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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爱好者寻获130年划地界石 章芳林巴西班让拥地多少添新线索

许翔宇 报道

原文刊于《联合早报》2015年9月28日

一群文史爱好者前年在南波那维斯达路寻获两块曾经用来标明章芳林父子房地产范围的界石,对研究章芳林家族史和他的业务规模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本地华社先贤章芳林及其家族当年拥有的房地产范围多大,如今或许难以确定,但一群文史爱好者前年在南波那维斯达路寻获一对曾用来标志章芳林父子产业分界的界石,为章芳林及他的家族史相关的研究,增添新线索。

出生于新加坡的章芳林(1825年-1893年),继承父亲章三潮的烟酒生意及大笔财富。他生前乐善好施,曾独资组织消防队,拨款兴建孤儿院,出资支持及兴建庙宇、学堂等。

由于章芳林对社会做出许多贡献,获海峡殖民政府封为太平局绅。他出钱在市中心建立公园,也就是现在的芳林公园。

刻有章芳林商号“苑生”

其中一块历尽岁月沧桑的石碑,刻上“苑生界止”四个字。“苑生”是章芳林的商号,这块界石,约一米高,估计有近130年历史,近300公斤重,相信曾用来标明章芳林产业的界线。今年5月起,“苑生界止”石碑在土生文化馆展示,放置在“高山仰止-50位土生社群先驱的非凡人生”展览中介绍章芳林的展区内。该展览将举办至明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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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有“苑生(全记)界止”字样的石碑,相信曾是标记章芳林的儿子章壬全产业范围的界石。(李国樑提供)

另一块已断了一大截的石碑则刻有“苑生(全记)界止”,约50公斤重,相信是标明章芳林的儿子章壬全产业范围的界石,目前储存于裕廊西的文物保管中心。章壬全于1940年逝世。

两块界石从近乎被遗忘到受保护,过程曲折,充满机缘巧合,也反映本地文史爱好者对抢救文物的热心与坚持。

在国家博物馆担任义务导览员的李国樑(53岁,特许工程师)、刘家明(60岁,电子工程师)和目前已退休黎上增(65岁),以及文史研究员吴庆辉(55岁),在寻获两块界石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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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获两块曾用来标志章芳林父子产业分界的界石,(左起)刘家明、吴庆辉、李国樑和黎上增,扮演关键角色。图中的“苑生界止”石碑是在南波那维斯达路一带寻获,目前在土生文化馆展示。(萧紫薇摄)

寻碑过程曲折离奇

曾住在南波那维斯达路附近的黎上增,早在12年前就无意间发现“苑生界止”石碑的位置。黎上增说:“界石处在一所幼儿园篱笆外和马路之间的地方。当年它布满青苔,看不出字样。直到2003年某天,界石上的青苔消失了,上面浮现‘苑生界止’四个字。”

他拍下石碑的照片,询问当时在国家博物馆任职的吴庆辉。吴庆辉请教时任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副馆长的林源福,确认界石与章芳林的关联。由于不确定界石所处位置是由哪个政府部门负责,黎上增与吴庆辉决定让界石留在原地,日后再决定是否进行搬运。

黎上增后来搬了家。“我是提心吊胆的,毕竟那一带要兴建新住宅,我担心界石会被移动或破坏。”

2013年,李国樑从黎上增那里获知界石的存在,决定亲自去探看。李国樑说:“那天是清明节,我根据黎上增描述的位置去找,却看不到界石,一度以为找不到了。可是,我仿佛‘鬼使神差’地走向马路斜对面,突然在一道小山坡上,发现了另一块断碑。它仿佛是被遗弃在那里,上面似乎刻有字,但当时看不出端倪。”

章氏家族经营鸦片生意

一周后,李国樑同刘家明一起重返山坡,在断碑上撒爽身粉,“苑生(全记)界止”字样才浮现。两人也在一堆树丛下找到“苑生界止”石碑。两块石碑被寻获时,位置相隔100米。

李国樑说:“冥冥中似乎注定,我们必须先找到(章芳林)儿子的界石,才找到父亲的界石。”

由于那一带的发展项目越来越多,这群文史爱好者担心两块石碑会被丢弃或遭破坏。李国樑、刘家明、吴庆辉及另三名义务导览员前年7月13日,决定将石碑搬运到国家博物馆储存。

由花岗岩制成的“苑生界止”石碑不易搬动,幸好当天有数名热心客工的帮忙,任务才顺利完成。

史料记载,章芳林在振瑞路(Chin Swee Road)和合乐路有许多房地产。

刘家明说,南波那维斯达路就在巴西班让,属于富人住宅区,章芳林家族在那里有房地产也不稀奇。何况,章氏家族经营鸦片烟生意,两块界石被寻获的地点不远处就是“鸦片山”(Bukit Chandu),即当年属于殖民地政府的全东南亚最大的鸦片提炼工厂所在地,而章氏也可能为经营鸦片业务而在该处置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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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撇开歧视 跨性別者生活会更好(文章转载)

他们是生活在男人与女人之间的边缘人,您能接受他们吗?

《马·光明日报》文:克里斯‧2013.06.27

我们可以自由选择今天自己所想要穿的衣服,譬如说男人一件白色衬衫配上简单的牛仔长裤,梳著猫王头走復古路线;女人身著一套小礼服,嘴唇抹上深红色的口號,踩著高跟鞋。当一个男变女跨性人穿上礼服,刷上睫毛膏踩上高跟鞋时,反弹声却处处响起,真是令人矛盾。

根据讚研本土跨性別者有超过10年经验的学者郑懿君博士的研究显示,大马跨性別者人数约20,000人,比起十多年前,社会看待跨性別者的情况稍微改善了一些。对於跨性別者的形成,许多人误认为她们从小受到身边家人朋友的影响,使得对自己的性別感到困惑。其实,跨性別者和我们所有人一样,只是想要做回自己,在这多元的社会里,我们应学著如何彼此包容。

世界各地都有跨性別者存在,不同的国家有各自独特的名称,比如说印度的海吉拉斯(Hijras),泰国的卡托伊(Kathoeys),印尼的瓦里阿斯(Warias)以及缅甸的阿考特(Accault)。

郑懿君博士(Dr. Teh Yik Koon)在大马男变女跨性別者方面具有超过十年的研究经验。走进郑博士的办公室,只见书架上放满社会学和罪案研究,她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从她所阅读的书籍里可以窥见一二。

