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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四大历史名楼 座谈会

你是否听说过新加坡的四大历史明楼?
此次的讲座将为大家介绍南生花园、振裕园、晚晴园和金钟大厦。
主讲者是本地四名文史研究者:柯木林、吴庆辉、潘宣辉及陈继廉。

主题:新加坡四大历史名楼
主讲:柯木林、吴庆辉、潘宣辉及陈继廉
主办: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新加坡国家图书馆
日期:2012年4月7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2时30分
地点:国家图书馆五楼
收费:$10 (含茶点)
报名: 6354 4078(新加坡宗乡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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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的魅力何在?

兰诗

所谓时装,既要合乎时代、时节,就是所谓入时,也要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展演变。从这一意义上说旗袍就是典型的时装。旗袍源自清初,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流行,五十年代在中国销声匿迹,八十年代又再现时装舞台。作为中国女性的代表性时装,历经沧桑的旗袍至今依旧光彩照人,美艳天下。旗袍旗袍,魅力何在?

清代早期旗袍,腰身上小下大,底摆肥大,袖管细窄,长至手背,由于腰部为直线剪裁,宽大无收腰,似乎体现不出女性美,但是,旗人女子爱穿的“花盆鞋”很独特,弥补了这一缺陷。

“花盆鞋”的木底跟一般高5至10厘米,最高甚至达25厘米左右。据说过去满族妇女常上山采集野果、蘑菇等,为防虫蛇叮咬,便在鞋底绑缚木块,随后发展成了高底鞋。入关后的满人,虽然生活富裕安逸,但高底鞋却保留下来,并且鞋底制作逐渐精巧。宽大的袍服虽将女性玲珑的曲线遮掩,但穿上这种鞋可以将人体纵向拉长,让外观比较宽大臃肿的长袍,在纵横向和上下身整体比例上趋于美学要求,使女性在视觉上显得高窕优美。满洲女性穿上这种高底鞋,加上头梳大拉翘,并且插满珠翠宝石以及串串流苏,即使身体之美不外露,走起路来上身也直立挺胸收腰,左右摇晃似有节奏。此种高大健康、朝气活力的形象为女性增添了雍容富贵、婀娜多姿之态。可以说“花盆鞋”和大拉翘,与旗袍共同塑造了清代满人女性的外观形态。如此说来,将这种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符合当时人们审美要求的袍服称为时装,也并不为过。

在清朝两百多年的统治中,包括服饰文化在内的满汉文化不断融合。旗袍重视纹饰,并且在刺绣中大量使用汉文化元素的吉祥图案,正是融入了汉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和审美意识。旗袍的“汉化”逐渐赢得汉族女性的喜爱。1830年法国人发明缝纫机后传入中国,在缩短制衣时间降低成本的同时,也为旗袍的普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带来了服装上的革命。现代意义上的旗袍便是这一时代的产物。近代上海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社会环境和商业功能,向得天下风气之先,旗袍的时尚潮流也正是发源于这个“东方魔都”。

辛亥革命后,一种“文明新装”首先在倡导女性解放的上海年轻女性中流行。这种学生式服装受日本女装影响,短上衣配搭长裙,特点是腰部收拢可展示女性的腰身曲线,袖子呈喇叭状而将手腕以及下臂展露。此装束在当时可谓是极其大胆暴露的时装。与此同时,被革命扫进历史垃圾箱的旗袍因其仍具有实用的一面而作为“暖袍”重新露面,不过,这种形似旗袍的“暖袍”,已一改昔日繁纹锁饰的矫饰风格,趋于平民化。同时,人们还去掉了两袖,把它穿在短袄的外边,这就是所谓马甲旗袍。可以说这是旗袍的第一次革命。因为无袖的马甲旗袍一定要穿在短袄上,出于减少穿着层次方便快捷的需要,受“文明新装”的影响,人们又在上面配上了喇叭袖以便单穿,并且将直筒式的腰身逐渐收拢。这种新式服装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早期旗袍,迎合了当时人们简洁的审美观。

当时的上海引领着中国时代潮流,上海女性的装束自然成为人们效仿的对象。经过上海女人“改头换面”的旗袍因此很快在全国流行,成了时装。1929年民国政府制定《民国服装条例》,规定女子民国礼服两款:一为短上衣、单裙;二为长身旗袍。由此可见新式旗袍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魅力。

