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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百二十年春秋事

  • 刘家明

(原文刊登于2019年5月2日 / 联合早报 / 谈古论今)

1819年的某一天,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位爵士在新加坡河登陆,与本地马来王室苏丹签下一纸《友好联盟条约》。虽然接下来双方的关系和发展都不是真的那么友好,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联盟,但那总算是把新加坡推向另一段历史的过程,其历史价值不能就这样抹杀。

《友好联盟条约》每页分左右两边,左边写的是英文,右边写的是爪夷(Jawi)文,文件里说签约的日期是1819年2月6日,也就是回历(Hujira)的1234年,第四个月的11日。

如果去网络查看回历的换算,1819年的2月6­日是回历1234年的4月10日,没听说过这200年来回历有做过什么调整,所以怎么就差了一天?看来较合理的解释是时差,也就是说东南亚比阿拉伯地区早天亮。不过如果去翻阅文西·阿都拉的自传/回忆录《阿都拉传》,会发现里面至少有四个同时记录回历和公历(阳历)的事件,有相差一天的,也有相符合的,也有少了一天的,所以在缺少参考文献的情况下,要准确记录历史事件是不容易的。

几十年来自小学到中学所学到的历史,都说小红点是由三佛齐时代的巨港王子桑尼拉乌他玛命名为“狮子城”新加坡拉。桑尼拉王子、新加坡拉、伤人的剑鱼、红山、大力士巴当等等的传说和故事,都说是源自《马来纪年》这部手抄流传下来的古籍。

后来从国家博物馆、网站等的资料得知,桑尼拉乌他玛王子登陆时是1299年。我们的历史可以在时间轴往前挪移不少当然很高兴,1299年到现在2019是整整720年了。不过,如果1819年的事都可能有一天的差别,那1299年是怎样推算出来的呢?

在有关新加坡的部分,《马来纪年》里基本上是没有记载绝对的年份和日期。一般上是某某王即位后,在位若干年后又由谁继位,事件的记录也是“有一天”或“几个月后”之类的,若要真正推算,又没有其他资料佐证,难度是天大的,还好这些事早就有历史学家去做了。

1948年2月26日,本地的《海峡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一篇由赖乐翰博士(Dr W. Linehan)刊登在《英国皇家亚洲协会马来亚分会会刊》(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标题为《新加坡14世纪的国王》的文章。赖乐翰博士从《马来纪年》出发,抽丝剥茧,结合了中国明朝的记录、葡萄牙的编年史及爪哇的文献和记录,推论出新加坡在14世纪的大约100年里的五个统治者的在位年份。

最重要的当然是关键的1299年了。文章也提出对新加坡拉末代王朝的灭亡、君王及马六甲建立的看法。从文章发表过后的反应和评语来看,新加坡拉于1299年建立的这件事,应该没有什么争议性了。因此,小红点的历史到现在(2019年)可以说至少有720年。

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历史相比,720年说长不长,而且我们还这么幸运处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应该好好尽量研究和挖掘更多资料,为后代记录我们的历史。目前的历史 “研究” ,尤其是从1299年到1819年间,数量不多,而且都散落在坊间专业和非专业以及学术界之间,没有一个较“统一”的版本。再加上网络信息泛滥,正史、野史真真假假,莫衷一是,以讹传讹,众说纷纭,令人无所适从。现在应该是有公信力的“有关当局”出手的时候了。

今年到处是一片回忆和纪念新加坡正式踏入世界政治舞台200年,或许这也是“有关当局”出手的最佳时刻,把到目前为止所收集到的、证实的资料,为小红点的历史建立一个官方的基本版本,“通告天下”我们共同认知的历史过去。从这个版本开始,日后继续研究和增添、传承,也可算是为后代留下“开埠200年”的一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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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1819会面

李国樑

(原刊登于2018年3月1日《联合早报》)

半个世纪前上小学历史课,认识了莱佛士这个名字。原来1819年,莱佛士在新加坡河口登陆,掀开了本地近代史的篇章。

莱佛士前后只在新加坡逗留了十个月,但芳名无处不在,学校、酒店、广场、商场、博物馆、图书馆都以他命名;莱佛士塑像甚至闹双胞,矗立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和新加坡河畔。他的妻子与妹夫也有纪念性的苏菲雅山和Flint street。

1. 莱佛士肖像,桌子上的佛雕乃在爪哇的收藏

莱佛士肖像,桌子上的佛雕乃在爪哇的收藏

3. 苏菲雅山上的受保留殖民地时代建筑.jpg

苏菲雅山上的殖民地时代建筑

几乎被遗忘的是“战友”威廉·法夸尔。法夸尔在本地市容销声匿迹,中央医院的所在地法夸尔山易名了,陈桂兰街与梧槽路之间的法夸尔街在兴建武吉士地铁站的时候也消失了。不过,可在国家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看到他的一些收藏品。

奠基者的争议

成王败寇乃游戏规则。但对于法夸尔被“除名”,我始终有些好奇。

法夸尔接受莱佛士的聘约,从代替荷兰管辖了15年的马六甲来到新加坡当驻扎官。莱佛士理想中的新加坡是个以道德持家的自由港,不准许鸦片、赌博与奴隶交易。法夸尔在任那四年,人口增长了10倍,造桥建路都用到钱,却得不到东家的资助,只好通过“非法”交易来筹集资金。

2. 威廉·法夸尔肖像

威廉·法夸尔肖像

莱佛士回到新加坡,觉得市容乱糟糟,保留给政府行政机关的地段竟然出现民宅与货仓。两人的关系每况愈下,最终以法夸尔跟当地人交往过度密切为由,炒了法夸尔鱿鱼。

《阿都拉传》通过马来文官的双眼,认为莱佛士和法夸尔两个大好人摆在同一个平面上,竟然会正正得负,或许是莱佛士的性格所使然。

1824年,法夸尔回到苏格兰后,写了一份自辩书给东印度公司,指明设立新加坡这个基地是他的建议,新加坡也是在他的管理下日趋成熟的,董事部应该尊重他开辟新加坡的热忱。

莱佛士反驳,认为法夸尔 “完全无法负起管理新加坡的重要责任”。最后,东印度公司将开辟新加坡的功绩归于莱佛士。

不过,东印度公司对小小新加坡似乎并不怎么在乎,列出多年来的财务清单,向被脑瘤缠身的莱佛士追讨连本带利共两万多英镑。莱佛士回到英国两年后(1826年)便逝世了,遗孀苏菲雅最终跟东印度公司一人一半,结束这场宾主关系。

探寻莱佛士与法夸尔

莱佛士于1824年4月乘帆船回英国,8月在西南部的普利茅斯(Plymouth)靠岸。莱佛士的纪念碑(1832年立)则安置在伦敦西敏寺教堂内,跟英国王族、牛顿、达尔文、狄更斯等三千多名杰出人士排排坐。铭文肯定了他创建新加坡贸易站,以及较早前管理爪哇和苏门答腊地区的贡献。

4. 英国西南部普利茅斯港湾,莱佛士回国时在此地登陆.jpg

英国西南部普利茅斯港湾,莱佛士回国时在此地登陆

参观过西敏寺后,我从伦敦乘坐高速火车,3个多小时后抵达普利茅斯这座怡人的海港城市。

建在石灰岩上红白相间的灯塔是海港的老地标之一。两个世纪前的导航系统并不发达,漫漫长夜中灯塔的一点亮光,为船员带来几许信心与勇气。尤其是在茫茫大海中川行多时,终于踏上故乡的土地,着陆的心情不言而喻。

法夸尔的墓碑则安置在苏格兰东北部的伯斯(Perth),名为“Greyfraiars Burial Ground”的古老墓园里。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出发,车程约一个小时。

5. 镶在墙壁上的法夸尔墓碑,位于苏格兰伯斯.jpg

镶在墙壁上的法夸尔墓碑,位于苏格兰伯斯

1839年法夸尔入土为安,墓志铭写道:“他生命中富有价值的20年期间,被任命为印度政府的高级官员。除了执行军事任务外,他亦受委为马六甲和新加坡的驻扎官。由他奠基的新加坡后来发展为殖民地。”可见多年来,“新加坡奠基者”始终是法夸尔放不下的憾事。

卡里门与新加坡

新加坡是谁的乳酪?

我虽然没经历过十九世纪初那场老死不相往来的纷争,但穿梭于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眼前仿佛出现一幕幕昔日幻景,心头免不了一阵触动。

莱佛士开拓贸易站之前,法夸尔已经向长官建议在“新加坡海峡入口处附近”设立一个新的基地。他心仪的是卡里门。有航海记录以来,卡里门已经是海上坐标,它不仅地处马六甲海峡南端的正中央,是来往马六甲海峡与穿越新加坡海峡的咽喉,也是控制廖内群岛航道的要塞。卡里门于1956年归印尼所有,总面积约新加坡的一半。

6. 卡里门的地理位置

卡里门的地理位置

莱佛士则借鉴于前人的记载,锁定了新加坡这颗昔日明珠。的确,短短数年间,新加坡已经超越了另一个英国殖民地槟城,迅速发展成为皇冠上耀眼的宝石。

毋容置疑的,英国开拓新加坡的目的是为了在荷兰垄断的马来群岛中找到缺口,扩充自身的势力,并不是为了独立建国或造福原住民。但是,若当时新加坡没有英国的国际经验,复兴这个古老的海港谈何容易。

新加坡发展起来,除了促成与中国清朝之间的商贸之外,亦成为清末广东福建两大省先民下南洋,赚钱后回馈祖国的主要线路。这也算是多年以后的一带一路的前奏吧?

两个世纪来,新加坡从1000名居民发展到500多万常住人口,出现过投入时代洪流的知名人士,以及不曾留下姓名的无名英雄,相信是莱佛士与法夸尔无法想象的。这些历史过客都确保了这块土地江山不老,绿水长流。他们都为现代新加坡奠下了稳固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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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罗中是十八世纪前的新加坡?