郑博士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特別关注,她认为享有基本人权是每个人的权利。於是,她带著一颗好奇和想要帮助弱势群体的心態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好让社会人士对他们有更深层的瞭解。

她於2002年写了一本跨性社群的书本《The Mak Nyahs:Malaysian Male to Female Transsexual》,总共访问了大马507个跨性別者。她的报告是目前大马男变女跨性人唯一的定量研究。

跨性別社群存在於所有乡村城市,在我国的每一个州属皆可以见到她们的踪影。“很庆幸的,自2002年开始,这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被报导以后,他们引起社会的关注,情况有稍微的获得改善。

但是令人比较遗憾的是,我国政府並未去重视这个群体,没有给予具体的改善措施。政府和社会对这一群人的生活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缺一不可。”她说。

根据郑博士所做出的研究,71%的男变女跨性別者自小便认为自己是女孩。81%的回应者来自於超过三个小孩的家庭,而且男女都有,他们身处於完整家庭,有父母做她们的楷模,並非是家里女人的缘故促成跨性倾向。

1983年以前变性属合法

根据美国精神科和泌尿科医生威廉惹诺尔(William Reiner)所说,人类最重要的性器官是脑部,这比起人类身体的其他器官更为重要,因为它操控著我们的思想和情绪。他也曾经说过:“我们总是认为我们可以设置他人的身份。但事实上我们比谁都更瞭解自己,环境给了我们既有的定位,无论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更不能够去改变一个人对自己设下的標籤。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能够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亦没有人可以局限你应该怎么去走自己的路。”

女变男脑细胞和男人同等大小

荷兰的迪克苏阿(Dick Swaab)教授的研究显示,男变女的脑细胞和其他女人一样大小,女变男的脑细胞也和男人同等大小。

“1983年以前,大马的变性手术是属於合法的,跨性人实行了变性手术后可以在他们的身份证上更改性別。不幸的是,1983年政府下了通令,所有变装、注射荷尔蒙、变性手术对於穆斯林来说是非法的。该通令直接影响了本地的非穆斯林跨性別者,他们从此无法在身份证上更改性別,直到现在。”郑博士说道。

长期受压力对学业失兴趣

我们可以把跨性別者面对的歧视和压迫减到最低,尝试去理解他们的处境和立场。

郑博士说:“跨性別者常常被標籤为性工作者,这种標籤应该被拿掉。大马跨性人绝大多数只完成了中学的教育,仅4巴仙拥有高等教育文凭。她们自小因为过於女性化的举止,在学校遭到同学们的欺压和嘲笑,被看作是另类或是‘Lelaki Lembut’。即使是一个聪明好学的学生,长期处在这种压力下,肯定对学业失去了兴趣,她们在学校的出现变成是一个笑柄,这击垮了脆弱的心灵。对一个学生来说,留下的阴影是无法磨灭的。”有者则误认为许多跨性別者选择从事性工作是因为她们性饥渴,然而事实上她们是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走投无路才踏上这条路。

许多跨性別者的家人无法接受孩子的“与眾不同”,在这些特殊孩子尚未拥有稳定的经济能力之前,便將她们赶出家门。如果是有所选择,几乎所有跨性別者都表示不会选择投身性工作。当然並非所有跨性別者都从事性工作,社会上杰出的跨性別者可不少呢!

跨性別者没有伤害性

“我也发现85巴仙的跨性別朋友是从美满的家庭里长大,剩余的来自破碎家庭。他们自小玩女孩的玩具,喜欢帮家人做家务,在青春时期变开始尝试作女性打扮。研究显示非常少数的跨性人在年幼时期被家人精神上支持他们身穿女性的衣服。所以很显然,传说`跨性人家人鼓励他们穿异性的服饰’是毫无根据的。”郑博士试著釐清大眾对跨性別者的误解。

我国人民对於跨性別群体的瞭解不多,所有常常会出现多种对於跨性別者的猜测,说了一堆促成跨性倾向的后天因素。可事实上跨性者心理和思想是浑然天成的,她们的倾向自出生以来就开始,並不是受到身边环境影响的。跨性別朋友们內心最深处的剖白是做回自己。社会人士要做的是跳出框框,跨性別者是没有伤害性的,他们和你我一样只是想要做回自己。

穆斯林跨性別者死后性別不变

郑博士说了一个让人值得深思的事情,她说:“在大马,一个男穆斯林去世后,会有其他的男信徒帮他们清洁遗体;女穆斯林的遗体则由女穆斯林清洗。但跨性人不被承认在任何性別当中,所以他们去世以后只能由其他的跨性朋友帮他们清洁、埋葬。一些跨性別者(男变女)在年迈时期开始穿回男性的服装,好在离世后可以被好好地安葬。他们始终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始终相信造世主的存在,却也始终確定她在心理上是一个女人,从出生到离世,始终不变。”

而常常让她们痛心的是,一些自以为是的路人在街上对他们指指点点,甚至当眾起一些不文雅的绰號取笑他们。被宗教警察取缔对他们而言是常常发生的,有者甚至还趁机性骚扰,向他们索贿。

跨性人不是罪不应被取缔

身为大马子民,我们能够做的並不少,最基本的是给予跨性者和他人同样的人权,他/她们和我们一样都有著肉流著血。倘若一个人有著学问,有著孜孜不倦的学习態度,和一颗善良的心,无论是甚么性別甚么身份,他们始终是好人,对身边的人並没有构成伤害。

郑博士认为:“更重要的是给予跨性人较为合理和自由的法规。穿女装,姿势和女人一模一样,她们就是女人,那並不是一个罪,不应该被取缔!”

