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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芝二战阵亡战士公墓之旅》

文/图: 姚耀光

今年1月13日我和15位华文义工参加了国家博物馆中文导览组主办的“克兰芝二战之旅”,全程由资深导览员清山大哥主讲,由于当天我只参加了前面部分的活动,所以这里就只记录克兰芝二战阵亡战士公墓的部分。

wwII - 1新加坡二战背景

 

1941年12月8日,日军成功登陆马来亚的哥打峇鲁及泰国南部的宋卡和北大年,并将英军的海岸防线逼退50公里。同一天日本海军轰炸机和零式战斗机(zero fighter)空袭新加坡的市区、实里达和登加空军机场,并取得制空权。这次空袭造成63名平民丧命。

12月10日英军的“击退号”和“威尔斯太子号”两艘主力舰被日军攻击后相继沉没。12月12日日军攻下英军在北马的重要阵地日得拉(Jilta)。山下奉文下令他的军队继续前进到吡叻河南岸。12月30日,日军将英军防线逼退到关丹。1942年1月15日晚上麻坡沦陷。白思华下令把3万名英军撤退到新加坡,31日英军完全撤离马来亚,过后英军炸断新柔长堤,形成一个60码宽的缺口,企图阻挡日军进攻新加坡。

1942年2月1日英军第18师防守长堤以东至樟宜码头的整条北部海岸线。从长堤至裕廊河的西海岸线,则由澳州第8师、澳洲第2和第4机关枪兵团及印度44步兵旅负责防守。2月7日日军占领了乌敏岛,借此将英军注意力转移到新加坡东部,接着日军从西北部进攻,避开了英军第18师。2月9日日军第5 和第18师在巴西拉巴(Pasir Laba) 以北登陆,并迅速地占领了登加机场。虽然英军极力地防御克兰芝和裕廊这条防线,却阻挡不了日军的进攻。

2 月9日山下奉文随日军坦克部队跨过修复好的长堤进入新加坡,并直接朝武吉知马进逼。开始时澳洲22和地27旅仓促撤退,日军快速地攻下克兰芝及裕廊这条防线。虽然英军和星华义勇军在武吉知马抵抗,但在2月11日凌晨时分失守。日军占领了武吉知马,并控制了克兰芝的一个粮仓和弹药库。2月11日日军用飞机向英军散发招降书。15日英军在前福特车厂向日军投降。

wwII - 2克兰芝阵亡战士纪念碑(Kranji War Memorial)

 

克兰芝阵亡战士纪念碑位于兀兰路的一个小山坡上,距离市中心22公里,四周环境宁静。我们当天抵达时,正下着濛濛细雨,现场气氛是庄严、安详、让人有点微微忧伤的感觉。

这纪念碑是为了缅怀二战期间英勇献身的联军烈士而建,这些勇士来自英国、澳洲、加拿大、斯里兰卡、印度、马来西亚、荷兰和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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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9年,这里是个军营,当日军入侵后,将它作为弹药军火库。1942年2月8日日军越过柔佛海峡,进攻离开这里两英里的克兰芝河口。2月9日日军炮轰长堤和克兰芝河之间。进过几天的激烈战斗,日军战胜。日本拿下新加坡岛之后,在克兰芝建立一个战俘集中营,并在附近的兀兰设立一间医院。

日军投降后,联军在克兰芝设立了一个小型陵园。后来军方陵墓服务处( Army Graves Service) 将之改为永久的阵亡战士公墓。1946年樟宜的坟墓也移到这里,之后 Buona Vista 和其他地方的战士坟墓也移到这里。一共有4461 名英联邦的二战战士埋葬于此,其中有850名的死者身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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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芝阵亡战士纪念碑的设计融入了英国三军结合的力量:象征海军的指挥塔、空军的机翼和陆军整齐队伍的笔直墙壁。纪念碑中间最高点有24米高,最上端是一颗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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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座纪念碑上刻有2万4346名盟军士兵和飞行员的名字,他们在东南亚战死沙场,却不知葬身何处。唯有名字完整地留存在公墓的登记簿里,就摆放在入口处供人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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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人纪念碑的部分(编号44),有69名华族成员,他们都是英联邦的部队成员,在1942年2月日军入侵时被日军杀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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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克兰芝阵亡战士纪念碑毗邻的,是克兰芝军人公墓,建立于1975年,这片非二战遗址墓地葬有 1422 名军人与家人。

 

新加坡国家公墓也在此处,有两位前总统长眠于此。新加坡的第一任总统尤索夫·伊萨 (Encik Yusof Ishak) ,任期 1965年8月至1970年11月,他于1970年11月23日去世。

 

wwII - 14尤索夫·伊萨 公墓

 

新加坡第二任总统本杰明·薛尔思医生 (Dr Benjamin Henry Sheares),于 1971年1月2日接总统,1981年5月12日去世,也长眠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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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薛尔思医生 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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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接近 11 月 11 日的星期天,是阵亡战士纪念日 (Remembrance Day),这里会举行纪念活动,悼念那些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烈士。

新加坡独立后,于 1967年推行了 “国民服役” 政策。从此, 保家卫国的责任就落在国民身上。这趟 《克兰芝二战阵亡战士公墓之旅》, 提醒我们要居安思危, 重视国民教育及全面防卫的重要性。

 

参考资料:
– 昭南时代 – 新加坡沦陷三年零八个月展览图集,新加坡档案馆与昭南福特车厂纪念馆。
– Syonan – Singapore Under the Japanese 1942-1945, Lee Geok Boi.
– National Library Board :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183_2004-12-27.html
– Commonwealth War Graces Commission:
https://www.cwgc.org/find-a-cemetery/cemetery/2004200/kranji-war-ceme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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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是很久以前的记忆(45)

今天是2013年9月10日,多两天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68年前,1945年9月12日,板垣征四郎代表日本,在新加坡向联军最高统帅蒙巴登及其他交战国签署降书。

新加坡沦陷三年零六个月内,两次轰动国际的投降协约签署仪式都在新加坡举行,可见新加坡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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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是很久以前的记忆(39)

平民对日战的回忆:这一家庭一共六口,是被人陷害的。因为他替那名印度人缝制衣服,赚点工钱罢了。可是他们并不知道那些帆布是印度人从军车里偷剪下的。这家人被绑在卫兵所面前树胶树下,没吃没喝水,一连四昼夜。第五天早上,就不见了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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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失的铁路上

黄坤浩

2011年7月,爱热闹的市民突然蜂拥到即将拆除的铁道上。连续几个周末,好奇的人群,或成群结队的,或成双的、或独行的,沿着铁路走走瞧瞧。

这是79年来铁道上鲜有的一幅人文景象。原是闲杂等人不得跨越的禁区,现在是开放了。年轻人脚踏枕木,踢飞小石块,咯啦咯啦。然后,展开双臂,急步颠簸在铁轨上。爱怎么闹就怎么闹,爱怎么疯就怎么疯。笑声里含有一种闯入禁区的快感吧?可在晨光中、或在夕阳下,我似乎没听到激情的欢笑声;也没听到老人唏嘘的怀旧声。有人带着猎奇的眼神四处拍照,但是透过镜头又能捕捉到什么历史踪影呢?

今早我又独步来到亚力山大医院后面的水沟旁,那振翼点水的红蜻蜓好像认识我,落在水草上就久久不动。我流连在无声无息的老树下,望着荒芜的铁路,茅草披靡。晨风吹过耳边,似乎又听到远处传来微弱的火车汽笛声。

铁道未拆之前,听火车的汽笛声几乎是我和太太的嗜好。我们常常在亚历山大医院的园地里做晨运。把听到汽笛声当着是晨运的句点。 我们一定要看到从丹戎巴葛开往大马的八点早班列车,咔嚓咔嚓地驰骋而过。我们这才离去。笛声带走我们的遐思,也带回我们30年前去槟城度蜜月后乘搭列车回家的时光。接着,我们走到医院的蝴蝶园,抬眼看看榕树上争夺食物的松鼠,随风而来的蝶影鸟鸣声总留不住我们的脚步。我们每次来到这里一定要走到喷泉旁的花丛中去,拨开枝叶半掩下的一块金属碑文。它轻描淡写地叙述1942年2月14日与15日,日军在医院的手术室,病房内外,杀死了大约200名伤兵与职员……

亚历山大医院牌匾。照片来源:wikipedia

亚历山大医院牌匾。照片来源:wikipedia

问一问铁路吧,问一问那一栋栋老房子吧,要不,再问问医院里外铁路旁的一棵棵百年老树。他们一定目睹了当日下午如狼似虎的日军如何分成三小队,避开了附近的火药库,越过铁路线,绕过医院后面的补给仓库,攻入医院的行政厅、兵营、厨房、手术室与病房。狼虎之师公然在红十字下肆意杀戮,鲜血溅污了避难所。与此同时,一批战俘像牲口一样,被押着走在铁道上,走过了一个个还在燃烧的油桶,踉踉跄跄地朝着亚逸拉惹路走去,体力不支的一倒下去便被刺死。

当时任职于医院的护士长艾娣,在回忆录写道,她和七个女护士原本答应留下来。漂亮的艾娣在病房给伤员们疗伤时,常常留下甜美的笑容和温柔的声音,给伤兵们带来希望和慰问,减少了他们肉体上些许的痛苦。但她们于1942年2月13日突然接到急电,被令马上撤退,因为香港来电说,1941年12 月日军占领香港时,连女护士也遭杀害。艾娣说:“我二月轮值夜班,日军每天日间不断空袭,伤兵们都不得不躺在铁路旁,等到夜间才让救护人员给抬入医院。”艾娣虽然逃过日军的蹂躏,但是,抛弃了那些勇敢的伤兵,总觉得很内疚。

如今医院还在,老榕树依旧婆娑,但火车的笛声消失了。铁道79年的岁月流光,26公里路旁发生过的人与事,能这样就烟消云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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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为星华义勇军立碑?(文章转载)

