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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百二十年春秋事

  • 刘家明

(原文刊登于2019年5月2日 / 联合早报 / 谈古论今)

1819年的某一天,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位爵士在新加坡河登陆,与本地马来王室苏丹签下一纸《友好联盟条约》。虽然接下来双方的关系和发展都不是真的那么友好,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联盟,但那总算是把新加坡推向另一段历史的过程,其历史价值不能就这样抹杀。

《友好联盟条约》每页分左右两边,左边写的是英文,右边写的是爪夷(Jawi)文,文件里说签约的日期是1819年2月6日,也就是回历(Hujira)的1234年,第四个月的11日。

如果去网络查看回历的换算,1819年的2月6­日是回历1234年的4月10日,没听说过这200年来回历有做过什么调整,所以怎么就差了一天?看来较合理的解释是时差,也就是说东南亚比阿拉伯地区早天亮。不过如果去翻阅文西·阿都拉的自传/回忆录《阿都拉传》,会发现里面至少有四个同时记录回历和公历(阳历)的事件,有相差一天的,也有相符合的,也有少了一天的,所以在缺少参考文献的情况下,要准确记录历史事件是不容易的。

几十年来自小学到中学所学到的历史,都说小红点是由三佛齐时代的巨港王子桑尼拉乌他玛命名为“狮子城”新加坡拉。桑尼拉王子、新加坡拉、伤人的剑鱼、红山、大力士巴当等等的传说和故事,都说是源自《马来纪年》这部手抄流传下来的古籍。

后来从国家博物馆、网站等的资料得知,桑尼拉乌他玛王子登陆时是1299年。我们的历史可以在时间轴往前挪移不少当然很高兴,1299年到现在2019是整整720年了。不过,如果1819年的事都可能有一天的差别,那1299年是怎样推算出来的呢?

在有关新加坡的部分,《马来纪年》里基本上是没有记载绝对的年份和日期。一般上是某某王即位后,在位若干年后又由谁继位,事件的记录也是“有一天”或“几个月后”之类的,若要真正推算,又没有其他资料佐证,难度是天大的,还好这些事早就有历史学家去做了。

1948年2月26日,本地的《海峡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一篇由赖乐翰博士(Dr W. Linehan)刊登在《英国皇家亚洲协会马来亚分会会刊》(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标题为《新加坡14世纪的国王》的文章。赖乐翰博士从《马来纪年》出发,抽丝剥茧,结合了中国明朝的记录、葡萄牙的编年史及爪哇的文献和记录,推论出新加坡在14世纪的大约100年里的五个统治者的在位年份。

最重要的当然是关键的1299年了。文章也提出对新加坡拉末代王朝的灭亡、君王及马六甲建立的看法。从文章发表过后的反应和评语来看,新加坡拉于1299年建立的这件事,应该没有什么争议性了。因此,小红点的历史到现在(2019年)可以说至少有720年。

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历史相比,720年说长不长,而且我们还这么幸运处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应该好好尽量研究和挖掘更多资料,为后代记录我们的历史。目前的历史 “研究” ,尤其是从1299年到1819年间,数量不多,而且都散落在坊间专业和非专业以及学术界之间,没有一个较“统一”的版本。再加上网络信息泛滥,正史、野史真真假假,莫衷一是,以讹传讹,众说纷纭,令人无所适从。现在应该是有公信力的“有关当局”出手的时候了。

今年到处是一片回忆和纪念新加坡正式踏入世界政治舞台200年,或许这也是“有关当局”出手的最佳时刻,把到目前为止所收集到的、证实的资料,为小红点的历史建立一个官方的基本版本,“通告天下”我们共同认知的历史过去。从这个版本开始,日后继续研究和增添、传承,也可算是为后代留下“开埠200年”的一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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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1819会面

李国樑

(原刊登于2018年3月1日《联合早报》)

半个世纪前上小学历史课,认识了莱佛士这个名字。原来1819年,莱佛士在新加坡河口登陆,掀开了本地近代史的篇章。

莱佛士前后只在新加坡逗留了十个月,但芳名无处不在,学校、酒店、广场、商场、博物馆、图书馆都以他命名;莱佛士塑像甚至闹双胞,矗立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和新加坡河畔。他的妻子与妹夫也有纪念性的苏菲雅山和Flint street。

1. 莱佛士肖像,桌子上的佛雕乃在爪哇的收藏

莱佛士肖像,桌子上的佛雕乃在爪哇的收藏

3. 苏菲雅山上的受保留殖民地时代建筑.jpg

苏菲雅山上的殖民地时代建筑

几乎被遗忘的是“战友”威廉·法夸尔。法夸尔在本地市容销声匿迹,中央医院的所在地法夸尔山易名了,陈桂兰街与梧槽路之间的法夸尔街在兴建武吉士地铁站的时候也消失了。不过,可在国家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看到他的一些收藏品。