做回自己不过份

郑博士最后补充说:“社会和政府应当去接受她们,男变女,或女变男,每一个人都只是要做回自己,这样的自由要求一点都不过份。政府应当作出改变,除去对跨性別者的歧视和错误观念,允许跨性別者进行变性手术和更改身份证上的性別,那是一种对当事人非常重要的肯定。更重要的是废除`Decent Crossdressing’的法令,好让无辜的跨性別者不会无端端地走在街上被警方取缔。另外,跨性別者多属於低收入群,卫生部也应该给予正確的保健知识让她们得以和所有人一样享有健康福利。”

玛丽洋助伊朗跨性人变性受承认

在伊朗,政府批准跨性別者进行变性手术,並且可以接受手术后更改身份证上的性別。这事件上功不可没的是玛丽洋(Maryam Hatoon Molkara),一个伊朗籍男变女跨性人。她在1979年伊朗革命后,和其他的伊朗跨性人一样,受到多方面的歧视和侮辱。她被迫穿上男装,被迫服食男性荷尔蒙药物,甚至被送进精神病院。

1983年,她千方百计去见伊朗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柯梅尼,但是被柯梅尼的保鏢打得头破血流。来到柯梅尼的面前时,她满身鲜血,最终柯梅尼批准伊朗的变性手术医生Fereydoon为她做变性手术。从此之后,伊朗的其他跨性別者得以合法地进行变性手术,並且可以和男人註册结婚。

同性恋者要合法在一起另一方须变性

同性恋和跨性別者常常被人们混淆。举个例子,伊朗实施的措施仍然出现矛盾,美裔伊朗导演塔纳伊沙坚(Tanaz Eshaghian)拍摄的《Be Like Others》道出了他们的矛盾。

同性恋在伊朗是不被允许的,若是被发现的话,罪行是死刑。同性恋情侣若是想要合法的在一起,必须忍痛让一方去变性,即使他们百般不愿意。当然这些群体和大马跨性人的情况不同,前者在跨性人和同性恋者之间出现了不解;后者仍不肯承认跨性人的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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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完整整踏出百年岁月‧喜见培一校庆获大礼!(文章转载)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看看长堤彼岸跟新加坡开埠期间关系密切的马六甲民间办校,维护母语教育的热忱,可以想象当年新加坡民间办校的一段峥嵘岁月。

《马·星洲日报》2013年7月8日

星洲日报情义古城嘉年华成功筹获33万令吉,作为培一小学101岁生日大礼物!

董事长杨秀崇在开幕仪式上致词时表示,今天適逢星洲日报一年一度的古城嘉年华,且是培一需进行筹款以兴建活动中心,加上个人及团体热心爱护,以行动配合今早的义卖,证明教育的团体力道足以摧枯拉朽。

“培一建立新校舍之后,著实有贫溃不足之处,教育是大眾的,活动中心的建设也是大家的喜乐。”

他说,今天培一完完整整地踏出100年的岁月,百年前先贤苦心筹划,以献地作为第一步,为办校而运思经营,创立培风两等小学,才使莘莘学子得以受教育知书达理而能分辨是非黑白,处事公正真诚,不至於沦为地痞文盲。

“先贤的功德无量,后人秉承恩惠,不单是歌功颂德以为报,树茂恩根是美事,我们传扬善举,以达真善美的美景。”

曾年樑:华小是华教基石,华校发展步伐不能停

联合工委会主席曾年樑表示,华小是华文教育的基石,也是独中学生的主要来源,我国华教的生存与发展,不论华小和独中,皆扮演同等重要的角色。

他说,华小为国家社会栽培人才,政府应当为其建设负起责任,但基於政治现实,尤其是校地由董事会拥有的国民型华文小学,政府只负责教师薪资及部份运作开支,学校其他的大部份经费,仍需要家协及校友会想方设法及筹措。

“华小面对不公平对待,固然需要据理力爭,但为了让学生有更良好的学习环境,学校的发展步伐却不能停下。

由於华小人力、物力和资源有限,欲寻求筹款建设並非易事,希望大家在爭取华小应有权益,维护华教发展之同时,不要忽略也给予华小必要的援助与扶持。”

盼后年建三层楼教室

曾年樑表示,培一小学希望在2015年兴建一栋三层楼教室,以应付歷年陆续增加的学生,更希望能拥有完善设备,以培育高素质学生,成为我国未来的主人翁。

他说,这次筹款活动获得各界热烈响应,突破目標筹获33万令吉,令校方深深感谢,包括星洲日报及其他赞助商,协助该校筹募雨盖学生活动中心基金。

林尔成:义卖会达致目標,华社爱华教精神不减

星洲日报甲州区经理林尔成表示,由星洲主办的嘉年华会2007年配合国庆50週年开始,转眼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进入全国各城镇举行。

他说,虽然嘉年华会动员报馆各职员、学校各机构单位及商家的参与,但令人欣慰的是这股热爱华教,为华教奉献牺牲的精神,使活动热力不退。

“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千秋大业,我们需延续先贤脚步,將这股精神发扬光大。”

此外,这笔33万令吉基金在学生、家长、赞助商及公眾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举办义卖会达致的目標,令培一小学上下感到喜悦。款项將用来建设一座雨盖活动中心,进一步完善化培一学校设施,古城嘉年华今早8时在培一小学位於古鲁蒙大旺花园的新校园举行,由星洲日报与培一董事部、家教协会及校友会联办、全国赞助商是万能及万能爱心、Tiger Beer,区域主要赞助商有MLG及Nescafe。

各界鼎力支持参与培一义卖会热爆

星洲日报与培风第一华文小学主办的情义古城嘉年华热闹引爆,除了公司及社团参与今日的义卖会,更有很多校友及家长为了华教义不容辞参与义卖,为学校发展不遗余力。

黄瑞满:黄氏宗祠首次参与

黄氏宗祠今次第一年参与星洲日报嘉年华会,主席黄瑞满表示,这是黄氏宗祠所参与的第一场义卖会,希望这样的慈善事业能够延续下去。

他说,以往是隨著潮州会馆或惠州会馆参与义卖,但今年就选择让黄氏宗祠参与,希望第一次能够筹得2千令吉的佳绩。

王莲玉:义卖砂拉越黄梨饭

一群好友为了华教事业也参与义卖,王莲玉表示,每一次都会参与义卖,不过今年选择砂拉越黄梨饭义卖。

她说,曾经去过砂拉越吃了黄梨饭,回来后就翻阅烹飪书,这次就义卖砂拉越黄梨饭。

林瑞娟:义卖传统潮州美食

潮州会馆妇女组主席林瑞娟表示,该会馆每年都会以传统潮州美食做义卖,今年除了有潮州饭桃粿,还有潮州沙爹朱律。

她说,由商家报销的沙爹朱律约400串,不过其他义卖的美食,包括龟苓膏、糖水、茶叶蛋等等,都是妇女组的会员自己下厨。该档的茶叶蛋非常抢手,义卖会进行不到一个小时內就售光。