李叶明
联合早报,2013年4月10日

最近《联合早报》相继刊登欧如柏女士和严春宝博士的文章,呼吁为二战时的星华义勇军立碑。笔者完全赞同。

在新加坡,与二战历史有关的纪念馆、纪念碑为数不少,包括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英军的阵亡纪念碑、林谋盛纪念塔,鸦片山战役纪念馆、旧福特车厂、樟宜监狱博物馆、福康宁山英军碉堡等等,但没有一处是纪念星华义勇军的。

文物局在1995年为纪念二战结束 50 周年,曾列出11处二战遗址,并对这些遗址立碑说明,其中包括日军登陆处,樟宜海滩日军大检证的屠杀地点,印度国民军纪念碑遗址等,但令人遗憾的是,星华义勇军曾浴血奋战过的地方和义勇军总部等,都没有被列入官方的二战遗址。

星华义勇军何以如此倍受冷落?原因之一是这支部队仓促成军,从组建到解散总共才13天,被认为是新马二战史上的小插曲;二是部队组成复杂,其华人司令官是使用假名林江石的马共党员,这也是殖民当局在战后不愿意多谈这段历史的一个原因。

不仅如此,站在殖民者的立场,过多宣扬当地人民自发抗战、保卫家园的英勇行为,难免有些尴尬。因为这会激发主人翁心态。尤其英军在新马战场几乎是一败涂地、望风而逃,与星华义勇军临危受命、舍身忘死形成鲜明对照,显然会加剧新马人民对殖民统治的怀疑,激发他们的独立意识。

然而,殖民者不愿多提这段历史的理由,恰恰是独立后的新加坡应珍视这段历史的原因。我们怎能埋没自己的英雄?我们难道不应该让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成为捍卫国家独立,培养爱国主义情操的重要一课吗?

新加坡沦陷的真相

至于成军时间短,是否意味着这段历史不重要?笔者想介绍一本由亚太图书有限公司出版,陈新才、张清江翻译的《真相:新马二战沦陷揭秘》。原作者彼得·埃尔菲克在研究大量英国和澳洲史料,包括1990年代解禁的重要档案后认为,新马陷落是由英军一系列错误所造成。

据该书披露,日本于战前已在新马展开猖狂的谍报和颠覆活动,他们暗中争取部分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支持,尤其是扶持“印度独立同盟”,并利用它策反英印部队中的印度官兵。殖民当局因害怕开罪日本,不敢采取果断行动,给后来的战役埋下苦果。

当时,华人的抗日立场最坚决。彼得·埃尔菲克认为,当局原可招募华人成立一支力量不小的抗日战斗队,可他们担心“好斗”的共产党分子可能会在战斗部队中占多数,所以一直没有这么做。直到日军兵临城下,才临时要求华社组建义勇军。

面对英国人的请求,陈嘉庚当时并不情愿,因为他感到战局已无可挽回,十万装备精良的正规军尚且挡不住日军虎狼之师,临时组建的民间武装能有什么作为?可后来的大战证明,真正在浴血奋战、戮力保卫新加坡的,恰恰是这支仅训练三天就开赴前线的星华义勇军。

谁在真正守卫新加坡?

作者所说的一系列错误,包括英军指挥部错误判断日军主攻方向,将英军主力布署在新加坡东北部,把西北交给了战斗力较弱的澳洲部队,星华义勇军也被派往这一地区。但后来日军的主攻方向恰恰在西北部。

日军登陆后,澳洲部队很快出现“无组织的撤退”。作者以《不光彩的事》为题,用了整整一章谈盟军如何军心涣散,尤其是澳洲部队,出现大量开小差事件。正规军人不顾一切想逃离新加坡,还闹出“帝国之星号”逃兵事件。“帝国之星号”是一艘准备撤离平民的商船。

在这种背景下,日军轻而易举占领西部大片地区,包括机场。原本属于二线部队的星华义勇军,突然变成掩护正规军“撤退”的主力。当英澳部队好不容易在市区边缘重新设立防线,英军指挥部已决定投降,并在这之前下令解散了星华义勇军。

而这条命令,使星华义勇军成为新加坡保卫战中唯一没有投降、战至最后一刻的部队。部分义勇军士兵在新加坡沦陷后潜入马来半岛加入人民抗日军,与日军作战直到最后胜利。相反,在新加坡战役中,澳洲部队可说是不战而逃,英军主力则是不战而降。请问谁更有资格彪炳史册呢?

与南侨机工的不同

这本原名《Singapore: The Pregnable Fortress》的著作在英国出版后,被媒体形容是“功底扎实的调查性著作”,“在准确无讹、公允和充分掌握资料方面可说是独一无二”。关于星华义勇军,书中着墨虽不多,但都给予正面评价,指这支部队“尽管装备差劲,但在最后阶段的表现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

这支部队的确组成复杂,两位华人司令官一个是马共,另一个是毕业自黄埔军校、有国民党背景的胡铁君。胡铁君在一封信中提到,星华义勇军不但有共产党员,有书记、工友、学生、侨生,甚至有舞女(担任救护工作)。可见华社在大敌当前之际,早已摒弃政见,不论身份,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所谓组成复杂,恰恰证明了华人抗战的自发性与主动性。

在呼吁为星华义勇军立碑的文章中,两位作者都提到了南桥机工。笔者认为南桥机工与星华义勇军虽有显著的共同点,但也有明显的不同:前者是支援中国抗战,后者是为保卫家园、保卫新加坡而战。当这些华侨先烈们义无反顾,把鲜血洒向这片土地时,他们还会把自己当作“外人”吗?在我看来,这是大批新客(华人移民)从客居心态转向主人翁心态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另外,南侨机工不是新加坡一个国家的历史。在马来西亚和中国,早已建起多处南侨机工纪念碑。作为机工的召集地和主要出发地,新加坡的纪念标志却是最晚落成的。

可星华义勇军是一段保卫新加坡的历史,只与新加坡有关!如果新加坡不为他们立碑,谁又会为他们立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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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机工之女性纪事(文章转载)

潘婉明
马来西亚东方日报,2013年4月4日

新加坡第一座纪念“南侨机工”的雕塑竖立在晚晴园庭院一隅,并于3月4日正式揭幕。雕塑说明简单介绍了「南侨机工」的背景:1939年,侨领陈嘉庚号召华侨青年支援中国抗战,赴滇缅公路担任驾驶员及技术维修员。文中也提及约有3200余名机工响应,但截至1942年,已有千余人在执勤时为祖国捐躯。

这几年新马及大陆掀起一股“南侨机工”历史寻访的热潮。几年前我也曾在一场演讲的交流时间,听见一位女士用激动又高昂的声调,称“南侨机工”是被忽略的历史,呼吁本地社会务必正视这段新马华人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我本身没有钻研相关历史,但处理到同时代的材料时,略有涉猎。侨居海外的“南侨机工”毅然投身救国的精神,确实很值得崇敬。但我认为,任何历史的研究和记录,都不宜本著激情处理成伟大的“史诗”。我们不能排除掉历史中不那么崇高的部份,不能忽略掉女性的参与,当然也不能将女性参与仅仅视为“佳话”。

根据陈嘉庚的《南侨回忆录》,1939年广州失守后,囤积在香港的物资、军火需改由仰光入滇,然而滇缅公路崎嶇难行,唯有熟练的司机才能胜任。相关单位来信请陈嘉庚协助在南洋召募司机及机工,陈嘉庚遂以“南侨总会”名誉征求“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志愿回国服务,数月间竟征集了3200余人,组成声势壮观的“南洋华侨机工队”。

召募当时没有指定性別,大概也没有预料有女性应征用。因此,当槟城福建女校教员陈侨珍和协和女校教员白雪娇报名加入时,获得报章广泛报导,盛赞她们“不作深闺梦里人”。槟城筹賑会妇女部当时还开了欢送茶会为常委陈侨珍送行,致词时陈侨珍表示自己力量薄弱,“只有努力去拼命,去帮助祖国,去取爭光荣的胜利。”

白雪娇瞒著父母以“施夏奎”之名报名,出发当天留书出走才被发现。次日,她的信被刊登在《光华日报》,信中她言辞慷慨,表示不愿“以有用之躯,以有用之时间,消耗于安逸与无谓中”,而且“在祖国危难的时候正是青年人奋发效力的时机”。

另一名是女扮男装的李月眉。她一路到了贵州,在红十字会担任司机。一次执勤时意外翻了车,送医抢救时才发现她的真实性別。此事经报章渲染,“巾帼英雄”、“现代花木兰”的佳话迅速传开,但她伤癒出院后便脱下军装,改任护士了。战后李月眉跟缅甸华侨杨维銓结婚,隨夫回居地生活,养育7名儿女。1966年,李月眉举家重回祖国,时值文革,她隨即因抗日的经历被打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1968年她在巨大的压力下崩溃,举镰刀自杀,以鲜血结束这种扭曲。

战后去向所知不多

中国抗战时期,除“南侨机工”以外,也有不少华侨青年参加“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1939年3月,第一队“回乡服务团”在吉隆坡组成,因由侨领黄伯才和张郁才两人出资,故称“两才队”。出发前,霹雳州朱毛埠的18岁少女郑玉莲,由父母送保前来加入。

比较特別的是雪兰莪惠州同乡会的官文森所召募的“文森队”。这是一支7人女子救护队,年龄介于17至27岁。她们在1939年5月5日出发,行前发表〈慰问兵民书〉,称:“祖国生死存亡的时候,凡是中华儿女,不应偷生苟活,以逃避责任”,而“我们虽然是女子,虽力量微薄的女孩子,但在这全面抗战的时候,不敢留恋暂时所谓安全地带南洋而放弃国民责任!”