李国樑

2013年7月2日联合早报黄绢推荐中国学者编撰的《东南亚古代史》,作者之一的陈志明教授提起新加坡早在公元3世纪已经出现在中国的古籍,叫做‘蒲罗中’,这主要是根据前南大许云樵教授的说法。许教授的《马来亚史》(1961)提出‘蒲罗中国是1700年前的新加坡古名’,除了历史论著与各类新加坡史参考书外,新加坡政府的《新加坡年鉴》(1999-2005)也以‘蒲罗中’作为新加坡历史的引言。

联合早报的报道使我们重燃对蒲罗中的兴趣,翻阅了1970年元旦至9月13日陆续发表在南洋商报星期刊的笔论,当时由新大饶宗颐教授发起,认为不能一语断定蒲罗中就是古代新加坡,南洋历史学者陈育菘先生支持此论点,许教授则独排众议,大家引经据典,事隔40余年后,后辈还是获益良深。为了找寻更多的佐证,我们也参考了新的学术资料如马来学者与英国地理学家学会的研究报告,以及托勒密(Ptolemy)地图等。

蒲罗中与古代新加坡有关的三段文字出自三国东吴,当时孙权委派朱应、康泰等人出使扶南(古柬埔寨),扩展海运,康泰等人的见闻记载在已经失传的《扶南土俗传》,今天所能阅读到的是《太平御览》、《水经注》、《通典》等书籍,在转抄《扶南土俗传》的条文时,是否有疏漏或作者自行‘更正’,就不得而知了。此三段文字包括:

1. 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一年余到天竺江口。
2. 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海边有人居,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罗中国,其俗食人。
3. 拘利东有蒲罗中人,人皆有尾,长五六寸,其俗食人,按其地并西南蒲罗,盖尾濮之地名。

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y,公元2世纪)的东南亚地图有两个登嘉楼的港口:Perimula和 Kole,一般相信Perimula是登嘉楼河口(Kuala Terengganu),而Kole则是现在的朱盖(Cukai),是甘马挽镇(Kemaman)重要的水陆交通点。今天的朱盖码头已不复当年商船在此起货卸货的繁忙面貌,但仍然可以看到停泊的渔船,可见拘利是个重要的地标。

托勒密东南亚地图中的黄金半岛

托勒密东南亚地图中的黄金半岛

拘利的北方泰国境内的克拉地峡,是古代衔接暹罗湾和安德曼海的捷径;拘利的南方则有另一‘彭麻’古航道,同样出现在托勒密地图中,奥杜曼帝国的学者Katib Celebi编撰的世界地图(Cihannuma,1732)还以特别放大的方式来呈现这条古航道。彭麻古航道由皇城北根(Pekan)的彭亨河入口,转入色丁河(Serting),到了马口镇(Bahau)附近,登陆走过一条300米左右的拖曳道(Jalan Penarikan),由纤夫把船拉过色丁河,继续航行到麻坡河口。以前的马来半岛叫做‘黄金半岛’,彭亨是金矿区,吸引‘西方’人沿着麻坡河直上彭亨与暹罗,除了发财也带动商贸,因此彭麻古航道可能在公元1世纪时已经受到重用,直至1930年代,英殖民地政府在Jalan Penarikan建铁路后才逐渐被后世遗忘。

奥杜曼帝国的学者Katib Celebi编撰的世界地图(Cihannuma,1732)还以特别放大的方式来呈现彭麻古航道

奥杜曼帝国的学者Katib Celebi编撰的世界地图(Cihannuma,1732)还以特别放大的方式来呈现彭麻古航道

由于拘利同时出现在《扶南土俗传》和托勒密地图,学者才进一步认定拘利就是朱盖,可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托勒密地图是在16世纪发行的,在托勒密往生后的1400年间,许多拜占庭的学者都修订更新过原图,因此Kole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图中还是一个不解之谜。

依据许教授的说法,拘利口指的是马来半岛西岸麻坡河的出口,因此若‘从扶南发,投拘利口’,最顺理成章的情形就是扶南因某种原因,放弃克拉地峡不用,取道彭麻古航道,转入马六甲海峡,继续往印度之路。不过这条航线不经新加坡,扶南人如何知道距离彭亨380公里之外有个新加坡(蒲罗中)?

马来半岛古国图-马来亚丛谈,许云樵

马来半岛古国图-马来亚丛谈,许云樵

蒲罗中国在拘利‘极崎头’处,许教授推断‘极崎头’指的是马来半岛的尽头,蒲罗中则是Pulau Ujong的对音,所以在马来半岛尽头的岛屿非新加坡莫属。但是叫我们百思不解的是‘拘利正东行’的方位‘东’,新加坡位于拘利南方400多公里外,跟东方扯不上关系,为何‘拘利正东行’会来到新加坡呢?

陈育菘认为‘极’这个字有商榷的空间,极未必指末端,任何一个陆地的尽头,都可以是‘地极’;至于‘崎’指的是高地,例如厦门集美村的对岸有个高崎码头。从谷歌地图可以清楚看到朱盖与高崎形似之处,因此古人说的‘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所指的也可能是拘利附近东部的地区,比方说朱盖正东的岛屿,是否可能是当年的Pulau Ujong?

‘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所指的也可能是拘利附近东部的地区,比方说朱盖正东的岛屿,是否可能是当年的Pulau Ujong?

‘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所指的也可能是拘利附近东部的地区,比方说朱盖正东的岛屿,是否可能是当年的Pulau Ujong?

同样的,‘拘利东有蒲罗中人’,许教授认为蒲罗中人和蒲罗中国是一样的,所没有解释的还是关键性的‘东’的方位。有一点可以补充的是登嘉楼有一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人类的骨骸,朱盖的所在地甘马挽很早已经有原住民居住了,如果无法反证说朱盖正东的岛屿并非当年的Pulau Ujong,那么蒲罗中是不是古新加坡就有存疑之处了。

托勒密地图也显示在马来半岛的尽头有一个叫做Sabara的贸易站,另一个贸易站是马来半岛西岸,靠近克拉地峡的Takola,曾经被西方学者误认为是《扶南土俗传》的‘投拘利’。当年许教授力排众议,认为‘投’是个动词,终于还拘利一个清白。如果Sabara是古新加坡,就可以证明新加坡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远古时代已经是个东西交汇的商贸中心。若是如此,扶南可能早就知道新加坡的存在,只是交代得不够仔细,连累康泰等人以蒲罗中向皇上交差,但也让我们尽情享受考古之乐。

托勒密的世界地图显示马来半岛南端有个Sabara贸易区,是不是指新加坡?

托勒密的世界地图显示马来半岛南端有个Sabara贸易区,是不是指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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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机、时机

刘家明

(联合早报,2012年12月8日)

十一月十二日,《海峡时报》转载了法新社一篇有关瑞士手表的报导,其中图片是一支设计现代化的“中国风”机械表。表面的古罗马数字、天干地支、中文数字、阴阳五行、十二生肖和阿拉伯数字俱全,这支轻盈精美复杂,叫价约两万新币的“勃朗班”(Blancpain )名表,瞄准的当然是中国市场。报导里提到另一表商“江诗丹顿”(Vacheron Constantin)也以新设计的限量“十二生肖”系列名表,进军中国市场,正是无限商机在华夏!

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日内瓦的“江诗丹顿博物馆”走一趟,就会看到一封在1845年10月30日(清朝道光年间)从中国广东发出的复函,信里告诉“江诗丹顿”总部:“怀表在中国没有市场” (腕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流行起来的)!不过表厂还是继续再运33对怀表到中国,并根据后来收集到的“市场情报”设计以迎合华人口味。那是目前瑞士钟表商到中国寻找商机的最早记录。“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曾几何时,历史又重演了。

为什么日内瓦会成为闻名世界的钟表中心呢?那完全是一个契机,一个“时机”问题!话说自从德国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16世纪初发起了宗教改革运动提倡“新教”(基督教)后,新教徒就不断受到罗马天主教廷的排斥与迫害。 1541年,日内瓦的教会由约翰•卡尔文(John Calvin)掌权,卡尔文成立了“归正宗教会”(Reformed Church),极力且严厉地执行宗教改革。对于一切宗教仪式,卡尔文要求信徒绝对准时举行,于是无形中提高了日内瓦人对时间的重视,间接推动了钟表业的发展。由于卡尔文也向外传播新教教义,并在“法国宗教战争”期间延揽大批新教难民到日内瓦,大批表匠也随之移民,日内瓦便慢慢成为欧洲制表业的中心了。

卡尔文也禁止新教徒在公众场合炫耀财富,所以教徒不能佩戴珠宝饰物。受到这打击的珠宝匠灵机一动,就把珠宝镶嵌在怀表内外,无意插柳,居然再为钟表业开创了另一个新商机。由于制作钟表极耗眼神,为了保护工匠的福利,日内瓦带头成立了“同业会”,并在1886年创立了“日内瓦印记”(Hall Mark)监管品质和保护企业,整个钟表工业完善发展至今朝。

回头来看看我们这个赤道小红点,其实我们能有今天,同样是一个“时机”使然。根据学者郑文辉的考证,新加坡早在公元234年(三国时代)就以“住着有尾食人族”的“蒲罗中”这个名字出现在中国的文献里;接着沉寂了几百年后,到了唐朝又在“海上丝路”以“中途站”的姿势再出现。这里也曾有一个“新加坡拉王朝”而风光了整百年,不过等到我们再出现在元朝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的时候,这里已是个海盗猖獗 ,杀人越货,生人勿近的蛮岛“龙牙门”;之后我们在东南亚的历史和政治世界里浮浮沉沉,总沾不上边。一直要到1819年,才由莱佛士选上了这个被荷兰忽略了的小岛,并把它定为自由港;这一个“时机”,再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我们才得以生存到现在。

然而,这个完全没有天然资源小国的“地理优势”是非常脆弱的。记得若干年前,建国总理李光耀就已“提醒”国人,当科技越来越发达,飞机越造越大也飞得越远的时候,我们作为航空枢纽的地位将不保。当时犹言在耳,就又听说泰国要重新考虑开凿“克拉克运河”的计划。几天前,李总理也在“面簿”里提到由于造船技术的进步和全球 暖化,货柜船已开始穿越北冰洋了;再者,网络、云端科技一日千里,虚拟办公室普及,任何地方都随时可以发展为金融中心。不是我们杞人忧天,如果不未雨绸缪,有朝一日,当我们的“航空、航海、金融”三“机”皆失的时候,这个小红点也就会在地图上消失了!

