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October 2010

三巴旺与义顺路的故事(二)

许愫芬整理

19世纪初到19世纪中的实里达一带,甘密园和胡椒的种植兴旺,到了20世纪初,三巴旺发展成为义顺村,这里有大片的树胶与黄梨(菠萝)的种植园。

20世纪初,在全世界工汽车业崛起的热潮下,轮胎制造促使东南亚的树胶种植需求大增,造就了不少橡胶业新贵,如,陈齐贤、林文庆、陈若锦、邱雁宾、陈嘉庚、李光前、陈六使、陈俊源和林义顺等人。

1930年全世界的经济衰退造成了许多树胶业巨子蒙受了很大的打击。许多华侨始终关心国是民生,南来先贤扶持社会贫弱;华社救国救民义举余风不减。林义顺先生也捐了三巴旺的一块六英亩的地作为潮洲义安公司的潮人纪念义山,俗称广德山。

在英国殖民政府统治下,三巴旺也成为最英国殖民地密集的军事集结地。除了建空军基地,1920年代花了超过十年建立在三巴旺的新加坡海军基地,1938年2月14日正式开幕,当时号称世界最大的海军基地,目的是加强英军驻在亚洲太平洋海域的实力,三巴旺军港在全盛时期被英国首相丘吉尔成为“东方的直布罗陀”。

1939年三巴旺取代了万里路与实里达路的路名,这是避免与实里达路的空军基地名称混淆。三巴旺可能是源自马来名称,它是一种长在河边的树的名称。

军港的建立与日常生活配备需求,吸引了许多许多印度移民及其他族群来定居,社区活动开始多样化又能自足。许多马来人与印度人成了军港海军家眷黑白屋主的帮佣。至今许多黑白屋被保留下来,它不仅放映了20世纪初宽敞的楼房以木或水泥结构、房屋里多个百叶窗即透气又能阻挡阳光;有宽敞的走廊连接房间过道;附带前廊与汽车房;还有分开的厨房工人房等深具南洋建筑的色彩。

林义顺(Lim Nee Soon)的儿子宗邦(Lim Chong Pang)在橡胶园里建立新的住屋租给新移民。1950年代许多受巴耶里巴机场建立受影响的潮洲人也迁居这里。

1945年林宗邦也为义顺建立一个东南亚制片公司,为娱乐事业出力,同时也投资房地产事业,他也成为新加坡乡村局委员9年,也委任太平局绅。他建于1939年的苏丹戏院,放映不同的文化社群的电影,另一家电影院在实里达在义顺村(Nee Soon Village)在三巴旺与万里路交界,两家电影院在80年代关闭。

1953年,为了纪念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登基,三巴旺华林俱乐部曾建立了一个彩牌门楼。

1956年,林宗邦去世 (生于1904年)。英殖民地政府才把原来的西山村(原本林义顺的西山橡胶种植园)改为宗邦村。至今,义顺的西山小学(Xisan Primary School) 就是一群潮人先贤在1936年建立西山公立学校的前身 (Sisan public School)。

20世纪初、中叶的三巴旺,不同的族群在义顺与三巴旺聚居,他们各有自己的社区与活动空间,不同族群的宗教信仰场所。阿默依布拉欣便是马来族群的领袖。他在二战或来到后这里参加了海军基地的消防队,他领导海军基地工会, 1955年加入人民行动党,1961年成为劳工部长,1962年8月21日去世。有一间命名阿默依布拉欣华英源流政府混合中学就是为了纪念他。

1968年,英国海军开始撤出在三巴旺公园的海军基地,交给新加坡政府,新加坡三巴旺造船厂开始设立。1980年,新加坡三巴旺造船成了本区域最大规模的修造船厂,1990年代先进的造船、修船业技术达到巅峰。三巴旺造船厂改组后成为“森宝旺控股集团”,在走向国际化领域的寻求中国与印尼的联营合作。

到了1970年代,土地局征用了义顺与三巴旺区的大片土地作为建屋发展局发展新组屋区。义顺区已是一个全新的市镇,多元化的社区历史、各族群文化宗教兼容并蓄。义顺市镇中心因地铁在80令到忠邦村的人潮一度萧条下来。

