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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民防部队- 民防建设队

  • 皓琦

( 原文发布于2019年5月11日 / 联合早报/ 缤纷行业 )

民防建设队属国民服役义务,建设队与当时已经建立的“民防队”相辅,是我国民防的两大支柱,可算是民防部队的雏形。

建设队学员得接受九个月的基本建设训练

8484对92个新加坡公民来说,应该有特别的意义。1984年4月8日是我国 “民防建设队” 的先锋军(第一届),完成全职国民服役义务,拿回红登记(身份证)的满役日,也就是过去俗称的ROD (Run-Out-Date)。

现在每年的2月15日是“全民防卫日”,当天下午6点20分,全国的空袭警报齐响,让国人不忘1942年2月15日当天,英军抛弃新加坡,向日本签下无条件投降条约的那一刻。

说到全民防卫(现称全面防卫),不能不提民防部队,提起民防部队,不能不说说我国特有的“建设队”。

成立“建设队”新闻发布稿 (国家文物局档案)

民防两大支柱

新加坡内政部于1981年9月9日,宣布成立民防建设队( Construction Brigade),这“建设队”与当时已经建立的“民防队”相辅,成为我国民防的两大支柱,可算是目前的民防部队(SCDF)的雏形。

虽然被征召加入建设队也算是国民服役,不过它与传统的军训完全不同。被征召入建设队的适龄公民,先会接受三个月的基本民防训练,如纪律步操、健身操练、救护救援和救火等技能,接下来的九个月就会分批接受木工、髹漆、砌砖、铺砌地砖、扎铁、电线和水管装置等的训练。受训毕业后,继续加入建屋发展局的承包商建筑队伍18个月,前后两年半才算满役,然后被编入民防后备部队。

建设队纪念锦旗(新加坡民防局资料)

待遇优厚的工作

根据当时的统计数字,我国每年平均缺乏两万名建筑劳工,不过内政部重申,建设队并非要协助解决建筑劳工短缺的问题,完全基于民防建设所需,而建屋发展局则提供最好的训练环境。

与典型的国民服役比较起来,建设队的薪金待遇非常优厚。首12个月的受训期,薪金比一般国民服役部队的110元要多加250元,毕业后还有1000多元的奖励金存入公积金户头。接着下来在承包商服务的18个月,则随行情和表现,月薪也在1000元左右。在那个工艺学院毕业的技师的月薪也不过大约500元的时代,加入建设队可算是一份待遇优厚的就业选择。

建设队队员满役证书

2002年走入历史

从1984年10月开始,建设队每三个月就征召约300人入伍,到1987年已有超过6000人完成训练,编入后备部队有2700多人,不过满役后继续留在建筑行业的,却只约700人。

满役后的建设队员会得到“退役证书”和“技工第三级”证书,对要继续留在建筑业发展的技工,可是一种专业的认证。

建设队制度一直到2002年才完全走入历史。当时的建筑业不但辛苦,而且安全条件也不完善,所以建设队员在建国的路上的确也付出了血汗。

以另一种方式完成国民服役的做法不只是在新加坡而已。法国早年也同样有国民服役制度,当时为了鼓励国民到海外发展舒缓国内就业问题,适龄男性国民愿意到外国任职一年以上,可以豁免国民服役,这也算是尽了公民义务。

明年将是建屋发展局成立60周年,或许建设队这一段小插曲会重新被提起也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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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芝二战阵亡战士公墓之旅》

文/图: 姚耀光

今年1月13日我和15位华文义工参加了国家博物馆中文导览组主办的“克兰芝二战之旅”,全程由资深导览员清山大哥主讲,由于当天我只参加了前面部分的活动,所以这里就只记录克兰芝二战阵亡战士公墓的部分。

wwII - 1新加坡二战背景

 

1941年12月8日,日军成功登陆马来亚的哥打峇鲁及泰国南部的宋卡和北大年,并将英军的海岸防线逼退50公里。同一天日本海军轰炸机和零式战斗机(zero fighter)空袭新加坡的市区、实里达和登加空军机场,并取得制空权。这次空袭造成63名平民丧命。

12月10日英军的“击退号”和“威尔斯太子号”两艘主力舰被日军攻击后相继沉没。12月12日日军攻下英军在北马的重要阵地日得拉(Jilta)。山下奉文下令他的军队继续前进到吡叻河南岸。12月30日,日军将英军防线逼退到关丹。1942年1月15日晚上麻坡沦陷。白思华下令把3万名英军撤退到新加坡,31日英军完全撤离马来亚,过后英军炸断新柔长堤,形成一个60码宽的缺口,企图阻挡日军进攻新加坡。

