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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庚故里行【下篇】:厦门寻庚 搜集展品珍藏(文章转载)

陈亚才 (马来西亚陈嘉庚 基金秘书长)
《马·南洋商报》 2013-06-21

提起已故陈嘉庚(1874-1961),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年长的一辈、社会与文教工作者对他都有一定的认识。他在17岁时从家乡福建厦门集美村出洋远赴新加坡,在二战前后的动荡时期,以新加坡为中心,奔走呼号,带动抗战,参与各项教育与社会事业,贡献显著,名声响彻东南亚。

1950年他选择回归故里定居,投入家乡的建设,生前死后在中国享有崇高的地位,历久不衰。

有感于嘉庚精神与事迹在马来西亚有逐渐式微的趋势,2011年,本地商人与文化推手陈凯希和陈友信两位先生发起成立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致力于通过各项工作和活动,复兴嘉庚精神。初期以筹委会的名义运作,举办讲座、座谈、征文比赛、晚宴、出版书刊、与新加坡陈嘉庚基金互访交流等。今年获得社团注册局的核准,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Malaysia Tan Kah Kee Foundation)正式具有法定地位。

3人厦门寻“庚”

在工作与活动规划方面,理事会将设立陈嘉庚纪念馆作为优先项目,并已租用隆雪华堂三楼作为馆址,面积大约为2600平房英尺。

空间设计图经反复斟酌敲定下来,装修工程即将开展。为了汲取其他纪念馆的经营心得、展品陈列的经验、征集资料、与相关机构建立联系,以及寻访陈嘉庚的足迹,于是便有了厦门寻“庚”之旅。

访问团由3人组成,即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联合主席之一的陈友信、秘书长陈亚才以及馆长邹璐;参观与交流的机构和单位包括华侨博物院、厦门大学的陈嘉庚纪念堂、南洋研究院、集美大学、集美学村、陈嘉庚故居、鳌园、陈嘉庚纪念馆、厦门市侨联、厦门市侨办等。

参观交流开拓视野

在交流过程中,访问团成员报告团体创办的宗旨、组织地位与运作构思、活动规划以及曾经举办的一些项目等。受访单位负责人除了无私地惠赠书刊、光碟及各种资料外,也热情、细心地导览馆藏,分享心得。厦门华侨博物院院长丁炯涥以及陈嘉庚纪念馆馆长陈呈欣然接受敦请,担任马来西亚陈嘉庚纪念馆顾问。在学术交流与国际研讨会方面,华侨博物院、陈嘉庚纪念馆、厦门大学、集美大学等单位的学者都表达浓厚的参与兴趣,皆认为有必要在资料和研究方面加强联系、互通有无,交换研究心得和成果、从事人才培训。

海洋科技具特色

在先前的联系中,华侨大学和厦门大学也原则上同意提供一份免学费的研究所学额,供马来西亚学生前往攻读人文科系的硕士或博士学位,细节有待订定。

华侨博物院是陈嘉庚亲自倡议并在1956年集资37万元创办的;院址是陈嘉庚亲兄挑选,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1959年开幕,大部分展品都是当年陈嘉庚为博物院搜集珍藏的。丁炯淳院长在导览过程中,分享了不少陈嘉庚的故事。

华侨博物院展出华人乘船下南洋的情况

华侨博物院展出华人乘船下南洋的情况

集美大学是将当年陈嘉庚所创办、隶属于不同单位管理的五所学院,合并而成,以工科,尤其是海洋科技为其特色。苏文金校长叙述该大学创校过程,特别强调捉着重要的机遇,以五年的时间完成原本需要耗费十多年的工作量,大学得以在2008年开办,5年来各方面的进展都令人刮目相看。校长和大学同仁以追随、落实嘉庚办学精神而引以自豪,“嘉庚精神立校,诚毅品格树人”,培养实务人才。集美大学图书馆则命名为“嘉庚图书馆”。

开阔思考空间

在厦门大学,陈嘉庚铜像矗立校园中,经年累月地欢迎和目送一批又一批熙熙攘攘的学子。校园内的陈嘉庚纪念堂,传承讯息和精神,让后来的厦大学子对创办大学的“校主”及其办学理念有所认识。该大学南洋研究院的特色之一,便是硕士和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中,马来西亚课题占了相当高的比率。

陈嘉庚的遗泽庇荫厦门和集美;嘉庚办校精神继续回荡和指引现今的学校群

陈嘉庚的遗泽庇荫厦门和集美;嘉庚办校精神继续回荡和指引现今的学校群

南洋研究院院长庄国土教授、郭玉聪教授、资料室主任张长虹博士等多位学者提出,可以采用英国大英博物馆的档案资料研究陈嘉庚,以新的资料开拓新的研究成果。

在展览方面,多位学者也建议进行陈嘉庚不同领域、不同阶段的资料展。

这番谈话开阔了访问团成员的思考空间。

纪念馆高规格

陈嘉庚纪念胜地包含陈嘉庚纪念馆、嘉庚文化广场、鳌园、嘉庚公园、陈嘉庚故居、归来园与归来堂等,总面积达17万平方米,隶属集美学校委员会管理。该委员会以弘扬、宣称陈嘉庚精神为己任,副主任陈忠信先生为我们导览,对这里的一切如数家珍。

陈嘉庚纪念馆可说是目前海内外陈嘉庚资料最为齐全, 馆藏和陈列规格最高的展览馆

陈嘉庚纪念馆可说是目前海内外陈嘉庚资料最为齐全, 馆藏和陈列规格最高的展览馆

资料最为齐全

位于鳌园附近的陈嘉庚纪念馆,2005年动土,2008年开幕,建筑面积达1万1000平方米,享有中国国家二级博物馆地位,是国际博物馆学会的会员。具有闽南风格的主体建筑共有3层,馆藏资料非常丰富、陈列方式新颖,可说是目前海内外陈嘉庚资料最为齐全,馆藏和陈列规格最高的展览馆,在延续嘉庚精神的社会宣教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该纪念馆甚至规定一年内必须有四次至六次将陈嘉庚资料带到外地展览。这种规定值得马来西亚的展览馆借镜。

