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餐厅

刘家明

（原稿刊登于2015年12月19日《早报–言论》）

早在我接触马斯洛（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之前，就明白了《汉书》里的“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国民服役时更被灌输了军粮对作战行军的重要性，知道饥饿是“众乱之源”。19世纪以前，新加坡社会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由于没有家室女眷，移民和劳工一日三餐都在街边食摊解决，间接促进了街头美食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移民在这里组织家庭，结婚生子，国人的饮食习惯才逐渐从街头转回到家里。

风水轮流转，近年来由于经济的腾飞发展，家里成人终日都顾着在外打拼，几乎全国每个家庭的成员，每天至少都要在外头解决一餐。在这样一个依赖户外熟食的大环境下，小贩熟食的价格也就密切地影响着民生。近日为了缓和小贩熟食涨价，以及一些无理胡乱的涨价所引起的民怨，职总富食客（NTUC Foodfare）通过企业合作伙伴的力量，扩展旗下社区计划经营实惠杂菜饭的“禾园”（Rice Garden），这真有点“历史重演”的味道。

话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年间，由于德国潜水艇封锁英吉利海峡，极度依赖进口粮食的英国，国内物价节节飙升，民怨处处，社会开始不安定。英国的“粮食控制局”于是推行了“国家厨房”（National Kitchen）制度，为一般市民提供经济膳食。第一家“厨房”由玛丽女王于1917年开幕，当时的菜单一肉一菜一汤是6便士（寡妇每周的福利金是60便士）。每天每家“厨房”可提供约两千人的膳食；有趣的是有很多人居然碍于面子，而不愿进出“国家厨房”。这制度在战后的1919年才停止运作，不过相似的机制在二战时在英国又再被启用。

我们现在把“镜头”转回国内日本军战败投降后的年代。英国虽然以战胜国的姿态重回到新加坡，接管的却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殖民政府面对的是失业、贫困、卫生、住屋的问题。粮食白米供应短缺，人民大多营养不良，面黄肌瘦。为了让一般工人能以合理的价格，吃上一顿营养均衡的餐食，殖民政府故伎重施，在新加坡设立了“民众餐厅”（People’s Restaurant）的制度。第一家“民众餐厅”于1946年开幕，一饭二菜一肉的基本套餐是8分钱。当时一个书记的月薪大约100元，《海峡时报》每份一毛钱，相对的说，8分钱算是一般月薪五六十元的工人可以负担得起的。后来社会福利部还开设了食物供应中心，让有需要的孩童也能吃上一顿免费的营养餐饭。

借古论今，“国家厨房”“民众餐厅”等的机制，都是在“非常时期”才启动的，它有一定的局限、意义和作用。“禾园”两菜一肉一饭的标准价格是3元，乐龄人士、学生、国民服役人员和职总会员有五毛钱折扣，持社区关怀卡则有半价优待，锁定顾客群为方圆两公里的居民。今天职总“禾园”的建立，是否意味着我们已开始进入“非常时期”了呢？目前的基本症结是熟食的价格问题，由于通货膨胀、员工薪金、交通、水电、租金和食材价格每年增加，要小贩不涨价是不合理的。最要命的还是租金的暴涨，一般上摊位生意一好，更新租约时租金就会涨，要小贩如何保持食物的售价呢？

租金的上涨和小贩熟食甚至整个零售业价格的波动是个“恶性循环”，或许这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常规现象。如果租金不涨，房产投资信托基金等的投资就停滞，这又会间接影响经济，所以整个“经济链”不是有关当局的介入或简单的政策可以抑制的。或许鼓励食阁或高档的小贩租户投资该产业或相关项目，还能够抵消一些冲击。更多如“禾园”这类的大规模社会企业的进场，由于它的定位不直接与高档的熟食摊和食阁等竞争，必能为广大的顾客群提供一个较廉价和基本的选择，缓解一下中底层劳动阶级所面对的物价高涨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