜生活

4_灯光下充满诡异气氛的博物馆-1灯光下充满诡异气氛的博物馆

5_新旧融合的博物馆(内部)-1新旧融合的博物馆(内部)

6_夜深无人的博物馆夜深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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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操演的感动

谢丽平

(刊登于2016年9月8日《联合早报》,此为原稿)

国家博物馆的历史馆进行翻新之前,我最喜欢的其中一个角落就是历年来小红点庆祝国庆的剪辑。从黑白片段到彩色,从大草场到体育馆… 见证了国家的成长,也常是导览员和访客做总结的好地方。每回导览时站在这里和访客交流,都是感觉满满的骄傲和感动。

二战后的新加坡,政局动荡不安,反殖民主义此起彼伏,不同的政党也纷纷成立。1956年,第一任首席部长马绍尔带领了一支13人的代表团到伦敦向英国当局谈判争取新加坡自治。可惜谈判因为内部安全管制上无法达成协议而宣告失败。马绍尔辞职后,由林有福接任,并再次率领代表团于1957年和1958年到伦敦进行谈判。最终英国政府同意让新加坡在1959年5月的自治邦立法议会大选后自治。

1959年大选,李光耀先生当选第一任总理,除了组织各政府部门,我们的国旗、国歌和国徽也在成为自治邦后拟定。新月代表了我们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五颗星分别代表了公正、平等、民主、和平与进步。国徽上的老虎代表了本地动物,狮子则代表新加坡,马来语被选为国语。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加入了马来西亚。但是因种种原因如两地政治理念上的分歧,和还有来西亚和印尼对抗事件,最终导致新马分家,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正式宣布独立!

1966年,小红点在大草场庆祝了她的周岁生日。庆典在首位总统尤索夫上午9点莅临后开始。当时参加庆祝国庆的人数约23,000名,也包括了各种制服团体。国庆游行途经牛车水,当天的活动高潮是在福康宁山燃放了约90分钟的烟火。1975年,小红点庆祝10岁了!庆祝活动的地点增至13个,同时走进邻里如女皇镇。1976年,庆祝活动第一次在国家体育场进行。

从小到大,无论是排队取票或者上网申请,我从来就没有申请成功到庆祝地点观礼。终于在2014的那一年,我有机会亲临现场,不过却不是以观众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参加了国庆庆典!由于每年的国庆庆典都会邀请各公司企业的员工参与操演,以代表新加坡全民防卫的五根柱子之一的“经济防卫”(Economic Defence),我工作的公司也报名参加,就这样,连续三年我都报名参加了。

今年早从四月底开始,16个星期的训练便紧锣密鼓的开始了。教官都来自新加坡武装部队,有的幽默慈祥的、有的严厉苛刻,也不乏友善的,训练自是有苦有乐,大家每个星期六就赶到兵营报到,练步操,都朝着一个同样的目的前进,就是要把操演做得完美整齐。

能参与这三年的庆典是很开心的,也很幸运能体验在不同的地点参与盛况。记得2014年,我第一次到浮动舞台登场,唱完国歌之后,震耳欲聋的战斗机从我们身后飞过,因为没有心理准备,我和好多同伴都被吓了一大跳。!那一年,由于坊间流传了很多关于李光耀先生病危的消息,所以除了感觉忐忑,大家也希望他能过出席。果然他没让大家失望,虽然我在浮动舞台后头看不到观众席,但听到他的名字和从那儿传来的欢愉呼叫声,便已说明一切,大家心头的大石也就落下来了。

2015年的国庆最是让人难忘,除了小红点已独立50年,让人遗憾的是李光耀先生已无法与民同乐。2015年我们也再次看到了新航空姐、建屋局的队伍,这50年的庆祝活动回到政府大厦前的大操场举办绝对是意义非凡的,因为我国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在这里发生。

2016年,阔别了这么多年,我们回到了国家体育场参加操演,再次被激动人心的“加冷吼”感动着,当国歌响起,大家不分种族、言语、宗教一起唱国歌,那种满满的自豪感立刻涌上心头。

