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June 2013

“蒲罗中”是新加坡的古名吗?

黎上增

我们所熟悉的新加坡古名大致上有“淡马锡“、”龙牙门“、”石叻“、”息辣“、”石叻坡“等,也有人说新加坡还有一个古名叫”蒲罗中“,而“蒲罗中”是所有新加坡古名中最早出现的。

“蒲罗中”是新加坡古名是许云樵首先提出来的。他在1961年出版的《马来亚史》中说:“蒲罗中国是一千七百年前的新加坡古名“;”蒲罗中国的记载,见於《太平御览》卷七八七引康泰表上的《扶南土俗》一书云: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海边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罗中国,其俗食人。“;”所谓”蒲罗“,该是巫语Pulau(岛)的对音,”中“,等於《岛夷志略》中“戎国”的“戎”字,巫语Ujong(极端)的讹略,合起来,Pulau Ujong便如古所谓“极崎头洲”,换句话说,便是半岛极端的岛国。“

《马来亚史》出版后,新加坡文史界都把”蒲罗中“认定为新加坡古名而列入历史论著或新加坡史参考书中,直接地推广。官方的《新加坡年鉴》1999至2005年也把”蒲罗中“当新加坡古名作为新加坡历史的引言。

1970年,时新加坡大学中文系主任饶宗颐在南洋商报元旦特刊上发表”新加坡古代名称的检讨-蒲罗中问题商榷“一文,质疑”蒲罗中“为新加坡古名,立即引发一场笔战,这场笔战在许云樵、饶宗颐、陈育崧之间打了九个月以无结论收场,但饶宗颐与陈育崧认为”蒲罗中“为新加坡古名的论据不足,最好存疑,唯有许云樵独排众议,始终坚决认为“蒲罗中”就是新加坡古名。

2009年,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所教授陈鸿瑜 在早报网上以《太平御览》引三国时期吴国康泰的《扶南土俗》为文“对新加坡早期历史的商榷”反驳“蒲罗中”即新加坡古名这一说,为许云樵增加另一个反对派,同时也把这个争议再次提上台面。

先把各学者在1970年的笔战放一边,且看许云樵认为“蒲罗中”是新加坡古名的主要论据只有两点。

首先,许云樵认为“蒲罗中”实乃马来语Pulau Ujong的对音,从字义来看,“蒲罗中”便是一个半岛极端的岛国,与新加坡的地望相符。其次,康泰《扶南土俗》中所形容的“极崎头”就是半岛极端的意思,这与亚洲大陆块最南边的新加坡岛的地理位置相吻合。

《扶南土俗》也被称为《扶南传》、《吴时外国传》、《扶南异物志》,是三国时期吴国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使南海诸国后回国所写的见闻录,该书已散佚,但其所收集的资料散见于后来的古书籍中,如《水经注》、《太平御览》、《通典》、《古海国遗书钞》、《通志》、《文献通考》、《太平寰宇记》、《史记正义》等。

学者们考证,吴国朱应、康泰出使南海诸国应该是三国孙权在位时期,即公元229-252年间,也就是三世纪,而初具雏形的古马来语迟至七世纪(682-1500年)才出现,两者相差约四百年左右。这也就说明了康泰出使南海诸国时,这地区的普遍用语应该是澳亚先民原型语(Proto Malayo Polynesian Language or Austroasiatic),而不是马来语。所以,许云樵认为“蒲罗中”就是马来语Pulau Ujong的对音,而以马来字义作为“蒲罗中”的解释,我认为应该有逻辑上的错误。

再者,《扶南土俗》中说得很清楚:”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海边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罗中国“。“蒲罗中”在“拘利”正东。许云樵在《马来亚史》、《南洋史》、《北大年史》各书的考证都说明“拘利”在马来亚半岛东岸,既今天的登嘉楼一带,他不往东去寻找,却向南去把新加坡当成“蒲罗中”,实在很难令人信服,这也难怪邱新民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加坡》一书说他“自批其颊”。

拘利和现新加坡的相对位置

拘利和现新加坡的相对位置

这观点与淡江陈鸿瑜的论据也是一致的,虽然他所认知的“拘利”地理位置不一样,但是它也是在新加坡之北。陈鸿瑜说:“布理格斯教授(Lawrence Palmer Briggs)认为拘利位在马来半岛西海岸的塔可拉(Takkola)或称高吧(Takua Pa)。如果拘利是位在马来半岛北部(泰国南部)的西岸,则其向正东方航行,到达一个崎岖海湾处,该处地名称为“蒲罗中国”。从地理方位来看,该处应在婆罗洲砂劳越或汶莱一带。而新加坡岛是位在拘利的南方,不是东方。”

饶宗颐在当时笔战中就认为许云樵独以对音来论断新加坡古名未免沦于冒险,他也认为“蒲罗中”的“中”字可能是讹误,实乃“歌营”附近的“蒲罗”或“蒲类洲”;陈育崧后来也加入笔战,认为许云樵的论据不够科学化。邱新民也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加坡》一书中表示他不同意许云樵的观点。

纵观上述各论点,我觉得我们很难断定“蒲罗中”就是新加坡在一千七百年前的古名。以历史微观角度来看,我们也没有片言只语来证明新加坡早在一千七百年前已经“立国”。既然证据不足,就该存疑,要不然,我们会给他人一个如斯的印象:因为新加坡历史简短而使我们“饥不择食”。

附录:

马来语的发展阶段

Old Malay ( 682 -1500 C.E.) begins with records of poems and thoughts on writing materials made from plants described as the sharp cursive Rencong, an ancient script believed to be native to South-east Asia. Unfortunately no evidence from that early period survived. When the Indians set their feet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they brought along Vatteluttu or Pallava, an ancient Tamilscript from South India. Pallava was accepted as the Malay writing system and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n ancient royal Javanese script called Kawi.

