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历史展馆:文物珍藏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书和画

新加坡篇(二)香雪庄藏品

赵宝宗


    和袖海楼一样,香雪庄也是一个新加坡成功华商的收藏传奇。

    庄主陈之初博士(1911-1983),原署陈兆藩,1911年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潮安东风乡。四岁至17岁间在中国长大。1928年返回新加坡从学徒做起,创办“长丰”和“隆荣”两商号,经营胡椒甘密橡胶咖啡等土产贸易。朝鲜战争后凭胡椒贸易大获其利,享有“胡椒大王” 之美誉。

    陈氏有雅好,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就开始收藏中国艺术品,取“梅花之清香”之意“香雪庄”为自己的斋号。历时四十多年,发展成为新马区域时间最早、规模最大、藏品最精致的私人收藏。陈氏本身具备过人的艺术鉴赏能力,收藏中不断学习积累中西美术史、艺术潮流与流派、书画名家生平及创作技巧等系统翔实的知识,故每每慧眼识宝。加之经济实力雄厚,每遇佳作机缘,不论要价高低,总能当机立断纳而珍之。因之所藏数量品类不断扩大,声名远扬。香雪庄主要藏品一度多达七百件,包括书画、陶瓷、端砚,印章,青铜器、紫砂器、玉雕,竹刻等。其中,陈氏对水墨画最为钟爱,藏画自然就是香雪庄的收藏核心。这些藏品就收藏在陈氏大宅里(真大的大宅!), Upper East Coast Road 311号(后来迁到的Bournemouth Road 70 号)。宅院里室内鱼池旁有饶宗颐(1917-2018)赠与主人的嵌名联:得有人力振古,最宜日此观鱼 。 

陈之初在东海岸路上段的陈氏大宅建立香雪庄(1953年摄)

香雪庄书画藏品包罗宋元以来的名家作品,最大宗收藏是晚清著名画家任颐(伯年)(1840-1895)的作品。陈博士和比他年长四岁的上海大藏家钱镜塘(1907—1983年)一样,最钟情的画家是任伯年(据传钱镜塘最多时收藏有任伯年的大小作品2000来件,最出名的一件是《华祝三多图》),相信是受徐悲鸿对任伯年“500年第一人”的定位影响。陈博士从三十年代起与黄曼士(1890-1963)交好,通过黄氏结识徐悲鸿(1895-1953)。在徐悲鸿和黄曼士的介绍下,陈之初搜集了任伯年大量作品精品,据说超过百多幅,主要收录于1953年出版的《陈之初藏任伯年画集》。其中一套四屏《八仙图》,以简笔描绘了八仙独立超然的神态,是他绝少成套的人物画,陈氏视为珍宝。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 (1942年2月到1945年8月),为防画作遭到损坏,他把这套画作埋在他岳父的橡胶园里。

任颐《八仙图∕1880年作品∕四条屏 水墨设色纸本/150 x 81.5cm

    香雪庄收藏陈氏最钟情的在世画家徐悲鸿作品更是数量多水平佳。徐悲鸿在新加坡完成的彩墨画《双马》,就曾挂在他的书房墙上。香雪庄多幅藏画上都有徐悲鸿致陈氏的亲笔题款。这种情景不限于徐悲鸿,黄宾虹,张大千、溥儒、赵少昂等都有亲笔题款的精品。

陈之初博士在书房 (照片取自网络)

徐悲鸿《双马》∕1940年作品 水墨设色纸本/262 x 132cm

徐悲鸿 《柳鹊》∕1939年作品 水墨设色纸本/247 x 53cm

(作者题款:之初先生雅教)

                               黄宾虹《山水》∕1950年作品 水墨设色纸本/141 x 21cm

(作者题款:北宋人多兼吴道子、王摩诘两家法,而变唐画刻划之迹,此甚进步。之初先生属)

