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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是很久以前的记忆 (4)

别误会博物馆华文义工带您去了国外什么地方,这里是实实在在的新加坡,街边美食当前,还有照片中央蹲在地上,售卖”价涨不跌”的印籍同胞,众人有点泥土味的穿着,是一幅新加坡都市风情画(曾经)。

您熟悉这个地方吗?您对街边美食有些什么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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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般的美食

李国樑

博物馆给一般人的印象是沉闷的,过去式的。这是相当程度的误解。相信走过大英帝国博物馆和罗浮宫的访客,心情是不一样的。即使是走过小型的柔佛新山华人博物馆,也会被很贴近生活的文物故事吸引,回到一个生活过的年代。

历史来自生活,今天我们怎么样过活,生活中经历过的大小事,明天就是历史。

同样的,今天在博物馆中看到的文物和记载,其实就是昨天的生活。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其实是开放式的,尤其是四个生活馆(美食、电影、时尚、摄影),可以近距离观赏文物,而且有声音,有映画,是个充满动感的地方。对不同年龄的访客而言,有不同程度的体会,而这种体会是很多元化的。

对老一辈的叔伯大婶们,这是他们亲身生活过的,可能是父母生活过的,可能是比较两地如香港、台湾、马来西亚、中国、甚至是伦温哥华唐人街等地的生活,有回忆、有思考、有认同。在导览所接触过的访客中,他们多数会愉快地离开,也表示会介绍朋友来参观,来回味。

老子的理想居住环境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食排列榜首。华人见面,常以“吃饱没”来打开话题。食物可以联系感情,也可以制造认同感,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出国工作念书的朋友,在国外最怀念的是本地的炒粿条、福建面、沙爹、海南鸡饭等等。

食物注入感情,味道就不一样,好像看周星驰和莫文蔚的食神一样,简单的蛋炒饭,也可以非常的销魂。对我们更多人来说,美食不在于辣椒螃蟹,不在于鲍鱼鱼翅,而是在于童年的味觉,路边摊私房菜的味觉,有感触、有回忆。

就说叻沙吧!叻沙是传统美食,可是这种食物是数百年前的阿拉伯商人离乡背井,乘着帆船到马六甲做生意,同时带过来的家乡美食。十五世纪随着郑和船队来到南洋的华人与当地马来女子通婚,他们的后代厨艺一流的娘惹们将阿拉伯的面食本土化,加上中国的粗米粉和东南亚的香料,成为价廉物美的狮城美食。目前市面上一般的叻沙都是红色咖哩底的,328加东叻沙则是白底的椰浆味香,吃叻沙只用汤匙不用筷子,这样才可以米粉跟汤料一起入口,相辅相成,口感尽在其中。

又比如肉骨茶吧!它不只是是一道本地人的美味佳肴,它是连前香港特首曾荫权、台湾总统马英九先生等人也都不肯错过的地道美食。两三年前MediaCorp 拉队,钟琴主持的一个寻根的节目,到汕头去探索潮式肉骨茶的起源,当地人说是从新加坡传过去的。肉骨茶是很新加坡、很本土的,跟早期来到新加坡,在码头和河畔跑船扛货当苦力的潮州人和福建人息息相关。台湾朋友回国,不忘买肉骨茶配料回台湾,依法炮制;香港朋友则更直接,问在哪儿可以吃得到最好吃的肉骨茶。我较偏好新加坡河畔的松发肉骨茶,可能跟成长的地缘有关吧?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嘟嘟糕,在牛车水广合源街和戏院横街的交界处,两毛钱五个,热烘烘的嘟嘟糕以黄糖和椰子做馅料,入口溶化,香气在嘴里流连。在那个淳朴的六七十年代,一辆三个轮子的人力车,吊着小喇叭,嘟嘟声中就喂食了一家人的温饱。

当年的美食都是由移民带过来,移民在新加坡住久了就本土化,成为本地人。因为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所以我们的美食也很多元化。移民煮给移民吃,每一家对食物的处理和煮法都不一样,反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所以讲起传统美食,免不了流口水。

消失的街头小景

美食馆中的传统街边美食相信会带给大家不一样,但是很愉快的经验。好像分成几层格子装食物上班的饭格啦,炒粿条的熟铁大锅和火炭炉啦,卖tok tok面敲着两片竹片传来tok tok声啦,马来人卖沙爹的小摊子和那把葵扇啦等等。看看曾经熟悉用过的用具,大家对新加坡数十年来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应该会很有感触。我们走过的路,从路边摊到小贩中心到食阁,食物料理从私房菜的形式到外包,还有连锁店的经营方式,福南街牛肉面不在福南街,后港福建面也不在后港,瑞记鸡饭其实不是当年的瑞记鸡饭等,好像武侠小说中的乾坤大挪移,可是又实实在在的出现在我们周围。

