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风土人物（一）——“畲歌畲嘻嘻”

许愫芬

序文：谢谢坤浩，使我得以从畲歌的演练开始追朔潮州风土人物，这也归功于他赠送的一些与潮州有关的书籍特刊。

潮州的先民属古闽越族。自秦汉以后，中原汉族后裔大部分从闽南的莆田迁入潮州。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赵佗平定南越；设象郡、桂林、南海三郡，地域属南海郡，始载入版图，后称南越王。这个考古学术界已在1983年广州市越秀山发现赵佗之孙、南越第二代王赵昧之墓。1988年，广东省博物馆考古队在潮州澄海县的上华镇发现了赵佗南越国时期的建筑遗址。

但此时到唐朝今天的潮州汕头一带汉族人稀少，从唐朝后期开始汉人数量才有较快增长。唐高宗总章二年时（公元669年），泉潮畲民在苗自成、雷万兴率领下揭竿起义。攻城陷邑。唐朝派河东人陈政率兵约五六千人南下镇压，兄弟陈敏、陈敷带领五十八姓南援。畲民骁勇善战，陈政不敌被杀，其子陈元光率中原人（山西、河南）数万，转战泉潮，不少定居在漳潮泉地区定居，故称为“河佬人”。

潮州土族先民畲族和蛋家，畲族居山；蛋族居水，广东凤凰山是否是畲族祖先的发源地？据史料介绍，粤东以致闽南一带，春秋以前的先民是百越（粤）人或越人，所谓蛮、南蛮、蛋家、俚(黎)、瑶族等都是百越的一支，而畲是瑶的一支。

饶宗颐教授在《潮州居民及海外移殖》一文写道：雷姓蛮族，在唐高宗时，曾与蛮人苗自成攻陷潮阳，为陈政所平。武后时，陈元光奏，请在泉、潮之间设置一州（即后来之漳州），即为对付土族畲族。《明太宗永乐实录》卷五四记载:“海阳县凤凰山诸处畲蛮，遁入山谷中，不供徭役”，后来畲族中有后人传其祖先坟茔就在凤凰岭，畲族文献记载：凤凰山由西北向东南，东向翘首远眺既是漳州，与当地畲族的俗语“放潮州、出漳州：生在潮州，处在漳州”，与后来发现的特殊无碑墓的墓穴所在相符合。

畲族人的口头文学基本上就是客家唱山歌，在节日庆典中唱，语言属汉藏语音，又接近汉语的客家方言，也参杂不少潮州方言，也接近苗瑶语族方言，其中却有不少的畲歌在潮汕地区传唱。中原人移居潮州，汉人吸收了畲族文化、融汇入民间的潮州歌谣一直叫畲歌、畲歌仔或歌仔。就以这首畲歌为题的歌谣详录以下:

“畲歌畲嘻嘻，我有畲歌一簸箕，一千八百哩来斗，一百八十勿磨（近）边。
畲歌畲嗨嗨，我有畲歌一米筛，一千八百哩来斗，一百八十勿磨（近）边。”

畲歌有独唱或对唱的形式，还有二声部重唱，畲族称‘双条落’，一个歌手兴起领唱二字或四字，另一歌手便接下去唱。

至今广东潮州凤凰山畲族人口不及五六千，使用当地汉语的客家语系，有的完全汉化、有的还保留他们本族的特征。

参考书目：
马风著，《潮州文化丛谈》–潮州歌谣漫记（1990年4月出版）
国际潮汛第十一期（1990年6月出版），姜永兴《潮州凤凰山畲族历史研究》
国际潮汛第十一期（1990年6月出版），林伦伦《试论潮汕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

最后一课

刘家明

老友国兴在平安夜寄来了一个网络链接，那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物理荣休教授华特•乐温（Walter Lewin) 的36堂《电磁学》的视频录影。看完了第一课，欲罢不能，熬夜继续看下去；大师就是大师，原来电磁理论可以这么简单地解释。曾让我们每个学生“闻风丧胆”的麦士威尔方程式居然被大师一点即明，如果当年有幸上了大师的课，或许我就已改修物理而非工程了！最后一堂是额外非考试课，大师介绍了从电磁到双联星（Binary Star）、中子星和黑洞的推理和探测。课上到一半，一群学生忽然“冲”进讲堂，为大师清唱了一首自编的歌以感谢老师，别说大师被感动，就连我看了眼睛也有点湿湿的。

乐温大师原籍荷兰，在麻省理工学院授课近40年，讲了超过800堂课；据说他每一堂课都要花上30 到60个小时的准备工作，精心制作各种有趣的试验，以最简单的方式为学生介绍深奥干涩的理论。今年5月他在MIT的最后一次演讲，就以75岁的高龄，亲身躺坐在空县5公尺多的一个超过15公斤重的铁球上大幅度摆动以证明单摆原理，更让摆动的大铁球骤停在下巴前证明能量守恒定理。他用点燃的香烟来解释天空为何是蓝色，日落是橙红色，云朵是白色的方法更是一绝，看过的话包你一生都难忘记！大师的名言：如果学生的物理成绩不好，不是学生笨而是老师差劲！

能够上网看到这些好料要拜MIT免费开放课程（OCW）之赐。MIT自2001年开始就把大学里全部学科（工程、科学、经济、历史、文学、政治、管理等等）的教材，讲义和录影上载到互联网，免费开放给大众，让有心学习的人有机会分享这些世界一流的讲师的佳作，此举十年来倍受各界人士好评。许多讲义甚至还有中文（简体与繁体）、泰文、西班牙和葡萄牙文的翻译哩！

说到最后一课，不能不提卡耐基大学（Carnegie Mellon）的年轻教授瑞迪•波胥（Randy Pausch）。美国许多大学一向都会为退休讲师安排“最后一课”的演讲，以表示师生对他的敬意与感激。瑞迪在46岁时患了末期胰腺癌，翌年（2007）在大学以“实现你的童年梦想”为他“最后一课”的讲题。 他用幽默的方式讲述了自己如何逐一完成他童年的梦想，用有趣的例子带出人生哲理，并激励大家要珍惜生命，为梦想奋斗。他的真正的“最后一课”轰动了全美国，并通过互联网传到全世界，为他自己的生命写了完美的最后一章。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读过19世纪法国作家阿尔丰•杜德（Alphonse Daudet）的爱国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小说的时代背景是法国因战败把北部两省割让给普鲁士后，该两省的学校被禁教法文而改教德文。法文老师为学生上了最后一堂法文课，关照学生要爱护法文。我们先撇下故事的政治背景不谈，因为那两省当时介于德国和法国之间，是兵家必争之地。居民除了地区方言外，数个世纪以来都要跟着统治国而被逼在法文与德文间取舍。在文中的老师有一句相当经典的话：“怎么？你们还自己说是法国人呢，你们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说，不会写！……”。今天，如果我们把其中的“法国”两个字换成“德国”或甚至是“中国”的话，相信这句话仍旧是有一样的震撼力。

如果有朝一日我们也有机会演讲“最后一课”的话，我们的讲题将会是什么呢？

《早报》 言论版 07 Jan 2012

南洋最早的华校童子军

黄国全

成立于1919年11月23日的华中童子军团是第一支在华校成立，讲华语的童子军团。至今已是91高龄了。

1919年3月21日华中成立后不久，在首任校长涂开舆先生的鼓励下，华中已成立了童子军，并在同年9月就开始演习童子军操。接着涂校长拜访了本地童子军总部，会晤了当年的马来亚童军总长富兰克先生（Commissioner Frank Cooper Sands）商讨童军注册手续，并通过富兰克先生的协助转呈所需资料给英国伦敦童军总部备案。富兰克是新马第一位童子军总监，被誉为马来亚童子军之父。

同年11月23日，学校邀请富兰克先生到校视察，检阅童子军后，富兰克先生对童子军的表现大表赞许并发表演讲，随即宣布华中童子军正式成立，成为新加坡童军第七团。今天，华中童子军是世界童子军运动（World Organisation of the Scout Movement）的第88个成员.