文章讨论:上增兄在文章上报后提出了一些额外资讯供大家参考和讨论:

许云樵在 “蒲罗中”就是新加坡古名的论据。学者们多不同意。

“蒲罗中”是新加坡古名是许云樵在1961年出版的“马来亚史”一书中提出来的,饶宗颐在1970年南洋商报新年特刊上发表“新加坡古代名称的检讨-蒲罗中问题商榷”引发了一场历时九个月的论战。饶宗颐,陈育崧,邱新民等大师级人物皆不同意他的看法,这场打了九个月的笔战以无结论收场,但许云樵仍独排众议,始终认为“蒲罗中”就是新加坡。这场论战的相关文章都收集在邱新民的书中。后来,柯木林,郑文辉等人把“蒲罗中”收入他们的书中,间接地推广这个新加坡古名。于是乎,大家争相引用,连有关官方部门也引用。

最近,有台湾淡江学者陈鸿瑜 引“太平御览卷七八七,引吴时康泰的扶南土俗”一书为文反驳“蒲罗中”即新加坡古名这一说,为许云樵增加另一个反对派者。该书说:“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海边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罗中国,其俗食人。”反对者的主要论据是“蒲罗中”在“枸丽”之东,但没有一个史学家能证明“枸丽”就是苏门答腊东岸,也就是新加坡之西。

请参阅: http://www.zaobao.com.sg/forum/pages1/forum_lx090911.shtml

再者,许云樵说“蒲罗中”为马来语Pulau Ujong的对音,我个人觉得这论据也有逻辑问题。“蒲罗中”首见于“吴时外国传”,时三国时期,公元234年没错,马来语在那时尚未成形,何来马来语对音?所以,我很反对把“蒲罗中”继续“认主归宗”。

家明文中也提到“新加坡拉王朝”与汪大渊的“岛夷志”为两个不同时期,前者风光了整百年,而后者却是海盗猖獗,杀人越货,生人勿近。“新加坡拉王朝”大约始于公元1275年而亡于约1395至1400年左右吧。当汪大渊“岛夷志”在1349年出版时,应该正是“新加坡拉王朝”时代,理应是同一时期。

汪大渊在元朝出版“岛夷志”,这书在明清时期才精简为“岛夷志略”,意即把过时的资讯删除,成了删节版。所以我们在提汪大渊在元朝的著作时,理应还原它的原名“岛夷志”,而不是“岛夷志略”。

http://guji.artx.cn/article/172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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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情系三马穆,三个马穆一宿命 (马穆三)

黎上增,刘家明

接下来的历史会有一点点乱,第三个马穆要准备现身了!

也不知道是因为“野种杀不尽,色风吹又生”,又或者是“有心人”设计栽赃作乱,在1712年,有一个在米南加保地区长大的王子向整个马来世界宣布,说他是已故苏丹马穆-II的遗腹子。这位王子就叫 Raja Kechil 意即小王之意,他从小就被米南加保皇族收养,所以他应该合法继承柔佛苏丹的王位。在那没有DNA的年代,真真假假可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的。

小王子羽翼丰满后,就联合了米南加保大军,在1717年向苏丹阿都加礼宣战。他因为得到柔佛“保皇派”的内应,顺利把苏丹阿都加礼赶到彭亨去,小王自己自立为王,称苏丹阿都加礼拉末•沙(Abdul Jalil Rahmat Shah)。但是因为小王子先前已向武吉斯人协议组军队讨伐柔佛,不等到武吉斯人到雪兰莪招兵买马成功,自己又向米南加保借兵而没给武吉斯人好处,武吉斯人感觉受骗,怀恨在心。

这时,苏丹阿都加礼在彭亨被小王子的杀手所刺,死于非命。武吉斯人于是转向支持苏丹阿都加礼的儿子苏丹苏来曼为他复仇。反正军队已组成,不打白不打。武吉斯人的条件也和先前小王子的协议一样,战若打胜了,苏丹苏来曼得让武吉斯人当副王。于是乎,另一场战争开打了。由于武吉斯人勇猛,小王子的部队支撑不了,在1722年逃回苏门答腊,建立了另一个锡克 (Siak) 苏丹国去也。

苏丹苏来曼顺利接手皇位,登基成为柔佛苏丹,但是他从此必须遵守承诺,让武吉斯王,达恩•马拉旺(Daeng Merawah) 担任副王,从此引狼入室。武吉斯王虽然以副王自居,但是处处要管,事事要做决定。苏丹苏来曼心有千万个不愿意,但武吉斯人兵强马壮,他无力反抗,也无可奈何。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大权旁落,痛苦不已。

先在这里打打岔,说一说武吉斯人。武吉斯人源出于印尼苏拉威西岛,这支民族生性好斗,十分强悍,善航海,也很会做生意。他们航行于东南亚各个岛屿间,建立很好的人脉关系。有一位武吉斯王族后人曾经说过,武吉斯人看见路边有人打架,他会先加入战团,打一架后才问,你们为什么打架?这就是武吉斯人的习性,因此,他们很喜欢当雇佣兵,所以在东南亚地区一旦发生战事,你就可以看到武吉斯人的军队参战。或许大家在一些有武吉斯人血缘的政治家的演讲中,约略可以感觉到他们的那股霸气和凶蛮之势吧!?

苏丹苏来曼去世后,武吉斯人真正地发挥了他们的影响力,继苏丹苏来曼之后即位的两任苏丹都早死,相距不到两年,这两位苏丹的离奇早死,据说是武吉斯人刻意把他们给毒害的,以便扶持一个小孩来当苏丹,那小孩就是我们要讲的苏丹马穆•沙-第三(Sultan Mahmud Shah- III) 了。这一招跟慈熙太后的做法如出一辙,扶持一个小孩,武吉斯人就当上了摄政王,有了实权了,苏丹马穆成了傀儡。

苏丹马穆当了差不多51年的苏丹(1761年到1812年),但是重要的决策都没有他的份。他就这样混混沌沌地过日子,一直到1812年他过世为止,他没有做过什么重大的事情。 所谓“多做多错,不做不错”,所以他一生人也没有做错过什么大事, 甚至连王储也没有立,当然,就算是立了也没有用,毕竟是武吉斯人“话事”,他们说了算嘛。

苏丹马穆-第三遗下两个王子,大的叫胡申,次子叫阿都拉曼。当苏丹马穆驾崩时,胡申在彭亨娶亲,武吉斯人就立了次子为王,名为苏丹阿都拉曼。母后非常不满,因为根据马来王族传统,两位王子同为庶储时(意即母亲都没有皇族血统),应该立长子为王,而不是次子。于是母后拒绝把苏丹信物交出来,信物包含黄伞,权剑,印章等。不过武吉斯人才不管这些,坚持己见。胡申回家后,见生米已煮成熟饭,非常失望,但也无可奈何。

根据武吉斯人的记载,是英国人威廉法夸尔先知道这事,然后向莱佛士禀报,莱佛士便利用这个机会,见缝插针,把胡申接来新加坡,立他为合法苏丹,然后与他签约,得了新加坡这块肥肉。其间还有一些“惊险”内幕,也记录在文西•阿都拉的自传里。

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奇妙。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江湖风风雨雨,却也有不少巧合。一丝系万镂,要不是六百多年前有个“星洲”被灭,就不会有个“马六甲王朝”的出现,也就不会有个亡国的马穆-第一。 如果牵不出一个“马六甲-柔佛王朝”就搞不出另一个灭国的“同志”马穆-第二。要是当时英国接受了班达哈拉 “宰相王朝”把“星洲”当成的厚礼,出兵抵抗米南加保,或许就不会有第三个亡国的马穆-第三出现了。但由于马穆-第三的不肖大儿子胡申,又神推鬼使地把一切都又拉回到“星洲”原点。 真有一点“终于斯,始于斯”之感矣!

如果大家问我在这里还看到了些什么?我会说:

“唔怕生坏命,最怕改错名”!