何玉芬:7姐妹是校友全出动

一家7姐妹都是校友的何家,也组成“何家人菜单”响应义卖活动。何玉芬表示,这是他们全家第一次参与义卖活动,主要的是因为全家7姐妹都曾经是培一的校友。

今次,除了所有姐妹出动,孩子们也一起出动,在现场包寿司,希望大家能够享用新鲜的包寿司。

黄玉美:香积组合响应每一场义卖

香积组合是义卖会的常客,黄玉美表示,他们一组大约9人,都是因为在慈济相识,一些是烹飪课的老师、一些是隨班志工,不过最主要的是大家喜欢烹飪,所以每一场义卖都一定出动。

王淑贞:每年参与义卖友持华教

休閒小站的王淑贞表示,他们每年都会参与培风的义卖,踊跃响应华教活动。

她说,本身是嫁到马来西亚的台湾人,不过对於本地的华教事业,一样的支持。尤其是启蒙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更要全力支持。

苏亚財:第二次参与义卖活动

炒栗子的苏亚財代表晋江会馆参与义卖,这是他们家第二次参与义卖活动,第一次则是为了四川大地震筹款时义卖。

他说,参与培一的义卖是因为以往摊子在培一附近,很多老顾客都曾经是培一的校友,所以今次响应培一义卖,也希望能够让家长带著孩子,寻找以前的味道。

林可欣:孩子明年已报读来支持

林可欣和丈夫及孩子一起到义卖会凑热闹,她说,因为就住在附近,孩子明年已经报读培一的一年级,所以今次也来参与学校的活动。

詹媚缨:全家出席响应活动

詹媚缨表示,丈夫是培一老师,所以今次带著全家出席,响应学校的活动,也会在学校的义卖活动买早餐和午餐。

杨集坤:盼协助母校筹款

杨集坤本身是1972年的培一校友,今次校庆活动回母校看看,並感恩母校的培育之恩。

他说,除了回校看看,也希望能够协助母校筹款,建一座有盖的篮球场。

吴冠金:买10本固本响应活动

吴冠金的3年级的儿子和2年级的女儿都在培一就读,所以买了10本固本,响应儿女的校庆活动。

俞鸿锦:带孙子去学校熟悉环境

俞鸿锦和太太带著5岁的孙子到学校熟悉环境,因为住在附近,等孙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就会到该校读书。

他也说,这是华小的活动,所以过来支持。

郭诗盈:不是校友也来支持

郭诗盈表示,本身不是校友,孩子也不在培一读书,不过就因为是华小的活动,所以过来凑热闹及支持。

陈爱婷:义卖买了好多东西

陈爱婷的女儿就读文化小学,不过因为报名参加今次的绘画比赛,所以也带著孩子们一起出席义卖会。

她还说,在今次的义卖买了好多东西,甚至必须將手上的东西先行放进车內,再回到学校继续逛义卖会。

周莉莉:让孩子见识义卖会

周莉莉为了让孩子见识义卖会,所以就带著孩子出席嘉年华会,不过也因为是华校活动,所以给予支持。

苏海米:唸华小盼儿子学习中文

苏海米表示,幼儿阿玛鲁是培一三年级的学生,所以今次也带著孩子出席义卖会。

他说,因为自己有华裔血统,所以让幼儿到华小唸书,希望儿子能够学习多一个语言,具备更强的竞爭力。

陈贵花:单独出席纯粹支持华校

陈贵花一个人出席义卖会,纯粹是为了响应华校活动。

她说,在义卖会上逛了大约一个小时,满载而归,场面非常热闹,所以希望下一次也有机会参与,为华校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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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归还到底有多重要?(文章转载)

《马·星洲日报》 2013-05-25

如果德国柏林的新博物馆(Neues Museum)把镇馆之宝――埃及王后奈费尔提蒂胸像(Queen Nefertiti)归还给埃及,大英博物馆也將“帕特农神庙大理石浮雕”还给希腊等等,开辟流失文物回家之路,博物馆领域会掀起新篇章吗?

追討海外流失文物引发许多纷爭

事实证明,文物归还(Repatriation)执行起来並不容易。

很多拥有丰富歷史文化的国家都面对文物流失的问题,埃及、中国都不断追討海外流失的文物,也因此引起了许多纷爭。埃及与法国爭吵了三十多年,埃及甚至在2009年宣佈,终止与法国罗浮宫博物馆的合作关係,直到该博物馆归还4件原本位於埃及南方卢克索著名帝王谷內,古埃及法老陵墓中用作装饰的壁画。这4件文物是被盗运出埃及。

埃及要求至少10家博物馆归还文物,其中包括德国柏林博物馆所藏埃及王后奈费尔提帝头像、大英博物馆所藏解开埃及象形文字之谜的罗塞塔石碑等珍贵文物。

希腊也向大英博物馆追討国宝级文物——“帕特农神庙大理石浮雕”。为了追討文物,希腊还提出了“不还文物,不给圣火”的口號。

不过,成功归还文物例子也很多。

今年5月初,柬埔寨总理洪森代表柬政府和人民对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归还柬两件石雕文物表示衷心感谢。美国纽约市的大都会博物馆决定將10世纪的两件石雕文物归还柬埔寨。

这两件石雕文物是戈开古寺的“跪姿侍者”雕像,在上世纪70年代战乱期间丟失。

澳洲国家博物馆长期致力於將原住民文物归还部落。数年前,由澳洲政府向英国利物浦世界博物馆要求归还澳洲原住民的遗骸,这些遗骸是专门收集原住民遗骸的英国学者威廉布罗德博士於1902年从澳洲带回的。英国首先归还一个原住民头骨,这个头骨对澳洲拿林杰里族(Ngarrindjeri)人具有神圣的宗教意义。归还过程中,澳洲原住民也举行迎灵仪式。

两年前,日本向韩国归还日本殖民时代据为己有的一千多册朝鲜古籍中的5册,其中包括《朝鲜王室仪轨》3册和朝鲜歷代君主所写的诗文集《正庙御制》2册。《朝鲜王室仪轨》是以绘画和文章记录朝鲜王朝时期祭礼及其他主要活动的书籍总称,详细介绍了皇族、贵族的结婚仪式和国葬等情况,也是珍贵的歷史文物。这些古籍在日本对朝鲜半岛进行殖民统治时被日方据为己有。

本地博物馆研究主管巫健成毕业於英国牛津大学物质人类学和博物馆民族学,他对亚洲物质文化、原住民艺术、宗教艺术和博物馆非常有兴趣。【新教育】请他为我们解答甚么是“文物归还”。

01 “文物归还”是怎么发生的?