在二战前，华中童子军是最早开展童军活动的华校童子军。二战后，在校友余孟伦医生的努力下，华中童子军得以从新复办，再度成为本地最早恢复童军活动的华校童子军。

今年，全国获得总统童军奖的8位童子军中有5位来自华中，使华中童子军自独立以来所得的总统童军奖总人数达到107位。加上我国独立前有6位童军获得英皇奖和1位获得女皇奖，91 年来华中童子军获童军最高奖总人数达114人，成为历来获奖人数最多的新加坡童子军团。

我祝贺华中童子军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创辉煌！

Istana Woodneuk

刘若琳

在植物园附近，有一栋被遗忘的豪宅。它曾经是Sultan Abu Bakar 建给 Sultanah Khadijah 的新加坡的家，而 Sultanah Khadijah 对我们来说应该一点也不陌生，因为她就是我们进入摄影馆中时所看到的第一个人-加冕典礼照片中的那位苏丹纳王妃。

很多摄影爱好者都有听说过这个地方，因为那里似乎没有被新加坡迅速的发展所影响，依然停留在自己的时空内。四处一片荒芜，野草长得茂盛，屋子建在一片森林之中，难道所有的Istana 都要如此的与世隔绝吗？

今日的 Istana Woodneuk

其实在这一带有两栋苏丹的豪宅，一是Tyersall House, 二是Istana Woodneuk。这两栋屋子分别有具有特征的红色与蓝色的屋顶，Istana Woodneuk的屋顶是蓝色的。2006年的一场大火对屋子的结构造成严重的伤害，如今屋顶已经坍塌，只剩下地上所看到的碎片了。

蓝色砖块

刊登在1935年的一篇海峡时报报道就那么说道：“The outside of the house is pleasant to the eye, and prepares one for the charming interior built of brick and stone. It is coloured dark cream and grey, with a roof of lovely blue Devonshire tiles. Their unusual colouring strikes the eye at once, and pleases too, as it gives off a shimmering, wave-like atmosphere.”

看到Istana Woodneuk时，有种发现陆地版铁达尼号的感觉。对比手中所拿着形容屋子昔日风光的文章，还有眼前所看到的废墟，如果来一次时光倒流，我能不能够回到过去？

2011年12月31日所拍的照片

Istana Woodneuk 的客厅，曾被称为“Blue Lounge”, 也就是蓝厅。蓝厅的中央就是这气派十足的楼梯，可以想像以前的贵族们穿着他们的礼服，缓缓走下楼梯，与前来出席晚会的贵宾嘘寒几句，然后品尝小糕点，听着古典乐，翩翩起舞。

非常喜欢这楼梯扶手的设计，虽然简单，但却别致，看了有种舒服的感觉。一个家，追求的不就是这种感觉吗？

从二楼所看到的楼梯扶手花纹

这栋豪宅建于 1890年，用了两年的时间才完成。虽然那时还是19世纪末，但这栋豪宅已有电能供量，除此之外，里头的家具设计也走西式风格，以当时来说，绝对是非常摩登的一个家。

地板都是用木做的parquet flooring，但当时都铺着来自波斯的地毯。如今，也只能靠想像了。

在浴室所看到的电能开关

报章上也有提到屋子的饭厅，图案有点模糊，但却形容了饭厅内的pickled teak walls, 在屋内绕了一圈，发现有个房间的墙壁与众不同，并没有被严重损坏的痕迹，反而依然有那雍容华贵的感觉，木制的墙壁，配上木制的parquet floors， 如果再配上木制的桌椅，整个感觉很一致，也给人温馨，自在与踏实的感觉。

Pickled Teak Panelling Walls

走到了楼上，原本是苏丹与苏丹纳王妃的寝室的所在地，但是已经沦落成几道长满青苔的墙。

二楼

屋子的结构看起来真的不是很稳，屋顶已经坍塌，二楼的许多房间已经是露天式。不过，也就因为365天阳光普照，许多植物都在这里落地生根，一片绿意和到处所看到的损坏对比成趣。

豪宅建在一个小山丘上，望出去是一整片森林，不知道以前它是否和现在的Istana一样，拥有整齐的花园？

旧建筑物都设有让空气更佳流动的小洞，而这豪宅的洞（一时忘记专业用语是什么）的设计就还蛮特别的。你认得出那是什么水果吗？难道马来皇族也相信ong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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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ana Woodneuk 的所在地真的非常不容易去到，千辛万苦翻山越岭终于到达，除了拍下很多照片之外，还拍摄了一个短片，介绍屋子的几个角落。 短片中的英语旁述取自于海峡时报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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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有栋蓝屋 (Blue Mansion), 曾经有过风光史，是有名商人張弼士（Cheong Fatt Tze) 的家。这家可大有来头，算过风水，为了让风水阵万无一失，張弼士还特地买下屋子前面那块地来改道路的方向，好不让财富流失出去。千算万算，没想到因为不想让后代把自己辛苦累积的家财败光，所以去世后的遗嘱规定后人每个月只能拿一小数目的钱，而这钱不足以支付保管豪宅的费用，所以后人逼不得已把豪宅分割租让给各种各样的人。房客吗，毕竟不是家的主人，在名贵的木制地板上毫无顾虑地煮饭烧菜，烟熏脏了天花板也没人理会。

后来屋子随着后人的移民而没落了，变得有点像鬼屋，一直到有一群热心与文化历史的人欣赏它的价值，决定重金修复，最后，蓝屋还得了UNESCO的Heritage Award，如今已是一间精品酒店，也开放给旅客参观，让更多人认识屋子的历史。

两间豪宅，两种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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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到达Istana Woodneuk:
-靠近植物园的大门已经被反锁，无法进入
-可以从Holland Road 的巴士站下车，沿着大马路走，会看到有个小路/小开口。走进后得穿越森林，只要只往上走，大方向就是对的。那里没有路，有斜坡，没有扶手，靠的是手和脚攀爬而上，如果真的要去，一定要有心里准备。
-蜘蛛网很多，带刺的草也很多，记得穿长裤与运动鞋
-没有在豪宅遇到什么超自然事件，但是还是不要单独去比较安全

参考：
The Straits Times, 12 September 1935, Pg 17: The Home Beautiful Built for Sultan of Johore, by Mrs K.Savage Bailey.