奠基者的争议

成王败寇乃游戏规则。但对于法夸尔被“除名”,我始终有些好奇。

法夸尔接受莱佛士的聘约,从代替荷兰管辖了15年的马六甲来到新加坡当驻扎官。莱佛士理想中的新加坡是个以道德持家的自由港,不准许鸦片、赌博与奴隶交易。法夸尔在任那四年,人口增长了10倍,造桥建路都用到钱,却得不到东家的资助,只好通过“非法”交易来筹集资金。

2. 威廉·法夸尔肖像

威廉·法夸尔肖像

莱佛士回到新加坡,觉得市容乱糟糟,保留给政府行政机关的地段竟然出现民宅与货仓。两人的关系每况愈下,最终以法夸尔跟当地人交往过度密切为由,炒了法夸尔鱿鱼。

《阿都拉传》通过马来文官的双眼,认为莱佛士和法夸尔两个大好人摆在同一个平面上,竟然会正正得负,或许是莱佛士的性格所使然。

1824年,法夸尔回到苏格兰后,写了一份自辩书给东印度公司,指明设立新加坡这个基地是他的建议,新加坡也是在他的管理下日趋成熟的,董事部应该尊重他开辟新加坡的热忱。

莱佛士反驳,认为法夸尔 “完全无法负起管理新加坡的重要责任”。最后,东印度公司将开辟新加坡的功绩归于莱佛士。

不过,东印度公司对小小新加坡似乎并不怎么在乎,列出多年来的财务清单,向被脑瘤缠身的莱佛士追讨连本带利共两万多英镑。莱佛士回到英国两年后(1826年)便逝世了,遗孀苏菲雅最终跟东印度公司一人一半,结束这场宾主关系。

探寻莱佛士与法夸尔

莱佛士于1824年4月乘帆船回英国,8月在西南部的普利茅斯(Plymouth)靠岸。莱佛士的纪念碑(1832年立)则安置在伦敦西敏寺教堂内,跟英国王族、牛顿、达尔文、狄更斯等三千多名杰出人士排排坐。铭文肯定了他创建新加坡贸易站,以及较早前管理爪哇和苏门答腊地区的贡献。

4. 英国西南部普利茅斯港湾,莱佛士回国时在此地登陆.jpg

英国西南部普利茅斯港湾,莱佛士回国时在此地登陆

参观过西敏寺后,我从伦敦乘坐高速火车,3个多小时后抵达普利茅斯这座怡人的海港城市。

建在石灰岩上红白相间的灯塔是海港的老地标之一。两个世纪前的导航系统并不发达,漫漫长夜中灯塔的一点亮光,为船员带来几许信心与勇气。尤其是在茫茫大海中川行多时,终于踏上故乡的土地,着陆的心情不言而喻。

法夸尔的墓碑则安置在苏格兰东北部的伯斯(Perth),名为“Greyfraiars Burial Ground”的古老墓园里。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出发,车程约一个小时。

5. 镶在墙壁上的法夸尔墓碑,位于苏格兰伯斯.jpg

镶在墙壁上的法夸尔墓碑,位于苏格兰伯斯

1839年法夸尔入土为安,墓志铭写道:“他生命中富有价值的20年期间,被任命为印度政府的高级官员。除了执行军事任务外,他亦受委为马六甲和新加坡的驻扎官。由他奠基的新加坡后来发展为殖民地。”可见多年来,“新加坡奠基者”始终是法夸尔放不下的憾事。

卡里门与新加坡

新加坡是谁的乳酪?

我虽然没经历过十九世纪初那场老死不相往来的纷争,但穿梭于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眼前仿佛出现一幕幕昔日幻景,心头免不了一阵触动。

莱佛士开拓贸易站之前,法夸尔已经向长官建议在“新加坡海峡入口处附近”设立一个新的基地。他心仪的是卡里门。有航海记录以来,卡里门已经是海上坐标,它不仅地处马六甲海峡南端的正中央,是来往马六甲海峡与穿越新加坡海峡的咽喉,也是控制廖内群岛航道的要塞。卡里门于1956年归印尼所有,总面积约新加坡的一半。

6. 卡里门的地理位置

卡里门的地理位置

莱佛士则借鉴于前人的记载,锁定了新加坡这颗昔日明珠。的确,短短数年间,新加坡已经超越了另一个英国殖民地槟城,迅速发展成为皇冠上耀眼的宝石。

毋容置疑的,英国开拓新加坡的目的是为了在荷兰垄断的马来群岛中找到缺口,扩充自身的势力,并不是为了独立建国或造福原住民。但是,若当时新加坡没有英国的国际经验,复兴这个古老的海港谈何容易。

新加坡发展起来,除了促成与中国清朝之间的商贸之外,亦成为清末广东福建两大省先民下南洋,赚钱后回馈祖国的主要线路。这也算是多年以后的一带一路的前奏吧?