1942年2月1日英军第18师防守长堤以东至樟宜码头的整条北部海岸线。从长堤至裕廊河的西海岸线,则由澳州第8师、澳洲第2和第4机关枪兵团及印度44步兵旅负责防守。2月7日日军占领了乌敏岛,借此将英军注意力转移到新加坡东部,接着日军从西北部进攻,避开了英军第18师。2月9日日军第5 和第18师在巴西拉巴(Pasir Laba) 以北登陆,并迅速地占领了登加机场。虽然英军极力地防御克兰芝和裕廊这条防线,却阻挡不了日军的进攻。

2 月9日山下奉文随日军坦克部队跨过修复好的长堤进入新加坡,并直接朝武吉知马进逼。开始时澳洲22和地27旅仓促撤退,日军快速地攻下克兰芝及裕廊这条防线。虽然英军和星华义勇军在武吉知马抵抗,但在2月11日凌晨时分失守。日军占领了武吉知马,并控制了克兰芝的一个粮仓和弹药库。2月11日日军用飞机向英军散发招降书。15日英军在前福特车厂向日军投降。

wwII - 2克兰芝阵亡战士纪念碑(Kranji War Memorial)

 

克兰芝阵亡战士纪念碑位于兀兰路的一个小山坡上,距离市中心22公里,四周环境宁静。我们当天抵达时,正下着濛濛细雨,现场气氛是庄严、安详、让人有点微微忧伤的感觉。

这纪念碑是为了缅怀二战期间英勇献身的联军烈士而建,这些勇士来自英国、澳洲、加拿大、斯里兰卡、印度、马来西亚、荷兰和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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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9年,这里是个军营,当日军入侵后,将它作为弹药军火库。1942年2月8日日军越过柔佛海峡,进攻离开这里两英里的克兰芝河口。2月9日日军炮轰长堤和克兰芝河之间。进过几天的激烈战斗,日军战胜。日本拿下新加坡岛之后,在克兰芝建立一个战俘集中营,并在附近的兀兰设立一间医院。

日军投降后,联军在克兰芝设立了一个小型陵园。后来军方陵墓服务处( Army Graves Service) 将之改为永久的阵亡战士公墓。1946年樟宜的坟墓也移到这里,之后 Buona Vista 和其他地方的战士坟墓也移到这里。一共有4461 名英联邦的二战战士埋葬于此,其中有850名的死者身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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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芝阵亡战士纪念碑的设计融入了英国三军结合的力量:象征海军的指挥塔、空军的机翼和陆军整齐队伍的笔直墙壁。纪念碑中间最高点有24米高,最上端是一颗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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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座纪念碑上刻有2万4346名盟军士兵和飞行员的名字,他们在东南亚战死沙场,却不知葬身何处。唯有名字完整地留存在公墓的登记簿里,就摆放在入口处供人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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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人纪念碑的部分(编号44),有69名华族成员,他们都是英联邦的部队成员,在1942年2月日军入侵时被日军杀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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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克兰芝阵亡战士纪念碑毗邻的,是克兰芝军人公墓,建立于1975年,这片非二战遗址墓地葬有 1422 名军人与家人。

 

新加坡国家公墓也在此处,有两位前总统长眠于此。新加坡的第一任总统尤索夫·伊萨 (Encik Yusof Ishak) ,任期 1965年8月至1970年11月,他于1970年11月23日去世。

 

wwII - 14尤索夫·伊萨 公墓

 

新加坡第二任总统本杰明·薛尔思医生 (Dr Benjamin Henry Sheares),于 1971年1月2日接总统,1981年5月12日去世,也长眠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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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薛尔思医生 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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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接近 11 月 11 日的星期天,是阵亡战士纪念日 (Remembrance Day),这里会举行纪念活动,悼念那些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烈士。

新加坡独立后,于 1967年推行了 “国民服役” 政策。从此, 保家卫国的责任就落在国民身上。这趟 《克兰芝二战阵亡战士公墓之旅》, 提醒我们要居安思危, 重视国民教育及全面防卫的重要性。

 