三十年代是旗袍的天下,无论礼服、常服、丧服,旗袍都有相配的制式,到了30年代后期还出现了“改良旗袍”。这种旗袍从剪裁法到结构趋向西化,采用了胸省和腰省,同时第一次出现了肩缝装袖和垫肩,谓美人肩。这使肩部与腋下以及腰部臀部更合体,由此凸显了女性的妩媚和性感,充分演绎了东方女性的曲线美。这种设计十分迎合30年代女性开放的观念,旗袍愈发成为女性的最爱。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丝袜与高跟鞋也成为女性的心仪之物。这种透明的玻璃丝袜使旗袍侧面开衩所露出的大腿更加光洁顺滑,而高跟皮鞋则使女性身体更显高挑修长,曲线更显玲珑迷人。时髦女性终究独具慧眼,还会以西式外套、烫发、头花、化妆术等来搭配不同的旗袍,可谓中西合璧,相辅相成,令旗袍的魅力上升至一个全新的境界。

这种中西合璧的打扮已然成为中国女性的形象典范,即使中日战争爆发后也没有改变,只是这一时期因物质匮乏,旗袍风格和细节变得简洁实用,袖子逐渐由短变无,袍身也有缩短倾向。抗战胜利后,旗袍延续着装饰细节的简化,更加贴体,而开衩的提高则呈现出便捷、简明的现代感。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生活方式出现变革,旗袍不再适应劳动的需要,且被看作是旧文化、旧习俗的代表而遭遗弃,在大陆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在大陆以外的华人地区如香港台湾或新加坡,旗袍魅力依然犹存,尤其宋美龄的旗袍形象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台湾旗袍的发展。令人欣喜的是,旗袍在中国大陆冷藏近30年后,八十年代又再次登上时装舞台,并且逐渐走红世界,成为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女装。

从旗袍的“身世”,可以看到旗袍的款式一直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演变。不过,尽管袍身的长度、立领的高低变化丰富,但其核心部分并未改变,比如领子、袖口、下摆的领边,手工盘扣,立领右衽等这些符号性的东西几乎都保留下来了。旗袍之所以称为旗袍就因为这些细节的存在。旗袍始终不变的还有,她几百年来总是为东方女性书写着身体的美、骨骼的美,肌肤的美,勾勒出淑女的清纯含蓄,烘托出成熟女人的性感妩媚,讴歌着人类与生俱来的身体文化。旗袍始终成为时装经典的奥秘也正在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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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的前世今生

兰诗

在中国曾一度被视为旧社会的象征,也曾销声匿迹的旗袍,近年来却以其独有的妩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再现辉煌。适逢国家博物馆即将推出旗袍展,作为一名博物馆导览员借此机会来探寻一下旗袍的旅路历程。

旗袍脱胎于清代满族的长袍。所谓“旗”,是指清代开国皇帝努尔哈赤按旗编成军队时创立的八旗。满族人均归属于各旗,称旗民。“袍”在中国古代是指长及脚面的一种长衣,凡长及膝以下者皆曰袍。因民族不同,有蒙古袍、藏袍等。满人所穿的袍服也无疑称为旗袍。每个民族的服饰发展与其生活习惯地理环境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满人在天寒地冻的东北地区以狩猎游牧为生,长袍有保暖和挡风沙作用,侧面开襟则可随时撩起衣摆方便动作。在入关前,满人的袍服基本不分男女老少,穿用范围极广,直到入关后长袍才按性别逐渐分化演变,但女装主要仍是宽腰、身直的长袍。这种服装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旗袍的始祖。

满清入主中原后妇女的旗袍装饰由简入繁,素色的衣边被绣上纹饰和镶嵌,并逐渐以多镶为美。清初曾将旗袍作为国服,强迫汉人改装易服。因加剧了民族矛盾,最后清廷妥协,发布了“十从十不从”政策。其中有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汉族女子仍可穿着上袄下裙,三寸金莲的陋习也因此得以保留。在此状况下清代基本形成了两种女装,一种是上下连属的袍,一种是上下分裁的衫袄和罗裙。旗袍与罗裙虽然形式不一,但特点一致,都是平面造型,宽衣大裳圆领和繁复的绣饰。身上的装饰可以千变万化,但两者平直的造型一直未变。从清朝中期开始,旗女汉女的着装开始互相模仿借用,为现代旗袍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时至晚清,西洋女装涌进,开始悄然影响到中国服饰,女子着装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出现“元宝领”。这种领衬很硬,正面看去形似元宝。虽然仍不脱传统窠臼,但在古典中也依稀流透露出新时代女性的消息。