在博物馆学中,“归还”(repatriation)一字指的是將歷史文物归还给所属国家或拥有者。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花上数年甚至数十年才成功进行。文物归还在学术领域已经提高到文物之专利,很多博士论文和著作都写过这项课题。

有些国家很重视文物归还,並且制定法律或指南促进进程。联合国实行《1970年关於文化资產非法进出口和所有权转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Means of Prohibiting and Preventing the Illicit Import,Export and Transfer of Ownership of Cultural Property)和《1995年关於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Convention on Stolen or Illegally Exported Cultural Objects)。美国有《美国原住民墓藏保护与归还法》(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而加拿大將原住民与博物馆关係的议题带到全国性的高度,被誉为“转动歷史的新页”(Turning the Page:Forging New Partnerships between Museums and First Peoples)。报告指出过去博物馆与原住民之间不平等的关係,並提出具体指导方针,促进博物馆与原住民共同合作的对等关係,共同管理遗產等概念,確保文物回归到合法拥有者。

在兵荒马乱的战乱时代,侵略国的兵士把掠夺回来的物品统统载回国,並展示这些战利品。航海员带走他国的文化物品以证明他们曾到过该处。考古学家、人类学者和科学家在进行研究的地点移走研究物,带回大学作研究。政治人物有制度地从一个地方移走物品,以削弱竞爭者在该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力。

小偷偷走某人的重要物品、盗墓贼起墓偷走贵重的陪葬品,並卖给走私者或私人收藏家。

不管是否在无人知道或自私情况下发生,这种种从物品所属者移走物品的方式,在爱护物品的主人眼中都被视为错误的行为。主人要求或希望索回这些失去的文物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他们首先爭取索回被偷窃或抢夺的东西,文物归还就是这样开始的。

目前为止,文物归还多是只发生於歷史古物,不过任何具有重要社会文化价值的现代物若有强而有力的归还理由,归还的可能性是成立的。

02 大多数博物馆展览品都是在战乱时期,侵略国从弱国夺取的,这些展览品的所属权应属哪一国?

针对这个问题,答案有3种可能性。

首先,物品拥有者称他持相关物品的拥有权。他已付款买下该物品,直到他决定將之丟弃、售卖及自愿捐赠。

除此之外,还有人正在使用相关物品,通常包括有私人收藏家、博物馆、画廊或组织在巧合、意外或有意的获得有关物品。在这种情况,尤其是没有歷史或背景的记录下,他们通常会说他们已付钱购买,並花钱收藏和保管该物品,理应属於他们的。

以上两种是我们常听到的归还文物爭议案例。无论如何,在1980年代,西方国家已展开一种新的解决方法:爭执拥有权的双方都可合法享有文物的共同拥有权。双方可基於各方利益上共同保管有关文物。这种解决方案令各方都感到安心,並且改变了博物馆学的研究及实践方向。不过,这类个案在亚洲尚属罕见,但相信在人权意识和专业水平有所提高之下,將有更多文物联合拥有权的出现。

03 要是文物回到原来的地方会產生甚么影响?文物归还对博物馆和民眾有多重要?

文物归还带来的影响力可能会是很大的,若是正確地执行,將促进社会和谐。归还文物的博物馆將被视为有道德和操守的机构,因为关心社会的福利。这也证明这些博物馆对社会的无私,考量到人们更需要这些文物,因此不会骑劫这些文物。

至於勇於爭取索回文物的普通人,通过法律途径爭取拥有权,將成为具有实据的社会认可的合法拥有人。

这类重要性的成功將可证明他们的自主权。重新拥有有关文物,他们可重新发掘和强化本身的文化身份。

04 持有不属於他们文物的博物馆爭辩说,他们在推广研究方面做得很好,並且吸引了很多访客。也有人反对说,应该让这些文物回归原属地,在原属国家的博物馆展出本身的文化遗產更有意义。哪一方的议论比较合理?

这確实是个爭议性课题,两方都各有道理。不管一家博物馆是否应该贮藏文物,或者归还给索回者或共同拥有,每个决定都一定要在考量各方的利益谨慎处理,並且需要进行调解。最后,温和的解决方案將视乎竞爭者的理由、同情、理解、无私和慷慨。

05 文物归还在大马的情况如何?我国的博物馆是否曾向其他国家索回文物?

美国和欧洲大型的博物馆在数个世纪以前就开始积极收藏了匯集世界文化的物品。象徵我国独特文化的文物確实收藏在外国博物馆中,如佔领我国的英国和日本,在殖民时期就收集了许多大马出土的文化物品,並带回国展示和研究。新加坡拥有最多东南亚文物馆藏,包括大马艺术家的作品。

令人惊讶的是,数个外国博物馆比我国博物馆拥有更多及完整的大马文物。

这个无奈反映了我国不重视文化及国家的特性。大部份大马人仍为生计挣扎,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投注在文化遗產的收集。在本地,並没有强大的声浪欲索回流失的文物。据我们所知,在大马史上,並没有发生过任何大规模的文物归还给大马。

06 有人说文物归还只不过归还次等级的物品。这是否意味著博物馆的归还精神还不足够?

並非所有文物索回行动都成功。有的博物馆完全同意归还要求,也有的毫无保留地拒绝要求者,並只归还特定物品。

文物归还在21世纪仍处於初期。

我们看过几个发达国家已经制定法律和政策使文物归还成行。

不过,有许多文物索取的要求是视乎激烈的诉讼。有的博物馆解放文物是因为法庭发出的諭令。因此,今天的文物归还在更大的程度上仍然是被迫的责任。

有小部份的博物馆在听取索取者的正当理由后愿意归还文物。

至於为何博物馆只愿归还次等级文物,我们必须瞭解个中的原因。可能他们认为索取者没有能力妥善地收藏和保护这些一等级的文物。又有可能他们欲收藏最佳的物品,以维持他们可以协商的中间立场,確保没有人会因此有所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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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were in Singapore but our hearts were in Malaya – Dominic Puthucheary (文章转载)

这篇文章刊登在马来西亚报章 New Straits Times, April 3rd, 2013.