http://remembersingapore.wordpress.com/istana-woodneuk/

http://api.sg/main/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4:the-story-of-tyersall-house&catid=65:haunted-places-in-singapore-revealed&Itemid=105

新加坡同盟会先驱与潮州人办学

许愫芬

晚晴园在百年辛亥革命百年重开放后二楼展厅就有模拟过去的新式学堂，其中许多在晚晴园参加同盟会的南洋先贤都是新学堂的领头者。这包括了林文庆、陈楚楠、陈嘉庚、李光前及林义顺。展览图片有林文庆博士于1899年创办的星洲女校；陈嘉庚于1919年办（林义顺也参与倡办）南洋华侨中学。

19世纪末，新加坡还处于旧式华文学校，也即以私塾、书院为主的私塾教育时代。教学内容则以识字、记账珠算、尺牍为主，内容大致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乃至四书、五经。私塾多借用会馆、宗祠、宙宇为教室，教师多从中国聘请如落弟秀才等。

新加坡华人积极参与兴学，缘於中国戊戍政变，康有为亡命海外，南来提倡兴学。迨至1905年清朝工部及广东总督岑春煊先后派遣商务大臣张弼士、视学刘士骥南来劝办商会及学校，促成新加坡华人学堂纷纷建立。1905年1月30日的 “养正学堂” （后改名为崇正学校），属于私塾性质，陈楚楠先生便是发起人之一，租他位于美芝律的合春号公司为校舍，是新加坡最早的新式学校，其次是广肇学堂（后改名为养正学校），成立於1905年3月6日，是广东人赵沛堂等所倡设。成立於1905年3月6日。其后应新（1906年5月5日年嘉应人创办）、启发（1906茶阳会馆创办）、潮州人创办的端蒙学堂(1906年10月1日)、由福建会馆创办的道南学堂(1907年11月8日)、海南人创办的育英学校（1910年）相继成立。

1906年4月6日孙中山到新加坡来，并成立同盟会及多家书报社之后，在书报社的推动及新加坡华社领袖的纷纷出资赞助下，开始办起了华人学堂，使到新加坡的华教学校，从私塾时代走进新式学堂时代，可说催生了学校的诞生。

端蒙学校成立于1906年10月1日，是潮洲人陈云秋、廖正兴、张霞生等二十八人发起创办。端蒙学校的发起人之一的沈联芳，祖籍广东潮安，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他也很早就表现出爱国热诚。1904年跟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一起将邹容所写的《革命军》改名为《图存篇》，带到潮州派发。后与长子沈子文一起加入同盟会，1907年与张永福、陈楚楠等创组《中兴日报》宣扬革命。为支持黄花岗起义他个人独捐3500元。另外对钦廉武装起义和武昌起义等他也多有捐款热心支持。他逝世时孙中山还亲自电唁慰问其家属。

另一位革命潮州先贤陈振贤，祖籍广东潮安县，为四海通银行经理。他生前活跃于华社，担任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新加坡华人参事局委员、南侨筹赈总会常委、潮州八邑会馆正副总理，历任义安公司副总理，对华社和潮人福利建树良多。他早年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

新加坡潮人公众团体最先成立的是义安公司(一八四五年清道光二十五乙己)，端蒙学堂（后改名为端蒙学校），校址暂时借用禧街（Hill St）门牌52号，仅有师生68名。1913年迁至怒吻基（North Boat Quay）门牌13号。1918年，校舍迁入‘丁律’（潮语发音）登路97号（97，Tank Road）新校址，正式开始用普通话教国语课。至1937年除英文课之外，各科已采用华语教学。

鲜有人知道的是创立于1924年端蒙分校的校史。1918（民国七年）年由张永福、曾广秀、许惟烈等美芝路潮商发起函请总校建分校,由于经费不足而延至1924年（民国十三年），端蒙分校先租民房，于7月1日成立时招收附近的学生90余人。张永福、陈秋槎任分校董事部正副总理。因学生人数增加，于是竭力筹款，以7千5百元购置5千8百余方英尺旷地，越二年建立于小坡民多路33号（33 Minto Rd， Minto是英殖民地官员）分校新校舍启用时学生已增加至200人。此后十几年，总校与分校并肩发展，校务蒸蒸日上。

端蒙分校

端蒙学堂的建校捐款大部分来自早期成立的 “万事顺公司”（民间秘密会社），该公司由原籍庵埠东溪的航运界先驱王钦、王丰顺等于1819至1820年发起建立粤海清庙（会址是新加坡河口的一间小茅屋），宗旨是祭祀天后圣母（位于菲利士街Phillip St的粤海清庙于1852至1855年从河口迁入现址后重建，地契属于义安公司）与辅助教育。昔日南来的移民上香添油酬谢神明护佑；还愿或捐赠，日积月累善款交由万事顺公司管理，该公司在兴学办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渐渐式微，公司信托机构一直被保留下来。

新加坡潮人公众团体最先成立的是义安公司(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乙己由佘有进创立，1930年设办事处于粤海清庙内，1963年迁入潮州大厦)，次为端蒙学堂(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此后, 便一直没有潮州最高机关的创设。

1928年，张永福、林义顺等为要交涉义安公司产业献给潮人公管，于12月12日假端蒙学校举行临时筹备委员会议。推选包括林义顺、李伟南，陈秋槎，杨缵文、吴竹村，李金赐，黄蔚延，林雨岩等8人起草章程委员。1929年2月2日通过章程。2月5日在端蒙学校开筹备委员会议，与会者选举临时董事职员；林义顺被推选正总理 ，于该年9月8日由林义顺、黄蔚廷、刘正兴、寥正兴、郭廷通、陈敬堂、李伟南、张永福等40人委员成立，联合登报发起筹设新加坡潮州会馆1928年9月15日假座中华总商会召开潮侨大会，讨论组织潮州会馆，到会乡人踊跃，共有五十余人。议决定名为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潮安、澄海、潮阳、揭阳、饶平、普宁、惠来、南澳)，临时办事处暂设端蒙学校。

1933年，总校向土地局借丁路校舍对面的火车桥旧址旷地，皇家山（福康宁山）山麓建立运动场。因此推动了学生体育运动人才杰出。1936年10月1日，端蒙学校庆祝建校30周年，举行校庆庆祝会及运动会。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占领新加坡，学校被逼停办。和平后，端蒙总校于1945年10月1日正式上课；分校在1946年7月继续正式上课，学生人数鋭增。1955年，总校增设中学部，1958年，更开办高中部，校舍也一再扩建，1962年，巍峨庄严、设备齐全的端蒙总校新校舍落成。

1967年，创校43年的端蒙分校因校址被政府收回另作发展，校长及教职员调任他校，学生除了部分转入总校外，其余都被分配到政府新建的学校肄业。至此，端蒙分校遂正式关闭，而总校则继续负起作育英才的神圣任务。每年培养大批德才俱备、中英兼通的毕业生，为建设新加坡而尽心尽力。