    香雪庄的书法收藏也极为丰富,明万历探花张瑞图(1570 – 1644),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铁保(1752-1824),民国沈尹默(1883-1971)等名家大作。陈之初博士本人自幼对书法有浓厚兴趣,并努力钻研名家墨迹,从颜、柳,入手,继及行草,旁及明清各家,博采众长,所作“五色书”,“彩墨书”,自创蹊径。他多次参加本地和海外的艺术展览及日本国际书道展。 1979 年出版《陈之初书法》,1982 年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举办个展,并出版了《陈之初书法》( 二集 )。

张瑞图《五言诗》∕?年作品∕四条屏 水墨绢本/251 x 56 cm

    在收藏书绘画的同时,陈氏结识了不少新马当地和来自中国的画家。曾与于右任、徐悲鸿、张大千、何香凝、溥雪斋、赵少昂诸师交好,经常邀请海内外的文人雅士到家里雅聚,切磋指授,与本土藏家如“虚白斋”的刘作筹(1911-1993)、“袖海楼”的杨启霖(1917-1998)交情深厚。收藏家、研究者和字画商,也经常受邀到香雪庄做客,新加坡先驱书画家,都曾是陈博士的座上客。当年国内外书画名家以到香雪庄做客赏珍藏为荣,还有台湾画家组团来看画,陈氏甚至慷慨资助国外的艺术家朋友飞来新加坡看画。他自资刊印《任伯年画集》、《香雪庄藏印》上下册、《香雪庄书画选集》、《齐白石印谱》等,免费分赠海内外文化机构及人士。

陈之初博士于国泰酒楼宴请新加坡书画家和收藏家(摄于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左起:陈人浩,刘抗,?,杨启霖,?,陈之初博,陈景昭,王梅痴,?,陈文希,和陈宗瑞)

陈之初博士是一位慷慨的艺术赞助人,对新加坡当地的文化艺术贡献良多。在1972年他将30幅名家书画珍藏捐赠前南洋大学李光前文物馆。1977年,由著名史学家地学家教育家张其昀(1901年-1985)创办的台湾华冈中华学术院(1980年改为中国文化大学)特颁予名誉哲学博士学位,籍以表彰其对文化艺术事业超卓贡献。1977 年,陈先生慨捐新币五万元予新加坡艺术协会(Singapore Arts Association)设立“陈之初艺术基金”,作为进一步奖掖当地艺术后进,及促进当地艺术活动的一种工作与承担。随着陈氏家的不断捐赠,到2015年该基金累积至新币120万元。1979年命名为“陈之初博士美术奖”(Dr Tan Tsze Chor Awards),年度举办,是本地最长寿的美术奖和具指标性的美术竞赛。陈之初博士美术奖每年吸引约200份作品参赛,40年来默默培育不少美术人才,从1979年第一次美术家林欣欣,在新加坡文化奖的获奖者中,多位曾经得过陈之初博士美术奖书法水墨组奖。

2000-2002年陈氏家人将香雪庄的部分藏品中国近代书画、端砚、印章、陶瓷捐献给亚洲文明博物馆 。2002 年 6 月,亚洲文明博物馆举办了“陈之初书画作品珍藏展”。2006 年亚洲文明博物馆出版“香雪庄珍藏”,收录陈氏家族捐赠文物当中的一百三件作品。香雪庄部分藏品近年也通过内地艺术品拍卖市场回流大陆,凭借业界声望和引人注目的藏品,在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上海朵云轩、云南仁恒等众多拍卖公司出现,成交率非常高。


(除另有说明外,本文图片拍自‘陈之初香雪庄珍藏’)