今天的新移民也对义顺与三巴旺区丰富的人文景观与自然生态留下好印象。三巴旺公园还保留了许多绿色生态环境与原始树种。在2007年国家公园局还把龙脑树栽在义顺第四通道义顺环路的公园里。龙脑树叶枝干会发出一种清香,会产生的胶液,高温蒸馏成为白色冰片。龙脑香作为熏香、冰片药用,就是这种树的产品。但是要长成参天大树遮荫起码要百年以上。

接下来建屋发展局也将为突出下实里达蓄水池推出许多翻新项目,为这个下实里达蓄水池的水上公园建设注入更多活力、让社区涂抹斑斓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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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巴旺与义顺路的故事(一)

许愫芬整理

记得在小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提起种橡胶树的故事,还带了一把割树胶的刀子让我们看,我们在小时候也玩过橡胶子,一种褐色约两、三公分椭圆形的小颗粒,我们的男同学都会拿来玩“拉士德”来射鸟,拉士德”就是取长成丫形的树枝做成的弹弓,我还和男孩一起玩过,顽皮的男孩会用它在地上磨热了之后往别人身上擦。

我记得老师还特地带我们到植物园看橡胶树长得如何,她告诉我们割橡胶技术是在植物园园长李德研究出来的。

1896年英国人李德担任植物园园长时从南美洲引进,在植物园实验种植。屡屡失败。后来,林文庆把这事告诉陈齐贤(陈笃生之孙),他们合资在马六甲实验种植园,在陈齐贤精心栽培,不断的实验研究,1898年年终于栽种成功,获得大量盈利。1903年他把在马六甲“武吉冷当”种植成功的3000亩橡胶园以200万元卖给英国人,获利十倍。他无私的把制成生胶的经验推广到其他新马的种植园主,推广了当时新马的经济,他转而培植树胶种子出售,让其他园主广为种植。这新兴经济作物使新马成为树胶王国。

陈齐贤、林文庆、陈若锦、邱雁宾和陈俊源等人将树胶移植到杨厝港,又获成功。之后,1907年,陈嘉庚、李光前、陈六使等也向他购买橡胶种子,橡胶种植成功,获利甚丰。陈齐贤对南洋橡胶植的功劳极大,人们也把他称为“橡胶王国之父”。

陈齐贤、林文庆、陈若锦和陈俊源等侨商合资建立联合新加坡树胶公司(United Rubber Estate) 1909年,林义顺应聘为经理,打理3540英亩的胶园。1908年,陈齐贤、林文庆殷雪村等联创的森华园树胶有限公司 (Sembawang Rubber Plantation Estate)承购了联合新加坡树胶公司部分胶园及陈齐贤个人的大片树胶园,也聘请林义顺为总经理。

林义顺早年父母双亡,在外祖父张理家与舅父张有福一起成长。童年在家由私塾老师教导四书五经,年少十岁入就读于圣约瑟英校,十七岁毕业于圣约瑟英校。中英兼通的他先后在舅父张有福的布店及陈楚楠的在汤申路的胶园担任经理,也曾从事于陈泰的木材公司。20岁那年(1899年)外祖父张理去世后,林义顺世袭了一部分财产 ,林义顺购得曾亚六在曾厝港的一部分地段后,改名为“汫水港”(淡水河),雇人种植树胶。林义顺自己也不断的实验研究农作物的生长。

记载中早在“三巴旺”和“义顺”这两个地名出现之前,新加坡北部地区称为“实里达”。直到19世纪初,实里达的生活水道住着号称“实里达人” 的土著。原来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这里还是原始密林区,阗无人烟的地带,介于1850年至1880年间,才有潮人曾亚六、陈二弟、苏大会与苏添富等人,广置土地,辟为种植园,发展为村落,奠定了义顺区日后的拓展与繁荣的基石。曾厝港就是在实里达河支流,曾亚六买下实里达河支流44英亩土地垦荒拓殖以种植甘蜜、胡椒等经济作物为生。

林义顺本人的种植事业开始与1905年前后,他也以种植业兴起变成实业家。

1910年,在三巴旺(义顺村)他从事的黄梨种植园也获得盈利,同时兼营粮食日用品给园区工人。建立’“通美” 、“通益”公司之后,建立树胶黄梨制造加工工业。他的种植事业达到顶峰时拥有的园林遍布西北实里达、万里路、乌鲁班让、裕廊云南园、马来亚柔佛。他也赢得“树胶王”与“与黄梨王”的美誉。

