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回首往日

史立道记忆中的1942

李国樑

日战蔓延到新加坡的时候,已经是75年前的往事了。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策展的《永记1942》,追述了大战前的酝酿过程,以及一些当事者对战争的回忆。

由于时日已久,对那段昭南岁月有深刻记忆的人士已经不多。

90岁的史立道的个人回忆,可以补充那个时代的史料。由于史立道不是特展所访问的对象,因此他的回忆并没有收录在特展中。

多年来,史立道独自居住在大巴窑一巷的政府组屋。数年前身体还十分硬朗的时候,在国家博物馆担任义务中文导览员。由于他亲身经历过日战与建国的年代,由他娓娓道来,访客都听得津津有味。

回家

战前,本地热心教育的华侨领袖创办了华校。家境小康的学生,完成小学教育后纷纷回到“祖国”升学。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马来亚的华小毕业生回不了祖国,于是越过长堤,前来新加坡读书,史立道是其中一人。当时本地有民间创建的华侨中学、中正中学、南洋女子中学、静方女校等,开放给新马的适龄生。

1941年12月8日凌晨5时30分,日本军机飞越新加坡上空,猛烈轰炸这个“不可攻破的堡垒”,许多人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写了。

14岁的史立道正在中正中学念中二。学校宣布停课,宿舍也将关闭了。人心惶惶中,马来亚学生纷纷回到各自的家乡。

12月9日,史立道怀着忐忑的心情搭上班车,花了一天时间,回到关丹。

战事爆发后,许多马来亚人民跟着节节败退的英军逃到新加坡来,造成原来已经有77万人的新加坡难以负荷。虽然日据时期没有人口普查,但根据1947年的94万总人口,日据前后新加坡增加了17万人,显然其中多数来自长堤彼岸。

为何史立道背道而驰,不留在新加坡,反而往战区跑呢?

当时的新闻不像现在互联网时代,讯息分秒间传播开来。同学们并不晓得12月8日零时,日军已经在吉兰丹的哥打峇鲁海滩登陆。生逢乱世,一家人互相扶持是最理想的选择。谁知道日军就像电钻一样,沿着东海岸公路一直钻到新山,短短55天内全马沦陷。

日军在新山严谨部署后渡海进攻,亚当路(Adam Road)最后战役结束了一个星期的围城战,那一天是1942年2月15日,农历大年初一。从战争爆发到英军投降,前后仅仅70天。

日据时期的关丹

早在1942年元旦,关丹已经沦陷了。

日战前两年,关丹的市镇已经有日本侨居。日军甫入城,日本相馆的老板便跟当地商人组织了关丹维持会,由崑兴杂货店的老板担任会长,可见相馆老板是一名间谍,通过摄影技术来掩饰身份。当地的“汉奸”,过去在暗,如今在明,为侵略者服务。

日军进城后借搜索敌人为名,登门入室,开箱倒柜,到处搜刮金银珠宝,名表钢笔和现钞,还开口要“花姑娘”。关丹沦陷一两天后便成立了慰安所,村里姑娘被带走后,从此没再回来过。

新加坡沦陷后进入昭南时代,军政府委派日本宪兵入驻关丹,成立了华侨协会和日文学校。反正今日不知明日事,当地华人不提过去,不想未来,得过且过,读书与否已经不重要了。史立道宁可没有书读,也不去学日文。

对比新加坡和关丹的境况,当时新马遍布日本间谍,新加坡的现武夷士广场(Bugis Junction)地段是个“日本村”,商店、餐馆、妓院、药房、相馆应有尽有,又与共产党员众多的海南人为邻,成为理想的情报站,医生、妓女、会长、摄影师都可能是情报员。

辻政信在台湾设立“热带丛林作战方案”研究小组,对进攻新马做了充分的准备功夫,并根据所收集到的道路、河流、桥梁、军用设施等资料来为行军布局,一路修补了被英军破坏的桥梁,行军的速度快捷。地面部队使用汽车和自行车,由包括使用自行车在内的摩托部队担任登陆主力。