嘉庚公园与鳌园

嘉庚公园与鳌园

在众多展览资料中,最吸引我的其中一部分是第四厅的展出:“在陈嘉庚身边———嘉庚现象,诚毅同行”。展出内容是同时代集聚在陈嘉庚身边,支持其志业的各领域人士,以及受嘉庚精神感召,在不同领域中出类拔萃的后来者。

陈嘉庚纪念馆的另一重任是执行中国科学院陈嘉庚科学奖的甄选和颁奖事宜。这是层次最高的科学奖,得奖者都是目前中国顶尖的科学家。陈呈馆长和刘晓斌副馆长的报告,让我们肃然起敬。我们在这个场合也碰巧遇上南洋大学创办人陈六使先生的孙子拿督陈锡远先生,他家住怡保,经常往返马来西亚和香港经商。

“校主”精神永在

在新马地区谈陈嘉庚,年长的一辈赞叹他是发展教育的伟大人物,一生中所创办和资助的学校,数量之多,承担金额之庞大,几乎前无古人。

然而,多半的文章是在谈论或缅怀一位离开超过半个世纪,跟当代新马的教育发展和教育理念,已经没有多大直接关系的历史人物。

嘉庚精神“现在进行式”

厦门之行,听取了集美学村、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华侨博物馆、陈嘉庚纪念馆、市政府相关单位领导人的报告和分享,与计程车司机的闲聊、向一般市民的垂询,惊讶地发现,嘉庚精神依旧在!被称为“校主”的陈嘉庚,至今仍发挥实质作用,其遗泽庇荫厦门和集美;嘉庚办校精神继续回荡和指引现今的学校群。

如果说,陈嘉庚或者嘉庚精神在新马陷入“过去式”,那么,在厦门和集美,嘉庚精神显然还是活生生的“现在进行式”。“嘉庚精神依旧在!”这是厦门寻“庚”之旅给我最大的启发和震撼。

集美学村牌楼

集美学村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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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是很久以前的记忆(39)

平民对日战的回忆:这一家庭一共六口,是被人陷害的。因为他替那名印度人缝制衣服,赚点工钱罢了。可是他们并不知道那些帆布是印度人从军车里偷剪下的。这家人被绑在卫兵所面前树胶树下,没吃没喝水,一连四昼夜。第五天早上,就不见了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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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身份证(IC)与紧急法令

李国樑

以前12岁读小六时在学校排队做“身份证”,俗称“登记”。手拿着那张钱包般大小、软绵绵的“红登记”表示人生已经进入另一个成长的阶段,不由得神气十足,面对低年级的学弟学妹时,有种老大哥的快感。

说登记“软绵绵”其实是有点用词不当,因为它们是“new plastic laminated identity cards”,是从德国进口的舶来货,强化塑胶兼防水功能属于当年的高科技。

到了18岁不止嗓子变得低沉,面容也脱离了六年前的稚气,根据新加坡法令,必须换个有大人样貌的登记。本来此登记从此就要跟着我们出入一辈子,但随着伪造分子掌握制造假登记的技巧,而且越来越出神入化,国家必须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于是在1989年推出了新型的登记来取代,“新登记”只有信用卡般大小,方便携带,登记上除了一般的个人资料外,还多了血型(1985年实行),官方版本说是为了方便危急时输血,但可能是另一重验证身份的方式。

没服兵役的人士也许不知道,服过兵役的阿兵哥肯定记忆良深,因为在踏入兵营的那一刹那红登记会被没收,取而代之的是光头照,看起来“柴柴”的“绿登记”,直到服满兵役,俗称ROD(现称ORD)的那一天交换登记,红登记才能重见天日,忍不住给它几个长情的深吻,还在军营走一圈,向其他还没“出兵”的伙伴们炫耀一番。

新加坡独立后的国民登记法令(National Registration Act)在1966年5月5日起开始实行,新加坡公民拿的是红登记,永久居民则拿蓝登记。2001年修正后的国民登记法令,15岁才需要做登记,30岁更换成人登记,血型资料则被取消了。

登记号码由七个数目字和一个英文字母组成,英文字母是根据“checksum”来计算的。以前的登记号码前面是没有英文字母的,但“新登记”前却多了个S,即S0000000@,@是通过checksum 计算出来的英文字母。

当时的“市场理论”说新登记上的S代表Singapore,其实不然。S在英文字母中排行第19,因此是代表此人诞生于1900-1999年间。在2000年及以后出生的国民,登记号码的第一个字母是T,T排行第20,代表出生的年代处于2000-2099。如此推理下去,用到Z(2600-2699)之后怎么办?那是六百年后的世界了,您说有必要顾虑太多吗?哈哈!

今天通过登记来认证身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身份证反而很不自然。但是登记这码事并非必然的,即使在新马殖民的源头英国,英国人并没有身份证,他们甚至提出严厉的抗议,说身份证制度对国民是一种诚信的侮辱,侵犯人权,结果这项在2006年才在英国国会通过的国民登记法令在短短的四年后便寿终正寝了。

登记跟发生在新马的紧急状态时期(1948-1960)有什么关系?