当时报纸用了很大的篇幅报导这7位“巾帼英雄”,下標题:“为爭取祖国自由回国服务,她们都身体健康头脑清楚意志坚决,她们將以最大的勇敢参加击退敌人”。报纸甚至刊载7人的传略,她们的姓名因此留传下来:王春红、祝少珍、李逢娣、欧巾雄、叶清秀、贺玉兰以及古秀英。

根据《崢嶸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实录》(1988)一书,“文森队”经香港入广东惠州,“把南洋带回来的药品送给农民治病,帮助他们干农活和做家务,还办了民眾夜校,教他们读书识字、唱抗日救亡歌曲,向他们宣传团结抗日的道理。”约半年后,其中3人回马来亚,其余4人留下,先后加入中国共產党。

战后“南侨机工”和“回乡服务团”的数千名南洋子弟的去向,我们所知不多,其中有人回去南洋,一些人回家乡,另一些流落在外,而确切的牺牲人数也难以查究。《中华文史资料文库》(1996)的资料记载,他们散失在大江南北,有者发展顺遂,有者处境堪怜,也有不那么光采的。

“南侨机工”无疑是新马华人移民史重要的组成部份,也是抗日救亡华侨誌里相当苦难的一页,但没有必要將它放大为最悲壮的“史诗”。事实上“南侨机工”、“回乡服务团”乃至于1940末至1950年代数以千万计的华人人口,被殖民地政府以涉嫌共產活动驱逐出境的历史,都可以放在同一个时代框架下来探讨和分析。因此,记录和纪念马来亚自抗战、抗日、反殖以降的历史,必需持平看待史实的方方面面,否则只会失之于形式,也断送了它的历史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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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为星华义勇军立纪念雕塑 (文章转载)

区如柏
联合早报 2013-3-16

据3月5日《联合早报》报道,本地纪念南侨机工的雕塑已经完成,长久在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晚晴园)展出。这项工程是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怡和轩、陈嘉庚基金会和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共同发起和出资设立。

这一来,那3200名南侨机工在1939年为支援中国抗战,所作的牺牲及贡献总算有一个定位,供后人追思和缅怀。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人们似乎遗忘了另一群在71年前为保卫新加坡而作出巨大牺牲的人士——星华义勇军。

星华义勇军的事迹是这样的:

1941年12月25日,日军从马来半岛长驱南下,殖民地总督汤姆斯爵士召见陈嘉庚等60人,要求华社组织抗敌机构与政府合作抗敌到底,于是华社成立了星华抗敌动员委员会,支持政府抗日。

1942年1月下旬,汤姆斯总督进一步要求抗敌动员委员会成立星华义勇军,陈嘉庚很无奈地接受下来。2月1日星华义勇军成立,由英籍军官达理上校任司令官,林江石为司令员,胡铁军为副司令员,胡铁军是广州黄埔军校毕业生,当年他是《星洲日报》的高级职员。

星华义勇军大约有3000余名来自各阶层的热血青年,总司令部设在金炎路南侨师范(南侨中学前校址),以150人为一连,使用落后的枪械。从2月4日起,接受军训仅三天的星华义勇军即投入战斗抢救丹戎巴葛货仓,在柔佛海峡阻止日军以橡胶汽艇登陆,在巴西班让、武吉知马、裕廊等地与入侵的日军展开浴血战,伤亡惨重。

到了2月13日,新加坡已经危在旦夕,达理上校宣布解散星华义勇军,新加坡沦陷后义勇军的命运悲惨,有的被捕入狱遭杀害,有的逃到马来半岛参加马来亚抗日军,有的四处匿藏,逃过浩劫。

当年马来军团是另一支在保卫新加坡战役中英勇抗敌的队伍。大约在十几年前,有关当局在巴西班让设立了巴西班让战役遗址,为牺牲的马来军团领袖阿南少尉竖立铜像,并有纪念馆展示当年这场战役的情况。

2005年英国皇家海军在新加坡土地局的同意下,在三巴旺军港竖立纪念碑,追悼1941年12月英国皇家海军的两艘战舰“威尔斯太子号”和“击退号”被日本空军神风敢死队炸沉而牺牲的海军官兵。

今天,既然华社四个团体——中华总商会、怡和轩、陈嘉庚基金会及宗乡总会已经为南侨机工设立雕塑,接下来,这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华社团体是否可以考虑,也为星华义勇军设立纪念雕塑,告慰那些为保卫新加坡而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战士,同时作为国民教育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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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崎护 – 日本的“辛德勒”乎?

黎上增,刘家明

参观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历史展览,最令人感到极度沉重的相信是我国沦陷的那个展厅,尤其是“肃清”的那一部分,它仍然是许多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在展厅里有一张日本人的照片,高额、浓眉、大鼻、典型的日军小胡子、戴着黑框方镜、着西装。根据“讲解器”的简单介绍,他是筱崎护 (Shinozaki Mamoru),在沦陷时期负责协调日军与本地居民的沟通,工作是成立不同族群的民众组织,并确保这些组织能紧密配合日本当局的政策。他究竟是何方神圣?他在日本统治新、马的三年八个月里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他又是否真如他欲自比为世界二战时,冒着生命危险极力保护犹太人免被纳粹党屠杀的德国人辛德勒(Schindler)呢?

筱崎护 Shinozaki Mamoru

筱崎护 Shinozaki Mamoru

根据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网上资料(Infopedia),筱崎护于1908年2月19日生于日本福冈县,他的爸爸是一个矿主。1931年明治大学毕业后加入日本官方通讯社,1934年被派往上海、南京、汉口。筱崎护在汉口加入日本外交部,1936年以新闻专员身份被派到德国柏林。1938年筱崎护再被调派到新加坡的日本总领事馆,除了从事新闻工作,也开始其谍报生涯。1940年,筱崎护带领日本高级军官在新加坡、柔佛各要塞实地刺探军情后被英军逮捕,被判入狱樟宜监狱3年半。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筱崎护被日本委任为“昭南市教育科长”,后转任“厚生科长”一直到日本投降。

日本于1945年9月12日正式投降后,筱崎护与6千多名日本战犯被关进裕廊军营。后经天主教及华人团体请愿,他被释放并为英国内安局充当翻译以及协助遣送日本居民回国。他也同时为英军翻译日本宪兵队写的有关马共的报告,最后在审判战犯法庭供证后,于1947年被遣送回日本。

根据其他学者的记录,筱崎护在审判战犯法庭供证时宣称因为检证“肃清”是秘密军事行动,所以他当时并不知道,所以没有参与屠杀平民这回事。反之,他自称他利用自己的官职签发“良民证”,救活了无数新加坡人。他也说他的爸爸为他取的名Shino 在日文里是“中国”的意思,zaki 是“崎”即海边,Mamoru是“护”,也就是要他紧记要关爱中国人!筱崎护也尝试替其他日军战犯开脱,表示日军前后只处决了约六千名“和平破坏者”等等。

于是,日本在新加坡沦陷期间对本地华人的“肃清”屠杀罪行,就在不到一个月的战犯审判过程后,以英国军事法庭草草判决两名“将军级”及五名“士官级”日军战犯死刑而结束。虽然还有数名战犯被判监禁,不过也只服刑了不到五年就被遣送回日本,过后不了了知。接着是战争赔偿问题,日方始终躲躲闪闪,闪烁其词;风风雨雨,一直到1967年2月15日,“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由李光耀总理揭幕后, 国人才把这段悲苦记忆暂置于脑后。

不料到了1973年,筱崎护的所谓“二战自传”的日文《昭南特别市》发表,并被译为中文版的《新加坡沦陷三年半》。书中除了仍然轻描淡写地处理“肃清”大屠杀外,并加重他自己对保护平民的“贡献”,大有把自己与德国人辛德勒在二战时,冒着生命和财产的危险而保护犹太人的行动而媲美之势。

大体上,筱崎护的书里说他当时勇於与日军当局唱反调,发了约3万张“良民证”以援救贫民百姓; 他发起“华侨协会”凑五千万元“奉纳金”给日军的目的是为救本地商贾免被日军残害。 他又称他说服日军设立“兴楼”、“马口”新村让华人和天主教徒解决经济问题以及免受日军继续迫害。所以当时新加坡人(尤其华人)都暗地里把他视为“华人之友”云云,言之凿凿。

此书一出,立刻激起本地许多学者的怒气,他们对书中各项逐点反驳,尤其是对铁证如山的“肃清”大屠杀举出了各方面的实据。这些事实都记录在许多研究二次世界大战的作品里。其中最有趣的一点,根据各方资料所示,Shino 在日本文里有“四野”、“志野”等的意思,但与“中华、支那”的 sino 风马牛不相干!如果连这基本的一点都敢为自己脸上贴金的话,该书里的其他的内容的真实度就肯定要大打折扣了。

不过筱崎护大发“良民证”的事也不可能是假的。就曾有一个欧洲医生范•赛伦保(John Betram Van Cuylenburg) 在1961年写的回忆录里就记载了有关筱崎护发“良民证”保护人民的事情;还有当时中华义勇军队长叶平玉(Dr Yap Pheng Geck)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同样记录了筱崎护这件事。再根据兴楼和马口新村村民的供证,虽然当时生活情况困苦和严峻,的确是没有受到太多日本特务和宪兵的干扰。因此,当1951 年筱崎护重访新加坡但被殖民政府拒绝他登岸时,就有曾受过他恩惠的人士上船向他道谢。

有一点相当令人纳闷的事,就是那三万张“良民证”。根据筱崎护的自述,他发的“良民证”在背后印有“持证人乃我们在战前就认识的,请照顾及保护他”的字句。他发给厨师、医疗人员、基督徒、佛教徒,来者不拘,在第一个星期就发了整三千张。可是,为什么在各类有关的资料和记载,至今都没有发现过一张呢?难道它们全都被持卡人在战后毁掉了吗?

如果阅读蔡建奕(Chua Kian Yik )的“新加坡华文文坛-口述历史访谈”的记录(第 176-178页)里,也可以窥见筱崎护当时在华人心目中的地位,他的确有操纵华人的“生死大权”。所以当有谣言说他被游击队绑架时,有受到过他“保护”的人居然会替他担心呢!不过在字里行间,我们也可以看出筱崎护并不是随意发“良民证”的,只有那些他认为会对日本忠心,会听命于他,或不会对日军构成威胁的“良民”才会受到“保护”的。

筱崎护于1991年在日本逝世,享年83岁。

筱崎护老年时期

筱崎护老年时期

究竟要怎样为筱崎护这个人下定论呢?

