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厚里•学士台•中峇鲁

章星虹
(联合早报 7, 14/01/2013 现在-新汇点)

中国上海有个民厚里,香港有个学士台,新加坡有个中峇鲁 (Tiong Bahru)——在历史风云大开大阖的上世纪,沪港新这三个大都市里,分别都有这样一个小地方,为文化人提供了一处绿洲般的栖身之所。

年前到香港,长期关注文学资料收集和保存的作家小思(卢玮銮教授),送给我们两本她的新版旧作,分别名为《香港家书》和《香港文学散步》。读到她笔下的民厚里和学士台,思绪起伏流转,想到身边的中峇鲁。

民厚里,上海的一条民居里弄。上世纪20至30年代,那里的石库门房子先后住过不少知名的文人作家,包括当时仍在大学读书的施蛰存、戴望舒,在中华书局编译所做事的田汉、张闻天,还有陈独秀、梁实秋、叶灵凤等人。民厚里也曾是创造社早期文学活动的地点,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郁达夫和成仿吾都曾在那里落脚。因此,对熟悉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来说,民厚里自然有着一层非同一般的意义。可来到90年代中期,民厚里抵挡不住城市发展的威力,那里的石库门房子统统被拆了,连一块砖也拾不回来。小思痛心地形容:”一声令下,史迹就此了结!”

学士台,香港半山薄扶林的一个住宅小区。在三四十年代,人们走下一段段台阶,就能看到一个个平台;每个平台就是一条小街,建了些老房子。抗战中期的1938年至1940年间,中国不少著名文化人,尤其是现代派文人,因走避战火来到香港,暂居学士台。聚居在那里的有小说家穆时英、诗人戴望舒、文学翻译家施蛰存、漫画家丁聪、编辑欧外鸥、画家兼作家叶灵凤,还有叶浅予、郁风等人。用报人卜少文的话说,学士台在那两年是”香港的拉丁区”。不过今天回望,那群有家回不得的文人作家,也可以说是二战时期的”港漂”——身漂相对安稳的香江,心在烽火连天的故乡。如今的学士台,幢幢高厦林立,”台”在何处,已难以辨认了。小思叹道:”我看着一幢新的大厦,也说不出以前的事。”

中峇鲁,新加坡首个新式”共同住宅”的试验区,也是一块跟文人作家特别有缘的地方。如果说民厚里讲的是民国文人对现代性的追求,学士台说的是抗战时期一群文人的”港漂”生活,那么中峇鲁则是一个南来文人与本地作家的共同故事,记录了他们的在地生活、在地创作。所幸的是,中峇鲁的小楼大部分仍在,这个故事仍能说个七七八八。

中峇鲁的文人故事,可分成战前和战后两段。中峇鲁住宅区的首批建筑在1936年竣工,战前那一段时常出现在过来人的回忆录、文献记录里。史学家许云樵在《中峇鲁区今昔》一文中写道:”因为这是新式的共同住宅,人文界人士趋之若鹜,纷纷迁入居住。”战前迁入中峇鲁居住的文人中,有报人胡愈之和关楚璞、作家郁达夫、南洋学会创办人之一姚楠,还有南洋女中老师汪金丁等。

胡愈之、沈兹九夫妇在中峇鲁的那间朴素的小客厅,可以说是战前中峇鲁文人渊源的一个象征标志。报人张楚琨回忆说,那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居所,没有沙发,没有陈设,”沈先生却布置得很利落,令人有窗明几净之感”;当年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化人,尤其是参与抗日筹赈工作的那群文人报人,时常在那里相聚,很多时候倾谈到深夜。

那个小客厅也目睹了大战前的严峻。沈兹九先生记道:1942年2月1日那一天,”整个天空布满了死灰色的云……,飞机一阵阵像黑鹰似地死灰色的云层里盘旋”。就在中峇鲁她家的小客厅里,人们最后一次地聚在一起:大伙儿决定撤离新加坡。