参考书目

The Xiang Xue Zhuang Collection Donations to Asian Civilization Museum

The Art Book of Chinese Paintings  (by Ming Deng)

https://kknews.cc/zh-cn/history/x3mpgvg.html

Rediscovering Treasures:Ink Art from the Xiu Hai Lou Collection

Singapore through 19th Century Prints & Paintings

http://www.zaobao.com.sg/news/fukan/mini-columns/story20180120-828515

大批珍贵书画捐赠后极少展出 陈之初之子陈玉仪: 太可惜

https://www.zaobao.com.sg/culture/arts/story20160517-617890

李伟南(1880 – 1964)参考资料

https://libportal.nus.edu.sg/media/lib_ch/sg-lee-wee-nam.pdf

新加坡四大书画收藏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58d6550100chiz.html

邂逅「香雪庄」

http://www.sgwritings.com/2276/viewspace_46108.html

“香雪庄”藏品风头健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50820/0432274070.shtml

名聯觀止: 下

梁羽生

https://books.google.com.sg/books?isbn=9578499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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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佛士与婆罗浮屠

李国樑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有一幀莱佛士的画像,它是一件复制品,原件收藏在英国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除了所展现的画中人那份书卷气与自信外,值得注意的是桌上的佛教文物,那些文物是莱佛士当爪哇总督期间,考究当地的文史民情的收藏品。

莱佛士的画像,注意桌上的佛教文物

莱佛士的画像,注意桌上的佛教文物

莱佛士对爪哇的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穿越爪哇岛,记录和当地居民的交流,收集爪哇的古文物。1814年在巡视三宝垄(Semarang)途中,当地人告诉他在Bumisegoro村庄附近丛林的深处沉睡着一座叫做婆罗浮屠(Borobodor,爪哇语拼写)的大佛塔。莱佛士本人没有发现这座佛塔,但基于对印尼这个自然与人文同在、年轻与古老并存的热带岛国的好奇心促使他相信当地土著所言,派遣荷兰工程师科尼(H. C. Cornellius)前往勘察。

科尼的勘察队找到一座“大山”,其实是被火山灰覆盖着的婆罗浮屠。为了避免佛寺继续受到侵蚀,莱佛士在爪哇展开第一项欧洲式的文物保护项目,科尼率领两百人,花了两个月清理整个环境,在丛林中开辟出一条通往婆罗浮屠的小路,沉睡了整千年的古佛塔终于重见天日。

当时科尼的工程团队没有经验,也没有能力修复随时可能坍塌的佛寺,只能点到为止,足以让信徒爬上第十层参拜。从一张1844年的照片可以看出荷兰殖民地政府允许当地人在佛塔最高层搭起凉棚卖茶水。1896年暹罗国王(Chulalongkorn)访问爪哇,还带了八车婆罗浮屠的雕刻品回国。直到1907年,荷兰开始重修婆罗浮屠,人们才真正重新认识这座千年建筑。

婆罗浮屠大佛塔上竟然建了卖茶水的凉亭。Photo source - Borobudur, Periplus Editions HK Ltd. 1990

婆罗浮屠大佛塔上竟然建了卖茶水的凉亭。Photo source – Borobudur, Periplus Editions HK Ltd. 1990

几乎被火山灰湮没的婆罗浮屠的确和“火龙”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印尼是个饱受自然灾害的国家,五百多座火山分布在各个岛屿,单单爪哇便有超过二十座活火山。大家记忆犹新的2004年大海啸摧毁了班达亚齐(Banda Aceh),2010年印尼最活跃的莫拉皮火山(Mount Merapi)爆发,三十多万人受影响,莫拉皮火山就在婆罗浮屠三十公里外。估计在1006年,爪哇发生大地震,引起莫拉皮火山爆发,火山的熔岩覆盖了四周的村落,婆罗浮屠也不得幸免。

這一起不幸的事件却让婆罗浮屠躲过了随后八百年可能受到人为破坏这一劫,因为不久后,爪哇的佛教逐渐式微,印度教再度兴起,然后伊斯兰教势力维持至今。爪哇的佛教建筑已难得一见了。