后注 :Laksamana 这衔头乍听之下,好像是在问 where is my laksa? 许云樵翻译为水师提督。以前打仗都走水路,海人 Orang Laut 为军队的主干,所以带兵的叫水师提督。这个职位在阿布巴卡时被废了,因为军队都上岸了嘛!Laksamana 的老板叫天猛公 Temenggong. 天猛公在朝中负责国防,司法,巡逻保安,所以可算是“内政与国防”部长!不同的是天猛公乃武将一名,他手中握有兵权,所以时时要征兵,出兵打仗。在此背景下,天猛公需要住得靠近海人聚落,容易控制这些人海人。所以,天猛公的“巢穴”都在新加坡海峡附近,事出有因。而 Laksamana 多来至海岛如槟丹岛,Laksamana 都是海人的头目,也是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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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情系三马穆,三个马穆一宿命 (马穆二)

黎上增,刘家明

现在该是第二个苏丹马穆(Sultan Mahmud-II)上场的时候了。

第一个苏丹马穆“驾崩”后,他的儿子苏丹阿拉乌丁(Alauddin Riayat Shah-II)继位,他自知能力单薄,无力反攻葡萄牙大军,于是乎偏安另创“马六甲-柔佛王国”,立首都于旧柔佛 Johore Lama,开始了马来半岛历史的另一页。

当时葡萄牙人控制了马六甲海峡,苏门答腊北部的亚齐人除了感到不安外,他们也“心痒痒”想控制马六甲海峡,在香料贸易中分一杯羹,于是亚齐决定向葡萄牙人及柔佛王国开战,史称“三角战争”。在这整百年的三角战中,柔佛被亚齐侵略了好几次,柔佛两任苏丹阿拉乌丁(Shah-II和 III) 都曾经被亚齐活捉去“蹲牢房”,之后都死于亚齐。在这纷纷扰扰间,各任柔佛苏丹都以保命为前提,到处避难,例如苏丹阿都拉 (Sultan Abdullah or Raja Bonsu) 甚至还有一个外号叫“流浪苏丹” (wandering Sultan),凄凉之致,还那有时间“造人”,所以这期间,苏丹王室人丁单薄,甚至到最后变一代单传。

这一代传一代,终于在第九代到了另一个苏丹马穆•沙- 第二(Sultan Mahmud Shah-II)。这个马穆生于1675年,十岁时父王就被人毒害,由于他是独子,所以在他在幼稚之年,就于1685年被拱上王位,由摄政王代理朝政直到他二十二岁摄政王去世为止。

这位苏丹苏丹马穆可算是“怪胎”一名,他从小就性情乖戾,冷血无情,也是个同性恋者,还娶“人妖(阿“官”)”为妻。据说他为了向他的男伴表示忠诚,凡是怀孕的皇后,嫔妃都一律被处死,因为同性恋者怎么可以有儿女呢?他的不光彩的历史,在外国人的“野史”中广为流传。在那个时代,有一个苏格兰船长叫阿历山大•汉米尔顿的在1695年到访,他送了苏丹马穆一对左轮手枪,苏丹马穆拿来把玩,然后向窗外马来子民开枪,汉米尔顿惊道:那是会闹出人命的!苏丹马穆反问:要不这样,我怎么知道子弹会打多远?

以上这些丑事都记录在菲力•达比 (Philip Darby)的书《Post-colonizing,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to Change the Way We Are》里头。关于他的其他令人发指的凶残叙述:例如他乘他的叻沙马纳(Laksamana,水师提督,参阅后注)为他去抗海盗之际,他居然听信谗言,剖开被诬陷的水师提督的妻子的肚膛,去看胎儿是否真的有偷吃了他一片菠萝蜜;都记载在其他马来文献如《Tuhfat al-Nafis 》中。

由于苏丹马穆-II 的凶残,他的首相于是在1699年落实了一个谋杀计划,由水师提督下手,在苏丹马穆做完礼拜五祷告后乘椅轿(如绑在竹子上的椅子)归来时,上前刺杀他,这段“弑君”行动在马来世界中叫做“Mangkat DiJulang”。苏丹马穆在临终前还说出他的咒语,他诅咒所有民丹岛的子民们,从此不能到哥打丁宜( Kota Tinggi) 去,否则将会吐血而亡。他如此说是因为该水师提督来自民丹岛。据说时至今日,还有民丹岛的居民相信这诅咒,不敢到哥打丁宜去。

我们在直落布兰雅遇到的柔佛苏丹皇陵“守墓人”幽媚儿(Umer)就自称是该水师提督的第九代后人,她说她这么多年来曾到过柔佛、廖内、印尼等地去寻找资料,设法证实墓里人的身份,就是不敢踏入哥打丁宜半步,以防万一。这段弑君的故事也已有人拍成电影,大家可以到以下网址看看,这次相信不必去补习马来文,也可以猜到剧情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Os8quC0f0I

苏丹马穆-II死后,由于他(同志身份)无后 ,所以首相阿都加礼(Abdul Jalil) 就顺利篡位为王,成为柔佛苏丹。不过苏丹阿都加礼没有皇室血统,从“马六甲苏丹王朝”开始,一直传位到“马六甲-柔佛王朝”,马来苏丹血统的继承线从苏丹马穆-II之死后就此断了,江山易主;所以从苏丹阿都加礼开始,历史上称之为“宰相王朝”(Bendahara Dynasty) 而不再是苏丹王朝。苏丹马穆-第二也就荣登第二个“亡国苏丹”的宝座了。

顺便看一看苏丹阿都加礼的族谱。苏丹阿都加礼应该是阿拉伯人,祖先来自南也门(http://en.wikipedia.org/wiki/Template:Iskandar_ancestry)。数百年前,阿拉伯人随季候风到南洋来做生意,有些人因为各种原因滞留当地,成为传教士,教师,翻译,造船工,文员等。后来,有些知识分子被招入宫廷成为谋士,部分因为有功而被晋升为官,甚至官至班答哈拉Bendahara。

柔佛苏丹阿都加礼的高祖几代人都是班答哈拉,其中著名的Tun Habib Abdul Majid就是阿都加礼Abdul Jalil的父亲,Tun Habib过世后,阿都加礼子承父职,也当上了班答哈拉。由于苏丹马穆•沙-II 乖戾残暴,天怨人怒,阿都加礼才能弑君自立为王,成立了班答哈拉王朝。目前在直落布兰雅看到的皇陵,葬的应该就是他的后人。直落布兰雅“守墓人”幽媚儿说皇陵里一些漆上绿色的墓碑属于中东的王族,看来不是空穴来风。

言归正传,苏丹阿都加礼 篡位成功后,位子其实坐得极度不安,因为他的朝中有很多老臣子不服他的领导。这些老臣子都认为他是一介平民,没有皇族血统,不应该登基成为苏丹。所以苏丹阿都加礼登基后,他把苏丹马穆的后宫女眷都杀了,为的是要防止苏丹马穆的遗种留在人间。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当英国的哈米尔顿 (Alexander Hamilton) 船长在1703年到访时,苏丹阿都加礼还要把新加坡岛送给船长以换取英国人的支持。自马六甲苏丹王朝开国以来,这是新加坡第二次与马来史拉上“外交”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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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情系三马穆,三个马穆一宿命 (马穆一)

黎上增,刘家明

自从初中三选修理科之后就再也没有好好读历史了。那时候读的是中国和欧洲简史,不过就只记得什么“英法百年战争”,“玫瑰战争”之类,中国的历代皇朝和野史,则是从李大傻讲的“古”和金庸的武侠小说里才知道的。或许当时是新、马都处建国初期,整理历史非“急务”,所以没有把东南亚史编入教材,对于东南亚,读到的不过是些如“汉都亚”,“山尼拉乌丹马”的传说故事和“莱佛士开辟新加坡”的历史而已。

近日有幸接触到一些关于古代新、马的历史资料, 才发现了许多东南亚和马来半岛数百年来的有趣历史典故;其中与新加坡最有渊源的,莫过于三个同名的“苏丹马穆”(Muhmud)的故事了。三个苏丹都有跌宕起伏的经历,悲剧的“亡国”下场。

根据《马来纪年》(已于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里的记录,话说在公元约1402年,新加坡王国被满者伯夷灭亡后,国王逃到马六甲,建立了另一个“马六甲苏丹王朝”。马六甲苏丹王朝风光了约八十多年后,传位到第八任苏丹马穆•沙-第一 (Sultan Muhmud Shah –I) 。苏丹马穆得天独厚,幸有能干的四代元老班达哈拉(官职如宰相)敦•霹雳辅助打理朝政,所以他可以把精神花在“泡妞”上。敦•霹雳对苏丹确是一片(愚)忠心,他在他的大儿子被苏丹马穆的儿子杀害后,不但不记仇,还保举苏丹的儿子为彭亨州的苏丹!

苏丹马穆的色胆也蛮大的,《马来纪元》里记录了他钟情于金山(Mount Ophir)仙女,于是派大臣到金山向仙女提亲。仙女向他提出了要建金桥银桥到金山,七盘蚊子心,七盘飞蛾心,再加上槟榔汁、眼泪、苏丹和王子的血各一樽等七项不合理的要求,他才悻然而退。 敦•霹雳于1498死后,苏丹马穆拜淡米尔回教徒敦•穆达歇尔(Mutahir)为相,结果埋下了与朝廷里马来贵族不和的导火线。

苏丹马穆色性不改,在宰相敦•穆沙歇尔的美貌女儿花蒂玛的婚礼上对她“生痴猫入咗眼”,早晚都想一亲美人芳泽。结果在宰相的仇人的陷害下,“有意”相信谗言,把敦•穆沙歇尔家的男丁全都砍头,终于强娶了花蒂玛!花蒂玛为了报复杀父之仇,每当她怀孕时就设法堕胎,一直到苏丹马穆答应她凡生男必委为王储后,花蒂玛这才为苏丹马穆生了两男两女。

1511年葡萄牙大军攻占马六甲,船坚炮利,苏丹马穆战败而退守巴莪(今南北高速公路的 Pagor) 伺机反攻。葡萄牙军随即把他赶到彭亨去,他再逃到民丹岛( Bintan),但是葡军又把槟丹岛的基地夷为平地。他最后逃到苏门答腊的 甘巴河域(Kampar River)一带, 郁死于1528年,马六甲王朝宣告灭亡。苏丹马穆成了第一个“亡国苏丹”。

如果YouTube 还没有抽片的话,以下网址还可看到1961年由新加坡国泰机构拍成的有关电影《乐榔山公主/金山公主》(Puteri Gunung Ledang), 但要先去补习马来语才看得懂哦!。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1Om6RONX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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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桶纪事