林义顺在辛亥革命前与张有福不断的关心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1905年在孙中山首次来到新加坡呼吁华侨捐款救国,1906年,在晚晴园同盟会星洲分会会员建立,林义顺、林有福与陈楚楠等加入成为会员,信奉三民主义鼓吹革命。1907年,林义顺创办《中兴日报》,林义顺等与新加坡华人秉承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使命,虽于身处义顺“湛华别墅”中却忧心国事,极力赞助革命,不遗余力。林义顺又涉足华侨银行金融保险业,长袖善舞、热衷公益。1913年被委任新加坡乡村局委员。1918年任太平局绅。1921年为中华总商会13届正会长及1928年潮洲八邑会馆首任总理。1927年他与陈嘉庚倡办南洋华侨中学。1930年,全球经济萧条,林义顺的事业受创。晚年筑庐于青海园“青海别墅”。1935年日本侵华,林义顺忧心重重,得了咳血病。晚年筑庐于青海园“青海别墅”。1936年三月四日赴上海医病,三月二十日病歿沪上,享年58岁(1879年至1936年),安葬南京近中山陵。

林义顺一生热心社会公益教育事业,他也是中国国民党革命的忠实拥戴者,他一生不图官职,最重要的是对三巴旺乡村开拓有贡献,战前的英国殖民地政府将三巴旺地区辟为义顺村与忠邦村纪念他开发三巴旺的功绩。该区多条道路都以他的名号或他的家族人名作为路名。即有义顺路、蔚华、其华路、峇当路、宗国路、宗义路、宗孝路、宗信路、张理路、永福路、顺吉路等。

2009年4月,新加坡植物园举办了150周年纪念开园,种植树胶与新加坡种植树胶先驱的展览使我们回顾了过去拓殖者的辛苦耕耘的精神。

2009年2月,国家文物局与建屋发展局联合开发一个以三巴旺开辟为主题的历史园地,简介跨越19初叶至20世纪的历史。它就坐落在翻新后义顺中心公园附近,从义顺中心公园一尊已被移走的林义顺铜像已经矗立在这里,2009年9月完工,与新建立的邱德拔医院相对离开不远。这个园地也将展出及其他与这个社区发展有关的历史人物事迹。让人们重拾旧记忆,教育新一代效益老一辈开垦殖新加坡的精神。

注:参考书目:潘醒农《林义顺先生传记》,李志贤《林义顺—开拓新加坡功不可没的潮人侨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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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蜜的一段古

许愫芬整理

十九世纪甘密园与胡椒园种植

1819年莱佛士登陆前已有华人在新加坡岛上种植甘密。

潘醒农著《潮人南来发展史》摘录:“十九世纪早期中国南来潮人以”猪仔客” “出口”方式到来,由洋行招买,客栈则为招收猪仔客为大本营,招工者与猪仔客合约订立,预付工资若干,集中于客栈,给予他们青色船单(票),俗称“青单客”。一抵洋地后,驱入场所工作,进退动作。悉听包工之指挥,绝无自由之余地。”

“猪仔客”招工为种植业提供劳动力。一般甘密种植只给予三、四十元的身价。赴柔佛开芭者七八十元,种烟叶者身价较高大约一百二十至三十元。所谓“猪仔客”,类同债奴,任人宰割;极难脱身。

潮人最早到达廖内群岛种植甘密,后来才在新发展。甘蜜(Gambier)原是廖内群岛上一种野生植物树。甘蜜树高约8尺,制作方法是採下树叶,在一个大铜鼎熬煮成膏,倒入模内,待冷却凝固,且成小块,经过二、三天晒干,便可使用。

甘蜜的用途很广,用来鞣皮、染色,也可做丝绸染料,也是嚼槟榔用的配料。中国古籍,魏源箸《海国图志》称它为槟榔膏。

新加坡马来苏丹天猛公住在直落布兰雅湾的石叻门(马来文SELAT为海峡)。早期向外移植的潮人称新加坡为“实力坡”,以有真正的“老实勤力的意思。1860年鸦片战争后,1861年从汕头开埠到1948年,经香港、汕头、厦门外移民的潮人达数百万人。