萊佛士在《爪哇史》中简单地提到婆罗浮屠,他认为Boro是附近一个村落的名字,Bodor则有古代的含义,因此Borobodor应该是指本地的古物。由于印尼和新加坡一样,没有古代历史记载,只是根据类似神话故事的传说,莱佛士可能是参考了1365年爪哇的游吟诗人所记载的《爪哇史颂》以及当地人的解说。值得注意的是1365年伊斯兰教已经传入印尼,换句话说,印尼已经经历过印度教与佛教古文明,进入回教的时代。

也有学者认为婆罗浮屠既然是一个古印度的宗教建筑,它的名称应该跟古老的梵文有关,梵文中的婆罗指的是婆罗门教(Brahma),浮屠指的是佛塔(Stupa),所以婆罗浮屠指的是婆罗门的佛塔。

发现婆罗浮屠证明了远在爪哇伊斯兰教化之前,古印度文明已经传入印尼,跟中国史书中所记载的中国僧人到印尼学梵文学佛学等不谋而合。公元五世纪初,东晋著名的僧人法显到印度学佛,从海路回国,途中遇到风暴,漂流到耶婆提(印尼苏门答腊或爪哇),法显记载“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

到了公元七世纪,唐朝高僧义静前往印度取经时,在室利佛逝(Sri Vijaya,又称三佛齐,印尼苏门答腊)停留六个月,后来回国时他又路经佛教发展兴旺,各国往来僧人众多的室利佛逝,向佛逝国名僧请学。后来他又带领几位助手回到室利佛逝,抄写翻译佛经,并完成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两本撰写国外亲身经历的著作。

义静对室利佛逝国的记载:“南海诸州,咸多敬信,人王国主,崇福为怀,此佛逝廓下,僧众千余,学问为怀,并多行钵,所有寻读,乃与中国不殊,沙门轨仪,悉皆无别。”可见当时处于中印交通线上的印尼大国佛教已经十分发达,统治者也信仰佛教、提倡佛教。义静记载到过佛逝国的唐朝高僧还有交州僧人运期、高昌法师彼岸、智岸,晋州善行师者、洛阳智弘法师、荆州江陵无行阐师、襄州襄阳僧人法郎、以及僧人孟怀业、道宏、贞固等。

室利佛逝鼎盛数百年,在公元8至10世纪时达到巅峰,在唐宋年间常到中国进贡,后来被满者伯夷王朝取代。公元760年至830年是中爪哇夏连特拉王国(Shailendra)的鼎盛时期,都城就设在日惹,夏连特拉王国受到强大的邻国室利佛逝的影响而信仰佛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史学家估计婆罗浮屠建造于夏连特拉王国年间,当时夏连特拉王国经历过一场从婆罗门教改信佛教的宗教革命,使得婆罗浮屠这个历时数十年才建成的宗教建筑与附近的古印度神庙巴兰班南有许多相似之处,最明显的是高平台与覆钵,似乎是佛教与婆罗门教的结合体。覆钵上的塔尖就像铁钉一样将覆钵牢牢扎在地面,可能象征君主永远统治着这块领土的意愿。

婆罗浮屠的佛塔。2012

婆罗浮屠的佛塔。2012

不可忽略的是极具爪哇风格的“狮面守护神”(Kala),常见于公元8至14世纪的爪哇寺庙的入口处,不论是古印度神庙巴兰班南还是佛教建筑婆罗浮屠都有狮面守护神的踪迹。1926年在新加坡福康宁山建造蓄水池所出土的文物中,有一条属于满者伯夷王朝年代的黄金臂饰,臂饰上的狮面守护神凸纹面相造型,跟狮面守护神十分相似,印证了新加坡拉王朝和印尼王子之间的古老传说。