1938年新加坡已经推行强制性的出生与死亡登记(Registration of Births and deaths Ordinance),就像今天的报生纸和死亡证书。1948年初,马来亚共产党(马共,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CPM)重新拿起武器,走入森林,展开武装斗争,争取在马来半岛建立一个由无产阶级统治的苏维埃共产主义政权,这期间马共也通过外围组织在新马活动。

马共曾经是公开活动的合法组织,但在1948年,英政府无视于陈祯禄协助左派草拟的“人民宪章”,通过武力来镇压以马共为首的左翼和民族主义者,马共走投无路,在同年三月宣布放弃宪法谈判,企图通过武力夺取政权。马共的决定,使英政府进一步大举逮捕马共和亲共组织的成员,同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这时期,马共重新建立与乡区居民的联系,并把马共成员在二战前已经组织起来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Malayan People Anti-Japanese Army, MPAJA),另名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英国人称之为Malayan Races Liberation Army (MRLA),通过毛泽东的“乡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在森林掩护下与可以调派共和联邦资源的英军打游击战。

1999年2月22-23日,在澳洲囯立大学举行的“与陈平对话工作营”的研讨会上,前马共总书记陈平回顾当年,认为当时的时机、策略、运作都存在着很大的现实障碍,但并不认为马共放弃斗争等于失败。陈平总结那段来时路:

1. 马来亚人民在1940年代历经日战,渴望和平,因此并不全面支持马共的武装斗争;

2. 马来亚的公路网相当完善,车程加路程,一天内可以到达任何地方,不像中国有广大的腹地,从城市进入乡村需要徒步行军数天至数十天不等,因此中国内陆的乡村可以为游击队提供保护网,但是马来亚的乡村却不行;

3. 马共成员中有超过90%华人,并没有适当地涵括一个多元种族的马来亚,相比之下,中国和越南的共产党能够通过枪杆子解放全国是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单一民族的国家,没有种族语言的后顾之忧。

当时英国殖民地政府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而不是与马共开战,考虑严谨,一箭双雕:在政治层面英国不需要执行战争的条约,可以避开联合国官员的审查;在经济层面物业资产的损失都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不受保险条文中的“force majeure”的约束。

在紧急法令下,所有12岁以上的居民都必须领取登记,方便殖民地官员检查来往新马的人士的身份,找出共产党员或亲共分子。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后,当时的劳工部长易润堂参考英国留下来的这套律法,在1965年12月13日的新国会针对国民登记法令(National Registration Act)提出一读,12月22日二读及三读通过。

1966年4月21日的国会上,易润堂同意登记上除了英文名外,也必须照顾各族对母语的情感,因此登记上也有中文名、淡米尔名等。影响深远的国民登记法令在1966年5月5日开始实行,一路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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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芭点燃南洋华人词汇(文章转载)

“烧芭”是南洋华人特有的词汇。先民在开荒时沿用当地土著刀耕火种时代就形成的放火烧林的方法,一方面省时省力,一方面火烧后的土地也较肥沃,适合耕种,这种“开芭”方式称为“烧芭”。

《联合早报》2013年07月07日
文⊙河洛郎

印度尼西亚每年都闹“烧芭”,屡劝不改,今年“玩火”玩得更大,害得新加坡这个小国受不了而“大喊大叫”。

“火烧森林”不到位

因为印尼的“玩火烧芭”,“烧芭”这个既“南洋”又“土气”的南洋华人特有词汇,进入大中华地区华人的视野。最近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和香港的凤凰卫视,“烧芭”在新闻报道中频频出现,央视的新闻字幕上“烧芭”这个词特别加上引号,凤凰卫视则在“烧芭”这个词后面加上括号说明是“火烧森林”。不过,对于熟知这个词的南洋华人来说,这种解释还是不到位。

在华语(中国称为汉语)里头,根据《汉语大词典》,“芭”字单词只有“香草名”一义,另外只能和其他语素构成诸如“芭蕉”、“芭篱”以及音译英文的“芭蕾舞”等词。可见,“芭”在主流华语词汇中,只有上述的释义,和南洋一带流行的用法毫无词义相通之处。

南洋的“芭”这个词,原来是南洋闽南语“芭窑”一词在长期应用当中分解出来的单词,“芭窑”则出自于马来语“Paya”的音译,原义指生满灌木林的沼泽地带。“芭窑”在南洋华人社会通行日久,变成一个十足华化的词语,与马来语的亲属关系逐渐模糊。南洋华人先民在书写这个音译词时,选择草字头的“芭”而不是“巴”,充分显示了先民造词的智慧,应用“会意”的功能让“芭窑”充满灌木林沼泽地的意象。

华化后的“芭窑”,在华语单字单义的构词特点下,其中一个语素“芭”,逐渐在应用中形成独立的涵义,而且随着与其他汉语语素结合,构成诸多派生词,涵义也不断地扩大延伸,形成与原来专指沼泽地带不同的含义,不过,“芭窑”的含义还是没有产生变化,仍旧保持“沼泽地带”的意思。

“山芭”是南洋乡村

“芭”字在其后与其他华语语素结合而成的新词中,较常见并广泛应用至今的就是“山芭”,“山芭”一词在二战后的华文报章出现率极高,笔者粗粗涉猎战前 华文报章则尚未发现。

“山芭”指的就是乡村,它和另一个南洋华人词语“山顶”也可交替使用,意思完全一样。“山顶”在主流华语里意思完全不同,请勿混淆。

早期新加坡还没有完全都市化之前,我们把位于乡村或郊区的学校称为“山芭学校”;出身于乡村的子弟就自称为“山芭小孩”;住在乡村的居民就说“我住在山芭”或“我住在芭内”。

“山芭“这个词在应用中还继续与其他名词结合,衍生出诸如“山芭佬”、“山芭榴梿”、“山芭鸡”等名词,这些名词的产生,使到“山芭”的意思进一步延伸。“山芭佬”的意思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山芭榴梿”和“山芭鸡”在今天还经常出现在一些商家的广告上以广招徕,“山芭榴梿”指的是野生榴梿;“山芭鸡”也称“甘榜鸡”,说的是粗放饲养的土鸡,可见“山芭”一词的意思在这些词汇中已经产生变化。