参考资料:
– 昭南时代 – 新加坡沦陷三年零八个月展览图集,新加坡档案馆与昭南福特车厂纪念馆。
– Syonan – Singapore Under the Japanese 1942-1945, Lee Geok Boi.
– National Library Board :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83_2004-12-27.html
– Commonwealth War Graces Commission:
https://www.cwgc.org/find-a-cemetery/cemetery/2004200/kranji-war-ceme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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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记》—从郭宝崑谈起

李国樑

18世纪的欧洲面临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冲击,搭上工业革命列车的贵族与追不上时代的弱势群体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富人与劳动阶级对立,英国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通过一个家庭的遭遇,揭露了革命前贵族对劳动者的残酷行为,完成长篇历史小说《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双城指的是巴黎和伦敦。《双城记》的开卷令人震撼: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其中“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已经成为文学史中的经典名句。

《双城记》的结尾同样经典,愤世嫉俗的律师Sydney Carton走上断头台之前回忆道:“我现在所做的远比我过去所做过的一切都美好;我将获得的休息远比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要甜蜜。”(It is a far, far better thing that I do, than I have ever done; it is a far, far better rest that I go to than I have ever known)。

为什么谈《双城记》呢?

最近乘着郭宝崑逝世十周年的许多纪念活动,同时参与国家博物馆的郭宝崑纪念展的导览过程中,多读了郭宝崑的资料,也给自己一个思考回忆那个激情的年代的空间,才醒觉原来那个时代,实践表演艺术学院、南方艺术研究会等对某一群文艺青年的影响是那么深远,因此踩着政府的尾巴,在相当程度的误解下,许多“伙伴”在政府沿用“内部安全法令”,不经审讯下被套上颠覆的罪名而扣留在狱中。郭宝崑是其中一个例子,在1976年至1980年间被扣留了四年零七个月。

石墙囚不住,铁窗亦难围。Stone walls do not a prison make - Richard Lovelace, 1642

石墙囚不住,铁窗亦难围。Stone walls do not a prison make – Richard Lovelace, 1642

1970年代的新加坡还有农村,为了“体验生活”,我们也主办了上山下乡的活动,为农民除草开荒。打假期工称为“学习”,到建筑工地、纺织厂、造船厂等当劳工都是为了“搞工作”,团结更多工友,通过野餐郊游等集体活动来弘扬健康文化,打击靡靡之音,体现集体主义与三互精神的力量。

文艺来自生活,文艺必须为在生活线上的劳动人民服务,为底层人民提出诉讼;文艺也必须高于生活,提升普罗大众的思考能力。新加坡河、黄梨园、林明矿场、淘锡米、胶林、渔乡等都是“向劳动人民学习”的歌曲与舞蹈创作结晶。

向农民学习

向农民学习

我们也高声歌唱着豪迈激励的本地创作歌曲,“歌唱伟大的理想,歌唱人民艺术万年青,我们迈开大步向前走,奔向胜利的远方”,“昨天我们日忙夜忙搞工作,今天我们欢欣鼓舞,在一起舞蹈歌唱”,“登上了高高的山顶,我望着连绵无边的远景”,“看江山一片锦绣,听笑声沸腾人间…把时代推得更前”。

当时很多作品都以集体创作为名,报上自己的名字是满别扭,不好意思,而且还会被认定思想有问题,走个人主义路线,必须接受伙伴们的批判的。至于什么是伟大的理想,那儿是胜利的远方?火红的年代炽热的心,抽象却很振奋人心。

那时有个叫罗燕平的文团伙伴,关心他人多过照顾自己,深受伙伴们的爱戴。高中毕业后在建筑工地当女工,不幸在工地上意外身亡,掀起文团知青对资本家与劳动大众的生命与财富之间的矛盾的关注。罗燕萍的死唤醒了更多伙伴,在觉醒的过程中出版了《直面惨淡的人生》这本书,为了对罗燕萍那份不曾忘却的纪念。

知识分子要铲除劣根性,学习劳动大众的优良品质...