1907至1911年间,荷兰工程师范艾乐(Theodor Van Erp)督导婆罗浮屠的部分修复工作。由于婆罗浮屠是采用火山熔岩堆砌而成,石头表层有许多气孔,石头与石头之间又没有水泥衔接,石质不够坚硬,容易倒塌,范艾乐集中在修复覆钵以及那些结构有明显缺陷的石块。二战以后,印尼政府在联合国的支援下,十五年内筹资2250万美元进行大规模维修工程(Save Borobudur)。IBM Indonesia也加入修复工程,将130万块石头的资料输入电脑,经过电脑分析与重新组合,同时加入排水系统,才顺利的在1983年恢复婆罗浮屠的旧貌。

1908年荷兰工程师范艾乐(Theodor Van Erp)督导婆罗浮屠的部分修复工作前。Photo source - Borobudur, Periplus Editions HK Ltd. 1990

1908年荷兰工程师范艾乐(Theodor Van Erp)督导婆罗浮屠的部分修复工作前。Photo source – Borobudur, Periplus Editions HK Ltd. 1990

婆罗浮屠由十层巨石砌成金字塔形状

婆罗浮屠由十层巨石砌成金字塔形状

经历过这一场大规模的修复工作,专家们对婆罗浮屠的建筑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他们估计当年兴建时曾经动用了三万名石头切工,一万五千名搬运工,还有许多雕刻家,历时长达八十年。这些劳工很可能是来自附近村落的农民和兼职的艺术家,为了宗教而奉献了他们的劳力。所以婆罗浮屠之所以伟大并不只局限于它的体积,而是在某一个久远的年代,爪哇有广大的人力资源与富有才华、勇于创新的人才。婆罗浮屠给我们讲述的古爪哇文明史远远超过爪哇历史能告诉我们关于婆罗浮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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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赢”者留其名

“这是约两百年前画的本地狸猫的英姿,最近国大的自然学会在麦里芝蓄水池装置的夜间摄影机也拍到牠的影像。狸猫本是肉食动物,但是为了要适应在高度发展的城市国家里生存,牠们已改吃昆虫和野果谋生了。下面的一幅就是牠们爱吃的咖啡豆……”。国家博物馆吴声梓展廊的策展员丹涅尔还在兴致勃勃为我们介绍时,我的脑袋却忽然浮现了包青天的“狸猫换太子”以及香喷喷的“猫屎咖啡”。等到丹涅尔提到“要不是威廉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我们今天就看不到这些已快有两百多岁的动植物的美丽绘图了”,才把我再拉回到了博物馆。威廉法夸尔是何方神圣呢?根据历史资料,1819年,莱佛士在威廉法夸尔的协助下,与苏丹胡欣签下了新加坡的租约后,便委任了威廉法夸尔为第一任驻扎官,几天后就回去明古连了。

法夸尔生于1774年,原籍苏格兰。21岁时跟随英国远征部队从荷兰人的手中夺取了马六甲海峡,29岁就开始执行和处理马六甲的军事和民事,37岁才被正式委任为马六甲的驻扎官。法夸尔在马六甲娶了一个有法国血统的马来裔女子克莱蔓(Clemaine)为妻,育有六名子女。他讲得一口流利的马来语,在马六甲深得民心;当地人都称他为“拉惹”(Rajah, 有“土王”之意)。就如当时许多受了“启蒙运动”影响的殖民官一样,法夸尔对自然历史有极浓厚的兴趣。他还在住家里设立了一个小动物园,收养了一些珍禽如:花豹、箭猪、火鸡、不同品种的猴子,甚至老虎等。在17年的任期内,法夸尔聘请了不少华人画工,为稀有的花卉、动、植物绘图作记录,一共有477幅。他在1827年把全部绘图捐赠给伦敦皇家亚洲学会。 1995年,本地股票经纪吴玉钦把整套绘图买下来,并于1996年以他父亲吴声梓的名誉捐赠给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其实据说莱佛士也同样收集了上千幅绘图,可惜在他回国途中,因大船失火而全被毁了。