十九世纪上半叶,新加坡开发仅在新加坡河口商业区、行政区及住宅,大片土地为甘蜜园与胡椒园种植,种植者以潮人园主占百分之九十。1836年甘蜜与胡椒种植耕地二千多英亩,到了1841年达耕地五千多英亩。甘蜜与胡椒作为主要的出口经济作物,甘蜜烹煮后的废料可做胡椒的肥料,因此甘蜜与胡椒一起种植可节省许多员工劳力,为园主节省开支。新加坡在1848年时甘蜜种植的最旺盛期,1836年有250个园地,占地2350英亩,1848年,曾至800个占地26834万英亩,甘蜜种植占所有农作物的百分之七十五。

崔贵强教授著作《新加坡潮州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指出;

“许多潮人因种甘蜜胡椒致而致富。出生于潮洲澄海的佘有进就在利峇峇里路一带广置土地,种植甘蜜与胡椒,赚取厚利,顿成巨富,成为十九世纪了华人领袖。潮籍著名园主还有曾亚六与苏添富,他们也是开发义顺区的先驱人物。原来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这里还是原始密林区,阗无人烟的地带,介于1850年至1880年间,才有潮人曾亚六、陈二弟、苏大会与苏添富等人,广置土地,辟为种植园,发展为村落,奠定了义顺区日后的拓展与繁荣的基石。”

曾厝港就是在实里达河支流,曾亚六买下实里达河支流44英亩土地种植甘蜜。林义顺购得曾厝港的一部分地段后,改名为“汫水港”(淡水河)。以种植甘蜜的还有蔡厝港、林厝港、刘厝港等。“厝港”是河流汇集的地方所建立的村落。

此外与潮人有关的种植园还有“头口鼎”(水仙门二马路升旗山–福康宁山下),“双口鼎”(亚历山大路)、东陵区与实龙岗路一带。”

甘蜜的种植是游垦。一座甘蜜园的寿命只有二十年,土地肥料用尽后,便得另找新的耕地。新加坡的甘蜜园在19世纪40年代,可用的森林耕地几乎用尽。

1844年,柔佛苏丹引进华人开发柔佛的“港契”建立“港主制度”,陈开顺开发陈厝港、陈旭年以11条港的港主和商人身份种植与进行甘蜜买卖。在这期间中国南方华人以契约劳工方式到来,大量的劳动力带来的甘蜜垦殖发展直到19世纪末,后来取而代之的是树胶种植。然而这些以契约劳工方式被骗到来的“猪仔”占多数是在恶劣的居住环境中得了疟疾、皮肤溃烂或营养不良的脚气病,也有劳工被老虎吃掉;死亡人数占一半以上,他们以血泪谱写了柔佛的垦荒史。

19世纪中叶柔佛的甘蜜种植园有1千200个。19世纪末甘蜜园主增加到1万5千个。由于甘蜜园的发展迅速,种植园由南向北延伸。新加坡南洋大学学者许云樵教授做之研究,高度评价飘洋过海的华人在印支半岛岛、马来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等南洋群岛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柔佛的发展归功于港主开发,港主垦荒开发河流汇集的地方港拓殖以种植甘19世纪末、胡椒等经济作物。许云樵教授考究有港主名字的港有111条,(其中有一条称巫许港,也许是许姓人士被姓巫者收养)。他撰写《柔佛考》一文,考究柔佛旧名称的古时起源、何时、有何意思。他自创 “东南亚研究”对东南亚所做的研究付出了他毕生的心血。

柔佛在1835年时,人口不到2万5千人,由于甘蜜园的发展迅速,大量劳动力需求增加,至1884年,激增至10万人,到了1894年增至35万人,其中华人占22万人。人口密集,柔佛市区经济得以发展。1886年柔佛苏丹王依布拉欣去世,葬在直落布兰雅山脚,继承他的是他的儿子阿布巴卡。柔佛人口密集,柔佛市区经济得以发展。阿布巴卡在位时的进一步推动港主制度,颁布“柔佛宪法”组织一个部长议会和一个立法议会,促使西方议会民主,使 “柔佛宪法”成为其他州的实现议会民主的蓝本。阿布巴卡推行“州务大臣”制度等,在他的英明的统治下,柔佛发展一日千里,这使他成了“柔佛现代之父”。

