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机、时机

刘家明

(联合早报,2012年12月8日)

十一月十二日,《海峡时报》转载了法新社一篇有关瑞士手表的报导,其中图片是一支设计现代化的“中国风”机械表。表面的古罗马数字、天干地支、中文数字、阴阳五行、十二生肖和阿拉伯数字俱全,这支轻盈精美复杂,叫价约两万新币的“勃朗班”(Blancpain )名表,瞄准的当然是中国市场。报导里提到另一表商“江诗丹顿”(Vacheron Constantin)也以新设计的限量“十二生肖”系列名表,进军中国市场,正是无限商机在华夏!

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日内瓦的“江诗丹顿博物馆”走一趟,就会看到一封在1845年10月30日(清朝道光年间)从中国广东发出的复函,信里告诉“江诗丹顿”总部:“怀表在中国没有市场” (腕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流行起来的)!不过表厂还是继续再运33对怀表到中国,并根据后来收集到的“市场情报”设计以迎合华人口味。那是目前瑞士钟表商到中国寻找商机的最早记录。“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曾几何时,历史又重演了。

为什么日内瓦会成为闻名世界的钟表中心呢?那完全是一个契机,一个“时机”问题!话说自从德国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16世纪初发起了宗教改革运动提倡“新教”(基督教)后,新教徒就不断受到罗马天主教廷的排斥与迫害。 1541年,日内瓦的教会由约翰•卡尔文(John Calvin)掌权,卡尔文成立了“归正宗教会”(Reformed Church),极力且严厉地执行宗教改革。对于一切宗教仪式,卡尔文要求信徒绝对准时举行,于是无形中提高了日内瓦人对时间的重视,间接推动了钟表业的发展。由于卡尔文也向外传播新教教义,并在“法国宗教战争”期间延揽大批新教难民到日内瓦,大批表匠也随之移民,日内瓦便慢慢成为欧洲制表业的中心了。

卡尔文也禁止新教徒在公众场合炫耀财富,所以教徒不能佩戴珠宝饰物。受到这打击的珠宝匠灵机一动,就把珠宝镶嵌在怀表内外,无意插柳,居然再为钟表业开创了另一个新商机。由于制作钟表极耗眼神,为了保护工匠的福利,日内瓦带头成立了“同业会”,并在1886年创立了“日内瓦印记”(Hall Mark)监管品质和保护企业,整个钟表工业完善发展至今朝。

回头来看看我们这个赤道小红点,其实我们能有今天,同样是一个“时机”使然。根据学者郑文辉的考证,新加坡早在公元234年(三国时代)就以“住着有尾食人族”的“蒲罗中”这个名字出现在中国的文献里;接着沉寂了几百年后,到了唐朝又在“海上丝路”以“中途站”的姿势再出现。这里也曾有一个“新加坡拉王朝”而风光了整百年,不过等到我们再出现在元朝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的时候,这里已是个海盗猖獗 ,杀人越货,生人勿近的蛮岛“龙牙门”;之后我们在东南亚的历史和政治世界里浮浮沉沉,总沾不上边。一直要到1819年,才由莱佛士选上了这个被荷兰忽略了的小岛,并把它定为自由港;这一个“时机”,再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我们才得以生存到现在。

然而,这个完全没有天然资源小国的“地理优势”是非常脆弱的。记得若干年前,建国总理李光耀就已“提醒”国人,当科技越来越发达,飞机越造越大也飞得越远的时候,我们作为航空枢纽的地位将不保。当时犹言在耳,就又听说泰国要重新考虑开凿“克拉克运河”的计划。几天前,李总理也在“面簿”里提到由于造船技术的进步和全球 暖化,货柜船已开始穿越北冰洋了;再者,网络、云端科技一日千里,虚拟办公室普及,任何地方都随时可以发展为金融中心。不是我们杞人忧天,如果不未雨绸缪,有朝一日,当我们的“航空、航海、金融”三“机”皆失的时候,这个小红点也就会在地图上消失了!

文章讨论:上增兄在文章上报后提出了一些额外资讯供大家参考和讨论:

许云樵在 “蒲罗中”就是新加坡古名的论据。学者们多不同意。

“蒲罗中”是新加坡古名是许云樵在1961年出版的“马来亚史”一书中提出来的,饶宗颐在1970年南洋商报新年特刊上发表“新加坡古代名称的检讨-蒲罗中问题商榷”引发了一场历时九个月的论战。饶宗颐,陈育崧,邱新民等大师级人物皆不同意他的看法,这场打了九个月的笔战以无结论收场,但许云樵仍独排众议,始终认为“蒲罗中”就是新加坡。这场论战的相关文章都收集在邱新民的书中。后来,柯木林,郑文辉等人把“蒲罗中”收入他们的书中,间接地推广这个新加坡古名。于是乎,大家争相引用,连有关官方部门也引用。

最近,有台湾淡江学者陈鸿瑜 引“太平御览卷七八七,引吴时康泰的扶南土俗”一书为文反驳“蒲罗中”即新加坡古名这一说,为许云樵增加另一个反对派者。该书说:“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海边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罗中国,其俗食人。”反对者的主要论据是“蒲罗中”在“枸丽”之东,但没有一个史学家能证明“枸丽”就是苏门答腊东岸,也就是新加坡之西。

请参阅: http://www.zaobao.com.sg/forum/pages1/forum_lx090911.shtml

再者,许云樵说“蒲罗中”为马来语Pulau Ujong的对音,我个人觉得这论据也有逻辑问题。“蒲罗中”首见于“吴时外国传”,时三国时期,公元234年没错,马来语在那时尚未成形,何来马来语对音?所以,我很反对把“蒲罗中”继续“认主归宗”。

家明文中也提到“新加坡拉王朝”与汪大渊的“岛夷志”为两个不同时期,前者风光了整百年,而后者却是海盗猖獗,杀人越货,生人勿近。“新加坡拉王朝”大约始于公元1275年而亡于约1395至1400年左右吧。当汪大渊“岛夷志”在1349年出版时,应该正是“新加坡拉王朝”时代,理应是同一时期。

汪大渊在元朝出版“岛夷志”,这书在明清时期才精简为“岛夷志略”,意即把过时的资讯删除,成了删节版。所以我们在提汪大渊在元朝的著作时,理应还原它的原名“岛夷志”,而不是“岛夷志略”。

http://guji.artx.cn/article/17238.html

1 Comment

Filed under 资料与掌故, 历史展馆

One response to “商机、时机

  1. 义工

    关于“蒲罗中”的考究,亦可参阅李俤汉的文章:

    古代新加坡的名称
    https://nmsmandarindocents.wordpress.com/2012/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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