参加了三次的国庆操演,在三个充满不同意义的地点举行,相信没有多少个国人会和我一样幸运。好期待来年的正月,公司再发邀请函征求参加2017年国庆操演自愿者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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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餐厅

刘家明

(原稿刊登于2015年12月19日《早报–言论》)

早在我接触马斯洛(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之前,就明白了《汉书》里的“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国民服役时更被灌输了军粮对作战行军的重要性,知道饥饿是“众乱之源”。19世纪以前,新加坡社会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由于没有家室女眷,移民和劳工一日三餐都在街边食摊解决,间接促进了街头美食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移民在这里组织家庭,结婚生子,国人的饮食习惯才逐渐从街头转回到家里。

风水轮流转,近年来由于经济的腾飞发展,家里成人终日都顾着在外打拼,几乎全国每个家庭的成员,每天至少都要在外头解决一餐。在这样一个依赖户外熟食的大环境下,小贩熟食的价格也就密切地影响着民生。近日为了缓和小贩熟食涨价,以及一些无理胡乱的涨价所引起的民怨,职总富食客(NTUC Foodfare)通过企业合作伙伴的力量,扩展旗下社区计划经营实惠杂菜饭的“禾园”(Rice Garden),这真有点“历史重演”的味道。

话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年间,由于德国潜水艇封锁英吉利海峡,极度依赖进口粮食的英国,国内物价节节飙升,民怨处处,社会开始不安定。英国的“粮食控制局”于是推行了“国家厨房”(National Kitchen)制度,为一般市民提供经济膳食。第一家“厨房”由玛丽女王于1917年开幕,当时的菜单一肉一菜一汤是6便士(寡妇每周的福利金是60便士)。每天每家“厨房”可提供约两千人的膳食;有趣的是有很多人居然碍于面子,而不愿进出“国家厨房”。这制度在战后的1919年才停止运作,不过相似的机制在二战时在英国又再被启用。

我们现在把“镜头”转回国内日本军战败投降后的年代。英国虽然以战胜国的姿态重回到新加坡,接管的却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殖民政府面对的是失业、贫困、卫生、住屋的问题。粮食白米供应短缺,人民大多营养不良,面黄肌瘦。为了让一般工人能以合理的价格,吃上一顿营养均衡的餐食,殖民政府故伎重施,在新加坡设立了“民众餐厅”(People’s Restaurant)的制度。第一家“民众餐厅”于1946年开幕,一饭二菜一肉的基本套餐是8分钱。当时一个书记的月薪大约100元,《海峡时报》每份一毛钱,相对的说,8分钱算是一般月薪五六十元的工人可以负担得起的。后来社会福利部还开设了食物供应中心,让有需要的孩童也能吃上一顿免费的营养餐饭。

借古论今,“国家厨房”“民众餐厅”等的机制,都是在“非常时期”才启动的,它有一定的局限、意义和作用。“禾园”两菜一肉一饭的标准价格是3元,乐龄人士、学生、国民服役人员和职总会员有五毛钱折扣,持社区关怀卡则有半价优待,锁定顾客群为方圆两公里的居民。今天职总“禾园”的建立,是否意味着我们已开始进入“非常时期”了呢?目前的基本症结是熟食的价格问题,由于通货膨胀、员工薪金、交通、水电、租金和食材价格每年增加,要小贩不涨价是不合理的。最要命的还是租金的暴涨,一般上摊位生意一好,更新租约时租金就会涨,要小贩如何保持食物的售价呢?

租金的上涨和小贩熟食甚至整个零售业价格的波动是个“恶性循环”,或许这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常规现象。如果租金不涨,房产投资信托基金等的投资就停滞,这又会间接影响经济,所以整个“经济链”不是有关当局的介入或简单的政策可以抑制的。或许鼓励食阁或高档的小贩租户投资该产业或相关项目,还能够抵消一些冲击。更多如“禾园”这类的大规模社会企业的进场,由于它的定位不直接与高档的熟食摊和食阁等竞争,必能为广大的顾客群提供一个较廉价和基本的选择,缓解一下中底层劳动阶级所面对的物价高涨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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