注:其他参考书目:潘醒农《潮人南来发展史鉴》,1986年原载《马来亚潮侨通 鉴》与《潮侨溯源记》1993年由八方文化企业公司出版。舒庆祥《走过历史hi》,2000年出版与发行–彩虹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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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玉街与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馆藏的历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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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兴路(Jalan Ngee Heng)是陈开顺在柔佛建立的义兴公司为名,陈开顺与林亚相又有怎样的关联?那是根据他们在义兴公司内的地位而的,陈开顺之后的首领是林亚相,他们被称为大哥、二哥。陈开顺死于1857年,57岁(实为53岁)无子嗣,葬在陈厝港。

陈开顺来到新加坡后不久,觉得实难立足,在苏丹天猛公依布拉欣发出的一张港契后最早到新山的华人。他们在后港下船,来到实都兰河口,进入地不佬河,直达陈厝港,九年后1855年才有新山。柔佛的发展一日千里,开港主甘密种植在19世纪到达巅峰。

在新山华族历史文史博物馆,看到最有趣的就是那块牌子华文写着惹(加口)難港下咭唧,是陈厝港一条以华文命名的街,中间JALAN GANGKA KECHIL,上面是阿拉伯文。

港主陈开顺在苏丹天猛公依布拉欣发的一张“港契”后到最早到新山开发的潮人港主。

义兴公司与港主制度实为一体,他们维持了地方社会的安宁与次序。起初港主多为潮人,后来才有其他族群。义兴公司得以在柔佛公开活动。港主制度在1917年废除,义兴公司直到1919年解散。柔佛义兴公司被令停止活动后,又是如何处理会所内的神社牌呢?他们用土葬神社牌,建立明墓以纪念这些早期义兴公司的成员多是反清复明的义士。义兴公司的“清神表文”有言:“奉天合之一道,一片丹心,反清复明,以顺天意之同流。”

港主拥有经济及司法权,其中的经济权是:开赌馆、 设当铺、专卖酒、专卖肉、专卖鸦片。此外,在出口甘密蜜、胡椒及入口米石时可以抽取佣金。至于司法权,港主可拘留犯法者3天,鞭打6下和罚款10大元。他在自己的港内也可以发行钱币和钞票。

柔佛开埠后,柔佛苏丹建官邸在此新山建立大皇宫,据说是黄亚福建造的。著名的港主多是潮州人,黄亚福却是个广东台山人,原为木匠先居住在新加坡,后前往柔佛,他死于1918年,享年83岁。

义兴公司内地位居二哥的是林亚相,潮洲潮阳人,生前被阿布巴卡加封为拿督。他确实是成为19世纪最显赫的人物之一,他开发几条港,有船业、店屋、浮脚楼赌馆、大片土地、胶园等。他死于1917年,享年64岁。

柔佛开埠后,华人开始捐钱建庙,柔佛古庙里有一口钟写着同治乙亥(1875年)春月吉旦“惹呀坡”众弟子统同敬。

上增兄的见解我也有一点同感:

“我突发奇想;觉得“惹呀坡”可能是“Raja坡”的对音,以英文来说就是Raja’s Town. 苏丹阿布巴卡在1885年以前,以Maharaja头衔治理该地。”

“惹(加口旁)呀坡”潮语也意指柔佛,潮人称苏丹王为“拉惹”(因为潮音没卷舌音),RAJA成Laja,呀是潮人称大爷的“Ya”,“坡”指的是“埠”即市,“惹呀坡”会不会就是苏丹王管辖的市镇?(如:地契被翻译成潮语“牙蘭”)。

在巴士总站过去有新山大巴杀。后面是位于武吉登巴南(Bukit Timbalan)山上的州政府大厦。二战期间,山下奉文就在这里指挥新加坡的攻防战。

陈再藩一杯南样咖啡在手,陈旭年街的历史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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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玉街与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馆藏的历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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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位于面向海对岸的新加坡。以纱玉街为轴北面位于(Jalan Tan Hiok Nee 800000 Johore Bahru),南面向海旧称海皮街也叫Jalan Ibrahim 。在新山市中心有一条纱玉河(Sungai Segget)是早期的水上交通,纱玉街以纱玉河为名。旧时纱玉河上有一道桥连接连接纱玉街与亚福街,纱玉街曾经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大巴杀,建立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大巴杀与纱玉街旧车站是新山的第一个巴士总车站。在1930年,纱玉河是一条清澈见底淳朴实无华的小河,人们常在河里嬉水垂钓,舢板船停泊在河里载货,纱玉河更是一条水上交通动脉,,后来变成臭水沟,沟里垃圾堆积,简陋、肮脏、杂乱的大巴杀已60年代被拆除。

