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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愫芬 晚晴园在百年辛亥革命百年重开放后二楼展厅就有模拟过去的新式学堂，其中许多在晚晴园参加同盟会的南洋先贤都是新学堂的领头者。这包括了林文庆、陈楚楠、陈嘉庚、李光前及林义顺。展览图片有林文庆博士于1899年创办的星洲女校；陈嘉庚于1919年办（林义顺也参与倡办）南洋华侨中学。 19世纪末，新加坡还处于旧式华文学校，也即以私塾、书院为主的私塾教育时代。教学内容则以识字、记账珠算、尺牍为主，内容大致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乃至四书、五经。私塾多借用会馆、宗祠、宙宇为教室，教师多从中国聘请如落弟秀才等。 新加坡华人积极参与兴学，缘於中国戊戍政变，康有为亡命海外，南来提倡兴学。迨至1905年清朝工部及广东总督岑春煊先后派遣商务大臣张弼士、视学刘士骥南来劝办商会及学校，促成新加坡华人学堂纷纷建立。1905年1月30日的 “养正学堂” （后改名为崇正学校），属于私塾性质，陈楚楠先生便是发起人之一，租他位于美芝律的合春号公司为校舍，是新加坡最早的新式学校，其次是广肇学堂（后改名为养正学校），成立於1905年3月6日，是广东人赵沛堂等所倡设。成立於1905年3月6日。其后应新（1906年5月5日年嘉应人创办）、启发（1906茶阳会馆创办）、潮州人创办的端蒙学堂(1906年10月1日)、由福建会馆创办的道南学堂(1907年11月8日)、海南人创办的育英学校（1910年）相继成立。 1906年4月6日孙中山到新加坡来，并成立同盟会及多家书报社之后，在书报社的推动及新加坡华社领袖的纷纷出资赞助下，开始办起了华人学堂，使到新加坡的华教学校，从私塾时代走进新式学堂时代，可说催生了学校的诞生。 端蒙学校成立于1906年10月1日，是潮洲人陈云秋、廖正兴、张霞生等二十八人发起创办。端蒙学校的发起人之一的沈联芳，祖籍广东潮安，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他也很早就表现出爱国热诚。1904年跟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一起将邹容所写的《革命军》改名为《图存篇》，带到潮州派发。后与长子沈子文一起加入同盟会，1907年与张永福、陈楚楠等创组《中兴日报》宣扬革命。为支持黄花岗起义他个人独捐3500元。另外对钦廉武装起义和武昌起义等他也多有捐款热心支持。他逝世时孙中山还亲自电唁慰问其家属。 另一位革命潮州先贤陈振贤，祖籍广东潮安县，为四海通银行经理。他生前活跃于华社，担任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新加坡华人参事局委员、南侨筹赈总会常委、潮州八邑会馆正副总理，历任义安公司副总理，对华社和潮人福利建树良多。他早年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 新加坡潮人公众团体最先成立的是义安公司(一八四五年清道光二十五乙己)，端蒙学堂（后改名为端蒙学校），校址暂时借用禧街（Hill St）门牌52号，仅有师生68名。1913年迁至怒吻基（North Boat Quay）门牌13号。1918年，校舍迁入‘丁律’（潮语发音）登路97号（97，Tank Road）新校址，正式开始用普通话教国语课。至1937年除英文课之外，各科已采用华语教学。 鲜有人知道的是创立于1924年端蒙分校的校史。1918（民国七年）年由张永福、曾广秀、许惟烈等美芝路潮商发起函请总校建分校,由于经费不足而延至1924年（民国十三年），端蒙分校先租民房，于7月1日成立时招收附近的学生90余人。张永福、陈秋槎任分校董事部正副总理。因学生人数增加，于是竭力筹款，以7千5百元购置5千8百余方英尺旷地，越二年建立于小坡民多路33号（33 Minto Rd， Minto是英殖民地官员）分校新校舍启用时学生已增加至200人。