Dominic Puthucheary 是新加坡前左翼工会领袖,在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中被捕,过后在马来西亚成为执业律师。2011年,他的儿子 Janil Puthucheary 在人民行动党旗帜下成为当选议员,进入新加坡国会。

Dominic Puthucheary在受访时说,他跟人民行动党在新马合并、反殖民主义、内部安全法令等分歧已经不复存在,那一段过去的历史纯粹是追逐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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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HING PERSONAL: Despite detentions and banishment, Datuk Dominic Puthucheary tells Santha Oorjitham that it was all about ideology

“I AM now relooking at Malaysian history outside the Cold War and colonial perspective, particularly the Emergency,” says Datuk Dominic Puthucheary at the end of an interview at his law firm.

His older brother, the late James Puthucheary, “made a breakthrough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alayan political economy with Ownership and Control of the Malayan Economy and I am looking at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He has been doing this for the past two decades. And at many of the country’s turning points, this former trade unionist, member of parliament and political detainee, has been in the thick of the action.

Born south of Cochin in Kerala, India on May 27, 1934, Dominic moved to Johor Baru when he was four months old.

In 1951, while Dominic was studying at the Johor English College, James was detained during a meeting of the nationalist Malayan Democratic Union. Dominic’s classmate S.T. Bani later told former Singapore premier Lee Kuan Yew, who had started his career as a lawyer, about Dominic.

“They both came to Johor Baru and took me for satay and mee rebus at the stall owned by Wahab, James’ contemporary at the English College.”

Lee was looking for cadres and “was very impressive and charismatic. I decided I had to join him. At that time, merger with Malaysia was uppermost in our minds as part of the nation-building process”.

Bani and Dominic became active in the unions. By the mid-1950s, Puthucheary was studying at the Singapore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 At a protest meeting, he made an anti-colonial speech in Malay and was expelled.

He had a brief stint as an investigator with Singapore’s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And in 1954, he was part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a fascinating moment of history, of nation-building. Lee built a party that was not racially based and with very strong intellectual content”.

After the detention of Legislative Assembly member for Bukit Timah Lim Chin Siong and other trade union leaders in October 1956, Puthucheary revamped the Singapore Trades Union Congress into the Trades Union Congress — where he was labelled one of the Ten Tall Men on the secretariat. He later became assistant general-secretary of Singapore’s General Employees Union and by 1961, was leader of the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Trade Unions (Satu).

He organised mass rallies — for example, for visiting Algerian nationalist leader Ferhat Abbas.
“Those were very exhilarating days,” he recalls.

“I felt part of the large drama of the anti-colonial struggle. Colonialism distorted our lives, self-worth, dignity and potential. We didn’t have to mimic the West. We could stand on our own and be part of the larger Southeast Asia.”

But, he stresses, “I saw it in terms of the entire peninsula and Singapore. We were in Singapore but our heartbeat was in Malaya”.

Before Singapore’s 1959 general election (when PAP came into power), Lee was looking for candidates and asked Dominic to stand: “I was a Federal citizen. He said I could change my citizenship but I said no, because I wanted to go back.”

In July 1961, Dominic was one of the Big Six trade union leaders who left with 13 PAP MPs to form Barisan Sosialis where he was founder vice-president — after losing the vote on the issue of full internal self-government and abolition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Council before merger with Malaysia. The breakaway group included 35 of the 51 PAP branches and 19 of its 23 organising secretaries.

Datuk Dominic Puthucheary (foreground) at a PAP rally in Singapore in 1962. He says he felt part of the large drama of the anti-colonial struggle,’ he says. The New Straits Times, April 3rd, 2013

Datuk Dominic Puthucheary (foreground) at a PAP rally in Singapore in 1962. He says he felt part of the large drama of the anti-colonial struggle,’ he says. The New Straits Times, April 3rd, 2013

Lee cracked down on them during Operation Coldstore in February 1963, arresting 115 alleged communists and supporters. Both Dominic and James were among them.

Dominic was detained at the Outram Road prison for a few days, then moved to the central Jalan Bandar prison in Kuala Lumpur and on to prisons in Cheras, Brickfields and Sungai Besi, and finally the detention camp in Muar.

“I may be the only lawyer who has been detained in all the prisons in Kuala Lumpur!” he quips.

Despite Coldstore, in the 1963 state elections, Barisan Sosialis won 13 out of 51 seats, becoming the second largest, as well as the leading, opposition party. Dominic was released after 10 months, had to sign a pledge to quit politics and was banished from Singapore.

He headed to Queen’s University in Belfast where he studied law until 1969, moving back to Kuala Lumpur in 1970 to begin practising with Skrine and Co. He married Datin Dr Savithri Puthucheary in 1971 and they have two sons, three grandsons and a granddaughter.

Meanwhile, after Singapore separated from Malaysia in 1965, Barisan Sosialis members began to resign. By 1968, there were no opposition MPs in Singapore.

For almost 15 years, Dominic focused on the law. But then, he was bitten by the political bug again.

He began giving legal advice to the fledgling Parti Bersatu Sabah in 1985 and helped them get registered in March that year.

And the following year, he joined Gerakan and became its vice-president.

“I thought I could initiate a new non-racial, non-communal political movement within the Barisan Nasional, which was all powerful,” he says.

“I wanted to use that niche to expand the space and give people the choice of racial and non-racial politics.”

He spent months drafting a constitution for a “Pan-Malaysia Congress of Unity” which would offer party membership, direct individual membership and affiliated membership for other organisations. Among its aims was “to strive for national unity based on Malaysian nationalism, which is based on the belief and commitment that all Malaysians should identify with Malaysia and be willing to treat each other as equals and to contribute positively to nation-building,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of Malaysia”.

In 1990, Dominic was elected Nibong Tebal MP — and his banishment from Singapore was lifted. He started a self-respect movement, “Than Maana Iyakam”, for the Indian community there and held political “school” for them on Sundays to educate them on political issues and empower them.

He also conducted studies on social issues among the Indian working class. For example, he concluded that housing on the estates made them more dependent.

“I advocated low-cost housing outside the estates so they would have independence of choice of sending their children to Tamil schools or other schools.”

Dominic raised this with MIC, the Penang government and deputy chief minister Datuk Seri Ibrahim Saad, asking for state land and got it. “There were four enclaves of displaced Indians who were itinerant labour and had no coherent community. I wanted to resettle them with a critical mass so there would be shops, restaurants, businesses and schools.”

There were about 15 Tamil schools in the constituency, some with only 10 to 15 pupils. He planned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schools. But, he said, Gerakan president Tun Dr Lim Keng Yaik asked him, over lunch in 1993, to move to Selayang in the 1994 polls.

