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结构嬗变 看知识分子浮沉

从社会结构嬗变 看知识分子浮沉 ——评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

原载2011年11月1日联合早报「读书之必要」栏

章星虹

作家巴金在晚年曾这样写道:“文革前的十年,我就是这样度过的,一个愿意改造自己的知识分子整天提心吊胆,没有主见,听从别人指点,一步一步穿过泥泞的路。十年中间我就这样地走着,爬着,走着,爬着……”,“我的悲剧是别人把我当作工具,我也甘心做着工具。”

巴金老人的晚年反省,距今又是近30年了。这些年来,人们一直没有停止追问:是什么让老一辈读书人数十年间噤若寒蝉,甘做不会思考的工具?这背后的始作俑者,为什么依然看不见它的脸?

提出一个无法回避的设问

《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一书的作者魏承思,把这个无法释怀的疑惑,变成一个更为完整、更加无法回避的设问:

“许多知识分子在向国民党政府争民主时无所畏惧,为什么在共产党统治下会变得胆小怕事?许多名闻中外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对一个微不足道的共产党基层官员俯首贴耳?什么力量促使知识分子从公众代言人变为政治权力的驯服工具?是政治高压,是文化传统,是意识形态,还是社会环境?”

设问既立,接下来的通篇论述,为的是找出一个答案。

引入“社会与生存”的概念

知识分子向来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20世纪中叶中国知识分子风雨晦暝的经历,直接映射出当代中国走过的坎坷之路。今天,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已是当代中国研究中的一个热门领域。

当研究者多在“政治高压”、“文化传统”、“思想意识”的层面寻找答案时,学者魏承思提出了另一种解答:一定的社会环境,塑造一定类型的知识分子。1949年后中国社会环境的转变,是知识分子命运和地位时而备受推崇,时而屡遭贬损的真正原因。

这一解答的新意,在于把“社会环境与生存状态”这个社会学概念,引入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领域,扩大了人们的研究视野。

以三组上海知识分子为考察蓝本

作者魏承思,1951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是70年代末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他曾在中共体制内任职,后在美国和香港深造,于2001年获博士学位。体制内外、国内国外的经验和阅历,给了魏承思以旁人少有的视角和积淀。

《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一书,时空坐标定在1949-89年间的上海。全书共有十章,可分为三大部分,分别细述1957年前上海《文汇报》里的“独立知识分子”、1958-76年间上海市委写作班子里的“工具知识分子”,以及1980年代《世界经济导报》编辑部里的“改革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
  
在这三组知识分子中,“独立知识分子”和“改革知识分子”的社会环境在不同程度上允许民间社会的存在,因此知识分子也享有一定程度的说话空间;反观1958-76年间的“工具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要应付持续的思想改造和各种政治运动,另一方面是被囿困在一整套“以单位为核心,以户口为纽带的制度性网络”之下;两者相比,政治运动虽轰轰烈烈,但真正迫得知识分子就范的是那一整套隐形的社会网络。这个社会网络不仅不允许公民不受限制地活动,包括表达意见,更绝对地控制了人们生存所需的一切物质资源。

他们是这样被“工具化”

面对1957年“反右运动”带来的社会剧变,知识分子做出了如下的反应——巴金看到“右派分子”被当局重重一击,从此变得噤若寒蝉:“1957年下半年起,我就给戴上了‘金箍儿’”;女作家韦君宜则回忆说,“那两年的实际情况是一面牢骚满腹,一面继续做驯服工具,还在努力说服自己。”

这是一个“从适应到内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工具化”过程:在恐惧和侥幸中,知识分子“对周围环境,从行动到思想,从被迫到主动的适应。长此以往,潜移默化,最后就变成一种‘习性’。……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适应者’,而成为一个‘昄依者’——工具知识分子。”

从“社会环境”观察知识分子生存状态

《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是一部严谨扎实的学术专著,自出版以来获得甚高的评价。何亮亮先生谓此书为研究中国知识群体“开了先河”,南怀瑾先生更称之为“一部反映半世纪来中国知识界状况的传世之作”。

虽说这是一部学术著作,尚幸的是,作者用的是一种门外汉读得懂的叙述语言,定义清晰、行文简洁,不熟悉知识分子话题的读者也不会感到有阅读上的障碍;以真人实例说话,是此书的另一大特点。书中采用了大量历史资料、人物实例、口述访谈。被访者中有著名教授作家、民主党派人士,也有一大群不知名的文化工作者如高校讲师、报社记者、大学生等等。这使得作者笔下的叙述有血有肉,颇具说服力;尤为可贵的是,这部书提醒人们,可从“社会环境”的角度去观察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在一个“自上而下”社会中,国家政权对社会环境的强势介入和改变,往往会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功能,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狂风劲扫之下,知识分子的命运只能是“时而举足轻重,时而如芦苇草随风而倒”。
  
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知识群体。适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思路,未必适用于新加坡知识分子。然而,一个思路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思路,就在于它具备一种内在独到、超越地域的可借鉴性。它宛如一面镜子,能让人们察觉出身边那张隐形的制度网络,网络下自己和同龄人的际遇,也能让始作俑者那张看不见的脸,轮廓渐显。

(《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在纪伊国屋书店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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