1911年的辛亥革命浪潮扫荡着旗女的装束特征,“大拉翘”、“花盆低鞋”一夜间被淘汰,旗袍退守到满族贵族家中,往日尊容一去不返。在西方服饰的熏陶下,着装方面的种种繁纹锁饰遭到扬弃,形成简练自由的风格。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种受日本服饰影响而出现的文明新装在上海女性师生中率先流行。所谓“文明新装”,就是下穿不加修饰长及脚踝的黑色长裙,上着短袄,衣袖一般为至肘部的“喇叭袖”。与此同时,一种形似马甲长及脚面但配有喇叭袖的马甲式旗袍悄然出现,并且逐渐取代长裙的地位,成为现代旗袍的雏形。

20世纪20年代,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的衣着观念处于动荡变更时期,旗袍也在悄悄发生变化,趋于简化,袖子开始收紧缩短,袍身长度减短到膝盖与脚踝之间。人们在简化中追求更加自然的效果,努力通过胸省腰省来体现女子的曲线美,现代意义上的旗袍因此逐渐成形。上海的职业女性开始流行穿紧身旗袍搭配高跟鞋加进口丝袜。这种装束一时成为摩登女郎的新形象。1929年4月民国政府颁布了《民国服制条例》,条例确定的女子礼服有两种,其一便是旗袍。规定旗袍为齐领;前襟右裺;长至膝与踝中点;袖长至肘与脉中点;色蓝纽扣六。旗袍的国服地位得到了官方认定。

30年代的上海有“东方巴黎”之誉。这个风尚之都不断展现出最新款式和最时尚潮流,新式的改良旗袍在人们追求时尚新潮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这种旗袍借鉴西式的剪裁法,在胸省和腰省同时,第一次出现了肩缝和裝袖,使得肩部和腋下更加合体贴身。当时的上海影星云集,阮玲玉、周旋等女星们对旗袍都情有独钟,旗袍的艳美通过她们表现得淋漓尽致,社会大众女性于是纷纷效仿,进一步推动了旗袍的普及发展。旗袍因此迎来了她的黄金时期。

抗战胜利后,旧上海的奢华到达了顶峰,新式改良旗袍再度盛行,改良程度加大,更加明显地收腰收臀,开衩也逐渐升高,进一步突出女性的曲线美。当时的上海时尚女性的典型装束便是:内穿旗袍,外套西式大衣、手套,立体式化妆,波浪式烫发,中西合璧,处处展现了成熟女性的典雅、娴静、高贵和性感。

新中国成立初期,旗袍样式变化不大,更倾向于整体的美观大方,并逐渐形成固定模式,即立领,长身收腰,低开衩,用色单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香港、新加坡等等华人地区,这一时期旗袍仍十分流行,花式多样的旗袍曲线感纤秀细腻,质地柔和,不仅得到当地高官夫人、上层女性和明星的青睐,也博得了时髦女性的极大欢迎。

60年代起旗袍因种种原因从中国大陆消失,不过这一典雅的东方女装并未被摒弃。时隔近三十年,旗袍又重现于世界时装之列,以其特有的魅力而惊艳四方。跨入了21世纪,在“时装民族化”的理念下,各国设计师开始使用旗袍经典元素设计时装,进一步推动了这一中国的传统服装走向世界。

服装的流行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演进。通过不同时期的老照片、老广告和博物馆的收藏,我们不难看出旗袍和女性形象随着社会氛围和时代背景的变迁而互动和变化。如今,经历了风雨洗礼的旗袍恰似一朵奇葩,以其结构简单、样式优美、最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雅、含蓄和曲线美而绽放在世界女性服装舞台上,独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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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依旧在?Hills in Singapore

李国樑

新加坡有名山大川吗?山不在高,水不在深,能称为 Hill 的,都是小丘。山丘虽小,但一概称为“山”。这也许与英殖民地政府根据英国对山的定义有关,伦敦的山并不高,但有名气,如Tower Hill 因处置囚犯而闻名,98米高的Parliament Hill俯视着伦敦的城市, Notting Hill是伦敦西北的富人区,Greenwich Hill的24小时钟吸引着大批游人。地理学上对“Hill”的解释是 “an area of land that is higher than the land surrounding it but smaller and lower than a mountain”,而所谓的“mountain”是海拔610米以上的高山。