Disillusioned, Dominic left Gerakan just before the elections and focused on his law practice. His memories of Singapore’s early days were revived when he was interviewed for Men in White: The Untold Story of Singapore’s Ruling Political Party.

And at the launch of the book in 2009, he met Kuan Yew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he was banished in 1963.
“I hoped for more time but it was a very short exchange of pleasantries,” he says.

“I was asked about my ‘reconciliation’ with him at the launch. I was jailed but that’s the price I had to pay for what I believed. I did not consider it a personal issue.”

Datuk Dominic Puthucheary believes colonialism ‘distorted our lives, self-worth, dignity and potential... We could stand on our own and be part of the larger Southeast Asia’. The New Straits Times, April 3rd, 2013

Datuk Dominic Puthucheary believes colonialism ‘distorted our lives, self-worth, dignity and potential… We could stand on our own and be part of the larger Southeast Asia’. The New Straits Times, April 3rd, 2013

In 2011, Dominic’s son Janil stood as a PAP candidate in Singapore’s general election and won. He had his father’s blessing: “The differences we had with the PAP no longer existed — on merger, anti-colonialism, the Internal Security Council.”

Dominic has accepted that there are new realities. And, he sums up, “To live in the past would be absu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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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Lacroix in SG

Top post on MSN today

 

http://lifestyle.sg.msn.com/fashion/photos.aspx?cp-documentid=3258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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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点

谢丽平

 

 

    新加坡,这个小岛国虽然在地图上只是一个小红点,但她充满了传奇的故事,也创下了不少奇迹和世界第一的好成绩。最近,《联合晚报》连载了50期的小单元《小红点知多点》。这个小小资讯对我来说犹如发现新大陆。在这便和大家分享几则。

 

    你知道吗,新加坡在198112311130分时,把时间调快了半个小时。

 

    原来,西马和新加坡在这之前都处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GMT+7.30的时区。后来在1981年马来西亚宣布东马和西马将统一时区,西马跟着东马成为GMT+8.00的时区。由于两国的密切关系,也为了不打乱两国之间的商业和交通,新加坡因此把时间调快了半个小时。

 

    时常听老一辈把中央医院称为“四排坡”,却不明白这家本地最老的医院是为何有这个俗称。1821年,新加坡河畔设立了首家医院,三迁之后,于1882年搬到“四排坡”。这个地方从前有四排印度士兵的军营(Sepoy Line),而且又在山坡上,因此先辈们都称这个地方为“四排坡”。

 

     有一回下课后,和“安哥”木森及美源步行到多美歌地铁站时,美源忽然说道:“这里以前是洗衣服的地方”。 “安哥”木森在一旁点点头,我却一脸的问号… …

 

    多美歌源自淡米尔语。新加坡开埠不久,英国人就引进大批印度囚犯进行公共工程和建设等。当时位于多美歌的监狱就是由印度囚犯建造,用来囚禁印度囚犯。这监狱的管理方式非常特别,部分行为良好的囚犯提早获释后经过训练,就能成为管理监狱的狱卒。后来,那一带也成了印度移民的聚居地,他们经常在史丹福河边洗衣服,在淡米尔话里就是“Dhoby Ghuat”。

 

 (资料取自《联合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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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国人参加博物馆活动

20081103日《联合早报》;早报记者陈能端

       

         5年前成为义工导览员的龙矜频(40岁)经验丰富,她服务过的场馆包括国家博物馆、美术馆、亚洲文明博物馆和开幕不久的土生华人博物馆。对她而言,最感欣慰的是,本地博物馆已渐渐摆脱枯燥乏味的刻板形象,成为许多家庭出游的好去处、新移民认识新加坡的重要场所,还有情侣拍拖的浪漫地点。

  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与龙矜频的观察相吻合。

  和前年相比,去年到访文物局属下6家博物馆的人数增加了近40%,创下186万人次的新纪录。其中,约四分之一的游人是旅客,其余参观者是新加坡人。今年开幕的8Q美术馆和土生华人博物馆加入文物局大家庭后,该局管辖的博物馆已增加至8间。

  文物局在公共场所举办的外展活动也获得热烈回响,参观者突破400万大关,比前年的290万人上升了48.7%。其中,名为Heritage On the Move的系列巡回展最有人气,吸引了191万名参观者。2004年发起的文化遗产节Singapore Heritage Fest)去年也表现不俗,参与活动的公众多达143万人。

  除此之外,2007年到访博物馆圆桌会属下博物馆的人数也多了,从前年的426万人,上升至520万人。目前,博物馆圆桌会46家会员博物馆。

  龙矜频受访时说,博物馆随着时代变迁,增添了多元性,也加入多媒体元素,因此不同年龄层的参观者,都能以自己习惯的认知方式,欣赏古早文物。

  龙矜频说:我们在馆里走动时,常看到小孩子停留在展览区,舍不得离开,父母再三催促才跟着出去。参观团的年长者来到博物馆后,也会告诉我们,一次没法看完所有的文物,他们以后会多来几次。

  文物局今年三月对17家博物馆进行的抽样调查发现,25岁至40岁的参观者在访客人数中占大多数,达30%。13岁至17岁的学生,以及55岁至64岁的乐龄人士则分别占24%和12%。

  值得一提的是,文物局今年五月推出乐龄人士周一免费游馆的计划后,在星期一前往博物馆的年长者也增加了五至七倍。

    文物局回答本报询问时指出,博物馆去年的好成绩,应该归功于更全面的宣传攻势和能够吸引人潮的大型特别展览及巡回展。文物局举例指出,参观佛学之光罗浮宫古希腊珍藏巨画这三大强档特展的公众,高达315000人。

 

明年三大特展:康熙莫卧儿木乃伊

  

   文物局将再接再厉,明年计划推出清朝康熙皇帝、莫卧儿(Mughal)王朝和埃及木乃伊的相关特展。

  谈到目前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龙矜频乐观地表示,她相信这场危机不会影响博物馆未来的访客人数。她说:参观博物馆是一种精神熏陶,每个人到了人生的某一个阶段,都需要有这样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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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华文义工招募反应热烈 (2008-06-08)

(华文义工林美丽正在为出席简介会的朋友们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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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it Times: The new active senior citizen (2008-06-04)

JUNE CHEONG reports

 

Mr Say Lee Tou (right) is 82 but he is adept in the ways of the modern, wired world and regularly surfs the Net.