日军的自行车队又称“银轮部队”,是不消耗一滴汽油的“战车”。这种从日本直接运进来的MIYATA(宫田) “重量级”脚车结实坚固,奔驰一千公里亦等闲,经过改装后还可承载弹药军粮等重物。万一橡胶轮胎损坏了,可以在地补充,甚至置之不理。轮框跟地面摩擦所发出的嘎嘎声,就如坦克车逼近一样,使撤退中的联军更加心慌。

日本对东南亚虎视眈眈,主因是该区域的物产丰富,马来亚的橡胶和锡矿,婆罗洲和印尼的原油和农作物,都是战争时期的策略资源。1941年,马来亚的橡胶园面积不下三百万英亩,产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锡矿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日本没想到估计只需打三个月的中国战场竟然越陷越深,于是通过掠夺东南亚的物资来维持内需。对于新加坡华侨支援中国抗日,日军更是怀恨在心,攻占新加坡后所进行的五万华人大屠杀,辻政信是参与者之一。

年少时期的关丹

史立道的童年在雅莫橡胶园度过,随后到关丹镇上念小学。雅莫由登嘉楼州甘马挽县管辖。

关丹最著名的是盛产锡矿的林明,由英资慕娘公司在当地成立的PCCL(Pahang Consolidated Company Limited)经营。公司的华族员工聚住在高山环抱的山谷中,打造了深山中的奇葩—林明镇。

1923年新柔长堤落成,从新加坡搭夜班火车出发,第二天傍晚抵达关丹河渡口,人和车一起登上由人工操作的浮桥渡过彼岸,车行十五分钟就抵达关丹市区了。

如果嫌麻烦,可以选择海路,但必须注意船期。关丹河北岸是个适合停泊千吨邮轮的深水港,沿岸建立了两座码头。从新加坡上船,启航后在南中国海上度过一夜,睡醒后关丹景色就映入眼帘了。

实得力轮船公司(Straits Steamship Company)的轮船每星期从新加坡来回一趟,到达时先停泊在第一座码头(大码头),让搭客下船和卸货,货物在海关人员监督下搬进货倉,进行检查并征收关税。

轮船续驶向属于慕娘公司的另一座码头,俗称林明码头。由于英殖民地政府特许慕娘公司享有免税权,在这座码头卸下的货物不必纳税,PCCL的小轮船定期从林明运载锡矿石到码头,然后将其他货物载回林明。

轮船起载锡矿石后回到大码头,装载出口的橡胶烟花片、树桐、加工的木材、藤、咸鱼和土产。旅客们上船后,启航回来新加坡。

穿鞋吃穿屐,穿屐吃赤脚

“穿鞋吃穿屐,穿屐吃赤脚”,或许“自己人”比日军更可怕?

史立道的父亲栽种的第一丘橡胶园为关丹雅莫公路的终点。胶园北面有宽广的河流,河流两岸橡胶园主和胶工往返关丹,都在这儿候车下车。终点也是往返附近乡区的永和泰杂货店必经之路,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橡胶树栽种完工后,按例必须向县政府缴交地税并申请“牙兰”(地契)。当时由新客组成的华社,只会讲方言写中文,有些目不识丁;而殖民地政府的律法条例、公文档案都用英文,因此政府文件都通过受英文教育(主要是峇峇)的“打字人”(文书)。有些打字人也充当产业经纪的中介,一手赚取中介费,另一手勾结贪污的殖民地官员,榨取新客的钱财,当事人对这些“通番吃唐”的人士深感无奈。

父亲为了避开中介,将税款交给堂哥代办手续。堂哥见利忘义,竟然登记了自己的名字,将橡胶园占为己有。父亲少年时离开海南岛琼海县文子乡文山园村,告别了农村生活,在关丹克勤克俭地埋头苦干,多年的心血竟然被社会地位崇高的亲人占为己有!父亲当着众人面前怒言斥责,堂哥也不是省油的灯,凭着侨领的身份和手腕,巧妙地化解了难堪的局面。