Even though Islam most probably introduced Arabic script to the Malay world as early as the seventh century, Old Malay was very much under Indian influence with its extensive use of Sanskrit vocabulary. The Malays tried to use Pallava and Kawi to express their new Islamic faith but found both to be unsuitable to pronounce the verses of the Quran and Hadis. They thus experimented and created Jawi script based on Arabic. The Jawi script has been in used for more than 600 years by now and is synonymous with the Malay language itself.

Early Modern Malay ( 1500-c1850 ) This was a time of turmoil and radical change. The Malacca Sultanate as a patron of the Malay languag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using the language to spread Islam thus changing Malay’s pro-India nature to pro-Arabic. Portuguese conquest of Malacca in 1511 and subsequent persecution of Moslems caused them to disperse throughout the Malay Archipelago, establishing new regional centers.

This was also a time of flourishing classical literature. Adapting Arabic into Jawi script enabled the Malays to record their experiences, religious laws and oral literature into a collection of Malay classical literature. An example is the Malay Annals preserved by British Historian Sir Richard O. Winstedt.

Late Modern Malay ( c1850 – 1957 ) By this time Malay has absorbed numerous loan words from the colonists namely: Portuguese, Dutch and English. Standardized dictionaries and grammars appeared together with a study of regional Malay dialects and codification of literature. A prominent figure in this field was Zainal Abidin bin Ahmad, better known as Za’ba,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pre- independent Malay by codifying Malay grammar and modifying the Jawi spelling system. Malay was elevated to the status of 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Indonesia, Malaysia and Singapore when all of these nations gained independence, a process hastened by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Contemporary Malay ( after 1957 ) Malaysia, Indonesia and Brunei set up their respective national language planning agencies, in an effort to unify their different versions of Malay. There were trials and errors and for a while, obstacle due to Indonesia’s confrontation against the formation of Malaysia. As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onesia and Malaysia normalized by 1966, their

linguistic collaboration continued, resulting in a common spelling system in 1972. Thanks to this project, instead of several spelling systems, today there is only one spelling system for Malay in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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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家日志(24):印尼对抗

新加坡广播局(SBC)1988年的制作:1960年代马印对抗,1965年3月10日,印尼武装分子引爆匿藏在乌节路(Orchard Road)麦唐纳大厦(Macdonald House)的定时炸弹,3人死亡,33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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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只眼 ——谈语言认同与语体风格(文章转载)

王晓梅
《马·东方日报》2013年5月28日

週末到茶餐室吃早餐,捧茶的伙计递上一份《东方日报》,满眼的是铺天盖地、花花绿绿的大选新闻。喝著凉茶,一目十行。就在我决定专心享用我的云吞麵时,〈柏拉图与无毛鸡〉赫然闪现在眼角的余光里。于是筷子停在半空,一口气读完了这篇长文。 目光停留在「乡音脞谈」4个字,內心涌起一股莫名的喜悦,终于有人能够心平气和、严肃认真地谈论本地华语研究了!

于是顺籐摸瓜,把李君与邱君论辩的4篇文章挖了出来,一一拜读了,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之后,忍不住想「参与其盛」。倒不是想充当和事佬,只是想把李君与邱君之间的那条线连上。其实,我们不必纠缠于个別字的读音,也不必因语言观不同而对立,所有的歧见也许可以用「语言认同」与「语体风格」来解释。

简单地说,「语言认同」即是语言使用者对自己或自己所属群体所说的语言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有时甚至夹杂一点自豪感,李君所呼吁的「本土情怀」即是典型代表。

马来西亚华语口语展现许多与標准华语不同的语音、词汇、语法与语用特徵,这是马来西亚独有的语言风景线,有时甚至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否是马来西亚华人的快捷办法。无形中,这种日常生活使用的华语让人觉得无比亲切,而字正腔圆的標准体则让人觉得格格不入,这种对语言的自然情感无可厚非,而且再正常不过。邻国新加坡人就很自然地说著新加坡式英语,即使外国人听了一头雾水;而中国人也很自然地说著各色的地方普通话。语言是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载体:往大里说,语言是族群的身份標誌,例如华语之于华人、马来语之于马来人等;往小里说,具体的语言特徵(语音、词汇、语法等)是语言群体认同的具体项目。

笔者曾在中国遇到过一对年轻情侣,女孩是中国人,却说著一口地道的马来西亚华语,一问之下才知是马来西亚男友「同化」的结果,这是爱情的力量,更是「认同」的力量!不过要注意,语言认同往往限于国界之內,一旦走出国门,有时却变成「精神包袱」,甚至沦为別人的笑柄。就像余秋雨笔下的那个靦腆的马来西亚青年,因怕自己的「联邦腔」被新加坡人笑话而缄默不语(见《我的华语情结》一文)。而深諳「语言游戏规则」的人则能在不同语言与语体间穿梭,游刃有余,前提是你必须掌握风格各异的语体。