两个世纪来,新加坡从1000名居民发展到500多万常住人口,出现过投入时代洪流的知名人士,以及不曾留下姓名的无名英雄,相信是莱佛士与法夸尔无法想象的。这些历史过客都确保了这块土地江山不老,绿水长流。他们都为现代新加坡奠下了稳固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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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罗中是十八世纪前的新加坡?

李国樑

2013年7月2日联合早报黄绢推荐中国学者编撰的《东南亚古代史》,作者之一的陈志明教授提起新加坡早在公元3世纪已经出现在中国的古籍,叫做‘蒲罗中’,这主要是根据前南大许云樵教授的说法。许教授的《马来亚史》(1961)提出‘蒲罗中国是1700年前的新加坡古名’,除了历史论著与各类新加坡史参考书外,新加坡政府的《新加坡年鉴》(1999-2005)也以‘蒲罗中’作为新加坡历史的引言。

联合早报的报道使我们重燃对蒲罗中的兴趣,翻阅了1970年元旦至9月13日陆续发表在南洋商报星期刊的笔论,当时由新大饶宗颐教授发起,认为不能一语断定蒲罗中就是古代新加坡,南洋历史学者陈育菘先生支持此论点,许教授则独排众议,大家引经据典,事隔40余年后,后辈还是获益良深。为了找寻更多的佐证,我们也参考了新的学术资料如马来学者与英国地理学家学会的研究报告,以及托勒密(Ptolemy)地图等。

蒲罗中与古代新加坡有关的三段文字出自三国东吴,当时孙权委派朱应、康泰等人出使扶南(古柬埔寨),扩展海运,康泰等人的见闻记载在已经失传的《扶南土俗传》,今天所能阅读到的是《太平御览》、《水经注》、《通典》等书籍,在转抄《扶南土俗传》的条文时,是否有疏漏或作者自行‘更正’,就不得而知了。此三段文字包括:

1. 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一年余到天竺江口。
2. 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海边有人居,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罗中国,其俗食人。
3. 拘利东有蒲罗中人,人皆有尾,长五六寸,其俗食人,按其地并西南蒲罗,盖尾濮之地名。

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y,公元2世纪)的东南亚地图有两个登嘉楼的港口:Perimula和 Kole,一般相信Perimula是登嘉楼河口(Kuala Terengganu),而Kole则是现在的朱盖(Cukai),是甘马挽镇(Kemaman)重要的水陆交通点。今天的朱盖码头已不复当年商船在此起货卸货的繁忙面貌,但仍然可以看到停泊的渔船,可见拘利是个重要的地标。

托勒密东南亚地图中的黄金半岛

托勒密东南亚地图中的黄金半岛

拘利的北方泰国境内的克拉地峡,是古代衔接暹罗湾和安德曼海的捷径;拘利的南方则有另一‘彭麻’古航道,同样出现在托勒密地图中,奥杜曼帝国的学者Katib Celebi编撰的世界地图(Cihannuma,1732)还以特别放大的方式来呈现这条古航道。彭麻古航道由皇城北根(Pekan)的彭亨河入口,转入色丁河(Serting),到了马口镇(Bahau)附近,登陆走过一条300米左右的拖曳道(Jalan Penarikan),由纤夫把船拉过色丁河,继续航行到麻坡河口。以前的马来半岛叫做‘黄金半岛’,彭亨是金矿区,吸引‘西方’人沿着麻坡河直上彭亨与暹罗,除了发财也带动商贸,因此彭麻古航道可能在公元1世纪时已经受到重用,直至1930年代,英殖民地政府在Jalan Penarikan建铁路后才逐渐被后世遗忘。

奥杜曼帝国的学者Katib Celebi编撰的世界地图(Cihannuma,1732)还以特别放大的方式来呈现彭麻古航道

奥杜曼帝国的学者Katib Celebi编撰的世界地图(Cihannuma,1732)还以特别放大的方式来呈现彭麻古航道

由于拘利同时出现在《扶南土俗传》和托勒密地图,学者才进一步认定拘利就是朱盖,可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托勒密地图是在16世纪发行的,在托勒密往生后的1400年间,许多拜占庭的学者都修订更新过原图,因此Kole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图中还是一个不解之谜。

依据许教授的说法,拘利口指的是马来半岛西岸麻坡河的出口,因此若‘从扶南发,投拘利口’,最顺理成章的情形就是扶南因某种原因,放弃克拉地峡不用,取道彭麻古航道,转入马六甲海峡,继续往印度之路。不过这条航线不经新加坡,扶南人如何知道距离彭亨380公里之外有个新加坡(蒲罗中)?

马来半岛古国图-马来亚丛谈,许云樵

马来半岛古国图-马来亚丛谈,许云樵

蒲罗中国在拘利‘极崎头’处,许教授推断‘极崎头’指的是马来半岛的尽头,蒲罗中则是Pulau Ujong的对音,所以在马来半岛尽头的岛屿非新加坡莫属。但是叫我们百思不解的是‘拘利正东行’的方位‘东’,新加坡位于拘利南方400多公里外,跟东方扯不上关系,为何‘拘利正东行’会来到新加坡呢?

