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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泰新镇纪念谁?

文:黎上增                         照片:取自互联网

新加坡传统咖啡店有⼀种饮品的代号是“⾦文泰”。当咖啡店跑台(送茶⽔伙计)⽤闽南语拉长尾音地喊“金-文-泰--”时,我非常好奇端出来的竟然是柠檬茶。我问缘由,得到的答案是柠檬茶(lemon tea)和金文泰(Clementi) 的英语发音相近,而跑台们英语发音不灵光,以其献丑不如藏拙,所以选择以新加坡人熟知的金文泰取代。这是新加坡人的草根创意!

在新加坡,金文泰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以它来命名的地标除了金文泰路,金文泰新镇外,还有金文泰中学,金文泰小学,金文泰体育中心,警署,邮局,公园,民众俱乐部,综合诊所,游乐场,兵营,商业园区,小贩中心,购物中心,还包括金文泰新镇内十七条⼤大⼩小的道路,这比新加坡开埠名人莱佛士还要威风。金文泰究竟是何方神圣?据报道,连他的子孙后代也到新加坡来高调瞻仰以他先人名字命名的新镇。

新加坡英殖民地时期共有两位总督的名字与金文泰有关。

第一位是丝丝·金文泰·史密斯 Cecil Clementi Smith,他在1878年来新担任辅政司(Colonial Secretary),1887年升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在他任内,他以强硬的手段打击私会党著称,又在1889年设立女皇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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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IT OF SIR CECIL CLEMENTI SMITH C.G.M.G., 1887-1893 (Sourc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第二位就是丝丝·金文泰 Cecil Clementi,他也曾在1930到1934年间由香港调任海峡殖民地总督。他不但是丝丝·金文泰·史密斯的表侄,也因为名字与其表伯/叔相似而让人产生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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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RAIT PAINTING OF GOVERNOR SIR CECIL CLEMENTI K.C.M.G., 1930-1934 (Sourc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那么金文泰新镇纪念的是那一位金文泰总督?互联网页、出版资料以及官方的文宣几乎是一面倒的把这份殊荣给了丝丝·金文泰·史密斯,也就是说史密斯除了丝丝街、史密斯街外,还有一堆以金文泰命名的新镇、街道、商业中心、政府机关来纪念他。在众多的文章中,吴彦鸿在《新加坡街名由来》一书中的《闹双胞的总督-金文泰》篇章中指出“据一般的说法,金文泰路和丝丝街与史密斯街一样,都是纪念第一位金文泰总督。不过,也有人认为它应该是纪念第二位金文泰总督。”

本地文史工作者谢燕燕就在联合早报2016年11月6日新闻版中说到:“英殖民地政府在36年后又派来一位叫丝丝·金文泰的总督(任期从1929年至1934年)。这位姓“金文泰”的总督是“史密斯”的侄儿,金文泰镇和金文泰路相信就是纪念这一位金文泰总督。”

金文泰新镇在1975年开始发展,现有人口九万余人,属于一个中型成熟型组屋区,它因为金文泰路 Clementi Road 是这组屋区的主要公路而取名金文泰新镇。那金文泰路又是如何得名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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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Reformatory Main Gate 劳改所大门

金文泰路在1947年之前因为路上有一间劳改所因而叫 Reformatory Road劳改所路。路名的确不好听。根据 Singapore Free Press 在 1947年8月22日的报道,当时的 Rural Board 曾建议把 Reformatory Road 改名为Clifford Road 以纪念海峡殖民地前总督克里福特 (新加坡红灯码头Clifford Pier 就是纪念他的)。当时的报道对此事热忱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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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22 August 1947 page 5)

Among other items discussed was the renaming of Reformatory Road.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road be called Clifford Road. (Rural Board) Members said that this proposal ought to find favour as the name would perpetuate the memory of Sir Hugh Clifford, a former Governor of Singapore. 《Singapore Free Press, page 5, 22/8/1947. 》

但是,到了十月份,情况有了变化。Singapore Free Press 在10月17日的新闻稿中宣布了 Rural Board 的最终决定是 Clementi Road,行文中看不到之前的热忱,也没有详加注明纪念的是那一位金文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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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17 October 1947, Page 5)

Reformatory Road will be renamed Clementi Road. This decision was made by the Rural Board yesterday following Government’s move in changing the name of the Singapore Reformatory to that of Bukit Timah Home. 《Singapore Free Press, Page 5, 17/10/1947.》