60至70年代，可说是端蒙总校的颠峰期。学校师资阵容日益强大，学校设备也臻至完善，学生在学术与课外活动的表现更是成绩斐然。端蒙一跃成为新加坡顶尖学校之一，是莘莘学子的学习乐园。可惜到了90年代中，由于城市重建，学校因为学生人数逐年递减而不得不停办。劳苦功高的老师无奈地转到他校服务，美轮美奂的校舍虽保留但充作其他用途。从此，端蒙总学也就尾随分校走进了历史。
朝阳学校成立于1952年，坐落在潮阳会馆内（299 River Valley Rd）。至70年迁址代转型为朝阳特别学校。

义安公司在二战前也提倡女子教育，因此在1940年于里峇峇里路299号洋房创立义安女校。1967年兼收男生，于1982年迁入马林百列时改名义安小学。
1963年5月25日义安学院成立，于97号登路端蒙学校左座20教室内上课，1967年由私人学院成为公立学院。1968年迁至金文泰现址。1982年3月，正式易名为义安理工学院。

新加坡早期的潮州人创办的私校有植哲学校（建于1927年，里峇峇里路261号李坤兴办），擎青学校（建于1929年，士鲁马里路，林品端办，1940年改为公立学校），醒华学校（建于1930年，蔡祝三办，后港林大头路），陶蒙学校（建于1934年，黄愫及当地人办，杨厝港11公里），陶英学校（建于1940年，林春林自办，大坡力街4号）还有其他如树人、培英、洛英、辅女和中国公学等。

参考文章：
《革命激发华文学堂蓬勃》；作者张曦娜 2011-10-6 《联合早报》。
《辛亥革命爆发后 新加坡万人响应》；作者莫美颜 2011-10-6 《联合早报》。
；作者黄今英《新加坡潮州文化展特刊》
《潮州先贤创粤海清庙浓缩180年华人奋斗史》;作者韩山元.《新加坡潮州文化展特刊》
《端蒙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刊》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
东南亚华人历史文献 （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

http://libapps2.nus.edu.sg/sea_chinese/education_sources.htm

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印象派画作

李国樑

那些年曾经追过的女孩，那些年曾经心仪过的男生，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曾经给予你什么刻骨铭心的记忆？如今细细回想，是否还历历在目，能够一笔一轮廓，将一面一面场景完整无缺地拼在一起？又或者许多细节已经变得模糊，雾里看花？

有人说印象派画家大体上都患上大近视，画中人那张脸总是模糊不清，说得难听点叫做没脸见人。2011年10月到2012年2月间在国家博物馆展示的奥赛博物馆的好些印象派画作就给人这种强烈的震撼。震撼在于画中的精神应验了人生如画，画如人生，在现实中回顾曾经经历过的人与事，过程都在一瞬间，确实无法像摄影或临摹那样捕捉每一个细节。在现实中，一瞬间已成永恒，若是捕捉不到那一瞬间的永恒，就会随风而逝，以后也无从回想起。

印象派大师莫奈（Claude Monet）的《撑着阳伞的女人》，访客的意见有高雅、飘逸、静中带动（动的是略带反光的丝巾和长长的裙摆），光线下明与暗的掌握。也有访客对色彩情有独钟，觉得粉红与蓝色是很调和，很有诗意的配搭。整幅画的观感就是“美”。

《撑着阳伞的女人》

英国画家Philip Wilson Steer的《海滩上的年轻女子》构图简单，一位衣着时尚的年轻女子坐在海边，背着阳光。优雅的仪态，长发随风飘动，细长的影子洒落在沙滩上，衣服与海面同样采取粉红与蓝色的配搭。访客都觉得这女子楚楚动人。英国画家在英国这个更讲究古典艺术与按部就班的系统性作业程序的国家，跑到法国去寻找艺术的灵感，将《海滩上的年轻女子》这类户外的光与影和朦胧美的反传统的表现手法带回英国，除了艺术本身，更需要面对的是舆论的勇气。

《海滩上的年轻女子》

仔细看这两位美丽的女子，她们都缺少一张脸，更贴切地说那是个一片空白的轮廓。没有脸的人，怎么以美来形容？这就是光与影中让人发挥创意的思维与联想的魅力。

《静思》

莫奈的妻子卡米尔（Camille）是他的忠实模特儿，坐在沙发上《静思》的时候只有23岁。八年后，卡米尔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患癌《临终》前的一刻，莫奈看着隔着一层白纱的妻子，脸庞从黄色转变为缺氧后的蓝色至死亡前的紫灰色，竟然按耐不住，拿出画笔，将妻子死亡的一刻以大写意的手法描绘下来。卡米尔临终前，竟然还在当莫奈的模特儿！访客说看了这幅画，觉得很凄凉，在画家眼中，变幻的色彩竟然远胜于一个垂死的亲人的生命。是艺术家的执着吗？

《临终》

执着的还有梵高（Vincent Van Gogh）。27岁才开始作画，35岁跟好友高更（Paul Gauguin）来到法国南部的城市阿尔（Arles）。阿尔的平安夜应该是很温馨、很感恩的夜晚，两人却发生激烈的争吵，梵高一气之下竟然割下自己的半只耳朵，还将耳朵送给一个妓女。不过阿尔确实令梵高着迷，平均一天完成一幅画作。夜空中闪烁的星星和倒影中的潺潺流水是迷人的《星夜》，梵高下笔的刚劲、短促的弧形笔触和扭曲的线条，似乎反映了他怀才不遇的心情。《星夜》中的小熊星座是我们常说的北斗星，北斗星的尽头指向远方那一颗为船员导航，却又遥不可及，看得到摸不着的北极星。

《星夜》

或许梵高很渴望现实生活中真有北极星，为他指点迷津，但他只能通过很个性化的表现手法，在油画上发泄那股浓烈的感情。梵高一生只卖出一副画，37岁时开枪了却穷困潦倒的一生。

或许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的《春天》会给大家冲走那一股愁绪。《春天》是米勒这位巴比松画派大师（田园画家）晚年之作，好多位访客都以“梦幻”、很有“feel”来形容《春天》。暴风雨来临前那种窒息的压迫感覆盖着左上方，右上角则出现了些许的蓝天和白云。透过乌云的阳光直射在后面一排树丛上，近处树上的花儿已经含苞待放。树下一个人影，在整幅田园的构图中显得渺小，是在躲避暴风雨还是寻访春天？乌云上的两道彩虹，给画面增添许多生气，使人生充满希望。请相信有彩虹，心中有彩虹，梦想就会实现。

《春天》

梦想与现实—奥赛博物馆收藏的印象派画作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每星期六和星期天3.30pm有例常华语导览。

(Passion Card 会员可以从12月12日-12月23日免费观赏《梦想与现实》的展览）

百年辛亥忆晚晴 – 免费讲座

刚知道的故事

刘家明

大约在两百三十多年前的公元1775年4月18日的夜晚，一匹轻骑在北美驰骋。骑士一路上避过英军的哨站，把英军将在深夜渡河袭击民兵的情报带给各镇的民兵。结果民兵因有时间布局，在莱星顿（Lexinton）镇击败了英军，从而点燃了美国独立战争。八年后战争结束，由华盛顿带领的民兵团取得全面胜利。美国宣布独立，由华盛顿担任总统， 骑士当然也就成为了美国国家英雄。这骑士就是保罗-瑞文（Paul Revere），战后保罗退役，重操冶金和银版雕刻的老本行。