此后十几年，总校与分校并肩发展，校务蒸蒸日上。 端蒙学堂的建校捐款大部分来自早期成立的 “万事顺公司”（民间秘密会社），该公司由原籍庵埠东溪的航运界先驱王钦、王丰顺等于1819至1820年发起建立粤海清庙（会址是新加坡河口的一间小茅屋），宗旨是祭祀天后圣母（位于菲利士街Phillip St的粤海清庙于1852至1855年从河口迁入现址后重建，地契属于义安公司）与辅助教育。昔日南来的移民上香添油酬谢神明护佑；还愿或捐赠，日积月累善款交由万事顺公司管理，该公司在兴学办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渐渐式微，公司信托机构一直被保留下来。 新加坡潮人公众团体最先成立的是义安公司(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乙己由佘有进创立，1930年设办事处于粤海清庙内，1963年迁入潮州大厦)，次为端蒙学堂(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此后, 便一直没有潮州最高机关的创设。 1928年，张永福、林义顺等为要交涉义安公司产业献给潮人公管，于12月12日假端蒙学校举行临时筹备委员会议。推选包括林义顺、李伟南，陈秋槎，杨缵文、吴竹村，李金赐，黄蔚延，林雨岩等8人起草章程委员。1929年2月2日通过章程。2月5日在端蒙学校开筹备委员会议，与会者选举临时董事职员；林义顺被推选正总理 ，于该年9月8日由林义顺、黄蔚廷、刘正兴、寥正兴、郭廷通、陈敬堂、李伟南、张永福等40人委员成立，联合登报发起筹设新加坡潮州会馆1928年9月15日假座中华总商会召开潮侨大会，讨论组织潮州会馆，到会乡人踊跃，共有五十余人。议决定名为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潮安、澄海、潮阳、揭阳、饶平、普宁、惠来、南澳)，临时办事处暂设端蒙学校。 1933年，总校向土地局借丁路校舍对面的火车桥旧址旷地，皇家山（福康宁山）山麓建立运动场。因此推动了学生体育运动人才杰出。1936年10月1日，端蒙学校庆祝建校30周年，举行校庆庆祝会及运动会。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占领新加坡，学校被逼停办。和平后，端蒙总校于1945年10月1日正式上课；分校在1946年7月继续正式上课，学生人数鋭增。1955年，总校增设中学部，1958年，更开办高中部，校舍也一再扩建，1962年，巍峨庄严、设备齐全的端蒙总校新校舍落成。 1967年，创校43年的端蒙分校因校址被政府收回另作发展，校长及教职员调任他校，学生除了部分转入总校外，其余都被分配到政府新建的学校肄业。至此，端蒙分校遂正式关闭，而总校则继续负起作育英才的神圣任务。每年培养大批德才俱备、中英兼通的毕业生，为建设新加坡而尽心尽力。 60至70年代，可说是端蒙总校的颠峰期。学校师资阵容日益强大，学校设备也臻至完善，学生在学术与课外活动的表现更是成绩斐然。端蒙一跃成为新加坡顶尖学校之一，是莘莘学子的学习乐园。可惜到了90年代中，由于城市重建，学校因为学生人数逐年递减而不得不停办。劳苦功高的老师无奈地转到他校服务，美轮美奂的校舍虽保留但充作其他用途。从此，端蒙总学也就尾随分校走进了历史。 朝阳学校成立于1952年，坐落在潮阳会馆内（299 River Valley Rd）。至70年迁址代转型为朝阳特别学校。 义安公司在二战前也提倡女子教育，因此在1940年于里峇峇里路299号洋房创立义安女校。1967年兼收男生，于1982年迁入马林百列时改名义安小学。 1963年5月25日义安学院成立，于97号登路端蒙学校左座20教室内上课，1967年由私人学院成为公立学院。1968年迁至金文泰现址。1982年3月，正式易名为义安理工学院。 新加坡早期的潮州人创办的私校有植哲学校（建于1927年，里峇峇里路261号李坤兴办），擎青学校（建于1929年，士鲁马里路，林品端办，1940年改为公立学校），醒华学校（建于1930年，蔡祝三办，后港林大头路），陶蒙学校（建于1934年，黄愫及当地人办，杨厝港11公里），陶英学校（建于1940年，林春林自办，大坡力街4号）还有其他如树人、培英、洛英、辅女和中国公学等。 参考文章： 《革命激发华文学堂蓬勃》；作者张曦娜 2011-10-6 … 繼續閱讀 →