Bukit Timah Home 指的就是当时的劳改所。

由于我找不到 Rural Board 当时的会议记录,新闻稿中也没有一个详细的注释,这金文泰路究竟是纪念那一个金文泰变成了一个大哉问了。既然没有文本作为研究基础,我只好在这里做一个逻辑推断。

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在赴新履职之前是香港总督,由于他工作效率高,处事手法果断,学术造诣非凡,是个中国通,外间对他的评价甚高。1929年,时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克里福特 Hugh Clifford 因病提早退休,金文泰临缺受命,转调新加坡,接替克里福特。

在新加坡期间,由于海峡殖民地权利过于集中,加上又身兼马来联邦最高专员,令金文泰深感工作繁重;时又逢世界经济大萧条,社会问题涌现,让他的工作压力百上加斤。这样拖了四年,在1934年初,金文泰被诊断罹患糖尿病,被劝提早退休,步他的前任的后尘。

1934年7月16日南洋商报有这样一则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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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商报 page 3, 1934年7月16日》

金文泰爵士患糖尿病!

医学专家力劝其勿返马来亚:本年十月将正式退任之海峡殖民地总督。及马来联邦监督金文泰爵士,最近曾致函怡保一友人述及其辞职理由,彼谓:余正患糖尿病,余在一医学专家疗养室曾极力被劝告勿再返马来亚任职。故余不得不接受其劝告。《南洋商报 page 3, 16 July 1934》

金文泰从此便在英国过其退休生活一直到1947年4月5日辞世。他的辞世也适逢 Rural Board 欲更改 Reformatory Road 路名的时候,两者的时机再巧合不过了。所以,我推测当 Rural Board 建议把路名改称 Clifford Road 时,一定遭到上级反对而后只好更改成 Clementi Road 来纪念这个刚辞世的前海峡殖民地总督。再说,克里福特已有红灯码头 Clifford Pier 来纪念他而金文泰则没有。

我把新加坡1867年成为英属直辖殖民地后到1947年丝丝·金文泰辞世期间的十六位总督、代总督列表做个比较。从这个列表,我们不难看出英国人纪念先人的行事风格。他们除了会立碑、立塑像外,也会以被纪念者自己的姓或名来为特定地标如:道路、桥梁,建筑等命名,以表彰他们的功绩。这十六人中,唯独 Charles Mitchell 没有纪念他的地标,原因待考,其余没有一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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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丝·金文泰·史密斯 Cecil Clementi Smith 姓史密斯,金文泰是他的母亲的姓(他的母亲是 Cecilia Clementi, 英国著名音乐家 Muzio Clementi之女),严格的说史密斯的姓名也可以写成 Cecil Smith。故英殖民地政府不太可能会破例以他母亲的姓氏来纪念他。以此推断,金文泰新镇纪念的应该是丝丝·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而不是丝丝·金文泰·史密斯 Cecil Clementi Smith。

后记:

丝丝·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在香港任职的时候,就给自己取了⼀一个非常祥瑞的华文名字——金文泰。他后来转调新加坡时也把这个华文名字给带了过来,这解释了为什么香港、新加坡两地都以同样的华文名字纪念他,例如两地都有金文泰中学,而香港的金文泰中学还曾培养出诺贝尔、菲历兹奖得主。除此之外,香港也有金文泰道,金督驰马径,还有纪念总督夫人的金夫人径或称金夫人驰马径 Lady Clementi’s Ride。

 

参考资料:
  • 《新加坡街名由来》吴彦鸿
  • Toponymics, A Study of Singapore Street Names by Victor R Savage & Brenda Yeoh
  • Singapore Street Directory
  • 《殖民与移民,史密斯、⾦金⽂文泰总督与新加坡华⼈人社团》陈哲维
  • Wikipedia List of Governors of Singapore
  • Infopedia Clementi New Town
  • Singapore Free Press
  • The Straits Times
  • 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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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立道记忆中的1942

李国樑

日战蔓延到新加坡的时候,已经是75年前的往事了。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策展的《永记1942》,追述了大战前的酝酿过程,以及一些当事者对战争的回忆。

由于时日已久,对那段昭南岁月有深刻记忆的人士已经不多。

90岁的史立道的个人回忆,可以补充那个时代的史料。由于史立道不是特展所访问的对象,因此他的回忆并没有收录在特展中。

多年来,史立道独自居住在大巴窑一巷的政府组屋。数年前身体还十分硬朗的时候,在国家博物馆担任义务中文导览员。由于他亲身经历过日战与建国的年代,由他娓娓道来,访客都听得津津有味。

