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争议性的地标

刘家明

《联合早报 – 言论版, 15 Sep 2012》

前个星期六,擅长讲故事的木森和国樑把我们的母亲河新加坡河的各个景点连接成线,把线组成图,再按图索骥,为我们讲了一段驳船码头近200年的沧桑史。从河边如何从货舱林立以及经营出入口贸易的“九八行”一条街,“沦落”为今天的“酒吧行”,当然也提到了埃尔金(Elgin)桥。无巧不成书,该桥就在隔天出现在《早报》《学人视角》符诗专写的《150年后》一文里。

先来说一说这道桥,它可算是新加坡开埠至今,重建了最多的一道桥了。根据吴彦鸿的《新加坡风土志》,早在新加坡开埠前在那儿就该有一道大木桥,因为莱佛士在1819年6月26日曾下令要华人“从大桥的一端移居到河口”去。木桥在1823年重建为一座可以被拉起或放下的活动桥,当时也俗称为“猴桥”(Monkey Bridge)。过后再经两次修建,在1863年从印度运来了一座铁桥,架在河上,命名为“埃尔金桥”。在之后的百多年, 铁桥被加宽、拆建、并于1986年再重建成今天的大桥,不过没再改名。

说到埃尔金其人,在《150年后》里已提过了。他是1862年的印度总督,也是英国殖民政府的大英雄,因为他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在大肆洗劫后下令焚毁北京的圆明园。所以在很多中国人眼中埃尔金是个“强盗”,对于用他的名字为连接我国重要的大、小二坡的大桥命名颇有微言。或许很多人还不知道,当时参加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军,还是在现今政府大厦前的草场扎营整军的哩!

我们是否要替“埃尔金桥”改名字呢?事实上也正好有这个人,才让我们知道新加坡其实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曾扮演过一定的角色。当时殖民政府的税收过半来自鸦片,在新加坡(鸦片山)还设有鸦片加工厂,鸦片除了主要运销到中国,也供应给“内用”,毒害本岛居民。这“埃尔金桥”不正好是这段历史的注释?所以我认为桥名应该被保留。

其实,在香港中环也有一条“伊利近”街(Elgin Street),当时是为“纪念”北京把九龙割让给英国的。埃尔金此君也曾在印度以暴力镇压人民的示威和印度军人的哗变,而印度也有许多以“Elgin”命名的道路,难道就要发起全世界除名运动不成?

这又让我想起另一条具争议性的“贝当路”(Petain Road)了。贝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决定性的一战中击败德国,成为法国救国英雄,也扭转了欧洲的命运。英国殖民政府以他的名字为一条在劳明达街附近的大路命名以纪念他,实至名归。可是世事无常,贝当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战而投降德国,成立傀儡政府,据说原因之一是不想让巴黎受到战火的摧残。和平后他被判死刑,后改为监禁,成为法国卖国贼,遗臭至今。所以几个月前,一班爱法国的族群再次提议要政府修改路名。不过看到“贝当路”还出现在最新版的《新加坡街道指南》里,所以相信有关当局还没有行动。

从最近发生的事件看来,我渐渐感受到在“文物局”及其他“有关当局”工作的同仁的压力了。究竟保留历史的指导原则是什么?是谁给与他们这个要为后世负责的担子?什么东西要去、什么要留? 又要以何种方式,怎么留?对那些已难修复的建筑物,或已失传的建筑技术,在原址重建复古的替代品是否有意义?如果只在原址立个“纪念告示牌”或什么的又会被人指点。而我们是否一定要为地标的命名“去芜存菁”,用的又该是什么标准呢?

话又说回来,如果要为地标“正名”,我倒要提名“威廉•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了。法夸尔是新加坡的第一位驻扎官,他在新加坡开埠初期颇有建树;在各种历史文献、资料里都被认为他与莱佛士和哥罗福是建立新加坡的三大重要人物。不过全国目前就是没有任何以“威廉•法夸尔”命名的地标,因为唯一在甘榜格南附近的“威廉•法夸尔路”也已在1994年市区重建时被撤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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