许愫芬

前一阵子有个政府组屋单位厕所翻新的工程进行了项目展示,我的菲律宾同事“谷歌”字义,把厕所翻新弄成“马桶翻新”,大家笑得差点踢翻椅子。

我们历史博物馆的第三展厅里有展示了19世纪贫富时代的悬殊,展示有钱人风光大葬,无钱的洗衣拉撒都在甘榜的污水河上,还有一个铁质马桶不偏不倚的镶在玻璃罩里。这个聚宝盆可也是要挖的‘屎料’。

在国家博物馆历史展馆内的'聚宝盆'

在国家博物馆历史展馆内的’聚宝盆’

新加坡使用马桶的年代,还不是很久以前的记忆,我们六、七十年代的茅厕还在用马桶。

中国在汉朝高祖有使用马桶叫‘虎子’,后来改为‘马子’,又后来称‘马桶’。便器的形状还有金质或玉质的虎头,还记得看电影“垂帘听政”说咸丰帝是死于下痢,果然专用的便器还是特制的。

茅厕呢?古代念mao si。茅厕一般为蹲厕,称‘旱厕’。当时平民家用的马桶一般是木质有盖的马桶。

2200年前美索不达美雅(Mesoptamia)高原阿斯玛(Asmar)遗冢就有冲水厕所,有地下水道及砖砌的坐式便器。埃及也有坐式马桶座,有石头的马桶座,下有便器。在古罗马就有集体‘出恭’的公厕,马桶座下有水流动的冲洗式厕所。两排十几个面对面的做大事还可以高谈阔论,便后用特别的棉球棒擦噴口,让后在流水沟里洗清。男人小便还是在街上的后巷便桶里撒尿。有钱人一般在屋子的最后头设私人便厕,女人小解时蹲在流水沟里,大解才用坐式马桶。据说没厕所的人还往街上倒尿,想想也太恐怖。所以英国在十三世纪发明的坐式冲水马桶可谓人类的一大文明。

在十九世纪新加坡在英国统治下的情况如何?人口密度渐长的市区里,大小事开始成问题,公共厕所设在新加坡河边,进去后让人掩鼻。一般家里设茅厕,早晨四五点便有挑夫换上新的马桶,然后用扁担把两桶“夜香”挑在肩上,把它送到三十六门的收集车,这种车英语称为“、‘HONEY WAGON’(直译‘蜜糖香车’)太有意思了。粪便收集车装满后驶向市区外的大便收集处。1945年8月15日军投降后,一些日军囚俘就被令在市区接下挑大粪的活。

我小时候的当年住在市区里的十几户共住的二、三层店屋楼房。窄小的楼梯间经常见到挑粪夫,然后很有礼貌的问挑粪夫:“倒粪叔,要‘吃’咖啡?”大叔也回应“妹妹啊,要‘吃’咖啡。”小小的问候成了我们甘民巷的一段插曲。

后来搬到市区外的陋屋,就在今天的中峇鲁地铁外不远的公园对面的亨德山,这里就是草莽一片的大坟,而家对面就有两个大粪池,原来市区的大粪都往这里倒。当然风吹过处,耐人‘薰味’。这里的倒粪大叔就两三天来一回,有时候蹲在‘屎坑’(广东人的称谓,我们潮州人叫‘濂廊’)。有时做大事的时候,下面的马桶被抽出,倒粪大叔就把‘肥料’倒入他有盖的桶里,然后用刷子刷再放回来。我们共用的茅厕就在大坟不远处,大解时还真是‘熏死人’。

中峇鲁是有钱人住的四层楼,1930年代 在新加坡信托局建有抽水马桶是羡煞旁人的事。庆幸不久政府很快就迁坟、‘迁粪’(粪池填了)。大概在1968年,我们有幸迁入了组屋,就在原先的大粪池附近的惹兰孟米娜,有自己的抽水马桶厕所,太棒了。1960年代也是一件新兴国家发展组屋计划的“奋起实践”。70年初,中峇鲁花园的建立就是花园城市的实践,那里的莲花一直都很茂,可能跟原来的粪土有关?

1980年代,市区重建的工作大致完成后,大约在87年左右,挑粪夫的工作也进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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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崎护 – 日本的“辛德勒”乎?

黎上增,刘家明

参观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历史展览,最令人感到极度沉重的相信是我国沦陷的那个展厅,尤其是“肃清”的那一部分,它仍然是许多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在展厅里有一张日本人的照片,高额、浓眉、大鼻、典型的日军小胡子、戴着黑框方镜、着西装。根据“讲解器”的简单介绍,他是筱崎护 (Shinozaki Mamoru),在沦陷时期负责协调日军与本地居民的沟通,工作是成立不同族群的民众组织,并确保这些组织能紧密配合日本当局的政策。他究竟是何方神圣?他在日本统治新、马的三年八个月里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他又是否真如他欲自比为世界二战时,冒着生命危险极力保护犹太人免被纳粹党屠杀的德国人辛德勒(Schindler)呢?

筱崎护 Shinozaki Mamoru

筱崎护 Shinozaki Mamoru

根据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网上资料(Infopedia),筱崎护于1908年2月19日生于日本福冈县,他的爸爸是一个矿主。1931年明治大学毕业后加入日本官方通讯社,1934年被派往上海、南京、汉口。筱崎护在汉口加入日本外交部,1936年以新闻专员身份被派到德国柏林。1938年筱崎护再被调派到新加坡的日本总领事馆,除了从事新闻工作,也开始其谍报生涯。1940年,筱崎护带领日本高级军官在新加坡、柔佛各要塞实地刺探军情后被英军逮捕,被判入狱樟宜监狱3年半。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筱崎护被日本委任为“昭南市教育科长”,后转任“厚生科长”一直到日本投降。

日本于1945年9月12日正式投降后,筱崎护与6千多名日本战犯被关进裕廊军营。后经天主教及华人团体请愿,他被释放并为英国内安局充当翻译以及协助遣送日本居民回国。他也同时为英军翻译日本宪兵队写的有关马共的报告,最后在审判战犯法庭供证后,于1947年被遣送回日本。

根据其他学者的记录,筱崎护在审判战犯法庭供证时宣称因为检证“肃清”是秘密军事行动,所以他当时并不知道,所以没有参与屠杀平民这回事。反之,他自称他利用自己的官职签发“良民证”,救活了无数新加坡人。他也说他的爸爸为他取的名Shino 在日文里是“中国”的意思,zaki 是“崎”即海边,Mamoru是“护”,也就是要他紧记要关爱中国人!筱崎护也尝试替其他日军战犯开脱,表示日军前后只处决了约六千名“和平破坏者”等等。

于是,日本在新加坡沦陷期间对本地华人的“肃清”屠杀罪行,就在不到一个月的战犯审判过程后,以英国军事法庭草草判决两名“将军级”及五名“士官级”日军战犯死刑而结束。虽然还有数名战犯被判监禁,不过也只服刑了不到五年就被遣送回日本,过后不了了知。接着是战争赔偿问题,日方始终躲躲闪闪,闪烁其词;风风雨雨,一直到1967年2月15日,“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由李光耀总理揭幕后, 国人才把这段悲苦记忆暂置于脑后。

不料到了1973年,筱崎护的所谓“二战自传”的日文《昭南特别市》发表,并被译为中文版的《新加坡沦陷三年半》。书中除了仍然轻描淡写地处理“肃清”大屠杀外,并加重他自己对保护平民的“贡献”,大有把自己与德国人辛德勒在二战时,冒着生命和财产的危险而保护犹太人的行动而媲美之势。

大体上,筱崎护的书里说他当时勇於与日军当局唱反调,发了约3万张“良民证”以援救贫民百姓; 他发起“华侨协会”凑五千万元“奉纳金”给日军的目的是为救本地商贾免被日军残害。 他又称他说服日军设立“兴楼”、“马口”新村让华人和天主教徒解决经济问题以及免受日军继续迫害。所以当时新加坡人(尤其华人)都暗地里把他视为“华人之友”云云,言之凿凿。

此书一出,立刻激起本地许多学者的怒气,他们对书中各项逐点反驳,尤其是对铁证如山的“肃清”大屠杀举出了各方面的实据。这些事实都记录在许多研究二次世界大战的作品里。其中最有趣的一点,根据各方资料所示,Shino 在日本文里有“四野”、“志野”等的意思,但与“中华、支那”的 sino 风马牛不相干!如果连这基本的一点都敢为自己脸上贴金的话,该书里的其他的内容的真实度就肯定要大打折扣了。

不过筱崎护大发“良民证”的事也不可能是假的。就曾有一个欧洲医生范•赛伦保(John Betram Van Cuylenburg) 在1961年写的回忆录里就记载了有关筱崎护发“良民证”保护人民的事情;还有当时中华义勇军队长叶平玉(Dr Yap Pheng Geck)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同样记录了筱崎护这件事。再根据兴楼和马口新村村民的供证,虽然当时生活情况困苦和严峻,的确是没有受到太多日本特务和宪兵的干扰。因此,当1951 年筱崎护重访新加坡但被殖民政府拒绝他登岸时,就有曾受过他恩惠的人士上船向他道谢。

有一点相当令人纳闷的事,就是那三万张“良民证”。根据筱崎护的自述,他发的“良民证”在背后印有“持证人乃我们在战前就认识的,请照顾及保护他”的字句。他发给厨师、医疗人员、基督徒、佛教徒,来者不拘,在第一个星期就发了整三千张。可是,为什么在各类有关的资料和记载,至今都没有发现过一张呢?难道它们全都被持卡人在战后毁掉了吗?