在侨民社会,因社会地位悬殊而发生的欺诈掠夺事件早已司空见惯,堂哥贵为侨领,父亲则不过是个籍籍无名的新客,乡亲们都抱着事不关己,隔岸观火的态度。

父亲重新振作,沿着河流与外界隔绝的角落,开拓第二丘橡胶园。吸取了上次惨痛的教训后,这回父亲亲自到甘马挽办理手续。在远房亲戚的协助下,顺利地取得了橡胶园的地契。随着英国驻新加坡总督下令保护出洋的海南妇女,海南岛家乡越来越多亲戚携眷下南洋,关丹成为文子乡人的第二故乡。

日战蔓延到马来亚前,父亲将一个小园丘卖了,存了些钱。关丹一沦陷,两个熟人跟马来警长合作,绑架了三个橡胶园主,父亲是其中一人。他们将人质当作抗日分子般拷问、灌水、殴打,并上门索取一万七千元赎金,赎金到手之后却耍赖不放人,显然除了金钱,还有私人仇恨。更吊诡的是这笔赎金,竟然是变卖园丘的收入!

日本宪兵来到关丹之后,“绑匪”畏惧日军,才将人质放了。

和平无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终战”。和平后,1946年的第一个学期,19岁的史立道在关丹教书,第二个学期以超龄生的身份回到中正中学读中三。当时一学年为两个学期。

中学毕业后,史立道回到祖国(1947年),在陈嘉庚创建的集美水产航海学校(后来的厦门集美大学航海学院)上了一个学期的航海课后,决定回返马来亚。当时的中国壮丁都不准离境,移民厅官员刻意使用马来语问话,史立道以英语讲了中正中学的校址,官员对他的侨生身份感到满意,核准离境。

南中国海时而浪花朵朵,时而波涛汹涌。人隔万重山,“祖国”越行越远。史立道回到新加坡。

虽然战事已了,但遣返日军俘虏需要时间,史立道还见到一些俘虏在新加坡当苦力。这些日本兵跟许多新马华人一样,不想战争却被军国主义者卷入狼烟烽火中。

战争与和平,往往操纵在少数有绝对权力者手中,受害者永远是祈望安居乐业的平民百姓。

和平—-无价。

 

参考资料:

史立道口述,2017年4月24日,2017年9月27日

史立道,“我的故乡关丹”,2011年9月20日,http://www.sgwritings.com/1582/viewspace_43761.html. Accessed 2017年4月26日

史立道,“我从那里来:世传周太史 代续汉平侯”,2009年11月10日,http://www.sgwritings.com/1582/viewspace_28159.html. Accessed 2017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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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豹别墅的左邻右里

李国樑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5年12月19日)

依山而建的虎豹别墅原为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兴建的花园,日战时期被日军充作海上防卫肖站,修复后成为名噪一时的旅游胜地。

虎豹别墅通过栩栩如生的雕塑,将丰富的民间故事呈现在眼前。十殿阎罗的地狱场景警世意味格外鮮明,在教育不普遍的年代,巧妙地传达了华人的传统价值观。

虎豹别墅这么好玩又免付费,难怪许多家庭都扶老携幼,佳节游园,累积了数代老少温馨的记忆。虎豹别墅的左邻右里同样多姿多彩,深具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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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虎豹别墅街坊黄延达(左),民俗收藏家陈来华(中)游园。2015)

虎豹别墅的左邻

老街坊黄延达是虎豹别墅的左邻,在这块背山面海的福地成长。二战后父亲和大伯以800元合资买下他居住的木屋,上世纪70年代末屋子被祝融吞噬后,才搬到武吉巴督的组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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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豹别墅旁的地形。图片根据1969年新加坡街道图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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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坊的吃风厝。照片提供:黄延达)