郁达夫当年就曾住在这里

郁达夫当年就曾住在这里

战后中峇鲁的文人渊源

如果说胡愈之沈兹九夫妇在中峇鲁的那间朴素小客厅,标志着40年代初中峇鲁的文人渊源,那么战后的故事则是由一名当年”文艺青年”的记忆串在一起的。

年末雨季的一个下午,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树梢上不时洒下一串串水珠。我们撑着伞,跟随本地老作家谢克,来到他年轻时住过的中峇鲁,探寻战后迁入中峇鲁的文人旧居。

中峇鲁路线图

中峇鲁路线图

”50年代初,中峇鲁这一区住了不少文艺界、教育界人士。不过我自己当年最熟悉的,是三位住在这里的文学前辈——从香港来星洲办报的刘以鬯,当年红遍东南亚的作家姚紫,还有本土第一代小说家苗秀。”老作家告诉我们。

那天我们从金殿路(Kim Tian Road)起步,沿着金榜路,右转进中峇鲁路,第一站停在谢克年轻时住过的文忠路(Boon Tiong Road)。指着前方的一幢四层高的小楼,老作家说:”你们看,这座小楼是大牌1号,姚紫和刘以鬯当年就分别住在四楼和一楼,就在我住的大牌4号斜对面!”

璇宫戏院旧址就在此路的左边,当年苗秀的家在戏院前一座小楼里

璇宫戏院旧址就在此路的左边,当年苗秀的家在戏院前一座小楼里

”刚刚走过的金殿路,从前那里有家璇宫戏院,苗秀的家在戏院前小斜坡上的一座小楼里,”他接着道。

也是老报人的谢克,曾在华文报馆任副刊编辑,数十年间培养了不少新进写作人。回望50年代初,谢克说当时的自己也是一名刚从学校出来,渴望学写小说的文艺青年。求知欲旺盛的他,常到这几名作家在中峇鲁的住所走动,当面向他们讨教。三位文人当时虽已是晋身”知名作家”,对新进写作人却没有架子,每次都热心地为这名年轻人看稿提意见,还常嘱他多读文艺书籍。

姚紫和刘以鬯当年就分别住在大牌1号的四楼和一楼

姚紫和刘以鬯当年就分别住在大牌1号的四楼和一楼

我留意到,在这三名文人中,姚紫40年代后半叶南来后长留此地,刘以鬯在50年代初因工作短居星洲,而苗秀则是20年代在新加坡出生的本地人。这样的组合,放在今天的语境下也很有代表性——他们的出生地、居住身份各不相同,但都因对这片身处土地的关怀而留名新华文学史。

”对我来说,不管他们是外来还是本地,短居还是长住,这三位作家都是我在写作路上的恩师!”老作家强调说。

离开文忠路,我们一面走一面聊,没有说下一站到哪儿,却似心有默契般地向着大牌65号慢慢踱去——那里是战前郁达夫住过的地方。我们在街角咖啡店坐了下来,望着店外飘着的朦朦细雨,知道郁达夫的旧居就在这座住宅楼的24号(有人说是22号),有一种踏实安心的感觉。

我曾问自己:寻找文人作家的旧日居所,我们要找的究竟是什么?今天,当一个城市能保留的旧地旧址愈多,她能讲述的故人往事便愈多;而藉着临旧地,忆故人,人们会看到自己的来时路,遂对这片土地产生更深的共鸣和感情。所以寻故人旧地,我们要找的,也许是我们自己。

那天过后,脑海里总是出现雨中中峇鲁的一幕:老作家一手撑着伞,一手指着路边小楼,有点耳背的他正大声地讲着半世纪前的段段往事。在民厚里被拆得片瓦不剩,学士台已不见”台”的今天,中峇鲁的小楼尚还安在,60年后老作家尚能站在小楼前面,跟后辈传述上一代人的故事。这是何等值得庆幸的事情!

然每当庆幸当下,对明日的莫名担忧亦会随之而来:中峇鲁那些”高龄”小楼,会不会哪天也遇上如民厚里、学士台般的命运?倘若中峇鲁有一天抵不住城市发展那股不容分说的威力,她的文人故事是否也会从此”史迹了结”、”无人理会”了?想到这里,暗暗对自己说:下回小思老师再访新加坡,一定要带她走一趟中峇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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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d under 老地方, 回首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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