对笔者和许许多多新加坡人来说,“新加坡的沦陷”这一件大事是不可置疑的事,因为“检证、肃清、大屠杀”的物证和人证都还俱在。 所以我认为凡是否定、淡化或回避“检证、肃清、大屠杀”的资料和报告都是不值得相信的。辛德勒事件是由犹太生还者写的,不是辛德勒的自传,而筱崎护的出书乃在“辛德勒名单”一书面市之后,所以更加有模仿及为自己歌功颂德之嫌。

曾经听柯木林老师说过,历史的真相肯定会显露出来,不过(可惜的是)一定会在当事人都“作古”了之后!二战和平到现在已快到70年,看来再过不久历史的真相就会呈现出来了。套一句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的名句,正是: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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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南島的苦难岁月 (1942-1945)

史立道

日军接管新加坡后,将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马来亚改名为“马来”。纪年由1942年改为日本昭和十七年或皇历2602年,时间调前90分钟,即改用“东京时间”。

1941年的新加坡人口大约是769,216人,到了1942年2月,随着英军的败退,从马来半岛战区逃难出来的人民,最后都集中在新加坡这个孤岛,人数大约是140万。

日军积极争取并鼓励马来社群和印度社群和他们合作,却蔑视与不信任占少数的欧亚裔社群,认为他们和西方有过交往,受到感染。对占大多数的华人,认为他们生来便不可靠,他们仇视日本的一切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因此,日本官员不要和华人和解。他们采取“检证”行动,大量屠杀华人,要华人从心底战栗。这些行动表面上是以已知的抗日分子,如共产党同情者、提供财政援助给蒋介石的人、星华义勇军、义勇军组织成员、文官、知识分子、学生、私会党徒和其他罪犯为对象,要消灭他们。实际上“检证”就是种族大清洗,华人被杀了6万人。

宪兵队除了检证大屠杀之外,还强迫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华社必须限期筹集5千万元,作为送给日本军方的“礼物”。这笔钱没法筹足,最后被迫向横滨正金银行借过渡时期贷款补足。

政府机关改用日语名称。日本银行取代和英政府有联系的银行,并由日本银行根据和叻币一比一的比例发行新的货币,取代叻币。因10元面额的新钞票正面印有一串香蕉,因此被谑称为“香蕉票”。

日本军政监部把民政控制权移交给特别市、特高科和宪兵部。

日本人自认生来比其他民族优越,要把他们的“大和精神”强加给新加坡人民,认为向他们灌输这种精神,是他们的责任。他们要人民尊重所有日本的习俗和日本官员,他们要人民参与每日的升国(日本)旗、唱国歌(《君之代》)、“向东遥拜”等等仪式。此外,人人必须向日本官员和日本武装部队成员鞠躬,鞠躬时必须毕恭毕敬,否则,将被摔打或被尝耳光。不幸的是,有些为日本人工作的台湾人和本地各族人的“伪日本人”也有样学样要人民向他们敬礼,不然就尝他们耳光。

完全不顾地方舆论,要把新加坡社会公共机构日本化,是日本军政监部的军事和民政机关的意图。但一些头脑比较敏锐的高级官员知道,他们的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获得真正的公众支持,而在一些领域里,日本价值观未必就是最适合其他民族的政策,因此,日本人对人们的宗教信仰、风俗和体育习惯等,所实施的控制比较不那么严格。
他们小心翼翼,不干预新加坡多数人的宗教信仰。他们避免花大力气,使当地人改信神道教或佛教。对宗教信仰这个易引起情绪激动的问题,日本人主要是采取“放手不管”政策。这意味着,新加坡居民可以在小教堂、教堂、回教堂、犹太教堂和庙宇里,以比较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祈祷膜拜活动。

1942年5月底,日本人决定发行官方彩券,这就肯定暗示,经济里已经出现了持续不断、程度惊人的通货膨胀。

新加坡是一个缺乏矿藏,土地面积小,一向依靠进口重要供应品(包括用水)的岛屿,日本人却要落实自给自足计划,它的努力当然都是徒劳的。

6月份的“中途岛之战”,日本的联合舰队一败涂地,日军面临美军要在太平洋战区各地发动反攻的局面。

为了更有效地努力协调它在本区的活动,稳住日本帝国比较脆弱与防卫不足的边缘地区,日本南征部队于7月把总部由西贡迁移到新加坡。随着战争的持续逆转,盟军潜艇在本地区出没,开始攻击来往于日军占领区的港口之间的商船,局势日趋严重,新加坡所有进口商品(尤其是粮食)直线下降。日本人保留特权,要囤存相当数量的进口货为己用,剩下的才配给人民。当局为此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经济架构,把获得批准的批发商和零售商组成“分销组合”。将所谓的“安居证”发给行为良好的家庭,拥有“安居证”便能获得好些配给卡:如白米、砂糖、食盐和猪肉等必需品,从一开始就严格限制配给,后来是越来越严。尽管如此,由于本地商人心思灵巧,又获得日本人同谋串通,这些必需品和其他物品都可以在蓬勃发展的黑市高价买到。

由于粮食供应每况愈下,居民的一般健康水平也下降。到1942年底,过去的主食不是变得货少价高,便是断货。例如牛奶便断货了。面粉存货用完之后,改用木薯粉和发酵粉烘制面包。随着战争持续,缺乏维他命使老弱病残的社会成员丧生。例如,脚气病会给缺乏维他命B1的人带来灾难。1943年初,人们每月可买到两斤(1.2公斤)米糠作为这种重要的维他命的来源,日军鼓励人们吃蜗牛,学生都获得一剂纯正红棕油替代鱼肝油。,以加强他们的免疫系统。尽管如此,要使百万人口不致忍饥挨饿或染上疾病,是日本军政监部的大难题。

为了应付流行病的风险,日本军政监部从1942年2月27日起对伤寒病,7月2日起对霍乱病开始进行强制的大规模预防注射。在整个占领时期,不时进行一系列防止疟疾运动,消除虐蚊滋生地。这些计划大多成功。但随着药品存货减少,最常见的疾病变得难以治愈,因而使更多人受苦。

日本人一直想把非新加坡出生的人送回马来半岛。1942年3月8-9日,日本当局发出一道命令,指示来自马来亚的人,不分种族,最迟必须在3月14日回去。

减少新加坡人口的另一个办法,是在马来亚柔佛和森美兰,或在峇淡岛和民丹岛,开辟农业移植区。

1943年8月,粮食问题越来越严重,日本当局鼓励新加坡华人移居到柔佛兴楼一个新移植区。当局答应移居的人,让他们在新环境里有相当大程度的自由。华人不久前曾遭到声名狼藉的宪兵队虐待,能够生活在不受宪兵队监视的环境,是兴楼最大的吸引力之一。和在森美兰马口高山丛林斜坡里,专为欧亚裔和天主教徒而开辟的地点相比,称为“新昭南村”的兴楼移植区有无数优点,“新昭南村”至少有大量水供和肥沃的泥炭土壤;而欧亚裔人的马口疟疾流传,土地又不肥沃。

“新昭南村”移民的反馈好坏不一;饱受折磨仍然活着的马口移民的故事,则悲惨得多。

日本当局原来希望,两个自愿移民计划会吸引新加坡多至30万人口,但到1945年6月,前去的只有这个数目的一小部分。随着盟军加紧控制太平洋战争,美国飞机又经常在新加坡上空出现,日本人担心新加坡不久会成为战区,开始发出命令,强制岛上的非必要的工人疏散。有亲友在马来亚或印尼附近的平民,受鼓励前去投亲靠友。没有亲友的人们仍然要离开新加坡。

如果昭南岛实现不了种族和谐,日本人决心奖励那些顺从他们的民族。结果马来人和印度人成为这个政策的主要受惠者。

1943年5月,第25军调到苏门答腊。

7月4日,印度独立同盟在市区举行会议,印度独立运动领袖之一的波斯正式当选为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主席。第二天,他检阅了聚集在新加坡市政厅前的1万5千名印度国民军,把他们编进“自由印度军”。对日军来说,利用印度国民军/自由印度军在缅甸和盟军交战意义重大,哪怕印度国民军的贡献不像有些人希望那么大。

就马来人来说,日本人不那么强调民族主义的政治方面,而是尊重伊斯兰教,争取改善与扩展马来人与在马来亚、苏门答腊和昭南岛的其他伊斯兰教集团的宗教与种族关系。由于动员马来人同情日本的事业,是日本在整个地区的政策的主要原则,于是便通过制造就业机会和训练计划,直接满足马来社群的需要。马来人也受鼓励参加马来义勇军、义勇队和“兵补”,争取比英国统治时期更好的前途。一般说来,日本人向马来族群伸出友谊之手的政策是成功的,没有遇到持续的抗拒,因为跟占领军拉上关系是大有好处的。

关于细菌战计划,是昭南岛日本人暗中准备应付未来盟军入侵的方式之一,是通过设在新加坡中央医院范围内的最机密的生物研究实验室进行工作。实验室的大部分工作一直笼罩在神秘气氛中。几十年来日本一直拒绝承认实验室的存在。

1944年1月,第29军北调霹雳,负起防卫中马、北马的责任。

3月,土肥原将军接过第7方面军的指挥权。

11月,第一架B29轰炸机从科伦坡来袭昭南岛。从此,B29轰炸机天天出现在昭南岛的军事设施上空。

1945年,日本军政监部搬到太平。

5月2日,仰光落入盟军手中,对马来亚和新加坡的进攻似乎迫在眉睫。

同月,苏军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德国法西斯宣布投降。
日本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

7月,在巴达维亚(雅加达)举行的日本军事会议上,在板垣征四郎中将指挥下的第七方面军,订下了一个完成一系列防务工作的分期落实的计划,包括到9月底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兔子窝般密集的战壕。昭南岛军政监部奉命动员一切可动用的劳工完成这些工事。并制定计划,组织小型自杀单位,利用船头装有炸弹的撞角小艇攻击来犯的敌军。

谁也不知道日军在保卫昭南岛时可能作出怎样的抵抗?在新加坡回复和平之前,会不会屠杀更多人?如果日军像他们在太平洋战区其他地方那样【全岛“玉碎”】的死战到底,住在岛上的非日籍人民和从海上向该岛发动攻击的人,都有不祥的预感和苦恼。板垣当过作战部长,肯定是冷酷无情到家,会要求部下作战到底。