现代柔佛的发展归功于“港主制度”。所谓港主(Kangchu)就是一个村落或镇的开发者,马来语叫 Shah Bandar,英语叫 Post Master,在柔佛又叫Tuan Sungei。港主都拥有天猛公发出的港契。

柔佛的街道名称许多是以早期来柔佛开拓垦殖的港主林亚相(Jalan Ah Siang)、陈开顺、陈旭年(Jalan Tan Hiok Nee)与黄亚福(Jalan Wong Ah Fook)等起名。陈旭年何许人也?原来他是拥有10条港也是柔佛最大的港主,陈旭年早年在新加坡原是经营布业的商人,他和新加坡的天猛公依布拉欣的儿子阿布巴卡两人一见如故,成为结拜兄弟,当年天猛公依布拉欣邀请华人到柔佛垦殖,被称为“Major China”。陈旭年从此飞黄腾达,富甲一方。在新山发展发达后,回到新加坡在丁路建立潮州四大厝之一的“资政第”。晚年回归潮安故里,于1902年去世,享年75岁。他的一个孙子曾任潮洲八邑会馆与义安公司的正副经理。巧的是柔佛的陈旭年街在70年代及80年代也是有名的 “布街”。

陈开顺应该是在1844年第一个率人进入柔佛开辟陈厝港的港主,他是潮洲人,祖籍广东海阳。

据说明朝覆灭,反清复明的义士组成天地会,对内称洪门(代号三八二十一),(历史上统称三合会,又称三点会或三星会)在海阳县天地会很活跃,清道光24年(1844年),天地会起义失败成员纷纷逃离家乡到新加坡避难。陈开顺也是在天地会义士被朝廷发出逮捕令后逃亡的成员,他在那时来到新加坡,不久便成了义兴公司首领之一。

在新加坡义兴公司成立于1825年,义兴以潮州人为主,以福建人为主的义福,建立于1930年。在十九世纪末,这两大私会党党员在新加坡的活动十分活跃。到七十年代新加坡的私会党被扑灭时还是猖獗,与洪门有关的代号三八二十一“三星仔”是一般人对私会党徒的称。

新加坡的朥明达街社公庙在 1938发现神主牌位分别写着陈开顺及其他等一百座洪门义士神主牌位,其中刻有“眀赠义士”、“明勋义士”“扶明义士”“侯明义士”等称号。最初神主牌位安放在梧槽路的义兴公司总部二楼,1890年社团法令生效后英殖民政府封闭义兴公司的活动,神主牌被迫迁移。后来有人发现神主牌被遗弃在离义兴公司不远的加冷河畔。经善心人收集设龛奉拜。1930年才迁入社公庙,直到该庙拆前还供奉着,1990年城市发展社公庙拆迁之际,几经迁徙才在1994年4月落户樟宜路普照禅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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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ay Club

李国樑

2010年,最新出炉的名胜世界和金沙各出奇招,披上以IR为名,赌博为实的糖衣,加入综合娱乐场的行列。多了两大赌场,新加坡的旅游业为经济贡献了大约4%GDP。

相比之下,1950与1960年代间,新加坡还处于纯朴的年代,大型游乐场和旅游胜地不多,同学们在课堂写作文离不开三大游乐场:大世界、新世界、繁华世界;三大旅游名胜:植物园、虎豹别墅、伊丽莎白道(Queen Elizabeth Walk)。直至1970年代,动物园、飞禽公园、裕华园、圣淘沙等热带园林逐步诞生,旅游景点才多元化起来。

当年年幼无知,天地离不开水井,如果同学篆文介绍麦里芝蓄水池、龟屿、双林寺、天福宫,我们必定目瞪口呆,说他故意炫耀自己博学多闻,自以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是–橄榄屎(连屎尿都不如)。

