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公务员

刘家明
《早报 – 言论》2013年07月20日

儿时邻居的爸爸是吃“皇家饭”的“财副”,每天“白衫白裤”,傍晚5点15分准时到家。我们在楼梯口玩耍时总会叫他一声“安哥”(uncle),印象中从没听过他与我们答话,最多也只是“嗯”的一声罢了。吃“皇家饭”对我们这班“朝不保夕”,有一餐没一餐的穷孩子来说还是挺羡慕的。后来有幸得到奖学金,毕业后被派到所谓的“专业服务”邻域上班,就这样我也“糊里糊涂”地吃起“皇家饭”,成为公务员了。

记得那时细读委任公函,公务员要身体健康、守纪律,除了日常公务外,必要时也要执行总统临时颁下的任务等。看到这里,忽然间就充满了“使命感”,公务员的确是“有点身份”的。日后陆续还看到世界各地对小红点的公共服务的好评,虽然我的服务领域不一定在得到好评的领域中,不过也可沾一沾光,私底下高兴自豪一下。

我的工作不必直接与公众接触,少曝光也就少了很多压力。不少前辈,尤其是要面对公众的都曾对我吐过苦水:(做)公务员最“冇划”(划不来),做得好的话被认为是应该的本分,一点点不让人满意就被投诉。还好当时资讯不发达,没有那么多渠道给人投诉,也就不必花太多宝贵的时间,大事小事都要调查、报告、回应、检讨等等,更尤其很多时候都是“独立个案”,不是系统或制度上出的问题。

没有人每天给我们说教,要我们遵从“公务员操行手册”,我好像也没真正看过这本小册子。因为有了“使命感”,我们都自动自律,以常理、常规从事,自警自勉,默默在幕后“耕耘”。一些常识如不利用办公时间进行赌博,不滥用公物,不参加任何政党活动,洁身自爱,在外要以身作则等,不言而喻。记得前辈还循循善诱,不能滥用职权,要谨记“财戒”和“色戒”,因为那是“死罪”!其实这些都是职业和专业道德,无论是公务员与否,都应该是我们的职业操守。

那个年代公务员办事好像比现在容易得多,我觉得这或许是当时人们对整个公共服务系统的“信赖度”高;一方面人民自己要顾着为生活打拼,于是就放心把“大事”交给政府照顾好了。那时一切都好像很简单,就算是跨部门的事项,只要把功课做好,把对各方影响的情况衡量和考虑清楚,一两回的会议就有结果了。现在的情况就复杂得多了,各部门的工作和权限分得仔细,各自又属于不同的管理层,被KPI(重要政绩指标)绑死死,在各部门的沟通上也就增加了不少不必要的障碍。

我和大约3000名同事在2000年一夜间被“公共服务委员会”全体裁退了,我不再是公务员,而只是在“法定机构”从事“公共服务”的职员。随着越来越多“法定机构”的成立,政府公务员的数目大量减少,整个公共服务也被“瘦身”。“法定机构”在行政上更灵活,也有更大自主权,所以在某些服务的效率是提高了。不过在跨领域的“大事”上,由于每个“法定机构”有它自己的“价值系统”,对同一问题不一定有共识,沟通问题难免会发生。现在要真正推行大计划已不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动辄就要惊动部长来个跨部门委员会来解决“大问题”。

上个星期六《联合早报》刊登总理的演讲稿,那是他在“行政服务”晚宴的讲话。“行政服务”人员可不是一般的“公务员”,他们是公务员“金字塔”里最高层的精英分子,是各种影响着我们生活作息的制度、系统的“决策人”。当然,讲稿的内容也同样可用以激励一般的公务员,因为各级公务员虽各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和使命——为人民服务,改善人民的生活。“人民公仆”加油!愿与公务员同仁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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