The retiree, who was formerly an exporter of mechanical tools, also volunteers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and has been conducting Mandarin tours since 2004.

He said in Mandarin: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Asian history so I signed up to help out at the museum.’

‘The volunteers’ wealth of experience make tours more entertaining and insightful and we can tap on their wisdom and knowledge,’ said Mr Walter Lim, 37, director of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and industry promotion at the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NHB).

NHB hopes to attract more senior citizens by offering free entry to all museums on Mondays and installing wheelchair access and extra benches.

Last year, 1.7million people visited the six museums run by NHB, including National Museum and 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 (ACM), of which less than 10 per cent were above 55 years old.

Mr Say is among a small – but growing – group of senior citizens who refuse to take their retirement easy.

Former pharmacist Tan Shook Fong, 67, who volunteers as a tour guide at ACM and National Museum, said: ‘With work, we were earning our keep. With volunteerism, we’re keeping our interests alive.’

Doctors applaud this positive attitude of active seeking and constant learning in the elderly.

Dr Kaysar Mamun, head and consultant of the department of geriatric medicine at 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 said: ‘The brain is something you either use or risk losing. It’s very important to stay active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Volunteer work is good because you choose to do something you like, it’s meaningful and stress-free.’

Besides NHB, other organisations which welcome senior citizen volunteers are mostly volunteer welfare organisations like the Asian Women’s Welfare Association (AWWA), which has 57 senior citizen volunteers.

Ms Kan See Mun, director of elderly services at AWWA, said that the volunteers are involved in activities like cooking, serving meals, cleaning and story-telling.

But volunteerism is not for everyone.

Associate Professor Chin Jing Jih, senior consultant at the department of geriatric medicine at Tan Tock Seng Hospital, emphasised that senior citizens should keep to activities ‘that make them happy and are appropriate for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status’.

Dr Mamun added that keeping up a social life, either through volunteer work or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like mahjong, is important for staving off depression as senior citizens often ‘lose their coping mechanisms when their spouses or friends pass away’.

Retiree Dincy Lim, 74, who is a regular volunteer for two hospital-based support groups, said: ‘I was a housewife and raised two children. Now, it’s just my husband and I.

‘I’ve learnt things from volunteer work that I can’t get from books. I’m very blessed.’

 

junec@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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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就乐龄者每周一免费参观一事访问NMS华文义工(2008-06-02)

公共博物馆每周一 免费让乐龄者参观

谢燕燕

 

 

160名来自高文和三巴旺区的年长者,昨天到亚洲文明博物馆,在导览员讲解下,观赏各种既陌生、又亲切的文物。绝大部分在场的阿公阿嬷,还是生平第一次走进本地博物馆。

 

为吸引年长者走入博物馆,国家文物局属下的公共博物馆,每星期一让60岁以上者免费参观。

 

不过,昨天参观亚洲文明博物馆的一些年长者表示,虽有兴趣利用星期一的免费优待,却有各种障碍,比如星期一通常没空,必须照顾孙子。

 

陈红花(73岁)昨天生平第一次走进博物馆。在导游协会副会长林荣华讲解下,她和乐龄朋友们围在清朝皇帝的龙袍前欣赏龙袍上的精美花纹。

 

这些年长者像一群兴奋的学生聆听老师的讲解,也不断对各种不曾接触的历史文物发出赞叹。

 

在另一个展区,陈红花看到早年乡村居民使用的秤砣,熨斗等时说:我们以前养猪时也用过这种秤砣,家里也用过这样的熨斗,可惜都丢掉了。

 

陈红花和团里许多阿公阿嬷被询及是否会利用星期一免费参观博物馆时表示虽有兴趣,却有种种障碍。

 

住在后港的陈红花说:我很少出门,不懂路。

 

希望有华文说明

 

       60多岁的许莲提出另一问题:要有华文说明才看得懂。

 

讲得一口流利英语的退休者李植林(62岁)认为,整个展览很有教育意义,也赞同博物馆吸引退休者参观的做法,但星期一对他不合适,我得帮忙照顾孙子,只有星期天孩子不上班,我才有时间出来走走。

 

退休前从事餐饮业的张耀才(67岁)和妻子周惠珍(66岁)是少数主动上博物馆的年长者。他们曾参观佛学之光展览,昨天又到亚洲文明博物馆参观神话与现代的越南展

 

这对夫妇表示,每次从报章上知道有新展览,便会抽空参观。周惠珍说:要经常走走看看,学些新知识,才能防止脑筋痴呆。对他们来说,有中文说明很重要,否则懵懵懂懂。

 

在国家博物馆当了一年义务导览员的黄坤浩(66岁)观察到很多退休者平时确实要帮忙带孙子,如果能在周末让他们免费参观博物馆,相信能吸引更多人。

 

他也发现,没有导览员讲解,很多年长者无法明白展出内容。他接待过的团体,包括人民协会所办的乐龄团、由新移民组成的参观团及医院或疗养院组织的参观团。

 

黄坤浩总结出一套为年长者讲解的窍门,比如不能说福康宁,得说皇家山、不能说克罗斯街上段,得说海山街;另外不能太学术,必须加入娱乐性元素,比如带入人情味小故事等。

 

亚洲文明博物馆副处长孙德浪说,博物馆会尽可能加入华文说明,比如中国艺廊一些让公众翻阅的说明书加了华文说明。

 

不过他表示,由于受到空间限制,不可能在所有文字说明下面加各种语言翻译。但他指出,博物馆会在每个艺廊入口处置放各种语言简介,让参观者明白展览内容。

 

正招募更多导览员

 

  博物馆负责人接到年长者的回馈后,表示将探讨在星期一的乐龄开放日安排以华语讲解的导览团。他们正在招募更多义务导览员,包括和华文教师总会协商,以招募退休华文教师当义务导览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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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安你好:访问NMS年长华文义工(2008-06-02〕

       在新加坡文物局的安排之下,新传媒8频道的《早安你好》就公共博物馆每周一免费让乐龄人士参观一事,访问了国家博物馆的两位年长华文义工史立道和黄坤浩。

 

       在节目里,两位年长义工分享了他们参与义务工作的心得和体会,也同时呼吁更多的公众,包括退休人士,加入华文义工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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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aper: History? We Have Lived Through It (2008-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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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NMS要扩大义务华文导览员阵容(2008-06-01)

国家博物馆(NMS)要扩大义务华文导览员阵容

·林佩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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