陈育菘认为‘极’这个字有商榷的空间,极未必指末端,任何一个陆地的尽头,都可以是‘地极’;至于‘崎’指的是高地,例如厦门集美村的对岸有个高崎码头。从谷歌地图可以清楚看到朱盖与高崎形似之处,因此古人说的‘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所指的也可能是拘利附近东部的地区,比方说朱盖正东的岛屿,是否可能是当年的Pulau Ujong?

‘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所指的也可能是拘利附近东部的地区,比方说朱盖正东的岛屿,是否可能是当年的Pulau Ujong?

‘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所指的也可能是拘利附近东部的地区,比方说朱盖正东的岛屿,是否可能是当年的Pulau Ujong?

同样的,‘拘利东有蒲罗中人’,许教授认为蒲罗中人和蒲罗中国是一样的,所没有解释的还是关键性的‘东’的方位。有一点可以补充的是登嘉楼有一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人类的骨骸,朱盖的所在地甘马挽很早已经有原住民居住了,如果无法反证说朱盖正东的岛屿并非当年的Pulau Ujong,那么蒲罗中是不是古新加坡就有存疑之处了。

托勒密地图也显示在马来半岛的尽头有一个叫做Sabara的贸易站,另一个贸易站是马来半岛西岸,靠近克拉地峡的Takola,曾经被西方学者误认为是《扶南土俗传》的‘投拘利’。当年许教授力排众议,认为‘投’是个动词,终于还拘利一个清白。如果Sabara是古新加坡,就可以证明新加坡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远古时代已经是个东西交汇的商贸中心。若是如此,扶南可能早就知道新加坡的存在,只是交代得不够仔细,连累康泰等人以蒲罗中向皇上交差,但也让我们尽情享受考古之乐。

托勒密的世界地图显示马来半岛南端有个Sabara贸易区,是不是指新加坡?

托勒密的世界地图显示马来半岛南端有个Sabara贸易区,是不是指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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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机、时机

刘家明

(联合早报,2012年12月8日)

十一月十二日,《海峡时报》转载了法新社一篇有关瑞士手表的报导,其中图片是一支设计现代化的“中国风”机械表。表面的古罗马数字、天干地支、中文数字、阴阳五行、十二生肖和阿拉伯数字俱全,这支轻盈精美复杂,叫价约两万新币的“勃朗班”(Blancpain )名表,瞄准的当然是中国市场。报导里提到另一表商“江诗丹顿”(Vacheron Constantin)也以新设计的限量“十二生肖”系列名表,进军中国市场,正是无限商机在华夏!

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日内瓦的“江诗丹顿博物馆”走一趟,就会看到一封在1845年10月30日(清朝道光年间)从中国广东发出的复函,信里告诉“江诗丹顿”总部:“怀表在中国没有市场” (腕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流行起来的)!不过表厂还是继续再运33对怀表到中国,并根据后来收集到的“市场情报”设计以迎合华人口味。那是目前瑞士钟表商到中国寻找商机的最早记录。“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曾几何时,历史又重演了。

为什么日内瓦会成为闻名世界的钟表中心呢?那完全是一个契机,一个“时机”问题!话说自从德国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16世纪初发起了宗教改革运动提倡“新教”(基督教)后,新教徒就不断受到罗马天主教廷的排斥与迫害。 1541年,日内瓦的教会由约翰•卡尔文(John Calvin)掌权,卡尔文成立了“归正宗教会”(Reformed Church),极力且严厉地执行宗教改革。对于一切宗教仪式,卡尔文要求信徒绝对准时举行,于是无形中提高了日内瓦人对时间的重视,间接推动了钟表业的发展。由于卡尔文也向外传播新教教义,并在“法国宗教战争”期间延揽大批新教难民到日内瓦,大批表匠也随之移民,日内瓦便慢慢成为欧洲制表业的中心了。

卡尔文也禁止新教徒在公众场合炫耀财富,所以教徒不能佩戴珠宝饰物。受到这打击的珠宝匠灵机一动,就把珠宝镶嵌在怀表内外,无意插柳,居然再为钟表业开创了另一个新商机。由于制作钟表极耗眼神,为了保护工匠的福利,日内瓦带头成立了“同业会”,并在1886年创立了“日内瓦印记”(Hall Mark)监管品质和保护企业,整个钟表工业完善发展至今朝。

回头来看看我们这个赤道小红点,其实我们能有今天,同样是一个“时机”使然。根据学者郑文辉的考证,新加坡早在公元234年(三国时代)就以“住着有尾食人族”的“蒲罗中”这个名字出现在中国的文献里;接着沉寂了几百年后,到了唐朝又在“海上丝路”以“中途站”的姿势再出现。这里也曾有一个“新加坡拉王朝”而风光了整百年,不过等到我们再出现在元朝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的时候,这里已是个海盗猖獗 ,杀人越货,生人勿近的蛮岛“龙牙门”;之后我们在东南亚的历史和政治世界里浮浮沉沉,总沾不上边。一直要到1819年,才由莱佛士选上了这个被荷兰忽略了的小岛,并把它定为自由港;这一个“时机”,再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我们才得以生存到现在。