置身于国家博物馆的美食馆内,为当年负责设计筹划的研究员的心意深深感动,当年他们还是年轻人,或许并没有经历过那个街边小贩的年代,但是很努力的在现代化的新加坡营造一个很有生活气息的博物馆,为访客找回当年的感觉。闭上眼睛,聆听所录制的声响,可以想象我们就像站在当年的黑街,当年的福南街、当年的牛车水,在人气中寻找美食,老人家回味,年轻朋友则走进父母,甚至祖父祖母生活的年代。

附记: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与属下华文义务导览组联办美食文化展馆之旅
《我的记忆,咱们的历史》回忆新加坡的街边传统美食

日期:
12月1日星期六,12月2日星期天
下午两点|一小时

集合地点:
国家博物馆正门入口处

请电邮您的姓名与联络详情至
nhb_nm_lectures@nhb.gov.sg

或拨电6332 3584 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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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是很久以前的记忆 (3)

照片中的“皇后大酒楼旅店”跟今天的星级酒楼旅店确实是无法比拟,但它标志着一个过去的年代。当年的皇后月饼曾经响当当,堪称“皇后月饼之皇后”,这是皇后大酒楼的广告词。

您记得皇后大酒楼旅店曾经花落何处吗?它被那一座现代化的建筑物取代?

(28 Nov 2012: Alex 猜得精准, 皇后大酒楼旅店座落在 Middle Road 和 Victoria Street,如今是“新”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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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新加坡的名称

李俤汉

曾保华先生和黎上增先生在2012年5月的华文义务讲解员训练课程中讲述了新加坡的一些古名。关于新加坡早期历史记载相当模糊,无论中文或早期马来文献记载相当少,也有许多讹误。

手上刚好有历史学家柯木林先生和已故邱新民先生的论述,希望以此抛砖引玉,大家考证新加坡古代历史地名,上起汉代,下到清初莱佛士登陆新加坡为止。

1. 皮宗

中国史籍中最早的记载是《汉书地理志》。“(汉)平帝元始中,王莽辅4政,欲耀威德,厚遣黄支王,令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

公元前一年,汉平帝继位,太司马王莽掌握军政大权,所以“辅政”。八年后,公元9年,王莽干脆废汉,自己称帝,改国号为“新”,这是后话。汉书中说的皮宗,有学者认为是柔佛西面附近的香蕉岛(Pulau Pisang,图一)及新加坡一带,皮宗即Pisang的译音。也有人指的是泰国北大年(Patani)一带。

图一:香蕉岛(Pulau Pisang)与龟咯岛(Kukup Island)的地理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柔佛州的香蕉岛上有一座1886年建成的灯塔(图二),新加坡在英国殖民地时期已经管理马来西亚柔佛州的香蕉岛到现在。新加坡海关人员得在马来西亚的龟咯岛(Kukup Island,香蕉岛的东南一个大岛,图一)海关报关检查,然后前去香蕉岛。

图二:Pulau Pisang岛上的灯塔

2. 蒲罗中

公元231年,既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代。当时吴国曾派遣使臣康泰出使中印半岛上的印度化国家扶南。回国后,他记载了扶南的风土习俗。

“蒲罗中”一名出自《太平御览卷》,该书说:“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海边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罗中国,其俗食人。”同书卷说:“拘利东有蒲罗中人,人皆有尾,长五六寸,其俗食人。按其地西南蒲罗,盖尾濮之地,名梁祚魏国,统日西南,有夷名尾濮。其他出瑇瑁(亦作玳瑁,大型海龟Eretmochelys imbricata)、犀、象、珠玑、金、银、葛越(现代称布)、桂木、人皆蛮夷,重译乃通。”在记载中,蒲罗中人蓄长发,有吃人的习俗。

历史学者认为马来文中的蒲罗(Pulau,岛)和中(Ujong,尽头,海角),所以蒲罗中是指半岛尽头,即指新加坡和柔佛一带。

2009年台湾淡江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陈鸿瑜先生根据新加坡年鉴-2005年中文版对于早期中国人称新加坡为蒲罗中提出来讨论。新加坡年鉴一书是代表新加坡的官方书籍。该年鉴说:“公元三世纪,中国人称新加坡为蒲罗中,这个名字译自马来文Pulau Ujong,意为马来半岛末端的岛屿。”

扶南是中南半岛古国,辖境约当今柬埔寨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即暹罗湾沿岸。我个人认为蒲罗中应该是在泰国北大年一带,不会离开柬埔寨太远。