知识分子要铲除劣根性,学习劳动大众的优良品质…

后来还有多个文团一同学习鲁迅,搞内部专题汇报,从《阿Q正传》、《呐喊》与《彷徨》等提升到另一层次;“石在,火是不会灭的”,“路是人走出来的”,“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对理想的坚持,为促进人民的觉醒奋斗一生。鲁迅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弃医从文,忧国忧民,在伙伴的学习过程中,已经从人晋升到神的层次。

学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学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对文艺与政治的矛盾与统一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在改革的过程中,文艺与政治是统一的,文艺家与政治家是同路人,相辅相成。一旦政党掌权后,便会设法巩固政权,要文艺服务于政治,可是文艺却在不断地开拓真理,不断地批判与革新,形成了对立面,这就像1970年代新加坡的社会政治与正派文艺之间撕开裂痕的宿命。

现在通过“疏离效果”(德国剧作家Bertolt Brecht的戏剧理论,观众必须维持批判能力,不能投入剧情中)将自己置身度外,回首四十年前某一群华校生所经历过的一段激情的生活,模糊抽象之处逐渐变得清晰。1970年代还离不开新文化运动、反殖民主义、新马分家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模式,面对着新加坡建国期间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的困扰,底层人民在贫穷线下挣扎,在有志之士眼中,他们的心声只有通过文艺青年不畏强权的精神来表达。在受英文教育的政府精英眼中,这批文艺青年却被误解为颠覆政府的一群,因此行动被监视,甚至被逮捕。

1965年从澳洲回到新加坡的郭宝崑夫妇成立了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后来改名为实践表演艺术学院,实践剧场),以郭宝崑的说法,“搞文娱活动的一般上有一股傻劲,环境多么恶劣也还是死不放手地搞。这种情形似乎哪个国家都有,这种人愈多的国家似乎文化也愈发达”。在那个年代,郭宝崑也代表了许多文艺青年,学院肩负起社会道德责任,为底层人民的创作如《挣扎》、《青春的火花》、《万年青》等都被禁演,他被逮捕却宁蹲牢房而不屈也给伙伴们带来一股正面的精神支柱。《鲁迅全集》是郭宝崑在狱中阅读的著作,文团的伙伴们自然也受到他的影响,一起学鲁迅。

郭宝崑入狱后期,文团也沉寂下来,文革后的负面新闻、伤痕文学等逐渐曝光,一刹间叫人无所适从。出狱后,郭宝崑联合14个文团执导的《小白船》为华语舞台剧重新打造新生命,也寄语小白船扬帆出海,追求梦想,带领大家走出那个最美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的阴影。之后1980年代中后期的《棺材太大洞太小,1985》、《傻姑娘与怪老树,1987》、《寻找小猫的妈妈,1988》、《老九,1990》等以另一种艺术表达方式来针砭时事,加上新加坡逐渐开放,郭宝崑的表演已逐渐获得认同,获得新加坡文化奖,还被授命创立了电力站(Sub-station,1990),为年轻人提供另一类艺术创作与表演的空间。

郭宝崑在1990年代的创作如《郑和的后代,1995》、《灵戏,1998》等像许多艺术家一样,将现实融于灵性的追求, 探索人性的永恒,“飘泊是我的家园,出发是我的还乡”,似乎也预言着1990年代整个新加坡社会转型的启步。

2002年郭宝崑患癌去世,他带动了新加坡艺术界,我相信也有许多搞艺术的朋友成就了郭宝崑,作为一个执着的文艺工作者,或许 “it is a far, far better thing that I do, than I have ever done; it is a far, far better rest that I go to than I have ever 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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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般的美食

李国樑

博物馆给一般人的印象是沉闷的,过去式的。这是相当程度的误解。相信走过大英帝国博物馆和罗浮宫的访客,心情是不一样的。即使是走过小型的柔佛新山华人博物馆,也会被很贴近生活的文物故事吸引,回到一个生活过的年代。

历史来自生活,今天我们怎么样过活,生活中经历过的大小事,明天就是历史。

同样的,今天在博物馆中看到的文物和记载,其实就是昨天的生活。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其实是开放式的,尤其是四个生活馆(美食、电影、时尚、摄影),可以近距离观赏文物,而且有声音,有映画,是个充满动感的地方。对不同年龄的访客而言,有不同程度的体会,而这种体会是很多元化的。

对老一辈的叔伯大婶们,这是他们亲身生活过的,可能是父母生活过的,可能是比较两地如香港、台湾、马来西亚、中国、甚至是伦温哥华唐人街等地的生活,有回忆、有思考、有认同。在导览所接触过的访客中,他们多数会愉快地离开,也表示会介绍朋友来参观,来回味。