李国樑 那些年曾经追过的女孩，那些年曾经心仪过的男生，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曾经给予你什么刻骨铭心的记忆？如今细细回想，是否还历历在目，能够一笔一轮廓，将一面一面场景完整无缺地拼在一起？又或者许多细节已经变得模糊，雾里看花？ 有人说印象派画家大体上都患上大近视，画中人那张脸总是模糊不清，说得难听点叫做没脸见人。2011年10月到2012年2月间在国家博物馆展示的奥赛博物馆的好些印象派画作就给人这种强烈的震撼。震撼在于画中的精神应验了人生如画，画如人生，在现实中回顾曾经经历过的人与事，过程都在一瞬间，确实无法像摄影或临摹那样捕捉每一个细节。在现实中，一瞬间已成永恒，若是捕捉不到那一瞬间的永恒，就会随风而逝，以后也无从回想起。 印象派大师莫奈（Claude Monet）的《撑着阳伞的女人》，访客的意见有高雅、飘逸、静中带动（动的是略带反光的丝巾和长长的裙摆），光线下明与暗的掌握。也有访客对色彩情有独钟，觉得粉红与蓝色是很调和，很有诗意的配搭。整幅画的观感就是“美”。 英国画家Philip Wilson Steer的《海滩上的年轻女子》构图简单，一位衣着时尚的年轻女子坐在海边，背着阳光。优雅的仪态，长发随风飘动，细长的影子洒落在沙滩上，衣服与海面同样采取粉红与蓝色的配搭。访客都觉得这女子楚楚动人。英国画家在英国这个更讲究古典艺术与按部就班的系统性作业程序的国家，跑到法国去寻找艺术的灵感，将《海滩上的年轻女子》这类户外的光与影和朦胧美的反传统的表现手法带回英国，除了艺术本身，更需要面对的是舆论的勇气。 仔细看这两位美丽的女子，她们都缺少一张脸，更贴切地说那是个一片空白的轮廓。没有脸的人，怎么以美来形容？这就是光与影中让人发挥创意的思维与联想的魅力。 莫奈的妻子卡米尔（Camille）是他的忠实模特儿，坐在沙发上《静思》的时候只有23岁。八年后，卡米尔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患癌《临终》前的一刻，莫奈看着隔着一层白纱的妻子，脸庞从黄色转变为缺氧后的蓝色至死亡前的紫灰色，竟然按耐不住，拿出画笔，将妻子死亡的一刻以大写意的手法描绘下来。卡米尔临终前，竟然还在当莫奈的模特儿！访客说看了这幅画，觉得很凄凉，在画家眼中，变幻的色彩竟然远胜于一个垂死的亲人的生命。是艺术家的执着吗？ 执着的还有梵高（Vincent Van Gogh）。27岁才开始作画，35岁跟好友高更（Paul Gauguin）来到法国南部的城市阿尔（Arles）。阿尔的平安夜应该是很温馨、很感恩的夜晚，两人却发生激烈的争吵，梵高一气之下竟然割下自己的半只耳朵，还将耳朵送给一个妓女。不过阿尔确实令梵高着迷，平均一天完成一幅画作。夜空中闪烁的星星和倒影中的潺潺流水是迷人的《星夜》，梵高下笔的刚劲、短促的弧形笔触和扭曲的线条，似乎反映了他怀才不遇的心情。《星夜》中的小熊星座是我们常说的北斗星，北斗星的尽头指向远方那一颗为船员导航，却又遥不可及，看得到摸不着的北极星。 或许梵高很渴望现实生活中真有北极星，为他指点迷津，但他只能通过很个性化的表现手法，在油画上发泄那股浓烈的感情。梵高一生只卖出一副画，37岁时开枪了却穷困潦倒的一生。 或许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的《春天》会给大家冲走那一股愁绪。《春天》是米勒这位巴比松画派大师（田园画家）晚年之作，好多位访客都以“梦幻”、很有“feel”来形容《春天》。暴风雨来临前那种窒息的压迫感覆盖着左上方，右上角则出现了些许的蓝天和白云。透过乌云的阳光直射在后面一排树丛上，近处树上的花儿已经含苞待放。树下一个人影，在整幅田园的构图中显得渺小，是在躲避暴风雨还是寻访春天？乌云上的两道彩虹，给画面增添许多生气，使人生充满希望。请相信有彩虹，心中有彩虹，梦想就会实现。 梦想与现实—奥赛博物馆收藏的印象派画作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每星期六和星期天3.30pm有例常华语导览。 (Passion Card 会员可以从12月12日-12月23日免费观赏《梦想与现实》的展览）