然而,这个完全没有天然资源小国的“地理优势”是非常脆弱的。记得若干年前,建国总理李光耀就已“提醒”国人,当科技越来越发达,飞机越造越大也飞得越远的时候,我们作为航空枢纽的地位将不保。当时犹言在耳,就又听说泰国要重新考虑开凿“克拉克运河”的计划。几天前,李总理也在“面簿”里提到由于造船技术的进步和全球 暖化,货柜船已开始穿越北冰洋了;再者,网络、云端科技一日千里,虚拟办公室普及,任何地方都随时可以发展为金融中心。不是我们杞人忧天,如果不未雨绸缪,有朝一日,当我们的“航空、航海、金融”三“机”皆失的时候,这个小红点也就会在地图上消失了!

文章讨论:上增兄在文章上报后提出了一些额外资讯供大家参考和讨论:

许云樵在 “蒲罗中”就是新加坡古名的论据。学者们多不同意。

“蒲罗中”是新加坡古名是许云樵在1961年出版的“马来亚史”一书中提出来的,饶宗颐在1970年南洋商报新年特刊上发表“新加坡古代名称的检讨-蒲罗中问题商榷”引发了一场历时九个月的论战。饶宗颐,陈育崧,邱新民等大师级人物皆不同意他的看法,这场打了九个月的笔战以无结论收场,但许云樵仍独排众议,始终认为“蒲罗中”就是新加坡。这场论战的相关文章都收集在邱新民的书中。后来,柯木林,郑文辉等人把“蒲罗中”收入他们的书中,间接地推广这个新加坡古名。于是乎,大家争相引用,连有关官方部门也引用。

最近,有台湾淡江学者陈鸿瑜 引“太平御览卷七八七,引吴时康泰的扶南土俗”一书为文反驳“蒲罗中”即新加坡古名这一说,为许云樵增加另一个反对派者。该书说:“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海边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罗中国,其俗食人。”反对者的主要论据是“蒲罗中”在“枸丽”之东,但没有一个史学家能证明“枸丽”就是苏门答腊东岸,也就是新加坡之西。

请参阅: http://www.zaobao.com.sg/forum/pages1/forum_lx090911.shtml

再者,许云樵说“蒲罗中”为马来语Pulau Ujong的对音,我个人觉得这论据也有逻辑问题。“蒲罗中”首见于“吴时外国传”,时三国时期,公元234年没错,马来语在那时尚未成形,何来马来语对音?所以,我很反对把“蒲罗中”继续“认主归宗”。

家明文中也提到“新加坡拉王朝”与汪大渊的“岛夷志”为两个不同时期,前者风光了整百年,而后者却是海盗猖獗,杀人越货,生人勿近。“新加坡拉王朝”大约始于公元1275年而亡于约1395至1400年左右吧。当汪大渊“岛夷志”在1349年出版时,应该正是“新加坡拉王朝”时代,理应是同一时期。

汪大渊在元朝出版“岛夷志”,这书在明清时期才精简为“岛夷志略”,意即把过时的资讯删除,成了删节版。所以我们在提汪大渊在元朝的著作时,理应还原它的原名“岛夷志”,而不是“岛夷志略”。

http://guji.artx.cn/article/172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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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情系三马穆,三个马穆一宿命 (马穆三)

黎上增,刘家明

接下来的历史会有一点点乱,第三个马穆要准备现身了!

也不知道是因为“野种杀不尽,色风吹又生”,又或者是“有心人”设计栽赃作乱,在1712年,有一个在米南加保地区长大的王子向整个马来世界宣布,说他是已故苏丹马穆-II的遗腹子。这位王子就叫 Raja Kechil 意即小王之意,他从小就被米南加保皇族收养,所以他应该合法继承柔佛苏丹的王位。在那没有DNA的年代,真真假假可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的。

小王子羽翼丰满后,就联合了米南加保大军,在1717年向苏丹阿都加礼宣战。他因为得到柔佛“保皇派”的内应,顺利把苏丹阿都加礼赶到彭亨去,小王自己自立为王,称苏丹阿都加礼拉末•沙(Abdul Jalil Rahmat Shah)。但是因为小王子先前已向武吉斯人协议组军队讨伐柔佛,不等到武吉斯人到雪兰莪招兵买马成功,自己又向米南加保借兵而没给武吉斯人好处,武吉斯人感觉受骗,怀恨在心。

这时,苏丹阿都加礼在彭亨被小王子的杀手所刺,死于非命。武吉斯人于是转向支持苏丹阿都加礼的儿子苏丹苏来曼为他复仇。反正军队已组成,不打白不打。武吉斯人的条件也和先前小王子的协议一样,战若打胜了,苏丹苏来曼得让武吉斯人当副王。于是乎,另一场战争开打了。由于武吉斯人勇猛,小王子的部队支撑不了,在1722年逃回苏门答腊,建立了另一个锡克 (Siak) 苏丹国去也。

