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岛一村:眷村、大院、甘榜

章星虹

 

 

 

       同龄人中间,近年渐渐多了怀旧之情。

 

学校的同窗、旧时的同事、儿时的玩伴,或笔录回忆,或相约茶聚,或组团到旧日一道就读的学校朝圣,到不复存在的儿时住址凭吊,细忆着数十载历史的纷沓脚步在自己生命中留下的印迹。

 

滨海艺术中心今年的华艺节,台湾表演工作坊的话剧《宝岛一村》,让我看到艺术家们如何用舞台艺术的形式,把台湾眷村这个正在消逝的记忆一角,永远地记录了下来。

 

婴儿潮世代:听懂彼此

 

梳理着这些历史记录的书写,细究它们背后的情怀,我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

 

近年的怀旧潮,标志着婴儿潮世代陆续步入知天命和耳顺之年。这些在战后19461964年间婴儿潮出生的人们,近年开始以各种形式,回望自己的人生道路、追思父辈的流逝岁月。

 

   《宝岛一村》的导演和编剧赖声川和王伟忠,同属战后婴儿潮世代,两人讲述的眷村故事,有着特殊的台湾基因:1949年后的台湾,国民党军人的孩子,有很多是在眷村里长大的,包括编剧之一的王伟忠自己。

 

   若把当时的中国大陆和马来亚的婴儿潮世代纳入视野,人们可以看到,49年后的中国孩子,很多是在机关大院里长大;而在49年后的马来亚,很多孩子在甘榜乡村长大。

 

        台湾眷村、大陆大院和马来亚甘榜孩子,虽成长环境各异,但有一点相通,就是他们都续延了父母那不能估算的命运:

 

他们当中,有的是看到岛上处处漆着贴着的反攻大陆标语;有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听惯了震耳欲聋的阵阵口号;有的是在反殖独立斗争时,趋赴政府大厦草场上的人山人海当中。

 

这些刻在青涩成长岁月上的共同时代烙印,让眷村、大院、甘榜孩子很容易就认出了彼此,听懂了彼此。

 

情感记录:艺术的专属领地

 

赖声川在导演的话中说:《宝岛一村》不是一个理性的历史记录,而是一个感性的情感记录。

 

的确,理性的历史记录是历史学家的事儿,而艺术是用来诠释人情和人心的。

 

艺术,能让眷村故事超出台湾的时空范围,把眷村、大院、甘榜孩子不同的生命片段,汇成一幅人性历史的画面。

 

剧中的国民党军人,在命运的驱使下,在嘉义眷村的村口排队领取门牌钥匙,观众中甘榜孩子会想起当年同样面对多变政局的父母,以及后来他们心中种种不易解开的情意结。

 

在村口的大榕树下,议论着国家大事的爸爸们对大陆文革唏嘘不已,观众中大院孩子此时不仅会想到父母在那场浩劫中的遭遇,也融入了自己对那个时代的痛楚记忆。

 

今天,同属婴儿潮世代的眷村、大院、甘榜孩子,都站在了同一历史波频上,以个人的名义,回忆家族的历史、父母的一生,以及自己数十载越过的道道坎坎。

 

       其中的点点滴滴,不外是人情之常,然人情之常也正是生活的根本之义,是每一个人最美丽、最珍贵的情感所依。

 

记录下这美丽而珍贵的人情之常,正是艺术的专属领地。

 

所以,《宝岛一村》。

 

 

2009220日《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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