那个年代的虎豹别墅前晚风伴斜阳,白浪逐沙滩,坐在绵长的海边吃马来沙爹,有说不出的浪漫快活。

沙滩的地势低,涨潮时海水将沙地覆盖过。每逢八月十五,潮水还会涌上陆地,路面变成汪洋,成为中秋佳节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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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豹别墅前的沙滩。NAS 1950s)

虎豹别墅旁的地铁站出口处曾经是“妈祖宫与祖师公宫联合庙”的所在地,供奉圣母娘娘和丹道始祖二尊真人,二尊指的是撰写《参同契》和《悟真篇》的两位道长。

跟本地许多华人庙宇一样,每年的三月廿三妈祖诞和八月初十祖师纪念日,沙滩上都会搭起戏台演酬神戏,答谢神灵庇佑,祈求合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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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车旁的联合庙。图片来源:NAS 1950s)

浪尖逐梦的咖啡店

老街坊对联合庙附近那两层楼的“琼泉兴咖啡店”记忆良深。琼泉兴汇集了三教九流,既是街坊的情感联络站,火灾后发放捐款的救济站,各路人马的“交通站”(情报站),也是偷渡客的落脚站。

在《浪尖逐梦》这份前马共领袖余柱业的口述历史档案中,余柱业提起从廖内偷渡回新的经历,第一次的心情格外紧张,以后则习以为常。他在“旧Pasir Panjang那边上岸,靠近虎豹别墅旁门,靠近海边有一个咖啡店,经常都有一些这样的来往者。”

《浪尖逐梦》所提及的咖啡店,就是琼泉兴。

名流故居

琼泉兴二楼住着一位名叫殷碧霞的华族妇人,街坊尊称她为先师嫲。先师嫲口操流利的英语和闽南话,家里挂着基督的肖像。上世纪60年代搬来后,由黄延达的母亲为她打理三餐。黄女士擅长家乡菜,先师嫲吃得开心,体质日渐改善,发薪时经常额外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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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时任总理李光耀先生到巴西班让访问,村民夹道欢迎。NAS 1963)

先师嫲来头不小,她是本地先贤林文庆医生续弦,儿子林炳汉是赫赫有名的赛车手,常驾着跑车来探望老人家。村民中有不少赛车迷,轻易的跟名人打成一片。

先师嫲的女儿熟知西欧游客寻幽探胜、尽享异族风情的口味,在琼泉兴旁所经营的狮子城夜总会,以“马来西亚本土色彩的舞池与冷气餐厅”为卖点。

1964年夜总会开幕时,邀请新加坡旅游协会的事务主任剪彩。事务主任说“新加坡是个游客的天堂,只是缺少热带风情的消闲场所,狮子城夜总会正好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如果不是因为特殊的社会地位,真难想象夜总会开幕都可以由官方剪彩并且上报。

巴西班让也吸引过其他社会名流前来落户。19世纪的章芳林是这里的产业大亨,我们曾经在附近挖掘出章芳林家族遗留下来的界石,捐献给文物局。20世纪中叶,还有其他名人如上海书局的创办人陈岳书入住。

我向陈老先生的后人陈蒙志先生提起此事。陈蒙志表示和平后,父亲带着他们一家人从印尼回来,在海边的浮脚屋度过了他的童年。他风趣地说屋子就建在水面上,从木板缝隙间往下望,小鱼儿在脚下游来游去,感觉非常新奇,因此记忆格外深刻。

右里的日战遗迹

如果虎豹别墅的左邻是个人文之地,它的右里则是一段血的记忆。

新加坡沦陷前,街坊看到一群形容疲惫,衣衫不整,还带着斑斑血迹的澳洲军沿着巴西班让路走向市区,大家都心里有数。

巴西班让除了是进入市区的最后一道防线外,也面对海战的威胁,因此英军曾在虎豹别墅前的海滩上兴建碉堡。1967年在沙滩上兴建一个供渔民使用的小平台时,建筑公司面对着这个弹痕累累的日战遗物显得不知所措,只好派员工“驻守”了一段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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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豹别墅前的沙滩上,曾经有一尊日战碉堡。图片来源:NLB 1950s)