苏丹苏来曼顺利接手皇位,登基成为柔佛苏丹,但是他从此必须遵守承诺,让武吉斯王,达恩•马拉旺(Daeng Merawah) 担任副王,从此引狼入室。武吉斯王虽然以副王自居,但是处处要管,事事要做决定。苏丹苏来曼心有千万个不愿意,但武吉斯人兵强马壮,他无力反抗,也无可奈何。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大权旁落,痛苦不已。

先在这里打打岔,说一说武吉斯人。武吉斯人源出于印尼苏拉威西岛,这支民族生性好斗,十分强悍,善航海,也很会做生意。他们航行于东南亚各个岛屿间,建立很好的人脉关系。有一位武吉斯王族后人曾经说过,武吉斯人看见路边有人打架,他会先加入战团,打一架后才问,你们为什么打架?这就是武吉斯人的习性,因此,他们很喜欢当雇佣兵,所以在东南亚地区一旦发生战事,你就可以看到武吉斯人的军队参战。或许大家在一些有武吉斯人血缘的政治家的演讲中,约略可以感觉到他们的那股霸气和凶蛮之势吧!?

苏丹苏来曼去世后,武吉斯人真正地发挥了他们的影响力,继苏丹苏来曼之后即位的两任苏丹都早死,相距不到两年,这两位苏丹的离奇早死,据说是武吉斯人刻意把他们给毒害的,以便扶持一个小孩来当苏丹,那小孩就是我们要讲的苏丹马穆•沙-第三(Sultan Mahmud Shah- III) 了。这一招跟慈熙太后的做法如出一辙,扶持一个小孩,武吉斯人就当上了摄政王,有了实权了,苏丹马穆成了傀儡。

苏丹马穆当了差不多51年的苏丹(1761年到1812年),但是重要的决策都没有他的份。他就这样混混沌沌地过日子,一直到1812年他过世为止,他没有做过什么重大的事情。 所谓“多做多错,不做不错”,所以他一生人也没有做错过什么大事, 甚至连王储也没有立,当然,就算是立了也没有用,毕竟是武吉斯人“话事”,他们说了算嘛。

苏丹马穆-第三遗下两个王子,大的叫胡申,次子叫阿都拉曼。当苏丹马穆驾崩时,胡申在彭亨娶亲,武吉斯人就立了次子为王,名为苏丹阿都拉曼。母后非常不满,因为根据马来王族传统,两位王子同为庶储时(意即母亲都没有皇族血统),应该立长子为王,而不是次子。于是母后拒绝把苏丹信物交出来,信物包含黄伞,权剑,印章等。不过武吉斯人才不管这些,坚持己见。胡申回家后,见生米已煮成熟饭,非常失望,但也无可奈何。

根据武吉斯人的记载,是英国人威廉法夸尔先知道这事,然后向莱佛士禀报,莱佛士便利用这个机会,见缝插针,把胡申接来新加坡,立他为合法苏丹,然后与他签约,得了新加坡这块肥肉。其间还有一些“惊险”内幕,也记录在文西•阿都拉的自传里。

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奇妙。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江湖风风雨雨,却也有不少巧合。一丝系万镂,要不是六百多年前有个“星洲”被灭,就不会有个“马六甲王朝”的出现,也就不会有个亡国的马穆-第一。 如果牵不出一个“马六甲-柔佛王朝”就搞不出另一个灭国的“同志”马穆-第二。要是当时英国接受了班达哈拉 “宰相王朝”把“星洲”当成的厚礼,出兵抵抗米南加保,或许就不会有第三个亡国的马穆-第三出现了。但由于马穆-第三的不肖大儿子胡申,又神推鬼使地把一切都又拉回到“星洲”原点。 真有一点“终于斯,始于斯”之感矣!

如果大家问我在这里还看到了些什么?我会说:

“唔怕生坏命,最怕改错名”!

后注 :Laksamana 这衔头乍听之下,好像是在问 where is my laksa? 许云樵翻译为水师提督。以前打仗都走水路,海人 Orang Laut 为军队的主干,所以带兵的叫水师提督。这个职位在阿布巴卡时被废了,因为军队都上岸了嘛!Laksamana 的老板叫天猛公 Temenggong. 天猛公在朝中负责国防,司法,巡逻保安,所以可算是“内政与国防”部长!不同的是天猛公乃武将一名,他手中握有兵权,所以时时要征兵,出兵打仗。在此背景下,天猛公需要住得靠近海人聚落,容易控制这些人海人。所以,天猛公的“巢穴”都在新加坡海峡附近,事出有因。而 Laksamana 多来至海岛如槟丹岛,Laksamana 都是海人的头目,也是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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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情系三马穆,三个马穆一宿命 (马穆二)