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下代号为小男孩(Little Boy)的第一颗原子弹,全城被毁于瞬间,当场死伤者占总人口一半以上,其余的人则受到不同程度的核辐射;日本的军心民心随之崩溃。

8日,苏联宣布对日开战

9日,美国空军再向长崎投下代号胖男人(Fat Man)的第二颗原子弹。
皇室内部和军队之间经过艰苦辩论之后,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

15日,裕仁天皇向全国军民发表“终战广播”,但不是宣布“投降”而称“终战”。

天皇发表广播后次日,南方军的所有高级指挥官奉命到大叻(靠近西贡)出席一次会议,向他们证实投降条件,也发布了命令,要求他们以后该怎么做。板垣回返昭南岛同他的第7方面军开会。会上采取了步骤,停止一切与军事有关的活动,许多日军不愿意这样作,天皇开了口,忠心的官兵不得不听从菊花王朝统治者的命令,向上级低头。面对不了这样耻辱的军人自杀。

20日,Kan ′in Haruhito亲王坐一架白色的飞机飞到昭南岛,递送一份天皇敕令。板垣虽然感到难受,却恭顺地遵照敕令而投降。

9月12日,东南亚司令部盟军最高统帅英国勋爵路易斯蒙巴登海军中将,在新加坡市中心的市政厅接受东南亚区所有日军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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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保卫战 (1942年)

史立道

1942年1月

1942年1月1日,以美苏中英为核心的22国(包括还未独立的印度)
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成立。

1月2日:日军登陆瓜拉雪兰莪。

1月5日:和关丹处于相同纬度的西海岸士林河防线,也被再次显现攻击优势的日军步兵突破:那天,奉命构建阵地守卫士林河前面一个公路和铁路的交叉口的印度军第12师,将第一次进攻的日军打退了,但是,随着日军后续部队的到达和坦克部队的强攻,到了傍晚,守卫的印度士兵溃败如山倒。

1月7日:日军攻占士林河桥,完全切断北部防区印度军的退路,该师随告土崩瓦解。士林河阵地被突破。

1月10日:日军占领巴生港,并在马六甲登陆
1月11日:日军第5师没有受到抵抗就占领了吉隆坡。

日军进入柔佛州开阔地带后,第5师、近卫师和18师会合后齐头并进,企图抢在英军得到增援之前占领马来半岛最南端。进攻的前锋直逼新加坡岛。

1月12日-26日:日军在柔佛州兴楼登陆,便陆续占领森美兰芙蓉,淡边,马六甲,麻坡,永平,昔加末,拉美士,亚依淡,居銮和丰盛港。

1月28日:总督汤玛斯在总督府召开各界代表,包括临时释放的政治犯,共200余人参加的紧急大会。总督阐明华人是新加坡人民的主体,要华人负起领导全民的抗敌工作,包括负责
(1)设义务警察,协助维持治安,防备燃烧弹、降落伞等;
(2)组织宣传队,到各处宣传;
(3)代政府雇临时工人,以应各处需求,工资由政府供给。并指定由陈嘉庚负责领导。这是总督的临危授命,也是临危授权。经过总督3次派人邀约的陈嘉庚临危受命,毅然接受,陈嘉庚成为新加坡战时地方行政首脑之一。

1月30日:陈嘉庚在中华总商会召集各界华人开会,这是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华侨的大联合,会议通过成立“新加坡华侨动员总会”,还成立了“华侨抗日义勇军”。

1月31日:日军占领新山。随着英军全军撤回新加坡;马来半岛沦陷。仅仅经过55天的战斗,整个马来半岛失守了。随着最后一名英军踏上新加坡岛之后,新马长堤被炸断。

汤玛斯总督和白思华将军发表联合声明,宣布马来半岛战役结束,新加坡保卫战开始。声称援军定会到来,号召市民保持镇定,支持英军坚守要塞。

同日,山下奉文在居銮的战斗指挥部下达了进攻新加坡的计划:决定2月8日24时向新加坡岛发起登陆作战。

新加坡是“东方的直布罗陀”,被誉为“不沉的航空母舰”,拥有占有优势的兵力,加上“以逸待劳”的形势,这一战将决定大英帝国的霸权地位。

其实,新加坡只是个有防御设施的基地,不是有全面防御工事的要塞。战前的决定使它难守;宣传又使世人认为它是另一个直布罗陀。

白思华一直声称新加坡正在修建不少防御工事,把工作未能完成归咎于劳工供应不足。海滩工事和阻止日军前进的防线都在地图上标明了,地面却看不到多少挖好的阵地。

日军将登陆战场选在长堤以西地区,以新到的第18师和第5师担任主攻。近卫师受命在长堤以东地区担任徉攻,以牵制敌人。

在发动登陆作战前,近卫师多次进行佯动,构筑炮兵阵地,频繁调动部队,装作准备从那里横渡海峡的样子。英军指挥部不明虚实,将守军的2/3兵力部署在堤东地区,而堤西地区的防御比较薄弱。退守新加坡孤岛的英军,拥有现代化装备的8万正规军。

1942年2月 – 新加坡之战

2月6日晚:日军近卫师向新加坡东部明火执仗地发起进攻,20多艘登陆艇载着400多名士兵和山炮急速驶向樟宜堡对面的乌敏岛。

2月7日清晨:占领乌敏岛的日军架起山炮,猛烈轰击樟宜的海军基地。雷鸣般的炮声迷惑了白思华,他迅速派遣了增援部队。

2月8日傍晚:日军440门大炮一齐开火,一排排炮弹的爆炸闪光把夜空映成了橘红色,整个新加坡城地动山摇。炮火射击的目标首先是实里达海军基地的大油库,油库随即发生惊天动地的大爆炸,熊熊的冲天大火照亮了海峡和海岸。日军摧毁油库是怕英军把油倒入海里点燃,来一个火烧日军战船。不久,日军炮口转向长堤以西,轰炸那里的防御工事。那里是日军主力强行登陆的地点。

夜晚10时30分,300多艘登陆艇,每艘载着40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分批排开,悄悄驶离海岸,在隆隆的炮声中冲向新加坡西北海岸。

日军避开英军重兵防守的东北面的开阔地,把攻击矛头指向战斗力薄弱的澳大利亚部队的防线。该地区靠近海边,是一片沼泽,阵地前沿长满了浓密的热带灌木,它阻挡了澳大利亚士兵的视野,也影响了各个据点之间的支援与协调。当1万多名日军突然靠近澳军防线时,才被哨兵发现,一切都太晚了,日军登陆艇已经逼近海岸,大炮因太近而派不上用场。在近战中,澳军士兵根本不是日本兵的对手,不久,首批日军就轻易地登陆成功了。

2月9日:零时10分登陆新加坡,到天亮时,登陆日军已经达到1.5万人了。

日军上起刺刀,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与澳军进行肉搏战。拚刺刀是日军的强项,澳军虽然顽强抵抗,最终还是全线溃败。

山下在柔佛王宫用望远镜观察对岸的战事发展,先头部队势如破竹,第18师的前头部队已经突进到距离新加坡城外10英里的地方。他不时发布命令,指挥炮兵和飞机给予火力支援。

近卫师从长堤东侧登陆,配合从西北和正北方面进攻的主力,三面突破夹击,矛头全部指向岛的中央。

2月10日清晨,山下和他的参谋们分乘3艘登陆艇在猛烈炮火中渡过柔佛海峡,安全登陆。

盟军总司令韦弗尔上午从爪哇来到康宁堡英军司令部,并立刻召开作战会议。会后,他又到澳大利亚军的前线司令部。他发现战况不佳,有些部队士气不高。他电告丘吉尔:已经发布了绝对命令,决不考虑投降,全体部队必须继续战斗到底。但是,兵败如山倒,战事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他的期望和控制。

他离开新加坡的第二天,日军攻占了俯瞰新加坡市的武吉知马山,控制了将近半个岛屿,其先头部队已经接近位于新加坡市郊的跑马场。英军再也没有退路了,困兽犹斗,他们的抗击越来越顽强,从城内发射来的炮火惊天动地。另一方面,日军进攻的锐势减弱了:日军的补给吃紧,弹药也快要用光了。山下担心英军拼死展开巷战,他的部队就束手无策了。他命令日军放慢进攻速度,调来轰炸机加强对市内的轰炸:从11日到14日,日本陆军航空兵第3飞行集团总共出动轰炸机4,700架次,投弹770多吨。新加坡市整日爆炸声此起彼伏,持续不断,爆炸的气浪与滚滚黑烟,遮天蔽日。

山下这一招果然奏效,城内的守军惊慌失措,许多士兵和官员竟然靠酗酒消除战争的恐惧,市区到处散发着刺鼻的酒气和死尸的恶臭,居民们争先恐后想逃离新加坡这个死亡之岛……。

2月14日:为了进一步对城内守军施加更大压力,山下奉文下令切断城市的水供,并且命令前线日军向城市外围的英军弧形阵地发起猛烈冲击。

与此同时,山下还派侦察机将措辞谨慎而严厉的“劝降书”投送到康宁堡高地英军司令部附近。

到了晚上,双方炮战仍旧继续,只是日军炮火明显减弱。双方前锋部队仍旧在交战,但是日军士兵进攻的锐势大不如前。前线的日军士兵已经连续战斗了7天7夜,十分疲劳。日军储存的炮弹所剩无几,有的炮兵阵地只有几发炮弹,粮食也快吃光,不少士兵只能靠残留的一点豆粉坚持着,有的甚至必须就近搜寻可以入口的东西充饥。

站在武吉知马山山顶,远望着仍然高高飘扬在康宁堡上的“米”字旗的山下,紧张到了极点,他喃喃自语:“如果英军不投降,后果将不堪设想……”他的参谋中有人建议暂停攻击,有的干脆提出撤离新加坡,返回马来半岛,另作计议。