我们对比了旧地图后,在巴西班让路边的草地上找到一小片洋灰地,两旁的大树根都绕道而过,可见有些异物埋在地底。老街坊相当肯定地底下就是儿时戏耍的碉堡残骸。

沿着巴西班让路,距离虎豹别墅不远处的第二科学园路口有另一尊碉堡,可能是马来军团在最后保卫战时所使用的。发完最后一颗子弹后,敌对双方进行惨烈的白刃战,鲜血染红了鸦片山。日军在巴西班让战役伤亡惨重,恼羞成恨,冲进亚历山大医院肆意杀戮,超过200名医疗人士与伤兵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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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科学园入口处的英军碉堡)

箱运码头

同样是1967年,国家发展部长动议将巴西班让发展为箱运码头。由于大规模的填土将严重打击渔民的生计,时任总理李光耀亲自向村民晓以大义:这个海面好比小面包,只能养活一个小渔村;如果发展成海港,可以养活全新加坡人。

十年后,巴西班让沙滩被西海岸公路和批发中心覆盖过。箱运码头随着新加坡的经济腾飞,迅速发展成为顶尖的海港。

原来的讨海人家放弃了捕鱼生涯,而李光耀并没有令他们失望,兑现了“全民共享大面包”的承诺。

如今回想起这段往事,岁月就像虎豹别墅斑驳的雕塑,老街坊清晰的经历都成了昔日风采。花开花落中,一代人会延续着前人的故事,继续谱写新篇章。不过,我们都希望会是些美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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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桶,夜香,夜来香

李国樑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5年6月5日

公厕比一比

2013年,新加坡向联合国提呈建议,将11月19日定为世界厕所日,目的是为了推广公厕文化。记者曾经带路,穿横街过窄巷,让我们见识了少数美轮美奂的五星级女厕。咖啡店的厕所则多数不入流,被归纳为“勉强可以”、“紧急状况下才去”、甚至“死都别去”。

就我的观察,为势所逼下,男生还会无可奈何地掂起脚跟,越过重重陷阱;女生则修行到家,真的死都不越雷池半步。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第一级经济体,公厕文明则几乎原地踏步,愈发叫人怀念起日本。当地的马桶坐垫有温度调控,有自动化的洗屁股设施,还有热气烘干,弄脏了会有犯罪感,心里老是过意不去。

不太卫生的排污系统

话说上世纪60-70年代,我在新加坡河畔水仙门长大,对“故乡”始终念念不忘。涨潮的时候,新加坡河水色青绿,可以跳入河中游泳。退潮后,只有中间水道可以行船,河床上累积了附近店屋阴沟排出来的渣滓、船家废弃的柴油、船员的日常卫生作业等,发出阵阵恶臭。

周末,我跟着父亲“落坡”,一路走到牛车水。父亲跟朋友搓麻将,我跟玩伴们穿街走巷,各拥一片天。

在牛车水街边戏耍,尿急起来,也不管是男生女生,裤子一脱,排在沟渠里,十分便利。至于上“大号”并不是一屁股坐上马桶,如厕后抽水,眼不见为净这么简单。粪便囤积在粪桶里,每三两天由挑粪夫来清理。这些秽物有个标致的名堂,叫做“夜香”。

也有老百姓听了流行一时的“夜来香”之后,灵机一动,将这些秽物称为“夜来香”,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着夜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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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传统厕所,粪桶在下面,承载“夜香”)

早晨,挑粪夫逐家逐户收集夜香,收到来已是中午时份。挑粪夫先用铁钩将粪桶勾出来,换上一个干净的。离开前用带来的铁桶盖将盛满夜香的粪桶盖上,防止过多异物流出来。他们用扁担,左右各挑一个粪桶,送到俗称“36门”的载粪车。到了粪便处理场,还必须一桶桶倒入粪池,加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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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屋子有后巷,墙角下开个粪桶口,方便收集夜香。图片来源:NAS c.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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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还没有粪车的年代,作业都是很“土”的。图片来源:NAS c.1950)