回家

战前,本地热心教育的华侨领袖创办了华校。家境小康的学生,完成小学教育后纷纷回到“祖国”升学。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马来亚的华小毕业生回不了祖国,于是越过长堤,前来新加坡读书,史立道是其中一人。当时本地有民间创建的华侨中学、中正中学、南洋女子中学、静方女校等,开放给新马的适龄生。

1941年12月8日凌晨5时30分,日本军机飞越新加坡上空,猛烈轰炸这个“不可攻破的堡垒”,许多人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写了。

14岁的史立道正在中正中学念中二。学校宣布停课,宿舍也将关闭了。人心惶惶中,马来亚学生纷纷回到各自的家乡。

12月9日,史立道怀着忐忑的心情搭上班车,花了一天时间,回到关丹。

战事爆发后,许多马来亚人民跟着节节败退的英军逃到新加坡来,造成原来已经有77万人的新加坡难以负荷。虽然日据时期没有人口普查,但根据1947年的94万总人口,日据前后新加坡增加了17万人,显然其中多数来自长堤彼岸。

为何史立道背道而驰,不留在新加坡,反而往战区跑呢?

当时的新闻不像现在互联网时代,讯息分秒间传播开来。同学们并不晓得12月8日零时,日军已经在吉兰丹的哥打峇鲁海滩登陆。生逢乱世,一家人互相扶持是最理想的选择。谁知道日军就像电钻一样,沿着东海岸公路一直钻到新山,短短55天内全马沦陷。

日军在新山严谨部署后渡海进攻,亚当路(Adam Road)最后战役结束了一个星期的围城战,那一天是1942年2月15日,农历大年初一。从战争爆发到英军投降,前后仅仅70天。

日据时期的关丹

早在1942年元旦,关丹已经沦陷了。

日战前两年,关丹的市镇已经有日本侨居。日军甫入城,日本相馆的老板便跟当地商人组织了关丹维持会,由崑兴杂货店的老板担任会长,可见相馆老板是一名间谍,通过摄影技术来掩饰身份。当地的“汉奸”,过去在暗,如今在明,为侵略者服务。

日军进城后借搜索敌人为名,登门入室,开箱倒柜,到处搜刮金银珠宝,名表钢笔和现钞,还开口要“花姑娘”。关丹沦陷一两天后便成立了慰安所,村里姑娘被带走后,从此没再回来过。

新加坡沦陷后进入昭南时代,军政府委派日本宪兵入驻关丹,成立了华侨协会和日文学校。反正今日不知明日事,当地华人不提过去,不想未来,得过且过,读书与否已经不重要了。史立道宁可没有书读,也不去学日文。

对比新加坡和关丹的境况,当时新马遍布日本间谍,新加坡的现武夷士广场(Bugis Junction)地段是个“日本村”,商店、餐馆、妓院、药房、相馆应有尽有,又与共产党员众多的海南人为邻,成为理想的情报站,医生、妓女、会长、摄影师都可能是情报员。

辻政信在台湾设立“热带丛林作战方案”研究小组,对进攻新马做了充分的准备功夫,并根据所收集到的道路、河流、桥梁、军用设施等资料来为行军布局,一路修补了被英军破坏的桥梁,行军的速度快捷。地面部队使用汽车和自行车,由包括使用自行车在内的摩托部队担任登陆主力。

日军的自行车队又称“银轮部队”,是不消耗一滴汽油的“战车”。这种从日本直接运进来的MIYATA(宫田) “重量级”脚车结实坚固,奔驰一千公里亦等闲,经过改装后还可承载弹药军粮等重物。万一橡胶轮胎损坏了,可以在地补充,甚至置之不理。轮框跟地面摩擦所发出的嘎嘎声,就如坦克车逼近一样,使撤退中的联军更加心慌。

日本对东南亚虎视眈眈,主因是该区域的物产丰富,马来亚的橡胶和锡矿,婆罗洲和印尼的原油和农作物,都是战争时期的策略资源。1941年,马来亚的橡胶园面积不下三百万英亩,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锡矿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日本没想到估计只需打三个月的中国战场竟然越陷越深,于是通过掠夺东南亚的物资来维持内需。对于新加坡华侨支援中国抗日,日军更是怀恨在心,攻占新加坡后所进行的五万华人大屠杀,辻政信是参与者之一。