山下坚决反对停止攻击,更反对撤离,他认为疲劳的将士停止攻击后会更疲劳,甚至意志崩溃。他考虑再三,决定孤注一掷,坚持下去,与英军进行意志的较量和神经的对峙。

为了敲掉新加坡城内军民的士气和抵抗意志,瓦解民心,山下下令集中炮火轰击居民区。轰击过后,瓦砾与尸体散乱街头,惨不忍睹。同时,他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严令各部队继续进攻,不得松懈。他想:英军肯定也快顶不住了。
就在同一天,丘吉尔最后结论:无论是打气还是恐吓,都无法使守军坚强起来,为达到一定目的而战。他和布鲁克因此同意,只为争取拖延几个小时,把“不必要的屠杀”和“巷战的恐怖”强加在平民头上是不对的。守军如今守住郊区,在直接攻击下,所有秩序和服务都在垮掉,看来时间到了。当天傍晚,韦弗尔接到批准,应当在当天晚上让新加坡免受最后一次的恐怖经历:“新加坡什么时候再也争取不到任何结果,阁下自然是唯一可以作出判断的人,应当向白思华发出指示”。

2月15日:上午9时半,白思华在康宁炮台召开决定性会议。会上注意到:水供系统快要维持不下去,存粮有限,没有汽油,炮弹快要射完。敌人再发动一轮大进攻,看来可能突破进入市区。会上一致认为,反攻会失败。幸运的是,就在白思华认定别无选择那一刻,韦弗尔批准投降的电报来了。在失败接踵而来的5个星期里,这是他唯一获得韦弗尔批准的决定。纵使在这个令人难过的时刻,白思华仍然自我克制,不失体面地向韦弗尔报告:“由于敌人的行动造成了损失,自来水、汽油、粮食和弹药实际上已荡然无存,因此未能继续作战,全军上下已竭尽所能,感激阁下的协助。”

下午2时许,攻入武吉知马路的日军第5师第11团正面,出现了一辆破旧不堪的小轿车。车头上面,一边插着一面“米”字旗,一边插着一面白旗。车子驶到日军阵地前边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3个扛着白旗的英国人。他们是英军派出联系投降谈判事宜的代表。

英军与日军双方约定下午6时会面,白思华和他的参谋长等人乘车来到福特汽车工厂门前,刚下车,就被日本新闻记者和摄影师团团围住,记者争先恐后地抢新闻,摄影师在抢镜头:这是震惊世界的重大新闻,也是日本南进战略取得历史性胜利的时刻。
在谈判桌上,山下阴沉着脸,一开口先来一个下马威:“我军除了接受你们投降外,其他一律不予考虑。”
白思华提出:“在晚上10点半以前我们恐怕不能作出最后答复。”
“不行。”山下蛮横地说,“你们必须立即投降,否则我们就恢复攻击。”

这是白思华一生中最感耻辱和最痛苦的时刻,他希望有一个体面的议和局面;山下要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他担心英国人在跟他玩缓兵之计。

由于双方的翻译水平实在太差,两人又动嘴巴又打手势,却还是你来我去的弄不明白。

最后,山下完全失去了耐心,他打断了日方翻译的话,把脸转向白思华,厉声问道:“投降。还是不投降?是Yes,还是No?请回答!”
“Yes,我们投降。”

1942年2月15日下午7时50分,白思华签署了“投降书”。

日本报界声称“马来战役‘是日军史无前例的”最精彩“的陆战胜利。山下奉文因其勇猛善战、横扫马来半岛,被吹捧为“马来之虎”。

新加坡就此沦陷,比敌人预计的日期早30天。

它之所以会迅速失守,而且沦陷得那么痛苦,是因为中央机构让新加坡处于不堪一击的状态。战区指挥官运筹决策的能力不如对方,士兵也打不过比自己剽悍的对手。政策与指挥的失败,在英国引起了长期争论,而新加坡则已任由征服者摆布。征服者的所作所为,给它留下了令人刻骨难忘的疮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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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保卫战 (1941年)

史立道

1941年1-3月
美英两国参谋部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共同磋商和协调了全球战略,并签订了《ABC-1参谋协定》。在此《协定》中载明“双方一致认为德国是轴心国的主要成员,大西洋和欧洲战场是决定性的战场…………“如果日本参战,我们在远东的军事战略将是防御性的。”

随着局势的紧张,由商震将军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到达新加坡,在视察防御工事之后,商震将军向英军当局建议:应该从樟宜角到洛阳沿着柔佛海峡建立防御线,抵抗可能从马来半岛南下的日陆军攻势。但白思华认为日军一定从海路进攻,因此,决定从樟宜角至丹戎禺建立防线。

新加坡开始试验航空警报,教人们分辨空袭警报和消除空袭警报的声音,并组织ARP即空防警察,及如何实施灯火管制,……等等。

新加坡开始试验航空警报,教人们分辨空袭警报和消除空袭警报的声音,并组织ARP即空防警察,及如何实施灯火管制,……等等。

辻政信中校奉派在台湾设立研究小组,研究“热带丛林作战方案”。除了在台湾丛林展开作战训练,他还根据驻新加坡领事馆武官国武辉少校蒐集的道路、河流和桥梁的资料:从泰国边境到新加坡的纵贯公路至少有250座桥梁的记录,决定每一个步兵师配一个工兵团,另派一个工兵团直属于军部司令,尽快将被英军破坏的桥梁修复,保持行军的速度,争取在最短时间击败英军。

4月13日
日本与苏联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解除了后顾之忧。

6月22日
希特勒德国突然进攻苏联。
这时候,日本的百万大军在中国泥足深陷,动弹不得,进退维谷,而国内各种物资,包括军工业的原料也都缺乏,看到欧洲的德军节节胜利,难免见猎心喜,乘机南进攫取越南、暹罗和缅甸的白米,马来亚和荷印的石油、橡胶和锡等战略物资,正是时候,于是先展开舆论攻势,抨击A(美)B(英)C(中)D(荷)集团要包围日本,为了自卫,必须突破包围圈向南进军。

7月2日
日本御前会议上作出最后决定:不管世界形势如何演变,帝国均将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方针,采取南进的步骤;而对德苏战争,暂不介入。
日本军国主义的所谓“大东亚”,即指中国、朝鲜、印度支那、印度、马来亚、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西南太平洋上的所有岛屿以及苏联在远东的领土。应该指出,“大东亚共荣圈”,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的综合实体,是以日本为宗主国的殖民大帝国。

日军间谍发现靠近西海岸的亚罗士打和槟榔屿等地建有大型航空基地。因此修改了登陆计划,决定部队在东海岸登陆后,迅速向西穿插,抢占亚罗士打、槟榔屿等地的大型机场,并以主力沿西线南下,以实现从背后攻占新加坡的谋划。

8月12日
以大英帝国救星自许的邱吉尔,为了要拉美国下水救英国,乘“威尔斯太子号”到大西洋的纽芬兰赴会。罗斯福决定救英国,但不要救大英帝国,由他主导起草的《大西洋宪章》,要英国撤消特惠税,主张“民族自决,战后要让殖民地独立,”邱吉尔有求于人,只好照签。因此。弱小民族和殖民地人民得到鼓舞,促使殖民地此起彼继的独立运动。绝对不是军国主义的日本所吹的,是受到她们的“八絃一宇”由天皇统治全世界的神道主义所影响。

8月25日
丘吉尔促请海军部部署一支由速度快的现代化主力舰组成的强大的小舰队,随时准备在新加坡开始行动。海军军务大臣达德利•庞德元帅坚持,………在任何对日战争中,决战的地点是在印度洋,而不是新加坡。争论结果,首相占了上风。

9月
日军开始将投入南方作战的兵力、物资和军需补给等陆续向法属印度支那、中国的海南岛、华南、台湾,以及奄美大岛、帛琉、小笠原群岛等地运送,进行战前部署。

10月

10月17日
天皇裕仁在二重桥皇宫东御苑召见东条英机,敇命东条组阁。

10月18日
东条内阁宣告成立,旋即紧锣密鼓,加快了发动战争的步伐。

10月底
“威尔士太子号”驶向东方,在印度洋和“击退号”会合,护航航母触礁不能同行。

日本陆海军统帅部分别决定了作战计划。

11月

11月5日
日军大本营对完成上述作战计划的估计是:作战开始后,………新加坡大约用100天即能攻克。
作战计划得到天皇批准。在计划中,陆军以进攻马来半岛南部和新加坡为重点;海军以袭击珍珠港为重点。

12月
12月1日
日本最高领导层举行开战之前的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内阁阁僚全部出席。天皇听取了各有关方面的报告,得知开战准备一切就绪后,终于作出最后决断:对美英荷开战,开战日定为12月8日。

12月2日
大本营陆军部向南方军下达了开始进攻作战的命令。作战目的是,击溃该方面之敌,攻占其要地,尤其是攻占新加坡,摧毁英国在东亚的根据地。

日本陆军中将山下奉文受命指挥第25集团军,对马来半岛进攻,兵分两路:一路是在1941年7月2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已经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近卫师,从陆上进入泰国,协同第15集团军占领曼谷,沿马来半岛南下;另一路是第5、第18师,分批从海上登陆。

12月4日
山下奉文发布命令:“以最快速度攻占新加坡,消灭英国远东根据地。”清晨6时30分,他率登陆舰队从海南岛的三亚港启航,向马来半岛进发。

根据南方作战的特点,日军将准备参战的地面部队在编制和装备上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如用汽车和自行车代替马匹,把担任登陆任务的主力师改编为包括使用自行车在内的摩托化部队,以提高机动性。为地面部队增配了航空兵力和补给维修船只等等,使其具有一定的防空能力,和在海上进行机动的能力,以适应从陆地作战向海上作战的转变。

从1940年10月开始,大本营陆军部先后命令集结在上海附近和华南地区的第5师、近卫师、第18师等部队进行热带地区作战,特别是登陆作战的训练。

关于日军的“银轮部队”,“银轮”即脚踏车的车轮,也是这种不消耗一滴汽油的“战车”的代名词,车头安装电灯的那个部分有个“M”字,后面的铁制货架上也有一行罗马字“MIYATA”的字样,那是日本当时著名的MIYATA(宫田)脚踏车的商标。这种从日本直接带进来非常结实坚固耐用的大型脚踏车,奔驰1千公里是等闲事,少数在中途爆胎损坏时,即在半岛各地强拉补充。