美国19世纪初东南亚历史学者布利格斯教授(Lawrence Palmer Briggs)认为拘利位在马来半岛西岸的塔克拉(Takkola)或称高吧(Takua Pa),即今泰国南部克拉地峡近普吉岛地方。其实拘利应在克拉地峡东海岸邻近暹罗湾,而非西海岸临安达曼海。克拉地峡向正东方航行,到达一个崎岖海湾处,该处地名为蒲罗中国。从地理方位来看,该地应该在婆罗洲砂劳越或文莱一带。而新加坡是位在拘利的南方,不是东方。

图三为泰国克拉地峡,包括普吉岛,塔克拉,新加坡,柬埔寨,砂劳越等地。

最值得注意的是,“蒲罗中国”的习俗是食人,而从婆罗洲的风俗习惯来看,有食人习俗的人种为砂劳越的达雅克族(Dayak)。

从以上推论,“蒲罗中”不是新加坡。

图三:泰国克拉地峡,包括普吉岛,塔克拉,新加坡,柬埔寨,砂劳越等地。

3. 罗越

唐代地理学家贾耽写了《皇华四达记》和《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都提到了罗越。他说:“又五日行到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学者认为“质”是马来语Selat(即海峡),应该是新加坡海峡或者马六甲海峡。北岸的罗越国,可能就是马来半岛南端,包括新加坡在内。这里的居民向来称为海人(Orang Laut),罗越即为Laut的音译。南岸的佛逝国则是东南亚史上著名的室利佛逝的简称,是当时的强大帝国,国都就是苏门答腊的巨港(Palembang)。

清朝人顾思综的《南洋蠡测》说“英吉利据此岛,名之曰新忌利坡…有唐(华)人坟墓,碑记梁朝年号及宋代咸淳。”梁朝(公元502至557年)在隋唐之前,《南洋蠡测》说华人在唐朝之前已经来到新加坡。

《新加坡历史原貌:1275-1971年》则认为罗越是廖内群岛的大卡里蒙岛(Large Karimon,图四)。

图四:廖内群岛与大卡里蒙岛(Large Karim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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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是很久以前的记忆 (2)

时装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演变,如果配合那个时代,就是所谓入时。通过女性的时尚还可以一窥这个地方的开放度、文明度。

仔细看看照片中商店所展示的女性时装,以及来往过客不经意间留下的惊鸿一瞥,您认为这是那个年代的照片?这是什么地方?

(2012年11月21日:
1950年代的快乐世界,当时与大世界、新世界齐名。新加坡虽小,但肚量大,容纳了三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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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战备”欢

刘家明

《联合早报 – 言论版, 03 Nov 2012》

十年前庆祝“国民服役35年”之际,国防部出版了一本纪念册《肩并肩》(Shoulder To Shoulder),为实行了卅五年的国民服役大“解密”,让国人更深入了解服役生活。再加上近年来通过各类媒体的宣传,国民服役再也不像过去那么“神秘”、“不能道”了。

记得82年6月从单位的人力官手中拿回了“红登记”,一对识别身份的“狗牌”(dog tag)以及一本绿色(如 “555”记事簿大小)的回营记录小册子,就算加入战备军人的队伍了(当时称“后备军人”)。

记得有谐名“林屁股”(Lim Bee Koo)的勤务兵,要不是他及时拉了我一把,我肯定掉下了汶莱的山崖;只有小学毕业,高高瘦瘦的“60毫米迫击炮”炮手印度籍的莫汉(Mohan),总会自动帮医疗兵背担架;身上总带着零食的“肥仔黄”;还有爱讲鬼故事的马来军曹长拉欣;我们一排来自不同背景的31个人,就这样以福建、华语、Singlish(新加坡式英语)、Pasar Melayu (非正统马来语),有一句没一句地交流,一下子就混到了ROD(Run-Out Date,退役日,1994年改为ORD,即战备日)。

第一次回营是被派到义顺军营,全营上下居然没有一个熟人。不过经过几轮“你是什么时候入伍”,“你来自哪一个部队”,“谁是你的连长、营长”的对答,总会找到“共同点”。可千万别小看这样的“见面程序”,就算是现在不论在国内或国外,如果遇到年龄相近的陌生人,只要用同样的问题,包管你很快就找到共同话题了(遗憾的是,这只限于男生)!