中文对山的定义则有些差异,一般认为“高山”指主峰的相对高度超过1000米,“中山”高度350米至1000米,“低山”高度在150米至350米。至于主峰相对高度低于150米,只能称为丘陵。
武吉知马山是新加坡最高的山(163.63米),虽然不是高山峻岭,但山林里负离子充足,又别有风光,附近居民都喜欢来晨运。周末假期,访客来自四面八方,山下的停车场挤满车子,上山下山兵分各路,各得其趣。至于跟武吉知马山相对的武吉巴督山则没那么闻名,没多少人知晓。

武吉知马山顶。2011

新加坡的另一座名山是福康宁山 Fort Canning(60米),童年时候称为皇家山,也叫升旗山。晚上用过晚饭,有时我们还会一家子上升旗山纳凉,童年的星星似乎特别大特别亮,三个并排的担杆星和忠实守护在月亮旁一辈子的卫星,特别容易辨认。

福康宁山上的炮台门。2010

在更久远的年代,升旗山也叫禁山 Bukit Larangan,是马来王的宫殿,王权在手,平民不能接近。年少时上山探险,绕过山头,走到山的另一边培育我长大的学校。除了捉蟋蟀、捡相思豆外,也对山上的马来坟墓和山下的基督坟墓感到好奇。更妙的是婚姻注册局就在坟墓旁,婚姻彷佛真的就是坟墓的代名词。

花珀山 Mount Faber(105米高)是童年时代新加坡的旅游景点,同学的文章会提起风和日丽的早晨,爸爸带着我们一家子到花珀山旅游,路上游人熙熙攘攘,谈笑风生…。当花珀山跟圣淘沙挂钩之后,花珀山上多了缆车站,穿梭于两岛之间,似乎更热闹了。

花珀山上。圣淘沙、毛广岛、兴建中的Pasir Panjang码头。2009

与花珀山隔了一条 Henderson Road 的是直落布兰雅山 Telok Blangah Hill,据说花珀山原名直落布兰雅山,1844年英国工程师 Charles Edward Faber 监督花珀山的开发工程,建了一条弯弯小路直通山顶,山的名字也以他命名。直落布兰雅山靠近组屋区,比花珀山更有人气,附近的居民上山晨运跑步气功太极,吸收天地灵气,人的精神也饱满得多。

直落布兰雅山的地标。2009

距离直落布兰雅山一公里左右是拉柏多公园Labrador Park。小山上俯视海湾是另一类风光。拉柏多公园的炮台原是为了对付海路进攻的敌军,但是在二战时日军避重就轻,沿着新柔长堤直入新加坡,新加坡一星期内沦陷。

拉柏多公园山上俯视废弃后让人垂钓的码头。2011

第一次认识裕廊山 Jurong Hill(Bukit Perebok,60米)还在念小六,跟朋友到新加坡崭新的旅游胜地飞禽公园,见识号称东南亚最高最雄伟的人造瀑布,想象飞流直下三千丈,同时也认识到飞禽公园其实就依裕廊山势而建。后来念完中学,在台隆造纸厂干了五个月粗活,所在地跟飞禽公园只相隔一道篱笆。后来偶尔驱车直上裕廊山顶,开国功臣吴庆瑞精心打造的裕廊工业区尽在眼帘,把夜空染得一片金黄。

以新加坡这个“多山之国”,名山当然不止这几座;我的弟妹们都在蒙克山Monk Hill受中学教育,表哥家在苏菲亚山 Mount Sophia (Bukit Selegi, Flint’s Hill)山脚下的十八层组屋,我有好些中学同学住在河水山 Bukit Ho Swee,红山 Bukit Merah,欧南山 Outram Hill,约克山 York Hill,安祥山 Ann Siang Hill和达士敦山(Duxton Hill)。中一中二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到欧南山上的欧南中学上工艺科。我在 Hill Street度过年幼年少,不过 Hill Street 不是山,而是皇家山下一条衔接大坡与小坡的繁忙的公路。