日军决定把最精锐的装备精良的第25集团军担任马来作战的主力,让陆军航空兵实力最雄厚的第3飞行集团(司令官菅原道大中将)担任第25集团军的空中支援。为了支援第25集团军的登陆行动,日本海军专门组成一支以小泽治三郎海军中将指挥的南遣舰队为主的马来编队。第25集团军下辖第5师、第18师和近卫师。当时日本陆军只有3个机械化师(近卫、第5、第48师),第25集团军就占了两个。后来又派遣第56师予以加强。上述部队装备坦克210辆、飞机560余架。

12月5日
在新加坡的日本报宣告收盘,通讯社停止活动。

12月8日
东京时间1时30分(新加坡时间零时),日本陆军中将山下奉文指挥的第25集团军的先遣部队――第18师陀美支队(以第18师第23旅旅长陀美浩少将指挥的第56步兵团为基干)开始攻击马来半岛北部的哥打峇鲁并成功登陆。

上午5时30分,日军机轰炸新加坡。
7时30分,日军第25集团军主力部队未发一枪,就在宋卡海面轻易登陆;第5师先头部队也只遇到泰国部队的轻微抵抗,就十分顺利地在稍南一点的北大年地区登陆。各地的登陆部队上岸后,迅速抢占附近的机场。

从陆上进占泰国的近卫师几乎没打几枪就进占了泰国。
天明后,日军航空兵对马来半岛英军的机场和新加坡航空基地进行多次空袭,基本掌握了战场上的制空权。

在日军登陆战役开始后,担任空中掩护的日军第3飞行集团就开始对马来半岛机场和新加坡海军基地实施大规模轰炸,迫使英国空军退缩到新加坡地区。

在日军登陆战役开始后,担任空中掩护的日军第3飞行集团就开始对马来半岛机场和新加坡海军基地实施大规模轰炸,迫使英国空军退缩到新加坡地区。

东京时间11时,日本发布宣战诏书。

美国罗斯福总统向日本宣战。
英国跟着向日本宣战。

12月9日
中国向日本宣战。

山下奉文组建了一个由第五团团长佐伯静夫中校率领的摩托化突击挺进队。临行前,山下亲自作战前动员:
“德国人的闪击战,从中央楔入敌阵,从两翼实施迂回包抄。我们要搞的不是闪电战,而是电钻战!我们要像电钻一样,沿公路钻进去,一直钻到柔佛峇鲁,钻到马来半岛最南端。途中不要跟敌人纠缠,把收拾残敌留给后续部队。总之,行动要迅速,只管挺进,只管向前冲!车抛锚了就扔掉它,一辆车坏了就扔掉一辆,两辆车坏了就扔掉两辆。切记,兵贵神速!”

日军的轻装的突击部队将冒着补给跟不上的风险,不顾一切地前进,争取主动,使敌军措手不及。只有轻装步兵可以迅速通过丛林,所以他们将是主要的机动进攻部队。坦克将占领公路,控制补给线,在随后的战斗中前进。一遇到守军抵抗,步兵就离开公路,采取深入迂回的包抄行动驱逐或摧毁敌军,决不慢下来。

12月10日
英军远东舰队的Z编队中的战列巡洋舰“击退”号,被4枚鱼雷击中,于12时33分翻倒沉没。另一艘满载着英国皇家海军荣誉的“永不沉没的战舰”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也于同日13时9分,遭到6枚鱼雷攻击和多颗炸弹袭击后葬身海底。这是由山本五十六专门为马来亚作战而准备,驻扎在西贡,拥有90架轰炸机、27架战斗机,和27架侦察机的第22航空战队的战果,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岸基航空兵空袭海面主力舰队的作战。

12月11日
佐伯静夫领导的挺进队以坦克为先锋,冒着疾风暴雨,穿行在溃败的敌人队伍之中,长驱南下。当天傍晚,他们推进到英军重兵把守的北部重要防线――日得拉防线的前沿。

佐伯突击挺进队当夜断然对日得拉防线发起夜袭,其前锋首先与守军的前沿部队交火。当时暴雨如注,四周能见度很差。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沿道路部署的反坦克炮、机枪、装甲车和卡车。

佐伯下令:“打!拔掉挡路的钉子!”冲在最前边的10辆坦克一片开火,但是遭到守军密集炮火的阻击,防线没有被突破,双方形成暂时的胶着对峙,战斗拖到12日。佐伯一边积聚力量,调整部署,一边下死命令,对防线实施猛烈冲击。12日清晨,突击挺进队发动最后攻击,守军全面溃退。英军夸口至少能够把日军阻挡3个月的日得拉防线仅仅两天就被日军攻克了。

12月13日
日军占领吉打州首府亚罗士打。
同日,汤姆斯总督下令撤退槟城的所有欧洲人妇女儿童,
完全不照顾其他民族,引起人民的不满。

也在这天,由哥打峇鲁登陆的日军陀美支队占领了东海岸的瓜拉登加楼机场,使日军战斗机的作战半径覆盖了马来半岛,并形成东西呼应之势。

也在这天,由哥打峇鲁登陆的日军陀美支队占领了东海岸的瓜拉登加楼机场,使日军战斗机的作战半径覆盖了马来半岛,并形成东西呼应之势。

12月16日
山下奉文把第25集团军司令部转移到亚罗士打。

12月17日
召开作战会议,研究修改了下一步作战计划。决定:集团军主力第5师和近卫师沿西海岸向吉隆坡方向推进;陀美支队占领关丹后迅速向吉隆坡方向及金马士方向挺进,策应主力作战;第18师主力到达宋卡后,暂时在宋卡待命,尔后伺机在马来半岛东南沿岸的丰盛港附近登陆,随后向柔佛峇鲁(新山)推进,切断英军主力退路,以便在柔佛以北、吉隆坡以南地区把英军主力同新加坡守军分割开来,各个击破。

12月19-21日
日军占领槟榔屿,进攻霹雳州

12月23日
美英两国首脑正在华盛顿召开代号为“阿卡迪亚”的战略协调会议(会议延至1942年1月14日),会上确定了“先欧后亚,欧洲第一”的战略指导方针,决心首先集中力量打败德国法西斯,在此之前,太平洋战场以现有力量钳制日本的进攻,在万不得已时不惜放弃菲律宾等重要基地。会议期间,罗斯福和丘吉尔才认真讨论荷印的局势,为使美、英、荷、澳等国的军事行动协调一致,共同抗击日军,决定建立一个盟军联合司令部。在会上并任命英国陆军上将韦弗尔为美英荷澳盟军总司令。

12月28日
日军占领怡保

12月31日
日军占领关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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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保卫战 (1922年-1940年)

史立道

1922年
由美国主导在华盛顿召开的美英法日四国会议,签订《四国条约》,划分太平洋势力范围,美国利用条约埋葬了《英日同盟条约》,和日本争夺东亚和太平洋的控制权。

同时在华盛顿召开的海军裁军会议,签订了《五国条约》,规定五强拥有的海军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比例:即英5、美5、日3、法国和意大利同为1.75。英国传统的海军实力必须等于其他海军两强实力的总和的“海军两强标准”被打破,“海上霸王”的地位结束,美国后来居上,与英国并驾齐驱,日本晋升世界第三强国。

10月:
盘踞在苏俄西伯利亚进行武装干涉的日军被驱逐败逃。

1928年
11月-12月:
田中将日本昭和天皇的登基大典办成史无前例的盛典,进行神化裕仁的“造神运动”。 从此,昭和天皇裕仁成为日本的最高宗教权威、最高军事统帅。他由上而下地号召、组织、领导整个民族走向军国主义,发动了二战亚洲太平洋战争。

1936年
6月:
日本对《帝国国防方针》作了第三次修改,规定:“帝国国防,以与我冲突可能性最大且拥有强大国力及军备的美国俄国(苏联)为目标,同时提防中国和英国。”

1940年
8月:
殖民部大臣在《远东评估》里得出了结论,详细列明马来亚和新加坡在英国总战略里的地位。这份文件用船运交新的远东总司令。
运送文件的货轮“Automedon”号,11月11日在印度洋被德国武装商用大型快船“亚特兰蒂斯号”截获。德国人夺得了原封不动的文件,后来送交日本大本营。那就是说,日本决策人员既知道远东司令部的一般弱点,也了解其防务计划的矛盾。……日本人准备打一场仗,对敌人有所了解,并不害怕。

9月1日:
日本政府强迫法国维希傀儡政府接受所谓和平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要求。

9月23日:
日军在海防港实施武装登陆。
同年夏天的欧战形势,并未使英国政府改变对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政策。地方当局奉命集中力量生产橡胶和锡,支援帝国的作战努力,这两种商品都是战略原料,能换回大量美元。
对英国人来说,马来亚并非帝国的国防要塞,而是一个金矿――更正确地说,应是橡胶和锡矿。到了1941年,橡胶园的面积占地不下3百万英亩,产量占全世界三分之一。而锡矿也被开发到产量占全世界的58%。

总督珊顿•汤玛斯把马来亚叫做“美金兵工厂”,因为美国向马来亚购买的物资,是她卖给马来亚货物的25倍,1937年美国就买了约合2亿3千5百万叻元的货物,主要是橡胶和锡。他拒绝为军队招募工人并禁止军队出高薪把劳工从锡矿场和橡胶园挖走去建筑防御工事,并向英国政府打报告:“我觉得我们的职责是以工业需求为最优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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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南島的苦难岁月

史立道

日军接管新加坡后,将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马来亚改名为“马来”。纪年由1942年改为日本昭和十七年或皇历2602年,时间调前90分钟,即改用“东京时间”。

1941年的新加坡人口大约是769,216人,到了1942年2月,随着英军的败退,从马来半岛战区逃难出来的人民,最后都集中在新加坡这个孤岛,人数大约是140万。

日军积极争取并鼓励马来社群和印度社群和他们合作,却蔑视与不信任占少数的欧亚裔社群,认为他们和西方有过交往,受到感染。对占大多数的华人,认为他们生来便不可靠,他们仇视日本的一切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因此,日本官员不要和华人和解。他们采取“检证”行动,大量屠杀华人,要华人从心底战栗。这些行动表面上是以已知的抗日分子,如共产党同情者、提供财政援助给蒋介石的人、星华义勇军、义勇军组织成员、文官、知识分子、学生、私会党徒和其他罪犯为对象,要消灭他们。实际上“检证”就是种族大清洗,华人被杀了6万人。