语言认同跨不出国界

说到语体风格,大家自然联想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点都没错,就是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人、谈不同的话题时说不同风格的语言。有的人早就练就了这身功夫,例如大中小学华语老师、电台电视台华语广播员、推销员、甚至是许多平凡大眾。他们懂得適时適地转换自己的语言风格,需要正式时就「规范」些,需要放鬆时就「本土」些。就好比穿衣,上班著正装,下班穿牛仔。但是生活中不乏「一招走天下」的人,他们有常常曝光的政客,也有市井小人物。他们要么常常把「爽」字掛口头,要么生硬地用「读书音」发言,这些错误示范经媒体放大,不知误导了多少孩子!一句话,他们还没抓到语体风格的窍门,当然也许他们连华语的窍门都没抓到。

也许本土情怀深厚的人要说:我们认同本土华语,无须说標准华语。上文说了,语言认同往往跨不出国界,何况华语不为马来西亚专有,若要在国际舞台上说话,就需说大家都听得懂的「话」。「华语」一词的流行显然盖过了「普通话」、「国语」等流行于特定区域的通用语,与其说是「外围」包抄「核心」的例外,还不如说是全球华人需要沟通的直接影响。就算是退回到国內,也不可能「一招打天下」,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有不同的目的,人与人之间的关係因目的不同而转换,而语言因沟通需求不同而有所调整。因此,严师可以摇身变安娣,从「语言洁癖者」变成「本土拥护者」。

归根结底,这是一种语言能力的体现。任何一种语言,其使用者都应具备掌握其不同语体风格的能力。口语形式可自然习得,而书面形式则要通过学习才能掌握。口语体用于日常交际,因其较多地域特色,而成为语言认同的对象;书面体用于正式交际,形式较规范,较少地域特色。二者並无孰优孰劣之分,各司其职而已,因而完全没有让其中一个专美的必要。

语言活在社会中,语言因人群而生意义,脱离群眾与社会的语言毫无意义。人造的世界语终究没能统一全世界,因其缺乏相应的群眾与社会基础。李君的热忱恰恰是其认同本土华语的体现,可见马来西亚华语走向世界舞台的日子不远了;而邱君的分析也体现了文化工作者理性的思维、欲描写本土华语规律的决心与胆识。大家出发点不同,笔者更相信他们终將殊途同归,因为他们都有一颗关怀本土的拳拳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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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是很久以前的记忆(34)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旧翼和新翼分别在1887年和2006年落成,120年的时差却横跨三个世纪。晚间品尝新与旧,是否另有一番风味?

NMS的新与旧

NMS的新与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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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加冷机场的‘大哥大’ (Dakota)

李国樑

话说近来社会多了许多桃色新闻,斗出一笔笔的风流账,似乎印证了古人的“饱暖而思淫欲”。本以为一介草民如我只求心安理得,睡觉时可以高枕无忧,谁知道因为这些负面新闻,连累到年过半百的阿伯如我,被误认为阿伯级人马最靠不住,因为有点闲钱兼有点闲情,临老入花丛,拼搏一辈子的棺材本就这样消耗光光的例子满街都是。风流账可大可小,道德规范不了,如何遏制老伯伯,老来只对老娘一个人风流可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管理学哩!

不过话说回来,当年老伯追老娘的日子回想起来倒还挺窝心的。老娘跟她的父母姐妹同住在旧加冷机场Dakota Crescent的三房式政府组屋,高楼没有拥挤的风景线,前窗对着大巴窑,厨房对着东海岸,视野辽阔,凉风习习。1980年时只花了26,000 元就可以新居入伙。老娘的父亲当一名客栈服务员,后来转行在小贩中心卖猪杂汤潮州饭菜,就已经有能力供满那间屋子,兼养大众千金。

Dakota Crescent的组屋底层有一间叫做“稻香村”的咖啡店,老娘最喜欢酿豆腐和云吞面;为了追女仔,陪老娘吃着吃着,老伯也爱上了那摊“广记云吞面”。广记经营了二十余年,直到2004年地皮被征用为止。老组屋的地段卖了给私人发展商,夷为平地,现在是Dakota Residences私人公寓,老街坊多数搬到旧加冷机场熟食中心后面Jalan Tiga和Jalan Lima的新组屋,有个很美丽的名字,叫做松林园(Pine Close),有“明月净松林,千峰同一色”的感觉。广记云吞面搬到Bedok South,可能不适合“当地人”的口味,有种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感觉,未几就搬回来旧加冷机场Pine Close前面的咖啡店,现在连老伯老娘的孩子们也爱上了云吞面的味觉。

话说当年没安排父母见面喝茶还好,一见面就不得了;不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的那种不得了,而是原来早年两位父亲工作的地点只隔了三个店面。见到面后第一句话就是“原来是你”,虽然是广东话潮州话对对碰,但也聊得开心。不用说,接下来一切都“赚啦赚啦”,就是随便啦的意思,既然有得“赚”,好事也成功了一半。

Dakota Crescent我惯叫大哥大弯,取其谐音。旧加冷机场和“大哥大”之间是否有什么裙带关系?虽然旧加冷机场的气势远远比不上今天有三大搭客大厦的樟宜机场(Changi Airport),但旧加冷机场身为新加坡第一个专门为民航设计的国际机场,被尊为大哥大应该是当之无愧。

旧加冷机场鸟瞰图(1940年代)

旧加冷机场鸟瞰图(1940年代)

加冷河畔原是一片沼泽,以一座山丘般大小的700万立方米的泥土填平后化腐朽为神奇,成为国际机场,1937年投入服务。战后航空业急速发展,旧加冷机场供不应求,1955年由巴耶利峇机场(Paya Lebar Airport)取而代之,旧加冷机场结束短短18年的历史使命。