年少时期的关丹

史立道的童年在雅莫橡胶园度过,随后到关丹镇上念小学。雅莫由登嘉楼州甘马挽县管辖。

关丹最著名的是盛产锡矿的林明,由英资慕娘公司在当地成立的PCCL(Pahang Consolidated Company Limited)经营。公司的华族员工聚住在高山环抱的山谷中,打造了深山中的奇葩—林明镇。

1923年新柔长堤落成,从新加坡搭夜班火车出发,第二天傍晚抵达关丹河渡口,人和车一起登上由人工操作的浮桥渡过彼岸,车行十五分钟就抵达关丹市区了。

如果嫌麻烦,可以选择海路,但必须注意船期。关丹河北岸是个适合停泊千吨邮轮的深水港,沿岸建立了两座码头。从新加坡上船,启航后在南中国海上度过一夜,睡醒后关丹景色就映入眼帘了。

实得力轮船公司(Straits Steamship Company)的轮船每星期从新加坡来回一趟,到达时先停泊在第一座码头(大码头),让搭客下船和卸货,货物在海关人员监督下搬进货倉,进行检查并征收关税。

轮船续驶向属于慕娘公司的另一座码头,俗称林明码头。由于英殖民地政府特许慕娘公司享有免税权,在这座码头卸下的货物不必纳税,PCCL的小轮船定期从林明运载锡矿石到码头,然后将其他货物载回林明。

轮船起载锡矿石后回到大码头,装载出口的橡胶烟花片、树桐、加工的木材、藤、咸鱼和土产。旅客们上船后,启航回来新加坡。

穿鞋吃穿屐,穿屐吃赤脚

“穿鞋吃穿屐,穿屐吃赤脚”,或许“自己人”比日军更可怕?

史立道的父亲栽种的第一丘橡胶园为关丹雅莫公路的终点。胶园北面有宽广的河流,河流两岸橡胶园主和胶工往返关丹,都在这儿候车下车。终点也是往返附近乡区的永和泰杂货店必经之路,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橡胶树栽种完工后,按例必须向县政府缴交地税并申请“牙兰”(地契)。当时由新客组成的华社,只会讲方言写中文,有些目不识丁;而殖民地政府的律法条例、公文档案都用英文,因此政府文件都通过受英文教育(主要是峇峇)的“打字人”(文书)。有些打字人也充当产业经纪的中介,一手赚取中介费,另一手勾结贪污的殖民地官员,榨取新客的钱财,当事人对这些“通番吃唐”的人士深感无奈。

父亲为了避开中介,将税款交给堂哥代办手续。堂哥见利忘义,竟然登记了自己的名字,将橡胶园占为己有。父亲少年时离开海南岛琼海县文子乡文山园村,告别了农村生活,在关丹克勤克俭地埋头苦干,多年的心血竟然被社会地位崇高的亲人占为己有!父亲当着众人面前怒言斥责,堂哥也不是省油的灯,凭着侨领的身份和手腕,巧妙地化解了难堪的局面。

在侨民社会,因社会地位悬殊而发生的欺诈掠夺事件早已司空见惯,堂哥贵为侨领,父亲则不过是个籍籍无名的新客,乡亲们都抱着事不关己,隔岸观火的态度。

父亲重新振作,沿着河流与外界隔绝的角落,开拓第二丘橡胶园。吸取了上次惨痛的教训后,这回父亲亲自到甘马挽办理手续。在远房亲戚的协助下,顺利地取得了橡胶园的地契。随着英国驻新加坡总督下令保护出洋的海南妇女,海南岛家乡越来越多亲戚携眷下南洋,关丹成为文子乡人的第二故乡。

日战蔓延到马来亚前,父亲将一个小园丘卖了,存了些钱。关丹一沦陷,两个熟人跟马来警长合作,绑架了三个橡胶园主,父亲是其中一人。他们将人质当作抗日分子般拷问、灌水、殴打,并上门索取一万七千元赎金。第一批赎金到手之后却耍赖不放人,显然除了金钱,还有私人仇恨。

日本宪兵来到关丹之后,“绑匪”畏惧日军,拼命求饶,绑票才终止了。

和平无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终战”。和平后,1946年的第一个学期,19岁的史立道在关丹教书,第二个学期以超龄生的身份回到中正中学读中三。当时一学年为两个学期。

中学毕业后,史立道回到祖国(1947年),在陈嘉庚创建的集美水产航海学校(后来的厦门集美大学航海学院)上了一个学期的航海课后,决定回返马来亚。当时的中国壮丁都不准离境,移民厅官员刻意使用马来语问话,史立道以英语讲了中正中学的校址,官员对他的侨生身份感到满意,核准离境。