就三大旅游名胜而言,植物园和虎豹别墅位处“郊区”,今时今日还大幅度保留着当年的风范;位于康乐通道(Connaught Drive)的伊丽莎白道属于城市的一部分,是早年的“中央公园”,见证八十年城市面貌的物换星移。随着城市的发展,伊丽莎白道已经面目全非,少了原有热带公园的风貌、少了观海的辽阔视野、少了椰林婆娑低语,多了延伸的尼皓大道、从海中冒出来的鱼尾狮、艺术中心的榴莲壳地标、运转财气的摩天观景轮、还有三炷香般三柱擎天,一帆风顺的金沙娱乐城。

伊丽莎白道原本是一片汪洋。1843年填土后,海边多了个Raffles’ Plain,为今天政府大厦前草场(Padang)。1890年第二轮填土, 多了条沿着海滨的New Esplanade Road,1907年易名康乐通道。1922年第三轮填土,新加坡多了个Esplanade Park。1953年5月30日,Esplanade Park易名伊丽莎白道,纪念伊丽莎白二世登基。

1887年的Esplanade . 康乐通道(Connaught Drive)还不存在

1900年的Esplanade,多了一条沿海的康乐通道(Connaught Drive)

伊丽莎白道,1959年

伊丽莎白道,1970年

伊丽莎白道,约1972年

所谓民以食为天,或许我们这一代人对伊丽莎白道的共同记忆离不开沙爹俱乐部 (Satay Club),填饱肚子后还可以顺道踏上衔接康乐通道的独立桥(Merdeka Bridge)。桥的另一端跨越加冷盆地(Kallang Basin),通往旧机场路(Old Airport Road)。其实真正的独立桥横跨梧槽河与加冷河,桥的两端为尼皓大道(Nicoll Highway)。对当年一般市民来说,反正尼皓大道和独立桥都是那条笔直的快速公路,久而久之,尼皓大道也统称为独立桥了。

我们受过“旧时代”洗礼,知道新加坡曾经拥有独立桥这个非凡意义的国家级宝藏,年轻的朋友、外国的访客和新移民就未必知道独立桥这个地方,而所谓的现代与旧时代其实也不过是间隔了短短的五十年!

话说回来,Satay Club 身处名胜地,沙爹自然跟着水涨船高。1970年代沙爹的市价是每串10¢至15¢,Satay Club 则是20¢至25¢。在那个五分钱大过牛车轮的年代,只要两个五分钱就能尝到一串地道佳肴,我们宁愿从水仙门住家向左走,往大坡哇燕街的沙爹摊走去,也不愿向右走,越过大草场,光顾Satay Club。

Satay Club 1980

印象中只在Satay Club吃过两顿,都是在自己有经济能力后。第一次是在1980年代约了几个在美芝路军营工作的正规军人,饱饕一顿后徒步沿着美芝路走过人潮涌涌的邵氏大厦、夜阑人静的批发市场、自成一格的Plaza酒店(现在的Park Royal Hotel), 到以放映主题健康的影片起家的黄金戏院看了《半边人》,深深为半理想半现实的社会平民所感动。人的一生不断的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失去的另一半人与事,让自身重新获得圆满。生活中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困境、抉择,在平衡中徘徊,在矛盾的处境中遗憾。这是80年代涌起的新浪潮电影所带来的冲击。

第二次在Satay Club吃晚餐还是1980年代,跟一位从美国念书归来的朋友会面。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一个月她从美国捎一封信,下个月我回一封信,约定俗成,时空交叉中飘过岁月。拨开尘封的往事,蓦然回首,年青的震撼原来没有消失,“半边人”似的追求依然深深地烙印在心田。

Satay Club落户伊丽莎白道过程一波三折。据父亲的回忆,当年他还是个过番客,初到南洋的时候(1949),Satay Club就在海口路(Hoi How Road, off Beach Road),尤华摊贩(Javanese)沿街摆卖。海口路是美芝路邵氏大厦(Shaw Towers, 翡翠戏院,太子戏院)所在地,以前这个地方也有两家戏院:Alhambra 是新加坡第一家冷气戏院,专门放映好莱坞电影;曼舞罗 (Marlborough)则放映邵氏华语影片和印度片。看完戏吃沙爹,赶上最后一班巴士回家似乎是绝佳的选择。