刘家明 大约在两百三十多年前的公元1775年4月18日的夜晚，一匹轻骑在北美驰骋。骑士一路上避过英军的哨站，把英军将在深夜渡河袭击民兵的情报带给各镇的民兵。结果民兵因有时间布局，在莱星顿（Lexinton）镇击败了英军，从而点燃了美国独立战争。八年后战争结束，由华盛顿带领的民兵团取得全面胜利。美国宣布独立，由华盛顿担任总统， 骑士当然也就成为了美国国家英雄。这骑士就是保罗-瑞文（Paul Revere），战后保罗退役，重操冶金和银版雕刻的老本行。 保罗-瑞文有一个女儿玛丽亚，嫁给了一个美国创业家而移居海外。刚好海外建了教堂，保罗于是打造了一口大青铜钟送给女儿当嫁妆。那口钟高81厘米，直径也有89厘米；安装在教堂以后，玛丽亚规定每天晚上准八点，要敲钟五分钟。那是因为当时社会秩序很坏，酗酒、赌博、械斗、打劫常发生，故政府颁了戒严令；所以敲钟是提醒大家快回家，宵禁时候到了。如果我告诉大家那口可能是在美国境外仅有的大钟目前是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常设展览品，大家猜到了故事的渊源了吧？玛丽亚小姐的夫家就是约瑟-马里士他（Joseph Balestier）先生。 马里士他先生于1834 年左右在现在的马里士他路靠河的地方向殖民地政府买了一千亩地来开辟甘蔗园。他也在1836年被委任为第一届新加坡的美国领事。可惜由于天灾、虫蚁、劳工、虎患和税务等因素，甘蔗园经营失败，马里士他宣告破产。在妻儿双双病逝后，马里士他先生于1852年悻然回美国终老。不过大钟仍然每晚八点准时敲五分钟，一直敲到1874年才停止。 早在六百多年前的元朝，有一个叫汪大渊的旅行家，在他的游记《岛夷志略》里提到在东南亚有一个叫“龙牙门”的地方。 龙牙门夹在两座名为“单马锡”山之间，地势险要，气候热，四五月多雨，土地不宜耕种，居民“俗好劫掠”。来往的若是空的商船，岛民一律放行，但当船满回航的时候，“贼舟二三百只必然来”。所以商船都要武装，“驾箭棚、张布幕、利器械以防之”。看来周润发在“加勒比海盗”里饰演的大海盗，不会是空穴来风。不过说新加坡的地形有如“龙牙”，则的确要极大的想像 空间了。 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学者，总有好多头衔，例如就有这么一个叫华莱士的“英国博物学家、探险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与生物学家”。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在1854年来到一个当时“最为茂盛、巨大，充满各种蕨类、攀藤植物的山区”。除了植物外，山区里也有极为丰富的动物、昆虫等，在短短几个月就“收集到超过七百种甲虫，百多种蝴蝶”。华莱士也发现了现在以他命名的“华莱士线”，这线绕过民丹劳岛以东，婆罗洲延伸到巴厘岛，恰是东南亚和澳洲动植物种的分界。华莱士也把他发现的“物种形成和变异的自然选择性”理论和证据于1858年寄给了达尔文，促使达尔文发布了轰动生物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论》（进化论）。那个山区，就是只有区区163.63米的武吉智马山了。 以上只是三则刚知道的小故事，想知道莱佛士爵士和拿坡仑又有什么瓜葛呢？那就要请听下回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