南中国海时而浪花朵朵,时而波涛汹涌。人隔万重山,“祖国”越行越远。史立道回到新加坡。

虽然战事已了,但遣返日军俘虏需要时间,史立道还见到一些俘虏在新加坡当苦力。这些日本兵跟许多新马华人一样,不想战争却被军国主义者卷入狼烟烽火中。

战争与和平,往往操纵在少数有绝对权力者手中,受害者永远是祈望安居乐业的平民百姓。

和平—-无价。

参考资料:

史立道口述,2017年4月24日,2017年9月27日

史立道,“我的故乡关丹”,2011年9月20日,http://www.sgwritings.com/1582/viewspace_43761.html. Accessed 2017年4月26日

史立道,“我从那里来:世传周太史 代续汉平侯”,2009年11月10日,http://www.sgwritings.com/1582/viewspace_28159.html. Accessed 2017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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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豹别墅的左邻右里

李国樑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5年12月19日)

依山而建的虎豹别墅原为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兴建的花园,日战时期被日军充作海上防卫肖站,修复后成为名噪一时的旅游胜地。

虎豹别墅通过栩栩如生的雕塑,将丰富的民间故事呈现在眼前。十殿阎罗的地狱场景警世意味格外鮮明,在教育不普遍的年代,巧妙地传达了华人的传统价值观。

虎豹别墅这么好玩又免付费,难怪许多家庭都扶老携幼,佳节游园,累积了数代老少温馨的记忆。虎豹别墅的左邻右里同样多姿多彩,深具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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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虎豹别墅街坊黄延达(左),民俗收藏家陈来华(中)游园。2015)

虎豹别墅的左邻

老街坊黄延达是虎豹别墅的左邻,在这块背山面海的福地成长。二战后父亲和大伯以800元合资买下他居住的木屋,上世纪70年代末屋子被祝融吞噬后,才搬到武吉巴督的组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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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豹别墅旁的地形。图片根据1969年新加坡街道图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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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坊的吃风厝。照片提供:黄延达)

那个年代的虎豹别墅前晚风伴斜阳,白浪逐沙滩,坐在绵长的海边吃马来沙爹,有说不出的浪漫快活。

沙滩的地势低,涨潮时海水将沙地覆盖过。每逢八月十五,潮水还会涌上陆地,路面变成汪洋,成为中秋佳节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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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豹别墅前的沙滩。NAS 1950s)

虎豹别墅旁的地铁站出口处曾经是“妈祖宫与祖师公宫联合庙”的所在地,供奉圣母娘娘和丹道始祖二尊真人,二尊指的是撰写《参同契》和《悟真篇》的两位道长。

跟本地许多华人庙宇一样,每年的三月廿三妈祖诞和八月初十祖师纪念日,沙滩上都会搭起戏台演酬神戏,答谢神灵庇佑,祈求合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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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车旁的联合庙。图片来源:NAS 1950s)

浪尖逐梦的咖啡店

老街坊对联合庙附近那两层楼的“琼泉兴咖啡店”记忆良深。琼泉兴汇集了三教九流,既是街坊的情感联络站,火灾后发放捐款的救济站,各路人马的“交通站”(情报站),也是偷渡客的落脚站。

在《浪尖逐梦》这份前马共领袖余柱业的口述历史档案中,余柱业提起从廖内偷渡回新的经历,第一次的心情格外紧张,以后则习以为常。他在“旧Pasir Panjang那边上岸,靠近虎豹别墅旁门,靠近海边有一个咖啡店,经常都有一些这样的来往者。”

《浪尖逐梦》所提及的咖啡店,就是琼泉兴。

名流故居

琼泉兴二楼住着一位名叫殷碧霞的华族妇人,街坊尊称她为先师嫲。先师嫲口操流利的英语和闽南话,家里挂着基督的肖像。上世纪60年代搬来后,由黄延达的母亲为她打理三餐。黄女士擅长家乡菜,先师嫲吃得开心,体质日渐改善,发薪时经常额外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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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时任总理李光耀先生到巴西班让访问,村民夹道欢迎。NAS 1963)

先师嫲来头不小,她是本地先贤林文庆医生续弦,儿子林炳汉是赫赫有名的赛车手,常驾着跑车来探望老人家。村民中有不少赛车迷,轻易的跟名人打成一片。

先师嫲的女儿熟知西欧游客寻幽探胜、尽享异族风情的口味,在琼泉兴旁所经营的狮子城夜总会,以“马来西亚本土色彩的舞池与冷气餐厅”为卖点。

1964年夜总会开幕时,邀请新加坡旅游协会的事务主任剪彩。事务主任说“新加坡是个游客的天堂,只是缺少热带风情的消闲场所,狮子城夜总会正好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如果不是因为特殊的社会地位,真难想象夜总会开幕都可以由官方剪彩并且上报。