保罗-瑞文有一个女儿玛丽亚，嫁给了一个美国创业家而移居海外。刚好海外建了教堂，保罗于是打造了一口大青铜钟送给女儿当嫁妆。那口钟高81厘米，直径也有89厘米；安装在教堂以后，玛丽亚规定每天晚上准八点，要敲钟五分钟。那是因为当时社会秩序很坏，酗酒、赌博、械斗、打劫常发生，故政府颁了戒严令；所以敲钟是提醒大家快回家，宵禁时候到了。如果我告诉大家那口可能是在美国境外仅有的大钟目前是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常设展览品，大家猜到了故事的渊源了吧？玛丽亚小姐的夫家就是约瑟-马里士他（Joseph Balestier）先生。

马里士他先生于1834 年左右在现在的马里士他路靠河的地方向殖民地政府买了一千亩地来开辟甘蔗园。他也在1836年被委任为第一届新加坡的美国领事。可惜由于天灾、虫蚁、劳工、虎患和税务等因素，甘蔗园经营失败，马里士他宣告破产。在妻儿双双病逝后，马里士他先生于1852年悻然回美国终老。不过大钟仍然每晚八点准时敲五分钟，一直敲到1874年才停止。

早在六百多年前的元朝，有一个叫汪大渊的旅行家，在他的游记《岛夷志略》里提到在东南亚有一个叫“龙牙门”的地方。 龙牙门夹在两座名为“单马锡”山之间，地势险要，气候热，四五月多雨，土地不宜耕种，居民“俗好劫掠”。来往的若是空的商船，岛民一律放行，但当船满回航的时候，“贼舟二三百只必然来”。所以商船都要武装，“驾箭棚、张布幕、利器械以防之”。看来周润发在“加勒比海盗”里饰演的大海盗，不会是空穴来风。不过说新加坡的地形有如“龙牙”，则的确要极大的想像 空间了。

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学者，总有好多头衔，例如就有这么一个叫华莱士的“英国博物学家、探险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与生物学家”。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在1854年来到一个当时“最为茂盛、巨大，充满各种蕨类、攀藤植物的山区”。除了植物外，山区里也有极为丰富的动物、昆虫等，在短短几个月就“收集到超过七百种甲虫，百多种蝴蝶”。华莱士也发现了现在以他命名的“华莱士线”，这线绕过民丹劳岛以东，婆罗洲延伸到巴厘岛，恰是东南亚和澳洲动植物种的分界。华莱士也把他发现的“物种形成和变异的自然选择性”理论和证据于1858年寄给了达尔文，促使达尔文发布了轰动生物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论》（进化论）。那个山区，就是只有区区163.63米的武吉智马山了。

以上只是三则刚知道的小故事，想知道莱佛士爵士和拿坡仑又有什么瓜葛呢？那就要请听下回分解了！

太阳能，风不能

刘家明

无论是因为政治原因，或者是基于环保，经济因素，寻找替代能源的研究，正在世界许多国家中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今天，最经济，方便的仍是煤炭、天然气和石油等的化石能源。不过，地质学家估计全球的化石能源在2015 年后会达到“哈伯特顶点”（Hubbert’s Peak）， 也就是说化石能源的生产将不够应付人类的需求。再加上化石能源带动的废气污染和气候的温室效应，所以发展“绿色”再生能源的工作已刻不容迟了。再生能源有水、潮、风、太阳、地热和生物能等等。

大自然就是爱跟人类开玩笑。以目前的标准来看，无论是经济效益、污染程度甚至安全度，核能都是个中佼佼者；但目前提议发展核能的政治本钱是太大了。我国没有大河大水也没地热源，更不可能腾出一大片土地来种植甘蔗玉米以发展生物能源；这个什么资源都没有的红点小国剩下的唯一希望就是风能和太阳能了。

风能的应用自古既有之，最典型的莫过于有“风车之国”之称的荷兰了。风能来源免费，技术成熟，不污染环境，只要有约10 节的平均风速就可发电了。可惜的是，这个红点虽然每天凉风习习，但平均风速却不及6 节；再加上到处高楼林立，使得风向不定； 更没有足够的空间竖立大风车，所以也不可能发展风能了。

小岛得天独厚，四季阳光普照，大有发展太阳能的潜能。我们能吸引到世界知名的太阳能生产商来这儿设厂，但是我们却迟迟不迈开大步发展太阳能；只因为目前还能输入便宜的化石能源。甚至有机构用数字来证明目前发展太阳能的经费太昂贵，经济效益低。到今天，经济学家和能源专家还在讨论什么时候才是开展太阳能的最高效益期，最高投资回报率等；孰不知能源对我国来说，就如水源一样，将会是个生存问题。

我国是个完完全全的能量消费国，如果能量不能自给自足，总有一天会受制于人。趁着目前还有经济能力，就应该大力投资发展再生能源。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减少对他国的依赖，并为政治家扩张了外交空间；也不再需要受别人动不动就说要“切油管”，“割气管”的冤气了。对待能源，就得要有像发展新生水一样的魄力和胆识。

除了“开源”，我们也应该“节流”。若是全国的办公室的冷气能调高3度，不但省下了电费，也可省下买夹克的钱。若每间组屋能再建高15 厘米，就可在天花板装把电风扇而少用冷气。既然住在热带，当然还可以尽量少洗热水澡。又如果所有住屋的门窗都顺着东南和西北季候风的方向而建，那屋内肯定会更通风凉快。

小时曾听过一个童话故事：风伯伯和太阳公公比赛看谁能让路人除掉外套。风伯伯先开始，它出尽力气地吹，但是风越大，路人反而把外套捉得越紧。轮到太阳公公了，太阳先发出柔和的光芒，然后再慢慢增加温度。路人热得满身大汗，于是把外套脱掉了；当然是太阳公公赢了这场比赛！所以说，不论是在童话世界还是现实生活里，我们这个什么天然资源都没有的小红点，若要达到在能源方面自给自足的话，结论都只有一个：太阳能，风不能！

[早报《言论版》01102011]

青天白日旗

许愫芬

青天白日旗

1894年11月24日，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在策划推翻满清的封建统治之初，兴中会决定以青天白日旗取代清朝的黄龙旗，此旗由孙中山早年的好友兼革命伙伴陆皓东所设计，计划在1895年广州重阳节起义中使用。旗作蓝色以示青天，旗中置有一射出叉光的白日图案，意义取自唐•韩愈《与崔群书》：“青天白日，奴隶亦知其清明”。由于受到清政府的破坏，陆皓东为保护党人的名册不幸被捕遇难。起义流产，此旗并未用上。

1900年惠州起义时就首次用了这面旗为标帜。而尤列则在南洋各地创立“中和堂”时，要求各会均悬挂“青天白日旗”。这也是海外华侨团体以革命党徽号作为标识的开始。不过当时旗上的日光分叉数多寡不一，后经孙中山解释：日光叉数应当代表干支之数，也就是12，从此才确定下来。

1905年7月，孙中山、黄兴与陈天华等70余人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同盟会，成为创始人与骨干。以及其他小团体员陆续加入，来自不同阶层共同参与同盟会的创始与组建。8月中旬，孙中山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将兴中会、华兴会与光复会的团员团结在一起。，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黄兴被推选为执行部庶务，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