身为驻扎官,法夸尔在早期的新加坡的行政和管理上的贡献与影响应该比莱佛士来得显著。当时新加坡还是个没有资源的贫瘠渔港,就连日常用品和食物的供应都有问题。法夸尔带领居民有效地消灭了肆虐多年的鼠患,清理和发展新加坡河东北岸的平原,并以极有限的管理经费设法吸引商人和移民定居下来,进行各种物流的贸易,使新加坡迅速地成为繁荣的海港。目前大英博物馆还收藏了一些他鼓励马六甲各界商贾把物资、人员运到新加坡以助新加坡发展的书信。为了提高税收,法夸尔也采取了一些务实的措施,如允许赌博以及拍卖如鸦片和烈酒等的牌照等,因而埋下了与莱佛士关系破裂的导火线。终于在1823年5月1日,莱佛士以法夸尔没依命建设防御新加坡的工事为由,撤销了法夸尔的驻扎官的职务。

根据文西•阿都拉的纪录,法夸尔在新加坡广受爱戴,他回英国时有数百名商人和居民为他送行,并在送别晚宴上捐赠三千卢比给他。法夸尔途径马六甲,槟城和加尔各答才回到英国,在一路上各港口,都受到非常隆重的招待,甚至发礼炮向他致敬。法夸尔回到英国后与莱佛士展开激烈的争论,他向东印度公司上诉要求恢复他在新加坡的管理权,并要求承认是他最先要求在新加坡建立贸易港,所以是他而非莱佛士才是发现新加坡的人,不过上诉失败了。1826年底,52岁的法夸尔移居苏格兰的柏斯,两年后娶了第二任妻子玛格丽特•洛班,婚后再育有6个孩子。1839年5月11日逝世,享年66岁。在法夸尔的墓碑上刻着:马六甲以及后来由他发现建立的新加坡的驻扎官“。

“发现新加坡县案”就这样定论了,不过胜诉的莱佛士也没得到什么好处。当时已被病魔缠身的莱佛士被东印度公司追讨他在新加坡和明古连等地运作所欠下的债款,他无法清还而宣告破产!还好莱佛士病逝后有贤妻苏菲亚为他写回忆录还债和继续“正名”,强调莱佛士的贡献和业绩,所以现在到处,甚至中国上海都可见到“莱佛士城”。反而法夸尔目前在新加坡没有留下任何纪念他的路标,过去位于甘榜格南附近桥北路与美芝路之间的法夸尔街,也因为城市发展和重新规划而在1994年被撤除了。正所谓:一生功过难为知,唯有“赢”者留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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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碧辉煌的权杖 (修改版)

黄国全

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第五展厅,我们可以看到一根类似英国权杖的新加坡市长权杖。这根权杖是当年新加坡人口达到100万而升格为市时,新加坡的影业鉅子陆运涛先生以新加坡市民的身份赠送给市议会主席以及后来的市长,作为纪念新加坡升格为市的标志性礼物。

新加坡市长权杖是用363块大小不一的金、银、玉和金刚钻用手工缀合而成,充满珠光宝气。权杖长度约128厘米,重110安士,刻有人像、徽章、狮子、马来亚土产、交通工具、和六只海鹰等雕像。当年的市价为1万5千元。

1953年新加坡市议会通过了市议员陈才清的建议,决定铸造一支权杖赠送给当年的新加坡市议会主席。于是成立了一个权杖设计咨询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市议会主席麦尼斯、陆运涛、李绍茂、巴金逊等大学教授和莱佛士博物馆研究员,委任了英国人皮根顿约翰逊设计师和苏格兰名匠进行设计和铸造事宜。

1954年初,权杖费时近一年铸造完成,并先后在爱丁堡和伦敦公开展览,很 受肯德公爵夫人和伦敦市民的赞赏。同年3月,权杖由英航昆达士客机运抵新加坡,于31日举行赠送仪式,由陆运涛亲自赠送给市议会主席麦尼斯。仪式隆重,出席贵宾约有四百人。从此,权杖便成为市议会开会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物件,它代表了市议会主席的权威。