“开芭”成聚落叫“山芭”

回头去看“芭”字在与其他语素构成的一些南洋词语如“开芭”“烧芭”“做芭”“芭地”时,就可以一窥“山芭”形成乡村这个意涵的脉络轨迹。

早期华人先民,一般是到靠近河流或海岸的陆地开发居住,这些地带在南洋一带多数是长满灌木林的沼泽地带,也就是当地土著称为“Paya”,华人先民根据音译称之为“芭窑”的地方,因此在这些地方开荒种地就被称为“开芭”,意思是开发“芭窑”;先民在开荒时沿用当地土著刀耕火种时代就形成的放火烧林(灌木林)的方法,一方面省时省力,一方面火烧后的土地也较肥沃,适合耕种,这种“开芭”的方式就称为“烧芭”,它指的是烧林使之成为可耕种的土地这个过程,而不是单指烧林这个行为。

“开芭”和“烧芭”之后产生的这块可垦殖的土地就是“芭地”;在“芭地”从事垦殖和以种植为生就叫作“做芭”。顺理成章的这些在“芭地”就近而居的地方就称为“芭内”,以后人口增加形成聚落,这些聚落因为一般离城市较远,因而被叫作“山芭”,“山”在方言里头含有偏僻的意思。

Paya Lebar就是“大芭窑” 很巧的是新加坡有两个地名与“芭”相关,一个是“大芭窑”(现作“大巴窑”),另一个就是巴耶利峇(Paya Lebar),Paya Lebar这个马来地名的意思就是“大芭窑”,在开埠初期的新加坡,这两个地名的所在是一片毗连的沼泽地带。

这里想用三幅早期的新加坡地图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保留旧地名对我们追溯文化传统十分重要。第一幅是1839年的地图,在今天大巴窑和巴耶利峇所在的地段被标示为Mangrove Marsh,意思是红树林沼泽地,当年新加坡开埠不久,这里还是人烟稀少,英国人就根据地貌以英文来标示这个沼泽地段;第二幅是1858年的地图,这个地段已经改称为Toah Payoh(这是早年的英文拼写),显然的开始有华人在这里开芭居住,因此根据华人“大芭窑”的称呼来标示;第三幅是1885年的地图,这个地段以两个不同的地名标示,靠近中部的地段标示为Toa Payoh,靠近东部的部分标示为Paya Lebar,马来地名的出现,显示东部部分已经形成马来居民的聚落,因为这里紧挨着甘榜尤诺士(Kampong Eunos)和甘榜芽笼士乃(Kampong Geylang Serai),都是马来人聚居的地方。

1858年的地图里,中部红树林沼泽地已经有Toah Payoh存在,显然的已有华人在这里开芭居住,因此根据华人“大芭窑”的称呼来标示。

1858年的地图里,中部红树林沼泽地已经有Toah Payoh存在,显然的已有华人在这里开芭居住,因此根据华人“大芭窑”的称呼来标示。图片来源:联合早报

1858年的地图里,中部红树林沼泽地已经有Toah Payoh存在,显然的已有华人在这里开芭居住,因此根据华人“大芭窑”的称呼来标示。

1858年的地图里,中部红树林沼泽地已经有Toah Payoh存在,显然的已有华人在这里开芭居住,因此根据华人“大芭窑”的称呼来标示。图片来源:联合早报

随着新加坡都市化的进程,今天的大巴窑已经发展成为成熟的卫星镇巴耶利峇则一部分成为住宅区,另一部分成为民用机场并在以后转变为军用机场,当年的沼泽地貌不复再见,幸运的是大巴(芭)窑和Paya Lebar这两个地名没有被时间淘汰,让我们能说明这两个词语的血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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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家日志(28):新加坡工艺学院

新加坡广播局(SBC)1988年的制作:1954年,新加坡第一间工艺学院(理工学院)成立,1959年重新规划。1969年停止颁发工程学士学位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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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庚故里行【上篇】:离世52载 嘉庚精神永续(文章转载)

邹璐(马来西亚陈嘉庚纪念馆馆长)
《马·南洋商报》 2013-06-20

1961年8月12日零时15分,陈嘉庚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8岁。

8月20日下午3时,载运陈嘉庚灵柩的专列经过天津、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抵达福建厦门,再由专车护送至集美,沿街数万民众夹道与这位世纪老人告别,送先生最后一程。

6时许,陈嘉庚灵柩在哀乐低徊声中缓缓安放在墓穴中。

今年是陈嘉庚(1874-1961年)一手创办的南洋商报创刊90周年,同时也是陈嘉庚创办集美学村100周年,在这样难得的周年纪念之际,我们有幸来到中国福建厦门,在其出生、成长,并且为之建设、贡献过的地方进行参观走访,包括上述陈嘉庚墓园———鳌园,以及陈嘉庚故居、陈嘉庚纪念馆、集美学村、厦门大学等,所到之处,陈嘉庚的余荫庇佑随处可见,还有人依然用“校主”称呼他,依然亲切说起他老人家的久远往事,的确也是久远了,如果他还活在世上就是139岁了,而他离开我们也已经52载。

厦门大学新设陈嘉庚纪念馆入口处

厦门大学新设陈嘉庚纪念馆入口处

1912年秋天,辛亥革命已经取得成功,中华民国成立,陈嘉庚意气风发带着全套制罐设备、空罐等由新加坡回到家乡,他已经想好要为家乡做两件大事,兴办工厂和开办学校。

尤其是后者创办学校,陈嘉庚更是迫不及待,陈嘉庚曾说过,“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时光不能倒流,无法让我们回到过去,看到100年前集美的样貌,旧时生活,只记得嘉庚先生的书中写道,“所到之处,见十余岁儿童成群游戏,多有裸体者”,“恐将退处太古洪荒之世。”也因此,兴办学校成为他此行的当务之急。