如果阅读蔡建奕(Chua Kian Yik )的“新加坡华文文坛-口述历史访谈”的记录(第 176-178页)里,也可以窥见筱崎护当时在华人心目中的地位,他的确有操纵华人的“生死大权”。所以当有谣言说他被游击队绑架时,有受到过他“保护”的人居然会替他担心呢!不过在字里行间,我们也可以看出筱崎护并不是随意发“良民证”的,只有那些他认为会对日本忠心,会听命于他,或不会对日军构成威胁的“良民”才会受到“保护”的。

筱崎护于1991年在日本逝世,享年83岁。

筱崎护老年时期

筱崎护老年时期

究竟要怎样为筱崎护这个人下定论呢?

对笔者和许许多多新加坡人来说,“新加坡的沦陷”这一件大事是不可置疑的事,因为“检证、肃清、大屠杀”的物证和人证都还俱在。 所以我认为凡是否定、淡化或回避“检证、肃清、大屠杀”的资料和报告都是不值得相信的。辛德勒事件是由犹太生还者写的,不是辛德勒的自传,而筱崎护的出书乃在“辛德勒名单”一书面市之后,所以更加有模仿及为自己歌功颂德之嫌。

曾经听柯木林老师说过,历史的真相肯定会显露出来,不过(可惜的是)一定会在当事人都“作古”了之后!二战和平到现在已快到70年,看来再过不久历史的真相就会呈现出来了。套一句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的名句,正是: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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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是很久以前的记忆(10)

这张照片摄于1971年,在建筑物前走过的两位马来族妇女的穿着装扮不输40年后的今天。

话说当年柔佛苏丹马穆III的大老婆和二老婆来自皇族,但都生不出儿子;马穆III的三老婆和四老婆来自武夷士(Bugis)贵族,各别为他生了个儿子,大的叫胡先,小的叫阿都拉曼,后来在新加坡和柔佛掀起一阵大风波。这座建筑物的前身是胡先的皇宫,还曾经被新加坡第二任驻扎官哥罗福撞墙。

您知道这座建筑物了吧?

Istana 1971

(15 Jan 13: 马来文化遗产中心 Malay Heritage Centre. 2012年9月1日重新开馆。比较一下今与昔吧!)

2012-10-27 13.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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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个苏菲亚?

章星虹

(联合早报 24 Dec 2012)

近来常有机会到苏菲亚山(Mount Sophia)一带,渐渐被她的过去迷住了。早年种植园留下的蜿蜒山路、依然矗立丘顶的西式大宅、女校留下的老建筑,不同的宗教礼拜场所……。

不过,最让我着迷的,还是“苏菲亚”这个名字。苏菲亚(Sophia),一个常见的西方女子名字,源自希腊文“智慧”。说到这座小山丘为什么取名“苏菲亚”,坊间一向有两种说法:一是说以莱佛士第二任太太苏菲亚命名,也有人认为是取自一位曾在山上兴办女子学校的女传教士。

究竟是哪一个苏菲亚?在新加坡开埠后的百年历史里出现的苏菲亚们,是一群怎样的智慧女子?她们跟这座小山丘,又有着何等程度的渊源?这些问题,引起了我究根寻底的莫大兴趣。

一查之下,发现在上述两种说法里,各有两名“苏菲亚”。在第一种说法中,两名苏菲亚都跟莱佛士有关,即莱佛士的太太苏菲亚和在1823年出世的外甥女苏菲亚。小苏菲亚的父母很有“背景”,老妈是莱佛士的妹妹,老爸弗林特上校(Captain William Flint)被莱佛士任命为本地首任港务官,并得到实里基山这块地。据弗林特上校自己的记录,他在小丘上开辟香料园,并在丘顶建起一间大宅。1823年大宅完工建成之际,也是女儿呱呱落地之时,他遂以莱佛士太太苏菲亚的名字为女儿取名,也同时把这座小山丘改名为“苏菲亚山”。

第二种说法提到了两名女传教士苏菲亚,即英籍的柯苏菲 (Sophia Cooke)和澳洲籍的苏菲亚•布莱克摩尔(Sophia Blackmore)。她们两人是前辈和后辈的关系,在年龄上相差40多岁,而且是一前(1853年)一后(1887年)来到新加坡,服务于不同的教会。不过她们各自曾掌管或创立的女子学校,今天仍然留在小丘上:前身是“华人女子学校”(CGS)的圣玛格烈学校(St. Margaret’s School),小学部仍在当年原址开课;而前身是“淡米尔女子学校”的美以美女子学校(MGS),学生虽已迁出,旧日“老校舍”(The Old School)仍在,已列为本地被保护建筑群之一。

如此看来,百多年前的四名苏菲亚,跟这座小山丘都曾有过深浅不同的缘分!那么,这座小山丘的名字,究竟来自哪一个苏菲亚?

在数位对本地早期地图画作素有研究的朋友指点下,我查看了三份早期地图和一幅画作。1823年的《市区规划蓝图》,是新加坡最早的地图之一,图中仍标有“实里基山”。绘制这份地图的勘测官杰克逊中尉,同年又做一幅速写画,从海滨取景遥望皇家山和山下海岸线,画中首次出现“苏菲亚山,新加坡”的字样。这与弗林特上校的大宅落成、女儿出世的年份倒是相吻合的。到了1830-40年代,在建筑师哥里门《新加坡地图》(1836)和勘测官汤申《新加坡市区地图》(1845)中,“苏菲亚山”已成为正式地名。

换言之,当两名女传教士苏菲亚在19世纪中后叶踏足狮城之时, “苏菲亚山”这个名字,已然存在有些日子了,显然非以两人而命名。不过,这也恰恰是解开“历史疑团”最为有趣的地方,整个过程不仅促人回溯岁月演变的脉络,沿途更让人看到不少的美丽巧合——这座小山丘,虽然非因两位女传教士而得名,但她们所创办的两间女子学校一直矗立山上,为后人保留了早期女子教育的历史现场,遂为“苏菲亚”这个名字增添了不少风采,也带着我这个外来人走近了本地早期女子教育的课题。

说到当年女传教士苏菲亚•布莱克摩尔,值得多加几句。她在1887年到埠时刚满30岁,一住四十余载,在本地早期女子教育方面做了不少事情。除了创办女子学校,她也曾被当时一些富裕海峡华人家庭聘为家庭教师,为足不出户的小娘惹们登门上课。华族富商陈恭锡的三女陈德孃(李浚源夫人),当年曾跟她学英文。这段红毛“密西(老师)”深闺上课的故事,今天已进入博物馆——打开掌上导览器,转到19世纪末女子教育的部分,听筒里传来一把小女孩稚嫩好奇的声音: “你母亲为什么不帮你找个丈夫呢,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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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是很久以前的记忆(8)

一年容易又入冬,祝大家假日愉快,也怀旧一下不是很久以前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大堂。

人在画图中,人看画,我们看人,那位观画的女士的时尚装扮还是很适合2012年代的,你说是吗?

假日期间别忘了来国家博物馆走走,感染一下古与今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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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新加坡的名称

李俤汉

曾保华先生和黎上增先生在2012年5月的华文义务讲解员训练课程中讲述了新加坡的一些古名。关于新加坡早期历史记载相当模糊,无论中文或早期马来文献记载相当少,也有许多讹误。

手上刚好有历史学家柯木林先生和已故邱新民先生的论述,希望以此抛砖引玉,大家考证新加坡古代历史地名,上起汉代,下到清初莱佛士登陆新加坡为止。

1. 皮宗

中国史籍中最早的记载是《汉书地理志》。“(汉)平帝元始中,王莽辅4政,欲耀威德,厚遣黄支王,令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

公元前一年,汉平帝继位,太司马王莽掌握军政大权,所以“辅政”。八年后,公元9年,王莽干脆废汉,自己称帝,改国号为“新”,这是后话。汉书中说的皮宗,有学者认为是柔佛西面附近的香蕉岛(Pulau Pisang,图一)及新加坡一带,皮宗即Pisang的译音。也有人指的是泰国北大年(Patani)一带。

图一:香蕉岛(Pulau Pisang)与龟咯岛(Kukup Island)的地理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柔佛州的香蕉岛上有一座1886年建成的灯塔(图二),新加坡在英国殖民地时期已经管理马来西亚柔佛州的香蕉岛到现在。新加坡海关人员得在马来西亚的龟咯岛(Kukup Island,香蕉岛的东南一个大岛,图一)海关报关检查,然后前去香蕉岛。

图二:Pulau Pisang岛上的灯塔

2. 蒲罗中

公元231年,既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代。当时吴国曾派遣使臣康泰出使中印半岛上的印度化国家扶南。回国后,他记载了扶南的风土习俗。

“蒲罗中”一名出自《太平御览卷》,该书说:“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海边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罗中国,其俗食人。”同书卷说:“拘利东有蒲罗中人,人皆有尾,长五六寸,其俗食人。按其地西南蒲罗,盖尾濮之地,名梁祚魏国,统日西南,有夷名尾濮。其他出瑇瑁(亦作玳瑁,大型海龟Eretmochelys imbricata)、犀、象、珠玑、金、银、葛越(现代称布)、桂木、人皆蛮夷,重译乃通。”在记载中,蒲罗中人蓄长发,有吃人的习俗。

历史学者认为马来文中的蒲罗(Pulau,岛)和中(Ujong,尽头,海角),所以蒲罗中是指半岛尽头,即指新加坡和柔佛一带。

2009年台湾淡江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陈鸿瑜先生根据新加坡年鉴-2005年中文版对于早期中国人称新加坡为蒲罗中提出来讨论。新加坡年鉴一书是代表新加坡的官方书籍。该年鉴说:“公元三世纪,中国人称新加坡为蒲罗中,这个名字译自马来文Pulau Ujong,意为马来半岛末端的岛屿。”

扶南是中南半岛古国,辖境约当今柬埔寨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即暹罗湾沿岸。我个人认为蒲罗中应该是在泰国北大年一带,不会离开柬埔寨太远。