华兴会由黄兴、宋教仁、章士钊、刘揆一等组成。

光复会涌现了象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鲁迅、秋瑾等无数革命英烈与先驱的光辉形象，为后人所传诵。

共进会由张振武、焦达峰、孙武、熊秉坤、伍廷芳等组成。

文学社由蒋翊武、刘复基、张廷辅、胡瑛等组成。

其他成员还有邹容、陈其美、徐宗汉、林觉民、廖仲恺、谭人凤、林森、唐绍仪、阎锡山、胡汉民、陈炯明、蔡锷、汪精卫等。

1906年4月6日，孙中山在新加坡成立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召开会议，张永福出任副会长。1906年6月在晚晴园改组同盟会，张永福出任当选为会长。孙中山在晚晴园居住时讨论有关同盟会会旗（未来国旗）一事，孙中山先生主张青天白日满地红的设计方案，可是到会人士中也有不少人表示不同意， 两种意见争论不休，正巧陈嘉庚先生替孙中山先生倒茶，不慎将开水冲到孙中山先生拿的朱砂笔上面，一滴朱砂汁忽然自孙先生笔上掉入杯中，杯内顿时变成红色乾坤，灯光透过茶杯，映红了十二角星，婉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孙中山先生说，“红乃幸运之色”这是天意。决定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图案定为同盟会的会旗。（注1）

孙中山主张以青天白日二色旗，再加上红色底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同盟会会旗。根据后来的解释，旗上青、白、红三色分别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同时也代表中华民国以三民主义立国的初衷。虽然在这次会议上对国旗样式并未最终通过决议，但是孙中山在此后所领导的潮州黄冈、惠州七女湖、黄花冈等历次起义中，都无一例外地采用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话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同盟会南洋分会副会长张永福夫人陈淑字（一说淑宗）。孙中山提出青白红三色旗的草图和构想后，陈淑字就刺绣了四种草案的图样，中间还有自由钟的图样绣着“国民万岁”四字。这草案悬在晚晴园议事厅里，孙中山经常抬头仰望。这面由陈淑字缝制的原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原本在日军来时寄放在张永福的侄女张漱珠（卢立本夫人）在经禧路的家中，他们的家不幸被炸，全家仓促逃难时却不幸的被洗劫一空。此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不知所踪。

幸好张永福在1933年出版的《南洋与创立民国》，在书中刊登了这四面旗的图样，才得找到文献上的记录。

张永福在《南洋与创立民国》中还加了一段说明，指出该面旗其实在1928年便已失落，幸好被怡和轩俱乐部的杨岐山、丘继显发现，知道是民国前重要纪念物后以重金买下。他们知道张永福准备出版《南洋与创立民国》后，决定物归原主，把那面旗送回给张家。张永福还在书中加了一张陈淑字50岁时的照片，并说明她绣制该面旗时才22岁。

青天白日满地红

1906年冬天在东京会议上，同盟会内部就为国旗问题发生过冲突。宋教仁、陈其美就主张用五色旗了，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不承认青天白日旗。而到辛亥革命，江浙地区脱离清政府的时候，用的也正恰恰是这面旗帜。章太炎到死，只愿以五色旗覆盖。

五色旗

廖仲恺和黄兴主张用象征社会主义的井字旗；反对青天白日旗。黄兴与孙中山几乎为此决裂，黄兴就曾明确表示，该旗“形式不美，且与日本旭旗（即日军军旗）相近”（冯自由《革命逸史》）。陈炯明在惠州起兵用的就是井字旗。此外还有用白旗(取以明涤去污染、光复旧物之意)、金瓜钺斧旗(代表尚武强兵的精神)等，可谓各树一帜。

井字旗

武昌起义爆发时，用的是共进会孙武与焦达峰的十八星旗，黄星代表当时的十八省；示皆黄帝子孙，红底示铁血主义。

十八星旗

1911年12月4日，孙中山还滞留国外的时候，在上海召开的共和联合会大会上，即商定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因其“既可表明革命行为系为政治改造而起，非专为种族革命；又能缓和满、蒙、回、藏各族的心理，与汉人共同努力赞助共和”。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作为临时大总统。他对国旗问题发表了他的意见。1912年1月12日，他在写给参议院论国旗的信中，反对以五色旗为国旗，主张在民选议会产生后由国民公决。

身为大总统，孙中山想让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成为国旗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参议院多数的赞同，所以只能作为海军旗，而不能成为国旗。对于这一结果，他虽然不满意，但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此后，孙中山参与发动的历次起义打出的都是这一旗帜。 （注2）

1912年4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临时参议院随之迁往北京。当五色旗作为国旗方案再次交付表决时，全体参议员起立，三呼万岁，通过决议。同年6月，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国旗统一案》颁布施行。由此，五色旗正式成为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海军军旗）。此后孙中山声讨袁世凯帝制自为也好，指责段祺瑞毁弃约法也罢，可无论如何，他不能否认北京临时参议院的合法性、也没有理由去否定其通过法案的正当性。

然而事实却是，1914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正式规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再往后，孙中山不管是在1917年任非常大总统，还是1922年做陆海军大元帅，“国旗”用的都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不断的斗争失败，使孙中山的青天白日情结最终成了心结，至死也没能看到自己心目中的国旗飘扬四海。在他身后的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建立，不久出师北伐，但凡攻克之处，都一律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青天白日的党旗才得以并列在中华民国的正式官方文件上，今日的台湾地区还在延用。

1928年12月，北伐成功，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从此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得以通行大陆；此后完全取代五色旗。

1946年底，制宪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民国国旗定为红地，左上角青天白日”。孙中山衷心的非法国旗至此总算真正取得了合法地位。

注1：
辛亥革命网–《晚晴园的故事》。作者陈初电；据史料记载，广州历次起义时革命军就采用了这面旗帜。孙中山先生赴美筹款时，在发行的中华民国金币券上面也印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图案。我根据陈嘉庚编写的《南侨回亿录》中P37 、 杨进发编著的《华侨传奇人物》中P201 P202 以及韩山元等人的文章为依据而进行创作。根据陈嘉庚编写的《南侨回亿录》中P37 、 杨进发编著的《华侨传奇人物》中P201 P202 以及韩山元等人的文章为依据而进行创作。

注2:
依照《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十四条规定，“临时大总统对于参议院决议事件，如不以为然，得于具报后十日内声明理由，交令复议；参议院对于复议事件如有到会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仍执前议时，应仍照前条办理”。因此孙中山在否决《国旗统一案》后，法案重回代理参议院（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表决，但未能获得2/3多数同意。《国旗统一案》被暂时搁置。

参考资料：
2011年10月06日早报 –张永福 土生土长的辛亥革命先驱作者：谢燕燕
2011年05月13日 广州日报– 尤列：手刻“民国国玺”
http://www.xhgmw.org 辛亥革命网
2011年09月14日——油画《晚晴园的故事》作者：陈初电

http://en.wikipedia.org/wiki/Xinhai_Revolution

把“大人路”改名“中山路”