每逢市议会开会时,一个西装笔挺的工作人员必戴上白手套,举着金碧辉煌的权杖引领市议会主席进入会议厅高喊“女士们、先生们、市主席”,宣布主席的驾临。于是,会议厅内的人士便须全体起立致敬,待权杖被安放好在主席台前的长桌上,主席坐定后方可坐下。会后,权杖也随主席的离开立刻被移出会议厅。

这根金碧辉煌的权杖勾起了我目睹它被当年的新加坡市长废弃,那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

1957年12月24日下午,市政厅内外挤满了来自不同阶层的市民到来观礼。在王邦文的提议,陈翠嫦的附议下,王永元先生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被市议会推选为新加坡第一任民选市长,获得在场市民的雷动掌声与欢呼。在会议主席的邀请下,王先生在高等法院副注册官陈文德的监誓下,在市政厅中央宣誓就职,签署宣誓书。随后,以马来语、华语和英语发表就职演说,这是有史以来华语和马来语第一次在市议会被采用。

接着,在其他市议员也发表演说之后,王永元先生向会议动议废除市长权杖的使用,认为权杖具有殖民统治的色彩与象征。他的动议获得了包括劳工阵线、工人党、巫统、自由社会党和无党派市议员的支持,以26票赞成6票弃权的比数通过废除使用权杖。于是,那使用了约3年8个月的精美权杖便被移走,打入冷宫。

当年市议会开会时,自由社会党和劳工阵线的市议员都穿西装大衣结领带出席会议,市长和行动党议员则一律只穿开领的白衣白裤,后称“白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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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驻守新加坡的印度军团叛变

史立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一艘德国战舰埃姆登号(注),在1914年10月14日袭击槟城。两个星期后,她被科科斯岛外的澳大利亚人摧毁。生还者转送往新加坡的欧南监狱。

一般上,会有两支军团驻扎在新加坡,分别是英国皇家约克郡轻步兵团,和印度第五轻步兵团(称为司斑兵)。1914年年底,英国军团被派往欧洲前线,留下后者守卫新加坡。

英国部队离开期间,德国战俘和土耳其代理散播谣言,动摇司斑兵里的穆斯林教徒。

驻守新加坡的印度军团本应在1915年2月16日被派往香港。在启程前一晚,军队内的旁遮普穆斯林士兵发生叛变,杀死了35人。借助盟国的势力,英国最终得以镇压叛乱。

叛变者在军事法庭受审,36人包括两名军官被送往(打靶)处死,137人被判终身监禁,17人另加11名印度马来州向导以支持叛变之名被判入狱。

公开处决在3月25日和4月21日进行。尽管叛变以失败告终,它却动摇了英国在新加坡的根基。

埃姆登号(Emden)事件
    

一直到德国战舰埃姆登号由青岛起航,南下破坏东南亚和印度次大陆航道为止,亚洲没有任何人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在欧洲爆发。

埃姆登号的破坏行动,对在新加坡和西方进行的转口贸易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参照《我的新加坡》陈赛芳 叶欣愉 合译  
My Singapore Morgan Chua
Marshall Cavendish Edition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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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把金饰留在皇家禁山上?