1913年1月27日,集美小学借集美大祖祠正式开课,137名孩童分成5个班开始读书啦。

无师自通建筑设计

而如今,当我们驱车从厦门岛经过跨海大桥,来到集美学村,以及集美大学,尤其是站到集美大学办公大楼的顶楼露台,俯瞰集美学村,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今日集美的气象万新生机勃勃的新景观、新面貌,让人不禁赞叹不已,肃然起敬,向远处眺望,多架跨海大桥与厦门岛相连接,近处是规划有致,经过精心设计的集美大学新校区,稍远一些地方,可以看到当年陈嘉庚亲自指导设计的古色古香的南薰楼、道南楼等建筑群,以一种隔世的优雅掩映在绿树丛中。

站在集美大学办公楼顶层露台俯瞰集美大学校园

站在集美大学办公楼顶层露台俯瞰集美大学校园

工作人员介绍说,我们都仅仅知道陈嘉庚是成功的企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等,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是一位无师自通的建筑设计师、城市规划师,而他所以能够无师自通,我想是由于他的亲力亲为的工作态度,以及钻研至深的精神吧。

经典建筑设计

陈嘉庚曾经亲自指导设计的建筑楼群,尤其是顶部设计非常富有特色,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的歇山顶,红瓦绿墙,飞檐翘角,给人展翅欲飞的轻盈灵动之感,又有古雅明丽的传统气息,映衬在厦门临海澄澈的蓝天白云之下,煞是好看,过目难忘,难怪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师,美国人格雷夫斯1992年到访集美学校等地,被这些嘉庚建筑群深深吸引,发出由衷赞叹,并称之为“有经典意义的”。

集美学村从陈嘉庚最初规划建设的包括小学、中学、师范、幼师、水产、航海、商业、农林、国学等,并附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等和教育推广部、水厂、电厂、银行储蓄所等到今天拥有多科性,20个分院,8个学科专业,2.6万在校学生的集美大学。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嘉庚先生当年有关学村的梦想是一粒沉实饱满的种子,经过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努力灌溉,它在不断扩张、发展,不仅见证了他当年的远见卓识,最重要的是让嘉庚精神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之一“教育立国”的理念得以发扬光大,永续发展,当年陈嘉庚说“如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言犹在耳,如见他如见到今日景象,想必也会感到欣慰吧。

厦门华侨博物院外观

厦门华侨博物院外观

厦门华侨博物院内景, 陈嘉庚先生1956年倡办,1959年正式开放

厦门华侨博物院内景, 陈嘉庚先生1956年倡办,1959年正式开放

彻底奉献精神

而当我们来到陈嘉庚故居,看到当年其生活过的地方,用过的实物展示,每一位参观者的心里都会有掩饰不住的酸楚和感叹,人们将很难设想这是南洋首富,商业钜子所经历的晚年生活,简陋的取暖设备,简单的生活设施,磨损严重的皮带和手杖……有资料介绍,当年陈嘉庚回到中国后没有固定住所,多次迁徙,但他毫不介意,全力以赴投入集美学村的扩大建设工作中,每天至少视察工地两次,按照政府有关规定,他的月资390元人民币,加上地区补贴合计539.8元,他却规定自己每月的伙食费15元,其余款项全捐作集美学校教育基金,他是把自己全部身心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具有一种彻底的奉献精神。

陈嘉庚故居门前

陈嘉庚故居门前

艰苦奋斗实干家

且行且看,且思且谈,得承认在某些瞬间,我的内心其实是非常犹豫,非常茫然困惑的,我知道在那个时代里,嘉庚精神就像一束巨大闪耀的光芒,点燃照亮很多人的人生,在新马社会,在中国,曾经有无数成功商人、兢兢业业的教育工作者,他们以嘉庚先生为榜样,做出此生不平凡的贡献。但是经过半个多世纪,嘉庚精神在社会环境发生巨变的今天,是否还有光照万众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吗?我们又将如何在新的世代弘扬嘉庚精神?

也许更多的时候,人们听到嘉庚故事,只觉得是上个世纪的传奇,传奇总是精彩的,听传奇总是愉悦的,但是我们的时代不再会有传奇,只有彻头彻尾仿佛被网罩住一样让人有压迫感的现实,面对现实,我们只有妥协,明哲保身,得过且过,我们中不乏意气风发的理想主义者,但是嘉庚先生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更是一个艰苦奋斗克勤克俭的实干家,要知道,理想必须通过实干才能够实现的。

胸怀世界“博物观”

从陈嘉庚故居向着海边方向继续前行就来到鳌园,这是嘉庚先生历时十年之久,精心打造的露天博物馆,也是精美青石雕刻艺术馆,超过666幅青石雕被公认为是中国近代“最精美最宏大的石雕群”,值得流连其中,细细观赏。

鳌园内的青石雕刻

鳌园内的青石雕刻

引人注目的是影壁正中刻有“博物观”三个字,两边是其亲自撰写的短联“其大观勿嫌小岛,有旧植乃显新型”,还是让我们来看看所有雕刻的总目列次吧:

一、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二、文教卫生教育题词及联语
三、重工业轻工业与矿山厂矿
四、谷物蔬菜木料药材花卉牲畜
五、交通机电舟车农具武器
六、历代国内外战争及外国侵略
七、世界奇禽异兽及海产动物
八、国内名胜风景及名贵古物
九、世界中国福建台湾同安等地图
十、世界各民族习尚与娱乐