挑粪夫劳苦功高,是人工排污系统的大功臣。他们一旦缺勤,就会有夜香太多桶太小那种外泄之患,臭气熏天之余,青头苍蝇粪虫滋生,叫人作呕。

当时有些屋子有条后巷,墙角下开个洞口,方便收集夜香。这些后巷称为“屎巷”,除了有屎尿留下的痕迹外,异味也凝聚在空气中。

那个使用粪桶的年代,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个沥青的痰盂,一物多用,成为紧急情况下的另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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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称“36门”的粪车,我们看到的都是32门的,左右各16门。图片来源:NAS c.1980s)

走在乡野山林中

讲到夜香,乡野地方的趣事同样一萝萝。

在乌鲁三巴旺长大的东印表示他们只是在地上挖个泥坑,差不多填满了就埋起来,转移阵地。可能这就是厕所也叫“屎坑”的由来。

在樟宜十条石(Somapah Road)居住多年的金兰说,她的家本来使用粪桶,每天有专人来收夜香。后来为了省钱省事,干脆在鱼塘上建厕所,大小号全都排在池塘里。有时雨天水满,等待着美味佳肴的鱼儿在咫尺间虎视眈眈,成为乡村独特的风景线。

锦贤的老家在樟宜九条石半,后来发展成新加坡博览中心。她家后院有四间如意处,左边的露天粪池中央有两间祖父母专用的“小木屋”,远看就像池塘上搭建的凉亭,小桥流水,风景怡人。另外两间则是爸爸和叔叔们挖掘的两层楼高的粪井,地面舖上石灰,用木板围起来,全家二三十人就用这两间厕所。粪井大概在第一展厅的入口处。

袖宝的老家是今天的白沙购物中心的所在地。附近开采沙石后的深坑开发成鱼塘,如今座落在Pasir Ris Drive 1公园里。上世纪60年代,鱼塘主人到新加坡河畔收集夜香,回来后一股脑儿倒进池塘里,塘里的鲫鱼、松鱼、鲤鱼都长得肥肥大大。人们常说淡水鱼有泥味,可能还增添了鲜为人知的夜香味,印证了自然界再循环的道理。

当年服兵役,野外训练所使用的公厕就在最原始的天地间。走入丛林里,才发觉原来还有友军做着同一件正事。现在比较文明,军训的地方会安排流动厕所,不再破坏负离子。

新加坡河畔地标犹存的新天地

上世纪70年代,市区内的丝丝街、直落亚逸街、克拉码头等公厕同样使用粪桶。这一类公厕呈八角形,建筑风格独特,用途一目了然。人们上公厕时必须点燃香烟,不然便是猛擦风油万金油来掩盖臭味。公厕外就是路边摊,食物卫生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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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刹的公厕(左方)。图片来源:NAS c.19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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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码头的八角形公厕。图片来源:NAS c.1970s)

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俗称柴船头的李德桥附近还可见到八角形的公厕。为了一圆那段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记忆,我特地从国家档案馆找了一张旧图片,到原地“回味”。

图片所提供的线索是那栋座落在克拉街与李德街交界处,富有中国南方建筑特色的货仓,现在署名为“涟漪轩”的饮食场所。涟漪轩前供小孩玩乐的喷泉,就是当年八角形公厕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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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码头涟漪轩前的喷泉就是当年八角形公厕的所在地)

¼个世纪前喊停的百年作业

华人在一百多年前已经逐家逐户买夜香,作为种植的肥料。后来新加坡人口激增,夜香过剩,变成必须付费给专人收粪。有些家庭不愿意支付清理费,索性将夜香倒入门口的沟渠。

19世纪末,政府接管收粪作业,一部分夜香用作肥料,其余的都埋到地底。由于当时的木粪桶容易腐坏,夜香漏满一地,殖民地政府甚至立法规定,必须使用从英国入口的铁桶。

上世纪70年代的国会开会时,就新加坡这个花园城市使用粪桶一事,环境部被轰得体无完肤。接下来全岛大刀阔斧,除了整顿新加坡河与加冷河外,还关闭了猪鸭农场。到了1987年,设在Lorong Halus的最后一个粪便处理场停止运作,挑粪夫这个熟悉的身影消失在新加坡街头,粪桶的百年气味成为一段没人愿意还原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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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河畔的挑粪夫。图片来源:NAS c.198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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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粪夫也在粪便处理场负责处理粪便的工作。图片来源:NAS c.198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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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行业:传统灯笼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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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行业:’Songkok’制作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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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华校的除名与保名