在市中心,富贵人家与平民百姓也以山为界。翡翠山 Emerald Hill、Cairnhill、Mount Elizebeth、Goodwood Hill、珍珠山 Pearl Hill 等是洋楼公寓,请注意伊丽莎白山还称为“mountain”呢!或许法夸尔山 Farquhar Hill 是唯一不分贫贱,让穷人富人一起寄宿的地方,四排埔中央医院的地标大钟楼就建在此山上。不过话说回来,也没多少穷人家喜欢入住四排埔,讲出来都大吉利市。

中央医院的地标Admin Block就建在法夸尔山上。1926

如果法夸尔山上的中央医院是为了生安,附近的青水亭和绿野亭便是死葬之处。青水亭的所在地 Maxwell Road 夷成平地后是五六十年代众人熟悉的金华戏院,绿野亭的坟墓起清后被生人霸死地,是大家熟悉的河水山。

广惠肇碧山亭坟场地图,现在的碧山镇。c.1970s

广东人的坟山就这样一路往“郊区”移去,今天房市一片火红的碧山在1970年代还是广惠肇碧山亭坟场。既然沧海可以变桑田,坟山自然可以变成平地,碧山组屋区座落在坟场上,1980年代落成的时候,还有些住户绘声绘影说是活见鬼;1987年大巴窑到杨厝港地铁线通车,有人说经过碧山站总是阴风阵阵,必须拜拜以保平安。如今事隔二十余年,人口多了,阳气盛了,也没多少人记得坟场轶事了。

潮州人的泰山亭座落在乌节路,1957年清山后部分地段被政府征用,部分地段以99年期出租给文华酒店、国泰电影城和威士马广场,义安公司在剩余的地皮上建立义安城 Takashimaya。前人种树后人凉,福有福报,19世纪的潮州人士为了让同乡死后有个安身之所而设置的义山,得到祖先庇佑,后人凭乌节路大富大贵,收入用来支助义安中学和义安理工学院的教育,惠国惠民。

最近因为 Lornie Road 扩建以缓和交通,扰乱了长眠在咖啡山 Bukit Brown 的早期华人(主要是福建人),引起社会上的议论,比如是否应该保留先驱人物如陈金钟(陈笃生的儿子)和章芳林(芳林公园就是他出资的)的坟墓,如果保留名人的坟墓,那些平民的坟墓是否也值得保留?应该以人人平等为考量还是连死人都分等级?真理将会越辩越明,希望。

座落于私人公寓发展地段的翡珑山坟场 Mount Vernon 已经停止安葬先人,Tanjon Pagar的Wallich Hill早在1907年化为平地,泥土填平直落亚逸Telok Ayer海滩,成为今天的珊顿道Shenton Way。至于植物园对面 Demsey Hill 上的前国防部,旧式英军建筑已经改头换面,成为餐馆。

服兵役时常在马西岭的 Hill 180,Hill 200,Hill 265 等受训,据在国家博物馆当华文义工的同事俤汉说,Hill 180 或是 Hill 200 还树立了福建会馆的牌坊,个中原因令人寻味。当年受训时不熟悉地形,进入邻近的万里山区最阿弥陀佛,尤其在晚间常常迷路,后来知道窍门,原来乾坤不过如此,不过为时已晚,已经接近结业了。

从克兰芝马场望过去的马西岭Hill 265。2010

在云南园寄宿的时候向远处眺望,Rambutan Hill 就在眼前。在成功岭上合理的训练叫锻炼,不合理的训练叫磨练,记得当年在裕廊军训,教官不知道是要磨练还是锻炼我们,那位高头大马的同僚阿福总被指定为伤者,我们轮流以 fireman lift 的方式背着他走回营地,将近筋疲力尽的时候教官说我们行军太慢,被敌军攻击,又多了一名伤者,真是要命!阿福说别以为伤者好当,fireman lift 最要命的是下体被我们的肩膀顶住,在颠簸不平的山路被挤压着,痛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也许以后不能生育了。

Rambutan Hill 后面还有一座小小的饼干山,山高不到30米,但叫人闻饼干而丧胆。上山容易下山难,山势陡峻的饼干山,流沙碎石铺满地,往上冲还好,冲下来受地心吸力影响,速度自然快,无法控制,跑多几趟,靴底也差不多磨平。跑最后那几个,嘻嘻,需要多锻炼,再来一次!整体速度慢吗?没问题,全部重来!至于快或慢,其实也没什么标准,教官说了算。

唔,这么历历在目的昨日事,原来还是一句老话:想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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