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从郭宝崑谈起

李国樑

18世纪的欧洲面临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冲击,搭上工业革命列车的贵族与追不上时代的弱势群体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富人与劳动阶级对立,英国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通过一个家庭的遭遇,揭露了革命前贵族对劳动者的残酷行为,完成长篇历史小说《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双城指的是巴黎和伦敦。《双城记》的开卷令人震撼: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其中“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已经成为文学史中的经典名句。

《双城记》的结尾同样经典,愤世嫉俗的律师Sydney Carton走上断头台之前回忆道:“我现在所做的远比我过去所做过的一切都美好;我将获得的休息远比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要甜蜜。”(It is a far, far better thing that I do, than I have ever done; it is a far, far better rest that I go to than I have ever known)。

为什么谈《双城记》呢?

最近乘着郭宝崑逝世十周年的许多纪念活动,同时参与国家博物馆的郭宝崑纪念展的导览过程中,多读了郭宝崑的资料,也给自己一个思考回忆那个激情的年代的空间,才醒觉原来那个时代,实践表演艺术学院、南方艺术研究会等对某一群文艺青年的影响是那么深远,因此踩着政府的尾巴,在相当程度的误解下,许多“伙伴”在政府沿用“内部安全法令”,不经审讯下被套上颠覆的罪名而扣留在狱中。郭宝崑是其中一个例子,在1976年至1980年间被扣留了四年零七个月。

石墙囚不住,铁窗亦难围。Stone walls do not a prison make - Richard Lovelace, 1642

石墙囚不住,铁窗亦难围。Stone walls do not a prison make – Richard Lovelace, 1642

1970年代的新加坡还有农村,为了“体验生活”,我们也主办了上山下乡的活动,为农民除草开荒。打假期工称为“学习”,到建筑工地、纺织厂、造船厂等当劳工都是为了“搞工作”,团结更多工友,通过野餐郊游等集体活动来弘扬健康文化,打击靡靡之音,体现集体主义与三互精神的力量。

文艺来自生活,文艺必须为在生活线上的劳动人民服务,为底层人民提出诉讼;文艺也必须高于生活,提升普罗大众的思考能力。新加坡河、黄梨园、林明矿场、淘锡米、胶林、渔乡等都是“向劳动人民学习”的歌曲与舞蹈创作结晶。

向农民学习

向农民学习

我们也高声歌唱着豪迈激励的本地创作歌曲,“歌唱伟大的理想,歌唱人民艺术万年青,我们迈开大步向前走,奔向胜利的远方”,“昨天我们日忙夜忙搞工作,今天我们欢欣鼓舞,在一起舞蹈歌唱”,“登上了高高的山顶,我望着连绵无边的远景”,“看江山一片锦绣,听笑声沸腾人间…把时代推得更前”。

当时很多作品都以集体创作为名,报上自己的名字是满别扭,不好意思,而且还会被认定思想有问题,走个人主义路线,必须接受伙伴们的批判的。至于什么是伟大的理想,那儿是胜利的远方?火红的年代炽热的心,抽象却很振奋人心。

那时有个叫罗燕平的文团伙伴,关心他人多过照顾自己,深受伙伴们的爱戴。高中毕业后在建筑工地当女工,不幸在工地上意外身亡,掀起文团知青对资本家与劳动大众的生命与财富之间的矛盾的关注。罗燕萍的死唤醒了更多伙伴,在觉醒的过程中出版了《直面惨淡的人生》这本书,为了对罗燕萍那份不曾忘却的纪念。

知识分子要铲除劣根性,学习劳动大众的优良品质...

知识分子要铲除劣根性,学习劳动大众的优良品质…

后来还有多个文团一同学习鲁迅,搞内部专题汇报,从《阿Q正传》、《呐喊》与《彷徨》等提升到另一层次;“石在,火是不会灭的”,“路是人走出来的”,“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对理想的坚持,为促进人民的觉醒奋斗一生。鲁迅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弃医从文,忧国忧民,在伙伴的学习过程中,已经从人晋升到神的层次。

学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学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对文艺与政治的矛盾与统一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在改革的过程中,文艺与政治是统一的,文艺家与政治家是同路人,相辅相成。一旦政党掌权后,便会设法巩固政权,要文艺服务于政治,可是文艺却在不断地开拓真理,不断地批判与革新,形成了对立面,这就像1970年代新加坡的社会政治与正派文艺之间撕开裂痕的宿命。

现在通过“疏离效果”(德国剧作家Bertolt Brecht的戏剧理论,观众必须维持批判能力,不能投入剧情中)将自己置身度外,回首四十年前某一群华校生所经历过的一段激情的生活,模糊抽象之处逐渐变得清晰。1970年代还离不开新文化运动、反殖民主义、新马分家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模式,面对着新加坡建国期间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的困扰,底层人民在贫穷线下挣扎,在有志之士眼中,他们的心声只有通过文艺青年不畏强权的精神来表达。在受英文教育的政府精英眼中,这批文艺青年却被误解为颠覆政府的一群,因此行动被监视,甚至被逮捕。

1965年从澳洲回到新加坡的郭宝崑夫妇成立了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后来改名为实践表演艺术学院,实践剧场),以郭宝崑的说法,“搞文娱活动的一般上有一股傻劲,环境多么恶劣也还是死不放手地搞。这种情形似乎哪个国家都有,这种人愈多的国家似乎文化也愈发达”。在那个年代,郭宝崑也代表了许多文艺青年,学院肩负起社会道德责任,为底层人民的创作如《挣扎》、《青春的火花》、《万年青》等都被禁演,他被逮捕却宁蹲牢房而不屈也给伙伴们带来一股正面的精神支柱。《鲁迅全集》是郭宝崑在狱中阅读的著作,文团的伙伴们自然也受到他的影响,一起学鲁迅。

郭宝崑入狱后期,文团也沉寂下来,文革后的负面新闻、伤痕文学等逐渐曝光,一刹间叫人无所适从。出狱后,郭宝崑联合14个文团执导的《小白船》为华语舞台剧重新打造新生命,也寄语小白船扬帆出海,追求梦想,带领大家走出那个最美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的阴影。之后1980年代中后期的《棺材太大洞太小,1985》、《傻姑娘与怪老树,1987》、《寻找小猫的妈妈,1988》、《老九,1990》等以另一种艺术表达方式来针砭时事,加上新加坡逐渐开放,郭宝崑的表演已逐渐获得认同,获得新加坡文化奖,还被授命创立了电力站(Sub-station,1990),为年轻人提供另一类艺术创作与表演的空间。

郭宝崑在1990年代的创作如《郑和的后代,1995》、《灵戏,1998》等像许多艺术家一样,将现实融于灵性的追求, 探索人性的永恒,“飘泊是我的家园,出发是我的还乡”,似乎也预言着1990年代整个新加坡社会转型的启步。

2002年郭宝崑患癌去世,他带动了新加坡艺术界,我相信也有许多搞艺术的朋友成就了郭宝崑,作为一个执着的文艺工作者,或许 “it is a far, far better thing that I do, than I have ever done; it is a far, far better rest that I go to than I have ever 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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