黎上增,刘家明

现在该是第二个苏丹马穆(Sultan Mahmud-II)上场的时候了。

第一个苏丹马穆“驾崩”后,他的儿子苏丹阿拉乌丁(Alauddin Riayat Shah-II)继位,他自知能力单薄,无力反攻葡萄牙大军,于是乎偏安另创“马六甲-柔佛王国”,立首都于旧柔佛 Johore Lama,开始了马来半岛历史的另一页。

当时葡萄牙人控制了马六甲海峡,苏门答腊北部的亚齐人除了感到不安外,他们也“心痒痒”想控制马六甲海峡,在香料贸易中分一杯羹,于是亚齐决定向葡萄牙人及柔佛王国开战,史称“三角战争”。在这整百年的三角战中,柔佛被亚齐侵略了好几次,柔佛两任苏丹阿拉乌丁(Shah-II和 III) 都曾经被亚齐活捉去“蹲牢房”,之后都死于亚齐。在这纷纷扰扰间,各任柔佛苏丹都以保命为前提,到处避难,例如苏丹阿都拉 (Sultan Abdullah or Raja Bonsu) 甚至还有一个外号叫“流浪苏丹” (wandering Sultan),凄凉之致,还那有时间“造人”,所以这期间,苏丹王室人丁单薄,甚至到最后变一代单传。

这一代传一代,终于在第九代到了另一个苏丹马穆•沙- 第二(Sultan Mahmud Shah-II)。这个马穆生于1675年,十岁时父王就被人毒害,由于他是独子,所以在他在幼稚之年,就于1685年被拱上王位,由摄政王代理朝政直到他二十二岁摄政王去世为止。

这位苏丹苏丹马穆可算是“怪胎”一名,他从小就性情乖戾,冷血无情,也是个同性恋者,还娶“人妖(阿“官”)”为妻。据说他为了向他的男伴表示忠诚,凡是怀孕的皇后,嫔妃都一律被处死,因为同性恋者怎么可以有儿女呢?他的不光彩的历史,在外国人的“野史”中广为流传。在那个时代,有一个苏格兰船长叫阿历山大•汉米尔顿的在1695年到访,他送了苏丹马穆一对左轮手枪,苏丹马穆拿来把玩,然后向窗外马来子民开枪,汉米尔顿惊道:那是会闹出人命的!苏丹马穆反问:要不这样,我怎么知道子弹会打多远?

以上这些丑事都记录在菲力•达比 (Philip Darby)的书《Post-colonizing,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to Change the Way We Are》里头。关于他的其他令人发指的凶残叙述:例如他乘他的叻沙马纳(Laksamana,水师提督,参阅后注)为他去抗海盗之际,他居然听信谗言,剖开被诬陷的水师提督的妻子的肚膛,去看胎儿是否真的有偷吃了他一片菠萝蜜;都记载在其他马来文献如《Tuhfat al-Nafis 》中。

由于苏丹马穆-II 的凶残,他的首相于是在1699年落实了一个谋杀计划,由水师提督下手,在苏丹马穆做完礼拜五祷告后乘椅轿(如绑在竹子上的椅子)归来时,上前刺杀他,这段“弑君”行动在马来世界中叫做“Mangkat DiJulang”。苏丹马穆在临终前还说出他的咒语,他诅咒所有民丹岛的子民们,从此不能到哥打丁宜( Kota Tinggi) 去,否则将会吐血而亡。他如此说是因为该水师提督来自民丹岛。据说时至今日,还有民丹岛的居民相信这诅咒,不敢到哥打丁宜去。

我们在直落布兰雅遇到的柔佛苏丹皇陵“守墓人”幽媚儿(Umer)就自称是该水师提督的第九代后人,她说她这么多年来曾到过柔佛、廖内、印尼等地去寻找资料,设法证实墓里人的身份,就是不敢踏入哥打丁宜半步,以防万一。这段弑君的故事也已有人拍成电影,大家可以到以下网址看看,这次相信不必去补习马来文,也可以猜到剧情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Os8quC0f0I

苏丹马穆-II死后,由于他(同志身份)无后 ,所以首相阿都加礼(Abdul Jalil) 就顺利篡位为王,成为柔佛苏丹。不过苏丹阿都加礼没有皇室血统,从“马六甲苏丹王朝”开始,一直传位到“马六甲-柔佛王朝”,马来苏丹血统的继承线从苏丹马穆-II之死后就此断了,江山易主;所以从苏丹阿都加礼开始,历史上称之为“宰相王朝”(Bendahara Dynasty) 而不再是苏丹王朝。苏丹马穆-第二也就荣登第二个“亡国苏丹”的宝座了。

顺便看一看苏丹阿都加礼的族谱。苏丹阿都加礼应该是阿拉伯人,祖先来自南也门(http://en.wikipedia.org/wiki/Template:Iskandar_ancestry)。数百年前,阿拉伯人随季候风到南洋来做生意,有些人因为各种原因滞留当地,成为传教士,教师,翻译,造船工,文员等。后来,有些知识分子被招入宫廷成为谋士,部分因为有功而被晋升为官,甚至官至班答哈拉Bendahara。