加冷机场还是有迹可寻的。加冷机场的搭客大厦后来由人民协会接管,直到2009年,如今前途未卜。加冷机场的飞机跑道是今天的旧机场路(Old Airport Road),停机坪是国家体育场和室内体育场的所在地。

1954年5月13日学生运动所爆发的513事件或许大家都不陌生,在两个月前的同一天,一架BOAC(British Overseas Airways Corporation)的客机在加冷机场发生意外,成为新加坡民航机场的第一宗,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类似的民航事件。当时这架BOAC的客机降落速度太快,撞上跑道,引起大火,至少32名乘客和空服人员丧生。

BOAC空难是海峡时报在1954年3月14日的头条新闻

BOAC空难是海峡时报在1954年3月14日的头条新闻

在加冷机场跑道上撞毁的BOAC客机

在加冷机场跑道上撞毁的BOAC客机

1954年对BOAC而言实在是倒霉透顶,一年内发生四起空难,使到新加坡人闻BOAC色变,能避则避。广东人说唔怕生坏命,最怕改坏名,可能BOAC真的是取坏了名字—Beware Of Air Crash(提防空难)!

为了争取日益庞大的华人市场,BOAC还大打东方牌,在飞往香港的航班上,空姐的制服是曾经被国民党列为中国国服的旗袍。1959年在新加坡罗敏申公司的一场服装秀中,一名模特儿踏出BOAC的机舱,两旁站着身穿旗袍,仪态端庄的空服人员,或许BOAC也可美名为Beholder Of Awesome Cheongsam (来自黎上增先生的灵感)。

1959年在新加坡罗敏申百货公司的时装秀

1959年在新加坡罗敏申百货公司的时装秀

BOAC成立于1946年,是英国政府的资产,服务的路线包括中东、亚洲和美洲。1974年跟另一家同样归英国政府拥有,专跑英国内线与欧洲的British European Airways (BEA)合并为British Airway。

在BOAC的民航空难之前,加冷机场曾经发生过另一起军机空难。二战期间美国大量生产运输机Dakota DC-3。1949年6月29日,一架英国空军的大哥大运输机在雷雨中撞毁,机上20名军人全部罹难。

旧加冷机场的Dakota 地名就是为了纪念这场空难。

以前不知道这个大哥大背后的故事,还可以在大哥大跟老娘谈谈情说说爱,现在重新踏上这个地方,倒有些许的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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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家日志(23):国家初级学院

新加坡广播局(SBC)1988年的制作:1970年5月14日,国家初级学院(National Junior College)开幕,它是新加坡第一间初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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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归还到底有多重要?(文章转载)

《马·星洲日报》 2013-05-25

如果德国柏林的新博物馆(Neues Museum)把镇馆之宝――埃及王后奈费尔提蒂胸像(Queen Nefertiti)归还给埃及,大英博物馆也將“帕特农神庙大理石浮雕”还给希腊等等,开辟流失文物回家之路,博物馆领域会掀起新篇章吗?

追討海外流失文物引发许多纷爭

事实证明,文物归还(Repatriation)执行起来並不容易。

很多拥有丰富歷史文化的国家都面对文物流失的问题,埃及、中国都不断追討海外流失的文物,也因此引起了许多纷爭。埃及与法国爭吵了三十多年,埃及甚至在2009年宣佈,终止与法国罗浮宫博物馆的合作关係,直到该博物馆归还4件原本位於埃及南方卢克索著名帝王谷內,古埃及法老陵墓中用作装饰的壁画。这4件文物是被盗运出埃及。

埃及要求至少10家博物馆归还文物,其中包括德国柏林博物馆所藏埃及王后奈费尔提帝头像、大英博物馆所藏解开埃及象形文字之谜的罗塞塔石碑等珍贵文物。

希腊也向大英博物馆追討国宝级文物——“帕特农神庙大理石浮雕”。为了追討文物,希腊还提出了“不还文物,不给圣火”的口號。

不过,成功归还文物例子也很多。

今年5月初,柬埔寨总理洪森代表柬政府和人民对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归还柬两件石雕文物表示衷心感谢。美国纽约市的大都会博物馆决定將10世纪的两件石雕文物归还柬埔寨。

这两件石雕文物是戈开古寺的“跪姿侍者”雕像,在上世纪70年代战乱期间丟失。

澳洲国家博物馆长期致力於將原住民文物归还部落。数年前,由澳洲政府向英国利物浦世界博物馆要求归还澳洲原住民的遗骸,这些遗骸是专门收集原住民遗骸的英国学者威廉布罗德博士於1902年从澳洲带回的。英国首先归还一个原住民头骨,这个头骨对澳洲拿林杰里族(Ngarrindjeri)人具有神圣的宗教意义。归还过程中,澳洲原住民也举行迎灵仪式。

两年前,日本向韩国归还日本殖民时代据为己有的一千多册朝鲜古籍中的5册,其中包括《朝鲜王室仪轨》3册和朝鲜歷代君主所写的诗文集《正庙御制》2册。《朝鲜王室仪轨》是以绘画和文章记录朝鲜王朝时期祭礼及其他主要活动的书籍总称,详细介绍了皇族、贵族的结婚仪式和国葬等情况,也是珍贵的歷史文物。这些古籍在日本对朝鲜半岛进行殖民统治时被日方据为己有。

本地博物馆研究主管巫健成毕业於英国牛津大学物质人类学和博物馆民族学,他对亚洲物质文化、原住民艺术、宗教艺术和博物馆非常有兴趣。【新教育】请他为我们解答甚么是“文物归还”。

01 “文物归还”是怎么发生的?