老子的理想居住环境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食排列榜首。华人见面,常以“吃饱没”来打开话题。食物可以联系感情,也可以制造认同感,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出国工作念书的朋友,在国外最怀念的是本地的炒粿条、福建面、沙爹、海南鸡饭等等。

食物注入感情,味道就不一样,好像看周星驰和莫文蔚的食神一样,简单的蛋炒饭,也可以非常的销魂。对我们更多人来说,美食不在于辣椒螃蟹,不在于鲍鱼鱼翅,而是在于童年的味觉,路边摊私房菜的味觉,有感触、有回忆。

就说叻沙吧!叻沙是传统美食,可是这种食物是数百年前的阿拉伯商人离乡背井,乘着帆船到马六甲做生意,同时带过来的家乡美食。十五世纪随着郑和船队来到南洋的华人与当地马来女子通婚,他们的后代厨艺一流的娘惹们将阿拉伯的面食本土化,加上中国的粗米粉和东南亚的香料,成为价廉物美的狮城美食。目前市面上一般的叻沙都是红色咖哩底的,328加东叻沙则是白底的椰浆味香,吃叻沙只用汤匙不用筷子,这样才可以米粉跟汤料一起入口,相辅相成,口感尽在其中。

又比如肉骨茶吧!它不只是是一道本地人的美味佳肴,它是连前香港特首曾荫权、台湾总统马英九先生等人也都不肯错过的地道美食。两三年前MediaCorp 拉队,钟琴主持的一个寻根的节目,到汕头去探索潮式肉骨茶的起源,当地人说是从新加坡传过去的。肉骨茶是很新加坡、很本土的,跟早期来到新加坡,在码头和河畔跑船扛货当苦力的潮州人和福建人息息相关。台湾朋友回国,不忘买肉骨茶配料回台湾,依法炮制;香港朋友则更直接,问在哪儿可以吃得到最好吃的肉骨茶。我较偏好新加坡河畔的松发肉骨茶,可能跟成长的地缘有关吧?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嘟嘟糕,在牛车水广合源街和戏院横街的交界处,两毛钱五个,热烘烘的嘟嘟糕以黄糖和椰子做馅料,入口溶化,香气在嘴里流连。在那个淳朴的六七十年代,一辆三个轮子的人力车,吊着小喇叭,嘟嘟声中就喂食了一家人的温饱。

当年的美食都是由移民带过来,移民在新加坡住久了就本土化,成为本地人。因为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所以我们的美食也很多元化。移民煮给移民吃,每一家对食物的处理和煮法都不一样,反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所以讲起传统美食,免不了流口水。

消失的街头小景

美食馆中的传统街边美食相信会带给大家不一样,但是很愉快的经验。好像分成几层格子装食物上班的饭格啦,炒粿条的熟铁大锅和火炭炉啦,卖tok tok面敲着两片竹片传来tok tok声啦,马来人卖沙爹的小摊子和那把葵扇啦等等。看看曾经熟悉用过的用具,大家对新加坡数十年来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应该会很有感触。我们走过的路,从路边摊到小贩中心到食阁,食物料理从私房菜的形式到外包,还有连锁店的经营方式,福南街牛肉面不在福南街,后港福建面也不在后港,瑞记鸡饭其实不是当年的瑞记鸡饭等,好像武侠小说中的乾坤大挪移,可是又实实在在的出现在我们周围。

置身于国家博物馆的美食馆内,为当年负责设计筹划的研究员的心意深深感动,当年他们还是年轻人,或许并没有经历过那个街边小贩的年代,但是很努力的在现代化的新加坡营造一个很有生活气息的博物馆,为访客找回当年的感觉。闭上眼睛,聆听所录制的声响,可以想象我们就像站在当年的黑街,当年的福南街、当年的牛车水,在人气中寻找美食,老人家回味,年轻朋友则走进父母,甚至祖父祖母生活的年代。

附记: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与属下华文义务导览组联办美食文化展馆之旅
《我的记忆,咱们的历史》回忆新加坡的街边传统美食

日期:
12月1日星期六,12月2日星期天
下午两点|一小时

集合地点:
国家博物馆正门入口处

请电邮您的姓名与联络详情至
nhb_nm_lectures@nhb.gov.sg

或拨电6332 3584 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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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宝”

刘家明

屈指算来,坐火车经过比利时不下20次,到那儿旅游也至少有3次,就是没有在安特卫普(Antwerp)停留过。仔细想来,原因可能有三:

第一:自以为是。比利时的文化,其实略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是法文区,北部是荷兰区,也称为“法兰德斯”区(Flanders)。自以为在法国呆了几年,就摸透了邻国比利时的风土民情,却不知比利时北部还有另一番天地。所以忽略了北部许多好地方。

第二:先入为主。当初还是懵懂小子,朋友为我开窍,介绍欧洲艺术文化的时候是以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为主。所以不觉得法国以北的国家会有丰富的艺术文化。

第三:不求甚解。旅途虽有经过比利时,但没有好好做功课。以为比利时就只有布鲁塞尔,只有巧克力和蕾丝(lace)和那在大庭广众小便的小孩喷泉;所以也就没去翻书做功课,就错过了几个机会了,结果“走宝”了。

原来安特卫普是个闻名于世的比利时文化艺术中心,而且历史悠久,从16世纪开始就已是西方印刷业的发源地和中心。当时设立的帕拉丁-莫瑞图斯(Plantin-Moretus)印刷馆现在已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而受到保护和保留。此外,安特卫普排在荷兰的鹿特丹之后,是欧洲第二大港。除了艺术文化,安特卫普还是世界著名的钻石贸易中心和时尚潮流的前卫;世界服装界著名的“比利时六君子”以及世界四大服装时尚学院 – 柏里慕达(Polimoda)也设在安特卫普。或许因为我不是“时装达人”,也没玩钻石的本钱,所以才“走宝”,故也情有可原,哈哈!

我这孤陋寡闻的井底之蛙,要不是因为国家博物馆举办了图像的故事:安特卫普的古典与当代艺术大师》之展的话,或许再到比利时一次,也还是不会知道有安特卫普这块艺术宝地哩!

人们常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女人”;而我要说的是:“每一幅图画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幅成功的图画的背后都有两个故事。”一个是图画自己的故事,而另一个则是关于画家的故事。就以这次《图像的故事》展在入门展厅的小布面油画,艾德里安·布劳威尔(Adriaen Brouwer)的《酒吧老汉》为例子吧!

先来看看图像的故事:

这是一幅带有一点情色意味的酒吧画。画分前、后两个层面。前景在酣睡的是一个 醉汉,这从他身边的大啤酒杯可猜出来;他该是受到酒精和酒吧幽暗闷热的空气的影响而挡不住睡意。画的背景有一对在偷情的男女;有的画评家喜欢解读说那女的是醉汉的妻子,以增加画的“浪漫”和“暧昧”。千万别漏掉右上角那个“瞥伯”和左上角的那个拇指印,它们可都有故事的哟!

这画反映的是当时低下层酒吧的常见情形。酒和情欲操纵着低层民众的生活;嗜酒、纵欲、暴饮暴食、怠惰懒散在“恶性循环”般腐蚀着人们。但画也在告诫人们,当我们沉迷在这种颓废生活时,冥冥中还有“第三只眼”(就是由那个“瞥伯”暗喻)在看着我们,别以为真的是“神不知,鬼不觉”。

画家又有什么故事好说呢?

画家艾德里安·布劳威尔大约生于公元1605/06年。他约18岁时在父亲去世后离开家乡乌登纳德(Oudenaarde)到安特卫普,再到荷兰的画室谋生。七年后回到安特卫普经营一个小画室工作坊,技术一流,并成为著名的“圣禄克画家协会”的会员。

布劳威尔一生穷困,生活并不富裕,也曾为财务纠纷入狱。幸好他的天分得到画界超级大师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的欣赏,故在明地、暗地里支持他。布劳威尔的传世作品数量有限;在层层的社会等级当中,他选择了画卑下者,也爱画带有一点情色意味的酒吧画。他不但勇于铺展尘俗人生的镜像,更通过高超的绘画造诣,突破了当时其他画家所陷入的窠臼,不行寓说教于此类画面的庸俗之举。

还记得叫大家留意的“拇指印”吗?那该是布劳威尔的拇指印。他的画就是这么“随意”、不造作、平凡;故才得到鲁本斯的青睐。鲁本斯一人就收购了17幅他的画。也正因如此,布劳威尔的画才得以流传到今天。

布劳威尔的一生也相当传奇,他喜欢到处流浪,过喧闹欢乐的生活,是个勇敢无畏的个人英雄主义者;甚至有他曾经被海盗俘虏过的传闻,生活多姿多彩。可惜天忌英才,布劳威尔在32岁时死于瘟疫。

所谓的“古典”画里,画家总爱把很多故事尽量放进一幅画里。所以一幅“古典”画背后的故事,可让你讲上一整天!