宪兵队除了检证大屠杀之外,还强迫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华社必须限期筹集5千万元,作为送给日本军方的“礼物”。这笔钱没法筹足,最后被迫向横滨正金银行借过渡时期贷款补足。

政府机关改用日语名称。日本银行取代和英政府有联系的银行,并由日本银行根据和叻币一比一的比例发行新的货币,取代叻币。因10元面额的新钞票正面印有一串香蕉,因此被谑称为“香蕉票”。

日本军政监部把民政控制权移交给特别市、特高科和宪兵部。

日本人自认生来比其他民族优越,要把他们的“大和精神”强加给新加坡人民,认为向他们灌输这种精神,是他们的责任。他们要人民尊重所有日本的习俗和日本官员,他们要人民参与每日的升国(日本)旗、唱国歌(《君之代》)、“向东遥拜”等等仪式。此外,人人必须向日本官员和日本武装部队成员鞠躬,鞠躬时必须毕恭毕敬,否则,将被摔打或被尝耳光。不幸的是,有些为日本人工作的台湾人和本地各族人的“伪日本人”也有样学样要人民向他们敬礼,不然就尝他们耳光。

完全不顾地方舆论,要把新加坡社会公共机构日本化,是日本军政监部的军事和民政机关的意图。但一些头脑比较敏锐的高级官员知道,他们的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获得真正的公众支持,而在一些领域里,日本价值观未必就是最适合其他民族的政策,因此,日本人对人们的宗教信仰、风俗和体育习惯等,所实施的控制比较不那么严格。

他们小心翼翼,不干预新加坡多数人的宗教信仰。他们避免花大力气,使当地人改信神道教或佛教。对宗教信仰这个易引起情绪激动的问题,日本人主要是采取“放手不管”政策。这意味着,新加坡居民可以在小教堂、教堂、回教堂、犹太教堂和庙宇里,以比较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祈祷膜拜活动。

1942年5月底,日本人决定发行官方彩券,这就肯定暗示,经济里已经出现了持续不断、程度惊人的通货膨胀。

新加坡是一个缺乏矿藏,土地面积小,一向依靠进口重要供应品(包括用水)的岛屿,日本人却要落实自给自足计划,它的努力当然都是徒劳的。

6月份的“中途岛之战”,日本的联合舰队一败涂地,日军面临美军要在太平洋战区各地发动反攻的局面。

为了更有效地努力协调它在本区的活动,稳住日本帝国比较脆弱与防卫不足的边缘地区,日本南征部队于7月把总部由西贡迁移到新加坡。
随着战争的持续逆转,盟军潜艇在本地区出没,开始攻击来往于日军占领区的港口之间的商船,局势日趋严重,新加坡所有进口商品(尤其是粮食)直线下降。日本人保留特权,要囤存相当数量的进口货为己用,剩下的才配给人民。当局为此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经济架构,把获得批准的批发商和零售商组成“分销组合”。将所谓的“安居证”发给行为良好的家庭,拥有“安居证”便能获得好些配给卡:如白米、砂糖、食盐和猪肉等必需品,从一开始就严格限制配给,后来是越来越严。尽管如此,由于本地商人心思灵巧,又获得日本人同谋串通,这些必需品和其他物品都可以在蓬勃发展的黑市高价买到。

由于粮食供应每况愈下,居民的一般健康水平也下降。到1942年底,过去的主食不是变得货少价高,便是断货。例如牛奶便断货了。面粉存货用完之后,改用木薯粉和发酵粉烘制面包。随着战争持续,缺乏维他命使老弱病残的社会成员丧生。例如,脚气病会给缺乏维他命B1的人带来灾难。1943年初,人们每月可买到两斤(1.2公斤)米糠作为这种重要的维他命的来源,日军鼓励人们吃蜗牛,学生都获得一剂纯正红棕油替代鱼肝油。,以加强他们的免疫系统。尽管如此,要使百万人口不致忍饥挨饿或染上疾病,是日本军政监部的大难题。

为了应付流行病的风险,日本军政监部从1942年2月27日起对伤寒病,7月2日起对霍乱病开始进行强制的大规模预防注射。在整个占领时期,不时进行一系列防止疟疾运动,消除虐蚊滋生地。这些计划大多成功。但随着药品存货减少,最常见的疾病变得难以治愈,因而使更多人受苦。
日本人一直想把非新加坡出生的人送回马来半岛。1942年3月8-9日,日本当局发出一道命令,指示来自马来亚的人,不分种族,最迟必须在3月14日回去。

减少新加坡人口的另一个办法,是在马来亚柔佛和森美兰,或在峇淡岛和民丹岛,开辟农业移植区。

1943年8月,粮食问题越来越严重,日本当局鼓励新加坡华人移居到柔佛兴楼一个新移植区。当局答应移居的人,让他们在新环境里有相当大程度的自由。华人不久前曾遭到声名狼藉的宪兵队虐待,能够生活在不受宪兵队监视的环境,是兴楼最大的吸引力之一。和在森美兰马口高山丛林斜坡里,专为欧亚裔和天主教徒而开辟的地点相比,称为“新昭南村”的兴楼移植区有无数优点,“新昭南村”至少有大量水供和肥沃的泥炭土壤;而欧亚裔人的马口疟疾流传,土地又不肥沃。

“新昭南村”移民的反馈好坏不一;饱受折磨仍然活着的马口移民的故事,则悲惨得多。

日本当局原来希望,两个自愿移民计划会吸引新加坡多至30万人口,但到1945年6月,前去的只有这个数目的一小部分。随着盟军加紧控制太平洋战争,美国飞机又经常在新加坡上空出现,日本人担心新加坡不久会成为战区,开始发出命令,强制岛上的非必要的工人疏散。有亲友在马来亚或印尼附近的平民,受鼓励前去投亲靠友。没有亲友的人们仍然要离开新加坡。

如果昭南岛实现不了种族和谐,日本人决心奖励那些顺从他们的民族。结果马来人和印度人成为这个政策的主要受惠者。

1943年5月,第25军调到苏门答腊。

7月4日,印度独立同盟在市区举行会议,印度独立运动领袖之一的波斯正式当选为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主席。第二天,他检阅了聚集在新加坡市政厅前的1万5千名印度国民军,把他们编进“自由印度军”。对日军来说,利用印度国民军/自由印度军在缅甸和盟军交战意义重大,哪怕印度国民军的贡献不像有些人希望那么大。

就马来人来说,日本人不那么强调民族主义的政治方面,而是尊重伊斯兰教,争取改善与扩展马来人与在马来亚、苏门答腊和昭南岛的其他伊斯兰教集团的宗教与种族关系。由于动员马来人同情日本的事业,是日本在整个地区的政策的主要原则,于是便通过制造就业机会和训练计划,直接满足马来社群的需要。马来人也受鼓励参加马来义勇军、义勇队和“兵补”,争取比英国统治时期更好的前途。一般说来,日本人向马来族群伸出友谊之手的政策是成功的,没有遇到持续的抗拒,因为跟占领军拉上关系是大有好处的。

关于细菌战计划,是昭南岛日本人暗中准备应付未来盟军入侵的方式之一,是通过设在新加坡中央医院范围内的最机密的生物研究实验室进行工作。实验室的大部分工作一直笼罩在神秘气氛中。几十年来日本一直拒绝承认实验室的存在。

1944年1月,第29军北调霹雳,负起防卫中马、北马的责任。

3月,土肥原将军接过第7方面军的指挥权。

11月,第一架B29轰炸机从科伦坡来袭昭南岛。从此,B29轰炸机天天出现在昭南岛的军事设施上空。

1945年,日本军政监部搬到太平。

5月2日,仰光落入盟军手中,对马来亚和新加坡的进攻似乎迫在眉睫。
同月,苏军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德国法西斯宣布投降。

日本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

7月,在巴达维亚(雅加达)举行的日本军事会议上,在板垣征四郎中将指挥下的第七方面军,订下了一个完成一系列防务工作的分期落实的计划,包括到9月底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兔子窝般密集的战壕。昭南岛军政监部奉命动员一切可动用的劳工完成这些工事。并制定计划,组织小型自杀单位,利用船头装有炸弹的撞角小艇攻击来犯的敌军。

谁也不知道日军在保卫昭南岛时可能作出怎样的抵抗?在新加坡回复和平之前,会不会屠杀更多人?如果日军像他们在太平洋战区其他地方那样【全岛“玉碎”】的死战到底,住在岛上的非日籍人民和从海上向该岛发动攻击的人,都有不祥的预感和苦恼。板垣当过作战部长,肯定是冷酷无情到家,会要求部下作战到底。

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下代号为小男孩(Little Boy)的第一颗原子弹,全城被毁于瞬间,当场死伤者占总人口一半以上,其余的人则受到不同程度的核辐射;日本的军心民心随之崩溃。

8日,苏联宣布对日开战

9日,美国空军再向长崎投下代号胖男人(Fat Man)的第二颗原子弹。
皇室内部和军队之间经过艰苦辩论之后,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

15日,裕仁天皇向全国军民发表“终战广播”,但不是宣布“投降”而称“终战”。

天皇发表广播后次日,南方军的所有高级指挥官奉命到大叻(靠近西贡)出席一次会议,向他们证实投降条件,也发布了命令,要求他们以后该怎么做。板垣回返昭南岛同他的第7方面军开会。会上采取了步骤,停止一切与军事有关的活动,许多日军不愿意这样作,天皇开了口,忠心的官兵不得不听从菊花王朝统治者的命令,向上级低头。面对不了这样耻辱的军人自杀。

20日,闲院宫春仁王(Kan ′in Haruhito)坐一架白色的飞机飞到昭南岛,递送一份天皇敕令。板垣虽然感到难受,却恭顺地遵照敕令而投降。
9月12日,东南亚司令部盟军最高统帅英国勋爵路易斯蒙巴登海军中将,在新加坡市中心的市政厅接受东南亚区所有日军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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