在博物馆学中,“归还”(repatriation)一字指的是將歷史文物归还给所属国家或拥有者。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花上数年甚至数十年才成功进行。文物归还在学术领域已经提高到文物之专利,很多博士论文和著作都写过这项课题。

有些国家很重视文物归还,並且制定法律或指南促进进程。联合国实行《1970年关於文化资產非法进出口和所有权转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Means of Prohibiting and Preventing the Illicit Import,Export and Transfer of Ownership of Cultural Property)和《1995年关於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Convention on Stolen or Illegally Exported Cultural Objects)。美国有《美国原住民墓藏保护与归还法》(Native American Graves Protection and Repatriation Act),而加拿大將原住民与博物馆关係的议题带到全国性的高度,被誉为“转动歷史的新页”(Turning the Page:Forging New Partnerships between Museums and First Peoples)。报告指出过去博物馆与原住民之间不平等的关係,並提出具体指导方针,促进博物馆与原住民共同合作的对等关係,共同管理遗產等概念,確保文物回归到合法拥有者。

在兵荒马乱的战乱时代,侵略国的兵士把掠夺回来的物品统统载回国,並展示这些战利品。航海员带走他国的文化物品以证明他们曾到过该处。考古学家、人类学者和科学家在进行研究的地点移走研究物,带回大学作研究。政治人物有制度地从一个地方移走物品,以削弱竞爭者在该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力。

小偷偷走某人的重要物品、盗墓贼起墓偷走贵重的陪葬品,並卖给走私者或私人收藏家。

不管是否在无人知道或自私情况下发生,这种种从物品所属者移走物品的方式,在爱护物品的主人眼中都被视为错误的行为。主人要求或希望索回这些失去的文物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他们首先爭取索回被偷窃或抢夺的东西,文物归还就是这样开始的。

目前为止,文物归还多是只发生於歷史古物,不过任何具有重要社会文化价值的现代物若有强而有力的归还理由,归还的可能性是成立的。

02 大多数博物馆展览品都是在战乱时期,侵略国从弱国夺取的,这些展览品的所属权应属哪一国?

针对这个问题,答案有3种可能性。

首先,物品拥有者称他持相关物品的拥有权。他已付款买下该物品,直到他决定將之丟弃、售卖及自愿捐赠。

除此之外,还有人正在使用相关物品,通常包括有私人收藏家、博物馆、画廊或组织在巧合、意外或有意的获得有关物品。在这种情况,尤其是没有歷史或背景的记录下,他们通常会说他们已付钱购买,並花钱收藏和保管该物品,理应属於他们的。

以上两种是我们常听到的归还文物爭议案例。无论如何,在1980年代,西方国家已展开一种新的解决方法:爭执拥有权的双方都可合法享有文物的共同拥有权。双方可基於各方利益上共同保管有关文物。这种解决方案令各方都感到安心,並且改变了博物馆学的研究及实践方向。不过,这类个案在亚洲尚属罕见,但相信在人权意识和专业水平有所提高之下,將有更多文物联合拥有权的出现。

03 要是文物回到原来的地方会產生甚么影响?文物归还对博物馆和民眾有多重要?

文物归还带来的影响力可能会是很大的,若是正確地执行,將促进社会和谐。归还文物的博物馆將被视为有道德和操守的机构,因为关心社会的福利。这也证明这些博物馆对社会的无私,考量到人们更需要这些文物,因此不会骑劫这些文物。

至於勇於爭取索回文物的普通人,通过法律途径爭取拥有权,將成为具有实据的社会认可的合法拥有人。

这类重要性的成功將可证明他们的自主权。重新拥有有关文物,他们可重新发掘和强化本身的文化身份。

04 持有不属於他们文物的博物馆爭辩说,他们在推广研究方面做得很好,並且吸引了很多访客。也有人反对说,应该让这些文物回归原属地,在原属国家的博物馆展出本身的文化遗產更有意义。哪一方的议论比较合理?

这確实是个爭议性课题,两方都各有道理。不管一家博物馆是否应该贮藏文物,或者归还给索回者或共同拥有,每个决定都一定要在考量各方的利益谨慎处理,並且需要进行调解。最后,温和的解决方案將视乎竞爭者的理由、同情、理解、无私和慷慨。

05 文物归还在大马的情况如何?我国的博物馆是否曾向其他国家索回文物?

美国和欧洲大型的博物馆在数个世纪以前就开始积极收藏了匯集世界文化的物品。象徵我国独特文化的文物確实收藏在外国博物馆中,如佔领我国的英国和日本,在殖民时期就收集了许多大马出土的文化物品,並带回国展示和研究。新加坡拥有最多东南亚文物馆藏,包括大马艺术家的作品。

令人惊讶的是,数个外国博物馆比我国博物馆拥有更多及完整的大马文物。

这个无奈反映了我国不重视文化及国家的特性。大部份大马人仍为生计挣扎,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投注在文化遗產的收集。在本地,並没有强大的声浪欲索回流失的文物。据我们所知,在大马史上,並没有发生过任何大规模的文物归还给大马。

06 有人说文物归还只不过归还次等级的物品。这是否意味著博物馆的归还精神还不足够?