博大精神辽阔思想

同行的人感叹,这老人家的头脑里怎么会装这么多东西啊!洋洋大观,包罗万象,仿佛是一个立体雕刻版百科全书。在这里我们所看到所感受到的是一代伟人陈嘉庚的无限扩展的博大精神世界、辽阔思想空间,很难设想,一个仅读过八年私塾的海边渔村长大的孩子,是怎样成为一个胸怀世界,饱览古今历史,笃信教育科学的世纪伟人,陈嘉庚在回忆录中写道“九岁入私塾,至十七岁夏师亡辍学,性钝唯颇知勤学。”

的确,他是奉行“勤学”的,有资料介绍,1933年陈嘉庚生意收盘,1936年胞弟陈敬贤英年早逝,1937年陈嘉庚因无力负担厦门大学,无奈将拥有文、理、法、商等四院九系的厦门大学交给民国政府,这多重打击后,陈嘉庚不再回到住家,而是独自生活在怡和轩俱乐部的三楼上,每天夜以继日诗书为伴,包括《四库备要》、《林文公文集》、《万有文库》、《三国志》、《诸葛亮全集》、《通鉴易知录》等反复研读,尤其《通鉴易知录》更是读过七遍之多。

海外华人光辉典范

今天我们已经无从了解当年他的阅读感受,但是,通过他所留下的“博物观”、“集美学村”等,仿佛已经感受到他博大浩瀚的精神天穹,却又显得那么高远辽阔,与我们相去甚远,是不是我们真的离开传奇越来越远?

陈嘉庚是我们海外华人的光辉典范,为了弘扬嘉庚精神,让嘉庚精神能够继续成为激励马华社会发展进步的力量,成为凝聚全球华人力量的纽带,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将设立陈嘉庚纪念馆,现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我们也欢迎社会各界献计献策共同参与,预计纪念馆将于10月初面对公众开放,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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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是很久以前的记忆(38)

1954年还在建筑中的校园,是新马甚至东南亚的华校生的新希望。如今华校生已经是一个历史名词。您认得这个老地方吗?

nanyang 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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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敌人

刘家明
《早报言论》,23 Mar 2013

《易传》有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自此万物衍生,分阴分阳,相生相克;所以天地各物都有“天敌”。在职场如果知道了自己的“敌人”(工作指标),就有了“ 战斗”的目标,奋斗起来也会得心应手,就是《孙子兵法》里所谓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所以在军队的训练里,“模拟敌人”便是少不了的一个“兵种”了。

目前最有规模和组织的“模拟敌人”要算是美国的“反军”(OPFOR,即Opposing Force)了。“反军”会陪着美军进行攻、守的训练,“反军”的服装、武器和作战的战略都尽量模仿美军的假想敌人。在美、苏冷战时期,整个“反军”营地的建筑和生活作息都几乎与苏联一样,军士甚至要用俄语交谈哩!我在国民服役的时候正是越战后期,“骨牌效应”理论倡行之际。我们的假想敌人是越共,上课的时候,一批教官打扮成各种越共可能出现的形象,拿着AK47冲锋枪冲入课室,让我们印象蛮深的。

军官结业后我被派到战斗步兵营当排长,与新兵一起演习各种基本作战技巧。不论是巡逻、埋伏、抢山、进攻和防御等等,为了增加真实感,都需要用到“模拟敌人”。这些“敌人”都是自己营里的军官、教官、书记和非作战人员经过“特别”指示后临时上阵的。例如在兵士执行巡逻任务时,有些“敌人”会扮成在衣服里藏武器的村民以测试兵士的警觉性,因为据说那是越共最常用的伎俩。当兵士执行埋伏时,如果留下可寻的痕迹,“敌人”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避开了我方的埋伏的话,我们任务失败,周末就要重新练习,不能早回家!记得有一次在马西岭围山“剿越共”演习,我军花了近6个钟头搜遍了那小山丘都找不到“敌人”,只好重振旗鼓再次带着疲惫的兵士“色目拉”(马来语Semula,重头再来)。不过再次上山不到40分钟就成功完成任务了,原来躲在山上的“敌人”受不了蚊子的攻击,故意露馅发出声响让我们逮捕。

在森林野战训练的时候,我很“幸运”在一项演习中被选为“坏人”头目,带着一排“杂牌军”与我方军队对抗,那时才真正感受到在森林里当“坏人”的苦。在演习的5、6天里,我们要东闯西逃,还被我方军队埋伏、追捕、围剿,晚上睡得提心吊胆(是防野猪闯营,不是怕军队!),一早又要拔营转移阵地,劳心劳力,看来当好人正规军可好多了。

科技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现在武装部队的“模拟敌人”也已与高科技挂钩,今非昔比矣。现在军训有先进的激光系统,敌我两方可以互相“交火”,哪一个部位被“击伤”都能探测得指来,就连遇到陷阱,踩到地雷等都能模拟出来并发出讯号为证,再不必像从前那样得与教官讨价还价和争论“谁生谁死”了。由于我国已没有多余的土地练兵,模拟科技也已用到战场的虚拟上,目前就有各种不同的室内(冷气?)模拟/虚拟战地,适合训练兵士进行各类不同的任务。如果我是程序编写员,在兵士执行埋伏任务时,我一定要等到兵士疲倦到要盖下眼皮时才让“虚拟敌人”出现,增加挑战性(一笑)!