我当时所属的战备营人士较复杂,兵士的教育程度参差不齐,年龄也不很统一。有在热恋的(常跑电话亭),也有已为人父者,甚至有全身刺青的黑社会,不过他们都很讲“义气”,大家相安无事。我们就这样穿着全绿色的军服,戴着沉重的美国大兵钢盔受训;穿着圆领绿色鱼网眼背心和平底黑布胶鞋跳远、跑步;有一天没一天地挨过三星期。当然,这也帮助了刚创业的保险从业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蛮大的顾客网。

我后来被调派到182步兵营,那时的军服已换成了“迷彩色”。182是一个所谓“同批入伍”(Mono-intake)的部队,也亏当局有远见,我觉得真正的“战备精神”和部队“归属感”是在“同批入伍”制度下才完全发挥出来的。简单的说,“同批入伍”就是整个部队从入伍到退役,13年都将会在一起。大家共同培养了作业的默契,就算平时有不同的意见,但一到“非常时刻”,大家一定能放下己见,“做水水”地成功完成演习任务,这就是战备部队可爱的地方了。

十年的回营战备训练,看着兵士慢慢成长,立业成家、养儿育女。每年见面时,都有讲不完的话题。在汶莱森林半夜被野猪闯营的趣事,在德光岛因打瞌睡掉队迷路的糗事,队友犯错集体受罚的怒事,在婚宴上把军官新郎弄得啼笑皆非的喜事,获得最佳作战单位而早两天回家的乐事等等,总之就是说不完的事。最不可思议的是最后一年的“终极演习”,虽然那是连续7天7夜的荷枪实弹的“红色警备”行动,回营报到率居然是历年来最高的; 原来大家都希望能“同批退伍”,为战备生涯留下完美的一页!

或许有人还会怀疑战备军人在真正战争时的态度,这其实只是个“学术性”问题。在“太平盛世”之际,人们肯定不会把“爱国、抗敌”这些东西高调放在嘴边;但是我们每人都拥有这“小红点”的一小部分,如果有敌人入侵,为了保护家园、家人、朋友、战友,我相信每个战备军人都会义无反顾,给敌人来一个迎面痛击的。

喜闻日前总理为奖励战备军人而拨出的一亿元, 一亿元可是一个大数目啊!笔者希望当局多设一个选择,让有意的战备军人把奖励金捐出来,然后当局再以1对1 或2对1的比例设立一个“战备基金”,用以资助经济上较弱势的战备军人,让他们在创业、工作、教育甚至生活上得到额外的协助,再进一步发挥我国独有的“战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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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是很久以前的记忆 (1)

2012年是“国民服役45年”,李显龙总理还宣布为奖励战备军人的贡献,拨出一亿元奖励金,让国民分一杯羹。虽然平均分配后个人所得不多,但可以感受到念旧情,细水长流的战备精神。

这张照片摄于1971年,照片中的四位军人穿着当年又浆又烫到几乎可以自己立正的军服,那副厚厚的黑框眼镜还古老当时兴,四十年后的今时今日重新流行起来。

你认得他们是谁吗?

(2012年11月14日:
其中三位是新加坡政治人物:张志贤、杨荣文、林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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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2602

黄坤浩

原文发表于 《联合早报-四方八面》,31/10/12

一天,我儿子手拿着一张发黄的纸张惶惑地问我:“老爸,你到底是谁?”我说:“你头脑有病吧。”“根据你的出生证书,你应该等到2602年2月10日才出世,你是个未来人呀!”

证书上写2602年不假,但我的确生于1942年2月10日。根据史册,那正是狮城烽火四起,硝烟弥漫,生灵涂炭的时刻。那天清晨,克兰芝河的抗日盟军全线崩溃。山下奉文在猛烈的炮火中,渡过柔佛海峡。而我母亲当日在狮城的哪个角落生下了我?

儿子挖出来的文件是一张白底红色表格,是英海峡殖民地政府发出的非正式出生证书。正面全是英文字,右下角是我父亲的中文签名,黄武城三字,每字约1.5平方厘米。用黑色炭笔写的,线条粗犷、刚劲有力。后来我再翻出1950年6月20日英殖民地政府发出的正式出生证书,发现出生日期终于从日本皇历2602改为公元1942年。其他资料与原先的注册文件一样,唯独缺少我老爸的中文签字。

英军于1942年2月15日傍晚才签署投降书,我的出生日期为什么写2602年?证书的背面是种痘通知书,生死注册官没有签名,日期拦上手写16th April 2602 。证书正面右下角日期是用打字机打上2602年4月16日。这下清楚了。我出世两个月后,我父亲才去 布连拾街诊所申报。因为证书左上角斜盖着Prinsep Street Clinic红色印章。可当时的公务人员追记我的出生日期,照理还是应写公元1942年的。

令人欣赏的是,种痘通知书是英、中、马、印四种文字。内容说法律规定出生婴儿须在6个月内种牛痘。从这点看,英殖民地政府倒很重视民众的“知情权”。

回头再来看看我的出生地。哦,是Syonan-to[昭南岛], 街名 BoonTeck Road[文德路]。出生时间 凌晨五点。看来日本的办事能力很强,也许攻打新加坡之前,已经改名为昭南岛了。现在我倒怀疑我的出生时间凌晨5点,是不是东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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