城市地标:旧貌新颜

海口路也是1号巴士的巴士总站(Tay Koh Yat Bus Company),巴士排出的滚滚浓烟成了“城市”沙爹的“香料”,父亲倒觉得加料的沙爹特别美味可口,以后再也找不到这么令人如痴如醉的沙爹。巴士进出频繁,制造许多惊险百出的镜头,还发生过严重意外。基于安全考量,1950年代中Satay Club搬迁到国泰戏院前的空地,但生意一落千丈,后来又搬回原址。1970年才在伊丽莎白道找到栖身之所。

Alambra Theatre 1969

Marlborough Theatre 1969

Alambra Padang Satay, Esplanade Mall. 从招牌看来,上一代应该是海口路的过来人

食味离不开感情,找不回当年的口感是因为少了当年的情意结。老婆大人介绍旧机场熟食中心的“选记沙爹”,选记夫妇看着她从年幼到孩子长大,她则看着选记夫妇迈入老年。牵着一条感情线,我们都吃得津津有味,父亲终于找回沙爹的古早味。

Satay Club在伊丽莎白道风光了25载。1994年,Satay Club的28个摊位接到搬迁通知。1995年5月,Satay Club拉下帷幕,让位给新一轮的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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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没有教师节

刘家明

其实不止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甚至英国都没有官定教师节。奇妙的是,从1994年开始,每年十月五日被定为的“国际教师节”,是为了纪念1966年,由联合国教科文机构推动,在巴黎签订的肯定教师贡献和地位的提议。我记得七十年代中,反而是在三月八日的妇女节,有见过法国小学生送花给女老师。

这或许与法国人对教育与教师的看法有关。小学教师在法文里是“maître”,与“主人”同字;所以看起来有“管”多于“教”的成分。教师一般上称为“enseignant”,有“授业”和“训导”的意思。教育高等学府,职业专科的才称“professeur”(教授)。我没在法国上过中、小学,所以只接触过教法文和科技科目的“professeur”。那时我的工程教授,多不是学院全职教授,而是相关企业的在职工程师;工程教育不能与社会脱节,这是当时法国工程教育的特点。或许也因此在上课时间外难有机会与老师多交流,建立学术外的感情。

一向来,“体罚”是老师的特权。在我上小学的年代,木尺和藤条是许多老师的随身武器;尤其是训育主任,更是“鞭不离手”。那时我幸运,因功课不及格或上课不专心的鞭子我没挨过,但是由于调皮捣蛋挨鞭子的滋味倒尝过了。反正那时是抱着“愿捣服罚”的心态,也不会记恨在心,只希望别把“丑事”传到家里,回家不必双重受罚就谢天谢地了。

老师的“义务”就是职业压力了。我们不妨到处打听打听,应该没有多少种专业的“职业压力”能高过教师。在世界各地都一样,在我国更是有过之而不及。备课、授课、批改作业、辅导学生、教务会议、课外活动、行政工作,还要现学现用各种新科技,理论和技能,更要提升自己。最“兇”的还是要面对无理和得理不饶人的学生家长,呜呼,别忘了教师自己也还有一头家要顾呢!不知道大家还是否记得这戏言:“先生先死,先死先生!”吗?(一笑!)

说到老师,就不能不提那一群见不得“光”(所得税局长),在幕后默默献身的补习老师了。虽然他们很多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而且专业性“良莠”不齐;不过我所认识的一大群补习老师,确都算是有责任感的一群,他们敬业乐业,花在备课和上课的时间,心血和精神,确确没辜负学生家长的托付。

这几十年来我有幸遇到了一批又一批好的授课授业恩师,但要算起来,我遇到的老师还有好多好多。有一批教导我们称为“绅士与军官”的军校指导员, 有教我驳接电话线和下“缆坑”拉电缆的技工,带我入门各类运动和嗜好的指导员等等。其实我们一生都应不停地学习,科技日新月异,进展神速,得一师,学一技。日前孩子教我用“面簿”(Facebook),写“博客”;那他又何偿不算是我的老师呢?所以我看孔夫子的“不耻下问”的“下”字,应重新注释为“年纪比自己轻的人”,会更加符合我们这个科技社会。

谨以此短文,预祝我国全体教师,补习老师和各类教师、指导员,有个身心愉快的教师节!

[早报《言论》,2010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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