黄国全

紧随着本地“中山公园”的落成，坐落于新加坡大人路的 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在经过一年的重修后终于在10月8日在张永福的后辈张志贤副总理的主持下举行了重新开馆仪式。晚晴园在重新开馆后短短的三星期内便迎来了七万多国内外访客，其魅力由此可见。

参加开馆仪式的孙中山曾侄孙，孙必达认为新加坡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在世界众多孙中山纪念馆中深具特色，是最能代表海外华人与辛亥革命密切关系的纪念馆。它彰显了海外华人对那场革命所做出的贡献。

是中国政协委员，也是孙中山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理事的孙必达也认为晚晴园把重点放在支持辛亥革命的华人身上，能把新加坡与现代中国连接起来，让中国人永远不忘和感激新加坡先贤参与这场革命的历史事迹。

11月3日，晚晴园、国大中文系和台湾国立国父纪念馆联办了两天的研讨会，吸引了超过150名与会者，当中包括约40名海内外学者。

晚晴园的存在既是具有那么大的历史意义与备受重视，笔者认为应大大加强对晚晴园的宣传，使它也成为全世界海内外华人到访新加坡旅游时不可错过的重要景点。其中最有效的步骤之一是把晚晴园所坐落的“大人路”（Tai Gin Road）改名为“中山路”(Zhong Shan Road)。　　

道路改名并非是新鲜事，过去“兰拉街”(Dunlop Street)改名“南洛街”便是其中一例。要是改名会引起某些不便，可考虑英文路名“Tai Gin”保持不变。

在今天，多数新加坡的年轻人已不知孙中山是何人，原因是孙中山的英文译名是孙逸仙Sun Yat Sen.大人路的改名有助于年轻国人认识和知道孙中山，进而引发他们对近代历史的兴趣和认识，明白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是新加坡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中国，各大城市如：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广州、厦门、青岛等地都有中山路。在台湾的台北、台中、台南、高雄也可找到中山路。新加坡如果也有中山路将会让晚晴园因其所在地而加强其知名度。

建议中的改名若得到有关当局的支持与落实，笔者更期望“中山大酒店”、“小桃园俱乐部”、“小桃园餐馆”等与晚晴园相关的旅游项目将会先后出现在中山路、中山公园、和马里士他路，为旅游业带来商机，为晚晴园增添光彩与热闹。也让旅客在旅游狮城的同时也能缅怀辛亥革命的历史，从而增强新中人民的友谊。

从社会结构嬗变 看知识分子浮沉

从社会结构嬗变 看知识分子浮沉 ——评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

原载2011年11月1日联合早报「读书之必要」栏

章星虹

作家巴金在晚年曾这样写道：“文革前的十年，我就是这样度过的，一个愿意改造自己的知识分子整天提心吊胆，没有主见，听从别人指点，一步一步穿过泥泞的路。十年中间我就这样地走着，爬着，走着，爬着……”，“我的悲剧是别人把我当作工具，我也甘心做着工具。”

巴金老人的晚年反省，距今又是近30年了。这些年来，人们一直没有停止追问：是什么让老一辈读书人数十年间噤若寒蝉，甘做不会思考的工具？这背后的始作俑者，为什么依然看不见它的脸？

提出一个无法回避的设问

《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一书的作者魏承思，把这个无法释怀的疑惑，变成一个更为完整、更加无法回避的设问：

“许多知识分子在向国民党政府争民主时无所畏惧，为什么在共产党统治下会变得胆小怕事？许多名闻中外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对一个微不足道的共产党基层官员俯首贴耳？什么力量促使知识分子从公众代言人变为政治权力的驯服工具？是政治高压，是文化传统，是意识形态，还是社会环境？”

设问既立，接下来的通篇论述，为的是找出一个答案。

引入“社会与生存”的概念

知识分子向来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20世纪中叶中国知识分子风雨晦暝的经历，直接映射出当代中国走过的坎坷之路。今天，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已是当代中国研究中的一个热门领域。

当研究者多在“政治高压”、“文化传统”、“思想意识”的层面寻找答案时，学者魏承思提出了另一种解答：一定的社会环境，塑造一定类型的知识分子。1949年后中国社会环境的转变，是知识分子命运和地位时而备受推崇，时而屡遭贬损的真正原因。

这一解答的新意，在于把“社会环境与生存状态”这个社会学概念，引入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领域，扩大了人们的研究视野。

以三组上海知识分子为考察蓝本

作者魏承思，1951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是70年代末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他曾在中共体制内任职，后在美国和香港深造，于2001年获博士学位。体制内外、国内国外的经验和阅历，给了魏承思以旁人少有的视角和积淀。

《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一书，时空坐标定在1949-89年间的上海。全书共有十章，可分为三大部分，分别细述1957年前上海《文汇报》里的“独立知识分子”、1958-76年间上海市委写作班子里的“工具知识分子”，以及1980年代《世界经济导报》编辑部里的“改革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
　　
在这三组知识分子中，“独立知识分子”和“改革知识分子”的社会环境在不同程度上允许民间社会的存在，因此知识分子也享有一定程度的说话空间；反观1958-76年间的“工具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要应付持续的思想改造和各种政治运动，另一方面是被囿困在一整套“以单位为核心，以户口为纽带的制度性网络”之下；两者相比，政治运动虽轰轰烈烈，但真正迫得知识分子就范的是那一整套隐形的社会网络。这个社会网络不仅不允许公民不受限制地活动，包括表达意见，更绝对地控制了人们生存所需的一切物质资源。

他们是这样被“工具化”

面对1957年“反右运动”带来的社会剧变，知识分子做出了如下的反应——巴金看到“右派分子”被当局重重一击，从此变得噤若寒蝉：“1957年下半年起，我就给戴上了‘金箍儿’”；女作家韦君宜则回忆说，“那两年的实际情况是一面牢骚满腹，一面继续做驯服工具，还在努力说服自己。”

这是一个“从适应到内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工具化”过程：在恐惧和侥幸中，知识分子“对周围环境，从行动到思想，从被迫到主动的适应。长此以往，潜移默化，最后就变成一种‘习性’。……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适应者’，而成为一个‘昄依者’——工具知识分子。”

从“社会环境”观察知识分子生存状态

《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是一部严谨扎实的学术专著，自出版以来获得甚高的评价。何亮亮先生谓此书为研究中国知识群体“开了先河”，南怀瑾先生更称之为“一部反映半世纪来中国知识界状况的传世之作”。

虽说这是一部学术著作，尚幸的是，作者用的是一种门外汉读得懂的叙述语言，定义清晰、行文简洁，不熟悉知识分子话题的读者也不会感到有阅读上的障碍；以真人实例说话，是此书的另一大特点。书中采用了大量历史资料、人物实例、口述访谈。被访者中有著名教授作家、民主党派人士，也有一大群不知名的文化工作者如高校讲师、报社记者、大学生等等。这使得作者笔下的叙述有血有肉，颇具说服力；尤为可贵的是，这部书提醒人们，可从“社会环境”的角度去观察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在一个“自上而下”社会中，国家政权对社会环境的强势介入和改变，往往会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功能，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狂风劲扫之下，知识分子的命运只能是“时而举足轻重，时而如芦苇草随风而倒”。
　　
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知识群体。适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思路，未必适用于新加坡知识分子。然而，一个思路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思路，就在于它具备一种内在独到、超越地域的可借鉴性。它宛如一面镜子，能让人们察觉出身边那张隐形的制度网络，网络下自己和同龄人的际遇，也能让始作俑者那张看不见的脸，轮廓渐显。