艾娜整理(原载:http://blog.omy.sg/sg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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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历史,要从14世纪讲起;而要谈14世纪的新加坡,就一定会提到几件国宝级的文物。其中一件,就是图中的这套金饰。

这套金饰是1926年在福康宁山(早期称为“禁山”)上出土的。当时建筑工人正在福康宁山建造一个蓄水池,金饰是他们在挖土时无意中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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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满者伯夷风格的金饰,由24K金的环状饰物和臂饰组成。环状饰物一般相信是耳环,当时找到了三只,现在仅剩下两只。 据说黄金臂饰当时也找到了一对,但战乱后由新加坡政府接手时,就仅剩下一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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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引人瞩目的地方,就是臂饰上带有的“狮面守护神”(kala) 凸纹饰面相造型。这种爪哇风格的“狮面守护神”纹饰,常见于8-14世纪爪哇寺庙的入口处,在今天的芭厘岛上处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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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文物当时由一位名叫Dr. P V Stein Callenfels 的荷兰考古学家负责鉴定。他根据这套金饰的制作风格、手工技巧和当时特有的宗教因素,断定这套金饰的制作年代不会迟于14世纪。他认为于这套金饰制作于满者伯夷王朝 (the Majapahit period) 的鼎盛时期。

这套金饰是什么人留在福康宁山上的呢?这个问题至今还未有定论。有人说有金饰的存在,说明了当时皇族居住在山上;也有人说这些金饰可能是由当年海盗藏在这座人烟稀少的小岛上。

但是从考古的角度看,以上的两种说法都只能说是“推断”。这是因为这套金饰出土的经过并不是一次科学性的考古发掘,当时也没马上在现场的周边进行探查,所以无法根据周边环境因素、相关出土文物等做出更为可信的推论。

福康宁山上正式的考古活动,要到好几十年后的1984才正式开始。当时找到一个14世纪文化层,但离金饰发现的地点还有一段距离。

这个位于福康宁山上的14世纪文化层发掘现场,现作为一处考古现场展览,开放给游人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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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谁把金饰留在皇家禁山上?也许随着本地考古发现的日渐丰富,这个问题终有一天会找到答案吧。

(资料来源:“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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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石头记”

--历史文物珍藏系列(淡马锡时期)

艾娜整理(原载:http://blog.omy.sg/sg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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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的自述

直至今天,我一直是新加坡考古领域里的一个谜。多少年来,历史学家费尽脑汁,还是无法解开有关我身世的种种谜团。

《石头记》(即《红楼梦》)里讲的那块有名的石头,是女娲氏炼石补天时留下来的。那么,我又是什么年代出现的、由什么人留在这里的呢?

我一直藏身在新加坡的河口,也就是今天浮尔顿酒店的附近,直到英国人于1819年来到这个小岛以后才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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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发现时候是什么样子?我当时有个孪生兄弟,我们这两块砂岩石碑面对面而立,中间只间隔80厘米,好像从中间被劈开一样。

在这两块砂岩石碑上,只有我这块的内面刻有碑文,约有50行的文字,文字的覆盖面积约长1.5米、宽2.1米,碑文四周还有一圈凸起的缘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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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会问,我怎么变成了今天这个模样?唉,1843年,人们要在新加坡河口进行一项土木工程,竟用炸药把我炸成了碎块!

值得庆幸的是,炸开后的部分碎块被保留了下来,当时新加坡的助理驻扎官詹姆斯•罗维(James Lowe)就保留了至少三块。英国人后来把这些碎石块被送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去做分析, 我大约是在1918年被归还给新加坡的。

历史学家怎么说?

有关我的年代和文字起源,他们至今还是说法不一。大多数学者的估计是,石碑立于大约10-14世纪,上面的文字可能是古爪哇文,也可能是古苏门答腊文。这样的判断很有意思,因为这让现代新加坡人更多地看到了淡马锡与印尼的历史渊源。

不过,有一点专家学者们都一致同意:我身上刻着的碑文,是本地迄今发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文字!

今天人们仍经常谈论我,把我列为新加坡的国宝级文物之一,亲切地叫我“新加坡石”!

本地一位颇有名气的考古学家曾经开玩笑地说,也许我身上的碑文写着:“欢迎来到新加坡!欢迎来到新加坡拉!欢迎来到淡马锡!”

(资料图片来源: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Forbidden Hill’ of Singapore:Excavations at Fort Canning, 1984″, by John N. Mik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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