巴西班让也吸引过其他社会名流前来落户。19世纪的章芳林是这里的产业大亨,我们曾经在附近挖掘出章芳林家族遗留下来的界石,捐献给文物局。20世纪中叶,还有其他名人如上海书局的创办人陈岳书入住。

我向陈老先生的后人陈蒙志先生提起此事。陈蒙志表示和平后,父亲带着他们一家人从印尼回来,在海边的浮脚屋度过了他的童年。他风趣地说屋子就建在水面上,从木板缝隙间往下望,小鱼儿在脚下游来游去,感觉非常新奇,因此记忆格外深刻。

右里的日战遗迹

如果虎豹别墅的左邻是个人文之地,它的右里则是一段血的记忆。

新加坡沦陷前,街坊看到一群形容疲惫,衣衫不整,还带着斑斑血迹的澳洲军沿着巴西班让路走向市区,大家都心里有数。

巴西班让除了是进入市区的最后一道防线外,也面对海战的威胁,因此英军曾在虎豹别墅前的海滩上兴建碉堡。1967年在沙滩上兴建一个供渔民使用的小平台时,建筑公司面对着这个弹痕累累的日战遗物显得不知所措,只好派员工“驻守”了一段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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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豹别墅前的沙滩上,曾经有一尊日战碉堡。图片来源:NLB 1950s)

我们对比了旧地图后,在巴西班让路边的草地上找到一小片洋灰地,两旁的大树根都绕道而过,可见有些异物埋在地底。老街坊相当肯定地底下就是儿时戏耍的碉堡残骸。

沿着巴西班让路,距离虎豹别墅不远处的第二科学园路口有另一尊碉堡,可能是马来军团在最后保卫战时所使用的。发完最后一颗子弹后,敌对双方进行惨烈的白刃战,鲜血染红了鸦片山。日军在巴西班让战役伤亡惨重,恼羞成恨,冲进亚历山大医院肆意杀戮,超过200名医疗人士与伤兵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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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科学园入口处的英军碉堡)

箱运码头

同样是1967年,国家发展部长动议将巴西班让发展为箱运码头。由于大规模的填土将严重打击渔民的生计,时任总理李光耀亲自向村民晓以大义:这个海面好比小面包,只能养活一个小渔村;如果发展成海港,可以养活全新加坡人。

十年后,巴西班让沙滩被西海岸公路和批发中心覆盖过。箱运码头随着新加坡的经济腾飞,迅速发展成为顶尖的海港。

原来的讨海人家放弃了捕鱼生涯,而李光耀并没有令他们失望,兑现了“全民共享大面包”的承诺。

如今回想起这段往事,岁月就像虎豹别墅斑驳的雕塑,老街坊清晰的经历都成了昔日风采。花开花落中,一代人会延续着前人的故事,继续谱写新篇章。不过,我们都希望会是些美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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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桶,夜香,夜来香

李国樑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5年6月5日

公厕比一比

2013年,新加坡向联合国提呈建议,将11月19日定为世界厕所日,目的是为了推广公厕文化。记者曾经带路,穿横街过窄巷,让我们见识了少数美轮美奂的五星级女厕。咖啡店的厕所则多数不入流,被归纳为“勉强可以”、“紧急状况下才去”、甚至“死都别去”。

就我的观察,为势所逼下,男生还会无可奈何地掂起脚跟,越过重重陷阱;女生则修行到家,真的死都不越雷池半步。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第一级经济体,公厕文明则几乎原地踏步,愈发叫人怀念起日本。当地的马桶坐垫有温度调控,有自动化的洗屁股设施,还有热气烘干,弄脏了会有犯罪感,心里老是过意不去。

不太卫生的排污系统

话说上世纪60-70年代,我在新加坡河畔水仙门长大,对“故乡”始终念念不忘。涨潮的时候,新加坡河水色青绿,可以跳入河中游泳。退潮后,只有中间水道可以行船,河床上累积了附近店屋阴沟排出来的渣滓、船家废弃的柴油、船员的日常卫生作业等,发出阵阵恶臭。