（《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在纪伊国屋书店有售）

辛亥革命催生了华侨中学

黄国全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经过一整年的重修后，在10月9日重新开放。参观了纪念馆，让人深深地体会到当年新加坡华族领袖投入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乃是新加坡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场革命给新马华文教育带来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推动了新马华文教育在20世纪的发展。孙中山先生的教育改革理念更导致新马新型华校和女子学校的出现。新马第一所华文中学 –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也随之诞生。

辛亥革命成功后的第七年（民国七年），同盟会成员陈嘉庚先生以三万元作为倡导，登高一呼发起设立新马第一所中学的创举。让新马各地的小学毕业生有深造的机会。这个创举立即得到了新马 华人热烈反应和支持，筹募了49万4千多元的建校基金。

于是，这所新马唯一的华文中学便在隔年，1919年3月21日成立并正式开课。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以陈嘉庚为首的第一届董事会成员包括了新加坡的革命先驱人物，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第一任会长陈楚南先生和出任董事会财政的同盟会成员林义顺先生。

华侨中学成为新马最高的华文学府之后，新马各地先后也纷纷设立了现代化的华文中学，为新马造就各个不同领域的人才。

在新加坡， 华侨中学更是政治人才的摇篮。我国政坛人物如第一任民选总统，王鼎昌，以及林清祥、谢太宝等便是来自华侨中学。王总统那古色古香的华中毕业文凭成了纪念馆的文物，目前在二楼展厅展示。此外，多位现任我国国会议员也是华中的毕业生。

位于校园门口，在兴建中的地铁站将命名为陈嘉庚地铁站以纪念这位毁家兴学的先贤。华侨中学学生也在今年8月举行了戏剧演出“百年，瞬间”以纪念辛亥革命翻天覆地的百年历史。

征寻Bukit Brown 文史记录与田野调查工作人员

诚致文史爱好者：

我们目前正为俗称咖啡山的武吉布朗（Bukit Brown）坟场的文史记录与田野调查工作征寻工作者。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近期公布了一项于该坟场建造一条各有四条车道的双向公路工程计划。这项陆路工程将穿越坟场，并对约百分之五或5至6千座坟墓造成影响。

这项文史记录工作将由东南亚研究院的许耀峰博士领导。文史记录工作预计于2011年11月至2012年3月进行，期间的工作范围包括对即将被挖掘的坟墓进行摄像记录以及抄录墓碑碑文等。除此之外，该工作亦会对与该坟场相关的历史、记忆与仪式进行记录。

欲参与田野调查的工作者，请于http://snipurl.com/bukitbrown 报名。
欲知详情，请发送电邮至kopisua@gmail.com 。

在此恳请大家协助散布消息！

武吉布朗文史记录工作委员会 谨启
2011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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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heritage friends,

Fieldworkers are needed for the documentation of graves at Bukit Brown Cemetery. As announced recently, the Land Transport Authority will be constructing a dual-four lane road through the cemetery, which is estimated to affect 5% or around 5,000-6,000 of the 100,000 graves at the cemetery.

The project, led by Dr Hui Yew-Foong from th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will involve taking photographs of and copying of inscriptions from the soon-to-be exhumed graves. The estimated time-frame for this phase of the project is from late November 2011 to March 2012. Besides the documentation of graves, the project will also document the history, memories and rituals associated with the cemetery.

Those interested can sign up at:
http://snipurl.com/bukitbrown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email: kopisua@gmail.com

Please do help to spread the word!

Thank you very much,
Bukit Brown Documentation Project Working Committee
27 Oct 2011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中国

刘家明整理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中国 – 就一个“乱”字。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黎元洪被推选为鄂军都督。其他各省也相续 宣告独立，推选都督，为日后中国的军阀大混战的起因。各军阀根据各自的利益、政治倾向、时势与党派，合纵连衡；再加上外国势力的影响，日军的入侵，抗日与内战，一直要到1949年才算达到全国停战的一个里程碑。

主要军阀分布图

以下将以“纪年”方式，略述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中国。但有一些事件的发生早在先生逝世以前就已埋下伏笔，所以也提一提。

1919年，“五四”运动后， 许多社团成立。9月16日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社员有周恩来、邓颖超等。很多社员然来都加入了共产党或共青团。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与其他两人组成三人中央局。

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毛泽东、瞿秋白等10人当选执行委员及候补委员。国共合作反帝反封建。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

1925年6月15日：大元帅府改名为“国民政府”，建国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国民军再分辖第一到第八军。

1925年8月20日：孙先生最忠实的战友廖仲恺被暗杀。蒋介石逮捕胡汉民。国民党政府人事调整。

1926年1月11日：张作霖宣布山东三省独立。

1926年3月20日：发生“中山舰事件”，以此开始，蒋介石开始削弱共产党势力。国共开始分裂。革命军开始北伐。

1927年4月12日：《四一二事变》，北伐军胜利开入上海，青洪帮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蒋介石开始反革命运动。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以南京为首都，与武汉政府合拼，建立国民政府。

1927年7月15日：《七一五政变》，汪精卫集团武汉叛变革命。（*）

1928年5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正式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简称“红军”。

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日本军炸死张作霖。7月1日张学良宣布停止与南京作战；12月29日，改旗易帜与国民政府合作。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中共邓小平等人在广西右江百色县起义，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

1930年5月到11月： 《中原大战》：蒋介石与中原各军阀开战，基本上取得胜利，统一了国民党各军事集团；全力对付共产党。

1930年10月，1931年4月，1931年7月，蒋介石3次发重兵 “围剿”红军，不成功。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件》，日本进攻东三省。

1933年2月到3月：蒋介石第四次剿共，被周恩来和朱德等击败。

1933年10月：蒋介石第五次剿共成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展开长征。各省各路红军也跟着离开革命根据地，最后于1936年10月会师，结束长征。最远行程达两万五千里，是谓“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张学良扣留蒋介石于西安，蒋介石被迫“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
1937年7月7日：《七七卢沟桥事变》， 中日抗战开始。

1941年1月4日：国民党突击红军抗日部队新四军，5000多名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这事变震惊中外，史称《皖南事变》。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国共于10月10日签订了《双十协定》

1947年3月：国民党集中23万兵力进攻共产党根据地延安。此后再有1948年3月的“辽沈战役”，“ 淮海战役”， “平津战役”等。红军节节获胜。

1949年4月21日：红军强行“大度河”，度过长江；解放南京，上海，汉口，武昌各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4月开始：国民政府撤离南京，迁往广州，再迁重庆，后迁成都。蒋介石于12月10日飞往台北。1950年3月27日，全部剩余国民军飞运台北。 国共战争终告落幕。

1951年12月：红军开入西藏，中国完成统一。

（*）：汪精卫（汪兆銘）- （请参阅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AA%E7%B2%BE%E5%8D%AB ）