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餐厅

刘家明

(原稿刊登于2015年12月19日《早报–言论》)

早在我接触马斯洛(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之前,就明白了《汉书》里的“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国民服役时更被灌输了军粮对作战行军的重要性,知道饥饿是“众乱之源”。19世纪以前,新加坡社会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由于没有家室女眷,移民和劳工一日三餐都在街边食摊解决,间接促进了街头美食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移民在这里组织家庭,结婚生子,国人的饮食习惯才逐渐从街头转回到家里。

风水轮流转,近年来由于经济的腾飞发展,家里成人终日都顾着在外打拼,几乎全国每个家庭的成员,每天至少都要在外头解决一餐。在这样一个依赖户外熟食的大环境下,小贩熟食的价格也就密切地影响着民生。近日为了缓和小贩熟食涨价,以及一些无理胡乱的涨价所引起的民怨,职总富食客(NTUC Foodfare)通过企业合作伙伴的力量,扩展旗下社区计划经营实惠杂菜饭的“禾园”(Rice Garden),这真有点“历史重演”的味道。

话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年间,由于德国潜水艇封锁英吉利海峡,极度依赖进口粮食的英国,国内物价节节飙升,民怨处处,社会开始不安定。英国的“粮食控制局”于是推行了“国家厨房”(National Kitchen)制度,为一般市民提供经济膳食。第一家“厨房”由玛丽女王于1917年开幕,当时的菜单一肉一菜一汤是6便士(寡妇每周的福利金是60便士)。每天每家“厨房”可提供约两千人的膳食;有趣的是有很多人居然碍于面子,而不愿进出“国家厨房”。这制度在战后的1919年才停止运作,不过相似的机制在二战时在英国又再被启用。

我们现在把“镜头”转回国内日本军战败投降后的年代。英国虽然以战胜国的姿态重回到新加坡,接管的却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殖民政府面对的是失业、贫困、卫生、住屋的问题。粮食白米供应短缺,人民大多营养不良,面黄肌瘦。为了让一般工人能以合理的价格,吃上一顿营养均衡的餐食,殖民政府故伎重施,在新加坡设立了“民众餐厅”(People’s Restaurant)的制度。第一家“民众餐厅”于1946年开幕,一饭二菜一肉的基本套餐是8分钱。当时一个书记的月薪大约100元,《海峡时报》每份一毛钱,相对的说,8分钱算是一般月薪五六十元的工人可以负担得起的。后来社会福利部还开设了食物供应中心,让有需要的孩童也能吃上一顿免费的营养餐饭。

借古论今,“国家厨房”“民众餐厅”等的机制,都是在“非常时期”才启动的,它有一定的局限、意义和作用。“禾园”两菜一肉一饭的标准价格是3元,乐龄人士、学生、国民服役人员和职总会员有五毛钱折扣,持社区关怀卡则有半价优待,锁定顾客群为方圆两公里的居民。今天职总“禾园”的建立,是否意味着我们已开始进入“非常时期”了呢?目前的基本症结是熟食的价格问题,由于通货膨胀、员工薪金、交通、水电、租金和食材价格每年增加,要小贩不涨价是不合理的。最要命的还是租金的暴涨,一般上摊位生意一好,更新租约时租金就会涨,要小贩如何保持食物的售价呢?

租金的上涨和小贩熟食甚至整个零售业价格的波动是个“恶性循环”,或许这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常规现象。如果租金不涨,房产投资信托基金等的投资就停滞,这又会间接影响经济,所以整个“经济链”不是有关当局的介入或简单的政策可以抑制的。或许鼓励食阁或高档的小贩租户投资该产业或相关项目,还能够抵消一些冲击。更多如“禾园”这类的大规模社会企业的进场,由于它的定位不直接与高档的熟食摊和食阁等竞争,必能为广大的顾客群提供一个较廉价和基本的选择,缓解一下中底层劳动阶级所面对的物价高涨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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