刘家明

“更生,更生,1939矗立狮子城,弘扬文化,乐育群英,先贤惨淡经营……”。我的两个姐姐和妹妹,在一年级还没有认得多少个中文字的时候就开始唱(背)这首小学校歌了。当时谁都没有去问什么是“先贤惨淡经营”,当然,就算问了也是一知半解。更生小学的校址是由当地热心教育的猪农和乡绅们捐赠的,所以上学的路上常是“遍地黄金”(猪粪),上课时偶尔也有迷途的猪只闯人课室。

校门上“更生小学”四个字乃出自书法家张瘦石先生之手,负责学校在1962年扩建的绘测师,正是已故王鼎昌总统的父亲。到了我上小学时的60年代,在红山区亨德申路的更生小学已算是颇有名气了。

到了70年代中期,由于全国华文教育逐渐没落,学校的收生人数降到不及300人,在大势所趋之下,更生不得不与Strathmore小学和Friendly Hill 小学联合成“混合小学”经营。新联合学校迁到亚历山大路,校名仍保留为“更生”,但改用Friendly Hill小学的校徽,以及Strathmore 小学的校歌。

新“更生小学”于1980年6月27日,由当时红山区的国会议员林子安开幕。联合小学成立后,三间小学其实都已名存实亡了。2002年1月2日,新联合的更生小学再与亚历山大山小学和亨德申小学联合,并改名为颜永成小学,更生小学正式被“除名”,从此在本国的教育史里消失了。

1955年是我国的“动荡年代”,由于当时学潮、工潮不断,殖民政府下令关闭了参与学潮的民办华文中学,并成立政府华文中学。华义政府华文中学便是在这大环境下于1956年10月14日建立的。校舍先设在当时加东附近的法礼路(Fowlie Road),翌年迁到纽顿的蒙克山小学的临时校舍后,同年再搬到女皇镇的玛格烈通道。庄重奋发的校歌是由著名音乐家丁祝三作曲,林弘道填词的。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是华义的全盛期,华义政府华文中学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华文高级中学。在1969年更史无前例地在学校旁边,成功建筑了第一个由政府向社会人士劝募的大运动场。

好景不长,虽有校歌里“负时代之使命,挽狂澜之既倒,作砥柱于中流”之大志,但由于华文教育之势微,华校学生人数递减,华义不得不于1983年迁到直落布兰雅的德普路新校舍,同时转型为英文中学,“华义政府华文中学”则易名为“华义中学”。学校渐渐重上轨道后再迁到目前的裕廊西校舍,新校舍由当时的林文兴部长于2002年揭幕。幸运的是华义没有被“除名”,所以过了将近58年,华义学校的老、中、青三代校友,还有机会于2014年3月29日,在大操场被铲平之前,及时在玛格烈通道的旧址来个名为“往事只能回义”的千人大聚唱。

最近又传出有80多年历史的“侨南小学”因为收生人数不足,被“除名”与其他小学整合为新学校的报道;同时又巧遇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向公众征求150多间已消失的华校的资料,看来许许多多过去由“先贤惨淡经营”的小学都已经过了除名、易名的宿命。话还要说回来,英文小学其实也经历着同样的命运,许多小学如前面提到的Friendly Hill, Strathmore和亚历山大山等等,也一样在社会的巨轮向现代发展时被淘汰、除名,只不过这类新闻没什么上报罢了。

联合早报《言论》2014年0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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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行业:街头理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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