並非所有文物索回行动都成功。有的博物馆完全同意归还要求,也有的毫无保留地拒绝要求者,並只归还特定物品。

文物归还在21世纪仍处於初期。

我们看过几个发达国家已经制定法律和政策使文物归还成行。

不过,有许多文物索取的要求是视乎激烈的诉讼。有的博物馆解放文物是因为法庭发出的諭令。因此,今天的文物归还在更大的程度上仍然是被迫的责任。

有小部份的博物馆在听取索取者的正当理由后愿意归还文物。

至於为何博物馆只愿归还次等级文物,我们必须瞭解个中的原因。可能他们认为索取者没有能力妥善地收藏和保护这些一等级的文物。又有可能他们欲收藏最佳的物品,以维持他们可以协商的中间立场,確保没有人会因此有所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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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是很久以前的记忆(33)

今天新加坡530万人口,每天的耗水量约15亿公升,等于15亿瓶一公升装的矿泉水。平均每人每天用上300瓶。小岛国每天为大家提供15亿公升能够安全饮用的自来水,说起来也不简单,单单蓄水就是一件大工程。

陈金声喷水池是为了纪念来自马六甲的陈金声先生在19世纪捐钱给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兴建第一个蓄水池。陈金声喷水池原本安装在莱佛士坊的Battery Road(19 May 1882),1925年迁移到康乐通道 (Connaught Drive, Queen Elizabeth Walk),屹立至今。

您记得新加坡的第一个蓄水池是哪一个吗?

Tan Kim Seng Fountain at Esplanade

Tan Kim Seng Fountain at Esplan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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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与交通

刘家明
《早报-言论》 16 Mar 2013

最近与友人叙旧,总不免会提起热门话题如“人口白皮书”里的四个数字5369和交通梦魇。我对交通方面的问题一向比较注意,因为电子工程科里的通讯工程与交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很多早期的通讯理论也是从交通理论中演发出来的,所以可以说通讯与交通是“交讯同源”。

我工作的第一个作业,就是为公司属下的一个大机构设置一个电话网络。电话网络在现在可能早已被很多人遗忘了,但在80年代初期那可算是一项不小的挑战,在学校里几年来学过的东西几乎全都用上了。首先是要预测各座建筑物里用户的数量和通讯特性,例如电话、传真,电脑调码器,支线、主线等, 跟着是地底电话线网络的设计。电话线的讯息载量单位称为“饿狼”(Erlang),工程上用“饿狼”来估计整个电话网络的载量;而电话接驳、等待时间、通话时间等的估计,用的则是从交通和“排队理论”演发出来的“坡阿松”分布(Poisson Distribution)模式。铺设电话线网络可不能“为所欲为”,我们只能跟着马路走。有鉴于日后增设线路时要挖开路面的困难,又要考虑到日后新建筑和新用户群的加入,还要平衡项目成本, 我们可花了不少时间和心血在这上面。同事和我就这样被“饿狼”和“坡阿松”折腾了近三年才“功成身退”交差。

提供通讯服务的我们和提供交通服务的同仁是否有面对一样的困境呢?有的,而且有过之而不及哩! 我国过去通讯的发展是全东南亚最快的,首先是用户数量激增,用户涵盖全国各个角落,通话及应用通讯网络的时间增加,这挑战也与世界各快速发展的城市一样。为了让更多用户能“挤”入“饿狼”之中,全世界的通讯专才引进各种数码高科技为用户的讯息“瘦身”。有幸我国在这方面有点远见,比很多先进的欧美城市更早就引进了“光纤通讯网”,所以能够“抵挡”了分别由电脑数码科技和网际网络所引发的两波“通讯载量海啸”。但是一直在通讯领域领先的我国,由于最近各界对“宽频”需求的增加,却上了“世界网络最慢”排行榜;还好是及时赶上在全国铺设宽频光纤网(Open Net),才算扳回一点“面子”,不过在战略上算是输了一招了。

现代人对资讯非线性大量的需求,过去的通讯理论和工程模式已不能应付。还好有全世界的通讯精英在为我们设法解决问题,发展了无线通讯,缓和了对固定有线通讯的需求,才把我们暂时从“饿狼”口中解救了出来!当然无线有无线的局限,同样有通讯频率不够用的问题。例如我国将在年底开始以新的数码广播电视取代目前的“类比电视”,其中一大原因就是要更有效的应用通讯频率,以兼容更多无线的用途和服务。目前无线频率还有不少发展的空间,所以负责提供通讯载体的工程师可以暂时安枕一会儿了。

回头来看看我们的交通,如果要在现有车道加建一条车道,起码也要两、三年的时间。但车道建好交通顺畅后,大家又会吵着要增加车辆“车口”,于是“恶性循环”又开始了。可是我们这个小红点毕竟国土有限,城市也没有太多可以开路的空间;如此下去的话,最终我们会快速像目前世界各大城市一样“车步难行”,上榜“世界最堵车的城市”,令全国经济瘫痪。

在这个所谓资讯时代,我们不能阻止小孩子拥有手机和电脑;当然也就不可能不允许国人有拥车的梦想。那怎么能在这有限的空间,不影响市容,不破坏环境,不危害行人安全的情况下增加交通道路呢?通讯工程师为了增加“饿狼”而从地底往空中的无线发展以解除困境,或许现在应该是交通工程师从地面往下发展地下公路网络来解决交通困境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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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回味街边传统美食(文章转载)

“传统美食展馆主题之旅”让参与者更深一层地认识过去街边小贩,如何烹制一道道的传统美食,以及美食背后的故事。

黄涓
《联合早报》2013年06月13日

是否怀念过去的路边摊与街边小吃?