周末,我跟着父亲“落坡”,一路走到牛车水。父亲跟朋友搓麻将,我跟玩伴们穿街走巷,各拥一片天。

在牛车水街边戏耍,尿急起来,也不管是男生女生,裤子一脱,排在沟渠里,十分便利。至于上“大号”并不是一屁股坐上马桶,如厕后抽水,眼不见为净这么简单。粪便囤积在粪桶里,每三两天由挑粪夫来清理。这些秽物有个标致的名堂,叫做“夜香”。

也有老百姓听了流行一时的“夜来香”之后,灵机一动,将这些秽物称为“夜来香”,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着夜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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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传统厕所,粪桶在下面,承载“夜香”)

早晨,挑粪夫逐家逐户收集夜香,收到来已是中午时份。挑粪夫先用铁钩将粪桶勾出来,换上一个干净的。离开前用带来的铁桶盖将盛满夜香的粪桶盖上,防止过多异物流出来。他们用扁担,左右各挑一个粪桶,送到俗称“36门”的载粪车。到了粪便处理场,还必须一桶桶倒入粪池,加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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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屋子有后巷,墙角下开个粪桶口,方便收集夜香。图片来源:NAS c.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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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还没有粪车的年代,作业都是很“土”的。图片来源:NAS c.1950)

挑粪夫劳苦功高,是人工排污系统的大功臣。他们一旦缺勤,就会有夜香太多桶太小那种外泄之患,臭气熏天之余,青头苍蝇粪虫滋生,叫人作呕。

当时有些屋子有条后巷,墙角下开个洞口,方便收集夜香。这些后巷称为“屎巷”,除了有屎尿留下的痕迹外,异味也凝聚在空气中。

那个使用粪桶的年代,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个沥青的痰盂,一物多用,成为紧急情况下的另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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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称“36门”的粪车,我们看到的都是32门的,左右各16门。图片来源:NAS c.1980s)

走在乡野山林中

讲到夜香,乡野地方的趣事同样一萝萝。

在乌鲁三巴旺长大的东印表示他们只是在地上挖个泥坑,差不多填满了就埋起来,转移阵地。可能这就是厕所也叫“屎坑”的由来。

在樟宜十条石(Somapah Road)居住多年的金兰说,她的家本来使用粪桶,每天有专人来收夜香。后来为了省钱省事,干脆在鱼塘上建厕所,大小号全都排在池塘里。有时雨天水满,等待着美味佳肴的鱼儿在咫尺间虎视眈眈,成为乡村独特的风景线。

锦贤的老家在樟宜九条石半,后来发展成新加坡博览中心。她家后院有四间如意处,左边的露天粪池中央有两间祖父母专用的“小木屋”,远看就像池塘上搭建的凉亭,小桥流水,风景怡人。另外两间则是爸爸和叔叔们挖掘的两层楼高的粪井,地面舖上石灰,用木板围起来,全家二三十人就用这两间厕所。粪井大概在第一展厅的入口处。

袖宝的老家是今天的白沙购物中心的所在地。附近开采沙石后的深坑开发成鱼塘,如今座落在Pasir Ris Drive 1公园里。上世纪60年代,鱼塘主人到新加坡河畔收集夜香,回来后一股脑儿倒进池塘里,塘里的鲫鱼、松鱼、鲤鱼都长得肥肥大大。人们常说淡水鱼有泥味,可能还增添了鲜为人知的夜香味,印证了自然界再循环的道理。

当年服兵役,野外训练所使用的公厕就在最原始的天地间。走入丛林里,才发觉原来还有友军做着同一件正事。现在比较文明,军训的地方会安排流动厕所,不再破坏负离子。

新加坡河畔地标犹存的新天地

上世纪70年代,市区内的丝丝街、直落亚逸街、克拉码头等公厕同样使用粪桶。这一类公厕呈八角形,建筑风格独特,用途一目了然。人们上公厕时必须点燃香烟,不然便是猛擦风油万金油来掩盖臭味。公厕外就是路边摊,食物卫生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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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刹的公厕(左方)。图片来源:NAS c.19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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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码头的八角形公厕。图片来源:NAS c.1970s)

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俗称柴船头的李德桥附近还可见到八角形的公厕。为了一圆那段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记忆,我特地从国家档案馆找了一张旧图片,到原地“回味”。

图片所提供的线索是那栋座落在克拉街与李德街交界处,富有中国南方建筑特色的货仓,现在署名为“涟漪轩”的饮食场所。涟漪轩前供小孩玩乐的喷泉,就是当年八角形公厕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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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码头涟漪轩前的喷泉就是当年八角形公厕的所在地)