在展览厅里偏偏就来了个大对比,同时也展出了“现代”画。“现代”画后的故事比起“古典”画来则相对地“简单”,它表示的是一个想法,一种意境,一种感觉。所以 一幅“现代”画背后的故事,可让你想上一整天!

这次博物馆里就展出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古典”和“现代”作品近150件。大可让好此道者“讲上一天,想上一天”了!

国樑说,管它什么“古典”、“现代”,再过150年,什么“现代”都变成“古典”了!

我也再补上一句,管它什么“名画”、“俗画”,只要你看了舒服,能养你眼的,就是“好画”。快到博物馆里开开眼界,或许就能找到你的“青菜萝卜”,别再像我一样“走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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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人知多少(下)

刘若琳

亚美尼亚教堂除了是办婚礼或丧礼,和也成了亚美尼亚人聚集联络感情的好地方。我想,亚美尼亚人因为团结而兴建教堂,也因为教堂而团结。亚美尼亚族群本来就很小,但是凝聚力及佳。他们会在生意上互相伸出援手,尤其是当某个家庭陷入周转不灵的非常时候。但是,也因为他们的凝聚力,外人想和亚美尼亚商人合作都不容易,很多人都认为他们有偏心之嫌,毕竟肥水不流外人田。

(墓碑园)

如果说每张照片都有着它的故事,墓碑也如此。这些亚美尼亚人的墓碑大多数都是再比达达利坟场挖掘清理时而转移到亚美尼亚教堂此地的。亚美尼亚人除了很多是杰出的商人以外(其中还有一位有份参与创办海峡时报),也有成功的律师、开办照相馆的摄影师、还有缔造莱佛士酒店传奇的萨基斯兄弟(Sarkies Brothers)、和第一个培育出我们的国花的卓锦女士。

(卓锦女士的墓碑)

卓锦女士受到母亲和家人的影响,对裁中花卉有浓厚的兴趣。她常常在插花和花卉比赛中得奖,也在1899年的花展比赛中凭她的胡姬花夺冠。可惜的是,卓锦女士患有癌症,在夺冠的三个月后便去世了。卓锦万代兰在1981年从40多种花中脱颖而出,被选为新加坡的国花,因为卓锦万代兰生命力强,又常年花开,象征着新加坡人能够在艰难的时期是依然力求上进与进步。

二战时期,许多亚美尼亚人都为他们和欧洲人的密切关系付出惨痛的代价。二战过后,亚美尼亚商人式着从新重建他们的贸易生意,但是大环境已产生变化,英国人虽然回来管制新加坡,但新加坡人却萌起独立的念头。很多亚美尼亚人最后也为了生意而移民到别的地方(如澳洲)去,如今在新加坡的亚美尼亚人大多数都是从国外被派到新加坡公干的“新人”。亚美尼亚教堂也因为人口不足的问题而没有时常举办礼拜。

(教堂后的墓碑园里的墓碑都刻上家人对往生者的思念。)

如果有经过禧街的话,不妨走入教堂内,让自己远离人潮,体验内心宁静的滋味,顺便到里头了解一下亚美尼亚这超凡的族群,想一想他们对社群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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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人知多少(中)

刘若琳

如果有到过亚美尼亚教堂,会发现教堂建筑的大门背对着教堂的入口和繁忙的马路。访客必须从入口走一小段路才回到教堂本身的入口。这并不是什么设计上的失策,而是因为早晨的曙光必须先照在圣坛的规定,因此圣坛设在东边,教堂大门在西边。

P5210778(教堂大门 – 昔日马车停车的地方)

(圣坛)

以前的亚美尼亚家庭都乘坐马车到教堂,而今日教堂大门的阶级就是马车停留的地方,以前的人可以直接在下马车后步入教堂,尤其是穿着漂亮裙装又怕踩到泥而弄脏它的女士们。没有了马车以后,便增设了台阶,方便人们进入教堂。

(博物馆展出的婚礼照)

(当日拍照的地点:教堂前门)

教堂的设计通风,适合热带岛屿的气候。不说不知道,亚美尼亚教堂也是首个有电灯和电风扇设备的教堂。教堂里的藤椅已有百多年历史。

(藤椅即耐用又能纳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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