美国19世纪初东南亚历史学者布利格斯教授(Lawrence Palmer Briggs)认为拘利位在马来半岛西岸的塔克拉(Takkola)或称高吧(Takua Pa),即今泰国南部克拉地峡近普吉岛地方。其实拘利应在克拉地峡东海岸邻近暹罗湾,而非西海岸临安达曼海。克拉地峡向正东方航行,到达一个崎岖海湾处,该处地名为蒲罗中国。从地理方位来看,该地应该在婆罗洲砂劳越或文莱一带。而新加坡是位在拘利的南方,不是东方。

图三为泰国克拉地峡,包括普吉岛,塔克拉,新加坡,柬埔寨,砂劳越等地。

最值得注意的是,“蒲罗中国”的习俗是食人,而从婆罗洲的风俗习惯来看,有食人习俗的人种为砂劳越的达雅克族(Dayak)。

从以上推论,“蒲罗中”不是新加坡。

图三:泰国克拉地峡,包括普吉岛,塔克拉,新加坡,柬埔寨,砂劳越等地。

3. 罗越

唐代地理学家贾耽写了《皇华四达记》和《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都提到了罗越。他说:“又五日行到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学者认为“质”是马来语Selat(即海峡),应该是新加坡海峡或者马六甲海峡。北岸的罗越国,可能就是马来半岛南端,包括新加坡在内。这里的居民向来称为海人(Orang Laut),罗越即为Laut的音译。南岸的佛逝国则是东南亚史上著名的室利佛逝的简称,是当时的强大帝国,国都就是苏门答腊的巨港(Palembang)。

清朝人顾思综的《南洋蠡测》说“英吉利据此岛,名之曰新忌利坡…有唐(华)人坟墓,碑记梁朝年号及宋代咸淳。”梁朝(公元502至557年)在隋唐之前,《南洋蠡测》说华人在唐朝之前已经来到新加坡。

《新加坡历史原貌:1275-1971年》则认为罗越是廖内群岛的大卡里蒙岛(Large Karimon,图四)。

图四:廖内群岛与大卡里蒙岛(Large Karim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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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南島的苦难岁月

史立道

日军接管新加坡后,将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马来亚改名为“马来”。纪年由1942年改为日本昭和十七年或皇历2602年,时间调前90分钟,即改用“东京时间”。

1941年的新加坡人口大约是769,216人,到了1942年2月,随着英军的败退,从马来半岛战区逃难出来的人民,最后都集中在新加坡这个孤岛,人数大约是140万。

日军积极争取并鼓励马来社群和印度社群和他们合作,却蔑视与不信任占少数的欧亚裔社群,认为他们和西方有过交往,受到感染。对占大多数的华人,认为他们生来便不可靠,他们仇视日本的一切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因此,日本官员不要和华人和解。他们采取“检证”行动,大量屠杀华人,要华人从心底战栗。这些行动表面上是以已知的抗日分子,如共产党同情者、提供财政援助给蒋介石的人、星华义勇军、义勇军组织成员、文官、知识分子、学生、私会党徒和其他罪犯为对象,要消灭他们。实际上“检证”就是种族大清洗,华人被杀了6万人。

宪兵队除了检证大屠杀之外,还强迫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华社必须限期筹集5千万元,作为送给日本军方的“礼物”。这笔钱没法筹足,最后被迫向横滨正金银行借过渡时期贷款补足。

政府机关改用日语名称。日本银行取代和英政府有联系的银行,并由日本银行根据和叻币一比一的比例发行新的货币,取代叻币。因10元面额的新钞票正面印有一串香蕉,因此被谑称为“香蕉票”。

日本军政监部把民政控制权移交给特别市、特高科和宪兵部。

日本人自认生来比其他民族优越,要把他们的“大和精神”强加给新加坡人民,认为向他们灌输这种精神,是他们的责任。他们要人民尊重所有日本的习俗和日本官员,他们要人民参与每日的升国(日本)旗、唱国歌(《君之代》)、“向东遥拜”等等仪式。此外,人人必须向日本官员和日本武装部队成员鞠躬,鞠躬时必须毕恭毕敬,否则,将被摔打或被尝耳光。不幸的是,有些为日本人工作的台湾人和本地各族人的“伪日本人”也有样学样要人民向他们敬礼,不然就尝他们耳光。

完全不顾地方舆论,要把新加坡社会公共机构日本化,是日本军政监部的军事和民政机关的意图。但一些头脑比较敏锐的高级官员知道,他们的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获得真正的公众支持,而在一些领域里,日本价值观未必就是最适合其他民族的政策,因此,日本人对人们的宗教信仰、风俗和体育习惯等,所实施的控制比较不那么严格。

他们小心翼翼,不干预新加坡多数人的宗教信仰。他们避免花大力气,使当地人改信神道教或佛教。对宗教信仰这个易引起情绪激动的问题,日本人主要是采取“放手不管”政策。这意味着,新加坡居民可以在小教堂、教堂、回教堂、犹太教堂和庙宇里,以比较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祈祷膜拜活动。

1942年5月底,日本人决定发行官方彩券,这就肯定暗示,经济里已经出现了持续不断、程度惊人的通货膨胀。

新加坡是一个缺乏矿藏,土地面积小,一向依靠进口重要供应品(包括用水)的岛屿,日本人却要落实自给自足计划,它的努力当然都是徒劳的。

6月份的“中途岛之战”,日本的联合舰队一败涂地,日军面临美军要在太平洋战区各地发动反攻的局面。

为了更有效地努力协调它在本区的活动,稳住日本帝国比较脆弱与防卫不足的边缘地区,日本南征部队于7月把总部由西贡迁移到新加坡。
随着战争的持续逆转,盟军潜艇在本地区出没,开始攻击来往于日军占领区的港口之间的商船,局势日趋严重,新加坡所有进口商品(尤其是粮食)直线下降。日本人保留特权,要囤存相当数量的进口货为己用,剩下的才配给人民。当局为此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经济架构,把获得批准的批发商和零售商组成“分销组合”。将所谓的“安居证”发给行为良好的家庭,拥有“安居证”便能获得好些配给卡:如白米、砂糖、食盐和猪肉等必需品,从一开始就严格限制配给,后来是越来越严。尽管如此,由于本地商人心思灵巧,又获得日本人同谋串通,这些必需品和其他物品都可以在蓬勃发展的黑市高价买到。

由于粮食供应每况愈下,居民的一般健康水平也下降。到1942年底,过去的主食不是变得货少价高,便是断货。例如牛奶便断货了。面粉存货用完之后,改用木薯粉和发酵粉烘制面包。随着战争持续,缺乏维他命使老弱病残的社会成员丧生。例如,脚气病会给缺乏维他命B1的人带来灾难。1943年初,人们每月可买到两斤(1.2公斤)米糠作为这种重要的维他命的来源,日军鼓励人们吃蜗牛,学生都获得一剂纯正红棕油替代鱼肝油。,以加强他们的免疫系统。尽管如此,要使百万人口不致忍饥挨饿或染上疾病,是日本军政监部的大难题。

为了应付流行病的风险,日本军政监部从1942年2月27日起对伤寒病,7月2日起对霍乱病开始进行强制的大规模预防注射。在整个占领时期,不时进行一系列防止疟疾运动,消除虐蚊滋生地。这些计划大多成功。但随着药品存货减少,最常见的疾病变得难以治愈,因而使更多人受苦。
日本人一直想把非新加坡出生的人送回马来半岛。1942年3月8-9日,日本当局发出一道命令,指示来自马来亚的人,不分种族,最迟必须在3月14日回去。

减少新加坡人口的另一个办法,是在马来亚柔佛和森美兰,或在峇淡岛和民丹岛,开辟农业移植区。

1943年8月,粮食问题越来越严重,日本当局鼓励新加坡华人移居到柔佛兴楼一个新移植区。当局答应移居的人,让他们在新环境里有相当大程度的自由。华人不久前曾遭到声名狼藉的宪兵队虐待,能够生活在不受宪兵队监视的环境,是兴楼最大的吸引力之一。和在森美兰马口高山丛林斜坡里,专为欧亚裔和天主教徒而开辟的地点相比,称为“新昭南村”的兴楼移植区有无数优点,“新昭南村”至少有大量水供和肥沃的泥炭土壤;而欧亚裔人的马口疟疾流传,土地又不肥沃。

“新昭南村”移民的反馈好坏不一;饱受折磨仍然活着的马口移民的故事,则悲惨得多。

日本当局原来希望,两个自愿移民计划会吸引新加坡多至30万人口,但到1945年6月,前去的只有这个数目的一小部分。随着盟军加紧控制太平洋战争,美国飞机又经常在新加坡上空出现,日本人担心新加坡不久会成为战区,开始发出命令,强制岛上的非必要的工人疏散。有亲友在马来亚或印尼附近的平民,受鼓励前去投亲靠友。没有亲友的人们仍然要离开新加坡。

如果昭南岛实现不了种族和谐,日本人决心奖励那些顺从他们的民族。结果马来人和印度人成为这个政策的主要受惠者。

1943年5月,第25军调到苏门答腊。

7月4日,印度独立同盟在市区举行会议,印度独立运动领袖之一的波斯正式当选为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主席。第二天,他检阅了聚集在新加坡市政厅前的1万5千名印度国民军,把他们编进“自由印度军”。对日军来说,利用印度国民军/自由印度军在缅甸和盟军交战意义重大,哪怕印度国民军的贡献不像有些人希望那么大。

就马来人来说,日本人不那么强调民族主义的政治方面,而是尊重伊斯兰教,争取改善与扩展马来人与在马来亚、苏门答腊和昭南岛的其他伊斯兰教集团的宗教与种族关系。由于动员马来人同情日本的事业,是日本在整个地区的政策的主要原则,于是便通过制造就业机会和训练计划,直接满足马来社群的需要。马来人也受鼓励参加马来义勇军、义勇队和“兵补”,争取比英国统治时期更好的前途。一般说来,日本人向马来族群伸出友谊之手的政策是成功的,没有遇到持续的抗拒,因为跟占领军拉上关系是大有好处的。