¼个世纪前喊停的百年作业

华人在一百多年前已经逐家逐户买夜香,作为种植的肥料。后来新加坡人口激增,夜香过剩,变成必须付费给专人收粪。有些家庭不愿意支付清理费,索性将夜香倒入门口的沟渠。

19世纪末,政府接管收粪作业,一部分夜香用作肥料,其余的都埋到地底。由于当时的木粪桶容易腐坏,夜香漏满一地,殖民地政府甚至立法规定,必须使用从英国入口的铁桶。

上世纪70年代的国会开会时,就新加坡这个花园城市使用粪桶一事,环境部被轰得体无完肤。接下来全岛大刀阔斧,除了整顿新加坡河与加冷河外,还关闭了猪鸭农场。到了1987年,设在Lorong Halus的最后一个粪便处理场停止运作,挑粪夫这个熟悉的身影消失在新加坡街头,粪桶的百年气味成为一段没人愿意还原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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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河畔的挑粪夫。图片来源:NAS c.198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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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粪夫也在粪便处理场负责处理粪便的工作。图片来源:NAS c.198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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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华校的除名与保名

刘家明

“更生,更生,1939矗立狮子城,弘扬文化,乐育群英,先贤惨淡经营……”。我的两个姐姐和妹妹,在一年级还没有认得多少个中文字的时候就开始唱(背)这首小学校歌了。当时谁都没有去问什么是“先贤惨淡经营”,当然,就算问了也是一知半解。更生小学的校址是由当地热心教育的猪农和乡绅们捐赠的,所以上学的路上常是“遍地黄金”(猪粪),上课时偶尔也有迷途的猪只闯人课室。

校门上“更生小学”四个字乃出自书法家张瘦石先生之手,负责学校在1962年扩建的绘测师,正是已故王鼎昌总统的父亲。到了我上小学时的60年代,在红山区亨德申路的更生小学已算是颇有名气了。

到了70年代中期,由于全国华文教育逐渐没落,学校的收生人数降到不及300人,在大势所趋之下,更生不得不与Strathmore小学和Friendly Hill 小学联合成“混合小学”经营。新联合学校迁到亚历山大路,校名仍保留为“更生”,但改用Friendly Hill小学的校徽,以及Strathmore 小学的校歌。

新“更生小学”于1980年6月27日,由当时红山区的国会议员林子安开幕。联合小学成立后,三间小学其实都已名存实亡了。2002年1月2日,新联合的更生小学再与亚历山大山小学和亨德申小学联合,并改名为颜永成小学,更生小学正式被“除名”,从此在本国的教育史里消失了。

1955年是我国的“动荡年代”,由于当时学潮、工潮不断,殖民政府下令关闭了参与学潮的民办华文中学,并成立政府华文中学。华义政府华文中学便是在这大环境下于1956年10月14日建立的。校舍先设在当时加东附近的法礼路(Fowlie Road),翌年迁到纽顿的蒙克山小学的临时校舍后,同年再搬到女皇镇的玛格烈通道。庄重奋发的校歌是由著名音乐家丁祝三作曲,林弘道填词的。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是华义的全盛期,华义政府华文中学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华文高级中学。在1969年更史无前例地在学校旁边,成功建筑了第一个由政府向社会人士劝募的大运动场。

好景不长,虽有校歌里“负时代之使命,挽狂澜之既倒,作砥柱于中流”之大志,但由于华文教育之势微,华校学生人数递减,华义不得不于1983年迁到直落布兰雅的德普路新校舍,同时转型为英文中学,“华义政府华文中学”则易名为“华义中学”。学校渐渐重上轨道后再迁到目前的裕廊西校舍,新校舍由当时的林文兴部长于2002年揭幕。幸运的是华义没有被“除名”,所以过了将近58年,华义学校的老、中、青三代校友,还有机会于2014年3月29日,在大操场被铲平之前,及时在玛格烈通道的旧址来个名为“往事只能回义”的千人大聚唱。

最近又传出有80多年历史的“侨南小学”因为收生人数不足,被“除名”与其他小学整合为新学校的报道;同时又巧遇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向公众征求150多间已消失的华校的资料,看来许许多多过去由“先贤惨淡经营”的小学都已经过了除名、易名的宿命。话还要说回来,英文小学其实也经历着同样的命运,许多小学如前面提到的Friendly Hill, Strathmore和亚历山大山等等,也一样在社会的巨轮向现代发展时被淘汰、除名,只不过这类新闻没什么上报罢了。

联合早报《言论》2014年0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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