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有待着眼的原始资料

章星虹

 

    要研究新加坡19世纪初叶开埠和发展的历史,常听有人慨叹资料难求。其实,早年欧洲人来到马来半岛,曾留下大量画作和文字,其中不少记录了现代新加坡如何成形。

 

    细看一幅幅素描、速写、水彩画、油画和版画,早年自然地形地貌的不同景观,在画作中一一展现出来。画者或从海上眺望皇家山,山上的总督府和信号旗杆清晰可见;或登高取景,从皇家山上俯瞰停满船只的海滨一带,繁忙的新加坡河畔生气盎然。

 

    早年画家如汤森(J.T. Thomson)、戴斯(Charles A. Dyce)和艾格(Agate)等,大多不是职业画家,其画作中也不失迎合欧洲市场追求东方情调的倾向。不过,当年不同画家的作品,均不约而同地呈现出一种写实的画风,画家的手中画笔犹如摄影师的镜头,定格在画作完成的那一瞬间,留住了一个个令人回味的历史横截面。

 

    这种写实的基调,既缘自19世纪现实主义画派的兴起,也与摄影术尚未普及不无关联。问世于1839年的摄影术,在19世纪的普及过程相当缓慢,直到20世纪之初才逐渐成为世人用于记录社会发展变化的一种工具。因此早年欧人留下的画作,可以说是在摄影术普及之前的一幅幅即时留影

 

    与当时的画作一样,早年的文字记录也多以纪实为主。就其文学性而言,今天的人若执意要从中找出文学造诣很高的作品,恐怕会颇为失望。

 

    当时除了个别游记作家以外,大多不是职业作家。他们中有的是殖民政府的公职人员,也有欧人社群中的商人、记者、货船船长、神职人员等等。对这些人而言,下笔并非出于文学创作的初衷,而是为了记述个人生活体验,载录事件来龙去脉。因此,这批纪实笔录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即时留影的作用。

 

殖民话语并非清一色二元论表述

 

正是这种纪实的创作基调,使得这批原始资料大致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较高的逼真度,一幅地貌风景画,往往能提供自然地形和人为景观的细节,可被视为19世纪新加坡地形风貌的一页记录;

 

    二为颇丰的信息量,一篇三言两语的小文,常会触及社会经济变迁的某个侧面,可被用作当时历史和社会研究的一份咨参;

 

    三为较强的可信度,文字与画作之间、不同画家的画作之间的比较,也可被用作推断当年地貌变迁、社会演化的一个佐证。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些早年画作与文字记录大多出自欧籍社群人士之手,欧洲中心帝国荣耀无可避免地成为其叙述和观察的主流视角。画面构图、字里行间,常见渗透着强烈的种族优越感。这一点,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相吻合的。

 

    然细研之下,人们也会进一步发现,在当年欧人对东方世界的殖民话语的背后,不无多种复杂情结在暗中涌动,并非全是人们一贯相信的清一色二元论表述。

 

    萨伊德(Edward Said)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中,批判了早年欧美殖民话语中对中东和亚洲文化与人民的二元表述,即文明与野蛮、讲理与无理、刚性与柔性、光明与黑暗等,把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形容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现任教于新加坡国大英文系的菲力浦·荷顿(Philip Holden)副教授,长期研究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早年殖民文本。他引述一些西方批评家说,早年的殖民文本并非全都建立在简单二元论之上。

 

    比如,在尝试传递这种截然不同两个世界的理念的同时,某些殖民文本却显示出一种既赞又贬、既恶又爱的心理。这类二元表述未能成功的殖民文本,反而往往达到一种令人始料不到的矛盾效果。

 

(2009-3-14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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