19世纪末,炒粿条、印度煎饼、嘟嘟糕、肉骨茶等街边小吃,已开始在新加坡街边飘香,这些路边摊大多来自早期移民的家乡美食,随着岁月的流逝,经过长时间的沉淀,逐渐形成具有多元色彩的本地美食文化。

传统美食背后的历史

由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及其属下华文义务导览组联办的“传统美食展馆主题之旅”,带领大家回味新加坡街边传统美食 。

参与者可以更深一层地认识过去街边小贩,如何烹制这一道道传统美食,以及美食背后的故事。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华文义务导览组主席李国樑说,“传统美食展馆主题之旅”曾在去年举行过一次,反应热烈,今年决定卷土重来,让国人有机会再次回味新加坡街边传统美食的过去,从历史体会生活。

李国樑说,举办这项活动有两个层次,首先是引领公众走进博物馆,让公众了解,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呈现方式其实很生活化,尤其是四个包括美食、电影、时尚、摄影在内的生活馆,充满动感。

对不同年龄的访客而言,有不同程度的体会,置身其间仿佛穿越时空,有回到往昔生活的感觉。

李国樑认为,美食馆中的传统街边美食会带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因为“美食不在于辣椒螃蟹,不在于鲍鱼鱼翅,而在于曾经拥有的味觉,街边传统美食有味觉,有感触,也有回忆。”

他以叻沙(Laksa)为例说,叻沙是传统美食,也是有“历史”的食物。

他说:“数百年前的中东商人离乡背井到马六甲做生意,同时带来他们的家乡美食。15世纪随着郑和船队来到南洋的华人,与当地马来女子通婚,他们的后代,一些擅于厨艺的娘惹们,将中东面食本土化,加上中国的粗米粉和东南亚的香料,成为独特的狮城美食。目前市面上一般的叻沙都采用红色咖喱汤底,加东叻沙的招牌汤底则是白底的椰浆味香,吃叻沙只用汤匙不用筷子,以便米粉跟汤料一起品尝,口感尽在其中。”

李国樑也以肉骨茶为例:“肉骨茶是很本土的美食,跟早期来到新加坡,在码头和新加坡河畔跑船扛货当苦力的潮州人和福建人有很大的关系。”

厨具和生活用具的集体回忆

在李国樑看来,这些街边传统美食都是新加坡人的集体记忆。除了食物的回忆,公众走一趟“传统美食展馆主题之旅”,还可以从馆中的文物展览,勾勒起对昔日生活的回忆,例如过去常用的,分成几层格子,用以装食物的饭格;又如炒粿条的熟铁大锅和火炭炉,还有如“tok tok面”小贩敲着两片竹片传来的“tok tok”声。

其他如从楼上吊个篮子下来买食物,也是东南亚华人的集体回忆。另外如马来人卖沙爹的小摊子,那把扇风的葵扇曾经是大家熟悉的东西,现在也已消失在岁月中。

从楼上吊篮子下来买食物是大家的共同记忆

从楼上吊篮子下来买食物是大家的共同记忆

传统美食展馆主题之旅的另一特点是,这是一个互动性很强的活动,导览员将以交流的方式,与参与者互动,大家一起回味昔日新加坡街边传统美食与那个年代的生活。

李国樑说,看到一些曾经熟悉,也曾经用过的厨具或日常用品,大家对新加坡这数十年来,社会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应该会有所感触。

 制作各种小点的器具

制作各种小点的器具

通过这个互动的平台,参与者不但可以跟导览员一起分享街边美食的故事,并可近距离接触过去的街边小贩们所使用的厨具和器皿。

有意参加者须预先报名,可将姓名与联络详情电邮至 nhb_nm_lectures@nhb.gov.sg,或拨电 6332 3659。

生活馆将作永久展出。

导览日期:
6月15日(星期六)
6月16日(星期日)
8月17日(星期六)
8月18日(星期日)

时间:下午3点,4点30分

集合地点:新加坡文化生活展馆 (美食),新加坡国家博物馆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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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家日志(22):民众联络所

新加坡广播局(SBC)1988年的制作:1960年1月9日,人民协会成立,分散在新加坡各地的民众联络所归人民协会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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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目四顾:街名的殖民地风情(文章转载)

对比两国风情,您是否觉得似曾相识?

游枝
《马·南洋商报》2013年5月17日

香港,有一个世纪的岁月,是英国殖民地。

英国接管之前,清朝政府管治下,香港只不过是一处人烟稀少的南中国无名小岛。当时的九龙半岛临海一带,是个广东渔民出没的停舶、避风浪及小休息的小渔村。

香港,名满环宇,是英国治理时期建设的成就。今天,到香港,尽管是中国大地,却处处是英国殖民地风情。

香港人要保留殖民地情调。

外地人,爱香港,不说出口,其实正是因为那份殖民地情调。

街名追查历史

我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之前,也是1997之前结束在香港那段不算短的旅居日子。

友人看出我对香港有一份不舍的挂虑,安慰我,说放心,香港人会尽全力守住香港风情,你再回来探望香港的时候,皇后大道(Queen’sRoad)一定还称皇后大道。你想再尝香麻果子堆、虾仁荷叶饭,那间古雅的陆羽茶室也仍然会在中环的士丹利街(Stanley Street)。