柔佛苏丹阿都加礼的高祖几代人都是班答哈拉,其中著名的Tun Habib Abdul Majid就是阿都加礼Abdul Jalil的父亲,Tun Habib过世后,阿都加礼子承父职,也当上了班答哈拉。由于苏丹马穆•沙-II 乖戾残暴,天怨人怒,阿都加礼才能弑君自立为王,成立了班答哈拉王朝。目前在直落布兰雅看到的皇陵,葬的应该就是他的后人。直落布兰雅“守墓人”幽媚儿说皇陵里一些漆上绿色的墓碑属于中东的王族,看来不是空穴来风。

言归正传,苏丹阿都加礼 篡位成功后,位子其实坐得极度不安,因为他的朝中有很多老臣子不服他的领导。这些老臣子都认为他是一介平民,没有皇族血统,不应该登基成为苏丹。所以苏丹阿都加礼登基后,他把苏丹马穆的后宫女眷都杀了,为的是要防止苏丹马穆的遗种留在人间。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当英国的哈米尔顿 (Alexander Hamilton) 船长在1703年到访时,苏丹阿都加礼还要把新加坡岛送给船长以换取英国人的支持。自马六甲苏丹王朝开国以来,这是新加坡第二次与马来史拉上“外交”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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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情系三马穆,三个马穆一宿命 (马穆一)

黎上增,刘家明

自从初中三选修理科之后就再也没有好好读历史了。那时候读的是中国和欧洲简史,不过就只记得什么“英法百年战争”,“玫瑰战争”之类,中国的历代皇朝和野史,则是从李大傻讲的“古”和金庸的武侠小说里才知道的。或许当时是新、马都处建国初期,整理历史非“急务”,所以没有把东南亚史编入教材,对于东南亚,读到的不过是些如“汉都亚”,“山尼拉乌丹马”的传说故事和“莱佛士开辟新加坡”的历史而已。

近日有幸接触到一些关于古代新、马的历史资料, 才发现了许多东南亚和马来半岛数百年来的有趣历史典故;其中与新加坡最有渊源的,莫过于三个同名的“苏丹马穆”(Muhmud)的故事了。三个苏丹都有跌宕起伏的经历,悲剧的“亡国”下场。

根据《马来纪年》(已于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里的记录,话说在公元约1402年,新加坡王国被满者伯夷灭亡后,国王逃到马六甲,建立了另一个“马六甲苏丹王朝”。马六甲苏丹王朝风光了约八十多年后,传位到第八任苏丹马穆•沙-第一 (Sultan Muhmud Shah –I) 。苏丹马穆得天独厚,幸有能干的四代元老班达哈拉(官职如宰相)敦•霹雳辅助打理朝政,所以他可以把精神花在“泡妞”上。敦•霹雳对苏丹确是一片(愚)忠心,他在他的大儿子被苏丹马穆的儿子杀害后,不但不记仇,还保举苏丹的儿子为彭亨州的苏丹!

苏丹马穆的色胆也蛮大的,《马来纪元》里记录了他钟情于金山(Mount Ophir)仙女,于是派大臣到金山向仙女提亲。仙女向他提出了要建金桥银桥到金山,七盘蚊子心,七盘飞蛾心,再加上槟榔汁、眼泪、苏丹和王子的血各一樽等七项不合理的要求,他才悻然而退。 敦•霹雳于1498死后,苏丹马穆拜淡米尔回教徒敦•穆达歇尔(Mutahir)为相,结果埋下了与朝廷里马来贵族不和的导火线。

苏丹马穆色性不改,在宰相敦•穆沙歇尔的美貌女儿花蒂玛的婚礼上对她“生痴猫入咗眼”,早晚都想一亲美人芳泽。结果在宰相的仇人的陷害下,“有意”相信谗言,把敦•穆沙歇尔家的男丁全都砍头,终于强娶了花蒂玛!花蒂玛为了报复杀父之仇,每当她怀孕时就设法堕胎,一直到苏丹马穆答应她凡生男必委为王储后,花蒂玛这才为苏丹马穆生了两男两女。

1511年葡萄牙大军攻占马六甲,船坚炮利,苏丹马穆战败而退守巴莪(今南北高速公路的 Pagor) 伺机反攻。葡萄牙军随即把他赶到彭亨去,他再逃到民丹岛( Bintan),但是葡军又把槟丹岛的基地夷为平地。他最后逃到苏门答腊的 甘巴河域(Kampar River)一带, 郁死于1528年,马六甲王朝宣告灭亡。苏丹马穆成了第一个“亡国苏丹”。

如果YouTube 还没有抽片的话,以下网址还可看到1961年由新加坡国泰机构拍成的有关电影《乐榔山公主/金山公主》(Puteri Gunung Ledang), 但要先去补习马来语才看得懂哦!。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1Om6RONX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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