模拟和虚拟科技目前也进展到了“智能虚拟敌人”(Computer Generated Forces)的地步,也就是说,“虚拟敌人”能够根据它的原有资料库以及兵士的行动,战地情况等做出反应,它也能跟进学习和提升自己,以更加接近真实的“敌人”。不过在战争上电脑和科技总不能战胜人类,尤其是在911过后,全世界受到的是新的“恐怖主义”的威胁, 恐怖份子不像常规军,战略无迹可寻,他们不遵守日内瓦条约,也不按牌理出牌,看来想要模拟一个这样的“敌人”来训练军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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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闪

快闪不是叫您快点闪开,快闪是个很‘潮’的新词汇。

快闪(Flash)是一群人透过互联网或手提电话短信相约在指定时间和地点集合,然后一起做出一些特定的动作(一般是不违法却很引人注意的动作),又在短时间内若无其事般急速消失。这种行为被称为“快闪行动”,可视为一种短暂的行为艺术。

如果您觉得开心就点击下列网页,快闪一下,您会更加开心;如果您不快乐,也请点击,快闪一下,它会让您快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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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家日志(27):华校生罢考

新加坡广播局(SBC)1988年的制作:1961年11月27日,华校生罢考,反对华文中学改制,从3-3制改成4-2制,逐步将华校改成英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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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在“东南亚”(文章转载)

潘婉明
《马·东方日报》2013年5月28日

某日我坐计程车到政治大学,此行是去主持一场在国关中心举办的「2013马来西亚大选与东南亚政治民主化的展望」座谈会,途中接到几通电话,几位与谈人来电跟我確认地点。结束讲话后,司机突然回头:你是越南来的吗?

我回答说不是。他不信,坚持我是越南人,问我是来工作的吗?我再三说不是,他用一种「你怎么否认也没用」的语气坚称他一听就知道我是越南来的。这让我感到不舒服,只好为自己正名,说我是马来西亚人。但马来西亚人显然没有为我扳回一局,因为在他心目中,马来西亚並没有比越南更胜一筹。他得意地说:我一听就知道!

近日有台湾渔船遭菲律宾公务船扫射,造成一渔民惨死。台湾政府要求菲律宾道歉、赔偿、缉凶,但菲律宾作出的回应和措词,不符台北期待,因而祭出对菲制裁,导致台菲外交关係紧张,也激起国內群情愤怒。国民认为马政府表现软弱,民间于是以各种形式的歧视和暴力,將对菲的仇恨转嫁到在台菲籍人士身上,其中闹得沸沸扬扬的,即真假难辨的「便当文」事件。

我经常光顾的麵店,向来知道我是住在新加坡的马来西亚人。但此事发生后,他可能除了我以外,不认识其他来自「东南亚」的人,于是一见面便问:你不是菲律宾的吧!我反问,如果我是菲律宾人,你还卖便当给我吗?他不吭声,我们转移话题。

我其实没什么把握,倘若我是菲律宾人,或他日台马发生紧张,他还卖便当给我。接连发生的两件事,当时淡然,事后却在我心里发酵。后来我跟台湾朋友討论,提及台湾对东南亚的认识不足,偏偏对新加坡有错误的想像。他的一席话令我茅塞顿开,原来问题出在「东南亚」。

他说,某次他与朋友谈到「东南亚」时提起新加坡,对方隨即问他:新加坡也算「东南亚」吗?原来,在一些台湾人的认/知识里,「东南亚」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一个区分先进/落后、文明/野蛮、富裕/穷困、秩序/混乱的概念。于是一提到「东南亚」,便立即连结到发展中的、不民主的、输出劳力和女性的、社会失序无状的、选举还玩停电的邻近国家。她们的名字叫「东南亚」。

我还记得十多年前我在气氛恐怖的政大行政大楼工读,某职员惊闻马幣对台幣比例是1:10时,他瞪大眼睛看我久久不敢相信不能接受的样子。经过了经济起飞的80年代,台湾人从脱贫和发展的过程中找到了得以安身立命的尊严与骄傲,对被拋在后头的或不进则退的区域內国家產生优越,也衍生怜悯。怎奈这些自负和同情,未必都有可靠的支撑,而仅仅是集体的感觉良好。

台湾「对外」(其实是对「东南亚」)的狭隘让我很失望,在情感上也不太能接受。台湾对我来说,是知识、见识、价值观和人格养成之所在,我在台湾的学习和生活,是生命最重要最美好的阶段。我如果称得上是智性、包容、正直又坚持正义的人,那是台湾就造的。

那么眼前这种荒谬,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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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是很久以前的记忆(37)

54年前的白衣人,您认得多少个?

Men in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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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失的铁路上

黄坤浩

2011年7月,爱热闹的市民突然蜂拥到即将拆除的铁道上。连续几个周末,好奇的人群,或成群结队的,或成双的、或独行的,沿着铁路走走瞧瞧。

这是79年来铁道上鲜有的一幅人文景象。原是闲杂等人不得跨越的禁区,现在是开放了。年轻人脚踏枕木,踢飞小石块,咯啦咯啦。然后,展开双臂,急步颠簸在铁轨上。爱怎么闹就怎么闹,爱怎么疯就怎么疯。笑声里含有一种闯入禁区的快感吧?可在晨光中、或在夕阳下,我似乎没听到激情的欢笑声;也没听到老人唏嘘的怀旧声。有人带着猎奇的眼神四处拍照,但是透过镜头又能捕捉到什么历史踪影呢?