中国的皇后名称不会在英国统治香港期间定为香港主要街道名称,皇后大道的名称,当然是指英国皇后。

港岛还有一条英皇道(King’s Road),当然是英国皇帝的意思。主权回归中国,英国殖地遗物,能弃的都被丢弃了,但是街道名称那么碍眼,又显见的英国味依然未受动摇,没有改为泽东路、解放路或人民大道。

不过,当日决定街名的时候,英国政府也不曾完全英化,佐敦道(Jordan Road)和天乐里(Tin Lok Lane)就中英双语并用的证明。

英国味不退

街道名称当然多以英国人名命名。德辅道(Des Voeux Road)、庄士敦道(JohnstonRoad)、爱秩序街(Aldrich Street),用的是香港总督、政要及著名军人的名字。里头又看出中文音译名称巧妙之处,英文名Aldrich译成爱秩序,真是妙译。

定立香港街名,有一套学问。

当年,英商渣甸公司(Jardine)在铜锣湾一带开发商业功居第一,所以有渣甸街(Jardine Bazaar)、渣甸坊(Jardine’s Crescent)。

英商吉士域(Keswick)经营渣甸公司成功,有敬诚街(Keswick Street)。妙的是Keswick中文译成敬诚,而史怀公司(Swire)中文用太古公司,太古二字的根源十分耐人寻味,而太古城道称为Taikoo Shing Road,Swire又不必用了。

有条英文用Possession Street的街,原意是占领街,应该是占领香港之意,敏感又可能引起反感,中文用水坑口街,完全没有了原意。大家就此接受下来,成为香港街名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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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是很久以前的记忆(32)

2012年对华文义务导览员来说是非常忙碌的一年,国家博物馆的特展一场紧接一场,学了马上派上用场,忙有忙开心。

两位男导览员和两位女导览员跟一大群来自裕华区,穿着旗袍的女士们合照,您羡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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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雅辞职谈起

许愫芬

“新雅”(Singa)是从1982年推行的礼貌运动开始,带着亲和笑容大使的这个标志处处可见,但是他累了,2013年5月16日他递交了辞呈,早报当天以新闻标题“国人易动怒,新雅看不下去……”。

新雅”在信中表示:过去30年来,它一直不断劝导国人要有礼貌、行为举止要优雅。尽管如此,新加坡社会却变得越来越愤怒、不融洽,令“新雅”感到乏力、厌倦。

“新雅”递交了辞呈

“新雅”递交了辞呈

"新雅"在过去复制了一个又一个亲善形象,年年如一日的劝人行善,可是睡意朦胧与打电动的年轻人,你肯让座吗?  

我不知道谁会回头去看一看车站堆着纸皮睡觉的流浪者;在公车地铁是否会留个位给长者。是否路过匆匆,是否大家都忙碌得麻木不仁。

我们会不会回头望望,当我们年幼时牵我们的手的家人,我们的爷爷、奶奶;我们渐生华发的爸爸妈妈。他们老来希望有人撑扶,他们歪歪扭扭的撑拐杖的背影,你会心疼吗!

每一次见到老人在轮椅上,女佣却把他们推 在一边然后自己去购物,老人无聊的发呆,凝滞的眼神总让人揪心。

新雅他站立了31年,他没看到我们的社会变得优雅,而是以“我”个人为重心,越来越不能包容别人、人际关系不友善,人的精神建设不与城市建设同步而行。投诉的事件有时也缺乏建设性,只是发泄个人的不满而已,也有为了个人的利益而诉诸高庭。

新雅--当年的礼貌大使

新雅–当年的礼貌大使

新加坡在建国后的努力固然处处可见佳绩,这是因为新加坡人“Kiasu” “怕输”的精神。在社会做公益抢“出名”,在职场争“出位”,有利可图抢“出头”,有媒体宣传的时候抢“出面”,有服务社群的活动要争“出风头”,而街坊不能和睦相处互相谩骂且“出口”伤人、“出手”打人的事;为抢夺父母财产而闹上法庭 “出丑”的事,抛头露脸驾汽车去抢旧课本“出洋相”的事层出不穷。

“新雅”不是荣休;他“淡出”江湖,是恩怨难了,从此不再回顾?他希望能激起新加坡人对“行善:与”优雅社会“的讨论,反省自己,并以行动让新加坡更美好。

《荀子。王霸》篇说:“百姓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绳墨具有规范人的行动的法律意义,制裁不法的行为。如今国法已正,而道德准绳却有待改善,而民“不可以己意绳人也”,意即不要以自己的感受来衡量别人的感受。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孔子说:“恭敬而不守礼法是徒劳,谨慎而不守礼法是胆怯,勇敢而不守礼法是作乱,正直而不守礼法是粗鲁。当一个掌权的人去照顾他的亲人,人民会去学他也照顾亲人走向仁道;当一个掌权的人去照顾他的朋友,人民就会去学他也照顾朋友”。

“以礼待人,步向优雅社会”是全民认知还是个人责任,新加坡缺少的魔力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层面,更何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如是惴惴不安、忧思忡忡不禁令我叩问:“我们的社会到底需要多少年才会‘雅’起来?”

新雅也提醒国人散发善心

新雅也提醒国人散发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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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家日志(21):新加坡广播电台

新加坡广播局(SBC)1988年的制作:马来亚独立后,新加坡决定脱离马来亚电台,成立自己的广播电台。1959年1月4日9.30am,新加坡广播电台正式启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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