关于细菌战计划,是昭南岛日本人暗中准备应付未来盟军入侵的方式之一,是通过设在新加坡中央医院范围内的最机密的生物研究实验室进行工作。实验室的大部分工作一直笼罩在神秘气氛中。几十年来日本一直拒绝承认实验室的存在。

1944年1月,第29军北调霹雳,负起防卫中马、北马的责任。

3月,土肥原将军接过第7方面军的指挥权。

11月,第一架B29轰炸机从科伦坡来袭昭南岛。从此,B29轰炸机天天出现在昭南岛的军事设施上空。

1945年,日本军政监部搬到太平。

5月2日,仰光落入盟军手中,对马来亚和新加坡的进攻似乎迫在眉睫。
同月,苏军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德国法西斯宣布投降。

日本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

7月,在巴达维亚(雅加达)举行的日本军事会议上,在板垣征四郎中将指挥下的第七方面军,订下了一个完成一系列防务工作的分期落实的计划,包括到9月底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兔子窝般密集的战壕。昭南岛军政监部奉命动员一切可动用的劳工完成这些工事。并制定计划,组织小型自杀单位,利用船头装有炸弹的撞角小艇攻击来犯的敌军。

谁也不知道日军在保卫昭南岛时可能作出怎样的抵抗?在新加坡回复和平之前,会不会屠杀更多人?如果日军像他们在太平洋战区其他地方那样【全岛“玉碎”】的死战到底,住在岛上的非日籍人民和从海上向该岛发动攻击的人,都有不祥的预感和苦恼。板垣当过作战部长,肯定是冷酷无情到家,会要求部下作战到底。

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下代号为小男孩(Little Boy)的第一颗原子弹,全城被毁于瞬间,当场死伤者占总人口一半以上,其余的人则受到不同程度的核辐射;日本的军心民心随之崩溃。

8日,苏联宣布对日开战

9日,美国空军再向长崎投下代号胖男人(Fat Man)的第二颗原子弹。
皇室内部和军队之间经过艰苦辩论之后,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

15日,裕仁天皇向全国军民发表“终战广播”,但不是宣布“投降”而称“终战”。

天皇发表广播后次日,南方军的所有高级指挥官奉命到大叻(靠近西贡)出席一次会议,向他们证实投降条件,也发布了命令,要求他们以后该怎么做。板垣回返昭南岛同他的第7方面军开会。会上采取了步骤,停止一切与军事有关的活动,许多日军不愿意这样作,天皇开了口,忠心的官兵不得不听从菊花王朝统治者的命令,向上级低头。面对不了这样耻辱的军人自杀。

20日,闲院宫春仁王(Kan ′in Haruhito)坐一架白色的飞机飞到昭南岛,递送一份天皇敕令。板垣虽然感到难受,却恭顺地遵照敕令而投降。
9月12日,东南亚司令部盟军最高统帅英国勋爵路易斯蒙巴登海军中将,在新加坡市中心的市政厅接受东南亚区所有日军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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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中的一条船(下):东南亚海盗

李国樑

数年前跟拖船公司签约,谈起船员难求。拖船的船员多数来自印尼的岛屿,他们在新加坡工作两三年后水涨船高,跳槽到杜拜赚油钱。这些船员在小小的拖船上生活,拖船便是他们的家。跟他们见面后,不由想起新加坡历史上的Orang Laut,他们是Orang Laut的现代版,不过从事的是正当的劳力活动。

长期以来,东南亚是海盗的温床。在东南亚从事海盗活动的除了柔佛的海人(Orang Laut)之外,还有廖内林嘉群岛(Lingga)的锡卡纳人(Orang Sikarna),棉兰老岛(Mindanao)的拉囊人(Orang Lanuns),苏拉威西(Celebes)的武吉斯人(Bugis),苏禄海(Sulu Sea)的巴拉尼尼人(Balanini),少数暹罗人及中国人。来自北婆罗洲的Iranun 据说是最凶残的海盗,他们在英国、荷兰和西班牙在东南亚的争霸战中渔翁得利,在菲律宾、香料群岛和马六甲海峡通行无阻,十八世纪是他们的黄金时代

Orang Laut在廖内群岛的典型村落,传统上Orang Laut以海盗为生,扶持了室里佛逝、马六甲王朝和柔佛王朝

Illanoon(Iranun)pirate prahu. NAS 1900

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永乐五年,1407),在巨港歼灭危害马六甲海峡安全的海盗集团,并把首领陈祖义带回中国受审处死。陈祖义在明太祖朱元璋时代在广东犯法,全家逃到苏门答腊巨港,成为海盗,他“充为头目,什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辄便劫夺财物”(马欢,《瀛涯胜览》,旧港国条),势力逐渐雄厚,不仅掠夺商旅,阻碍贸易,还劫持西洋各国使节,“梗我声教”,“贡使往来者苦之”(《明史》,三佛齐条)。

18和19世纪时,来自欧洲的殖民者陆续抵达这个地区,海盗活动也日益猖獗。某种程度上,欧洲人是出于经济欲望,企图控制香料贸易才来到这个地区的。当时,香料驱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就像今天石油控制世界命脉一样。海峡的商贸交通愈发繁忙,吸引个别群体的航海部族走上海盗之路,以打劫为生。

东南亚的海盗活动基本上是当年历史的延伸,受打压时就克制一些 – 海盗袭击的地点,2004。

新加坡海域附近海盗袭击船只,2011年9月8日至11日

在那个年代,当海盗似乎比老老实实地做生意更加体面。根据蒙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the Father of Modern Malay literature)关于苏丹胡申(Sultan Hussien)向东印度公司申诉钱不够用的记载,19世纪初叶的马来王族认为当海盗是件很光彩的事:

苏丹几次申诉英国给予他们的津贴不够用,莱佛士向他建议开设一家贸易商行。苏丹和天猛公听了莱佛士的话,笑着说:“那不是本王族的习俗,经商将使我们在其他统治者面前失去尊严。”莱佛士听了脸色改变,眉头深锁,但还是笑笑说:“苏丹殿下,我对这种奇异的习俗感到惊奇,为什么说经商是那么邪恶,是一种耻辱呢?难道海上掠劫反而不是耻辱?”苏丹说:“海上掠劫已经成为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因此不是耻辱。” —A H Hill, ‘Founding of Singapore described by Munshi Abdullah’ in Singapore 150 years

Hikayat Abdullar written by Munshi Abdullah, 1849

新加坡的商家们联名上书英国东印度公司,要求当局扫荡猖獗的海盗,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基于缺乏海事法律条文,再加上海军部队资源匮乏,无法把海盗们绳之以法。这情形在1837年起了突破性的变化。当时荷兰在廖内林嘉群岛打击海盗,引起英国的恐慌,担心荷兰进一步扩展势力,威胁到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终于获得海事法的相关授权,并与荷兰取得协议,联手出击。

英国船长所驾驶的Royalist在靠近Palawan Island的水域被马来海盗追逐,这是他事后的描绘。NAS 1852

荷兰与海峡殖民地政府成功打击海盗,还得感谢同样靠海盗发财的天猛公伊布拉欣 Temenggong Daeng Ibrahim。1835年苏丹胡申在马六甲逝世,英国殖民地政府为了确立在国际法眼中海峡殖民地的合法性,不需要一个马来统治者,所以干脆让这个职位消失。

天猛公伊布拉欣崛起成为马来族的领袖,为海盗提供情报,并且为各马来海盗的头目提供保护网,势力逐日扩张。1836年,海峡殖民地总督Samuel George Bonham决定以鬼打鬼的方式,与天猛公伊布拉欣合作,一方面压制海盗,另一方面安排机会给他们在新加坡从良,安家落户。Bonham向加尔各答(Calcutta)的东印度公司总部报告:

Our young Native Chief (Ibrahim) informed me that if the government would receive them, 270 small boats containing families, who had heretofore more or less depended on Piracy for a livelihood, would resort to Singapore and reside there under his control….I shall endeavour to make proper arrangement for their location…. Locating them somewhere out of our jurisdiction but in the Territories of the Temenggong, our Native Chief, so immediately in our vicinity as to be under my strict surveillance would be preferable to having them on the Island.

周游于黑白道之间的天猛公伊布拉欣 Temenggong Daeng Ibrahim

Masjid Temenggong Daeng Ibrahim,Telok Blangah Road,新加坡唯一由柔佛管辖的回教堂

伊布拉欣穿梭于黑白道之间,继续与接任总督Butterworth(1843年)合作,建立起很好的交情,Butterworth向东印度公司总部汇报打击海盗的进展,印度总部还颁了个特别奖给伊布拉欣,褒扬他的贡献,从此对英政府忠心耿耿。通过Butterworth与伊布拉欣的交情,伊布拉欣的两个孩子都进入英校念书,学习英文和马来文,为以后的现代柔佛铺路。

1846年9月1日,Butterworth赠送给伊布拉欣的“奖章”

The words inscribed on the blade of the sword: In the year 1845. This is a gift from the Lord Lieutenant of the Bath, Governor of the three settlements of Penang, Singapore, and Malacca to the Temenggong Seri Maharaja of Johore in token of the meritorious service rendered by Seri Maharaja in stamping out piracy, a task much apprecia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后来,伊布拉欣以港契制度吸引新加坡华人过海,开发柔佛,靠甘蜜致富,摆脱海盗的身份。伊布拉欣的大儿子阿布巴卡(Abu bakar)继承父业,进一步与英国人合作,落实英国人的政治体系,成为柔佛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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