今早我又独步来到亚力山大医院后面的水沟旁,那振翼点水的红蜻蜓好像认识我,落在水草上就久久不动。我流连在无声无息的老树下,望着荒芜的铁路,茅草披靡。晨风吹过耳边,似乎又听到远处传来微弱的火车汽笛声。

铁道未拆之前,听火车的汽笛声几乎是我和太太的嗜好。我们常常在亚历山大医院的园地里做晨运。把听到汽笛声当着是晨运的句点。 我们一定要看到从丹戎巴葛开往大马的八点早班列车,咔嚓咔嚓地驰骋而过。我们这才离去。笛声带走我们的遐思,也带回我们30年前去槟城度蜜月后乘搭列车回家的时光。接着,我们走到医院的蝴蝶园,抬眼看看榕树上争夺食物的松鼠,随风而来的蝶影鸟鸣声总留不住我们的脚步。我们每次来到这里一定要走到喷泉旁的花丛中去,拨开枝叶半掩下的一块金属碑文。它轻描淡写地叙述1942年2月14日与15日,日军在医院的手术室,病房内外,杀死了大约200名伤兵与职员……

亚历山大医院牌匾。照片来源:wikipedia

亚历山大医院牌匾。照片来源:wikipedia

问一问铁路吧,问一问那一栋栋老房子吧,要不,再问问医院里外铁路旁的一棵棵百年老树。他们一定目睹了当日下午如狼似虎的日军如何分成三小队,避开了附近的火药库,越过铁路线,绕过医院后面的补给仓库,攻入医院的行政厅、兵营、厨房、手术室与病房。狼虎之师公然在红十字下肆意杀戮,鲜血溅污了避难所。与此同时,一批战俘像牲口一样,被押着走在铁道上,走过了一个个还在燃烧的油桶,踉踉跄跄地朝着亚逸拉惹路走去,体力不支的一倒下去便被刺死。

当时任职于医院的护士长艾娣,在回忆录写道,她和七个女护士原本答应留下来。漂亮的艾娣在病房给伤员们疗伤时,常常留下甜美的笑容和温柔的声音,给伤兵们带来希望和慰问,减少了他们肉体上些许的痛苦。但她们于1942年2月13日突然接到急电,被令马上撤退,因为香港来电说,1941年12 月日军占领香港时,连女护士也遭杀害。艾娣说:“我二月轮值夜班,日军每天日间不断空袭,伤兵们都不得不躺在铁路旁,等到夜间才让救护人员给抬入医院。”艾娣虽然逃过日军的蹂躏,但是,抛弃了那些勇敢的伤兵,总觉得很内疚。

如今医院还在,老榕树依旧婆娑,但火车的笛声消失了。铁道79年的岁月流光,26公里路旁发生过的人与事,能这样就烟消云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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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家日志(26):英军撤退

新加坡广播局(SBC)1988年的制作:1971年11月1日,英军撤离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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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歷史中药店传统朴实(文章转载)

“培元堂”是马来西亚霹雳州仕林河大街火车头路的80年老字号传统中药店。对比新马的一景一物,是否似曾相识?

《马·星洲日报》‧文:冯静敏/图:郑霹麟‧2013.05.27

为了迎合时代发展,传统中药店逐渐转型为便利店,除了卖药材,也卖奶粉、家庭食品和用品,渐渐失去“传统”风味;作为药材店“镇店之宝”的“百子柜”,也越来越少见了。

在仕林河大街火车头路,还有一家约80年歷史的传统中药店――“培元堂”;掀开那已古旧脱色的竹帘,映出店內那古色古香的百子柜,在悠悠绽放著传统、文化及艺术交织的歷史余暉。

店主陈麟祥今年78岁,他10多岁就在父亲创立的这家培元堂打转,当个小帮手,他没有料到,自己会在这药材店捱一辈子;但也靠这家药材店,得以养妻活儿和糊口。

百子柜分门別类放药材

当年父亲购置的百子柜已坏了,陈麟祥当年听说金宝一家药材店出让百子柜,就欢天喜地买下搬回仕林河自家老店。

那一列百多个抽屉的大木柜,分门別类在每个抽屉放满了各种药材,一般常用的药材就放在容易拿的抽屉;而名贵和较少用的药材,就放在两旁和较高的位置。

抽屉外面贴上纸张记下里面有甚么药材,隨著纸张泛黄,陈麟祥已练就一身抓药本领,取药时左拉一格,右拉一格,手法非常熟练,已不必看纸张的记录。

然而,隨著年事增高,记忆力衰退,他已记不得所有药材的位置,只得把部份药材从百子柜移至透明的玻璃瓶。

已有约80年歷史的培元堂,店內可见密密麻麻但整齐地陈列出所有药材货品,还有药材味四溢;店外有木质招牌和花纹木框,从里到外都散发浓浓的古朴风味。(图:星洲日报)

已有约80年歷史的培元堂,店內可见密密麻麻但整齐地陈列出所有药材货品,还有药材味四溢;店外有木质招牌和花纹木框,从里到外都散发浓浓的古朴风味。(图:星洲日报)

父亲经营时规模服务较齐全

陈麟祥回忆以前父亲陈锦泉亲手经营的培元堂,规模和服务较齐全;父亲本身是中医师,也有提供驻诊服务。

当时传统的中药店,会把购入的生草药製成膏、丹、丸、散等熟药出售,所以备有数件製药工具;称得上“镇店之宝”的,包括药盅、药铡、分戥、刨凳和百子柜等。

“百子柜”用来收药材、“药盅”用来舂碎药、“药铡”用来切碎药材、秤药材的叫“分戥”;而长凳中间开一个四方口用来刨药材,因此叫“刨凳”。

孩子无意接手
代代相传精神渐流失

经过约80年岁月洗礼的培元堂,有些製药工具歷久不衰,但那份祖业代代相传的精神,却已逐渐流失。

陈麟祥育有4个孩子,没有一个有意接手这家中药店,他本身基於年纪大,已减少店內的劳作。

如今老店除了抓药,也只卖现成的药材,如补汤、凉茶、八珍或保健药材,而多数到药店来抓药的顾客,都是当地的熟客,大家閒聊几句话家常,日子也过得悠閒。

独特歷史文化价值

这家传统中药店没有大眾化的服务、没有如便利店的方便,也没有舒服的冷气吹送,但这些传统朴实的中药店,却有独特的歷史和文化价值。

眼看培元堂將逐步消失在时代发展的洪流里,实在令人感慨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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